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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title>
<description><![CDATA[不知所云]]></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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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Mar 2009 22:12:1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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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后世无德而折巾]]></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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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晋室南渡之后，一时间礼乐制度，图书衣冠，尽在江东。北朝各国文教未阐，有些自惭形秽，连派个使节，也要千挑万选，又要有才，又要有貌，还要有口辩，以便“增国之光”。若用王夫之的术语，北方虽于“帝王之统”上不愿让人，但说起“儒者之统”，还是心服南朝的。 <br>　　南朝也以此为荣，略近于打虽然打不过你，骂还是骂得过的。两国交聘时，南来的使者，总要讽刺北人的没文化，现在看来，有些狭隘，不合孔子“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教训。如王僧虔建议从北方搜求遗乐，当权者不同意，或可解释为骄傲，而北魏向南齐借书，南齐不肯借，已颇缺少“输出意识形态”的自信了。 <br>　　后来事情起了些变化，一方面，南北交流，尽管有人为的阻碍，总要积少成多，导向均匀的分布，另一方面，北方学者，慢慢发展出自己的风格，渐有分庭抗礼之势，论典雅虽仍不及，论雄健则有过之。只是北方的学术，直接两汉，较南方陈旧，在思想的价值上是远有不如了；在南方，释家、神仙和庄子之学，把正统儒学的地盘瓜分掉一半去，造就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思想活跃时期。 <br>　　头脑活跃的南方士人，却日渐颓废和柔靡（反对思想解放的人，不妨以此为论据），混到今年一个侯景之乱，明年一个江陵之役，很快就瓦解了。若要解释这种趋势，从仲长统说起，并不算早。 <br>　　仲长统是东汉末年人，在曹操手下做过事。他智力高，头脑敏锐，对士风的变迁，有“春江水暖”的预感。他最有名的思想，是把“天”理解为纯自然的存在，根本没什么“天意”，王朝兴替，不过是角力斗智而来。正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十分游移，到仲长统算是把话说明白了。 <br>　　然而可注意的，是他的人生理想——拥有良田广宅，后有山前有水，后有果园前有场院，舟车当步，仆人代劳，上养双亲，下怡妻子，中娱朋友，又有林木可以游栖，池沼可以临钓，然后弹弹琴，唱唱歌，读读书，论论道，“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逍遥自在，不用再想什么做官的事。 <br>　　美妙固然美妙，然而似又缺点什么。名士毕卓有名言，“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如此一生，多少与士人的角色不符。魏晋以下的士人，把名教的牢笼挣脱了些，但若精神上无以自立，迟早还得回去。 <br>　　举一种最小的方面。讲究饮食至于著书立说，在以前是没有的。到了晋以后，各种食经，食法，食图，食方，食疏，食录，一下子出来几十种，往细里说还有酒方、羹法之类。南齐的虞悰，擅长烹调，藏有一些“秘方”，连皇帝索要也不轻易给，有一次皇帝病酒，他才献上醒酒的鱼片。他写过一部《食珍录》，记录若干美食，如谢朓传下的鱼羹，刘彧传下的蜜鱼等。此人做过将军等大官，但传世的名声，总以饮食为主。 <br>　　“既饱以德”是没谱儿的事，人总得吃饭，讲究饭食又是文明的一个标志。但看晋元帝江山未稳，先把猪脖子上的一块肉作为“禁脔”，过江诸人百事待举，不废新亭宴饮，总有些不对头。追求精致的生活，自是进步，只是奢靡如此成风，而且发生在士人中间，至少也像是没什么正事可做。六朝人士的放荡，或源于思想的开放，和政情的险恶，但于此之外，集中起来的财富不事生产，发展出来的智力无处可用，与使命感的丧失总有些关系。 <br>　　后期名士多主张折衷名教自然，而他们的自然，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感官；多号称掺杂儒道，出入佛老，而实际的生活方式，于儒、释、道可谓三不合。东晋戴逵曾议论说，以前的竹林七贤，是有疾而颦，后来的元康“八达”之辈，乃是强做愁容。仲长统不再相信政治神话，一退便要退到个人享受，是除世道经济外，没发现有别的事情可做，没发现有别的价值可以依赖。