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303169848.qzone.qq.com Mon, 30 Nov 2009 23:31:33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hu, 05 Nov 2009 03:28:13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57391693 官员整容现象调查

本刊记者 刘海儿 （媒体不经同意转载必究）

两年前，第一次和陈焕然见面，他的双眼总是不停搜索着美女，嘴里不停议论着美女，从女人的眼睛、鼻子、嘴到胸部、屁股和大、小腿，陈焕然都研究了个透。陈焕然被称为“中国刀客”、“中国整形第一刀”，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是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博士，有20多年的临床整形经验。
2009年10月28日，记者再次见到陈焕然，他嘴里关于“美女”的话题明显少了。“现在都是什么人来找您？”记者忍不住好奇。陈焕然却笑得神秘：“什么人都有，艺人、阔太太，还来过不少大人物。”陈焕然说的“大人物”，是指一些省市级以上领导，“这两年，陆续有官员间接联系我。出于保密，我没有统计过具体人数，但官员和太太们加起来，大概能占到我就诊人数的20%到25%。”

陈焕然的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互联网上搜索“官员整容”的词条，共有几十万个消息。有统计表明，近年来男性整容者的比例增加了将近1倍，而官员整容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是否真如报道所说？为此，记者暗访了中国医学院、协和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整形外科门诊。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大概每天有10名左右的男士前来咨询就诊。另一家大型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介绍，他们每月100例手术中，有近30％是男性，其中也有不少是官员。但在这些大型整形医院的门诊，记者并没有见到一位类似官员的患者，究其原因，专家都给了记者一样的回答：“对整形者有严格的法律保密制度。”
其实，这一现象在国外早已不是新鲜事，距据外媒报道：在美国，近年来男性进行过药物整容的人数增加了25%；韩国20%的男士曾经接受过整容手术；日本，人们认为整容就像买合适的衣服打扮自己一样正常，很多日本公司董事会的男主席几乎每年都去拉皮除皱……
官员整容，究竟出于什么心理？又有那些不为人知的表现？当记者追问陈焕然时，他耸耸肩，一副很习以为常的表情：“这很正常，我想强调的是，官员也是人，是男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明我们的文明和开放程度更高了。”


夜间就诊，速战速决

陈焕然还记得第一个找上门的官员。“大概是2005年底，某省委秘书长，女性，42岁。她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她长得挺漂亮，白白净净的，皱纹不多，但眼皮有点下垂。”这位女士向陈焕然提出整容要求：第一要绝对保密，第二要恢复期短，第三不能改动太大。
陈焕然按照患者的要求，将手术时间调整到了晚上。“开始，她对要拍摄术前照片有些顾虑，但这是整容前的关键步骤，不能省略。我们拍下她正面和各个侧面的特写照片，然后仔细研究，电脑模拟手术方案，这样才能‘对症下刀’。”女官员最终同意了，“我从她的眉毛处做了一个很小的切口，将眼部向上提拉，立刻原来的三角眼变成了她年轻时眼睛的模样。”在北京休息7天后，女官员若无其事地回家了。
陈焕然后来和她通过一次电话，询问术后恢复情况。“她显得很兴奋，说同事见到她都感叹‘去了一趟香港，水土就是不一样，回来年轻多了！’她当时是假借去香港度假，请了七天长假在北京做的手术，没有人知道。”
2009年“五一”，这位女士又一次找到了陈焕然。“整容其实也上瘾，如果第一次做得很满意，尝到了美的甜头，就越整越想整。”女官员告诉陈焕然，整容后自己越发自信了，所以利用这次长假，还想去一下额头纹。
陈焕然说，多数官员都会利用来北京开“两会”后的空当，或是节假日、出国度假等理由请长假，一般七天左右，进行手术和术后治疗。这也是整形医生接待官员的高峰期。
打开陈焕然整形工作室的网站，记者发现，上面并未显示办公地址，只提供了两部“初次咨询预约热线”。陈焕然说：“他们喜欢选择隐秘场所，地点越偏僻越好，最好不临街，还得是磨砂玻璃窗，外面看不清里面。官员还喜欢去会员制的大酒店会诊，隐秘性更高。”
陈焕然发现，越高端的客户需要的私密性越强。他曾为了方便患者，将诊室搬到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个高档商圈，“那里聚集了30多家唱片公司、模特经纪公司等等，我觉得很方便患者。没想到很多客户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不敢来了，因为这里太热闹……”
随着整形人群的变化，很多顶级整容医生还将作息时间改为白天休息，夜间工作。陈焕然介绍：“我一般就诊，每次只接待一个客人，且对隐私有特殊要求的求美者大部分都不在工作室，而是在咖啡厅或酒店、高级会所。做手术时还要求整个工作室清场，保证他们进入只看到我和几个助手，甚至绝对不能让两个患者同时有见面的机会。”
陈焕然介绍，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在美国好莱坞贝弗利山下，有很多高级诊所，都是夜里12点之后才开始营业的。像汤姆克鲁斯这种大明星，都是半夜去，从地下停车场直接上去，做完了凌晨五、六点钟再开车回去。我的很多客人现在也是如此。总之，专门找我整容的求美者，对隐私的保护都极为重视，那些犹如“大排档”式的人员繁杂的整形医院等场所对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去皱为主，不露痕迹

2007年，某省副省长的妻子找到了陈焕然。“她说想帮老公咨询整容，但老公本人不能来。”陈焕然让她带来了丈夫的照片，“这位官员50多岁，主要想做眼袋。”陈焕然和官员的妻子谈得很顺利，一个星期后，他就来手术了。
陈焕然发现，官员整容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的年龄多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心态是又想年轻也想美，但又怕别人发现他突然变得年轻和变美了。”很多次，当官员们躺在手术台上，还忍不住嘱咐陈焕然：“改动一定不要太大，稍微动动就好，别让大家看出来了。”
“不管男官员还是女官员，跟艺人相比他们反而对整容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没有太多的要求。”陈焕然给记者举例，他往往给一个艺人做整容，从艺人的经纪公司提出包装方案，然后整形医生参与讨论，到最后决定包装成什么样子，是活泼动感还是温婉大方，整容手术方案的策划需要半个月甚至更长。而官员整容则希望‘没有变化最好，整完之后我还是我，但是变年轻好看了，这才是官员们内心最想要的结果’。”官员希望回去之后，在电视中出现，面对民众，不被人察觉。
陈焕然介绍，官员们的整形手术多是最基础的项目，比如祛眼袋、祛三角眼、鱼尾纹、眉间纹、抬头纹等面部年轻化的手术，还有通过打除皱针（用肉毒杆菌的毒素把皱纹附近支配面部表情肌肉的神经麻痹，让那块地方不能动，也就没皱纹了。）和组织填充，减轻皱纹。”这类抗衰老手术，男女官员选择的比率几乎类似，只是有些女官员还会增加腹部吸脂等塑身项目。手术价格，则从四五千元到两三万元不等。
但是对于手术之后的接受程度，男女官员略有差别。北京军区总医院整形科的医生告诉记者：反而男官员比女官员的接受程度低，更挑剔。“刚做完整形，男官员往往不能接受这个变化，总会说‘太明显了吧’，一定会被看出来吧？”“提拉得太多了吧？应该在下去一点。表现得忐忑不安。反而女性要相对适应。”
陈焕然也肯定了这种说法，他说通常他们会建议官员借此机会改变一下发型，换一套着装风格，“这个方法很有效，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等他们回去了，发现周围的人多是赞美她年轻了的时候，他就会一下子接受。还有就是官员愿意多次的来，一次做一点，循序渐进，不要突变。”

官太太打头阵
在分析官员整容的过程中，陈焕然发现，其实官员太太也是官员整容的推动者。“因为她们曾是整容的主力军。除了艺人，第一批走进整容医院的，多半是官员太太。第一，她们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思想比较开放；第二，她们也有对婚姻的危机感和压力。”
与官员所做的去眼袋、去皱等整容项目相比，官员太太所做的项目比较多，比如吸脂、丰胸、彩光嫩肤、私密部位整容等。陈焕然透露：“曾有官员太太明确表示，她喜欢宋祖英的长相，希望整一个类似她的鼻子和下巴；也有官员太太感叹，自己怎么衰老得这么快，而丈夫看起来却还很年轻……”
北京某三甲医院的整形专家也遇到过把整容当作贿赂手段的个案。“以前，公关公司搞客户关系，就是吃饭、桑拿，从去年开始，改送手术了。公关公司带过人来我这里，很多都是官员的太太和企业老总的太太。那些太太们就拿个笔在上面画勾，像点菜一样。公关公司负责刷卡，我们负责做。”
当问及陈焕然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时，陈说，也有。也许这是继金钱贿赂、性贿赂之后，又一个更加隐蔽的“公关手段”。就在不久前，他还和同事们忙了个通宵，“我们接待了一个‘公关公司’带来的‘整容团’。五六个官员和老总的太太们，来做拉皮，抽脂，眼袋。这是不是贿赂我不太清楚，我也希望政府能够有有效的监管。”
可能是太太们成功的外形塑造，让官员们渐渐地接受了整形这种方式。随着年龄的增大，官员们开始由太太引荐，尝试整形。陈焕然说：“我接待的官员，没有一个是自己打电话咨询或者直接约医生见面的。全部都是太太打头阵，偶尔也有秘书和太太一起，而且完全是太太就能做主。”
但陈焕然强调，女官员整形就完全不同，都是自己通过朋友介绍，或者亲自打电话咨询，然后由姐妹或女儿陪同手术。“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女官员，让丈夫来陪伴手术的。”

