桐

维特根斯坦

148248908@qq.com(桐) — Mon, 23 Jul 2007 02:58:29 GMT

　　Tell them I' ve had a wonderful life!

初识哈贝马斯

148248908@qq.com(桐) — Sat, 08 Apr 2006 05:19:01 GMT

桐：此为寒假所撰《冲突与共存》一文的第三部分。一个自己僵死了，“此在”沉沦……

哈贝马斯在一次访谈中明确指出：“我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就是说，不同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12]可以说，哈氏对自己的理论寄予了救赎角色的期待，但其过于理想化的论述也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乌托邦”。笔者认为，在有关文明的本质思考上，哈氏有着领先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的地方。文明之间，倡导符合三大有效性的对话是哈氏坚持的。谈论文明这样的集体伦理，有些问题我们终究是回避不掉的。
⑴文明是平等的吗？考察世界文明史，大致可以以1500年为界，之前各个孤立的文明在不为他人所知地发展，之后文明步入了宏观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文明间“交往互动”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代，几乎所有文明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但我们也要看到不同的文明间在物质技术水平、精神探索等方面差距是巨大的。那么这种差距——如果现行的“进步”概念有一个普遍的认同的话——是否就意味着文明间在权利上的不平等。举例个极端的例子说，有个尚在茹毛饮血时代的非洲小国A，经济落后且民智未开，那么在联合国大会是否享有投票权呢？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哈贝马斯先生多半会说：A国的投票权利应该尊重，尽管我们可以忽略其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在提倡文明间通过一定程序平等对话的哈氏来说，对话的主体必须是平等的。在《从感觉印象到象征表现》一书中他写道：“每一种在其生活史中形成了自我同一性的种族、信仰和文化传统，都享有要求平等尊重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它过去的成就、与它在当今世界的状况和地位并无关系。”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当今各异的发展程度来给文明分三六九等。哈贝马斯会捍卫每一个文明主体的权利，在他眼中，文明有一个先在的平等前提，这是文明间平等对话的第一步。
但是，没有承担和自立的捍卫最终会形同虚设。一个文明主体如果长期游离在“进步”的主流之外，那么不用说我们付出代价的捍卫会岌岌可危，其本身也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哈贝马斯还指出了文明在当今生存的一般法则：“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现代世界，一种墨守传统、静止不变的生活方式将难以维持。一种文化只有在自我批评的和自我反思中汲取发展的动力。，向别的文明开放并学习其长处，而不是与其隔绝，才能生存下去。”[13]。这其实是在理性的交往行为中，一种文化的延续方式。
⑵我们何以对“他者”关切？当平等实现时，并不意味我们对别的文明脱离了关系，或者主观上失去了关切。对话起于关切，而关切是自然的，我们总不至于在思想上被剥夺这种自由，问题在于我们很多时候对于“他者”的关切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实用与利益的。据说一美国教授在某大学演讲时问学生听众：如果我今天是带着炸弹和刽子手来破坏你们的家园，屠杀你们的亲人，你们的感受是什么？答案不外乎义愤填膺之类。教授又问那么是来屠杀其他人呢？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呢？愤怒随着受害着的变远而渐息。所以“我们”和“他们”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是永远无法逾越的。当我们对“他们”关切时，“我们”必然已受牵连。最一般的情况，剥离了直接的利益，对落后或者违背人类基本价值的“他者”，干涉是必须的吗？比如还是在A国，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他国有干预的合法性吗？如果我们真的全然排除利益的因素（至今，西方发达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件中利益的背景太明显了，以至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在捍卫人类的基本价值）之后，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宽容。
每种文明，即使在开放的环境中，也几乎都有一种把自己的文化观念当作普世的这样一种倾向。而当这些观念对立时，普世的定义权就发生了争执，“文明的冲突”就有了口实。笔者理解的文明间的宽容，就是在这种抽去利益关系后如何保持对他人价值观的克制与体谅。然而，如同人际间的交往一样，宽容包裹下会有许多虚假：“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歧视性宽容，“惹不起躲得起”的默许或者精神胜利法，“事不关己多—礼多人不怪”的八面玲珑，等等。宽容，也未能幸免相对主义的侵袭，这样的宽容并不是交往理性的题中应有之意。哈贝马斯给出的是一种强势并且基于正义的宽容：“宽容同时意味着划清界限，没有一种接受不包含着排斥。一旦这种划线转化为集权的强制，即变成一种单方面的采取的手段，那么宽容便难以逃脱随心所欲的排斥的负面特征。”[14]文明之间的宽容，并非没有原则。纵使相对主义的盛行让我们沮丧，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人们是还能分辨善恶，知晓冷暖的。也就是说，我们也许在很多问题上不在有权威的理由，我们始终还坚持着什么。
⑶知识、权力之于话语？有了平等，也有了理性宽容的重新释意义，似乎已经有了理想的开话语的空间。但且慢，哈贝马斯主张的建立在“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大有效性基础上的话语，在现实中却仿佛悖论一般。历史告诉我们，“公众话语”有时就是丑恶的合法化过程。公众话语可以让民主产生法西斯，一群以色列士兵可以投票决定去****一个阿拉伯少女……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人们集聚在一起时，物理力量的确可以变得强大，然而道德、智力却总会以人群里的最低水平为标准。即使在平等的话语中，对话语者权力身份、听者的理性、社会道德观的发展程度和现实这样那样的需要，使话语中充满了迷信与盲从。在“强大”与“正确”之间划上等号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劣质倾向，文明间的对话，如果陷入这个桎梏，那么“话语伦理”就真的成了乌托邦。
遗憾的是，我们对哈氏的解读纵使排除了乌托邦的同情，也会因为已经经历的现实而疑惑重重。对于信念的冲突需要人们基于理性的许多相互体谅，那么交往主体的理性是否可以等量齐观？理想的话语环境要排除权力，然而这种环境的程序化又离不开权力，权力的比重和规范又在哪里？建立在理想人性基础上的有效性要求如何面对利益的挑战？初识哈贝马斯是令人激动的，然而我们最后遇到的似乎只是几乎只能用人性的限度来搪塞的困境了。
哈贝马斯说：乌托邦的力量在于批判和去希望。通过话语和论辩去发现共识，让真理掌握“我们”，文明间的共存也许就有了希望。乌托邦也会变成现实。之余文明之间，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认为“应该的”是否就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却可以知道哪些是我们“不应该的”和可以避免的，历史进步逻辑的弱命题就在于此。