本来是一个教团，半道上丢了教义，等到再拾起来，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又如食千家饭而服百衲衣，有心遮羞，无睱成礼，难免进则为虎伥，退而为犬儒了。至于争效狐蹲牛饮，不过是余事罢了。 <br>　　 <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好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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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Mar 2009 22:12:1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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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得其文者为饿夫]]></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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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br>        终于说到孔子了，尽管以一千多字说孔子，似乎不敬。 <br>        孔子最杰出的地方，不在其头脑，而在其人格，不在其思想，而在其工作，不在其生，而在其死。 <br>       我脑子笨，当年初读《论语》，最常发生的一个想法，是“原来在这里”。——那么多名言，或成语，敢情都来自这本一万多字的小书。间断读了几遍，又想：“我到底在看什么？”后来又读几遍，才勉强看出点结构。 <br>        再看看孔子一生的事迹，难免惊讶于人的一辈子，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五经与孔子的关系，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孔子曾整理旧籍，把学术从官中引入民间，使为天下公器，应无疑问。他不仅建立了一个学派，还几乎一手建立了一个阶层，成为后来中国社会实际的管理者，无论是在行政还是在精神上。自然，我们不能说如无孔子便如何如何，但以一人之力，改造国家至如此程度，把个人的精神，施加到民族的精神之中，实在是空前绝后。 <br>        从反面说，孔子的影响有多大，其它思想的影响便有多小。孔子被放置的地位有多高，众人匍匐的姿势就有多低。当然，后来发生的事，与孔子是没有关系的。孔子既不曾用强力推广自己的学说，也不曾有如此主张，在他的时代，以及身后两三百年内，不同的学说，尚能充分竞争。儒学的胜利，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实现的，胜利的关键，在于人多。 <br>        其他学派，或者开创人缺少孔子那样的魅力，或者教义本身便使其无法招聚徒众，或太艰深而不利于中智之人修习，或离政治太远而吸引不到君主的注意，总之，一个个都败下来了。到了西汉中期，孔学后人遍天下，而至少有十种以上学派，只剩下个名号，连主张都不能确晓了，而名目也没能留下的，应该还有一批。 <br>        今人最感可惜的，是名辩之学的失传，因为这种学问，最有可能弥补孔学的缺陷。孔子学说，二言以蔽之，在个人为仁，在社会为礼，至于其它，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对灵魂与物理这两个方面上的问题或是不太关心，或是思未有成而不愿示诸弟子。他是那个时代最渊博的人，不过他又不主张渊博，甚至不满意自己的杂学太多。在他自己，只是兴趣的专注在此不在彼，在他身后，竟成全社会的缺陷，至有《礼记·王制》里的主张，“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当然，这些不能由他来负责。 <br>        《王制》里列的“四诛”，一条是奇技奇器，如鲁班之类，一条是左道旁学，如杨、墨、申、韩之类，一条和卜筮有关，还有一条是“言伪而辩，学非而博”等等，这里的“伪”或“非”，自然是以正统儒学为尺度了。《王制》描述的是儒家的理想国，而中国后来被改造得离它也不算很远。 <br>        孔子虽有所偏，毕竟是谦逊的。另一个谦逊的人是颜渊，他和孔子的交流，或有其它弟子所不曾与闻的。王阳明曾说“颜子没而圣学亡”。颜渊在《论语》中只是提问，很少发表意见，他的学术，已不可知，王阳明祭出颜渊，只是想和正统来抬杠。有一点王阳明可能是正确的，孔子的弟子，局面较孔子小得太多。特别是曾子一脉，继承了孔子的学术，而没有继承他的动机，他们在孔子这里饮水，而没有到孔子饮水的地方去饮水。 <br>        《新青年》时代，易白沙写过一篇《孔子平议》，在今天看来，有些激烈，对孔子的一些批评，也嫌挑剔。但他开头便说：“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自身，孔子未尝开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要之责？”