展现自信，提高信赖度
回顾20多年的从业经历，陈焕然发现中国整容人群有了明显变化：原来的六大整容群体，排第一位的是先天性畸形和后天外伤，第二位是艺人，现在则变为：艺人，阔太太，官员，年轻求职者，先天性畸形和后天外伤，整容修复，性从业人员。其中，官员整容所引发的争议最大。
记者通过暗访北京、上海和广州几所大型整容的医院专家，发现官员整容存在两种心态。第一，是担心自己日渐衰老，会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一位领导曾向某整容医生解释：“40岁以后，我不想让我的上级觉得我老了，不想让同事认为我思维迟缓了，希望我看起来还有用。”还有官员直率地表示：“花钱、受罪，其实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留下个好印象。”


陈焕然说，“其实在美国，男性整容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盛行，他们对待整容的态度比较轻松、随便，和做身体例行检查一样，有的人甚至一年内要做好几次整容手术。”
搜索国内外各大媒体，近几年关于政要整容的消息层出不穷。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就几乎将自己从头到尾整了一遍，祛眼袋、植发、腹部抽脂，前前后后进行过几十次全套整容，他甚至坦言：“政治家有责任让自己显得更英俊，更具活力。”2008年法国大选期间，法国审计人员发现总统萨科齐在形象问题上的投资成本惊人，每小时花在“面子工程”上的费用就达到450欧元。而萨科齐当时的女对手罗亚尔开销更大，花在化妆和头发造型上的金额为5.2万欧元。菲律宾国内也有过传闻，总统阿罗约曾借医院隔离之名去隆胸。今年5月自杀的前韩国总统卢武铉，更被称为韩国整容业的“头号宣传员”，韩国总统发言人表示，卢武铉接受过眼睑整容术，以祛除日渐下垂的眼袋，手术由汉城大学的一个医疗小组完成……
增加自信、更加亲民，是官员接受整容的另一原因。广州某著名整容专家也认为：“现在的中国官员，海归多了，知识结构提高了，也开明了，官员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整容拥有一张好的面孔，不仅会给自己增加自信和勇气，也会让别人产生亲近感。”现在，关于“美女市长”和“性感总统”拥有亿万粉丝的消息，在经常出现在报刊中，可见民众对于有能力、形象又好的政要，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亲近感。陈焕然最后评价说：“近两年，官员们越来越多地走近百姓，对外交流也越发频繁，通过整容获得一个自信、年轻、积极向上的形象，不仅是为了官员个人，也代表着一个城市和国家的风貌，我觉得无可厚非。”
不过，在整容专家眼中看似平常的官员整容，让普通民众接受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2008年11月，中国某著名军事政治论坛，就曾发起过一次大辩论，“国家领导人整容你能接受吗？”为期一个月的辩论结束后，有75%的参与者投了赞成票，但还有25%的人认为“还是少做些‘形象工程’、‘表面文章’，更要防范利用‘整容’进行腐败！”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57391693#comment 134218241 Thu, 05 Nov 2009 03:28:13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57391693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40487665 记者 蒋伟

据说，这里是大凉山最偏僻、最艰苦的山村彝寨。
从湍急的大渡河上过吊桥，沿着“之”字型羊肠小道爬上90度的山崖，再攀过五架用圆木和树杆、铁丝绑成的天梯，我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悬崖小学”——二坪村小学。我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自认为身体素质极好，五六个小时的上山路，已经让我的脚上打满了血泡。我先是歇一口气，爬一段山，后来索性求助有马的村民，帮我驮着行李，勉强上行。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路程最艰难的采访。
最危险的是爬天梯，梯子5米长左右，崖梯几乎和悬崖垂直成90度，四周没有任何护栏，脚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时有松动的碎石落下。往上一踩就让我双腿发麻，有一种高空的眩晕。这样的天梯咬牙挨过了三道，心里还没有恢复平静，突然发现前面竟然还有第四道、第五道，比前三道还陡！
第一眼看到“悬崖小学”，让我难以置信，绝壁之上竟然会存在着如此神圣的地方！学生们的欢笑打破了大山的沉寂。老师和学生们用庄严的升旗仪式欢迎我的到来。李桂林老师专注地踩着一台旧脚踏风琴，弹奏起国歌，孩子们行少先队礼，神圣而肃穆。国旗是李老师2000年从县城买来的，已经用了整整9年。李老师说——“因为有这面国旗，才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19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发芽……

19年为“悬崖小学”撑起天空

在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有一所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彝寨小学，学校四周是万丈深渊，下面是奔腾的大渡河，学生上下学要爬5道极其艰险的“天梯”才能进入。李桂林、陆建芬夫妻，已经在这里坚守了19年。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默默无闻地播撒着知识的种子，让这个远近闻名的“文盲村”变成了“文化村”。
2009年2月5日，李桂林、陆建芬第一次走出大山，站在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的领奖台上。李桂林的话，让全场安静下来：“我们是平平凡凡的山村教师，这个奖应该属于‘悬崖小学’的孩子们，属于大凉山。贫困山区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必须靠教育，如果没有接班人，只要我能爬得动，就要在悬崖上教孩子们——”
中断10年的小学

二坪村小学，被当地人称为“悬崖小学”。学校建在海拔2800多米山顶的一块平地上，几个彝族村寨散落在学校附近的山顶或山腰上，这座有着两栋房子和一小块水泥操场的学校，是周围山区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学校有80个彝族学生，其中17个住在悬崖下的山腰上，要靠爬危险的天梯上学。这17名学生，都靠李桂林夫妇接送，星期一爬山来到学校，星期五再下山，平日借宿在二坪村的亲戚家里。通往“悬崖小学”的天梯，总共40多米，当地人号称只有猴子才能上去。遇到雨雪天，踩不稳就有可能滑下山崖。山上12岁以下的孩子，若没有大人的陪同，决不允许下山。
11岁的彝族小姑娘阿呷卡拉整理好了书包，她背对着悬崖，一手抓着藤条，一手由老师李桂林牵着，右脚探好梯子的位置，再把左脚也缓缓伸下去。她身后还有16个同伴，大家像猿猴一样依次攀援而下。脚下，是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四周，是层峦叠嶂的大峡谷。天梯下，李老师的妻子陆桂芬在接她。“手抓紧，脚踩实了！”两位老师全神贯注地盯着学生的每一个动作，用彝语不断提醒。
就是在这样极度危险、恶劣的环境下，二坪村小学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周一和周五，是李桂林和妻子最忙累的日子，他们要接送学生们过五道崖梯，把他们送到悬崖下平坦的田坪村。至今，二坪村小学已有七届毕业生，学生达189人。村里的年青人告别了文盲的历史，开始走出大山。
“这都是李老师的功劳，我们从心底里感激他！”呷日阿木是村里的会计，他是李老师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村里最有文化、普通话讲得最好的。
1990年，乡干部把会彝汉双语的李桂林请到二坪村小学支教。李桂林原本在山下的乡镇教书，生活条件与二坪村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刚来时，天梯是用藤条绑的，现在安全多了，换上了铁丝。”回忆起第一次来二坪村的情景，李桂林说他仍然一身冷汗。
李桂林记得，第一次走进这个悬崖上的村寨，天已经黑了，村民们打着火把来山腰接他，吃晚饭的时候，纯朴的山民宰杀了家里仅有的老母鸡，像过年一样招待他。乡干部告诉他，学校因缺教师已经断断续续停学10年，村子是远近闻名的文盲村，很多村民甚至连钱币都不认识。村寨的贫穷落后，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神。让李桂林感到心酸。
从二坪村回来后，李桂林的心中一直不能平静。眼看就要到9月份开学的日子了，他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上悬崖当老师！“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去那么艰险、野蛮的地方，你不要命了？我们都老了，要靠你赡养，难道二坪的孩子比你父母还重要吗……”父亲的话深深激痛了李桂林，他不得以含着泪骗父亲说，那边条件还不错，只是先去试一试，如果不行马上回家。”老父亲哪里想到，儿子这一试，就是19个春秋。



危险已成习惯

“人各有志，我要用我的力量和热情去改变这个愚昧落后的村庄，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追求……”李桂林到了二坪村，跟村民们一起修好被泥石流冲垮的校舍，朗朗的书声重新在悬崖边回荡。
由于停学时间太长，很多适龄儿童需要上学。一年后，新问题出现了，学生增加到三个班，急需要再招一个老师。“要找到愿意来悬崖上教书的老师，简直比登天还难”，李桂林跑遍了县里许多学校，很多人听到‘天梯’就吓退了，甚至讽刺“你应该去请探险家……”
开学临近，一筹莫展的李桂林把视线转向了同样懂彝汉双语的妻子。这次老父亲真急了：“你甘愿去受苦我们管不住，竟然还把妻儿带上山，出事了怎么办？孩子生病怎么办？在那个猴多人少的地方，不把孩子也教成猴子了！”
深明大义的妻子，为支持丈夫完成夙愿，找到当过30多年人民教师的父亲，“先说服我的父亲，再说服公公。”就这样，夫妇俩离开了年迈的家人，一起登上了悬崖。

