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22820499.qzone.qq.com Thu, 26 Nov 2009 02:16:47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17 Nov 2009 16:39:49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8475989 　　 10月28号的晚上，张晖对我说：“我现在压力也很大，真不知道是否撤诉”。
　　
　　 当上海“钓鱼”被蜂拥而至的媒体和无数网民的追问逼得原形毕露后，张晖却感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孙中界断指之举震惊了所有人，孙中界因为这绝望的一刀赢得了清白，也让原本胜诉无望的张晖一案峰回路转。与孙中界不同的是，张晖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告上法庭一案早已进入法律程序，并且开庭在即，孙中界使得张晖的案子审理延期，显然，原本注定的判决结果有了转机，显然，张晖并不会像孙中界那样可以道歉了事。
　　
　　 “如果真像郝劲松想的能在法理上推翻钓鱼，那就会像另一个孙志刚事件一样有意义，但是如果不能承受就放弃吧，这么大的压力全部给你是不公平的。”我这样告诉张晖。我读书的时候学过一点法理学和政治学，也算知道什么是法律和正义，也算知道什么是国家的人民，毕业论文也花了三万字研究现代中国向何处去，但这时候从心底说我是希望张晖放弃的。如果张晖要把行政诉讼进行到底，毫无疑问他是个英雄，如果此案胜诉，那么“钓鱼”类似的事件将从法理上失去合法性，中国的法治进程将迈出大大一步，张晖和郝劲松，以及中国的网民们将被铭记在中国法治史上，但是，他将面对的，却是一个能在瞬间将他倾轧得粉碎的无影无踪的利维坦怪兽，他有家人，有事业，还有个五岁的可爱女儿，张晖说：“但我真好难承受，要了无牵挂才能做英雄”。我看得出他的犹豫和彷徨。
　　
　　 再次和他联络时已是11月12日，那天上午收到他的短信，他收到了那封威胁信。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没有放弃，他选择了承受压力，那个时候我竟有些激动，原来很多年轻人，血仍未冷。
　　
　　 “人生都是几十年，我一直在合法的框架下抗争，他们逼我太甚！”张晖看到那封信提到他五岁的女儿时异常激动，对于像张晖这样文质彬彬的普通白领来说，平淡安逸的生活、幸福美满的家庭、可爱漂亮的女儿恐怕是最完美的终极理想，可当他出于普通人最基本的怜悯之心把自称“胃痛”的管士全搭载上车后，一场无妄之灾突然降临，张晖原本平淡安逸的生活被搅得支离破碎。与孙中界不同，张晖始终相信终究会有一个叫“公平”的理念，孙中界眼里只有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所以他绝望之后愤而自残，而张晖则选择了诉讼，在他心中，恐怕“公平”和“正义”要远远高于那几个队长、科长、处长。“如果输了呢？上诉吗？”我试着问他，“上诉”，他回答得斩钉截铁。
　　
　　 钓鱼案整个事件看来显得极其荒谬，荒谬到你可能今后上街看到女乞丐想施舍时，在把钱放到她面前的瞬间会突然被当作嫖客抓起来，哪怕是青天白日，哪怕是车水马龙。当你争辩道你仅仅是出于善良的同情之心时，他们甚至会不屑一顾的告诉你，她可怜关你什么事？彭宇案之后，有人敢搀扶倒地老人已成了奇闻，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即使产妇临盆、亲人暴毙（这些竟已经成为钓鱼的戏份）也拦不到一辆便车，而把这种基本道德置于死地的，正是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这样的国家机关和彭宇案中那位伟大的法官，难道你们竟然不知道法律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善和正义吗？这需要像张晖、孙中界这样的普通百姓们用血和泪来教会你们？
　　
　　 那晚末了，张晖发了一张他女儿的照片给我看，小姑娘乐呵呵的望着镜头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她可知道她父亲现在所做的有多有意义吗？“真可爱，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让自己的孩子们以后生活在更好的国家。”我最后这样告诉他。
　　
　　 ——记于上海钓鱼案开庭之前。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8475989#comment 136315392 Tue, 17 Nov 2009 16:39:49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8475989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778528
　　有一段时间我肾上腺素分泌极其旺盛，凡事总要很装B的冠个“以叉叉的名义”，后来我才发现，这其实是很SB的一件事。今天以自由的名义，明天以民主的名义，后天以公平的名义，总有前赴后继的事情可以以叉叉的名义去声讨和抗议，永无止境。我终于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死了，因为雅典人被他永无止境的“为什么”唠叨烦了，最终集体投票把他和谐了。
　　
　　 可是总会看到一些让人憋屈的事，比如上海的钓鱼，明明是条人都能看出来是怎么个情况，最后还要劳烦各种委员和代表大人们煞有介事的组成调查组，明明清一色的牌被做成平胡，还差点放炮，让我这个旁观的人如坐针毡，只好一句一句骂道：这帮孙子，真他妈SB！
　　
　　 可是慢慢的我发现这两句话骂多了我自己也疲软了，于是当我再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只有嘟哝一下：又来了——心如止水，不起涟漪。
　　
　　 就像今天下午看到荆州公布的所谓“大学生救人遇难”调查结果，我无非是拣了几段紧要的几个群和微博上一发，和着网友骂了几句恶心、SB的话就了事，好歹算是找了个替死鬼，虽然只是拘留15天，罚款1000块，但还算迅速，总比不要脸的陕西林业厅好太多。
　　
　　 但当我晚上看到陈及时的日志时，却又忍不住想多骂几句。
　　
　　 2009年08月31日 14:55 ：长大我来了。我的大学现在开始。
　　 2009年09月05日 11:09 ：哎！在学校来了好几天，每天在寝室了待着，真成宅男了。倒霉的事情碰到很多啦，比如钱包掉了(有银行卡，身份证，现金，饭卡。)还有脚打球时扭了。好事也有。总之就是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失落，有幸运，有伤心，有高兴。
　　 2009年10月01日 05:54 ：为期一个月的大学生活，有了一个逗号，九天后再继续…
　　 2009年10月08日 19:35 ：……是你的恋人，会在很深很深的夜里，等你不知何时才能打来的电话，才会觉得很安心。是朋友，却能很潇洒的关了手机。是你的恋人，会整夜整夜想你想的失眠，弄的自己满脸憔悴。是朋友，可以安然睡的天亮。……
　　 2009年10月14日 00:34 ： ……其实很多时候…这一类人都是在自我折磨…明明很爱很爱对方…却宁愿心痛的死掉…也选择放手…然后转身离开…任眼泪随意放肆…
　　
　　 最后一篇日志的十天后，陈及时和方招他们的生命嘎然而止。
　　
　　 当你知道他的生命终点在哪，却看着他在絮叨生活中的琐事，在怨怨艾艾青春期的苦闷，在憧憬大学生活的美好，当他无忧无虑的刚开始享受大学宽广的新生活时我却在倒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有什么比看着一个人浑然不知的走向死亡更让人揪心和悲哀吗？
　　
　　 “有关部门积极救援”“陈波涉嫌敲诈拘留15天，罚款1000元”“并无见死不救”这就是荆州政府给出的调查结论。对照媒体披露的各种细节，这个结论显得何其无耻和恶心。“是否见死不救”是个罗生门，但荆州政府就能撇开责任吗？为什么事故高发地不设明显警示标志、为什么专业机构却没有专业打捞设备、为何让人垄断打捞尸体的业务甚至挟尸要价、为什么经常施救的冬泳队会被打捞公司威胁、为什么冬泳队被迫与打捞公司达成协议不救沉下水的人、为什么除了这个无照经营的打捞公司外其他人不敢打捞、为什么无照无资格的打捞公司能垄断捞尸行业这么多年、为什么有政府机关在场打捞者还能坐地起价甚至以停止打捞胁迫贩卖香烟和水？仅仅是因为陈波“违背社会公德”吗？你们经得起追问吗？
　　
