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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字）。
再如飞鸟的“鸟”字，庆元话语音近似“吊”，就是古音。这和《广韵》（宋陈彭年等撰）《集韵》（宋丁度等撰）《韵会》（元初熊忠撰）等书中“都了切”和“丁了切”的注音是相一致的。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都知道，经常出现在梁山好汉之口的“鸟人”“鸟汉”“鸟事”“鸟男女”之类粗俗语词，念的就统统都应该是这个音。1998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播出连续剧《水浒传》，剧中人物却无一例外地全都念成了“niao”。不知道是编导们粗心还是别有其他原因，结果闹出个“白字连片（篇）”的大笑话——就跟过去有人将《水浒传》念成了《水许传》那样。
我想：如果当初让“张口即古音”的庆元人去当导演，去演梁山好汉，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贻笑大方的。
成书于汉代的《说文解字》（许慎撰）是我国最早的字书，该书对“鸟”字虽未作注音，但对另一个字“瞗”（庆元话称斗鸡眼为“斜瞗”）却标注得明白无误：“瞗：目熟视也。从目，鸟声。读若雕。”这个字的注音，无疑是“鸟”字古音念“diao”的最有力的证据。
庆元方言中不但中古音多，保留的上古音也不少。
像“田螺”的“螺”字，庆元话念作“来”，完全符合汉字“形声字”（“虫”形“累”声）的结构特点，可知是纯粹的上古音。
还有“明”字，庆元话称“明天”为“明将日”，“明”念作“芒”，这同样可从先秦的典籍中找到根据。先看看《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有这样的诗句：“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小雅鸡鸣》也有这样的诗句：“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日出之光”……。再看屈原的《楚辞》：“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见《九歌东君》）
以上这些流传千古的美丽诗篇，其中所有的“明”字，全都应该读作“芒”。如果按照现代的语音读作“名”，就统统变成“不押韵”了。
“活化石”这一称号，确确实实只有庆元方言才能当之无愧。

二文化底蕴源远流长
庆元方言有很多闪光点，受时间限制，只能选择几件简单讲一讲。
▲语词简单而又精炼
汉语在古代曾经是单音节词占优势的语言，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发展成为双音节、多音节词占优势的语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很多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汇，庆元话中大都用单音节的词来取代。
举例来说，像“燕子”“茄子”“桌子”“窗子”“鞋子”“袜子”，这些带“子”的普通话语词，在庆元话中，就都不再带“子”，只需说“燕”“茄”“桌”“窗”“鞋”“袜”就够了。
再如：普通话的“儿子”，庆元话叫“儿”（音niě）；普通话“女儿”，庆元话叫“囡”（音nan ）；普通话“房屋”，庆元话叫“阙”；普通话“小孩儿”，庆元话叫“囝”（音近“仙”），也都仅用一个音。
以上这些庆元话语词，虽然都是单音节词，所表达的意思同样形象、准确，丝毫不会比双音节、多音节的普通话语词显得逊色。
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总是由简到繁的，越古老的语词往往越简单。简洁扼要而仍不失其精彩，此之谓精炼。试看古今语言大师们所写的文章，不就都是这样的吗？
从上述这些丰富而又简练的单音节词汇中，庆元方言来源十分古老这一特点，又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还有，如果你是个细心人，平时只要稍加留意，就经常可以从街头巷尾人们的交谈中听到许多诸如“……之故”“不忍”“无良”“多谢”“弗在乎”“无怪乎”“不堪言”“犹则可”“苦无当”“心不在焉”“贪得无厌”“死而无变”“不能之够”“有你何多无你何少”之类的文言文语词。而这些文言文语词又往往出自于识字不多甚至一字不识的农妇村夫之口。这种现象，曾经让许多外来的客人们为之惊奇不已：为什么庆元人都能出口成章，一开口就是文言？足见庆元方言中传统文化底蕴之深。
▲俗语和歇后语、谜语水平很高
庆元方言拥有大量地方色彩浓郁的俗语成语和谜语，十分幽默而且风趣生动，试举几例：
“寅咥卯粮”形容入不敷出，“等羹浇饭”形容需求迫切，“面皮厕桶板”形容厚颜无耻，“眸眵（眼泪）流成溪”形容极度悲痛，“烂田扳舂臼”形容越陷越深，“丐命相公体”形容落魄失意而又放不下架子，“金刚无蔸朊（生殖器）”形容一无所有，“千年碓臼米”形容难得一回，“雨伞攞着络”形容适得其所， “一铳抐百鸟”形容打击面太宽，“有力无丧扛”形容就业难（以上为五音节词）。
“鼻头污（即鼻屎，庆元方言称粪便为污）炖糟咥”形容吝啬、寒酸到极点，“弗到肫弗到肚”形容食物分量少不够吃，“花猪莫笑乌猪”形容彼此一样，“一只鸭搁海里”形容孤立无援，“一箩虾都是头”形容单位领导太多，工作难做。
“猫抄（庆元方言推倒）饭甑犬享福”形容白忙一场，让别人坐收渔利，“佛咥馒头钟受锤”形容代人受过，“做神弗灵做鬼灵”形容干坏事特别在行，“移住拉了土地公”形容把不该忘的事情忘了，“山头傀儡山头抽”形容低水平见不得大场面，“一蓬番薯一个窟”形容再无余地，“雨伞换衣弗换骨”形容本性难改。