如果忘却可以纪念

148248908@qq.com(桐) — Wed, 15 Mar 2006 15:09:38 GMT

如果忘却可以纪念——谨以以下的字行纪念最近的过去

这是一篇压抑已久却依旧凌乱的文字。3月12号，周日的夜晚在迷乱焦躁和痛苦中度过。寒冷，上海仿佛再一次入冬了。凌厉的风一遍遍在脸上刮刻着，行人都用大衣裹紧了自己的身体，只留出小小眼睛的视线，在黑夜里乱盯。昏暗的灯光下，闵行校园里的路，已经不仅仅是文化荒漠的恐惧，而是很荒诞，看得让我疲惫。想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向死而生的存在”，一种想表达的忧伤，想哭泣的冲动。21年的生命，最需要的居然还是最好带点冷酷无情味道的坚强。好了，避免莫名其妙吧。

Bid my farewell：再见，不是“说出”而是“事实”。真的很无奈，也不想让自己后悔，然而……我已经犯了许多美丽的错误，以往好在每次都没有撒下怨恨。但就想每次这种惆怅一样，她宣告了一种破坏意义上的结束。我早可以知晓，我们见到第一面时就告别了（在那种可能的意义上），It’s ended before it had ever begun。但我未曾想她会想让我们朝那个方向走，执着炽烈而绵长，令人感动。但是旁观者的感动有什么用？它和所希冀的可能是分离的问题。

乱与疲惫：的确，现代人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是越来越远了，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质疑他老人家（当然问题不在一个层面）。我预感人还会越来越累的，而解脱的办法只有让自己麻木（因为还没有那么多流浪诗人会考虑去死，何况求死的意志在一个爱者看来也很卑贱），最后只能让生活就蜕变为自己的“精神鸦片”。
开学伊始就很累，连续几个晚上失眠。有部分原因是还没有从寒假陷入的思索中走出，更多的是学校里衰败的教育给我的巨大焦虑（姑且不要提这个，否则理智就又要缺席了）。人的确容易在小事中走远，或者顺应一种惯性而忽略了所有可能的改变，所以我们会在与“自己”的对话中“失语”。我也许无法和那样的人成为朋友，或许用些轻描淡写的字眼——没有城府与涵养就可以解释。但无法和自己成为朋友已经不是可以用“遗憾”这样的词语来哀叹了。臣服于惯性与衰败大学给你造就的“铁笼”，我们便难有希望。海德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因为“此在”沉沦了。是啊，我们极少能够回到自己，学校里的惯性是可怕的，我想我挣扎着在写这篇文字也是在和这种惯性斗争，找回那个Dasein。
过了周三总算可以松口气，但离高口考试也只有3天了，还真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我且当去经历一番。