　　 上海钓鱼已经无声无息的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恐怕荆州事件也会在陈及时同学们的全国英模巡回报告喜庆收场，但我还是想以个什么名义问问你们这些官员敢坦荡的面对这三个破碎的家庭吗？以这三个年轻生命的名义够吗？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778528#comment 134218240 Mon, 09 Nov 2009 14:55:28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778528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479726
　　最近关于小姐、色情业的话题又甚嚣尘上。每每讨论到这类问题时，总会有人跳将出来，怒目圆睁的呵斥道：小姐无罪？你老婆问价几何？或者是：你知道中国有几千万小姐吗？你知道他们最后都嫁给谁了吗？其实这两个问题都颇具杀伤力，毕竟都是男人，谁愿意自己老婆做这个行当。不过，这跟小姐是否有自己应有的权利与色情业是否应该合法化、规范化有关吗？
　　
　　 齐泽克曾叙述过这样一种情境：“突然之间，我得知我的伴侣和另外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好吧，没问题，我很理智而且宽容，我接受了事实……但是，即使如此，各种形象还是不断袭来，关于他们在做什么的具体想象（她干嘛舔他那儿？她干嘛把腿分得那么开？），然后我就茫然若失，冒着汗，浑身颤抖，再也无法恢复平静。”
　　
　　 这不正是对上述逻辑最精巧、最生动的诠释吗？当你很理性的告诉自己，小姐也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但当他们指着鼻子告诉你，你愿找个小姐过这一辈子吗？于是乎你也彷徨犹豫起来。齐泽克管这个叫“想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
　　
　　 当沉溺于一种无边无际的推论中时，假命题并不比假象少多少，在一个最精短的陈述命题中，当大小前提都以一种假象的面目出现，结论怎么可能成真呢？这也正是怀疑论甚至阴谋论的症结之一，那赵家的狗何以看你两眼呢？莫非他们真的就要下手了？其实那赵家的狗想的是，这SB怎么又假装余秋雨了。当你跟你老婆睡在一起的时候，你却总想着她跟前男友ML的情境，那只能在你还算不算男人这个问题上更深入探讨探讨了。
　　
　　 或许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明白。假若小姐也具有个人权利的前提为真，如何推论出我们的老婆就会是小姐或者就应该是小姐呢？这个逻辑并不成立，这不过是利用“移情”或者“暗示”方法的一种诡辩技巧。最合理的推论是“人都有应有的权利”——“小姐也是人”——“小姐也有应有的权利”，这才是有效的三段论。
　　
　　 至于现在究竟有几千万小姐，她们从良后终究要嫁与谁人为妇。这并不与小姐的权利有关，这只关涉到个人选择和两个人之间是否坦诚，甚至后面两者也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明明知道海洛因要死人还有人吸，难道知道女方是小姐就没人娶吗？至于谁娶，你不娶就罢了，谁要娶并不需要你我关心，张柏芝早就是孩子他妈，阿娇也肯定嫁得出去，操心点啥不好，操心别人被窝里的事还是有点不太厚道。
　　
　　 我从来都极力主张色情业除罪化、合法化，往大了说可以增加税收、增加鸡的屁（gross domestic product），可以更有效遏制艾滋病、性病传播；往小了说，可以规范行业，明码标价，也免得老在杂谈看到被黑发廊敲诈勒索一类的帖子，有了竞争，恩客们也都实惠。谁让大家不能都像官大爷一样包养几个供自己专用呢。当然，这是一场众人皆知的持久战，究竟要等到何时我们并不知道，因此，让所有人都知道小姐、同性恋等边缘人群同样具有与我们相同的权利正是当下最需要做的事。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479726#comment 136315392 Fri, 06 Nov 2009 03:55:26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479726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334346

　　在托纳托雷的经典作品《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除了女神莫妮卡贝鲁奇诱人魂魄的姿色外，还有一个场景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玛琳娜在德军占领西西里后，迫于生计干起了接客的皮肉行当，俗称小姐，史称性工作者。当盟军光复西西里后，革委会开始清算这些居然愿意与“鬼子”睡觉的人，玛琳娜们被剃了阴阳头，裸着上身跪在广场中央忍受着人群的辱骂、唾沫、拳脚，围观群众在她们的恐惧和耻辱中逐渐高潮。毕西纳的剧本《丹东之死》中也有着这么一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妓女玛丽昂的母亲为自己女儿的职业辩护道：“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渴也把你渴死了！……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养下来的，还很痛过一阵呢？难道她就不许用那个养活她老娘了，啊？”
　　
　　 很显然，与玛琳娜身边那些群情激昂的群众相比，玛丽昂母亲的政治觉悟低了一大截，她说这话的时候正是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人民当家作主、罗伯斯庇尔无限风光的时候，说出这等话，无异于是在给法国大革命抹黑，完全是在薅巴黎公社的羊毛。可这话有错了吗？
　　
　　 都是劳动人民，都是靠本事吃饭，都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以保护费对冲个人所得税有偷税漏税的嫌疑外，实在看不出性工作者们与人民公仆、大小明星们有何天差地别，甚至在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上，她们远远比公仆和明星们要勤勉、踏实与奋进。
　　
　　 那为何郑州的警察叔叔们要干出这等惊骇的事情来：抓着她的头发把脸和赤裸裸的身体暴露在镜头之下？莫非这等“道德沦丧”的女人惟有像玛琳娜一样必须在暴力恐惧下痉挛得让他们高潮才符合当今的道德二元论？可曾想过，你老人家或者你老人家上司枕边的小蜜、二奶们与他们何异？
　　
　　 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残疾人、同性恋、鳏夫等等人群中，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庞大人群的不安定基数恐怕比城管更可怕，更不用提犯罪率，GDP等等等等，在《南都周刊》一个关于性工作者的稿子中有如下描述：“我们有一个男性性工作者，专门接残疾的‘客人’，有一次，一位男性残疾人的半边脸都没有了，眼睛也不齐，很恐怖的，所以我们的‘哥哥仔’第一次做的时候非常害怕，当天客人想抱他，他吓到推开嫖客不敢让他抱，结果那位客人当场就哭了起来......”试想，对这些残疾人而言，性工作者意味着什么？
　　
　　 这个古之谓“妓者技也”的行业若要考证起来实在源远流长，西方可追溯到希腊神庙中的女祭司，中国青楼文化的昌盛更是人皆知之，故此按照基本的经济学规律，里比多不灭，性工作者基本上也不会消失，于是扫黄行动也就“永不闭眼”，所以类似于曾经的深圳性工作者被押着集体游街示众和今天的性工作者被拍裸照“公示”的情形亦会层出不穷，色情业合法化肯定是需要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不过倒是请警察叔叔们下次拍照时给她们穿上件衣服，戴上一个头套，就如散人所说：小姐的尊严依然是人类的尊严。
　　
　　 07年有个港片叫《性工作者十日谈》，里边那个叫happy的性工作者曾描绘过今后的生活：回内地老家，到乡里捐一个学校，老公当校长，自己当副校长。如果真有这样的性工作者，那个光头的胖警察叔叔和那些同样胖得能榨出油来的老爷们，你们良心可安？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334346#comment 134218240 Wed, 04 Nov 2009 11:32:26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7334346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6266783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 英 发自法兰克福