李桂林心里很清楚，这里太需要他，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贵如金。山上没有医院，他学会了看病，从老家买来常用药品放在学校备用，他还学会了给学生剪发。山上冷，冬天没有蔬菜，就连续吃两三个月的酸菜洋芋汤。
19个年头里，李桂林对天梯由恐惧、胆怯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然而，惊险仍然无处不在。一次，李桂林爬天梯时，藤条突然断了，身子滑向悬崖，幸好几米处有灌木支撑着他，才捡了条性命。看着满脸是血，伤痕累累的丈夫，妻子和他抱头痛哭。
1996年夏的一天，山洪暴发，李桂林去接正在半途中的学生。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一股急流冲来，他踏翻了石头，被滑进沟中。情急下，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自己被急流冲走。可能是李桂林的行为感动了上苍，这一次他的身体被挂在了树桩上，得以脱险。
还有一次，他去乌史大桥乡中心学校开会，散会回山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为了赶在第二天上课，他摸黑爬上天梯赶往学校。当他刚爬第一段木梯时，腿突然抽筋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天色已黑，上下山都很危险，他就这样独自在岩脚下生火取暖过夜。那一夜，寒冷、黑暗和野兽的嚎叫，都没有让他感到害怕，他只是惦记着学校。第二天，孩子和妻子看到的是兴冲冲归来的李桂林，他没有告诉身边人自己的遭遇。
这样的事情，李桂林讲也讲不完。




心甘情愿选择清贫

陆建芬的堂哥是县里有名的矿老板，看到堂妹过得那么苦，那么穷，1993年，他就多次叫李桂林去矿上当会计，每月收入1200元。当时李桂林教书的月收入只有100元。但他没有动摇。
1996年7月到1997年7月，李桂林被上级安排到会理师范学校学习，当时妻子还带着两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才1岁半，教学忙不过来，他再三请求有文化的舅舅帮忙上山来学校代课。勉强教满一年后，舅舅严肃地告诉他们：“说实话，在矿山当民工也比在你这里强百倍，我宁可讨饭也不愿在这里呆了……”
那一年，也是妻子陆建芬最辛苦的一年。一次，她病得厉害，两个孩子哭着叫饿，她只好让7岁的哥哥背着小弟弟到附近村民家找吃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请村民背了50斤玉米，通过危险的山道送到镇上卖了8元钱，去买药。对妻子陆建芬来说，苦和泪她都忍着，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丈夫。
2001年，诱惑再一次摆在夫妇俩人面前。陆建芬的弟弟在西班牙做生意并成了家，他提出请陆建芬给自己看孩子，月薪6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而这时，陆建芬的收入是每月230元。
陆建芬说，她开始动过心，但看到孩子们的眼神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去挣钱，山上的孩子们怎么办？”陆建芬犹豫再三，含泪婉言谢绝了小弟。“其实我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工资，就连在城里面吃一顿的饭都不够。但我还是不忍心丢下这些孩子们。这里的乡亲和孩子给我们的这份情，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悬崖小学”至今没有通电，李桂林和几户村民集资买了水力发电机，可是由于电压不稳，经常停电，夫妻俩现在还只能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村里祖祖辈辈都靠背水喝，这是李桂林的一块心病，2008年5月，李桂林用内弟从国外寄来的钱，给村里修了自来水。
现在，42岁的李桂林工资每月800多元，同龄的妻子仍然是一名代课老师，每月仅230元。他们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念高中和初中，家里欠着近万元的债。但是李桂林最为担心的，是将来老了没有接班人，他很想从自己的学生中挑出一位。
“我想当老师，跟李老师一样教书。”下山的路上，学生阿呷卡拉认真地对记者说，“长大了，我要给学校装个电梯，不用爬天梯就能上学。就是不知道城里的电梯什么样？”……
记者 蒋纬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40487665#comment 142606865 Thu, 23 Apr 2009 11:54:25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40487665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40028233 今天好不容易休了一个周末，真是难得。可惜六点多钟就醒了，想睡个懒觉竟然也睡不着。给霞发短信：“出去逛逛吧？”
“这两天都安排满了，今天有事情，明天要报名，参加乡亲活动，就当是锻炼爬山吧。”
哎，看到短信，心里酸酸的，突然很强烈的体会到一个北漂女孩的不易。
要努力工作，即便每天加班到深夜，完全失去自己的生活，也只能继续；
要努力挣钱，不能永远租房子，不能永远四处搬家、四处为家；
要努力去相亲，好不容易的休息日，也不能放松自己，又要开始努力去寻找另一半。我想没有哪个女孩子，会愿意通过相亲去谈恋爱的，都是因为不得已，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困难。
我的朋友她们条件并不差，收入高，有的还有自己的小公寓，但是却很难找到生活——要加班，要出差，没有圈子和时间去认识朋友。
可能现代社会，一切都进入程式化了吧，就连恋爱，也被定格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寻找和你条件相当的那位……
哎！一见钟情，不期而遇，可能以后真的只能出现在言情剧中了。
你的未来什么样？不知道—— 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似乎已经麻木，但没有人选择离开，选择回家——找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为什么？？可能这就是人性，每个人都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即便表面看起来已经狼狈不堪，但在深层的潜意识里，你还是在力争上游。
再说说爱情吧，我还是希望它能够浪漫、热烈一点，不要让人生最美好的部分，也被现代的都市节奏包围吧。还是随缘好，即便寂寞，也是一种美丽。
看过一个超级经典的爱情电影——《恋恋笔记本》，可能很多人看过，觉得“还好；但我却觉得是达到极致了，每次看它都被深深感动，在我心里，他们太美了，画面，内容，这就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极致——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40028233#comment 142606337 Sat, 18 Apr 2009 04:17:13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40028233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9242145 杜重远——“不传消息，但传情”

作者： 刘畅 （媒体未经允许转载、引用必究）


1933年，杜重远与侯御之在上海结婚。邹韬奋夫妇二排右一、右二；邹家华前排右一


五光十色的大上海，向来是群星荟萃，名流如云。如今，这里出现了一对非常特殊而且神秘的姐妹，她们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
她们很摩登：红嘴唇、绿眼影、超短裙、高跟鞋……虽然不是双胞胎，但永远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梳着一模一样的发型，甚至鞋子、饰品和背包，都是同色同款。
她们，便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女儿——杜毅、杜颖。
两姐妹曾定居香港，近年来，活跃在英、美、德等世界各国的商界高层洽谈会上。外界传言她们“身价过亿”，“做着引进外资、帮助祖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生意。”“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大单，都是经她们之手签下的”。
在上海繁华的淮海中路，美国领事馆对面，有一栋高档会所。杜毅和杜颖每次回来，都住在这里。2009年2月，一个暖融融的中午，她们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独家专访。


杜颖、杜毅（右）姐妹俩


做大生意的小女人

“有人说我们姐妹身价几十亿了，吓死人，那不遭绑架才怪。我们洽谈的生意资金很庞大，但这些钱都是公家的，绝对不是个人所得。”听到外界的传言，姐姐杜毅笑着解释。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第一眼看到杜毅和杜颖，记者还是为之一震。在整个中餐厅里，她们最为耀眼。杜毅和杜颖优雅地坐在沙发上，靓丽的装容，考究的服饰。她们非常纤细瘦弱，看上去体重只有三十多公斤，说起话来软言细语，温婉柔媚，根本不像是在生意场上打拼的女强人。
1986年，在香港定居的杜毅、杜颖开始利用父母在海外的关系，引进外资，帮助祖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经过艰辛的努力，她们成功地为上海引进了第一个投资额近1亿美元的净水自来水项目。此后，又陆续牵头引进了10亿美元的江苏火电项目、15亿美元的印尼天然气项目，生意越做越大。
“很多人都不可思议，就凭我们两个人，能谈成如此大的生意？”姐姐杜毅温柔地笑着说，“到了这个岁数，每天早晨一睁眼，还和惊险小说一样，忙得晕头转向。”妹妹杜颖也有同感：“和我同龄的朋友，每天都在家里闲得发慌，总是好奇我为什么那么忙？”姐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开朗健谈，在她们身上似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因为特殊的家庭经历，杜颖和杜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爱情和婚姻，她们至今都是未婚。“有时候遇到小孩子叫我们奶奶，会被吓一跳，反应不过来，”两姐妹笑着，露出可爱的神情。
和她们一起吃饭，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两姐妹斯文至极：满桌的菜肴，姐姐杜毅刚吃了一颗蔬菜，半小根排骨，就喊着“吃得太多！”而妹妹杜颖却总是顽皮地望着姐姐，问：“我再尝一小口？”让姐姐哭笑不得。杜毅告诉记者，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她每天吃不下东西，吃一个元宵或者一个饺子，就会让她撑得难受。“我家的菲佣最头疼做饭，说我原来吃的是‘猫食’，现在吃的是‘鸟食’。而妹妹更可怜，有糖尿病，想吃又不能吃。”
杜颖说，虽然从外表上看，她们两姐妹精神气爽，无忧无虑。但其实妹妹每天都在和病魔抗争，而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妹妹肾脏坏了，换肾需要有合适的肾源，是个大难题。肾病什么药都不能吃，但是她又有高血压，糖尿病还很严重，必须吃药。前几天夜里她还病危过一次，急得我不知怎么办才好。”
记者感到不解，姐妹俩无儿无女，经济条件优厚，完全可以找个舒适之地安享晚年，“为什么偏偏要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打拼？”
杜毅说：“爸爸妈妈一辈子，只留给我们两样东西——要忠于祖国、热爱祖国；要学会坚强和忍耐。”姐妹俩感叹，外界看到的，都是她们最神采奕奕的一面，殊不知这背后，她们走过了怎样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

侯御之

精通7国语言的“公主”

