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23379626.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12:25:23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at, 18 Jul 2009 09:04:23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7907863
上篇：在中国公学

一、担任校长之前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这所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二、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页）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限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三、沟通文理学科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经屡有申述，在此恕不赘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

小注一下：
....（1）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原来在那个时代，学生是可以对校长的选聘有发言权的！！~~
.....（2）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7907863#comment 134218240 Sat, 18 Jul 2009 09:04:23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7907863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7569
新制度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一支突起的异军，它的源头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之后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
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字是威廉姆森给起的，在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有一个新字冠在前头，主要是为了和以凡伯伦、康芒斯、密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相区分。老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成为主流，那是大萧条之后的几年里，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的过度时期，迷茫的美国人对自己国人的思想第一次重视，但是，可是说旧制度学派几乎没有给现代经济学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正如科斯所说他们本来也不愿留下些什么。科斯在1998年的AER上发表的《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说：“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密切尔等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虽然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曾一度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声名显赫，但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NIE）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非常活跃，而且也逐渐得到了主流的承认。1986年，M atthews就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提到：“在我们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Maathews,1986）在他看来，NIE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他提出了两个有意义的命题，第一，制度是重要的，第二，制度现象将影响经济理论工具的分析。对于第一点来说，倒算不上是新制度分析的功劳，因为无论新旧，两派都强调制度是重要的。因此在我看来，NIE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它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实可行，更为敏锐的视角。阿罗（1987）说：“我现在思索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一个答案。它并没有为传统的经济学问题——资源分配和效用度量——提供一个新的答案，但他回答了一些新问题，为什么制度是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呢：它融入了经济史，但却提供了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尖锐（微观分析）的推理方式。”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
一、 制度与价格
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著的优越之处。
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这是一种困境。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
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
二、企业的性质与交易成本
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写成四年后终于发表，这就是《企业的性质》一文。科斯首先表明，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对企业问题视而不见，新古典并不比古典经济学更狭隘，但他认为，那些重视及解释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奈特的观点。
奈特利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产生。风险是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种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崭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根据这样的分析工具，奈特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的性质，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拓新，勇于为利润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中性的，他们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让风险偏好者指挥他们，但条件是偏好者-企业家要确定的保证他们的薪水，于是，公司就在这样的权利划分中成立了。这是《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思想。但科斯不认同，他一方面认为奈特也承认管理者（非企业家）也负有日常管理的责任，这一现象奈特无法解释，奈特的分析无法给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以市场完成之。