　　　　“我要做的就是将帕斯托要表达的东西写成句子，而残忍就跃然于纸上了”
从10月14日到16日，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赫塔·米勒连续3天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为她的新书《呼吸钟摆》（Atemschaukel）和作品集版权做宣传。
赫塔·米勒的书籍现在摆在各个书店最重要的位置，被前来询问的顾客买光了。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米勒，黑裙，黑丝袜和黑色高跟鞋，个子消瘦，看上去有点忧郁。
赫塔·米勒在谈到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呼吸钟摆》的原型之一——米勒的母亲——在二战中在前苏联的劳动营中的遭遇时，忍了许久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为写这部小说，赫塔·米勒曾和德国作家奥斯卡·帕斯托一起前往劳动营原址。2006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帕斯托去世，之后，赫塔·米勒开始把帕斯托的回忆写成了《呼吸钟摆》。

　　南方周末记者出席了赫塔·米勒三天中与读者见面和媒体公开采访的三次活动。以下为米勒的讲述——

　　获奖之后好像别人比我要激动
两天前我取消了出版社安排的法兰克福书展讲座，是因为我吃了点变质的食物，胃出了些问题。我取消那个讲座和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压力没有关系。至今我认为，获奖的是“您的作品”，而不是我。
我觉得我获奖之后好像别人都比我自己还要激动。这种狂热的氛围再过一两个礼拜就会烟消云散，一切又重归平静。到时候大家都会冷静下来。我认为，在工作中你可以找到自我，每样工作，如果你投入进去，你就有了努力的方向，生活就有了某种意义，而除此以外，它什么都不是。
我母亲一直认为我应当从事一份正当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写作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份职业，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她害怕我会因为写作而精神崩溃——当然，还有阅读——这些都会让人发疯。有时候她是对的，因为这算哪门子职业？有时候你自己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以为自己是谁？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这确实算是个比较不同寻常的工作了。母亲给我起赫塔·米勒这个名字是因为她答应过自己，如果自己有了孩子，而且是个女孩的话就叫这个名字。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挺好。
很多人恭喜我说这个奖可以保障我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从事文学创作，但对我来说，这两个因素好像从来没有同时左右过我。当然，现在说起来也许容易。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工作，债台高筑，身无分文，甚至每天晚上不知道晚饭该买什么充饥。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一分钱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来到德国以后，通过写书、做讲座或者获文学奖等等，赚到的钱也聊以为生了。我从来没有感到经济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并没有为了生存而写作。钱的问题我并不关心。
因为写作的原因，我不再是默默无闻了。
在德国我第一次获得文学奖，那是“视角”奖，它当时对我意义很大，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那时我第一次被允许出国，因为秘密警察觉得我出去一下比较好，这样人们会顺便产生一种印象并把这种印象广为传播，即我是间谍，其实这是一种诽谤。他们就这样让我出国了，既让西方媒体很高兴，又让人觉得我其实是受益者。于是当时我就第一次踏出了罗马尼亚。
我之所以说这个奖保护了我，是因为当我行程结束返回国内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注意到了我。这样罗马尼亚方面就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得考虑到这些消息肯定会在西方国家不胫而走。
“视角”文学奖让我有了一件“防弹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我最重要的奖。这不仅涉及我，也涉及当年的那些受害者，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些往事不应和自己一起长眠于地下，而应当公之于世。这很重要。
有时候语言偏偏就不是家乡
我获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将家无所寄的景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在一篇散文中提到过：我们说“语言就是故乡”这句俗话，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德国移民，他们从前受希特勒迫害背井离乡流亡国外。他们自己当然有权利这么说——这些话也正是出自他们自己之口——因为他们被迫颠沛流离到陌生的地方，所熟悉的故乡的东西只剩下自己所说的母语。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例如德国生活，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也许再说这句话就不太合适了。
除此以外，虽然可能你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你的母语还是会一直伴随着你。因为语言属于身体的一部分，除非你死后才会失去它。只是这和家乡又有什么联系呢？西班牙作家乔治·松伯朗（Jorge　Semprun）曾经说过，语言并非家乡，家乡口口相传。我觉得这种区别非常重要。
如果我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难以生存的地方，比如今天那些在监狱里的人，那么，语言还是他的家乡么？为政治独裁和意识形态服务的语言是他的家乡么？有时候语言偏偏就不是家乡，因为它只是它自己。如果人们互存敌意，用同一种语言相互攻击，那么这“同一种语言”显然也就不再是同一种语言了。因此对我来说这句话并不怎么合适。
我十五岁才在城里开始学罗马尼亚语，那么它已经算是一种外语了。我当时开始看罗马尼亚语的书，并且已经有了对单词的感觉。人们学语言的时候总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总会有新的感受，而我也能够意识到许多细微的东西，这时我才感受到罗马尼亚语中的诗意景象是多么美，我才发现这是一种多么富有画面美感的语言，它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的存亡紧密相连，是那样激动人心。它是一种纯粹的诗的语言。然后我当然就学得很快，也非常享受学习的过程。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这门语言，简直就像要把它吞下肚子一样，因为它非常对我胃口。
一些罗马尼亚语的表达在我听来甚至比德语或者德国方言——在村子里我们只说方言——更符合我的天性。因此在我熟练掌握了罗马尼亚语之后，我看所有东西都是二维的：比如“玫瑰”这个名词在罗马尼亚语中是阳性的，而德语中它是阴性的，于是看到玫瑰这个词人们就会想到另一幅画面。在另一种语言中，同一个概念不仅变成了另一个单词，而且人们对它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看问题的时候，同一个事物在我脑海里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念，他们都在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我都不能将这两者分开。由于这种思维习惯，罗马尼亚语当然就一直伴随着我的写作。由于我写作是完全跟着直觉走，因此根本就想不到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当然也就不能将它们拆开。