1944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其中包括杜毅和杜颖的父亲，著名抗日民主人士杜重远。
“爸爸牺牲得非常惨烈。他的狱友后来告诉我们，爸爸受过26种酷刑，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他上身，刑名‘穿马甲’；用烈焰烧下半身，刑名‘烘山药’。父亲皮肉被烧得嘶嘶作响……他从始至终只说了一句话——‘只求速死！’……妈妈听后面色惨白，双手捂住耳朵，从此不吃、不睡、不语，我们认为她精神失常了……”杜重远牺牲时，妻子侯御之还不到30岁。
这是一段杜毅、杜颖最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惨遭杀害后，被毁尸灭迹。直到全国解放，中共中央还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但未找到。”
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3岁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19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远近闻名的才女侯御之。
杜颖拿出一张母亲的照片，照片中的侯御之，身穿藕色团花和服。“这是妈妈从日本京都大学毕业时拍的，看过照片的人曾赞叹妈妈是一枝‘白梅独秀！’将妈妈比作梅花，不仅因为她生得花容月貌，而且饱含了对妈妈才华、努力、命运多舛的感叹。”
侯御之生于北京一个洋派家庭。父亲是传教士，她从小便在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教育。“妈妈连年跳级，年仅8岁，就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远赴日本。少年时的妈妈就有一种完美主义，再加上当时日本人笑话她是‘小支那女子’。为堵一口气，她门门功课都要满分。妈妈18岁大学毕业，22岁就成为我国第一位留日法学女博士。”
在日本，侯御之寄宿在一家叫犹琦的日本望族，接受了系统的贵族礼仪教育。她能讲7国语言，会唱意大利歌剧，会演奏钢琴；凡有聚会，必震惊四座。各国领事馆的外交官，更是尊称她为“公主殿下”，为她的才貌所倾倒。
“妈妈当时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等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的演讲，他们从此相识。”
1927年，学成回国的杜重远在沈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1929年，任奉天省（今辽宁）总商会副会长，颇得张学良赏识，被聘为秘书，专门帮助张处理对日外交问题。
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给了杜重远很大的打击。事变当晚，他被张学良电话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所震惊。杜重远得知蒋介石要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义愤填膺，从此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不再抱有希望。1931年底，激愤、苦闷的他，离开了张学良，去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

结婚照

不传消息只传情

1932年秋，远在日本的侯御之，听到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坚决放弃了许多日本高等学府的聘用机会，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命运的安排，让她与杜重远再次相逢。
其实，在日本短暂相识后，杜重远就开始苦苦追求侯御之。5年中，他的书信塞满了侯御之的书桌。然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和侯御之志同道合的杜重远，还是遭到了拒绝。
“因为爸爸曾有过一段封建包办婚姻，还生有4个女儿。虽然已离婚，但母亲从小那么出众，她不想背负不好的名声，顾虑日后说不清楚，一直拒绝。”
侯御之甚至连杜重远的信件也不再接收了。北平相遇后，杜重远实在没办法，便做了一只风筝，挂在她宿舍的窗户底下。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杜毅说：“父亲三十几岁的年龄，能干出这件事情，说明他是一个很浪漫，很锲而不舍的人，我反而觉得这种精神很伟大。”
正是这只风筝，感动了侯御之。1932年，他们在北京订婚。第二年，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为了迎娶侯御之，杜重远买下了位于淮海路的豪宅。“六亩地的大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其实并不是爸爸妈妈在国难之际苛求奢华，而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杜重远当时已与周恩来、潘汉年分别取得了联系，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新婚第三夜，他即离家，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举行的成立大会。“在妈妈新婚和婚后的10年中，她与爸爸一直聚少离多。爸爸为救国难，常年奔波在外，几乎夜夜晚归或不归。”
只要杜重远在上海，他的豪宅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麻将……这些都是掩护，实际上这里是爱国人士秘密开会接头的地方。“当时，汪精卫的特务和日寇，已经注意到我们这所豪宅不对劲，也在暗中观察。”
一天深夜，杜重远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等人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本人、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迅速换上了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傲慢愠怒地出现在日本人面前。她用纯熟的日语，说出很多在犹琦夫妇家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吓得日本人连连道歉，仓皇逃走。”
当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爱国刊物被查封，侯御之每天都为大夫的安危，担惊受怕。1935年，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因鼓吹抗日而被捕。在狱中，他向前来探望的东北军将领表示，要“反蒋抗日”。他给张学良写了《建议书》，劝张“停止‘剿共’，保存实力”；又给杨虎城写信，力劝东北、西北两军之间解除误会，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如火如荼的群众爱国运动，让张学良深受激励。他一方面开始设法营救在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另一方面，开始向熟识的抗日爱国人士征询出路和意见。第一时间，张学良就想到了自己颇为赏识的杜重远。

七七事变后，沈钧儒（后排右三）等七君子被释放，杜重远（后排左一）和他们在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南京寓所聚会。

画楼重上与谁同？

1935年12月，张学良乘专机由南京飞往上海。当时，杜重远已被保释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看病。当晚，张学良便来探视杜重远，他们见面后相拥而泣。张学良直言不讳地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说以前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跟着蒋介石剿共，是希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现在认识到那一套做法走不通。杜重远也直率地批判了张学良过去的做法，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
杜毅说：“张学良其实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又秉性爽直的人，听了父亲的话之后，立刻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同意联合抗日。”之后，张学良想方设法，几次私下与杜重远进行秘密接触。
1936年，杜重远出狱后，立即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成“西安事变”起到了巨大作用。杜重远因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事后被陈立夫押送南京。杜毅说：“爸爸在机场歉疚地与妈妈话别。妈妈感到身心交瘁，摇摇欲倒。后来，妈妈在给爸爸的信里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重启，杜重远获得释放。但形势更为严峻。由于杜重远是著名的实业家、抗日积极分子，又被提名为国共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日寇四处通缉，密令追杀。“爸爸不得不改名换姓，与妈妈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妈妈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爸妈去美国创办实业，然而他们却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
193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侯御之与杜重远一起来到了荒凉落后的新疆。
杜颖说：“妈妈从小生活优越，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此行她带了40多个箱子，遭到父亲的批评。她不知道新疆那么苦，连条路都没有，全是牛粪羊粪，一下车就吓傻了，也和爸爸发脾气，说爸爸骗了她。”即便如此，侯御之还是留了下来。
五年颠沛，五年艰辛，她都忍受坚持过来。但是，大难终于降临了。杜毅曾听妈妈辛酸地回忆：“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之夜，塞外的初夏凉气袭人，晚饭时，盛世才的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了进来，翻箱倒柜，并‘请’走了你爸爸。我站在门外，望着囚车远去，夜风冷雨，很久很久……。而此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和你们父亲的永诀”。
杜重远被害4个月后，侯御之才得知这一噩耗。然而，阴狠的盛世才并未善罢甘休，他妄图用传染病陷杜重远家人于死地。“妈妈和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的结核病院，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大口咯血的女病人。我们都被传染上了肺病。后来他们放我们出来，是想看着我们慢慢死去”。
但是，妈妈却说：“孩子们，我们不能死！”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在北风凛冽的午夜，早已饥寒交迫的我们根本无法入睡。“恍惚间，妈妈从箱子里翻出瓶瓶罐罐，喂我们吃一种有些怪味的果酱，并要我们大量喝水。从此白天我们卧床不动，保存体力；夜间避开看守，喂我们三次果酱，每人每次一匙，妈妈半匙。就是这些从内地带来、已经有些发霉的果酱，维持了我们将近几个月的生命，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侯御之带着三个重病在身的孩子回到了上海，回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杜重远的故居。这幢大宅也经历了沧桑巨变，先被敌寇占领，又因“敌产”收回。杜毅说，“原先代管此房的姨夫、姨母，为妈妈尽可能地恢复了旧观。妈妈在房子外面站了很久，泪珠慢慢滚下，说了一句——画楼重上与谁同？”
一天下午，杜颖忽然听到弟弟在后花园里哭叫。“原来妈妈做了一只风筝，写有‘不传消息只传情’的风筝。弟弟放飞时绳子断了，风筝扶摇直上云端。只见妈妈蹲下身来对弟弟说：‘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绳子不断，怎能飞到爸爸那里？弟弟似懂非懂，抹干了眼泪。妈妈的心里，一定深深地爱着爸爸。”