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只有这一成本小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通过市场来完成。这个成本就是科斯首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我们稍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科斯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是之后几十年NIE乃至主流学者们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科斯的答案比较家但，这就是那几个著名的圈圈，他说，在一个城镇的消费中心A的外围有产业B、C，如果我们的企业处在外环C处，那么在交易成本边际上高于组织成本时，企业就在环内扩张，这就是规模效应，而这种扩张会带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管理的难度，以至于大于了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的边界在横向上就会被确定；而向内环B的扩张也是如此，即与B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合并后的组织成本相比较，边界也可以通过边际分析确定。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范式，而交易成本则是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概念。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非难的，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这里的分析显然会显得空泛。后来的对纵向横向一体化的分析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进一步讨论了。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看到解释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多么重要。但在简单讨论它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略微提一下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观点，就是队生产问题。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不认同科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企业内的“权威”（authority）的问题，企业内的雇主与雇员和杂货店的老板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企业之所以出现，全是因为队生产的需要。完成一件工作，由于分工的原因不可能不合作，而合作通常会面临对努力的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为努力程度有的时候很难观察，这需要一个监督人，而且我们还要给这个人以剩余的收入权，使他有动力防止人们的偷懒而不是合谋。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因之产生。在他们1972年文章里，他们还讨论了诸种企业的类型，并得出了企业作为市场上的信息搜集场所的结论。对于这个观点，张五常一直无法认同（1991），他认为他们二人的分析在假设上就是不必要的，偷懒和理性是重复，本着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张五常认为这一分析全无必要。这中不用交易成本范式所进行的分析骨子里并没有脱离开，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二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存在。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交易成本。老实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极难理清。罗宾斯说：“一个定义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通常要从该定义的实际运用中寻找。”但是，在交易成本的运用中各人的理解也全然不一致。科斯在他对张五常1991年文章的评论中写道：“如果在个人之间交换的可能性被引进这种伊甸园，一系列新的活动将不得不接受。购买者和出售者将彼此寻找：购买者想知道供应商所能提供的，而供应商想知道购买者想购买的；双方都想知道另一方做生意的价格，对此要进行谈判，签订契约，确定他们观察到的条款是否无误，等等。市场将会建立起来，专业的代销商和经纪人将出现以助于交易过程。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本就是我叫做交易成本的东西。”在科斯的文章中，他的这个定义是合适的。但张五常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一书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应该是鲁滨逊世界里不存在的一切费用，他更乐于称之为制度成本。这样以来，在他看来，文革中的背语录，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交易成本。这样的定义显然和科斯的定义相去甚远。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投机出发来论述交易成本的意义，人们由于有限理性，常常难以确切知道未来及他人的决策，因此需要测量成本和签定契约的成本，同时，人们又是会欺诈的，狡猾的，有投机行为，因此还需要监督，这几乎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观点有些类似。此外还有阿罗“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以及巴泽尔“产权换手的成本”之类的概念，无不是出于自己的运用方便来定义之。由此，我们可以略微知道，在当今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至少不存在一个大家广泛接受的交易成本概念，这或许就是威廉姆森（2000）所称的多元化。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应用角度出发来谈论这一概念，莫衷一是。
对词，我认为，交易成本其实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仔细分析一下，以上的所有定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斯的发现价格的成本，无非也是人们为确定下次交易对方的行为、地点时间等而付出的费用，张五常所眼的欧洲的教堂和中国的忠孝礼仪制度等是交易成本，也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在大家能共知的轨道运行，大家形成共识，使得我们彼此的计划一致，这样我们的交易就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如果对方常常欺骗，行为不可预期，我们就必须制定出一系列的或明或暗的规则来限制和惩罚这种行为，所有的这些花费都是交易成本。
总之，我觉得不存在交易成本增或减的问题，只存在能否使得大家的预期相互确定一致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评价哪个交易成本高或低必须基于这样的基础。
三、社会成本与科斯定理
我至今无法确切的知道社会成本的含义，也许这是一个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命题。我们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来入手讨论科斯的那篇宏文《社会成本问题》。其实，这篇文章远不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好读，而且思想大体上已在后者中披露，其所举的例子也远比牛与麦子更为适当，因为空中的电波是很难观察到是谁侵犯了谁，法官在这点上往往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清醒不了多少，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仍然来举牛和麦子的例子。
简短捷说，不论牛或麦子的产权归谁所有，只要在私有产权之下，自由交易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总是得以实行，那么由牛吃麦子，而非扎篱笆总可以使得双方的利益增进，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边际分析。只不过比庇古要明白的多，庇古借用外部性这样的概念得到的结论伦理上的含义太过浓厚，恐怕在借用这一概念之先，庇古先生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