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赫塔·米勒连续三天在法兰克福书展与传媒和读者见面，所谈的话题离不开讲述“劳动营”的《呼吸钟摆》　图/南方周末记者 风端
这个主题的最大敌人其实是时间
罗马尼亚二战时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安东内斯库（Antonescu，1940年 9月 4日到1944年8月23日任罗马尼亚总理和国家元首）统治下一个实行纳粹政策的城市。当时有犹太人聚集区、种族政策等等。
在策兰（一位著名德语诗人）的故乡布科维纳（Bucovina），大多数人进了集中营，还有一些有能力自救的人不得不尽快逃亡。于是布科维纳就变成了一块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后来罗马尼亚站到了另一边，不得不转变了方向。这个转变发生的时间其实很久了。苏联人来了，强使罗马尼亚站到了另外一边。
1950年代的时候，罗马尼亚胡乱拼凑了自己的历史。官方历史记载的是，罗马尼亚从一开始就站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一边。斯大林要求历史这样记录：罗马尼亚人在战争中大部分都在斯大林格勒，本国发生的纳粹罪行由罗马尼亚及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承担。斯大林要求把这些德意志少数民族放逐到苏联做强制劳工，为所谓的苏联重建计划做贡献。
这时已经是1945年1月了，而战争在同年5月9日才结束。那些真正参与战争的人其实还根本没回来。而那些被选走劳动的自然就是些无辜的平民了，他们是德意志少数民族里17到45岁的人，对于战争太老或者太小的人，男的女的都有。人们制定了各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列表，按照这些列表把人一车厢一车厢地流放到如今属于乌克兰东巴斯地区的劳动营。
这八万人中就有我的母亲，她过了五年流放生活。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奥斯卡·帕斯托（Oskar　Pastior）。2006年他还坐在这个蓝沙发上，转眼他就离开我们了。
因为我的母亲被流放了，我从小就一直听到有关苏联的消息。当时这个主题在罗马尼亚还是个禁忌。这在我生活的小村子里不是个例，几乎所有我母亲那一辈的人都被流放了，所以这个主题是整个村子的一个主题。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会讨论，即使只是通过暗示。我当时还不知道大人们具体在讲什么，但我知道是些很糟糕的事儿。当时我自然而然就萌发了以后必须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念头。
在我的第一部作品《低地》中，有一小段文字是描写前苏联乌克兰的劳动营情况的。这类东西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作品的支线中，在一些散文中我也写过。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我已经酝酿很久了，但是一直未敢下笔。
我的母亲和村里的其他人还有联系，她总会跟我说，今天某某死了，明天某某死了，曾经经历过劳动营的人一个个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我曾打算拜访一对夫妇，他们是母亲的好友，他们住在博登湖，和其他人一样都经历过那段时期，然后背井离乡。结果还未来得及登门，那位老太太就去世了，这位老太太可能是位很好的叙述者，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很好地叙述出来。
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其实是这个主题的最大敌人。我必须趁还有幸存者的时候多收集一些资料，否则仅凭借想象，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
“皮包骨头的时刻”
当我第一次跟帕斯托说要写关于劳动营的《呼吸钟摆》的时候，帕斯托一下子就答应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和奥斯卡·帕斯托在谈论劳动营这个话题，我们经常讨论，做了大量记录。
他当时也已经做好了叙述自己经历的准备，并且很希望采用这种一对一讲述的方式。你知道的，无论关于什么，一段尘封的记忆，如果你不去触动它，它会静静地躺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而一旦触及，它就会喷涌而出恍然如在目前。简单来说，也许对帕斯托来说就是如此。他的所有记忆都如闪电般苏醒，因触景生情而变得生动形象。
在多次的谈话过程中，他就在某个时间表达了故地重游的想法。他曾在那里的两个劳动营劳动过。一个时间短点，在另一个劳动营他几乎度过了剩余的三年半或四年半时间。他曾给我描述了很多关于工业设备、机器、炼焦厂方面的东西，而我是学语言学的，对于技术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因此对他所说的那些机器、蒸汽根本没有任何概念。我为什么和他一起去乌克兰？因为我想感受一下整座城市的氛围和环境，觉得如果去看看那里的街道、植物、天空、周围的环境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就更容易理解所谓的劳动营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起先他只想给我叙述，我负责记录，并整理写出来。但是有一次我告诉他，你真是文采斐然。“饥饿天使”、“心形铲”、“皮包骨头的时刻”都是他发明的概念。这些词非常棒，这就是文学，我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东西拉到书里然后宣布自己是作者。所以在我看来，他远远不止是口述者，更是一位出色的作者。然后我说，你没有发现我们已经一起写这本书好久了？
其实当时我们也只是刚刚开始写而已，从来没有系统化地工作过，有的只是兴之所至。有些话题我们会反复谈上五次，有些只是简单记录，有些会密密麻麻写满整张纸，有些则只字不提。谈的内容多种多样，杂乱无章。我们不必讨论书最后到底要写成什么样子，甚至连书名都没有，我们只知道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因为我想拉开帕斯托和主人公之间的距离。
我也采访过很多其他人，并将他们的经历也加了进去。事实上帕斯托还算幸运，他所在的劳动营死亡率并不高，他们甚至可以点木炭取暖。我母亲所在的劳动营根本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去哪里，分配到什么工作，和谁在一起，这和劳动营的领导、计划都有关系。另一点就是劳动营的苏联看守。如果他们还有一丝同情心或者讲求人道主义，那么日子会好过一些；如果是虐待狂，他还会给你施加更多的折磨，满足自己的欲望。个人的命运被偶然所掌控，个人的价值一文不名，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生死一线间，真是天差地别。我想在我的书中尽量精确到个人的命运，将这种差异性表现出来。帕斯托的劳动营已经够可怕了，但其他的劳动营要更可怕得多。今天我在这里，其实我心情很悲伤的……我对他永远心怀感激。
写作风格是思想的肉体表达
我不知道人们从哪里看出我用诗化的语言写作的。我不能胡乱捏造——这和人们写作的天性有关——写作风格是思想的肉体表达，你不能突然说，好吧，现在我决定换一种写作风格。至少我不行，也许别的作家可以。
我一直是沿着奥斯卡·帕斯托的线索来写作的，小说主人公“我”并不是帕斯托，我还将从很多别人那里听到的东西也加入了进去，但我基本上还是以他为主线。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他典型化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便他说的东西可以引出别人没有说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写这本书唯一的可能性和形式。