1996年，西安事变60周年，杜毅去夏威夷看望张学良


活着的价值

侯御之带着儿女回到上海后，组织上考虑她是国际司法学的博士，曾有意照顾，让她担任司法部部长，却被她拒绝了。杜颖说：“了解妈妈的人，都说妈妈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会。她太单纯了，完美主义者。妈妈想法很简单，突如其来的打击，已经让她心力交瘁，她无法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好。”那时，侯御之仍不乏追求者，但她毫不动心，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
然而，不幸再一次降临。孩子们在新疆染上的结核病开始恶化，杜毅说：“我们的结核病开始出现并发症。我是胸膜炎，后转为肾结核；弟弟是腹膜炎；妹妹最危险，生了一种胶原病，血液方面的病，全身性大出血，五官、鼻子都出血。”3年中，侯御之接到了医院的7次病危通知。杜毅不堪回首：“妹妹病最重的时候，甚至自杀过，难以忍受”。“我们骨子里都有对父亲的继承，忍耐、坚强！”没有人能够想象，大小姐侯御之，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境遇下，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三个孩子，让他们奇迹般的活了过来。“我们终于过了结核病的危险期，但妈妈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快是上大学的年龄了，还未系统地上过一天小学、中学。”
接下来，侯御之用3年时间，教会了子女12年的中小学课程，她要让孩子直接报考大学。1963年，杜家三子女分别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并被高分录取，一时在沪上传为美谈。
侯御之不仅教孩子们学知识，更教给他们待人接物的礼仪，“我们之所以穿一样的衣服，也是妈妈十分讲究，她要是带孩子们出去，不仅每个孩子要穿得漂亮，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也要搭配和谐，不能出现姐姐穿红的，妹妹穿绿的。最后，为了整齐美观，妈妈从小就给我们穿一样的衣服。”侯御之只要有空，就给孩子们详细地讲述世界各国的风光、艺术、绘画，以及风土人情。杜颖说，这种无处不在的教育，培养了她们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我们总记着妈妈的话：‘活着对社会有用，才有活着的价值。’”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侯御之苦尽甘来，却一病不起，查出肺癌。杜毅回忆：“当时我和妹妹分工，我负责照顾妈妈，她负责在香港打拼生意。”
杜颖说：“我们的家庭，等于后半辈子全都在和病魔抗争，先是妈妈，再是弟弟，后来又是姐姐和我。次次都是在生死线上抗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哪有精力去谈情说爱，享受生活。”
不幸接踵而至，1990年，就在侯御之病危期间，家中的独子，杜重远最疼爱的小儿子，因心肌梗早逝。“妈妈到去世，也不知道弟弟已经没了。我们一直骗她，说弟弟在香港创业。”
1998年，侯御之在上海去世，终年86岁。杜毅感慨地说：“多少人都说我妈妈是生不逢时。她多才多艺，才貌超群，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美好卓绝的东西，多半会被摧毁。妈妈并不埋怨，也不后悔她所走过的路，她说，一是因为她嫁给了爸爸，一个爱国者；二是因为她和爸爸没有愧对祖国……”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9242145#comment 144704001 Thu, 09 Apr 2009 01:55:45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9242145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5029747







“文革”时，造反派给袁迪新扣的“帽子”是：“多重的‘地富反坏右’、‘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理由是：她是段祺瑞的外孙女、袁世凯的曾孙女，还长期养活着袁世凯弟弟的姨太太……

记者 刘畅


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有一栋已有50多年历史的老宿舍楼，楼道里阴暗破旧，房间的木门也早已开裂掉漆。一阵寒风吹来，满是灰尘的木楼梯吱吱作响，甚至让人怀疑，这里是否还有住户。记者试着敲了几下，房门慢慢地开了。
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果然住在这里。如今，她已87岁高龄。
当年，段祺瑞可是北洋军阀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袁世凯麾下有三名大将，人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段祺瑞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风头最劲。他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官至一品；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
两造共和、醉心权术的段祺瑞，绝不会想到自己最为疼爱的外孙女，晚年的生活会如此贫寒。
袁迪新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和儿媳都下了岗。家中的两间卧室分别住着两个儿子的全家，袁迪新则睡在客厅里，进门便是一张大床，床头堆放着一些书籍和杂物。袁家的厨房是自己外接的，锅碗瓢盆等用具都很陈旧，在当今的城市里极难得见。
“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家的房子大，规矩也大（多）。别人都说外公严肃，但是他对我却非常的慈爱。”在记者来访的前两天，袁迪新不小心摔坏了腿，只能固定坐在椅子上谈话。除了一只眼睛视力不好，她思维清晰，声音清亮，看上去精神矍铄。虽然衣着朴素，但从袁迪新的神韵中，能看出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坯子。

和袁世凯亲上加亲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只爱色，妻妾成群；一大家子人也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
段祺瑞前后有二妻五妾。他当时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是袁世凯的女婿。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段祺瑞，段家后辈称其张太夫人。这位张太夫人原本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在袁府时，很受尊崇，袁府上下都称她大小姐。袁迪新的母亲，便是段祺瑞和这位张太夫人所生。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以“正道居士”自居，不久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袁迪新就是在退隐的外公身边长大的。
“我的父母是指腹为婚的，他们一直没有感情，生了我之后也没有再生的打算。虽然我是独生女，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父母对我都很疏远。唯一疼爱我的，就是外公了。”袁迪新父母的婚姻，在当时十分轰动。她的母亲，是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xùn），父亲是袁世凯的侄孙袁家鼐（nài）。袁世凯的弟弟袁世辅有三房姨太太，三个女人就只有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全家视其为珍宝。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生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唯一被袁家肯定的，就是促成了儿子的婚事。当时，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是其中之一，两人称兄道弟，非常亲近。说来也巧，他们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一天，两位老爷凑在一起，酒后起意：“两个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一男一女，就做夫妻吧，咱们袁、段两家就是‘法定’的亲家！”“好主意！果真如愿，咱们便是亲上加亲”。
不久，段家果然生了一个女儿段式巽，袁家生了一个儿子袁家鼐。当时，这两个孩子有点“阴阳失调”：段家女儿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袁家儿子个头矮小，老实儒弱，后来总跟在段式巽后面叫她三姐，一切听三姐的。他们成年后，段祺瑞按照约定，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
1922年，袁迪新出生了。因为赶上农历七月，她的小名叫“织姑”。小织姑出生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多年，袁家在京城早就风光不再，但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世面。袁迪新告诉记者：“我没见过祖父，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他喜欢抽大烟，满院子种的都是罂粟花，家人特地嘱咐我不能去采，说花汁沾到手上要烂手的。”
袁家鼐当时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三代单传，袁迪新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据说，因为段三小姐段式巽奶水少，袁家曾连续用了八个奶妈，才把这个小织姑的胃口搞定。
小织姑6岁时，曾祖父死了，当时曾祖父的小姨太只有18岁，是袁家买来的丫头。“她叫董礼然，名字挺高雅，命却非常苦，18岁守寡，再没嫁人。老太爷死了服侍父亲，父亲去世后又服侍我，然后又帮我带大了4个孩子，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袁迪新视董姨太比亲生母亲还亲，她一直将董姨太带在身边，直到1976年董姨太去世。

母亲为外公“割股”做药引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体弱多病，只活了49岁。袁家鼐去世后，段式巽带着6岁的袁迪新索性搬回了天津娘家。袁迪新记得，外公当年在天津的住所非常大，有前楼、后楼、侧楼、花园、球场。“外公住在前楼底层，外婆住在二层，三个姨太太住在二层边上；后面一栋楼，我们住。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佛诵经，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住天津日租界须磨街时，王揖唐住其对面）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
在袁迪新记忆中，家里无论是外婆、各房姨太太还是兄弟姊妹，都很害怕她的母亲。“母亲性格倔强，我行我素，有时很凶。她会因为菜不和胃口，就跑去厨房给大厨子一耳光。母亲决定了的事，没有人能改变。”段式巽因为没有儿子，曾把她大姐的儿子接回家来玩，可是等人家上门来要孩子，她死活不给，说：“想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枪先把我打死！”最后家人无奈，只得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段式巽。
还有一件事，也让段家老小心服口服，怕段小姐三分。“母亲不辜负外公的宠爱，外公晚年病重时，有传言说如果用至亲身上的肉做药引子吃，疗效会更好。母亲听罢立即从腿上剪下一块肉来，给外公做了药引子，让家里人看得目瞪口呆。”
和现在相比，袁迪新童年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那时家里吃饭，都是自己定时间，一个人一桌，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便过年，一起吃饭的时间也很短。”袁迪新最害怕和全家人一起吃饭，“不能出声音，只能吃眼前的，吃完了不能走，要等大家都吃完了，把筷子平放在碗上才能离开。”
袁迪新从小也备受外公宠爱。她穿的所有皮鞋都是段祺瑞买的。袁迪新说：“外公吩咐专人去给我买鞋，一模一样的鞋买不同的码，一双比一双大，总有的穿。后来我都穿腻了，因为都是一样的款式，还表示过抗议。”段祺瑞家的院子里种了很多牡丹，红色的、绿色的、黑色的。“外公从不允许其他人摘，唯独我例外。所以后来有什么事情，家里人都让我去和外公说，只要我说，他就会同意。”
小织姑年龄稍大些，段祺瑞还专门给她请了女教师，教她《四书》、《左传》、《春秋》，练大字，写作文。“外公的思想很超前，那时就让我们学英语。后来，我的六姨、小姨和小舅都和我一起念书，但他们都念得不好，经常旷课。”
织姑貌美，乖巧，成绩又好。每天下课，她总会兴冲冲地去给外公请安，“外公有时候在下棋，有时候在打麻将，他会叫：‘小织过来’，然后让我念诗，看我写的作文。只要他打牌，就会赏我两块大洋。我想我的奶妈应该发财了，我对钱没有概念，每次都给了奶妈。”
袁迪新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外公要让她学英语，这难道是外公对今后世界形势的判断？但是袁迪新很庆幸，英语，竟然成了她后来谋生的重要手段。