的确，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尤其强调产权的重要性，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波段这样的市场上，产权无法清楚的界定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即使产权界定不明确，如果交易成本为0，大家也是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的（张五常，1982），但真实世界从来不会有交易成本为0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权利的界定显得异常重要。之后斯帝格勒的那个科斯定理的定义，显然与此有些差别。那个定理的一个经典的表达是：无论产权谁属，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帕累托条件总是可以达到的。这样以来，常常误导经济学家认为重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不重要，这正好是南辕北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上述科斯定理的反命题也是正确的呢：只要产权清晰，不论交易成本为何，帕累托最优总可以实现。直觉告诉我们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清晰的产权如果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福利不一定能够最大化。
如果我们跟着去讨论权利和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误入泥潭，空泛的讨论无助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交易成本从来都不可能为0，因为其他人和我们的认识建立在相同的可预期的基础之上从是不免费的，所以这一点根本无须讨论。要讨论的，在我看来正是张五常认为的比成本更抽象的权利，但我认为，权利的结构的确定应该是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如果这一结构确定的话，交易的实现总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总可以通过交易确定彼此的权利边界。在这里，我还是很赞同张五常的这句话：“科斯的工作促使我们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约束条件。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相反，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能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各种经济现象。那些认为科斯的论点是同义反复的人，必定是忘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从某些同义反复开始的。一种逻辑必定只是一种定义，但它也只是从一种角度看问题的。科斯所理解的世界总是现实的世界，而且直到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知道它是这样的有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际的案例，也许它揭示给我们的信息远比那个所谓的定理跟多的多。
《青年时报》 2003年6月12号 星期四 民间调查版
绍兴县马鞍镇湖安村桥下夫自然村，自从2000年12月以来村民就饱受湖山石料场的炮声之苦，许多村民的房子都因此出现了裂痕，有的时候石头被崩出来也让村民受尽了惊吓，甚至村民傅华婷的儿子要结婚，对方父母认为这样的环境无法让女儿居住而不让自己的女儿过门。严重影响了该村村民的生活。但湖山石料场的场长韩军也是颇感委屈，他有一堆各类证件，有合法的手续保证自己的权利是合法的，他对生产的安全也非常重视。他本人也承认对村民造成了伤害，决定给自然村村民每人1000元的补偿，但只有8户人家收了钱，大家对价格可能不太满意。这件事情向县镇有关机关反映过，石料场亦遵从了意见书，作出了很多牺牲，受到了不少损失。但问题并为解决，该自然村24名妇女从5月29日起开始，在石料场门口拦车，他们意欲阻止石料场施工。6月2日，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打斗，各有受伤和损失。尽管当地的多个石料场和老百姓有矛盾，但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因为马鞍镇地靠杭州湾，滨海工业区以及围海造田，都需要大量石料，所以双方矛盾虽多，但石料场的生意依然红火。
如何来分析这一案例？应该说，石料场的产权是界定清晰了的，镇政府和该石料场签订的五年合同，五年内石料场有权开采山石，那么，村民呢？村民也有享受安静的居家生活的权利，双方的权利界定的十分清楚。如果按照庇古的分析，我们应该罚石料场，但这根本无济于事，首先政府也需要石料场的石料供给，村民的权利应该保护，但为了正常的生产和工程开发，石料场的权利也应该保护啊？所以，外部性的概念在这里就遇到了困境，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那么，按照科斯的方法又会如何呢？按道理，只要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是完全可以由牛和麦子的例子中得到相类似的结论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与村民就价格的订约成本实在很高，很可能高过石料场的底线，因为，谈判是要一家一家的进行的，很可能有的人对平静生活的要价很高才肯放弃，而所有的人又都会按这一高价成交，所以，交易成本可谓极高，因为预期要一致实在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使村民迁徙的成本也很高，石料场迁徙更不可能，他几乎得不到补偿，因为村民是不可能补偿给石料场的。这也是个悖论。这个案例是我们认识到，在产权的背后，在交易成本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其他的因素，对权利的保障所受到的影响往往并非双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原因。
四、企业契约安排
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和第二部分有重合之处，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契约理论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并非偶然，早我看来这一变化是权利的选择和治理问题逐步走到前台的结果。
科斯早在1937年的文章里就曾提到，他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契约替代了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张五常根据计件契约（1983）的考察，认识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非完全可分，因此认为要素契约替代了产品契约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五常的困境。他主张认真研究可观察的契约和制度安排，并且说：“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生产和交易活动通过契约组织起来，在没有考虑到契约安排的情况下，总的来说，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忽视了。当契约或制度安排改变以后，生产和交易活动也要变化。因此，如果制度或契约安排被忽略，经济分析的预测力就会下降。”但他同时又说：“然而，契约或制度安排，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它们自己也需要说明。”“对制度研究兴趣的迅速增长，是最受欢迎的。然而，就我的观点来看，许多著作许诺的多，履行的少，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并没有什么成效，这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肯定有赖于付出巨大努力去探索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它。对于制度安排或契约安排的观察并不像数据那样简单，世界太复杂了。”（张五常，1991）这一声叹息并不能抹去问题的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仅只看到一堆堆的契约的存在，我们很可能会完全看不到企业到底在哪儿，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卷三》中张五常坚持企业并不确实存在的观点，而科斯乃至阿尔钦都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我们还记得他1983年文章的结尾所写的他在香港擦皮鞋的故事，的确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企业的影子，只看到两个小孩之间的契约。微微观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成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一个试图描绘蓝鲸的整体特征的科学家骑在蓝鲸的背上拿一个放大镜来观察蓝鲸。这样的预测我们同样无法相信。
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十分迅速，这实在不是这篇简短而宽泛的文章所能介绍的。最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是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但这同样不能轻松的写明白，只好暂时打住。