林中路：“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条路各行其是，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一条路和另一条一样。然而只不过看来如此而已。伐木人和管林人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走在林中路上。”
我因为希望自己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一条真理的路。我说过，真理少有喝彩的时代只有自己坚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才能显示真理的价值与本质。
生活是否已经被“殖民化”了呢？对于“成功”——物质、地位、名誉等的在意和迫不得已的追求会过滤掉许多我们作为“人”本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于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弹冠相庆还是潸然泪下呢？

邂逅：张爱玲有一段流溢与笔端的华彩“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机米说：人生中充满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时候。注定相遇的人们会有一个温暖的结局。周日晚上几乎就是站着把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看完。走着走着，想着想着我就笑了起来，欣慰似乎在反击沮丧。我和她，是否是注定要相遇的呢？因为已经相遇了，答案就不好找了，找到了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咯。我们能做的，只是在相遇后去验证几米的后一个命题：）

桐的一天

148248908@qq.com(桐) — Mon, 13 Mar 2006 15:49:38 GMT

大概是海德格尔在讲亚里士多德时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
这样记录一生，是充满苦涩的哲学幽默的。现在，我用类似的方式记录一天。生活中，不总是需要你去深刻，也不总是有深刻。简单也许是对诸如意义，充实之类难题的最好回答。
早晨起来，1、2 节没课，完成了最简单的早餐后就在蜗居上网、听英语、读文章、喝茶，尽管很短暂的个把小时，却很久没有这样的惬意了。
英语课上很尴尬——作业交不出。之前打足勇气的理由还是没能挡住“反省自己”的责问。
和人公炫耀中午不用开会，在到达食堂打开手机后惊异地发现：中午团委例会。
体育课，太极拳。象不象样还暂时不好置评。
课后回来，做听力，高口的听力对不熟练的来说是破坏心情的最好方式：听不懂也记不下，你就抓狂啵。
洗澡，去听嘉映先生海德格尔的课，我也希望她能多收获些知识——更重要的是思考的方式——我们的生活乃至命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此。今天讲尼采，一度在大学生中读点尼采的书象今天有个播客，欣赏超女一样的时尚。嘉映先生很哲学，在他系里的学生看来，他是哲学的等价名词咯。然而我的体察是，嘉映先生的功力在哲学之外的。
9点，开会。之前自习教室做了一段听力，接“上司”lgl的电话说不来了，只好我抓大了。
回到寝室，查邮件打点文字，人公来“幸福地劫掠”，有回到笔记本前回忆。迎接新的一天……桐，昨天你给自己发了短信，和自己要做好朋友：）

