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282244530.qzone.qq.com Tue, 01 Dec 2009 09:00:05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at, 28 Nov 2009 12:57:41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413061
图解昆明性博会：色·性·文化/温星摄影


　　





























































这是会场之外的，曲靖师宗县的凤凰谷，号称“大陆首家生命文化主题公园”。
凤凰谷是性博会上唯一参展的景区，也是唯一连续三届都参加了性博会展览的单位。

凤凰谷内核心景点“凤凰洞”远眺。地质专家论证称这里是“世界第一高洞”。
其下部有一钟乳动，可穿行，内有大量天然形成的人的生殖图腾。
从这外面看上去，似乎就已经预告了洞内的别有天地：象个巨大的女性的外阴。故又称“生命之门”。

这是性博会进门位置的第一个展区，即师宗凤凰谷展区。号称是几千年前的“生殖图腾”。
当然，真品在凤凰谷凤凰洞中，绝无可能搬得出来，这是仿造的展品。
红光满面的这个伙子，是凤凰谷谷主（景区管委会主任）赵家祥，一个隐迹在官场中的性学家、哲学家和作家。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413061#comment 134218257 Sat, 28 Nov 2009 12:57:41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413061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255757
我们有多久不曾拥抱妈妈
文/温星　　

　　一位老大哥52岁生日宴，带着妈妈参加，饭后又去唱歌。妈妈唱《爱的奉献》、《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朋友们都簇拥在周围，仿佛她才是今天的寿星。
站在妈妈身后，我双手轻轻搂着她的肩，轻轻抱着她，随着她的歌声，踩着同一种旋律，用了同一种频率，轻轻摇动着身体。突然有种特别温馨的感觉，突然就热了眼眶。
有多久了，有多久不曾这样和妈妈贴身地接触？
我丝毫也无法想起，以前，某一年，某个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情景，和妈妈紧紧地靠在一起，紧到能感受彼此的体温。
这几年来，退休的妈妈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每天坚持几个小时的散步，适当的理疗和保健品也从没缺过，身体和精神状况都相当健朗。她的一大爱好是唱歌，嗓音相当好，中气也足，在四川自贡老家8元钱一客的音乐茶座，即便没有观众，她也可以很投入很陶醉地从早唱到黑。
那年春节回家，全家人去自娱自乐。不巧的是，妈妈唱的第一首有些跑调，我就毫不掩饰地在旁边笑。这个细节，让妈妈相当受挫，甚至，到晚上都没胃口，吃不下饭。
今天早上的另一件事情，则让我更加自责。
妈妈的房间在最里间，必须穿过客厅才能出来，昨晚回家很晚，我很小心地带上了客厅的门，生怕洗漱的响动吵醒妈妈。一觉睡到10点多。起床才发现，客厅的门锁坏了，妈妈被锁在里面，出不来。
妈妈的习惯是每天6点多就起床，早餐后出去散步约一小时，回家再专门给我做另一份早餐。也就是说，今天早上，妈妈已经在里面困了、也饿了好几个小时。
由于工具箱在客厅里，我只能找到一把螺丝刀，弄了半天，也没能把锁撬开。隔着门，我说妈妈别急，慢慢想办法。又撬了一会，还是不行。妈妈反倒在里面安慰我：“不急不急，可是……我有点憋不住了。”
我一听，心就疼了。不能再这样耗着！干脆叫妈妈闪到旁边，飞起一脚，猛踹在门上。响动很大，但门纹丝未动。里面又叫别急别急，可我怎忍继续困着妈妈！便再次气沉丹田，凝神聚力，飞起第二腿，“轰……”，就象电影里的情节一样，门还真被我给踢飞了，连锁舌都断裂出来，掉在了一边。妈妈终于得以脱困，直接进了卫生间。
今晚，当我站在妈妈身后，轻轻搂着她的双肩，轻轻抱着她，随着她的歌声，和她踩着同一种旋律，用了同一种频率，一起轻轻摇动着身体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早上的这件事情。突然有种特别内疚的感觉，突然就湿了眼眶。
有多久了，有多久不曾这样和妈妈贴身地接触？
作为子女，我们每一个年轻人，请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久，有多久都不曾这样和最最亲爱的妈妈贴身地接触和拥抱了？


压题图片：翠湖公园草坪，妈妈笑得多开心。温星摄影。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255757#comment 144704017 Thu, 26 Nov 2009 17:15:57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255757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071090

　　云南:当政治与新闻不期而遇
　　《南方周末》　记者何忠洲 发自昆明

　　仇和与伍皓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而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掀起一场媒体风暴,并影响当地传媒与政界
　　以前给官员电话,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有的还主动提供别的可采访对象的电话。”
　　伍皓一度“暂时选择沉默”。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的消息说,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伍得以过关。
　　地处边陲的云南正在经历一场政治与媒体相互作用的风暴,而两个制造风暴的当地官员,一个是早就闻名全国的个性官员仇和,另一个则是正在闻名新闻界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力推舆论监督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现在获得了地方立法的支持。10月30日,昆明市人大通过的《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中明确:“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从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任上转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在因“躲猫猫案”发生后不顾副部长的身份,组织网友调查而遭遇上级“诫勉谈话”之后,如今也顺利通过试用期一年的考验,并被进一步“压担子”:就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
　　仇和到昆明后一如既往的严谨。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对于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照片,仇和要求亲自审定后才能发表。而且,不接受任何采访。
　　而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QQ差不多24小时都挂在网上,他和人聊天仰靠时不自觉的就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而且有记者前来他即接受见面。
　　显然,这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而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掀起一场媒体风暴,虽然一个是主动为之,一个是分内职责所在。
　　这是一种不期而遇,而他们背后的云南,一场新闻与政治的不期而遇,也正在蓬勃登台,并影响当地传媒与政界。

　　

　　政治想到了新闻

　　“明星”官员仇和的表现并没有多少悬念。这个秉持“不看广告看疗效”的前宿迁市委书记,在2007年底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后一如既往的“强势”———当时的舆论认为,仇的“强势”是要力图改变当时经济增长率已列全国省会城市倒数第一的昆明。

　　一场官场整肃如宿迁般展开,只是这一次,对官员的监督,仇和找到了一个和宿迁比更为有效的方式:媒体。

　　这位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让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他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2008年2月16日,经过连夜扩版,《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分工情况和电话号码,随后遭遇“疯抢”。昆明日报社赶紧再版这份“官员专刊”,再次销售一空。当年,昆明上班时间不接听电话的168家单位,在全市范围内被通报批评,5名官员被问责。

　　但仇和显然不满足于此。2008年9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以单位作为昆明市新闻舆论监督员。

　　在聘请了“外人”之后,昆明市的新闻媒体不久也接到通知,要求每周上报舆论监督情况。而且,对新闻媒体曝光的监督事项,相关单位应在10日内反馈办理情况,否则面临的又将是问责。

　　单10月份,昆明市西山区就有16名干部因“创卫不力”被问责。起因便是10月15日到25日之间昆明媒体的曝光。

　　一位做社会新闻的当地记者告诉南方周末,他们曾一度担负起在市里到处寻找垃圾并拍下来的使命。

　　与严厉而强势的仇和个性相比,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的出场则显示的是一个记者加新闻管理者的个性。

　　这个和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案子紧密相连的宣传官员,在“躲猫猫”案中组织“网民寻求真相调查团”；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上网发帖“想网络应该给予我答辩和说明事实的权利”。

　　这个自称不对所辖媒体进行审稿、不追求一致声音的官员,首先遭遇到的是针对自己的质疑,11月15日对伍皓推行媒体监督员的质问就直接发在伍皓所管的《云南日报》上:“媒体义务监督员”到底该监督什么?

　　新闻影响下的政治生态

　　两个风格迥异官员的不约而同,最终作用在云南的媒体与政治生态上。

　　仇和借重于媒体等舆论监督整顿吏治,产生了相当威慑作用。在严厉的问责制度下,很多官员“手机备两块电池保证24小时开通”。

　　昆明当地的好几个时政记者都向本报记者坦言:以前给官员电话,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有的还主动提供别的可采访对象的电话。”变客气了的官员,对媒体也有了更大的宽容。

　　10月28日,当地《云南信息报》率先报道昆明美女副市长李茜的消息,这引起了质疑,因为第二天市人大才会通过。不过,闻知此事的官员哈哈一笑:只要整体没有问题,不用过多的追究细节。

　　曾有媒体报道本市儿童血铅超标的问题,但是经过调查发现结果并不是报道中所说的那么严重,对相关媒体也未有任何指责。

　　对媒体而言,舆论监督并不意味着曝光。“所谓负面的东西,往往通过舆情报告上去,本意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一个媒体的部门主任说。

　　不过借监督之名,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对舆论监督权力的“隐形利用”,也使得一些官员极为恼怒。一位官员在回答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记者是不应该在这个行业做的。另有官员对本报记者说:虽然从财政上政府并不能控制媒体,但是总编社长还是组织任命的,管住人就管住了一切。

　　而在省委宣传部的伍皓因为职权所限,所做的更多不是“问责”而是“推动”。

　　曾有中央媒体报道万棵大树进城背后的“绿色泡沫”,省委宣传部马上给林业厅发红头文件,立项督查。在有报道称昆明东川区出现儿童血铅事件后,宣传部向环保局立项督查。

　　他也向本报记者坦承,面对一些“不合理现象”,省委宣传部曾主动做媒体的“线人”。有进城卖豌豆的农民,结果沿途所征税费还要超过豌豆本身,听到消息的省委宣传部为此“透露”给了当地媒体。