总之，我认为研究微观层次上的企业，我们的尺度应该拿捏准确，统计也许总不真实，但有助于我们获取整体的印象，增强理论的预测力，而如果总是解释特定的契约形成，我实在不能清楚的确信它的预测能力。是啊，世界太复杂了，因为你总是从沙粒看起的。
结束语
在这篇文字中我信马由缰的谈了关于租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以及企业契约的研究视角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宽广，关于国家的理论和产权理论本文并没有涉及。
我大致的印象是，NIE是一盆浑水，我们每个人都竭力去看清全貌，结果发现看出的都是自己眼前丁点大的一片地方。
我们都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我们个人的经验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概括出整个世界的面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在这里的处境是尴尬的！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7569#comment 134218240 Fri, 22 May 2009 10:19:29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7569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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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行止 标签： 林行止 张五常 经济学
我之购阅香港报人林行止的三本书，原因有二。一是向来锋芒的张五常都“承认”林行止是“香江第一健笔”，而张是我从头喜欢到脚的人物之一；二是林作序言中有关他与其老乡李嘉诚之间的那个“不愉快”故事，让人觉得林行止很有气节。

既是五常所荐，读林作自然要与张作相比。而且，我以为，文章就像歌曲一样，能抓住人打动人的往往是叙事性的。张五常有过与大师们直接交往的经历，所以其作中的理论与生活很有故事性，且多为一手货。林作虽然几乎是对经济学王国广阔天地的全景描述，其中也不乏饶有兴味的掌故，但属于他自己的理论和生活却乏善可陈，可说基本上是些二手货三手货。

张五常不仅跻身西方显学的殿堂，还有深厚的东方文明积淀。我相信，哪位结构专家或作文大师来，都很难在张作中挑出太大的毛病。而林作不仅缺少古典韵味，结构上也很成问题。这可能与两人的事业不同有关。张钻的是“岩石学”：专攻学问，著书立说；林修的是“流水学”：致力办报，传递消息。工作节奏快如流水，当然容不得他引经据典谋篇布局。

与张五常作品系列相比，林行止作品系列还有一些缺憾，如错别字多，重复叙述多，内文不少小标题文不对题等。这反映了林作编辑出版上的仓促。可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出书呢?

想到这里，我点起一支得意烟，一边为林行止的仓促寻找答案，一边顺手翻开今年7月号的《读书》。不料，读了扉页上陈四益的一篇短论后，我简直有些汗颜无地。该文写道：

听讲话，读文章，要紧的是看他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看他哪一句话说得不妥或不当。何况那不妥或不当，或许并非思想者的不妥或不当，而是判定思想是非者的不妥或不当，因为判定思想者也是人，或许是比思想者更低能的人。

这段文字似乎给了我一记耳光。

林行止是坚持正义、兢兢业业并卓有成绩的报人。仅就这三本书而言，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实在很多。比如，十多年前我还曾向学生兜售列宁的一句话：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破坏它的货币。谁料，读了林作才知那是背给列宁的一个黑锅。那句话原是一个叫拉宁的人说的，是读音上的相近造成的讹传。

再说，天天审版，夜夜作文，版面或文章中一点儿瑕疵不留，怕是连神仙也难做到的。况乎某些“瑕疵”未必就是真正的瑕疵，而是评判者的误解、挑剔或别有用心。好在林行止身在香港，即便有类似本文这样尖酸刻薄、不足为训的评判见诸报端或某种文件，也不用担心会有审读人员去给他上纲上线，或从他薪水中扣掉一些熬夜熬出来的血汗钱。

这样看来，假使有人说我这篇书评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是彻头彻尾的“低能者的评判”的话，我也会哑口无言，心悦诚服。此外，既是一堆垃圾，此文本是不该发表的。考虑到我已堕入低能者之列，也就不恤人言，让低能者的小聪明曝曝光，见见笑。如是，今后像我这类低能者及其评判语或许会少些。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3805#comment 134217728 Fri, 22 May 2009 09:16:45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3805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2983 加上自己的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宏观因素就是汇率机制，或者说汇率机制改革得太晚了。与扭曲的要素定价机制类似，长期贯彻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度依赖该模式的强大利益集团，上述两方面的体制改革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就已提出，但出于各方面不同观点与考虑，加上利益集团的诉求，导致两方面改革的契机迟迟未现。在各方面改革姗姗来迟的情况下，经济繁荣下积累的危机因素日益增强，货币管制——低汇率——出口产业成为国内资本的利润高点——出口强大而外汇增加——兑换本国货币，国内货币财富增加——进一步寻找投资机会——实业还是出口产业、虚的就投向房地产、股市——以上对于国内的实业机会—资源型行业：1是出口企业除了劳动密集型还有资源密集型产品，依赖资源投入；2是房地产市场的虚火，引发钢铁、建材、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在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一旦外部出现危机——国内出口产业首先陷入困境——其次部分资源型行业——再次国民对经济的信心——加上金融市场的低估——遂引发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国内经济衰退。
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如果国内内需和出口一样强大，那么，外部冲击的国内经济的冲击自然应相应减小。而周一文却对内需不足的原因强调不够，当然，危机背景下，外部是主要矛盾，但从长期经济发展看，外部问题除了货币体制外，其它对于我们是难以控制的变量，那么我们就更应当向内看。内需的问题，其实也提的很多，比如各类社保对国民实际消费能力的影响（对于风险的规避能力不足以至储蓄预防风险）、教育支出问题、中西部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制约经济机会问题等等。这一块多数是体制性因素，为何这方面投入这么不足，恐怕又和国内的财政体制以及政绩考核制度有关了。在任期制（当然，其根源还是宪政问题，也或许有别的解决途径）造成的官员普遍短期行为以及唯GDP观（其中GDP是指标这一，政绩工程，FDI，外贸指标也是整个大GDP观的主要部分）影响下，前述若干制约内需的领域自然是长期投入不足的。
再一个，说到周提到的交易费用问题，恐怕是一个短期之内难以解决，又影响长远、全局的问题了，涉及到整个民族当前的信仰、态度、习惯和惯例等制度经济学问题了，怎么改？如何改？这不像前面提到的问题，总有对策可言。问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障碍，如过于繁琐的官场、商场礼节，诚信的缺失，甚至沟通表达中的过于含蓄等，都构成了我们减少交易费用，增进国内商业机会的制约；另外一部分则是能力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懂得或不具备在复杂的商业活动中如何去协调、组织业务流程中各个环节的能力，对诸如策划、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等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却又关键的职能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储备（虽然有大量的FDI进入中国，但这些高级职能部门真正入驻的却是不多，所谓的总部经济多数也只是承担一个上传下达的职能，国人在其中担任的高职位也不多，得窥门径者少，多皮毛也），对于这一部分，可叫做社会组织能力，其实也就是现代服务业或服务职能的一个抽象表达罢了。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只要这方面的障碍破除、能力得到培养，那么即使是世界大战来了，人活着，就有希望。类似日本的战后复兴，不也是科技能力和民族性格加上外部机遇造就的么。