时代哲学青年（二）

148248908@qq.com(桐) — Tue, 14 Feb 2006 02:45:28 GMT

困惑：哲学的式微

美国学者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在《世界文明史》中指出：“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这是对三种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在源头上的性质描述，对我们理解人类思想史提供了启示。宏观地说，上述三种哲学分别从关乎物，关乎神，关乎人出发，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三大原精神作了不同侧面的考量。西方哲学考量人的实践理性，来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惊异（wonder）所采取的务实态度（古希腊的哲学家大都是自然哲学家），是人类求知和科学精神的源泉；印度哲学考量人的神秘的意志力量，源起于人对自然现象的超自然想象并采取与神沟通的态度，最终导向信仰而克己；中国哲学考量人的伦理道德，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家族结构宗法制度中形成的高度人生责任感，体现的是仁爱的情感力量。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三个地区思想的隔离闭合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三种精神的交织或合流，如在欧洲哲学曾成为神学的婢女，在中国11、12世纪也有过科学精神的蓬勃和科技的颠峰，但是都没能完成对主流的替代。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人类的最完美状态当然是这三种精神品质的高度融合，理性、自律、博爱相辅相成，彼此互补构成一个人性化的精神境界。然而，人类童年时期就是那么弱小和无力，人类成长史的发展又是那么变幻和吊诡，当人类历史已经由民族史、地区史发展成一部人类史、全球史，人类的三种原精神之间却发生了残酷的彼此替代和排挤。而时至今日，更是渐行渐远，乃至分道扬镳。哲学的衰落，由此而起。
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处理三对关系：对人，对己，对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在其幼年时期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但人们对于“人”的发现，却始终是处于第二位的——无论对于自我还是对他人。这是因为较之与“人“的问题，来自自然的压迫带给我们的祖先更多的恐惧与不安。为了在这个险恶的环境里安生立命，他们更迫切地需要研究自然，发现自然，解决和生存相关的问题。在这些活动中希腊人的哲学产生了。当泰勒斯说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当亚里士多德在“为知识而知识”时，巴尔干半岛——从地图上看像一只伸向地中海的瘦骨嶙峋的手——及其周边地区，便抓住了西方文明的源头，也宿命地为后来整个西方赢得了上帝对于理性求知精神的眷顾。此后，尽管经历了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近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但西方人也籍此摧毁了愚昧而盲目的信仰。到了近代16、17世纪，从笛卡儿开始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演变发展终于迎来了理性主义的时代，在那个时空的坐标上，我们看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笛卡儿、培根、洛克、孟德斯鸠、牛顿，群星璀璨，彪炳青史。人类的奋斗终于找到了实践理性的两大工具——科学和民主，它们分别是应对自然和社会的理性工具。在这些方面，仅仅具有信仰和伦理纲常传统的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是无法与之比肩的。所以有人说这两个文明古国在近代遭受的不幸是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我觉得更是一种哲学上精神文化传统的差异所致。
西方人在近代发明了全新的自然科学技术，发动了工业革命，创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建立了以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的社会制度，他们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把人类历史推进到“扩张的时代”。这都得力于他们充满了逻辑力量的哲学传统。于是“西学”也一时成为“显学”，传诸四海，走向各地。比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自由、民主贯之以“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颇具绅士味道的称号，可见人们对其敬慕之深。由于不管在“器”还是在“道”的层面，西方文化似乎明显高出一筹，因而它也在今日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强势文化。一些持欧洲中心主义的学者视之为必然，而且进一步据此把西方人的历史说成全人类的历史，把西方的精神文化说成全人类的精神文化，宣称“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观点在缺乏文化警惕、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一些国家和一些民族是有市场的，他们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却不知是在邯郸学步。
我们始终要看到，理性精神并不是人性精神的全部。凭借着物质上的强势和对人们一些感官的满足，西方文化席卷东方的时候，理性残酷地排挤出了信仰和仁爱，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这种对东方智慧的暂时胜利是作茧自缚，自取灭亡。冷眼看世界，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过胜并导致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的时代。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越来越失去其灵性：信仰的缺失使人们拜倒在权力、金钱、名誉等物欲之下，仁爱的匮乏使人与人之间更加疏离、冷漠，人对于个体生命则始终充满存在主义焦虑，不知其意义所在。人自身似乎也只是那个极端“理性”自我的工具和机器。来自西方，以理性为核心论调的知识论哲学始终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是：现代视野中“人”究竟如何定位，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按照现行的人类走向“进步”的路究竟会把人类自己带向何方？遗憾的是，当下盛行的哲学思想武库太为贫乏，单独的理性对此无能为力。这是哲学的堕落，也是人类的悲哀。时代在呼唤一种更加以人为本，充满人性关怀的哲学。

从温总理和林教授的两句话说开去

148248908@qq.com(桐) — Sat, 28 Jan 2006 06:44:03 GMT

从温总理和林教授的两句话说开去
by桐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全场为之动容。
2005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通俗而深刻。
一位是政府首脑，掌握着国家最高行政资源；一位是北大教授，中国经济发展智囊团的核心成员，在中国制定“十一五”计划的2005年，他们的目光聚焦到了一起：穷人——在中国经济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发展进程中因水涨船高而似乎越来越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