　　但与仇和相比,伍皓的举动显然要面临更多的压力。“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的批评,而在“小学生卖淫案”后,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建议对伍皓“谈话提醒”,因为他“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

　　伍皓一度“暂时选择沉默”。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的消息说,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伍得以过关。

　　伍皓的种种努力,最终有了正面的评价。

　　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列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位列第二。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员们以往“维护云南形象”的想法。伍皓的对本报记者说:最大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我的那些做法现在基本上都得到云南官员们的认同了。

　　寻找平衡

　　媒体与政治的互动,使得昆明及至整个云南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局面,在被称为“媒体新政”的背后,媒体与官员之间,也正在寻求某种平衡。

　　这种微妙,也体现在仇和身上。2008年的昆明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仇和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改进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同时也表示,各级宣传部门要做到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失语,抢占舆论制高点,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和传播空间。

　　在接受本报记者如何看待所谓的负面报道时,当地一位官员的回复是:我认为昆明市政府的各项创新就已经足够我们媒体报了,老百姓也会关心。

　　媒体本身的自律亦成为主管官员们要考虑的问题。6月23日,就在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云南普通高考最低控制线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一条内容为“云南2009普通高考最低分数控制线”的新闻在国内各大网站间流传。“山寨高考分数线”一度影响了许多考生志愿的填写。

　　在此之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提出:云南将建立假新闻追踪制度,要建设“负责任媒体”。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向社会征召除了能看到报纸没有一分钱报酬的“媒体义务监督员”。

　　消息发出后,二百多人报名,里面有不少是地方州市官员和记者。伍皓赶紧建议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给剔除。但问题仍然在,一个媒体义务监督员,以前到新闻单位上访过很多次,但并没被报道。当上媒体义务监督员之后他拿着证就去媒体闹了,认为对他的事“失语”也在监督之列,必须要报道他的事。

　　为此,新闻工作者协会赶紧制定了《媒体义务监督员暂行管理办法》,要求媒体义务监督员不能直接到新闻单位,只能通过记协,也不能纠缠涉及自己的私事,否则收回监督员证并向社会公示。

　　伍皓因为这个举动受到许多批评,“他们误解我是要通过媒体义务监督员来控制打压媒体。”伍皓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而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专职常务副秘书长汪林正则告诉本报记者,其中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有媒体义务监督员,有重大事件媒体噤声的时候,媒体义务监督员可以提议,媒体则可以借着民意行使监督权。

　　在伍皓看来,新闻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的最佳链接点。“新闻执政的理念,美国早就树立了”,伍皓说。他热情地向记者介绍《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那本书的点睛之笔是前白宫传播顾问大卫·杰根的话:“要成功执政,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不过,相较于昆明“一把手”的仇和,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所要做的努力显然更多。“关键是能走多远”,在伍皓被“压担子”后,仍有不止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071090#comment 136315409 Tue, 24 Nov 2009 13:58:10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071090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040684
从女总编遭报复看舆论监督的尴尬与弱势
文/张成才

河北青年报女总编乐倩在自家楼下遭到歹徒殴打。新闻媒体高管受到殴打受到了石家庄桥西分局的高度重视，称要一查到底。据了解，此次行凶的歹徒并非一般的抢劫，这或与一则新闻报道有关(《河北青年报》11月23日报道） 。

歹徒行凶的时候，不断叫嚣“叫你报，叫你报！”将恶意袭击的目的，不经意间暴露出来——按照警方的说法，现在怀疑是某新闻报道惹恼了某人。那么，这就是对舆论监督的恶意报复，触目惊心，也异常恶劣。

虽然，当下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惹恼了什么样的人物。在没有证据之前，一切都只是猜忌。但殴打事件发生之前，河北青年报社就接到过恐吓电话，要求报社禁止再对某企业做负面报道，威胁到再报“就杀了报社的社长和总编”的事实，已经明白清晰的证明，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若非碰触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和痛处，怎么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行为？

回捋过往新闻，记者挨打的事屡有发生，多为出现场时遭遇野蛮阻拦。现在那些显性而偶发的采访受阻，比起女总编遭袭来说，已经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回首异地抓捕女记者等新闻界“奇事”，让我们清晰辨见，我们所认为的“无冕之王”其实也处于一个弱势的社会地位。如此说并非矫情，而是舆论监督有时候确实也很无奈，其执行者——新闻从业人员，往往缺乏人身上的安全保障。比如，前不久闹得纷纷扬扬湖北某报记者姚海鹰采写的新闻触犯了武汉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国，遂收到检方署有“反贪”字样的询问通知书。检方多次威逼姚海鹰，欲诱其接受传唤。姚无奈在网上发帖求助，引起了中宣部和最高检的高度关注。湖北省的调查证实，姚海鹰的报道没有问题。江岸区检察院有关官员受到严厉批评，不得已向姚海鹰道歉。而姚海鹰最终却因此而无法在原单位继续呆下去，无奈南下寻职。

舆论监督，是当今社会异常重要的监督力量。实行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之责，也是新闻媒体在一个法治国家应具有的权力。虽然在事实上，舆论监督本身所起的只是“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作用，它的力度和能量所能取得的效果，最终取决于权力部门的态度和作为，取决于行政力量能否及时跟进给予保护和配合。如果缺乏了公权力的支持，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发挥公众寄予厚望的应有作用，反而还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报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舆论监督的实施者，进行人身上的攻击和生命上的威胁。比如乐倩和姚海鹰诸人的遭遇，即是例证。

我不知道，对于乐倩和姚海鹰来说，他们分别的遭遇，是否会打击他们的新闻理想，也不知道是否会让他们在以后的舆论监督中因为心理阴影而畏手缩脚。但我却知道，今年记者节期间的一项调查显示：记者已经成为高风险职业，买意外险贵过常人，甚至会被保险公司拒保——舆论监督在社会构成中的弱势地位，已呈显性。这样的景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警惕——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曾感慨道：“假使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应是站在船桥上的瞭望者！”而今，如果我们连瞭望者的人身安全都保障不了，如何能保证大船航行方向的准确性？因此，藉由河北青年报女总编被打引起的社会关注，真心希冀能在制度和立法方面进行修缮，给予新闻工作者最关切、最直接、最安全的人身保护——保护舆论监督不受伤害，保护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040684#comment 134218256 Tue, 24 Nov 2009 05:31:24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9040684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951856

武侠热潮涌入大陆，沧浪客“一剑平江湖”

沧浪客挥舞三尺龙泉，在空中划了一个圈，然后，摒息凝神，还剑归鞘。曾经在武侠文学界叱咤风云的他，矮小精瘦，回忆起当年一鼓作气创作40多册武侠小说的辉煌，他那双酒后泛着雾意的小眼睛突然精光暴射，俨然是一位修炼深厚的内家高手。
作为曾被誉为“大陆武侠第一人”的武侠文学大师，沧浪客脱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名动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姚霏。那个年代，由金庸的系列作品及电影《少林寺》发轫，开创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武侠热潮，几乎全民为之狂热。
“为什么那么多人迷武侠？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这个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人们在现实中的焦虑和受挫。”姚霏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真正的武侠热高潮，从上世纪八十起，至九十年代中叶，不过十几年，“高潮过后，必然寂寞”。但不管怎样，武侠作为‘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金庸小说掀武侠狂潮
1983年某个仲夏之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一场电影刚刚散场，学生们便如潮涌般地出现在了夜空之下。他们显得特别兴奋，其中好几个小伙儿都在人群中自顾自地比划着拳脚，嘴里叨念着：“我是觉远，嚯嚯！”

这是一群为电影《少林寺》而变得更加躁动的年轻人，身材矮小的姚霏被裹挟其间，觉得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原来武打可以这么精彩！好看呀，李连杰演的主角就是打不死，太过瘾了！”

18岁的云南楚雄人姚霏，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到三年级了。武侠，就这么来势汹汹地闯入了他的视野和生活，闯入了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视野和生活。

那之前的1980年初，广州《武林》杂志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这是港台新派武侠作品首次正式进入大陆，一股后来席卷了整个华人世界的“武侠热”由此肇始。之后，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多部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正是在大陆第一波武侠高热的背景之下，才有了1983年的电影《少林寺》、1985年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等里程碑式的武侠影视作品。

当年，民众对这两部影视剧的狂热追捧，姚霏记忆犹心。“看了电影，好多年轻人都想去少林寺学武，象李连杰（饰觉远）那样学一身厉害的功夫。看了‘射雕’，就想去闯荡江湖，并幻想着遇上一个自己的‘蓉儿’。”

如果以一组数字来观察，当年《少林寺》的火爆和成功，足以傲视后来我国所拍摄的所有电影——当年的票价仅仅只是三四毛，但它的票房竟达上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民众极度压抑的心灵亟待找寻一种释放。而武侠作品，作为一种可以任由想象驰骋、并逃避现实无奈的文艺形式，恰好承担起了释放心灵的历史性使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金庸的14小说武侠小说就已经占领了中国大陆大大小小的各种书店，还有地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许多年轻人都能随口说出这14部小说名字头一个字所串成的对联。

当初对姚霏影响最大的，还是《书剑恩仇录》。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姚霏拿到了一本登载着这部小说的某杂志的增刊，就一头栽了进去，惊喜莫名，“金庸的小说就像一座山，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都能包容其中，可谓博大精深，而故事里设计的悬念更为传奇，没法不引人入胜，没法不目眩神迷。”

先锋作家痴迷“俗文学”