先扯到这儿，~~·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2983#comment 134218240 Fri, 22 May 2009 09:03:03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82983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79051 　　人民币兑美元固定汇率或者盯住汇率，美元也有问题，这几年看来美元的问题更大，因为从九十年代末不断地进行宽松的利率政策，美国是通过调控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联储的基础利率下降就是供应市场的货币量增加，我们可以看九十年代末联储基础利率还有8—9个百分点，现在已经降到0—0.25，那个量是惊人地放出来了，所以全世界这场问题，美元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是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它的超发不但影响美国，也影响全世界，而且非常有意思，超发货币美国的CPI并不高，因为大量的钱离开了美国，变成其他国家结算贸易，变成其他国家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对象，结果它不压迫国内的CPI，石油到每桶140美元的时候，美国市场上零售价卖到那么贵，CPI并不高，没有超过5%，其他国家向中国到了8.7%，俄罗斯到了19%，越南到了24%，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07年那一波都比美国高，这是美元利用全球货币优势，这个教训要提上日程。因为当年美国有了承诺的，它和黄金挂钩，再把美元供应全世界做储备货币，承诺的价格每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各国央行持有美元，任何时来换，美国财政部给你换，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这是1944年定下来，黄金和美元是什么价？九百到上千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已经多发了多少，这就是美元的地位。它开始承诺，承诺以后加大美元的供应量，特别是越南战争，财政一塌糊涂，超发，然后堵窟窿，发票子，最后一查发现美国库存黄金根本不能兑换券世界持有的美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出来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等于往地上一躺，原来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对不起，不换了，你看着办，这个有一点霸权，承诺大家才持有美元的，结果把这个窗口一关，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用惯了美元做结算，就跟语言差不多的，讲惯了这个语言，不是说换就能换的，所以黄金窗口关闭以后，美元还是维持了相对全球的结算货币，当然也就刺激其他货币起来替代它，比如说欧元，这个局面就是这么发生的。
　　长话短说，我们和美元挂住，如果美元是非常保值的货币，人民币一直挂着它，人民币也非常硬，发生在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美元不断地降，长期资本公司出问题，格林斯潘主政怕影响美国经济多发货币，千年虫多发货币，IT泡沫破灭，影响美国经济，宽松的把利率降下来，货币量增加，美国经济看来不箫条过去了，9.11冲击发货币，美国已经是多少年连续地相当宽松的货币，因为是全球持有，他发的货币，人家拿着，自己国家没有很大的压力，现在指责格林斯潘也没有太大的道理，格林斯潘辩解词说，CPI没有上来，央行行长对物价负责任，对通货膨胀负责任，通货膨胀不高，经济也没有出现衰退，那是多少年来人民想要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会把问题移到一个个新的领域，其实美元当年做全世界储备货币的时候，就有经济学家预言要出问题的，因为你是储备货币，全世界做贸易要拿美元，全世界会对美国形成贸易顺差，美国一定是逆差，否则这样美元就出不来。等到量大了，经济学家叫特瑞夫，人民倒过来对美元的信心丧失，引起美元危机，这个预言验证几十年，开始都被推翻，有办法，固定汇率去掉，和黄金脱钩，资本市场一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要维持贸易顺差，借钱也可以还，不一定持有美元储备，但是现在看来，特瑞夫的预言没有预准这个螺旋最后美元先出问题，现在看来要增加一个新的环节，当大量的外部世界的美元冲进美国以后，美国的资本市场先出了问题，大量的钱淹进去，利润超低，金融活动首先次贷活动放弃了资本主义那种严格约束的机制，这个问题出了以后，美元的地位就是在动摇，所以这个教训我们中国因为多少年，因为过去有一个理论，很多大经济学长都是这么主张的，美元很好，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容易变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印钞机太诱惑人，动不动就想多印，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和美元挂上帐，它是好货币你也坏不了，支持固定汇率。
　　这几年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自律对货币超发找到了根治的办法，人大通过的法案，不准超发货币，货币的发行要跟经济增长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加入全球经济以后外来的力量逼迫中国被动地释放了过多的基础货币，然后就带来一系列的国内的变化。这张图请大家看一下，上面那条红线就是中国广义货币增长率，蓝线就是中国的GDP的增长，基本趋势大家看好了，都是我们货币的发行高于GDP增长若干个百分点，最高的时候会超过二十几个百分点，GDP涨到要加二十几个百分点货币发行这是94年最高的峰值，这几年总的来说在收敛，货币增发速度在下降，越来越靠近GDP的增长，这被看作是比较健康的货币控制，但是很不幸到了今年，货币的口子又上去了，今年一季度我们的银行，当然出了这么大箫条，大家没信心，担心经济，你不花钱，他不花钱，一起放下去，说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上我个人的看法是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条线上去，在未来几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还要观察。
　　货币多了，一定要在哪里表达出来，在中国和八十年代不一样，货币多了首先不是农副产品价格涨了，而是资产价格，这张图的蓝线是我们的上证指数，红线就是房价，金融市场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很重要，是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也是可以满足人民的投资愿望，但是起落太陡了，因为金融市场有一个自我实现的机制，你看好你往里投钱，很多人看好，很多人往里投钱，真投钱就真好，真好吸引更多人往里放钱，一直可以高到这条线脱离基本面，股价可以和公司的盈利能力完全脱节，但是挡都挡不住，中国这条线往上走的时候三千点、四千点、五千点，每条新开户的股民都是上百万户，因为想争取财富更多，是人人的愿望也是他的权力，前后左右都涨了，他也冲进去，真冲它真涨，涨到高处不胜寒，完全离开了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这时候由预期希望、故事、消息、堆起来的股价，任何一个方向的消息，随机的扰动，外来的冲击就会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把很多中国家庭、企业、机构帐面资产就烧掉了，对人的信心，里外里是负的财富效应，房价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会冲到CPI，在中国待过这么多年，永远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因为对大量的固定收入和低收入人口来说就是收入下降，因为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减少，因此任何政府对CPI往上冲一定会采取措施，虽然听到很多的批评，把通货膨胀看高了，不应该当年杀那么凶，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政治家面对这个压力，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要处理，中国当时过了8.7%，如果不采取比较紧的手段再冲，变成俄罗斯和越南，再加上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历史上88年发生过，93年发生过，这个力量也是我刚才讲的力量在一起。我和各位交换的基本看法，不能单独地说以前好像都很正常，突然来了一个冬天，没有这回事，用五到七年，七到八年的眼光来看，大起在前，大落在后，全球是这样子，中国的工业也是这样子，97年以来至少有三拨工业产品冲上去下来冲上去下来再冲上去，当然这次下下得比较厉害，谷比较深，这样深的谷和以前的一拨拨冲，在我看来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箫条、衰退的唯一理由就是过度繁荣，没有别的理由，这个规律不但过去起作用，今后也会起作用。