帕斯托三年前在书展上的离去是极其突然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当时并没有生病，所以对于他的突然离世我是毫无准备的，所以很难接受，根本无法写作。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在他身边。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悲伤，三四个月里都无法继续写作下去，总是会想到我们一起聊天，说话记录的场景，还有他的手，他的眼睛，仿佛一切都在眼前。
但是我后来意识到：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是那么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我知道他的心愿，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做些什么，所以就开始尝试独立完成这本书。于是我开始构思具体情节和人物设置。现在我必须给出一个答案。就像当初我们没有刻意安排但是合作得很愉快一样，现在我又要回到一个人奋斗的日子，我会慢慢摆脱对他的依赖。如果我成功了，那固然好，如果不幸最后我妥协了，我也只会说，很可惜，我没有做到。
“饥饿天使”不是他后来造出来的
奥斯卡·帕斯托成为了《呼吸钟摆》主人公利奥波德的一部分，他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的环境里。他的家庭在这个环境中人人皆知，因为他父亲的职业是老师，而在一个小城市里没有特别多的老师。人们都知道这家里有谁。他知道同性恋这件事在这个家、这座城市、这个国家里都不会被接受。在罗马尼亚，直到齐奥塞斯库倒台前同性恋都会被送到监狱里。而且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小城市，去感受一个更大的世界，也是一个十多岁孩子自然而然的愿望。
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在大城市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会那么透明，主人公希望自己是隐匿的，这点在一个小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他相当天真无邪地做好准备去劳动营的一个原因。劳动营对他还意味着一种快乐，因为当时战争还没结束，去劳动营就意味着他不用参加战争，不用去前线，他觉得劳动营会比前线的情况好，至少人们在那儿不用当炮灰。而且他还能离开自己早就想要离开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这次离开将意味着什么。不过又有谁能预料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呢？今天我们知道什么叫劳改营、劳教营、劳动营，什么叫集中营，但当时人们提到“营”这个字，什么也还联想不到。他们还没有机会遇到从营里回来的人告诉他们在那里将有什么遭遇。
我与劳动营幸存者接触最多的就是奥斯卡·帕斯托。饥饿天使这个词也是他先说的。我敢肯定这个词不是他后来编出来的，而是当时在劳动营里就想出来的。他很可能为了重新定位自己、感知自己，把那时长期的饥饿感拟人化了，让自己感觉有个人面对面。在这个层面上“饥饿天使”就成为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书里还有很多其他拟人化的东西。
我想，人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甚至会把实实在在的物体拟人化。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就会特别注意周围的每一样事物，比如一个跳蚤、一个铁罐子、身上穿的衣服等等。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已经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了，而这些事物也定义了人本身。我觉得，人们拥有的东西越少，人们就越会用他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因为他们谁也不是了，什么都被剥夺了。他们定义自己的时候就通过眼前可以看到的这些他们还拥有的东西。
利奥波德是一个生活在语言里的人。他每天都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儿，经常给自己看到的东西命名，这个习惯也支撑着他生存下来。
我觉得文字就像食物，语言也是可吃的。人们把它吃到脑袋里而不是胃里。通过细致的感觉把劳动的过程、劳动所用的材料比如沙子、水泥、石块、石灰等等吃到脑袋里。然后这些东西就被拟人化了，它们在脑袋里自我定位。
主人公会说：“我最喜欢的炭是这个，那个没有特点，我不喜欢。”那些带给他负担、损伤他身体的材料成了敌人；另外一些材料他觉得能保护他，所以就喜欢他们。直觉上这些东西都在反映着什么，比如他会想，在挖地的时候我该怎么保护自己，例如爱心铁铲，对不对？这一切都转化为语言和定义，或者是吃的语言。
长期的饥饿使他脑袋里只想着吃，他凭空想象了一顿美餐，却告诉自己其实不是抽象的。什么都和吃的有关，所有工厂附近的气味都和吃的有关。有的闻起来像香草，有的像揣了馅儿的辣椒，有的像柠檬花、橙子或者烤香肠。他都到处能闻到不同食物的味道。他整天都在“吃”，这就是吃的语言。吃的语言、饥饿的语言，这些基本上是一回事。这就是语言，到处都是。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
利奥波德知道他得为纳粹德国在战争中的破坏赎罪。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破坏任何东西，他根本就没参加过战争。但他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集体罪责。他虽然知道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了，但是他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如果没有纳粹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利奥波德得到一块白匪的毛巾作为礼物，他自己称之为沙皇时代的毛巾。那是一个同他母亲一样、儿子在劳动营自己独自守宅的母亲，可惜他自己的儿子在另一处劳动营。老母亲喃喃自语要是正好碰到自己的儿子就可以立刻带回家了。这个母亲对待主人公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自己的儿子虽然此刻不在眼前，但眼前的这个孩子很可能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有着相同的经历，而且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到这孩子。
他一直有个目标，在寻找着幸福。“我知道你还会回来。”这句话他每次在告别的时候都会说。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把这句后来对他那么重要的话带进了劳动营。他说，我必须找一个目标。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他就吃雪，抓起雪往脸上、头颈上乱抹。这也是没法改变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在每一寸空间里寻找渡过难关的可能。
劳动营里也有幸福。有思想上的幸福，有嘴巴里的幸福。甚至劳动营里，人们死前看到的东西也能带来快乐和幸福。死之前的那一瞬间，身体会感到一种突然的放松。对于那些在劳动营里长期忍饥挨饿，终于不能再忍受这一切的人来说，死亡就是一种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结局是未知的，没有人说，你们在这儿要待五年，然后就可以回家。和平的讯息来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但劳动营的情况还是如故，人们觉得我一辈子就这样了，再也出不去了。
利奥波德的女朋友说，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在一个人死前，一切都静止，辛劳都烟消云散。利奥波德甚至还觉得，幸福就是你发现了一棵薄荷草或者一只果子，不告诉别人自己吃了，虽然其他人也很饿。这就是嘴巴的幸福。思想上的幸福是比如有一瞬间你特别想家了或者陷入绝望，然后就产生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又译“人质情结”），当你完全失去自我的时候，你爱上了劫持你的人。也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内心对自己放弃了，说现在就是这么着了，我在这儿听任支遣，这就是我的生活了。这就是最外化的、最脆弱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反常的一种幸福。