在姚霏看来，武侠，既像是梦，又像是童话。其实，早在1979年8月，梁羽生在英国与数学家华罗庚相遇时，华罗赓就曾充满激情地告诉梁，自己很喜欢读武侠，并说“武侠乃成人的童话”。这个经典比喻，其实已经概括出了武侠作品的本质所在。

从小，姚霏就是一个爱做梦爱活在童话里的人。他太瘦小，捉迷藏总是第一个现形，玩老鹰捉小鸡也是最先被“老鹰”抓到。但他成熟早、识字也早，六七岁开始断断续续地读《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玩游戏玩不过小朋友，打架更不是对手，他就老幻想自己就是书里的大侠展昭，不但可以飞檐走壁，除暴安良，更可以给自己出出气。于是，先前从事先锋小说创作的姚霏，开始对武侠着迷起来。

大学期间，他把能找到的金庸的所有作品反复读了至少三遍。由于宿舍限制用电，他专门买了只钢笔式的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当时的书很有限，必须在同学们之间借来轮流着看，一本书在一个人手里停留的时间很短，第二天就会被同学强行要走。姚霏的无数个通“太过瘾了”。

“原来小说竟可以这样写？太有阅读快感了！”主攻先锋小说的姚霏非常惊讶。大二那年，16岁的他就已经开始在《萌芽》、《人民文学》等核心文学刊物上发表先锋小说，锋芒初露，“但仔细想想，那些作品其实相当晦涩，人物都缩在阴暗的角落里，哪像武侠里那些快意恩仇的大侠？”

姚霏的惊讶，也代表着当年千千万万“武侠迷”、“金庸迷”。正是他们的阅读饥渴，催生着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大量武侠小说的不断上市和不断再版。但姚霏却坚持不买一本武侠小说，传统文学观似乎在提醒着他：武侠好看，但毕竟“俗”，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收藏。

1985年7月，姚霏从华东师大毕业回到云南。一次，他跑去云南省文联的《云南文艺评论》投稿，遇上了于坚。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诗人之一的于坚回忆：“我正在写诗，抬头看见一个虫虫般的翩翩小个子青年，风华正茂，细裤脚，长头发，油头滑脑，像是那些去办签证要逃跑的家伙。”看了看姚霏带来的手写稿，于坚“一阵紧张”，“又来个抢饭碗的。这种人太罕见了，就像一大堆鹅卵石里面埋着的翡翠。”

同年，姚霏进入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大学语文》和《大学写作》等课程。教书之外，他写作的主攻方向依然是先锋小说。当年仅19岁的姚霏，可能是云南各大学里最年轻的老师。在随后的几年，他甚至一度与苏童、格非、余华等人齐名，并称为中国“十大先锋作家”之一。虽然一直在坚持着“正统的先锋小说”的创作，金庸的武侠却已经渐渐渗入了他文学世界的深处。

横空出世的《一剑平江湖》

在云南师范大学教书的几年，姚霏总觉得太过压抑。假期，他喜欢独自呆在大理或丽江。“大理的风花雪月和丽江的古城雪山，常常令我沉浸其中，古佛国菩提智慧的清凉与纳西古乐的深邃绵长，又常常让我开始反思我偷空写出来的那些所谓‘先锋文字’有何意义。你相信吗？我感到很绝望。”

天马行空的姚霏决定辞去教职。1989年冬日的一个午后，他觉得那天的阳光很自由很温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他便从师大宿舍搬出，到大观路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住了下来。砸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没了工资，他写先锋小说那点稿费，已经远远不足以支撑他的基本生活。

于是，姚霏找到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张维。当时，全国的武侠作品在出版物市场越来越火爆，该社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才能从中分一杯羹呢。张维立即说：“你写武侠试试吧。”

姚霏对自己很有信心。借了点生活费，他便回招待所开始琢磨。想到金庸的《连城诀》里有一套“唐诗剑法”，觉得自己也可以编一套剑法出来，再设计一个庞大的故事体系，肯定不难。独孤樵、童超、胡醉，以及一号反派东方圣，各主要人物的性格、江湖人脉谱系，还有各自的绝招，他每想出一点就写在小纸片上，贴在墙上。到四壁全是纸片的时候，他就正式动笔了。

他习惯晚上写作，喝点酒，将房间打扫干净，然后将指甲剪干净，坐在桌前，只开一盏台灯。一写就思如泉涌，一刻也停不下来。那时全靠手写，很累，夜间，他不时会喝些啤酒提神。就这样，直到次日早上天亮停笔，右手总是麻得好久才能恢复知觉。平均每晚写一万多字，两晚上就会用完一只圆珠笔，“你知道一支圆珠笔芯能写多少字吗？我准确地告诉你，28000字左右。”

熬了整整一个月，近40万字的《一剑平江湖》一气呵成，300字一页的稿纸，在招待所里的小书桌上，堆起了大约20厘米。

那天早晨，姚霏抱着稿纸来到出版社。“你真写了？一个月你写了这么多？” 张维简直不敢相信。她兴奋地找来了一个外号叫“老白”的书商，此人大喜过望，立即收下书稿，并预支了1000多元稿费。“当时在大学当老师，一个月才120块呀！”姚霏感觉很神气，写了一个月，就能拿到接近于教书一年的收入，所以，就跑到上海玩了一趟，顺便回母校显摆了一回。

在上海一住就是一年。一年后，张维打来电话，“你的书出了，回来拿稿费，一万三千块哟！”这回可真把姚霏给惊呆了，“啊，我怎么一下成‘万元户’了？”

原来，《一剑平江湖》已经正式出版，首印30万套，而且备受追捧，连续加印了好几次。那是1990年初，港台作家的武侠作品已经铺天盖地，但由大陆作家创作的武侠，这却是真正的第一部。因此，评论家认为，虽然作者“沧浪客”模仿金庸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其“大陆武侠第一人”的地位无可争辩。

以此为标志，中国武侠热被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内地原创的武侠小说。北京的周郎、湖南的独孤残红、东北的巍奇等大陆作家纷纷抛出了自己的武侠作品，虽然各方面都没法跟金庸、梁羽生相比，但也有其特定的读者群体。多部金庸作品被改编搬上荧幕或屏幕的大获成功，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武侠热的进一步升温。

武侠狂热中被改变的生活

谁是沧浪客？沧浪客是谁？

在《一剑平江湖》走红脱销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在追问——除了该书的几个“幕后推手”，没有任何人把这个看上去有点古怪的名字，跟姚霏联系在一起。

自己竟然写上了武侠小说，这事儿，姚霏决定谁也不告诉，“打死俺也不认”。骨子里，他依然觉得武侠是下里巴人，是会被传统文坛和作家耻笑的俗文学。他决定一个人偷着乐。

天才都是敢花钱的主。拿到《一剑平江湖》13000元的稿费，一沓沓全是10元面值的，姚霏分别垫了两叠在鞋子里当鞋垫，其余全用一个文件袋装着，抱在怀里，从当时在书林街的出版社一直徒步回到在小菜园的家。一路上边走边蹦哒，没人知道他究竟在乐啥，结果把鞋里的钞票踩通了两张，“以前老被钱欺负，现在终于可以欺负它了。”

当晚，姚霏约了一大堆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到当时昆明最好的酒楼春城酒楼胡吃海喝，唯独没叫一个作家圈里的人。“当时很开心，让服务员把酒楼里所有的菜全部都做了溜一遍，摆了两桌。”大家吃饱了，喝足了，都还蒙着，不知道这究竟是台什么宴。最后姚霏只好模糊地说，是自己从上海衣锦还乡了，赚了点钱，请大家热闹一下。

有了钱的姚霏决定定居昆明。他在小菜园找了一户人家，租下了一整层楼，还买红地毯铺上——那个年代的大酒店里，都很难见到这种奢侈品。这时，接到云师大要求迁出户口的通知，他便和房东商量，自己一次付清一年3600元的房租，房东则帮他解决迁移户口的问题。于是，他便成了房东的“表弟”，把户口迁到了房东家。至今，户口依然在这里没变。

“沧浪客”第一把火了，第二把接着烧。很快，40多万字的《剪断江湖怨》又出版了。这次的稿费是14000元，姚霏依然是美滋滋的。但一个懂行的朋友帮着算了笔帐，说书商至少赚了一百万。姚霏一听就觉得自己太亏。到完成第三部《寒魂江湖泪》（上中下）时，他的稿费就猛飙到了7万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

姚霏感觉自己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内力”从丹田源源不断地涌向指尖。这回出手，书商要求他给《笑傲江湖》写续集。他发现，该书中没有交代具体的时代、背景等，反复阅读后，推算出背景可能是在明朝中期。于是，他专门花1000多元钱，买回全套《二十五史》，将其中的《明史》挑出来，仔仔细细研究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约两个月后，他又捧出了上中下三册的《红泪萧琴》。这部《笑傲江湖》的续集同样卖得很火爆，据说，还曾得到过金庸本人的首肯。

大约五年间，署名“沧浪客”的武侠小说，出版了达15部46册之多，盗名出书者更是不计其数。但沧浪客究竟是何方神圣，在读者中和武侠小说界依然是一个谜。直到《一剑平江湖》出版三年后，这个秘密才被昆明作家崔亚楠在《女声》杂志（即现在的《女性大世界》）上捅破。已然借武侠成为作家中少有的“富翁”的姚霏，还是和朋友红了脸，甚至差点绝交。

“那时的想法很扯淡，觉得突然从先锋作家堕落成了‘写武打小说的’，很丢人。我可从不像现在那些‘玄幻武侠写手’那样，把自然规律、天地之道、甚至人伦逻辑都跟甩鼻涕似地甩掉，一剑就可以扫掉一座山。其实，靠文字吃饭，又何必遮遮掩掩？”