　　中国除了汇率机制，05年以后才开始变得灵活，发了一个信号动员大家，还有一个微观和体制有关，就是外向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我们中国制造能力一起来，我们只要外向就和全球商业网络接通了，经过香港，欧洲、美国和国际代理商，所以中国的制造能力一旦和外向接口很快把规模做大，这里有一个变量是中国自己躲不开的，国内的生意为什么不那么好做呢？纵向地看改革开放30年，从计划封闭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商、营运，商业运作的环境很大的改变，但是和国际市场相比，国内交易费用很高、很麻烦，好多企业家对我讲，做了出口生意不再喜欢回来做国内的生意，出口生意只要样品对头，产品对头，发传真走集装箱就走货了，国内的生意商路开通困难得多，要进行人际关系，要熟人，进行多年的培育，要过量地喝酒，否则就打不开市场，否则建立不起信任，这一点实际上这几年高速的外向，某种程度掩盖了国内需要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外向走得好就走，港口、码头一路繁荣，数钱都数不过来，干吗做难做的事情，我到温州去调查，红蜻蜓的董事长跟我讲，温州转变就发生在89年之前，温州企业原来都是做内向做国内市场起家的，辛辛苦苦打柜台找代理商、管理物流，等到WTO一签，国际市场一来，国际大厂商一来，一张单子几千万做不做，你做生产线停下，OEM，给你样子走货，一张单子几千万上亿，很多公司都转向外向，红蜻蜓老总有一点例外，舍不得自己打下国内商业网，做自己的品牌做了一千家的门面店，有三千家连锁店，舍不得，但是当时如果数钱转出去快。远大空调的张总告诉我，六个业务员做国际单子销售量等于225个国内销售员做国内市场量的总和，什么道理不平衡。我们现在是制造能力强大，市场网络借人家的，很大程度借人家的，我们工业知识很普及，市场知识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制造的知识。这也是国民经济这几年要总结的，美国市场一直旺，咱们就做下去，中国制造打遍全世界，问题是出问题了，这是中国一定要面对的挑战，首先要坚定信念，内需是有的，13亿人，这么多年人均的增加，即便有收入分配问题，其中只要20%的人变成所谓中产阶级，市场就不得了，为什么香港自由行，开到那个县，哪些人进行扫货，这些货在内地市场买不到，我们的商业环境和销售通道还有非常不方便的一面，高储蓄有担心将来孩子上学看病，要储蓄，社保不足，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消费不方便，商业活动不方便，服务不方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增强信心，有巨大的内需潜力，昨天晚上，北大有几个校友在这里一块聊，讨论到云南，校友做银联卡的，云南的老总，云南好多地方没法刷，就影响消费，跑来旅游，一看见这个东西好，一激动要买，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别激动了，让他方便，一季度钱就刷出来了，就刷到云南来了，这些东西不单单是附加价值技术含量提高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增长包括商业和工业平衡，两种知识的平衡。
　　严格来说这拨困难不单单是美国的问题，单单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只能等它回来，我的看法在开放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的问题里头有一部分是中国的，所以现在需要很好的合作，共同应对。同时因为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来通过政策和行为扭转它。这一拨的困难是三个量的合并，第一由于汇率机制的灵活程度不够，外需就非常旺，再加上微观基础出口生意好作，为了给外需让路，04年以后不断调控国内的内需的产业，企业的自主性冲击实际上被抑制了一部分，行政审批在扩大，行政管制在增加，这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把这些东西揭开，可能把经济重新激活。第二，我们给外需让路，外需遇到欧美市场收缩，这个东西现在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第三，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家庭受到资产市场价格陡起陡落那把尖刀的损害，投资帐面损失了，信心损失了，对未来的看法非常冷，现在的问题是三个层次合并，我的分析根本的问题，所有经济不平衡，还是因为机制不平衡，是因为改革不平衡，同时这种快速的高速增长也侵蚀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很容易赚钱，谁认真研究市场企业技术，这几年我们资产市场这条线全民的心里，我接触很多朋友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要疗养，数过快钱以后，再也没有精神头把车门做得更好一点，把产品做得更精益求精，服务精益求精，侵蚀人口规模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过量的货币虽然有一时的繁荣，但是会掩盖一些危险。财政政策是重要的，民间不敢花钱，政府来花，市场就不会掉得太凶，而中国的财政指标全世界相比都是比较安全的区间，而且现在全世界胆子都大了，每一个国家财政开支赤字占得比重都上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确实可以胆子比过去大一点，但是要看到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应对一下子的冲击，防止信心崩溃起作用，长期来看有挑战，修很多的路上头有车跑吗，修完了路没有车跑，就是今天的日本，面临的困难就是再修不修，不修经济下去，已经修的路尚没有车跑，再修怎么办，财政政策一定要知道它是短期政策，当然这里头怎么样把财政投资做得更好一点。货币政策我也讲过了，我个人来看要保留的，过量的货币一定要危害国民经济。初期以外的钱太多长期是管理松驰，企业精神丧失的一个条件，宏观微观来看一定要适度。
　　重要的是体制政策，中国的特点就是困难的时候加大改革力度，最近国务院批准上海金融中心、服务业为中心，金融航运中心，批准了海西特区，批准了重庆、成都作为城乡综合改革示范区，批准天津的改革示范，这是非常合乎规律的，中国的国民经济30年所有的今天是靠改革，所有今天的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平衡，我们要求得更平衡的增长，就要靠进一步的改革推动。
　　客观再看看今年全球形势，美国问题很大，调整能力不能低估，美国人是喜欢叫唤的经济，媒体充分自由，所以问题会放大得很厉害，但是调整能力我们也要仔细地观察，我不认为美国经济像有些人讲从此就下去了，美国肯定长期来看是下坡路，但是这个坡这么大的经济，下也会慢慢的，等它稳住了，恢复了，中国的出口还会起来，中国自己依然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需要投资、需要发展的地方多了。另外，出口同比还在降，但是环比已经开始有苗头，比如出口纺织业企稳变平稳，开始有一点低的正增长点，经济调整每时每瞬间都在发生的，很多人说很多公司垮了，垮了就是帮活下的公司，垮掉一部分就在变化，活下来的公司容易活了，其实中国过去的出口大部分是中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在杀，我最近在珠三角已经看到中国的订单提价，为什么？找不到人做了，原来抢得做的公司都关门了，活下的开始有甜头的，经济的过程说不行说不行本身就开始变行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媒体报道有的时候有滞后。中国国内这种货币发下去，车市这么旺，房市又开始有暖期，股票市场有动静，香港股票已经非常好，所以我不认为还是冷冷下去，这个调大概是有问题的。
　　整体来看，我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真正的关键，没有8今年也会有7，只要有7，还是全世界第一，因为其他经济都是负增长，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结构、质量、增长方式的转变，形成更合理的、更持久的经济增长，同时从过去坡度当中吸取教训，增加我们的体制，争取国民经济更好的表现。
　　谢谢各位！
　　（编者按：本文系演讲速记稿，未经演讲者审阅，修订审阅稿将于作者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刊出，敬请关注。）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79051#comment 134218240 Fri, 22 May 2009 07:57:31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79051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78997 交易费用高是内需不旺的主因　　　（编者按：本文系演讲速记稿，未经演讲者审阅，修订审阅稿将于作者个人网站www.zhouqiren.com 刊出，敬请关注。）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09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主活动于5月17日至18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大会以“信心?使命?责任——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企业家”为主题。图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做主题报告。