贫富差距的现状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城镇、农村、城乡、行业、地区几个方面来分析。以国家统计局最新提供的200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2003年城镇居民内部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2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更明确地说是农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林等一些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的行业与能源等垄断性行业和金融保险等高收入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倍左右，而国际上通常以2倍为正常数值；地区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以今年6月统计数据为例，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在国际上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这与运用基尼系数排序结果基本相似。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城乡收入比率可能达到了6：1,远比目前的数据测算严重得多。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对策呢？我再忧国忧民，盘算的不是纸上谈兵也是经济学家们早以想过的东西，不妨继续从理论到理论，从思想上的一些桎梏入手，因为思想上没弄明白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体制束缚。
效率乎？公平乎？
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关乎社会分配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着手缩小收入差距的理论前提。学界对此的争端早以有之，于今为烈。经济史家库兹涅茨总结了1955年之前的工业化模式，指出在工业化早期和中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将迅速上升，到了工业化后期，不平等程度才会回到自耕农时代。也就是发展经济的模式只能是先牺牲公平换效率，再期待效率唤回公平，这两者必然取此舍彼，这是站不住脚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来分析，它是一种“效率型经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效率自然成为其生命线，无可厚非。而从我国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来看，它追求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要在千千万万个微观主体高效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以上分析可见公平和效率有联系（其实并不矛盾）但分析层面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对其考量角度也应当不同。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起作用的范围不同。
因研究贫困而作为亚洲人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企业是受利润驱动的，而政府理应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市场经济方面，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奠定物质基础；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方面，遵循“公平优先”原则，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增长健康发展。前者属于市场活动范围，后者属于政府作用范围。在这里，效率与公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或相互排斥的，它们在不同的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或互为补充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初次分配一定要让市场来完成，要讲“效率”，至于二次，三次分配就应当有政府参与，考虑“公平”。划清了这个界限，以往那种企图全然对立或者粘合二者的观点可休已。
我们所该做的
从中国当前实践来说，在微观层次，尽管也存在少数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内收入差距偏大的问题，但多数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并不很大，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上突出的是“效率低下”（富的还远不够富）。但是，在宏观(也就是社会)层次，则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穷的还是太穷）。所以诚如林教授指出，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的还在于我国总体的收入水平低。他以大家常引用的一个数字，银行里城乡居民储蓄的80%是20%的人拥有为例来分析，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12.6万亿的80%是10.1万亿，2004年人口总数13亿人的20%是2.6亿人，这样算来我国所谓的富人在银行里的储蓄平均起来每人也只不过是4万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不到5000美元，和发达国家的富人比较起来只能说是中产阶层。所以，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真正该做的还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同时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则可以出台一些扶困措施。如对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等“救命钱”，而基于占越来越大比重的农民外出务工，农民现金收入主要依靠务工所得的现实状况，执行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政策。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代表，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他们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在收入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同时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不远了。
期待有一天中国的总理和大学教授们开始考虑的是“富人的经济学”了。
（本文参考了茅于轼，林毅夫，胡鞍钢，张立群，常修泽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及《经济参考报》上曹滢 2005 年8月19日的文章）
2005-12-9

时代哲学青年（一）

148248908@qq.com(桐) — Sat, 28 Jan 2006 06:41:36 GMT

时代·哲学·青年
by 桐
写在前面：这是个真理少有喝彩的时代。我们坚持真理，然而只有通过坚定地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来显示这一点。

这是一个哲学式微的时代。曾经作为人类精神家园里一株奇葩的哲学，如今却随着这个家园本身的荒芜而红衰翠减。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对于哲学的认识在异化，对于哲学的功用在扭曲，以致出现了诸如官场哲学、用人哲学、成名哲学等“伪”哲学，纯粹的本真的哲学已被人遗忘。然而硝烟、杀戮、冲突、仇恨，贫困、饥饿、疾病在这个世界上都上演现在进行时,人心越来越险恶，随着人类自身前行的脚步，疑虑在凝聚，困惑在弥漫。我们迫切需要对于如下一些问题的回答：人类一直热衷推动的技术进步与物质丰富究竟会把人类自身引向何处？为什么当我们会为了得到某些东西而如此冷酷无情、残忍凶狠地对待自己的同类？为什么在这个标榜不断向“幸福”靠近的社会里我们愈发焦虑、孤独、恐惧、冷漠？人性到底是否会进步？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是否要为适应这个时代需要而不断修改乃至颠覆重写？
这些问题有人时刻在冥思，有人恐怕一辈子不会，更多的人是在一些场合，一些时刻意识到。这些问题太深邃，太终极，对人正常的生活构成太大威胁，对于这些问题答案的探询漫长而又充满痛苦，以至它或者只是象牙塔里一部分人的工作，或者让人更愿意选择在痛苦中沉沦，对这些问题，在这个工具理性过盛的时代，拒绝思考的诱惑是巨大的。个人停止对其生命意义的探索，人类停止对其共同命运的思考都是极端可怕的，这意味着人类理论思维水平的停滞，这是对人作为一种“存在（being）”的毁灭，它杀死了一个“自我”，并且让另一个“自我”变成了行尸走肉。我一直认为，哲学应当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思想的常态，一种人们思考的利器。只有每个人对哲学有一种充满觉解的实践，人们个体，以至群体的命运才会改变。年青的人们应当有所贡献。