与沧浪客同一同期的其他大陆武侠作家，比较知名的还有：青莲子，在90年代初著有《威龙邪凤记》及其续集《青猿白虎功》两部；火梨，上海知识分子，1995年写成一部《舞叶惊花》；张宝瑞，新华社记者，代表作有《京都武林长卷》系列凡六部、《醉鬼张三爷》、《形意游侠录》等；熊沐，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巍琦，代表作《金帖侠盗》；周郎，代表作《鸳鸯血》……可见当时的“江湖”，其实绝不可能让沧浪客一剑就给“平”掉。

“华山论剑”后武侠热渐渐衰颓

从姚霏当年不愿承认自己“堕落”成了一名武侠作家的复杂心态，可折射出整个武侠文学和影视作品以及武侠热或褒或贬、或冷或淡的尴尬境地。

在官方和正统文坛的语境中，武侠始终被贴着“低俗”的标签，甚至被斥为“精神鸦片”和“坑害广大青少年的东西”的“文字垃圾”。但正如几乎同一时期萌发的“琼瑶热”一样，“金庸热”、“武侠热”和时代的喧嚣一样已经不可逆转。

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先河，举行系列金庸武侠小说讲座，结果场场爆满。媒体为这一“创举”，赋予了诸多文化和时代的意义。当年8月，由北京各大学几位青年教授联合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推出，金庸被列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成为现代中国“第四文学大师”。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90年代中期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

直到“有华人就有武侠”的近些年，王朔还把金庸看作是“中国四大俗”之一，而何满子的批判，则直指华罗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给出的“武侠乃成人的童话”的定义。“既是成人，何必童话？你们还小吗？”一副完全不屑和鄙夷的口气。

上世纪90年代初，冯其庸、宁中一、陈墨等著名学者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武侠文学学会”，1995年，该会组织评选“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当时，嗜酒如命的古龙已经早逝，组委会特设金剑奖两名，是专为表彰金庸和梁羽生而设立的终身成就奖，获银剑奖获的有温瑞安、于东楼和周郎，而姚霏，是三名铜剑奖中的第一名。

八位武侠世界的“绝顶高手”，八把代表武侠文学最高荣誉的龙泉宝剑。1995年9月的颁奖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从不穿西服的姚霏，被勒令穿上了一身很不合身的西装，还有他平生最讨厌的皮鞋。他的感觉是，“别扭死了，就像参加了一次庄重的追悼会”。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颁奖时对他表示祝贺，问：“你怎么去干了通俗文学呢！”姚霏感觉脸上烫了一下，这话他理解为是在说：“你这不是自己糟塌自己吗？”

他匆匆和颁奖嘉宾柳残阳、卧龙生合了影，就抱着自己那把“铜剑”出了人民大会堂。居然有人冲上来堵着，想收购他的宝剑。他说，“你要能把金庸先生那把买到，我这把就送你了。”

次日姚霏就买机票回昆，但在首都机场安检时，因宝剑疑似凶器，他不被允许登机，只有郁闷地折回中国作协，开了张介绍信，结果，搞得“先锋小说家姚霏堕落成写武侠的沧浪客了”这个消息进一步扩散。返回机场，人家不认介绍信，最后，是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亲自给机场打电话才解决了问题。姚霏的郁闷就像癌细胞一样，在浑身蔓延扩散。终于回到昆明，他发现，自视甚高的云南文坛已经彻底认定了，他就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坯子——自甘堕落地去搞“俗不可耐”的武侠小说。咱们云南文坛出了个沧浪客，丢人啊。于是他选择离开，去了深圳，一别十年。

被视为“华山论剑”的“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再也没评选过第二届。当首届的风云渐渐散去，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波的中国武侠文学热，已然从降温步入衰颓——虽然，武侠热说白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俗文学热”。

而中国的“俗文学热”，从《山海经》，《搜神记》的神怪、志怪，到唐传奇，到宋话本，到明清说话，再到民国的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白羽等等，一直到上世纪的金、梁、古，中国的俗文学，一直没有彻底断绝过他的道通源流，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这是民众必须的精神需求。但它是有周期的，一个时代突然提倡法治时，不管这种法治的实质如何，俗文学都会走向衰落，因此武侠小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开始，衰亡是必然的。

或如姚霏所说，“谁也不敢低估传统的力量，就算五十年一个周期吧，我相信武侠小说还会出现高潮，这种高潮或许会以别样的表达方式出现，但肯定不是现在。就当下而言，无论从自然法则、文化惯性，还是从人伦逻辑上看，咱们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武侠。”

11月23日生活新报 记者吴念/文 张永强/图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951856#comment 136315393 Mon, 23 Nov 2009 04:50:56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951856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861627 爱情就是
一起去沐浴雪风踏雪寻梅
文/温星

持续两天的酷寒之后，11月21日，周六，大约上午10点半，昆明市区，下雪了。
当时我在“电脑医院”，修笔记本。雪来了，外面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欢呼了起来。
有个小伙子，在路边，对身旁的女孩儿说：“宝贝，再下大一点，我们就去打雪仗、堆雪人，好吗？”
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却是：我得安排今年第一场雪的采访。

“电脑医院”的办公室里有的是电脑，立即登陆QQ，在报社工作群里发话：“今天哪些人值班？请举手！请立即出发，去金碧广场、东风广场、翠湖，等等地方，去采访市民在雪中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下雪影响，交通是否影响，翠湖的游人和红嘴鸥是否受到影响，等等。另外，再专门做个小主题——‘雪中的恋人们’。”
连雪中的恋人们我都考虑到了。我想，在雪中，这些陶醉在爱情中的年轻人一定比平时更加温馨、浪漫，更加陶醉、幸福。作为媒体和记者，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笔和镜头，去表现这些能温暖人心、温暖城市的情节和故事。

可是，我却没想到，自己，本也百分之两百地应该成为这其中的一员，成为陶醉在爱情中幸福在爱情中的温馨、浪漫的一员——不，不是一员，是一对！
我是多么多么地渴望。
“我真是个工作狂吗？”——这样反问自己的时候，突然有种悲哀的感觉。

不论怎样，我今天注定了要被老天小小地嘲讽一下——刚给值班的同事们安排完采访思路，雪，竟然就渐渐停了。一切，都落空了，“雪中的恋人们”，这样一个我自以为很好很妙很温暖的采访主题，更加无从谈起了。
或许，这个年代，已经没有多少恋爱中的人们，愿意在雪地里寒风中去享受所谓的温馨浪漫了。他们甚至会嘲笑这些。他们只看重别墅里的豪华与舒适，高档轿车里的蓝调与暖气，以及西服和裘皮大衣包裹之下的香水与暧昧。

突然明白了一点：我在痴痴等待的感觉，苦苦寻觅的爱情，或许，就是可以在某个下雪的日子里，和那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去沐浴雪风，一起去踏雪寻梅。再寒再冷，也不抱怨，更不退缩；再寒再冷，两个人手里有手，心里有心；再寒再冷，也是温馨，也是浪漫，也是陶醉，也是幸福。

　　


附雪中诗一首——
2006年的第一场血


2006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都更晚一些。
　　　2007还有17天的路程，我们总习惯
　　　把这段日子算在已经渐渐远去的旧岁头上。
　　　正如已经远去的许多往事，依然还在纠缠，
　　　到明日，到明年，到不知何年何月的某一天。

　　　雪一直下，一片一片地飘着，细细碎碎，
　　　它似乎企图将这大地上的一切淹没，
　　　当然，也包括落寞的我。提前下了车，
　　　独自穿梭于风雪的罅隙之间，模糊的视线中，
　　　有人在奔跑。我步履蹒跚，片刻，已然白头。

　　　而立未立，我似乎已垂垂老矣。
　　　上次滇池笔会，著名诗人雷平阳介绍我时，
　　　竟还以“长发飘飘的翩翩少年”相称。
　　　我惊讶了：如此诗意盎然的称谓，是谁？
　　　离开那种纯粹的生活，我已经走得多远……

　　　这个年代，雪依然是许多少女的童话，
　　　尽管更多的少女已经宁愿把这当作一个笑话，
　　　尽管雪中的街头还不时看见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
　　　他们渴望着一场雪，却不得不在雪中颤栗，
　　　他们从没读过郑渊洁，更不知道安徒生是什么东西。

　　　我几乎也忘记了，那些孩提时代欢乐过的童话；
　　　我几乎也放弃了，那些曾经相信童话的童真少女。
　　 　我知道，此刻的深寒中，有许多男女相拥取暖，　　　　　　　　　　
尽管他们并不相爱；我也知道，还是会有一些雪人
　　　在雪后的晴空下被堆积起来，只是，它们没有心。

　　　我走不出这场雪。我并不想做徒劳的努力。
　　　可是，当我终于坐到电脑前敲下这些冰冷的文字时，
　　　请原谅，我竟然把“雪”写成了“血”。

（于2007年2月1日。这年的春节是2月18日。）

　　


（说明：图系百度配图，与本文无关）
　　2009年11月22日凌晨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861627#comment 144704001 Sun, 22 Nov 2009 03:47:07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861627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779879
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视线》之：
温星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记者视线》是一档比较高端的人物访谈节目，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栏目，专门请采访重大新闻事件的或有影响的记者做嘉宾，讲述新闻背后的或记者自己的故事。
　　大约9月底，该栏目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录制了这期节目。我讲述的是，我刚刚采访过的两位云南知青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故事，来折射当年那段如火如荼的知青岁月。
　　接受连线采访是在办公室，人很多。中途，主持人在电话那头说太吵了，我被迫两次停下来，请同事们“小声点”。也没认真准备，有点仓促，随口聊聊，显得略有些凌乱。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779879#comment 134222336 Sat, 21 Nov 2009 05:04:39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779879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438273
“媒体义务监督员”是柄双刃剑
文/边民