　　周其仁：很荣幸有机会，受北京大学张国有校长的指派，报告一下我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各位都知道中国经济面临大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是13%，08年到了9%多一点，09年现在提出保8%，能不能保得住，一般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整体来看，全球第三大的经济体GDP的总量在两年之内要下幅5个百分点，不是平均分布的，会摊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所以，下降摊到比重大的，压力就会更加严重。这个形势我们都了解和面对，我能提供的就是怎么样理解这么大的变化，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再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应对。
　　粗粗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中国经济这次降速主要是美国市场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的出口07年比上一年增长26%，08年前10个月还有21%的增长点，但是从10月以后就逐月下降，特别是到2008年的年底就变成负增长，09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都是负增长，4月份也是负增长，最高的负增长达到26%，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从正的26%变为了负的20%多，这个部门又不是中国的一个小部门，单单出口等于中国GDP的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高速增长很高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因此，这个部门一出问题，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出口为什么下去了？人家的进口减少了，为什么人家的进口减少了呢？美国经济出了问题，金融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讨论，美国金融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像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被一场大水冲得稀里哗啦，一般的总结，美国金融堤坝不够结实，监管不够严密，都有道理，但是事情总还有另外一面，能够把美国的金融业冲跨的水从哪里来？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堤坝再结实，只要水过一定的量，都有可能把堤坝冲垮，这个水就是金融的内容，就是钱，在美国流动的资金和资本，美国巨量可以把美国金融业冲垮的流量第一步来自于美国人民的储蓄，美国人民储蓄率很低，不是一部分人储蓄，把这部分钱给另外一部分人花变成金融的流量，也不来自于美国政府节余，收了很多税，然后花不出去，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政府联邦一直是巨额赤字，救市之前就有几千亿的赤字。
　　我们必须理解一个问题，这个钱哪来的，这个钱很有意思，从美国以外借来的，而且从很多不如美国发达的国家那里借来的，这些国家成了美国的债权国，美国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这个特点是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我们探查，美国出了问题，进口减少，我们出口减少，我们再查下去，这么多钱怎么进美国呢？进美国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我们就来看看，因为理解这一点对中国的企业就容易一点，因为借钱给美国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看一看中国这个钱从哪来的？就来自于中国巨额的顺差，简单来说出口量大，进口的量少。当然来自于中国竞争力增加，中国货，中国制造的东西，世界上要得越来越多，我们买人家的东西没有那么多，顺差进了中国就变成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是世界的结算货币，也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所以我们这种巨额的顺差，加上外资进入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是美元，所以我们又变成美元资产，我们的节余变成储备买美国的国债，买美国的两房债，比方买美国的普通的股票和公司债等，这个圈就是这么旋转起来的。这个圈的旋转我们来看数量，如果发生这个旋，这个量小对我们整个的影响不会这么严重，问题是，从九十年代末，特别是04年以来，这个量涨得非常快，这张图当中，这条蓝颜色的线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条虚的一点点的线就是当年经常项目下我们的顺差，这两条线一个是年度的流量，一个是我们的存量，都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指标的记录，大家可以看到，在1993年的时候，这两个量都是很小的，比零高不了多少，但是由于93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根本的改变了汇率的形成机制。主动地把人民币本币过高这样一个错误的估值办法调整了，也就是主动降低了人民币，贬了人民币，出口体制、外贸体制，特别是签了WTO，政府把国内和国际市场连通得很多障碍都扫除了，再加上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学习，从开始附加价值很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入手，慢慢这条线就起来了。到04年，其实我们看，这个量也还是增长得有限，外汇储备04年是四千亿美元。但是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很高的增速，到07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1.8万亿美元，现在是2万亿美元。大家都认为这是好事情，中国人赚外汇的能力强了，我当然同意这个看法，如果发展中国家完全没有能力、没有竞争力，根本不可能有外汇储备，因为赚不到国际上的钱。
　　但是事情有另外的一面，这个量如果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它也会对国内国际平衡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道理是共通的，我们的顺差就是人家的逆差，我们的顺差就是我们大量地开工，大量地出口，那就意味着很多发达国家的工厂要关门，它的失业问题要严重，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还有更严重的一面，所有图上的中国人、中国企业赚到的外汇会影响国内的平衡，为什么？因为中国从世界上赚来的钱是不能够在中国花的，必须在中国结汇，跟谁结汇呢？跟银行结，商业银行和央行结，央行就要用基础货币来结汇，进来一块美元，就根据当时的汇率，比如说多少年都是八块两毛几人民币兑一个美元，就按照这个比例，把人民币付出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个图上右边的圈子。顺差进来基础货币就要放出去，基础货币放多了，就要对国内的市场平衡发生影响，资产市场的价格就会冲，冲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所谓的财富效果影响人民的消费指数，因为总的说来，只要票子多，商品和服务涨得没有那么多，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对外不平衡引起对内的一个压力。所以，我的观点不能仅仅看07、08、09年，难以理解，仅仅看07、08年、09年就觉得我们是好好的，美国出问题，然后就把我们拖累了。