劳动营里的情感
小说里的人物关系是一种想要生存下来的关系，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们会毫无保留的互相依赖。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当然会变得粗鲁，社会也变成了一种“胳膊肘社会”（这个词来源于20世纪，用来形容一种充满竞争和自私主义至上的社会）。生存下去对每个人都尤其重要。
下面的问题是人们具体该怎么办。有人什么都不顾地行动了很多，有人行动得少一些，有人用其他的方式。关系就这样产生了。当身体遭受苦难的时候，情感世界是不会灭亡的，对感情的需求有时甚至会加深。人作为人，必须能够被定义，这样，关系就变成了想要生存下来的关系。就像在生活中，有人生活在一起互相保护，有人欺压他人，只不过劳动营的环境是比较极端的。
卡蒂是一个有些迟钝的姑娘，被写在了名单上。大家都不知道她是怎么上的名单，是她替代了某人，还是有人比较聪明，买她替换了自己，再或者因为她来自一个小村子，村子里没人注意到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她也是少数民族，所以上不上名单就无所谓了。
有时候名单上还有犹太人，他们也得为纳粹的罪行赎罪，还有反纳粹的也上了名单，人们都不太有所谓。如果一个人是德意志少数民族，就没人去管他是不是在名单上了。
卡蒂没法很好地融入劳动营这种制度，不能很好地尊重长官的命令，因为她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等级关系。所以她的行为就不知不觉地不断违反着劳动营里的规矩，因为她的天性就是这样，毫无疑虑的、天真的。或许人们也正是因为这点喜欢她。她也从不能总结教训，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时为什么被惩罚。她的这种单纯是其他人没有的。这也是她受到大家喜爱的一个原因。她自己就是一种自由，一种不自知的自由。
诗意和伤痕
我们总是谈论诗意，但关键是，什么是诗意？对我来说写作必须要准确，它必须要鞭辟入里，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将帕斯托要表达的东西写成句子，而残忍就跃然于纸上了。“美”在这里就是一个双重含义的词，对于一种东西，如果我们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我们就会用“美”。在艺术领域里，我们对无法接受的作品就用“美”这个词。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和主题休戚相关。
写作的句子要准确、有它的节奏，读来朗朗上口，如果读起来佶屈聱牙，那么肯定是那里有问题。段落间的变化，诗化的段落和纪实的段落搭配，错落有致，整体之间要有变化，环环相扣，这都是要考虑的，但是这些又都是直觉的东西，我之前也不知道，只是写到这里某个句子自己冲口而出，仿佛要将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只是一个媒介和载体而已。这些都是在写作中水到渠成的，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写。
我现在想祝福东欧那些经历了独裁时期的人们，比如安德鲁霍维奇或那些东保加利亚地区的人们，我为他们而高兴。但我不能装作好像自己一直都在为他们着想，否则我就是自欺欺人，我的写作并没有什么任务可言，我只是写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我自己一直承载的伤痕，而我并没有刻意让它们成为我的文学的某种使命。
如果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那自然很好，但我不能说我一直为此而奋斗，否则我肯定不会成功。我认为任务化写作让人变得失去灵感，如果人们陷入了这样一个囹圄——我自己也读过很多意识形态的文章——那么即便它说的是对的，由于刻意为之，这些意识形态的意义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不信任这种方式。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6266783#comment 134218240 Fri, 23 Oct 2009 02:59:43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6266783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5577006
　　“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5577006#comment 136315392 Thu, 15 Oct 2009 03:23:26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5577006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5404708 中国新闻周刊
　　我算是出生在新闻世家，进入新闻行业看似顺理成章，其实是阴差阳错。当年本来想考北大中文系，却被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了。
　　“文革”期间，中国新闻业受到严重摧残，“两报一刊”事实上成了“政治娼妓”（列宁语）。“文革”结束后上大学，我最初不太想上新闻系，分配到新闻系，只有上，系无奈。不过我的大学生涯正与中国改革的启幕同步。4年学业完成后，我想，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改革是艰难的，经济改革既如此，中国新闻业的变迁只有更难。但改革以及由改革驱动的中国进步，是时代的大趋势。我做职业新闻人27年，有过许多兴奋与沮丧，信心与失望。中间犹豫过，要不要这样做下去,可总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放弃追求，因为希望总在，虽然通向希望的路并不是笔直宽阔的。这些年，兴奋与信心越来越多了。我想我的路是选对了，觉得自己是幸运者。
　　《财经》的创刊号，就发表了很有影响的报道：谁为“琼民源”负责？是大家所说的批评性报道。接下来，《财经》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等，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对于未来，我当然希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逐渐理顺，市场规则得到真正的尊重，公开、公正、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记者没有那么多的“黑幕”可揭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我觉得，我和《财经》见证着中国转型期的整个社会经济现象，对它的复杂性的理解，是很多时候回过头才能看到的。我觉得中国的记者需要独立的认识能力，需要理解转型中国的成熟的、有理论支撑的复杂认识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比我们杰出的外国同行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好我们的事情，不负记者的使命。但机会肯定是有的。
　　对中国的事情，我最不会做的就是预测。我经历过“文革”十年，从1966年的中学生停课到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我愿意承认，在当时的每一次跌宕之中，我都从未预测过将来如何。何况此后我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艰难挺进的30年。甚至11年前创办《财经》，我自己对《财经》也无甚预测，更谈不上长期预测,就是在一直努力做着，就到了今天。