　　不必假装不知道，监管媒体的公权部门正是宣传部。媒体从业人员以本位思维打量云南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媒体义务监督员制，惊起骂声一片。清高论者，反弹以“人人都有权监督媒体，何必宣传部授权？”阴谋论者，则认为宣传部婆婆嫌紧箍咒不够，还要假“社会”之手“民意”之名，再给媒体套个笼头。这些质疑看上去道理都很堂皇，却难免脱离实际。
　　
　　没错，监督媒体的权利本在受众，走司法程序，全社会人人皆可拿起法律武器监督媒体，不用宣传部授权。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公众对媒体进行日常监督很困难，对媒体有意见，总不能事事都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媒体出了问题，是宣传部在问责、处罚，媒体出了成果，是宣传部在褒扬、奖励。媒体在公众关心的问题上失语，特别是在所谓“负面报道”方面噤声，宣传部往往是装聋作哑甚至躲在背后下手锁喉。宣传部“代表”公众行权，又不是今天才开始，连潜规则都不是，直接是明规则，毫无秘密可言，媒体人员何必自欺欺人，你们真以为权在公众？

　　现状如此，说破了彼此都觉得有点难堪，媒体和宣传部都有点脸上挂不住。宣传部可能对监管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王顾左右，媒体则怕被讥笑为卑躬屈膝几十年骨气消沉。既如此，将义务监督员制理解为宣传部“还权于民”的曲线、灵活方式，不就不至于此意难平了？

　　既然实际上媒体监管权在宣传部，宣传部授权给义务监督员，这在法理上就具有合法性。宣传部搞出这么一个制度究竟是钳制媒体还是促进媒体自律以走向良性发展之路，我觉得需要观察以下三点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一、义务监督员的来源、身份、结构以及遴选的程序 。
　　如果没有理解错，义务监督员代表的是民间民意而非官方。官方已经有个宣传部在挥手指方向了。因此，来自公权部门的人员应排除在监督员之外。监督员的身份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均无妨。媒体从业人员应拒绝进入，自己监督自己那肯定监督部了的。公开向社会征集报名，宣传部选定，这程序问题也不大，关键是要公开监督员的真实身份信息。否则，怀疑宣传部安插卧底搞潜伏掺沙子就不是多余的担心；怀疑宣传部用民意包装监督，实质却是搞部门权力扩张也就有理由。根据我的观察，目前120名监督员身份信息多数已经公布出来，公权机关人员虽没剔除干净，但他们一旦行使监督权被公众发现屁股坐歪了，会死得很难看。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将非常注意观察这类人的表现。

　　二、监督报告的公开、阳光必须是刚性的
　　监督员监督媒体所出具的报告应该向公众公开，公众有权知悉这些代表公众的人监督了些什么内容，否则，很容易导致冒充民意侵害民权。如果不公开监督报告，无异于黑箱操作，这等于是鼓励告密、打小报告告黑状，充当“义务新闻秘密警察”了。公众通过监督报告监督他们，这才有才能遏制“假监督”。不称职的监督员被公众唾弃，吐故纳新才有活力。

　　三、应配套以媒体可申诉、记协可裁决机制
　　在没有新闻法的前提下，媒体和从业人员的权利是模糊的，难以保障。可以想象，除了宣传部婆婆，现在又多出个义务监督员群体来监管媒体，媒体权利危机越发突出。如果说监督员是原告的话，媒体则是被告，由记协充当裁判，这算是一种当下勉强可行的行业裁判机制。你有指控的权利，我有辩护申诉的权利，这才对等，才公平。三头六面坐下来吃讲茶，控辩公开，有记录可查，有裁决公开，媒体没什么不服气的。

　　总之，云南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媒体义务监督员制度是柄双刃剑，可能是媒体杀手，也可能是媒体帮手，这完全取决于实际操作而不能光看表面现象就立即去顾名思义。媒体过多看到不利于己的潜在威胁，早早发声嚷嚷是因为所处位置决定的，不必奇怪。但聪明的媒体人或许会反向思考：如果监督员确实能代表民意，这不正是媒体所需要的一种力量吗？比如，媒体很痛恨这样不准报道那样不准报道，今天撤这个稿明天撤那个稿，法人自主权和新闻规律被扭曲和异化。那么，现在有了监督员，为什么不利用他们来监督媒体的“失语”、“失态”或者缺位呢？刀在凶手手里用来杀人，刀在医生手里用来救人，刀本无罪亦无功，重要的是何人用刀、用刀干嘛。

　　宣传部可以从监管媒体转型向管理新闻内容，义务监督员制何尝不可以服务于媒体创造出好的新闻小环境？一切皆有可能，不要过早下结论，有待观察。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438273#comment 136315392 Tue, 17 Nov 2009 06:11:13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438273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425207

温星：青衫磊落江湖行
《大观周刊》第453期之“城市面孔”　文/欧阳小抒 熊瑛

　
　　温星剃了胡须，看起来异常年轻。因为母亲说，这样才易找到与之偕老的另一半。但他依然坚持十余年来始终扎着一个艺术感十足的辫子，如同他始终抱持的新闻信仰。生活新报社偌大的格子间里，他投给我们暖暖的笑，然后从电脑里调出几张酷酷的照片，流露出内心的坦诚和不羁。
　　于是，我才放下忐忑的心，开始聆听这位曾被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专访过的、在传媒界干得热火朝天的“名记”的故事。尽管是一问一答地讲述着从业十余年来的风雨历程，却依然足以让人为之动容。我听见心底发出的鼓掌和呐喊，这是由最纯粹的“新闻梦”所引发的共鸣。
　　来昆明之前，温星供职于成都的《天府早报》，来昆明之后，一直扎在《生活新报》。可以说，他是带着经验和理想来到边疆，参与和见证了昆明都市类报纸发展的十年历程。
　　对于新闻事业，温星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老领导胡荣华曾赋诗赠之：“一笔动情蘸热血，几度拍案曝奸贪。风云激荡志未改，会当遨游九重天。”时至今日，温星所做的一切，足以让人看到记者这个职业应当具备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过，他更习惯说正气义气侠气书卷气。说别人不敢说，报别人不敢报，走在风口浪尖，以良心为烛，点亮的是公道，温暖的是人心。

一战成名

　　2000年7月，永善县某局长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杏花村”喝酒，醉死。家人“停尸闹事”，逼死老板娘。杏花村老板找到温星，跪地求助，痛哭流涕。刚入滇不久的温星拍案而起，约了另两个同行，奔赴永善。在当地官方百般抵制、阻挠采访的情况下，他们明查暗访，抽丝剥茧，一步步还原事实。
　　《局长醉死“杏花村”》的报道遂横空出世，轰动全国。央视《焦点访谈》之后制作了两期专题节目。十余相关官员纷纷落马。多年过去，此事仍被业内人士津津乐道。

　　也是此次永善之行，温星和同伴获批进县法院旁听一起案件审理，却遭到质疑，进而被法院非法拘禁数小时。“获释”后，深感监督之难的温星等人对此做了客观报道。在记者权益遭受侵害还很罕见的当年，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被上千媒体转载。有媒体还刊登了温星胸口处被法院法警抓伤的特写照片，于是，不少读者打进热线，为“正义的记者”捐款。
　　凭着一股热血和侠气，温星很快就在异乡闯了一片天地。只不过“侠以武犯禁”，温星却是“以文犯禁”。许多敏感话题，他都能在第一时间抓住线索，顺藤摸瓜，深入调查后冷静地娓娓道来。他说自己远远够不上优秀，但一个优秀的记者，绝对不同于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而应该是时代的“了望者”和“侦察兵”，甚至是“时代的手术刀”，“切开时代的肌体，挖出深埋的癌细胞”。

　　温星的才华，不仅仅只在他的文章，更在于他的思想，他的内心，他的情怀。或许正是因此，他才更懂得悲天悯人，对于苦难，才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理解。因此，他总是在奔波、在诉求、在呼吁、在反思。他用行动证明了一种大义：“为民请命凌云志，几度折戬问苍天。”（摘自温星诗词之《十年感怀》）

　　血癌患者李雪松的离去，让他奔走呼告，泪如雨下；曲靖的一个县，曾连续发生过八起“校园强奸案”，他在深入调查后怒斥教育局长……一桩桩，一件件，温星都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与情感。也有朋友对他说，记者应该独立于新闻之外，不能介入太深，才能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温星反问：“当一个身处绝境的人向你发出求援的呼号，当对方把你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想要紧紧抓住，你可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吗？”

草根英雄

　　出生于平凡家庭的温星，没有名校的显赫的教育背景，但经历过自己的艰苦奋斗，他算得上是个地道的“草根英雄”。
　　“我这个记者，是从文学青年转型而来的。所以，可能更敏感，更细腻，也更犀利。”“文青”出身的温星颇有些早慧，16岁就发表了自己的处女诗作。转行做记者，他一开始想得很简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心声和情感，揭露社会上的一些黑暗。