“小鬼朆见过大馒头”形容少见多怪，“嘴讲白弗吓牙齿笑”形容大言不惭，“一粒豆驮弗得磨起”形容独力难支，“红漆桌下得把头落”形容搞破坏心特狠。
还有谜语，同样相当精彩，如：
一间阙，狭妄狭，躲得落五粒。（鞋子）
头上一个鎝，腹桶开百坼，随便喊喊一桌客。（鸡砦）
朘生疥，裤吊，裤摸傹朘便翘。（杆秤）
一字生得恶，四面八个角。（井字）
一字四十八个头，颜回问孔子，孔子直摇头。（井字）
以上这些俗语成语谜语，很多是人民群众按照成语构成的规律而创造出来的，是他们长期生产实践和生活积累的再创造，充分体现出了庆元人民的聪明和才智。
▲形容词程度表示方法堪称一绝
普通话表示形容词的程度，一般是在形容词前加“很”“极”“非常”等几个修饰语，数量有限，变化通常比较少。
庆元话则别树一帜，表现得特别出神入化，丰富多彩。比如“很硬”称“铁硬”，“很软”称“鞭软”，“很重”称“砧重”，“很轻”称“屁轻”，“很紧”称“鼓紧”，“很稳定”称“宅稳”，“很大”称“天大”，“很圆”称“滚囵”，“很湿”称“粥湿”，“很浑浊”称“泔浑”，“很厚”称“盒厚”，“很薄”称“绡薄”，“很嫩”称“胨嫩”，“很黑”称“墨乌”，“很苦”称“药苦”，“很穷”称“丐穷”，“很滑”称“鳅滑”“鳗滑”，“很酸”称“桔酸”“醋酸”等等。
这种表现手法，显然要比用“很”“极”“非常”来表达，更加巧妙和高明得多。
其实，从古汉语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用名词作状语”的词类活用现象。这种词类活用的现象，在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中虽然也有，但为数不多，在庆元方言中，却随处可见。就其拥有数量之多，覆盖范围之广，使用频率之高以及表意状物之形象生动而言，实非别种方言（包括北京话在内）所能望其项背，简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堪称一绝！
庆元方言的形容词程度表现方法还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主客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即：差不多每一个形容词都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修饰词，彼此之间很少
会出现重复。像“铁”只用于形容“硬”，“鳅”只用于形容“滑”，“药”只用于形容“苦”等。
有人曾将普通话的形容词表示方法戏称为“一夫多妻制”，而将庆元话的表示方法称为“一夫一妻制”，语虽有些失雅，却也不无道理。
这种别树一帜的表示方法，不仅使形容词生色不少，而且使庆元方言显得特别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现代汉语学习和借鉴。我个人以为，如能将这种方法融汇到现代汉语中去，汉语词汇的内容定会更加丰富，作家、诗人创作出来的作品会更加精彩动人。随着庆元方言的影响不断扩大，未来的《汉语大词典》很有可能增加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庆元方言的形容词。从这一意义上说，庆元方言不仅具有作为“活化石”的学术研究价值，甚至还有较高的现实推广应用价值。
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便是在今天，庆元方言也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三唐宋时期普通话语音的活样板
说到普通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所谓普通话，就是民族共同语。中国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没有共同语是没法交流，彼此没法沟通的。比如：孔子有弟子三千，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是鲁国人，用山东话讲课，肯定有很多学生听不懂，必须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讲。《论语》上说：孔子“诗、书、执礼，皆用雅言。”这个“雅言”，就是那个时候的普通话。根据语言学家研究，我国4000年前就有普通话了：夏商时期叫做“夏言”，西周、东周、秦汉叫做“雅言”，南北朝以后叫“正音”，明清才叫“官话”。
语言学家将古汉语划分为上古音和中古音，大抵秦汉以前的称上古音，唐宋时期的称作中古音。
成书于宋代的《广韵》和《集韵》，是两部反映当时标准音的大型音韵字书代表作。
中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大都采用“直音”或“读若”“音近”等方法。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梵文的影响和启发（梵文是拼音文字，有32体文和14摩多），才发明了切音（两字相拼，前字取其声，后字取其韵，快速连读而得音）的方法，采用特定的几十个方块例字作为音标给汉字注音，这是一次相当了不起的大进步。
有人说中国人搞迷信，佛教是罪魁祸首，这样讲是不公平的。没有佛教，中国人同样会搞迷信。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比如切音的发明，就是得益于佛教。如果不是佛教的传入，切音就不可能发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汉字的注音仍将采用老方法，裹足不前，原地踏步。