　　现在年长了，见得多也想得多。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对今后进行长期预测，非我的能力可及，甚至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就在想，我们期望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每人心里有个梦，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译作“愿景”。然后就是扎实地努力，向这个愿景靠近。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我作为乐观主义者，也得不断调整，然后努力地靠近着。或许，通过今天这种努力，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预测”。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
　　我只想，应当无愧于未来，其余的只有后人来说、来做了。
　　胡舒立 1953年出生，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自1998年创刊之日起，《财经》就带有鲜明的胡舒立的烙印，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一份普通的财经类媒体的范畴。胡舒立带领下的《财经》一直是新闻理想的践行者，它既秉持媒体的良知与勇气，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追求，成为中国当代新闻界的一种职业标准。
　　胡舒立还设立《财经》奖学金，资助国内优秀的财经新闻记者、编辑及财经新闻专业研究生进修。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5404708#comment 136315392 Tue, 13 Oct 2009 03:31:48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5404708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4289213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我很自然地想起我的父母我的爷爷，我更加怀念我们家为中国革命牺牲的6个烈士。准确地说，我们家为革命牺牲的不只这6个人。相关的亲属为新中国的成立，为这个国家民族的独立牺牲了十几位亲人。这一点我感触是最深的，我觉得牺牲的这些亲人，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我觉得他们应该感到很欣慰很高兴。他们真的是跟咱们几千万烈士一样，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能走到今天真是不容易。我想他们就像我爷爷那个诗里面说的那样，《蝶恋花·答李淑一》，“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为新中国牺牲的几千万烈士，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的祖国这样繁荣强大欣欣向荣，一定是感到非常欣慰。尽管我怀念他们心里很悲痛，但我心里就想说这么一句话：亲爱的牺牲的亲人们，你们真的可以安息了。 第二个最大的欣慰：我爷爷他老人家毕生的心血没有白费。毛主席不光是为这个国家，牺牲了这么多亲人。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强大，毛主席一生倾尽了他所有的智慧和心血，呕心沥血，我觉得老人家在天之灵也高兴。他老人家心血也没有白费。他奠定的千秋基业，我们的工业，农业、国防各个方面都这么兴盛，人民生活如此幸福，这也是作为开国领袖的毛主席愿意看到的。
　　在迎来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想到了我们家牺牲的亲人，想到了我爷爷的毕生。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这个国家也贡献了他们的一生。真是心血没有白费了，可以含笑九泉了。将来弘扬、宣传主席的历史重任，全部都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的担子也很重。除了怀念我的亲人们，继承他们的遗志，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这样强大，确实是非常可敬可爱的。我也愿意为我们的军队和国防贡献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4289213#comment 134218240 Wed, 30 Sep 2009 05:40:13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4289213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4034420
　　最年轻最SB的将军毛3同志谏言要把他爷爷的生卒年月设为中国人民的法定假日，并一本正经的扬言下次会提交法案给人大审议。毛3是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孙子兵法》研究博士专家，在孙子领域有着卓越的成绩，我因为衷心响应毛3的提议，并建议把该节命名为“太阳节”。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4034420#comment 134218240 Sun, 27 Sep 2009 06:53:40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4034420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3689013
　　今天看到长平一个关于同性恋的评论讲到英国政府郑重向图灵道歉，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看了他一点资料，实在很牛，据一种说法称，苹果公司的LOGO也是为了纪念因为咬毒苹果自尽的图灵。其人其事摘抄如下：
　　
　　图灵（Turing）奖”是美国计算机协会（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Machinery）于 1966年设立的，专门奖励那些对计算机科学研究与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有卓越贡献的杰出科学家。设立的初衷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到20世纪60年代，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影响的学科，信息产业亦逐步形成，但在这一产业中却一直没有一项类似“诺贝尔”、“普利策”等的奖项来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于是“图灵”奖便应运而生，它被公认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图 灵”为 何 如 此 幸 运

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国际计算机的最高奖项——图灵奖，为何它如此幸运，真是说来话长。
阿兰·图灵（Alan Turing），1912年6月2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他被认为成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会和计算机产业挂钩。
20世纪的数学界正在热烈的讨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昆特.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在那以前，数学家们总认为，一个数学问题虽然要找到答案也许会很困难，但理论上总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数学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而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指出：在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的数学公理系统中，总存在那样的命题，我们既不能证明它是真的，也不能证明它是假的。数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以往大家认为绝对严密的数学中，原来有令人如此不安的不确定性。每个逻辑学家都在苦苦思索，试图为陷入了危机的数学找到一条出路，这些逻辑学家包括当时在剑桥的贝特朗.罗素( Bertrand Russell ) 、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路德维格.维特斯根坦 ( Ludwig Wittgenstein) 等著名的逻辑学家。这时的图灵正在剑桥求学，他也同样为此问题陷入了困境。