　　刚出道在成都学做记者那一年多，温星白天蹬着自行车拼命跑新闻，晚上蹲在火车南站附近的出租房里写诗歌和散文。那里经常停电，许多诗文就这样在明明灭灭的烛火下完成。此段生活，温星写成一篇《“贫民窟”岁月》，“一稿多投”，发表了很多报刊，也感动了很多年轻人。
　　“这篇小文，妈妈几乎倒背如流，经常拿它来激励我。”提及母亲，词锋激烈的温星明显温柔了起来。
　　
　　来昆明头一年，求贤若渴的老总让温星和自己一起住进黄土坡的一栋大别墅。条件如此优越了，温星却依然难忘最初那段艰辛的岁月，又写《怀念“贫民窟”》一文，提醒自己不可忘本，不可懈怠。尽管现在已经很少做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但曾经的那些梦想、激情，还是让温星念念不忘。
　　比起跻身报社中层，温星更乐意做个一线记者。他要说想说的话，他要贴近生活的本源。他坚信“新闻在路上”的理念，要做绝对的行动派、实践派。尽管现在已经是《生活新报》机动新闻部主任，不需要再到一线去冲杀，他依然向老总提出：每个月至少允许他出差一次，去做点“轰轰烈烈的新闻”。

　　西谚说，上帝不会让一件事物十全十美。温星在“传媒江湖”指点江山叱咤风云，颇有些大侠之风。事业上，可以说已经活出了他特有的精彩。但工作之外，他显得太过平常，除了看书，写东西，听音乐，偶尔旅游，他没有太多可以称之为“娱乐”或“玩”的爱好。
已过而立的温星依然单身，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这点，几乎没人相信，“怎么可能呢？你的粉丝那么多？”
　　他QQ的签名档写着：“一个正义的记者，笑傲江湖；一个善良的男人，渴望幸福。”

　　他的腾讯博客人气近八百万，大约算得上是“云南第一博”。前几天，他刚刚在“心情”栏里换上了徐志摩的名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但关于爱情，温星不愿多说。只是看上去有些忧郁。

QA达人 【大观周刊×温星】

　　Q：你怎样看待记者这个行业？
　　A：这是我深深热爱的职业，承载着我的梦想。其实，这个行业除了外人所想象的那些光环，更多的是艰辛和付出。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你需要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去完善自己。这个行业能够为你带来成就感，赢得社会的尊重，相应的，也需要你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同情心。这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职业，也是一个能够创造出很多可能性的职业。但是，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之下，我们也会有很多无奈和沮丧。

　　Q：你怎样理解新闻人的使命感、责任感？
　　A：说到使命感和责任感，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像是大话、套话，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我的名片上就始终印着“责任高于一切”这句话，不是自我标榜，是真心话。要尽可能客观地记录现实的生活和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反应老百姓的生存现状和心声。否则，就不配当记者。

　　Q：你会去写迎合别人的文章吗？
　　A：我的个性中有非常倔强的一面。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是绝对要本着事实和凭着良心说话的。我做记者的目标很明晰，原则也很清楚，为了利益而做违心的事情，这是我所抗拒和鄙视的。许多朋友因此说我太不圆滑，太笨了，有时唾手可得的一些利益，就这样没了。比如，“慕名”来找我写广告文字的企业曾有过不少，稿费很优厚，一篇就能抵一两月工资。我都微笑着答复人家说：抱歉，这种露骨又恶俗的鼓吹，我写不来。
　　

　　Q：你怎样看待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异同？
　　A：从新闻报道和传播的角度来看，各具优势。但是，网络媒体更为自由，表达言论也更为轻松。因此，我有些在报纸上被“毙”掉的文章，还是会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而且网络的覆盖面很广，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应。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网络传媒时代”，网络化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必将越来越重要。

　　Q：文学与新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面对一个感人至深的新闻事件的时候，你如何在两者之间权衡？
　　A：客观而言，搞文学的来做新闻，转型不一定都能成功，一旦转过来了，就比其他记者具有更多的优势。两者共通的地方，我认为就是人性，文学和新闻都是服务于人的，都是关注人性。“文青”或者说作家的身份定位，可以肆意地去感动，去抒情，去充分表达你的爱憎。但若作为一个记者，面对一件感人的事情时，职业特性就要求我不能介入太深，而只能客观地去描述或报道这个事情。要冷静，不能陷入，因为记者职业的核心就是客观记录，忠实反映。当然，这虽然是记者职业所要求的“铁律”，但我认为，一个真正好的记者，绝不可能一个冷漠的人，而必须能同情，能关怀，能悲悯。从本质上讲，一个优秀的记者，首先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面孔档案
　　温星，生于1976年，媒体川军，混在云南。早年写很苍白的诗文，如今做有温度的新闻。现供职于《生活新报》，任机动新闻部主任、时事评论员。新闻之外，发表各类题材文学作品两百余章，系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425207#comment 142606849 Tue, 17 Nov 2009 02:33:27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425207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252537 舆论事件中的“第三方调查”离制度有多远
　　


　　徐宝宝事件赔偿51万。昨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报道或转载了南京“徐宝宝事件”的这一结果。徐宝宝的父母表示，对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基本满意”，并且“不想追究当事医生的刑事责任”。“徐宝宝事件”至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然而，在众多网民以及关注这起事件的专家的眼里，这个句号画得为时过早。理由是，一些疑问正如卫生部门承诺的一样，还应继续厘清。假设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应该需要怎样的第三方调查？公众的疑问和期许，已超出这一事件本身。
　　从“躲猫猫”、“钓鱼执法”，再到“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是否能够成为政府行政常态？
　　句号之后的疑问

　　继云南“躲猫猫”和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之后，南京“徐宝宝事件”成为中国第三例启动第三方调查组介入事件调查，并因此使真相基本浮出水面的案例。跟前两起事件相似：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进行首次调查，并匆忙作出结论，而这一结论却被公众普遍质疑，这种质疑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成为波及全国的重大话题。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政府有关部门成立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第三方调查组，对事件进行第二次调查，结果是推翻初次调查的结论。并据此对负有不同责任的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网民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公众民意的胜利。也正因为如此，“徐宝宝事件”才如此迅速地画上句号。

　　然而，在网络和媒体上，很多疑问却没有因为“徐宝宝事件”画上句号而终结。“他们并没有解决我们关键性的疑问。”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认为，关键性的疑问就是，患儿的死亡与医生的不负责任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第二次调查的结论，只是平息众怒，应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身为调查组成员的现代快报社记者卜言科在调查中曾观看事发当晚医院监控录像，确认徐宝宝的母亲曾下跪向医生求助这一事实，“这毫无技术含量。”如此简单的调查，首次调查中究竟有没有使用？如果没有，那第一次调查究竟调查了什么内容？如果有，为什么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

　　来自网络的质疑更是铺天盖地：为什么非得第三方调查组介入后，才能让真相浮出水面？首次调查究竟是怎样进行的？第一次调查之所以被完全推翻，是客观“调查不细致”所致，还是主观上有意掩盖真相？
　　第三方调查组的介入虽然调查出值班医生打游戏、患儿母亲下跪等事实，但对于上述疑问并没有给出答案。“第二次调查仍缺乏程序公正，我们呼吁真正的第三方介入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与政策管理与政府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表示。

　　谁来调查第一次调查

　　从“躲猫猫事件”到“徐宝宝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会在很短的时间给出一个迅速的结论。但这种结论在公众的眼里显然是草率的。他们更相信事件中受害人的说法。在公众、媒体和网络等压力和质疑下，有关部门不得不启动新一轮调查，并让第三方参与，结果出来后，彻底否定了第一次的调查结论。

　　“从这点来说，‘徐宝宝事件’已经不单纯是一件事。”《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昨天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已经一分为二，一是患儿死亡的责任认定问题，二是首次调查结论的出炉由谁来负责。“南京卫生主管部门的第一次调查是应付，不是调查。”张鸿说，“只要有一点智商的人，看一下监控录像，就知道患儿的母亲有没有下跪。”为什么第一次调查会如此草率？“因为应付不会负任何责任。”张鸿表示，这不仅仅是南京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从“躲猫猫”到“钓鱼执法”，类似的现象屡屡出现。”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被处理的只是“钓鱼”的单位，调查中撒谎的部门事后没有承担相关责任。
　　“因为对于这些部门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暴露真相，所以这些公共部门是能遮就遮。遮不住，大不了真相暴露，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张鸿对此这样评论。

　　第三方调查还在“体制内”

　　在11月12日举行的“徐宝宝事件”第二次调查结论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称，第三方调查组“仍是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仍然是一种体制内的调查”。马光远也注意到，调查组由南京市卫生局一方主导组成，某种程度上仍缺乏独立性。
　　马光远质疑的第三方调查的独立性，并不仅存于“徐宝宝事件”中。云南“躲猫猫”和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同样没有得到体现。中国青年报采访部主任刘畅说，“‘躲猫猫事件’有第三方调查组参与调查在国内是第一次，这与当地宣传部门官员的积极参与态度分不开。当然，这次调查也是宣传部门主导的。”同样，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第三方调查的主导方是由浦东新区政府。虽然三次事件中的第三方调查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结论都将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推翻，这能否说是公众的胜利？在调查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部门，在调查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推动真相的揭示，但不可能揭示司法真相。”云南 “躲猫猫”事件第三方调查组成员、云南生活新报社记者温星说。而参与“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组的现代快报社记者卜言科认为，此次事件中，调查组“是一个外壳”，政府部门借用这个“外壳”实施调查，从而取得公众信任，但并不能说调查组并没有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我们提出当事医生拿出自己的电脑供调查，建议对儿童医院院长进行处理等等，这些原本都没有被安排在调查内容中，但后来都被采纳了。”卜言科认为，在目前，还无法实现完全由民间组成的第三方调查。“这涉及到很多法律和程序问题，比如，民间调查组如何组成？有什么权力调查人家的电脑？”