现代社会的双轨价值追求

148248908@qq.com(桐) — Sat, 28 Jan 2006 06:32:34 GMT

现代社会的双轨价值追求
——浅谈经济与法的精神
by 桐
经济与法是一个传统而常新的话题。但是在这个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体化为主流发展进行态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也一词无论在什么场合，以什么面目出现，似乎都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家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使生产、交换、分配以及贯穿经济这个概念始终的效率观念深入人心。于是艺术家、作家进行的不在是有利世道人心的教化，而是带功利的生产活动；因为精神、情感有交换价值，友谊、爱情也可以待价而沽；权力、机会的分配也是经济活动，腐败贪污变得更加堂而皇之；甚至法的基本精神——公平、正义也成了效率的代名词。泛经济主义思潮扭曲了法的价值，认为法是经济的附庸。也有人认为，现在呼声很高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文盲半文盲一大批，这种情况下无法实行法治，只有先把经济搞上去，法治才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这又将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对立了起来。笔者认为在一个民主法制健全，和谐、文明的社会不仅需要经济中法的精神的解放，更要使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互为支持，使它们成为支撑现代社会发展的双轨价值追求。
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活动。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和价值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思维方式，效率就是对这种思维的抽象。当然我们在经济学教材中也可以看到信用、公平、福利经济学、社会保障等充满人性化意味的字符，然而这些词都是在经济学视野中的概念。我们从随后的注释中就可以看出：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的软性竞争力；社会有失公平，两极分化，福利保障不完善会导致消费的低迷，最终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在经济活动中，这些概念都是效率导向的。与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同，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所必须的公平与正义，它的着眼点纯粹在于信用、公平、正义本身。因而对所维护的价值是不能仅仅用生产力标准，效率优先原则衡量的，这也就是什么我们身边常有“一元钱”官司、“一口气”起诉的事实。这里，效用利益无法解释，也无法替代法对其价值的追求。
然而，效率和公平两者本身都存在着无法单独使社会和谐运转的缺陷。效率的追求没有涉及人内在的理性约束，因而为追求效率和利益，可以铤而走险，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出而反而。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个体，公平正义离开了现实生活和内容利益关系也会变成乌托邦，另外不考虑社会成本的法律滥用也会造成司法资源不堪重负。因此，一个和谐社会的经济活动需要本着公平、正义等法的理念，而法律活动需要注入效率、利益的思维方式。
现今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二元价值的经济体。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间的交换呼唤契约精神，市场主体动力的提供需要利益前提；竞争性的经济需要讲求效率优先，减少成本摩擦必然要建立诚信正义。因此和其他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需要诚信正义，法治精神和完备的法律体系支持。如此，市场经济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