因为古人采用了方块汉字而不是采用别的符号做音标，又因汉字的读音古今并不完全相同，尽管留下了那么多字书，还是给今天的人们研究古音带来很大的困难。
《广韵》《集韵》时代汉字的准确读音究竟如何？大概谁也无法说清楚。由于那个时候留声机和录音机还没有发明，不可能有一听就明白的音响记录留下来供我们参考。靠现代的普通话，肯定是还原不了古音的。要想还原古音，只能从现存的方音中去寻找。遗憾的是，现今的各地方音，尽管种类繁多，大都无法担此重任。像粤语和闽语，保存的古音虽不少，但将它们拿来与《广韵》音系作比较，要么声母同，要么韵母同，或声、韵母都相同，可声调就未必能够完全相同。（汉藏语系中，声、韵、调构成了语音三要素，其中的声调尤为重要。）
唯一能够担起这一重任的，只有庆元方言！
庆元方言保存的古音最多，早已得到了学界公认，而它在保存古音方面所具备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则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因为，庆元方言中“古八声”不但一个不缺，而且原汁原味地保存得无比良好，在庆元方音中，许许多多汉字的读音，从声母开始，直到韵母和声调，大都能跟《广韵》的注音直接对得上号，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惊人地保持一致。这种情况，在别的方言区很少能够见到，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以我们的近邻龙泉方言为例，情况就是如此。比如“龙泉”二字，两地的读音虽一样，声调可不一样。龙泉方音“龙”字念今阳平声，“泉”字念古阳去声，一平一仄，与《广韵》的注音不符。庆元方音两个字都念古阳平声，均属平声韵，与《广韵》的注音一致。
由此可见，借助庆元方音去研究《广韵》音系，以复原中古音的原貌，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可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庆元方言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官话”语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保存了那个时代的“普通话语音”。现代普通话是在金、元、明、清建都北京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而在此之前的各个朝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都集中在南方中原（长安、洛阳、开封）一带，通行的是以汴洛方音为基础的，被称作“官话”或“中原雅音”的南方话。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南方官话”便逐步被“北方官话”所取代。
作为国语，现代普通话并非完美无缺，而是有瑕疵的。别的不讲，单举一个例子——不知诸位注意到没有，普通话中的前鼻音字和后鼻音字是相当难区分的。比如：宾和兵、贫和平、民和名、林和灵、金和京、亲和清、心和星等等。前者称前鼻音（不带g），后者称后鼻音(带g) ，这两类字，不要说普通人，即便是学校里的语文老师，电台的播音员，恐怕也是很难区分得清楚的。（而古代汉语和庆元话却区分得清清楚楚。）
我有个读小学的外孙，回家经常问我，某个字是读前鼻音还是后鼻音？或者干脆说是后面带“g”还是不带“g”？我随时可以不加思索告诉他。他便在我女儿面前夸我：“妈妈，外公真厉害，不用翻字典就知道哪个字读前鼻音，哪个字读后鼻音。”我说：“不是外公厉害，因为外公是庆元人，区分前后鼻音，按照庆元话念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翻字典。”
古汉语发展到唐宋时期，已经很完善了。“唐宋时期普通话”是一种最成熟的普通话，如果不是金、元、明、清四个朝代定都北京，时间跨度长达七八百年的话，中国的国语，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庆元方言算得上是”唐宋时期普通话语音”的绝佳样板。这无疑是庆元方言的真正价值所在，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全国方言成千上万，尽管各有各的特色，但是能够像庆元方言那样有资格充当中古音样板的，可以说一个也找不到。这就叫做“人弱我强”“人无我有”！我为什么坚持认为庆元方言是唯一有资格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方言，原因就在这里。

四庆元方言的由来
有人也许会问，如此珍贵的庆元方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庆元从龙泉分出来，庆元人为什么不讲龙泉话？
庆元方言文化底蕴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厚，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庆元方言并非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跟一个叫做吴祎的人和吴姓的家族有关。
唐代以前，庆元尚属一个待开发地区，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处女地，自从一个叫做吴禕的京官和他的家人避乱来到这里之后，面貌才开始改变。