1936年，图灵作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科学贡献，他在其著名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On Computer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 -problem）》一文中，以布尔代数为基础，将逻辑中的任意命题（即可用数学符号）用一种通用的机器来表示和完成，并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推导出结论。这篇论文被誉为现代计算机原理开山之作,它描述了一种假想的可实现通用计算的机器，后人称之为“图灵机”。
这种假想的机器由一个控制器和一个两端无限长的工作带组成。工作带被划分成一个个大小相同的方格，方格内记载着给定字母表上的符号。控制器带有读写头并且能在工作带上按要求左右移动。随着控制器的移动，其上的读写头可读出方格上的符号，也能改写方格上的符号。这种机器能进行多种运算并可用于证明一些著名的定理。这是最早给出的通用计算机的模型。图灵还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假想机的可能性。尽管图灵机当时还只是一纸空文，但其思想奠定了整个现代计算机发展的理论基础。
1945年，图灵被调往英国国家物理研究所工作。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理论研究和战时制造密码破译机的经验，起草了一份关于研制自动计算机器（ACE：Automatic Computer Engine ）的报告，以期实现他曾提出的通用计算机的设计思想。通过长期研究和深入思考，图灵预言，总有一天计算机可通过编程获得能与人类竞争的智能。1950年10月，图灵发表了题为《 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在计算机科学界引起巨大震撼，为人工智能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同年，图灵花费4万英镑，用了约800个电子管的ACE样机研制成功，它的存储容量比爱尼亚克[ii]大了许多。在公开演示会上，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功能最强的计算机之一。图灵还设计了著名的“模仿游戏试验”，后人称之为“图灵测试”。该实验把被提问的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分别隔离在两间屋子，让提问者用人和计算机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问答测试。如果提问者分不清回答者是人还是机器，那就证明计算机已具备人的智能（1993年美国波士顿计算机博物馆举行的著名的“图灵测试” [iii]充分验证了图灵的预言）。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IBM公司研制的计算机“深蓝”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进行的那场人机大战，最终以“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而宣告结束，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图灵的天才预言。
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iv]生前曾多次谦虚地说：如果不考虑巴贝奇[v]等人早先提出的有关思想，现代计算机的概念当属于阿兰·图灵。冯·诺依曼能把“计算机之父”的桂冠戴在比自己小10岁的图灵头上，足见图灵对计算机科学影响之巨大。

毒 液 浸 透 苹 果，如 睡 之 死 渗 入 ……

身为一名数学家, 图灵模型研制计算机的梦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粉碎。当时，德国法西斯正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图灵的祖国危在旦夕,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图灵前往英国外交部承担“超级机密”研究工作，即主持对德军通讯密码的破译工作。图灵便和历史上著名的布莱奇利公园以及加密电子机械装置ENIGMA联系在了一起。
ENIGMA是德国发明家亚瑟.谢尔比乌斯（Arthur Scherbius）发明的一种加密电子器,它被证明是有史以来最可靠的加密系统之一，二战期间它开始被德军大量用于铁路、企业当中。英国第40局（英国政府负责破译密码的间谍机构）开始恐慌，因为出现了大量他们无法破译的电文。在整整13年里，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ENIGMA是不可破译的。针对这一情况，40局新设了它的机构——英国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GC&CS ,Government Code and Cipher School），总部坐落在白金汉郡的布莱奇利公园。在布莱奇利公园有一大批为破译ENIGMA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图灵无疑是他们当中最值得叙述的一个。图灵发明了绰号为“炸弹” （Bombes）的解密机器，他被看成一位天才解密分析专家。战争结束，布莱奇利公园被关闭，“炸弹”被拆毁，所有战时有关密码分析和破译的档案资料都被销毁，直到1967年波兰出版第一本关于波兰破译ENIGMA方面的书，以及1974年温特伯坦姆写的《超级机密The Ultra Secret》一书出版，人们才知道图灵在分析解密方面的贡献。
1938年迪斯尼公司著名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上映，图灵也观看了这部影片，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同事常常听见他哼电影中巫婆王后泡制毒苹果的台词：“毒液 浸透苹果如睡之死渗入……”而图灵的一生正是在这首歌词中结束。
图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机会看到自己被当作一个解密英雄来尊敬，相反，由于他同性恋的性倾向而倍受折磨。1952年因小偷入室行窃，图灵向警察报了案，但他却忘了向警察掩藏他和另一位男士同居的事实，同年他被警方逮捕，以“有伤风化罪”罪名遭到起诉，并被判为有罪。而这期间，他不得不忍受报纸媒体对他案件的公开全面报道。性倾向被公开，私生活曝光于大众，政府也取消了他情报部门的工作。他的脾气变的躁怒不安，性格阴沉郁悒。1954年6月8日，人们在图灵的寓所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在自己的住处服用沾过氰化物的苹果而自杀。临死的前夜，也许图灵的耳边还回响着那首歌：“毒液浸透苹果如睡之死渗入……”
迄今为止，作为计算机界“诺贝尔奖”的图灵奖已走过了36个春秋。40多位图灵奖得主均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创新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珍惜自己所获崇高荣誉的同时，也深切怀念阿兰·图灵这位在计算机创新史上永放光芒的先驱。 ]]>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3689013#comment 134218240 Wed, 23 Sep 2009 06:56:53 GMT http://22820499.qzone.qq.com/blog/125368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