鸿雁传书的初恋

其实，段祺瑞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像小孙女眼中看到的那样平静，当时日本人加紧拉拢段祺瑞，想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在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府。为了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蒋介石也积极筹划，接段祺瑞南下颐养。1933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段祺瑞考虑再三，被蒋介石接到了上海定居。
袁迪新记得，他们住在淮海路的上海新村，“蒋介石经常来看外公，我们都会说‘老蒋来了’，瘦瘦的，高高的，比较严肃的样子，每次都穿着大长袍子。当时外公已经没有钱了，都是他给。”袁迪新说，蒋介石总是称呼段祺瑞“老师”，“晚期，他等于把我外公软禁了。外公每天就是念佛下棋，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你来就来，我也不主动求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各房就此分家，每户各分得几万银元，从此自立门户。那时，14岁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华附中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发觉得和这个封建家庭格格不入。
袁迪新虽然从小衣食无忧，但内心却十分孤独，她只有不停地读书学习，才能找到快乐。“我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谈话的机会却很少，她天天出去打牌，我上学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我放学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她从不过问我的事情，至于我的内心，更是无从体会。”
织姑学习认真，成绩优异，英文尤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美貌非凡，不少豪门子弟都倾心于她。但在袁迪新的心中，她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义。
“我们青梅竹马，其实他和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个德国人生的混血儿，后被舅母收养来的。”段昌义因此受到姨太太们的轻视，对其视而不见。袁迪新说：“我最初是同情他，觉得他可怜，和我一样内心孤独，就常常主动与他接近，逗他开心。他读书很好，谈吐和风度也不错，在段家公子中非常突出。”
段昌义也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段式巽并没有反对女儿和段昌义的来往。袁迪新沉浸在鸿雁传书的初恋中，突然有一天，母亲把她叫到身旁，告诉她已经为她订了亲。
“感觉如晴天霹雳，母亲自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让她的女儿也一样不幸！”那时，袁迪新刚刚考进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很多美丽的梦想才刚刚展开。
袁迪新说，母亲是在麻将桌上敲定的“交易”。“男方的母亲家道中落，不知怎样骗取了我母亲的同情，还和她结拜了姊妹。她外号叫‘观音’，人长得很漂亮。”
袁迪新感叹：“解放前生在那样的封建家庭，母亲又如此跋扈，我无力反抗。”就这样，20岁的织姑和大她10岁的陌生男人徐某结了婚。段式巽给了女儿1万块大洋作为嫁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数字。“我记得那时一两金子才二三十块钱，母亲出手很大方，还给对方家里所有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皮衣，要裘皮还是白狐，随便他们挑选。”
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万分的段昌义索性去当了兵，永远地离开了段家。袁迪新也没有想到，这段婚姻彻底摧毁了她的人生，从此，她被拖向万丈深渊，“变得体无完肤，心力交瘁。”

童年享福老来苦

婚后，正逢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中，袁迪新跟随丈夫从贵阳、昆明辗转桂林、缅甸，最后落脚重庆。途中生有一儿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出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当、嫁妆、首饰全都给了他。他抛下我和儿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来信，那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
“当时我感觉天像要塌下来一样，”袁迪新一边叹息，一边拭着眼泪。“那时在国内，离婚是天大的事情，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我住进了他的父母家，开始伺候他们一家老小。”袁迪新的行为，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最终，她只能无奈、无条件地签字离婚。
“接下来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母亲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剩下的钱，要么就被合伙做生意的人骗了，要么就是打牌输光了。”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来到了北平，在国共停战谈判的军调部下属机构任翻译。当时，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组成军事小组，同时成立军调部，具体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袁迪新在军调部的新闻处工作。三方代表是：共产党的叶剑英、国民党的蔡文治、美国的马丁。“我是跟随国民党谈判代表蔡文治。他当时是国民党内最年轻的将军，风流倜傥。我的具体工作是把中文新闻稿，也就是各地的战报，以最快的速度译成英文，供外国记者取用。”在军调部工作了6个月后，随着谈判失败，所有工作人员都散了，蔡文治去了台湾，袁迪新也回到了上海。
袁迪新说，表哥段昌义在听说她的困境后，曾去找过她。“他提出带我走，包括我的两个孩子他也要，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织姑了……”心灰意冷的段昌义此后去了台湾，据说他很晚才成家，心里一直惦记着表妹。
从1948年开始，袁迪新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英语，过着平凡的生活。后来，她和一位普通职员结了婚，又生了两儿两女，婚姻幸福。“母亲由于门第之分，坚决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卖了自己唯一的首饰，结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于出身双重豪门，被造反派无休止地批斗。“我不怕，他们拍桌子，我也拍。说我出身不好，可谁能选择自己的出生？”袁迪新发现，她继承了母亲的倔强和坚强，“每次政治运动，我都难逃厄运。‘文革’后，又被下放到安徽农村接受改造，回到上海又参加了崇明围垦。”
1993年，92岁高龄的段式巽，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母亲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她的行为有过一点懊悔，她的个性很好强，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从来不讲。”袁迪新送走了母亲，前些年又送走了她的丈夫。虽然家境贫寒，但她却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后来有很多人发达了，但是很少与他们联系。“我们联系人家，不就是和人家要钱吗？不！反正好日子我也过过，现在这样也可以了。”
采访结束时，头发花白的袁迪新向记者感慨：“这辈子我做过大小姐，也做过劳动者，作为女人，唯一的遗憾就是18岁时，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她打趣地念起了打油诗：“童年享福老来苦，不能一生都享福，甜酸苦辣轮流转，享过福来就得苦……”
（媒体转载请通知）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5029747#comment 144704001 Thu, 19 Feb 2009 07:49:07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5029747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27928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也是殒命于孟良崮的国民党主力整编74师中将师长；一个，是大家闺秀、绝色佳人，也是守寡60年独自抚养幼子的坚强女性。张灵甫和王玉龄，两年婚姻，一世传奇
　　　

　　　　　　　　　　　　　　　　　　　记者 刘海儿

　　2008年6月，王玉龄迎来了她的80岁寿辰。在上海市中心，一所台商聚居的公寓里，王玉龄和儿子一起庆贺生日。
　　王玉龄是国民党抗日将领张灵甫的遗孀。单从她年轻时的照片看，很像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了解王玉龄身世的人，会不禁感叹“红颜薄命”。王玉龄17岁结婚，19岁丧夫，直到丈夫张灵甫去世，都未曾见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一眼。
　　如今，年过八旬的王玉龄，看上去依旧保持着美丽的风韵和优雅的气质。儿子张道宇像父亲，一米八的大个儿，英俊帅气。王玉龄半开玩笑地说道：“他爸爸比他还帅！他爸爸一米八九，他爷爷一米九，他只有一米八三，每况愈下啊！”口吻中，充满了对丈夫的深深眷恋和崇拜。
　　
　　　　　　　　　　　　理发店初识张灵甫
　　　　　　　　　　　　
　　王玉龄和张灵甫的婚姻持续了两年，然而，两人实际相处的日子，却仅有一年多。这段短暂的婚姻，成了王玉龄一生的回忆。
　　1903年，张灵甫出生在陕西一户农家，192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灵甫参加了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杀红了眼的张灵甫甩掉军服，抱着机关枪跳出战壕，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连续打退了敌人的7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
　　此时，远在湖南长沙，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正随家人离开故土，四处迁移。“我家原来住在长沙营盘街一栋三层楼的洋房里，长沙七八十岁的老人可能都晓得这个房子。我的祖父罗孝连曾当过贵州总兵。我的舅外公有4个女儿，其中一个嫁到了曾国荃家，一个嫁到了左宗棠家。”
　　1945年秋，经历了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的生活，王玉龄随着家人回到了故乡长沙。刚刚17岁的她，亭亭玉立、俏丽可爱。也就在这一年，她第一次见到了张灵甫。一日，王玉龄在理发店理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他踏进店门，径直走到我身后，从镜子里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从没看过一个男人这么看人，就横了他一眼。”
　　张灵甫此时正在陆军大学深造，他对长沙王家有位才貌双全的小姐，早有耳闻。理发店邂逅，也是他专门得到口信，来一睹芳容的。“后来张将军告诉我，如果我不是横他一眼，而是冲他笑，他就不会追我了。因为当年喜欢他的女人有很多，我横他一眼，他可能觉得我很特别。”
　　这次见面后，已经42岁的张灵甫便想尽一切办法，对王玉龄展开了爱情攻势。
　　　　　　　　　　



火车上度过新婚夜

　　在不断的接触中，王玉龄消除了对张灵甫的戒心，开始对他产生好感。
　　“武汉保卫战的时候，他的右腿膝盖中了弹片，后来在香港治好了。很多人讲张将军是跛腿将军，其实不是，很难看出他的腿有问题。如果真是跛子，以我当时的见识，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交往了一两个月后，张灵甫和王玉龄结婚了。“母亲不大放心，说要个人保媒才放心。张将军就请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保媒。”
　　婚礼前夕，张灵甫接到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和南京卫戍区司令，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在上海匆匆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在上铺，一个在下铺，度过了新婚之夜。”
　　1945年10月10日，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国共两党矛盾暂时缓解，张灵甫和新婚妻子王玉龄也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王玉龄偶尔回娘家，张灵甫思念妻子，但从不直接表达。“他说，你养的鱼死掉了，花也死了。但从不好意思说‘我想你’这样的话。”
　　甜蜜的南京生活，也有小插曲。一天，在外出差的张灵甫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是说王玉龄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信中还告诫张灵甫，身处天子脚下，应该注意影响。读完这封匿名信，张灵甫便在信上批注了一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随后派副官将信送到王玉龄手上。性情刚烈的王玉龄读罢信后，怒火中烧，毫不客气地回信给丈夫：“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好朋友，知己，能够为你着想！但是我不能原谅我的丈夫对我不信任。我要跟你离婚！”接到信的张灵甫竟连夜赶回南京，向她道歉。
　　“他站在那里，跟我敬礼。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敬什么礼啊？我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的手就不放下来……”
　　王玉龄沉静在甜蜜的回忆中，不知道这番场景，在她60年的生活中，被反复回味过多少次。
　　　　　　　　
王玉龄近照