吴禕（文简先生吴翥之子，谏议大夫吴禔之弟）是晚唐时人，为避董昌之乱，随同父兄隐居浙南山区。公元904年，为谋求发展，兄弟两人一路找到松源这个地方，见这里松荫茂密，土地肥美，就决定在这里定居，成了庆元的第一代居民。吴禕和他的儿孙们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开发创业，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庞大家族，其后裔遍布全县各地，不少支系还向省内外扩展，有的甚至发展到了国外。据1988年统计资料，吴姓人口共59864人，约占全县总人口数的1/3，是首屈一指的“庆元第一大姓”。单个姓氏在一个县域内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吴祎家族既是庆元地方的开拓者，又是庆元文化的奠基者，更是庆元方言的缔造者。
由于吴祎家族世代都在京城做官，他们带来了当时中原一带被称作“中原雅音”或“官话”的官方语言，此后世代相传，逐渐形成并确立了不同于周边地区方音的庆元方言。今天的庆元人所讲的方言，基本上就是吴禕及其家人带来的当时的京城官话与吴方言的混合物（因吴禕世代都在朝中做官，在吴语区山阴一带也生活了较长时间）。由于庆元地理环境十分闭塞，“地皆天设之险，野少夷旷之区”，“深僻幽阻，舟车不通，名人游历足迹之所不至”（引自清光绪版《庆元县志》），故受外来语音的干扰相对较少，后来庆元虽然不断有外姓的人迁入，并且带来了各个地方的方言，但都没能形成气候，这些晚来的方言很快就被吴姓人的语言所“同化”。尽管历经了上千年时间，原始的语音状态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许多唐宋时
期的“普通话语音”，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来了。
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一推论：同是吴氏家族，为什么老大吴禔的子孙跟老二吴禕的子孙所讲的方言会如此不同，南辕北辙呢（吴禔的子孙讲泰顺话，吴禕的子孙讲庆元话）？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不过稍加分析，道理其实也简单。因为吴禔定居泰顺库村之时，当地早就有了土著居民；而吴禕定居松源之时，当地还没有居民。
吴禕家族世代多是读书人，文学功底特别扎实。他们深知文化和知识的价值，打从卜居松源伊始，就以传播文化为己任，“耕读继世，诗礼传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兴学办教育。被后世称为“庆元文化的摇篮”，侍郎胡紘和状元刘知新 (均为庆元人) 都曾经就读过的“豹隐洞书院”，就是吴禕的五世孙吴崇煦创办的。经过他们一代接一代的苦心经营，“秀者为仕，拙者为农”，终于开创出人才济济，良材辈出的局面，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一个人口不过200多人的大济村，居然进士成堆，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涌现出了26名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村”。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历史渊源，和这样的人文环境，才培育出了这样一颗璀璨明珠——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庆元方言。
庆元方言的来源脉络明晰，源流清楚，我们非但能够准确讲出产生的时间（公元906年），甚至能够准确讲出是谁带来的（吴禕家族）。这，也就是庆元方言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方言的地方。
五保护庆元方言
互联网上有一篇介绍庆元方言的文章，标题是《汉语中的瑰宝——浅谈庆元方言》，署名“绿谷小子”。文章中说：庆元先人给我们创造了如此精妙绝伦的语言，是我们庆元人的福分。
庆元方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继承发展。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庆元人淡忘了庆元方言。庆元方言这份文化遗产已到了“濒临灭绝”边缘，庆元方言需要抓紧抢救，需要采取行动加以保护，千万不要等到消亡了，再来后悔，那可就太晚了。
可喜的是，自从秋谷教授来过之后，在县政府和各部门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下，经过许许多多热心人的共同努力，通过新闻媒介的大力宣传，庆元方言的价值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其影响已越来越大，抢救、保护庆元方言的意识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部门和热心人加入到保护庆元方言的行列中来。文艺团体用庆元方言排练、演出节目，幼儿园老师教孩子们念庆元民谣，音乐爱好者用庆元方言作曲、唱歌，一度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新的时尚。有个网名叫做“后田男孩”的小青年别出心裁地在互联网上用庆元话翻唱《庆元香菇》《菜卤炒蛋》等流行歌曲，一时间引来很多人跟着唱。2007年7月，这位“后田男孩”还在菇城剧院举办“庆元方言演唱会”，为特困学生募集捐款。