　　第三方调查前的舆论压力

　　无论是 “躲猫猫”、“钓鱼执法”还是“徐宝宝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人大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总结出其中的规律，“由网络率先造势，形成一定的社会反应，传统媒体和相关部门随后表示关注，这成为最近一两年来社会热点事件的一个基本程序。”在事件中，媒体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到顺利采访。“如果我以记者身份去采访‘徐宝宝’事件，可能连医院的大门都进不去，更别说去看医院的监控录像，调查当事医生的电脑记录。”现代快报社记者卜言科说，他是以调查组成员的身份，而不是记者的身份才接触到真相，这是媒体的尴尬。报纸等媒体大篇幅跟踪报道“徐宝宝事件”，是在事件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相关部门迫于压力主动做出回应后，才得以进行。

　　中青报采访部主任刘畅也认为，“三起事件，都是在互联网舆论的压力之下成立调查组，我称之为‘舆论压力应对下的独立调查组’。但前提是事件成为全国的公共话题，才可能有第三方调查。”如果没有互联网，或者这些事件没有被发布在互联网上，真相可能永远无法揭示。而媒体记者由于重重阻力，难以通过采访接触到真相。

　　对此，喻国明认为，医院一方不应该拒绝采访，因为医院有公益性的特点，面对的是公众，在中国，医院享有众多的政策保护和体制保护，这正是因为它是公益性的。对于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医院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大家，“如果它拒绝采访，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医院不能以私人企业的理由来拒绝对媒体的开放。”同样，其他事件中的政府行政部门也不应以种种理由推脱和拒绝采访，否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
　　“不过，只要真相能够大白，传统媒体介入的程度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仅凭网络本身对于真相和诚信程度维护到了什么程度。”喻国明认为， 如果出现类似于三起事件中的首次调查掩盖真相的问题，“那么传统媒体应该代表民意，来表达和进行某些自觉的努力”。

　　媒体和网民为何“被信任”

　　在三起有第三方调查参与的事件中，媒体记者和网民无一例外被公众要求参与调查。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被赋予了极大的信任。对此，中青报采访部主任刘畅认为，“媒体在社会利益调整和利益冲突中，应该是中立的。”一方面，媒体应该听弱者声音，应该有扶助弱者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在面对冲突时，要有中立价值观，平等倾听各方声音，而不是替某一部分人说话。也正因为这个价值观，媒体才能够赢得全社会的信赖。相对而言，这样一个中立价值观赋予了媒体能够更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

　　“但任何一家传统媒体，都很难提供网络这种广阔的天地。”刘畅说，在互联网出现以前的社会生活中，公众意见表达不充分。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公众意见的表达主要体现在网络上。“这些事件中的网络呼声，表面看是网民意见，实际上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的公众意见。”而让网民参加调查事件，喻国明认为，是相关部门本身集纳民意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进步。”因为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让网民直接来进入调查程序，其实是在社会管理机制中引入民意的重要方式。
　　“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科学化，需要严整的措施。比如，像有的听证会作假，拿网民当幌子，这种现象以后也可能会出现。但以科学合理的方式选出民意代表，是对网民意见的采纳和回应。这是必要的。”

　　公众青睐第三方调查

　　“第三方调查组会不会成为常态？”在“徐宝宝事件”第二次调查结论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近年来，在一些网络事件、社会影响大的事件，甚至是司法案件——如云南的 “躲猫猫”事件、贵州的习水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网民无一例外呼吁成立由网民、社会人士、媒体记者等中立人士组成或者参与调查组，进行调查。一直关注类似事件的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涛发现，“当地的纪检调查组、上级机关的调查组，从形式上讲也算是中立的调查组，但只要是官方性质的，其调查程序、调查人员组成和调查结论，无一例外受到质疑。似乎只有那种包括网民等参与的非官方人士(并且不能受到官方的控制)的调查才会有公信力。”似乎，第三方调查组成了解决这些事件真相的“灵丹妙药”。

　　“三次第三方调查组成立的大背景，都是政府公信力在一些恶劣个案中遭到公众质疑，与此相对的是民间监督意识的兴起。我倾向于的观点是，第三方调查组是民众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延伸。”“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温星表示。而喻国明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国内整个制约体系、诚信体系制度构造本身就存在巨大缺陷。”我国责任查究体制中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部门“自己调查自己”。长久以来，包括医院和公检法司政府在内的部门一直是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机构部门缺乏诚信的特别坏的一个标杆，这些事件中，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当事部门掩盖真相，完全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诚信”。在已有的社会体系构造中，缺少互相制约和第三方监督，缺少互相约束、建立诚信的规则。“这正是我们在社会变革中，需要改革和建立健全的事。”

　　为第三方调查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方调查的出现给事件带来了真相，但它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和质疑。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季明是上海“钓鱼执法事件”调查组成员。“第三方调查组介入，从结果上看是好的，进步的。”但他同时认为，调查组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公信力问题，但法律上没有依据。“谁能参加调查组？谁赋予调查组权力？这在法理上说不通。”季明认为，调查组的成立是被动的，是政府部门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为了解决政府公信力危机，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是不正常的。“我认为，这种现象只是过渡性的，将来不能说发生什么事，就要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温星告诉快报记者，第三方调查与现行司法体制有冲突，“但这样的事明年后年也许还会出现。”温星认为，第三方调查如果要常态化，必须得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接。但对于第三方调查干涉司法公正的观点，温星认为那是“基于现行司法体制上的理解”，而现有司法体制某些地方已经落后了。现代快报记者卜言科也提出一系列疑问：第三方调查组应该由谁主导？应该哪些人组成？这些人以怎样的方式遴选？调查组以怎样的程序参与调查？普通民众是否有专业能力承担调查？

　　“第三方调查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授权值得商榷。”中青报采访部主任刘畅认为，“都是在摸索阶段，都没有任何依据，没有成熟的运作方式，仅仅是舆论压力下形成的特殊方式。”“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组成员，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朱旭东认为，“漏洞永远存在，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永远没有最完美的制度。”
　　可以预见，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于“徐宝宝事件”的公众事件，公众很可能会呼吁成立第三方调查组。“频繁依赖第三方调查是法治社会的痛”。在众多关于“徐宝宝事件”的评论中，此类声音频频出现。“这显示出政府的公信力在严重地流失。”一位评论员认为。但“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温星却期待，第三方调查能“成为常态”。喻国明也倾向于第三方调查组“常态化”。“第三方调查，是仅就某个问题很突出时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一种救火队式的方式。如何让将它转化为常态，政府部门要有彻底的反思和检讨，给予第三方调查约束社会诚信流失和真相披露的资质，制度化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更重要的事。”

　　朱旭东指出这一现象的实质，“公众要的其实不是第三方调查组，而是公开透明的调查。可以不成立调查组，但不要关起门调查，而是敞开门调查，让公众相信调查的结果。”
　　第三方调查，是仅就某个问题很突出时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一种救火队式的方式。如何让将它转化为常态，政府部门要有彻底的反思和检讨，给予第三方调查约束社会诚信流失和真相披露的资质，制度化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更重要的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

　　
　　一位人大代表就是一个第三方调查组
　　张鸿：普通民众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13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今日观察》栏目播出《患儿突死期待第三次调查》。评论员张鸿就此发表了看法。针对至今为止出现的三次充满争议的“第三方调查”，以及更多的弱势群体与政府部门的纠纷，在现有体制中，是否有哪种方法可以取代“第三方调查”？记者对张鸿进行了采访。

　　“人大代表制度。”张鸿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些事件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根本权利。”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是真正的主人，他有说话权。“其实这个流程非常简单，我们现在的流程就是这样的，只是有些环节执行得不好。”无论是一个患者，还是一个个人，包括“钓鱼执法”事件中的孙中界、“开胸验肺”事件中的张海超，以及此次“徐宝宝”事件中的患儿父母，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在权力高层找到一个能够为他代言的人，能够帮他们说话。“怎么找到这个人？就是他们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找到“代言人”之后，所有问题交给他，因为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他去找这些部门去质询，甚至去弹劾。如果这些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执行得非常好的话，南京卫生部门、上海浦东新区运管执法部门和河南卫生部门，就应该去人大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作为公民，任何的利益都能落实到“代言人”头上，如果他不能代表，下次选人大代表就不选他。

　　作为普通民众，个人在面对一个部门时，永远处于弱势。那么，他怎样才能和这些部门平等，他要有代言人，代言人的权力和部门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约束这些部门，因为他是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代表。
　　但问题在于，徐宝宝的父母去哪找这个人，他们找不到这个人，只有直接去找医院，显然是处于弱势的。比如，孙中界遭遇的其实是“执法经济”。执法队有罚款任务要完成，每年任务完成不了，官员考核就会有问题。而孙中界去告的，应该是给执法队下任务的部门。当这种渠道不畅通时，监督就被推到别的渠道。如媒体、网络，如果更多的事情都依靠媒体和网络的监督和解决，这说明正常渠道是不畅通的，是可悲的。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时期，基层选举也正在逐渐完善之中，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很难参加选举？所以在目前，个人遇到类似问题时，很难找到一个正常的渠道。快报记者 常毅

　　调查组成员把脉“第三方调查”