丈夫写下的绝笔书

作为职业军人，南京的官僚氛围是张灵甫极不喜欢的。在王玉龄的记忆里，所有高级军官家中都有一张与蒋介石的合影，唯独张灵甫是个例外。“相比于军中的猜忌和职位的任免，张灵甫更看重的是那些跟随他沙场同生死的部下。打了胜仗之后，他会拿出自己的薪水给士兵添菜吃。”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张灵甫和王玉龄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1946年8月，张灵甫率部队从南京投入华东战场。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华东野战军退入山东后，张灵甫继续跟踪北进。战场上的张灵甫还时常给妻子写信。“我记得很清楚，他从不把战场的硝烟和死亡写在纸上，相反，他的信总是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在打仗的时候，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讲我们家的那个院子里的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恐惧。”
　　1947年春天，怀有9个月身孕的王玉龄，颠簸了17个小时,去前线探望丈夫。一个月后，王玉龄生下男婴，她打电话给丈夫报喜。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但她决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向孟良崮的张灵甫残部发起总攻，国民党“王牌”主力整编74师，被全部歼灭，张灵甫殒命于山洞中。
　　张灵甫死去的消息，一直隐瞒着王玉龄。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张灵甫生前的部下杨参谋才来到家中，跪倒在王玉龄面前。“他最后留了绝笔书交给杨参谋。信中说，‘不管我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你们爱戴我的话，你们也一定要服从她。’”

接受粟裕之子邀请，前往孟良崮

　　1949年4月，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王玉龄先随国民党撤退台湾，定居台北。过得很苦，每个月只领取抚恤的几十斤米。之后她远走美国，寻找新的生活。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军官太太到一个身无分文、独自抚养幼子的普通女人。王玉龄说，“人的潜能有多大，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难以相信”。1953年， 24岁的王玉龄考取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经过4年苦读毕业，随后进入美国航空公司，服务了20年，直到退休。
　　上世纪70年代，让王玉龄没想到的是，她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座上客。1973年，身在美国的王玉龄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我见到周总理时，他说，张灵甫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没有能争取过来，是他的责任。”当时周总理还指示，杨振宁和王玉龄两人想回大陆，可随时签证，来去自由。1974年，王玉龄专程到延安参观。“我要看看，毛主席怎么能够在延安这种地方生存下来。那地方是黄土高原啊，简直苦得不能再苦了。”
　　2005年，由于儿子选择在中国上海经商，她也随之定居上海。在这里，她意外地接到了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前往孟良崮。王玉龄知道，当年与丈夫对垒的解放军一方的指挥官，正是粟裕。对方原本担心王玉龄不答应，“我说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我能恨谁。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
　　在上海的玫瑰园，王玉龄给丈夫做了一个衣冠冢，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去祭奠，但是在她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终有一天，在孟良崮，她可以找到丈夫的遗骨。2007年4月，王玉龄来到孟良崮。在丈夫殒命的山洞里，王玉龄放上了一束花环。当她得知丈夫的墓将被建在山洞上时，半开玩笑地提出，“也给我留一个位置。”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27928#comment 134218241 Tue, 06 Jan 2009 07:45:28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27928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07781 2000个情人



刘海儿 文

从2008年2月开始，位于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的地区法院，就没有消停过。总是有妇女带着孩子，前来打官司，争夺遗产。从最初的20人，发展到如今的100人，不仅让法官焦头烂额，还闹得整个巴西都沸沸扬扬。据巴西媒体报道，这是巴西法庭120年来所遇到的最大遗产争夺案。为了调查此案，迄今光是各项技术鉴定费和律师费的耗资就高达4亿美元！
事情的经过，还要从18年前说起。
1990年，76岁的巴西首富安东尼奥·路西安诺·佩雷拉·费尔霍，在他的豪宅寿终正寝。随后，他的遗产被分给了3名婚生子女以及他和25名情妇所生的35名私生子。然而时隔18年后，竟又有上百名佩雷拉的“私生子”逐渐浮出水面，并展开“遗产争夺战”。

四处花心，留下大量私生子

2008年2月，一位名叫吉利奥?西莎拉?劳伦斯妇女，带着20出头的儿子来到巴西，声称其儿子是佩雷拉的私生子，主张继承父亲的遗产，要求重新分割佩雷拉的遗产。一石激起千层浪，吉利奥的举动产生了连锁反应，很快又有20个妇女拖儿带子，声称他们也是佩雷拉的情妇，孩子也是佩雷拉的私生子女。
原本在巴西，由于受国情影响，富有男人在外找情妇，已是司空见惯，包括球王贝利也有很多情人，不断有人找到法院要认其为父。穷苦人家指认富人和名人为父，在巴西大有人在，很少有法官愿意受理这类麻烦案件，所以一般都不了了之。然而近两年，特别是巴西总统卢拉再任总统后，开始加大对不负责任的男人的惩罚力度。法律规定，男人对私生子拒绝扶养者，将会有可能受到判刑处理。而恰巧，今年找上门来的吉利奥，又偏偏遇上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法官，因此，已经逝世18年的佩雷拉遗产争夺战，才愈演愈烈。
11月初，贝洛奥里藏特市地区法院法官朱力乌斯?凯撒?劳伦斯裁决，根据巴西联邦法律，无论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在继承遗产时人人平等，有相同的继承权。由于佩雷拉的遗产继承出现了纠纷，原先遗产分配方案要推倒重来。出于慎重考虑，她要求此前佩雷拉的38名遗产继承人，将他们继承的30亿美元遗产全部归还，从而对原先的遗产进行重新分配。
这一决定，立刻引来了佩雷拉的遗孀和婚生子女的不满，他们都矢口否认，拒不承认。再说佩雷拉已死了18年，如果确实是私生子，当初为什么不出面。佩雷拉家认为这是诈骗。看到佩雷拉家不认帐，吉利奥索性联合其他20个突然平白无故冒出来的私生子起诉到法院，要求通过遗传学做亲子鉴定。
要确定是否是亲生子女，必须进行亲子鉴定，尽管现代医学十分发达，但人已死了18年，还可行吗？佩雷拉的家人们同意做亲子鉴定。他们声明，他们保留有佩雷拉临终前留下的血样。有一种说法是，佩雷拉生前就意识到他四处花心所留下的大量私生子，会对将来的遗产分配造成纠纷，因此特意在临终前留下了血样，以供将来做DNA亲子鉴定之用。据当年负责处理佩雷拉遗产问题的律师路易斯?克劳迪奥证实，佩雷拉在去世前数小时，曾请来巴西著名的遗传学家塞吉奥?派纳为他提取了血样。由于DNA血缘鉴定技术在当时刚刚起步，所需的血样较多，因此从佩雷拉身上提取了多达1升的血样。但是吉利奥等人对血样来源表示怀疑，认为是佩雷拉家人造假。
更让法官大感意外的是，在法院宣布进行亲子鉴定后，又有了100多人“闻讯而动”，声称自己是佩雷拉的私生子。这下法院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留下的血样仅夠给几十人做亲子鉴定。而佩雷拉在日记中记载，他与至少2000多名女子发生过性关系，他的私生子可能远比目前已现身的人数要多出数倍。闹剧该如何收场？

从贫民窟走出来的“调情高手”

佩雷拉的身份和情事，一时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说佩雷拉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托马斯曾是一位军人，退伍后没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微薄，只能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坦斯帕卡矿区的贫民窟中建一简易房屋栖身。米纳斯州拥有丰富的矿藏，是巴西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佩雷拉从小刻苦学习，立下了远大志向。他在完成中学学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州立医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医生，从此移居州府贝洛奥里藏特市。
之后，他开过燃气供应店，只要有了钱就买地，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财富也越积越多，成为米纳斯州老少皆知的“贝洛奥里藏特市掘金人”，人人羡慕的“亿万富翁”。到他去世时，他拥有12家矿产和纺织公司、4万多处房产、600个农场、100多家电影院、3座豪华饭店等，财产清单总共有98册，多达5万多页，总计价值约为30亿美元。
在成为有钱人后，佩雷拉还用钱买名声。他参加了巴西军政府还政于民后成立的以库比契克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在财力上支持库竞选总统，在库比契克当选总统后，佩雷拉也如愿以偿，当上了联邦众议员。
据说刚结婚成家时，佩雷拉中规中举，富有家庭责任感，与原配夫人相敬相宾，家庭生活较为和睦。但是好景不长，在刚有一些钱后，佩雷拉耐不住寂寞，开始寻花问柳。酒吧间里，夜总会内总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身旁，美女云集。年轻时，他是出名的“调情高手”，三言两语就能把年青的女孩哄得晕头转向，不知不觉就与他上了床。
每到一地，佩雷拉就迫不及待地与看中的女孩子约会，以金钱为诱饵，使其成为他的情妇。佩雷拉生前拥有3架私人飞机，经常亲自驾机辗转各地，与情妇约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么多情人他都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轮流与她们约会，从不撞车。因此连情人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有过多少情人。佩雷拉还对处女独有偏好，把目光所定在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身上。据他自己记录，他的情妇竟有2000人之多，其私生子究竟有多少，难以说清楚。

遗产争夺将没完没了

更让法院担心的是，如果再冒出几百甚至上千人声称是佩雷拉的私生子，那该如何是好？法律专家法比亚诺指出，这场遗产争夺战很可能没完没了地打下去。加西亚律师说，现有血样根本不够用，何况要证明血样是否真是佩雷拉的，程序就更加繁杂。
尽管明摆着这场官司一时难有结果，但是与遗产争夺有关的各方都愿意把官司打下去。佩雷拉的遗孀和婚生子女坚决反对重新分配，他们认定自己才是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私生子又难以确定，因为这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还有已经分到遗产的非婚子女也不甘心，因为他们区区2000万美元的遗产，与合法子女5亿美元的遗产金额差距，实在太大；而更多的人正在积极活动，搜集证据，争取与佩雷拉私生子搭上边，赶上分遗产争夺的末班车；还有希望把官司打下去的是律师，因为迄今高达4亿美元的调查耗资，大部分进了律师的腰包；再有继承遗产是要上税的，目前上交的遗产继承税已4.1亿美元。这样一算，佩雷拉留下的遗产已花去了相当数额……
现在，所有巴西人都在观望，看佩雷拉死后18年，如何偿还他的2000多个情债！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07781#comment 134218241 Tue, 06 Jan 2009 02:09:41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07781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07324
印度“粉红帮”的女人们