庆元方言已经开始进入了课堂。庆元二中从2006年开始就采用举办庆元话讲座、用庆元话讲故事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对全校师生进行别开生面的乡土教育，极大地激发起师生们学讲庆元话的兴趣，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项活动年年举行，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庆元二中开创了提倡学讲庆元话的先河，意义深远，对于宣传和保护庆元方言的作用不容低估。叶其森校长称得上是将庆元方言引进课堂的第一人。只可惜目前像庆元二中这样的学校还不多，希望有更多的学校和师生们来做传播庆元方言的热心人，为继承和发扬光大地方文化遗产出力。
这些年，国家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保护工作。我认为庆元方言是唯一有资格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类项目，建议申报，目前县、市两级已获通过，更上一级的申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尤其需要当地党委、政府部门的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做得好，虽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可以为发展文化事业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果不加扶持，听任自生自灭，那末，再好的东西也将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为了弘扬庆元的方言文化，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向县领导提建议。今年新书记调来，又打了报告，建议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希望尽快正式出版《庆元方言研究》，二是建议筹办一次全国性庆元方言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语言学界、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参加。
为什么建议出书？因为正式出版的书是经过审查批准的，有出版书号，这种书新华书店可以上架，可以向全国公开发行，影响面容易扩大，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局限于庆元一个县的小范围之内。这本书出版了，庆元这张名片也就可以随着书的出版打出去。
为什么建议开会？目的是想让专家来下结论——庆元方言是否真正有价值。通过这个会，一旦得到专家认可，下了结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有可能会宣传，庆元方言就可以一炮打响，从而引来一连串有利于提高庆元知名度的连锁反应，庆元的名气就大了。将来国家组织编写新的《汉语大辞典》，说不定真会有人前来收集材料，将具有庆元特色的词语收编到词典中去。那时，庆元人就可以无比自豪地讲：词典中某条某条词语出自我们庆元，庆元这个小地方也能为丰富中华文化作出大贡献。
这两个建议，县领导是否已在考虑，不知道。
据我了解，现在各地都十分重视方言研究，有的县不但抽调人力组成方言研究班子，甚至不惜重金聘请外地专家帮助研究。为了弘扬地方文化，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他们都舍得投入。
我们县在既不需要组织研究班子，也不需要聘请专家的情况下，已经有了现成的、能够拿得出手的方言著作，为什么不抓紧出版呢？出版费用至多十来万元钱，作为一个县，即使财政再困难，也不至于承担不起吧。为什么不考虑，我真有点想不通。
再说研讨会，虽说要花点钱，我认为是值得的。庆元受地理条件限制，先天不足，发展经济（比如办工业）比别的地方难，无法跟别人竞争。庆元要发展，必须另辟蹊径，找一些“人弱我强”“人无我有”的项目多下功夫，比如说打生态牌，打旅游牌，打食用菌牌，打廊桥牌，打文化牌等等。庆元方言就是这样一张不但含金量高，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文化牌。开研讨会的用意无非就是为了打这张牌。有这么好的一张牌捏在手里，为什么迟迟不愿意打出去？需知，往这些地方下功夫，远比搞其他形象工程要来得容易而且省力得多。
在座诸位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曾经为庆元做出过巨大贡献，凭借你们的资历和声望，你们的话，县领导还是会听的。今天借此机会，呼吁各位不妨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在县领导面前多帮庆元方言进进火，吹吹风，以促使庆元方言早日申遗成功，早日走出庆元，走向全国，真正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共同财富。
总之，相信在庆元人民的努力之下，庆元方言这朵汉语言中的奇葩，定将再度焕发青春，越来越灿烂地盛开、绽放！
今天的汇报到此结束。讲错的地方，请各位批评。
谢谢大家！

照片描述：吴式求09年9月25日在县老干部读书会上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