这样理解也可以，除了美国好，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必须看到里头哪些东西和我们自己有关，和我们自己有关，我们才可能把它作为控制变量，在今后应对危机的时候去调整它、运动它，从内部来看我是有问题的，因为巨量的钱进来就形成了国内的需求往上顶，资产市场、消费力市场，发生在07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拨过热或者比较热，从04年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内内外需都面临压力，冷，我们改了汇率，中国的出口部门非常旺非常争气，但是推出口的同时，还积极启动内需，也发债，也带动了商业银行的贷款，修成中国高速公路、码头，带动了1998至2003年一拨世界瞩目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到03、04年中国总的需求内外都比较旺。这时候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因为如果汇率机制不增加灵活性，对外就会更猛，如果对外很猛，不压一压内需，总量就会失衡，所以04年以后，大家看到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抑制经济增长，特别是内需，选了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过热，特别是点名处理了江苏省常州的铁本，这实际上是发一个信号，但是三大行业所谓过热，没有解决问题，铁本关了，铁本产能转给别的钢铁公司，钢铁市场价格和产量都在涨，调控九大部门也没有完全生效，房地产史无前例的升温，房地产发了很多条文让房价不要涨那么快，见效甚微，股市开始涨，一年半上证指数从一千点涨到六千二百点。我们现在说冬天，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冬天之前有非常火热的夏天，所有投资品都超历史水平。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78997#comment 134218240 Fri, 22 May 2009 07:56:37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978997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362302 感谢河蟹网友孔明的分享

第一不要怕学校不理想，贾庆林的母校到现在也没几个人知道——石家庄工业学院；
第二不要怕短暂的停留，李长春毕业后曾经留校两年待分配；
第三不要怕起点低,吴邦国毕业后直接进厂当了工人，况且一干就是10年；
第四不要怕条件苦，胡锦涛参加工作时就在甘肃的大山里修水电站，居然还被评为劳模；
第五不要怕地方偏，温家宝在甘肃修水库一直到四十岁才进机关；
第六不要怕提拔慢，贺国强三十七岁才当上车间主任；
第七看完后赶紧去做自己的事情，别以为自己真能当常委……!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362302#comment 134218240 Fri, 15 May 2009 04:38:22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42362302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39756493 早饭后小憩之间，无意间想到中学时代所受的教育及其时的心态。觉着在彼时的应试制度下，学习常是毫无目的可言，间或的动力也只是偶尔的兴趣、好奇或是某种出于人类天性的挑战心。那为何现在的我，却时常带着莫大的激情与动力呢，细究一下，无非是人的心智成熟了。是心智还是心志？这二词有些混淆。倘若中学时，便有现在的思想和所谓包袱，或许现在的我早已有所不同了吧，不说有所成就，至少在各方面学养和个人素质上已不再是如今的寒碜之状了。不是在悔悟青春，作进一步想，这样是自己为什么会时常萌发出这样的念头，带上几个懵懂的少年，从我思想变化的过程告诉他们人生该是怎么一个样子，理想又该是怎么一个样子。呵呵，是老了么？
其实只是希望在身边多几个与自己相似的人罢，其实也未必是没有，只是自己尚未去发现、去结交而已。不是说自己多好多高尚，人性本是自利，但偶尔地、间发地善良一下就有何不可？社会的进步总是随着这种偶尔和间发的增加，而进步的吧。斯密先生不是在以自私为核心建立起国富论之后，又撰写了道德情操论（必须承认，后者没有读过）。
为何在过去，中华大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而在当今社会却如过江之鲫了？追究起来，又想把责任推到教育制度和社会风气甚至国家的制度上了。正如许多传统工艺需要师傅领着徒弟手把手教一样，个人的品性修养也需要长者的言传身教，大规模、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只能是产品，难能说得上作品，以至艺术品。何时能够回复到过去，一个先生带几个学生，更有一帮子同窗能有十数载的情谊以及其中高谈阔论与竞争帮扶。
最后说到题上，过去我们提倡又红又专，红在专之前，现在恐怕是有专又红，甚至红都不需要了，只要专。确实，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言，专的重要不在话下，此处的红，我想再作一个扩展，不是简单的指过去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应当是更广泛的，包括对社会的思考和责任，个人现代性的觉悟，还有诸如终极信仰等目前我还搞不清的范畴的思考。乱了，我也不甚清楚，总之，这种红应当是动态的，不断地在生命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如同行云流水，动态的才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有这么一群又红又专的精英，带领着社会，变革着社会，那么中华的复兴为时不久矣。
哈哈！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39756493#comment 134218240 Wed, 15 Apr 2009 00:48:13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39756493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26659461 不久前我说过，因为今天国际间再没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货币制，通缩是不会像昔日那样容易扩散的。问题是今天的情况，国际贸易也有收缩的迹象。这也是灾难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见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那么不管贸易收缩不收缩，今天是要设法扩张国际贸易的重要时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国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销关税。以扩大国际贸易的方法来协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的为祸，不限于升值本身带来的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有些厂商认为更重要──是中国还有外汇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这是说，因为有外汇管制，外商不容易购买人民币找数。中国的厂商逼着用作外贸交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明显，但有外汇管制，中国的厂商不容易在外汇市场以对冲合约来保护自己。再另一方面，几年来某些人士对人民币的上升速度看得相当准，在汇市炒作图利，使人民币兑美元的现货与期货的相当大的差额，持续了好几年。在上述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厂商订价很困难。读者想想吧。工厂产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着的纯利约百分之十。人民币升值，一般没有专利的厂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尽量节省，纯利约百分之三至五。这小纯利会容易地给币值的变动或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差额废了。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26659461#comment 134218240 Fri, 14 Nov 2008 10:44:21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26659461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13942974 或许应再调整一下心态，把这剩下的时光完完全全视为一种生活的体验，而不是某种达到目的的手段。生活就让它变回本来的面目罢。 ]]>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13942974#comment 512 Fri, 20 Jun 2008 06:22:54 GMT http://23379626.qzone.qq.com/blog/1213942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