现代性及其困境

148248908@qq.com(桐) — Thu, 26 Jan 2006 08:55:37 GMT

什么是现代性问题？其关键的困境何在？
桐

据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5世纪就出现了，当时旨在将刚刚确立地位的基督教同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很显然，这个所谓的“现代”在我们看来也古老的令人发笑。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现代”，因而我认为“现代”一词本身有很强的时间意义上的普遍适用性，仅仅从一种和过去的差异或者时间的角度来讨论是不够的。“现代”要成为“现代性问题”必然是和古代（或者前现代）一种剧烈的，根本意义上的断裂。即便如此，现代性也很难说是一个“概念”，我更倾向与接受是各种叙事类型。现代性，只能被描述（尽管可能永远描述不完），只能意味着其自身的多种情景。
这些情景的基调是，用韦伯的术语，是“祛魅”（disenchantment），就是用理性把神圣的，终极的价值从从各个领域中逼退，转向世俗化，解秘化。不同领域中的变化情景可以分述为：宗教上的“因信称义”结束了西方统一的信仰；人类认识自己上文艺复兴驱逐了神性，发现了丰满而完整的人性；哲学上笛卡儿区分了主体和客体，身体和心灵；现代科学打倒了经院神学的知识权威；政制上马基亚维利用世俗的权术使德性的理想国让位，及后来霍布斯、洛克等人对现代国家理念的推进；经济上新教伦理推导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孕育了强盛的工业主义；人类群体划分上民族国家的形成；生活上短暂的、瞬间的、过渡的（波德莱尔语）取代了血缘的、恒久的、封闭的传统乡村生活，等等。这些变化的推动力是交织的，它们来自这样一些标志性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德国古典哲学，三十年战争（哈贝马斯的观点），近代科学的诞生等等。
现代性动荡的危机或者困境在于：现代性诸神之争自身带来的反现代性——各种价值同样神圣，同样终极，相互悖论且永远无法调和（伯林）。我认为这给现代性的解决预设了可能的替代方案，尤其当统治的价值自身发生了危机和与人性的冲突时。比如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历史决不是向着光明和幸福的一次胜利进军，相反是弥漫着根本性的衰落。现代社会以理性的方式推动物质上的进步，但物质反过来非理性的控制人，异化人，即韦伯指出的技术系统的现代性与人的解放现代性的矛盾，是反现代性的基本依据。于是现代性在政治、文化上共产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中，在更深沉的哲学上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的批判下，似乎只能以扬弃的姿态延续生存了。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相当困难的题目，下笔前颇感踯躅。因贫乏而无法言简意赅，望看官见谅）
参考的书籍或文献：
<<步入现代性>> 汪民安
<<西方哲学史>>G·希尔贝克 N ·伊耶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 曹卫东

2006

作为未来的过去（一）

148248908@qq.com(桐) — Thu, 26 Jan 2006 08:52:57 GMT

作为未来的过去（一）
思考未来的第一步在于一种全新的眼光。那是圣诞，周日的下午，为自己有时间可以挥霍而狂喜。于是，把迟到的祝福送走后，心又开始汪洋恣肆。思，接续了周三的那个晚上：白天可以悠闲散漫，晚上可以进行最美丽的阅读。然后经历了思的狂欢后心情舒畅地说：the fun of life is achieved this way!我不知道是否是大学的最佳，只能说，这样的时候很少。否则我也不会为我们的精神与生存状态充满忧心。那天晚上看了电影《American history X》，有点血腥暴力又为之扼腕叹息的电影。影片在时间上安排错杂（当然和《神话》相比还是很清楚）一位极端仇视黑人移民的白人在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2名企图毁坏他汽车的黑人后锒铛入狱。而他的弟弟却是他狂热的崇拜者。在模仿希特勒《我的奋斗》写作一文后，他的老师——一个黑人校长，对他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于是单独给他开了一门名为《American history X》的课，叫他一晚上写一篇关于他哥哥的作文，而实际上他已经加入了他哥哥当年参加的激进组织。适逢哥哥出狱，通过回忆自己极端的种族主义给家人的伤害，通过和激进组织的正面冲突，一切仿佛开始缓和，弟弟打算退出，和哥哥妹妹，家人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就在他去想校长上交作业的早上，他被一个黑人悲惨地枪杀在校园的厕所——自省，忏悔，反思，矛盾，缓和，随着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而变得徒劳。影片最后，是他作业里的语句：hatred is package……
到底是用暴力去打击暴力还是容忍忏悔更有效？首先似乎要基于人性，电影最令人窒息的一点是：当你试着悔过改正，他人是否会理解，世界是否给你机会，这一切原本可以不这样。人与人之间，距离永远是那么大……不知是哪个哲人说：自我和他人永远存在鸿沟。也许由此，我们会找到一条理解后现代主义者提倡引入“包容他者”的思路。在看遍了挣扎之后，我们似乎还当为人与人见的沟通与宽容保留乐观与希望。
我用一种更好奇的目光看人，看我和你们彼此相关的存在。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