　　建议成立由人大主导的特别审查委员会，由其以随机抽签的方式组成调查组
　　南京患儿突死案，随着对一系列责任人处理决定的公布，以及患儿家属与儿童医院51万赔偿协议的达成，徐宝宝事件似乎已告终结。身心俱遭到重大创伤的徐家人已举家外出疗伤，儿童医院上下仍在舆论的漩涡中起伏，此事留给医患双方的影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平复。
　　而即便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公众的心情也难以很快“降温”。除了对徐家人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注，人们更多地转入理性思考：第一次调查为什么如此草率，第二次，也就是第三方调查为什么戏剧性地实现了“大逆转”？
　　自云南躲猫猫事件，上海钓鱼事件， “第三方调查”在此次徐宝宝事件中再次赢得了公众的关注与喝彩。但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它也不可避免地因其自身的局限，引来一些质疑。
　　快报记者作为此次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的成员之一，对调查过程多有了解。针对公众质疑，快报记者与耿延律师有了一次谈话，徐宝宝家人委托的律师，我们就第三方调查在此次事件中引起的纷争和质疑，如何使第三方调查常态化、制度化，以及第三方调查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三方调查组在组成上有没有更合理的安排？

　　如何使第三方调查常态化？成立一个由人大主导的特别审查委员会，由其以随机抽签的方式组成调查组，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11月11日晚，身在第三方调查组驻地的快报记者就从外界得到了信息：有媒体针对调查组人员构成、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而且措辞激烈。实际上从调查组成立以来，这样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在12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13日晚间的央视财经频道的《今日观察》节目中，受邀的评论员也再次质疑调查组成员的构成。

　　据记者了解，此次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组人员的组成，均来自于南京市卫生局的邀请。如此一来，对调查组成员产生过程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卫生局邀请的人组成调查组说到底进行的还是体制内的调查，这种人员格局，如何保证其调查的独立与客观？
　　而这样的情绪也曾在调查组内部出现过，但大家一时也没有发现更好的方法来组成这个调查组。曾有人开玩笑：“难道要组织海选？如果真要搞海选，调查组成员怕是一个月也选不出来。”

　　好在最终的调查结果为这种情绪解了围。大家的想法是：这个已经完全推翻了前一次调查结果的调查结论，应该可以使大家对调查组成员组成的过程少些疑虑，虽然无法在程序上保证完全公平，但其客观性毕竟通过结果体现了出来。但回过头来看这一过程时，调查组成员还是有些后怕：如果最终调查并没有推翻前一次的“定论”，公众舆论会如何对待后一次的调查组成员呢？
　　在调查组成员们为自己能推翻前次结论而庆幸的同时，问题并没有解决——下一次第三方调查，成员如何产生？是不是还要遵循此次调查的方法，由事件当事一方的主管部门邀请？

　　对此，耿延律师有自己的看法。在受徐宝宝家人委托介入此事后，耿延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调查组到底是什么身份？有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这次的调查组，有点像国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有点像我国体制内的工作组，如果除去它应用领域不同，更像是国外的陪审团制度。”耿延说。
　　国外的陪审团制度，就是在公民中随机抽取，组成陪审团。耿延的意思是，我们也应该借鉴这个制度，但前提是要先成立一个特别审查委员会。

　　“这个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公民或单位提出来的特别审查或调查申请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不是要进行第三方的独立调查。”
　　设想中，特别审查委员会不隶属于具体的行政单位，最理想的架构是建立在人大之下，委员会成员不参与调查，只是对调查申请进行评估和许可，然后组织调查，提供财务支持。“应该先建立一个调查人员的后备人才库，由公民自己申请加入这个体系，这样就保证了人员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为其公平打下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基础。”
　　比如说此次的徐宝宝事件中，徐宝宝的家人如果对前一次儿童医院的调查不服，就可以提请特别审查委员会，要求组织第三方独立调查，委员会即可通过电脑抽签的方式从之前报名的人员中，确定人选组成调查组。

　　“我想，如果经由这样的程序，应该不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耿延说，其优点在于，开放的人才库必然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其是流动的，权力的流动和不确定使得成员的贪腐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客观性和独立性也就有了保证。

　　如果不是卫生主管部门，由谁来主导第三方调查？

　　这里有个矛盾，如果这次不是卫生主管部门作主导，很难想象“第三方调查”能够这么顺利进行
　　徐宝宝事件的第三方调查，另一个为外界所质疑的是南京市卫生局主导了这次调查。因为对第一次调查不信任而呼吁出台的第三方调查，怎么还是由卫生局主导？调查组成员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被媒体冠为“独立”的调查在程序上仍然不独立，外界对此颇有异议。
　　如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个质疑在调查结果公布后似乎迎刃而解。调查结论的正义性，再次掩盖了程序上的瑕疵。但同样，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能够解决。

　　客观地说，此次调查的高效，以及调查结果的颠覆性改变，与南京市卫生局在此次调查中表现出来的决心有很大关系。在11日上午的简单动员后，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就召来了儿童医院的一、二把手，当着调查组所有成员的面，要求他们无条件配合调查。只要是调查组成员想见的人，全部召集，随叫随到；只要是调查组成员想去的地方，想取的物证，院方也要无条件提供。

　　儿童医院负责人在会上对此没有意见。事实上证明，在后来的调查过程中，涉及事件的十多名医护人员一直在调查组办公地点等候谈话，最晚的一个医生谈完话已经到了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
　　而包含有儿童医院机密的中心机房，也向调查组开放。事件的核心人物毛晓珺也在被要求后，上交了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之前调查组成员一直担心他不配合，因为那毕竟是他的私人物品，他完全有理由不提供。
　　记者也曾设想过，如果没有了以总协调、牵头名义出现在调查组中的卫生局工作人员，这个调查能否如此顺利。而卫生局纪委的工作人员是针对相关医护人员的主要谈话人，正是在面对他们的强大震慑力，毛才被迫主动交代了玩游戏的事实。

　　卫生局主导的这次第三方调查，其参与的“利”显而易见，卫生局人员了解行业和系统内的工作状态，知道他们的层级关系，也在心理上占据了对医护人员的优势。
　　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结果的正义掩饰了一切程序上的不完善。同样的道理，第三方调查结果如果并没有揭露出事实本原，卫生局的参与和主导必将成为公共舆论再次指责的焦点，这甚至会使得此次的第三方调查成为笑话。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耿延寄希望于制度的保障。“第三方调查组不应被赋予强制力，实际上即使是有强制力，被调查单位也有可能不配合，现在法院和公安到一些单位调查，也会常常不被配合。”耿延强调的是，第三方调查组是一个相对软性的调查方式。
　　比如此次的徐宝宝事件中，如果毛本人不提供个人笔记本电脑，那也无妨。只要在形成调查结论时注明其不配合调查即可，交由公众评判。
　　调查由被调查方的行政主管部门主导，自然不可取，因为并不是每一次的调查都像徐宝宝事件一样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尤其是当事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各执一词，又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之时——此次调查就无法核实徐家人提出的医生发牢骚情节，因为这是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场的“孤证”。

　　由此推理，第三方调查更不能由当事人双方参加。因此，央视13日晚节目中提及的“死者家属要求派出两名代表参加调查组被拒绝，这很荒谬”的说法并不客观。这种观点是利用了公众对弱者的同情，试想如果徐宝宝家属要求派人参加，那儿童医院方面是否也有权派人参加调查组？
　　徐家人的担心，是基于对前次调查的失望，也有可能是对于卫生局主导这件事情本身的疑虑。体制上禁止当事一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参与，第三方调查的公信力才有保证。

　　第三方调查组成员为何有“处罚建议权”？

　　调查组应该是一个证据收集组，第三方调查报告不应是判决书。而第三方调查刚刚起步，它的良性发展，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徐宝宝事件的第三方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在清晨7点召集开会商讨。各调查分组将各自调查情况在会上通报，在最后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了处理意见，征询调查组成员的意见。
　　“这是我们的建议，具体的责任人处理，将依据有关规定来决定。”调查组负责人当时说，而事实上，最后这些建议意见也并没有在调查报告中呈现，但这并不妨碍卫生局对他们作出处罚。
　　会上，在谈及耳鼻喉科值班医生李旭的处理中，记者提出观点，认为李旭医生在是否推诿、漠视宝宝母亲的跪求问题上，并无证据支撑，因为所有的对话都发生在李旭休息的房内，没有第三方证据证明。

　　卫生局最终接纳了记者的观点，但认为李旭的责任在于不应在病区出现紧急情况时，回房继续睡觉。这个建议被采纳，体现了南京市卫生局对调查组工作的开明和开放，但回过头来看，却也违背了调查组本身的职责。
　　“调查组就应该是一个证据收集组，只应该对事实和证据本身负责，而不应该在事件的定性和处理上作任何判断。”耿延说，第三方调查的意义就在于独立和客观，如果加入处理因素，不仅会打破这个平衡，在调查组内部造成争端，还会导致这项工作开展本身的难度，同时，如果对具体当事人处罚建议重了，调查组成员会有自身安全顾忌

　　如果第三方调查只对事情经过、事实的客观调查，调查组的工作也会简单得多，因为量处责罚需要有全面的知识，以及对法律和政府的规章有全面了解，这并不适宜由调查组做出。
　　在一个特别审查会框架下，由公众志愿加入调查，电脑随机抽取调查人员的第三方调查方式，可能是未来第三方调查的方向所在。
　　而在当下第三方调查具有很现实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第三方介入的调查肯定远胜于当事其中一方的调查。如何探索出一条可良性发展的第三方调查之路，才是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现代快报记者 常毅 言科 ]]>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252537#comment 136315393 Sun, 15 Nov 2009 02:35:37 GMT http://282244530.qzone.qq.com/blog/125825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