　　如果你是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一名男子，而你又虐待了你的妻子，你就要小心了，有一帮女人可能会马上教训你；如果你是这个地区的警察，而你徇私舞弊，你也要注意了，这帮女人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正义。她们，就是远近闻名的“粉红帮”。
　　　　　　　　身穿纱丽 手持棍棒
　　
　　“粉红帮”是印度班德地区的一个妇女组织。这个组织自称“粉红帮”，因为她们都身穿统一的服装——粉红的纱丽。粉红，在印度文化里象征着生命。
　　 “粉红帮”的大本营位于班德地区阿德拉小镇一条满是灰尘的主干道旁，大多数求救的警报都是通过电话传到这里的。只要一出现警报，她们就会迅速穿上纱丽，拿起她们统一配备的武器——一根长为1.5米的木棍出发。近日，她们接到附近一个村子的求救电话，电话中一名妇女称她的丈夫快要把她打死了。她们火速赶到这个名叫纳维的女子家中，将纳维的丈夫团团围住，先让他为自己辩护，发现丈夫蛮横无理后，“粉红帮”一名首领手一挥，棍棒便像雨点般砸向纳维的丈夫。遭到一顿痛打，纳维的丈夫服了软，求饶道：“不要再打了，我以后决不再打妻子了。”
　　“粉红帮”的斗争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实施家庭暴力的男子，一类是徇私舞弊的警察。由于该帮的介入，当地家庭暴力事件明显降低，很多男子都因为殴打妻子而遭到该帮的棍棒教训。当地警察也逐渐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收受贿赂不管穷人死活的工作作风。去年，当地一名女子遭到强奸后到警察局报案，该警察局长由于拿了强奸者的好处，对此案不予受理。这名女子无处伸冤，找到了“粉红帮”。戴维马上集合100多名队员，赶到警察局，警察局长闻风而逃。“粉红帮”把警察局长揪了回来，当众给以“杖罚”，直到他答应受理此案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押才罢手。
　　“粉红帮”不仅仅帮助无助的女子，也帮助无助的男子。当地很多穷人都说，“粉红帮”是他们获得公正的最后希望。

创始人戴维
　　 维护法律 主持正义
　　
　　“粉红帮”创建于2006年，创始人名叫萨姆帕特·戴维。戴维的人生经历是她创建该组织的重要原因。她出生在班达地区非常贫困的一个乡村，父亲是一个牧羊人。由于戴维是女孩，父母不让她上学，看着几个哥哥背着书包上学，戴维羡慕得不得了。同时，她对父母重男轻女思想有了深深的仇视，从那时起她就决定要改变这一切。她开始自学，偷看哥哥的教材，在墙上、地上练习写字。靠着辛勤的努力，她终于学到了不少知识。然而12岁那年，她上学的梦想却被彻底击碎了。她被父母嫁给邻村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20岁青年，13岁时她生下了一个女孩。之后，戴维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想做结扎手术，但婆婆不让，非要她生一个男孩。她的第三个孩子是男孩，之后又生了第四个……
　　在印度北方农村，儿媳要绝对顺从婆婆的意愿。但戴维总是“我行我素”。戴维的婆婆曾经让她像其他妇女一样，在男人面前要蒙住脸并保持沉默，以示尊重。但戴维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戴维说：“我不能忍受妇女被欺辱。我尊重别人，别人也必须尊重我。”她的丈夫从来不敢虐待她。
　　戴维曾经在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工作，但她不久就辞职了。她说：“我想为人们工作，而不是只为自己。每天我都看到妇女被丈夫殴打，而遭到家庭暴力的妇女到警察局报案时，警察局不但不予受理，还侮辱妇女，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气愤，我必须要帮助她们改变命运。”为了改变受压迫妇女的悲惨命运，为了还社会以公正，戴维创建了“粉红帮”。她说自己是受了当地历史上一位女英雄拉尼·拉克希米巴伊王妃的影响，此人曾在185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与入侵的英国军队斗争了一年多。
　　
　　　　　　　　　　“我们是粉红的正义卫士”
　　
　　“粉红帮”有500多名成员，大多都是被当地人称为“不可接触者”的妇女。
　　“不可接触者”是印度社会最低层的群体，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最脏的：如掏厕所和清理动物尸体。据统计，如今在印度有两亿“不可接触者”，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处于非人地位。“不可接触者”自称“达利特”，意思是受压迫的人。他们也是世袭的，其中的妇女生活最为悲惨，不仅被当作奴隶使用，还不断遭到来自各个阶层男人的性骚扰和殴打。
　　“没有人关心我们的死活，我们只能依靠自己。”该帮一位骨干分子25岁的阿迪说，“以前当我去水井打水时，都会被骂出身卑贱，不能与其他人同饮一个水井里的水。我一个人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想改变命运，就必须加入粉红帮。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的弱女子能战胜最强的力量。”
　　该帮一位50岁的成员图瑞自豪地说：“以前我生活在黑洞里，加入该帮，我的生活里有了阳光，有了自尊，人们开始尊重我。”她过去经常遭到丈夫毒打，自从向“粉红帮”求援后，她的命运彻底改变。她加入了“粉红帮”，帮助更多的姐妹走出被欺压的境地。
　　“粉红帮”虽然在当地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并且发展迅速，但其行为也受到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的批评。戴维本人就曾遭到非法集会、聚众闹事、攻击政府官员等11项指控，不久法庭还将对她的指控开庭审理。戴维表示：“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不害怕这些莫名的指控，我相信正义终将站在我这一边。我们虽然叫做‘粉红帮’，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派，而是正义之帮。我们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只是维护女性的基本权益，希望男女平等，和谐相处。”然后她便豪迈地唱起了她为“粉红帮”谱写的歌曲：“没有人来保护你，只有依靠你自己，我们是粉红的正义卫士！”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07324#comment 136315393 Tue, 06 Jan 2009 02:02:04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31207324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25166373 然而，突然得到的消息，却让我心情无比沉重。
——10月26日，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关宣传部部长杨红坚女士因病去世。
天哪，我不敢相信，杨姐才刚刚四十岁，年初还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忙，埋头苦干，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生活的价值。
据说杨姐是8月份从西藏回来后，开始出现咳嗽等症状，查出肺癌晚期突然病逝的。
我很心酸，想起曾经和她出差，一下飞机已经疲劳不堪的她，第一站还是要回公司，她说还有事情要处理……这对于我们媒体从业者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加过多少天半，熬过多少次夜，对少次的无规律饮食，数不胜数，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所谓的新闻理想，人生价值，难道必须以消耗生命为代价吗？
刚开始做新闻，便很有幸认识了杨姐，她在外企主管里，算是最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一个。非常好沟通，也非常的细心，认真，做事情会站在双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我们的合作总是很愉快。现在回想，每一次，我们都忙着报道别人，两个人连张合影都没拍。
曾经特别羡慕杨姐，甚至觉得，对于从事新闻和媒体行业的女孩儿来说，杨姐算是最好的归宿了。能一步步做到外企的媒体部主管，该付出多少？？？
有时在想，做媒体行业最终的收获或者目标是什么呢？记者——资深记者——？如果不走仕途，似乎资深就是头了。但是新闻，是需要新鲜，激情，活力的行业。我并不觉得越老越值钱。当你跑不动了，跟不上节奏了，当你看透一切，看透所有的人和事时，你的记者生涯是不是也就该划上句号了。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能不能写出让自己感动的文字，估计一切只是工作，只是形式，仅此而已。
“不要总是埋头赶路，要学会去看路两旁的风景！”一位好朋友曾这样告诫我。
的确啊，路没有尽头，生命却有
珍惜每一天，珍惜自己，珍惜生命！
杨姐，你是我的榜样，但，也用你的生命，给我们敲了警钟……
杨姐，一路走好……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25166373#comment 142606848 Tue, 28 Oct 2008 03:59:33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25166373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24233678
新职员到岗
老板：万分欢迎，没有你我们的公司肯定大不一样!
职员：如果工作太累，搞不好我会辞职的
老板：放心，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职员：我双休日可以休息吗？
老板：当然了! 这是底线!
职员：平时会天天加班到凌晨吗？
老板：不可能，谁告诉你的？
职员：有餐费补贴吗？
老板：还用说吗，绝对比同行都高!
职员：有没有工作猝死的风险？
老板：不会!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职员：公司会定期组织旅游吗？
老板：这是我们的明文规定!
职员：那我需要准时上班吗？
老板：不，看情况吧
职员：工资呢？会准时发吗？
老板：一向如此!
职员：事情全是新员工做吗？
老板：怎么可能，你上头还有很多资深同事!
职员：如果领导职位有空缺，我可以参与竞争吗啊？
老板：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公司赖以生存的机制!
职员：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进入公司后看真实的一幕（从后往前倒着读 ） ]]>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24233678#comment 142606848 Fri, 17 Oct 2008 08:54:38 GMT http://303169848.qzone.qq.com/blog/1224233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