孔子提倡的人格，是有道德自主权的，但后人把孔子置为至圣先师，与孔子的本意，相去已远了。 <br>        半开玩笑地，我以为孔子有三个遗憾，一是见南子而不谈恋爱，二是收曾子为徒，三是无友如己者。这些都和他的弟子有关，如果不是被一大群弟子监视着，谈谈恋爱，也未可知。孔子见老子，只是传说，无据可凭，而他的研究生（颜渊到底思想深度如何，不可知），便辟者多，多闻者寡。由此看来，招生工作，自古就是很重要的事。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好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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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6 Jan 2009 22:24:0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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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天下有事谁可属]]></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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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br>　　假如下面这个故事是真的，热兵器之起，就与剑侠的消失没有关系。要预先说明的是，按实际的顺序，先消失的是侠客，然后是侠风，至于对侠的传说、幻想，寿命最长，怕是要到地老天荒了。<br>　　据说，甘凤池作客某王府，正赶上朝廷铸火炮成，王爷对众门客说，有此利器，你们这些人，再没有用武之地了。众人默然，只有甘凤池挺身说：“红衣大炮，虽然猛烈，只可轰寻常人耳。若以臣当之，恐大炮亦失其利矣。”于是相约试验，第二天早上，排开三门火炮，甘凤池直立炮前，接受轰击。第一门火炮轰出，甘凤池纵身一跃，毫无损伤。第二发，甘凤池“尽力一蹲，半身没入地中”，平安无事。第三发，甘凤池索性飞入云霄，待硝烟散尽，才像飞鸟一般降落。<br>　　附在甘凤池身上的传说，有数十百种，就其满足人们的幻想言，大多类此。在传说中，他折强御暴，排患解难，无所不能。有的故事说他反清复明，在另一个故事中，乾隆下江南，他暗中保护。稗官所载他的事迹，十九不可信；还有一本《花拳总讲法》，托着他的名字，其实也与他无关。<br>　　晚明陈子龙说：“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其实出来的不是侠，而是对侠的幻想。甘凤池身材短小，很像汉初的游侠郭解，但他的作为，与郭解已大不同。郭解以杀人得名，而甘凤池，大概一辈子也没杀过一个人的。《史记》中的侠士，与时下贤豪，对等论交。我们看后世虽无游侠传，一代又一代，拥有侠名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便知虚声过于实情；我们看后世的强者，多有结交豪侠的名声，便知这时的侠，已多奔走于权贵之门了。<br>　　《儒林外史》中的凤鸣岐，便以甘凤池为原型。读过这本小说的，当记得这位凤四老爹，手下虽然了得，来来往往的作为，不过是帮闲二字。便有人以为作者吴敬梓对大侠不恭，其实后世的游侠，本来如此，或干谒权贵，或攀交文士，权贵可供他的衣食，文士可传播他的名声。吴敬梓自己，便认识与甘凤池同在“八侠”之列的周璕，他只是将自己的见闻，如实写出。<br>　　这位周璕，曾与甘凤池同入一桩大案。甘凤池好交际，年轻时，便卷入太仓一念和尚谋反案，因为牵涉甚浅，后得无事。至雍正七年，有江宁张云如“江南案”，涉案一百八十五人，周璕与甘凤池都在其内（他们两个也都是江宁人）。查办此案的浙江总督李卫，在密折里说甘凤池“练气粗劲，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至于逆谋，“凤池狡猾异常，止皆虚诺，彼此通声，总未实在插入”。李卫又说甘凤池认罪态度好，“叩头乞哀，愿以自首求赎”，似有为他开脱之意。江南案本来就是地方官无事生非，处理起来虎头蛇尾，周璕、甘凤池给关了些日子，最后还是释放了。<br>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总结侠有三德，第一是重然诺，第二是轻死生，第三是不自吹自擂。有此三德，虽是闾巷匹夫，便可称义侠。后世赋予侠士种种道德任务，指望他们来实现正义，只能说是不责庖人责尸祝，便真有侠心者，大概也要吓退了。章太炎曾说任侠精神与民族存亡有关，急宜提倡。此老学术高明，一谈时务，往往昏迷。但他这一句，并不全然糊涂，因为他说的是精神，不是侠客。他所说的任侠精神，要点是勇敢和重义，都是好东西，只可惜这些“精神”，提倡是提倡不来的。他的学生鲁迅，一生口不言师过，但写过一篇《流氓的变迁》，对侠另有看法。后人或恭维鲁迅为“侠之大者”，鲁迅如果有知，一定在肚子里痛骂。<br>　　甘凤池少年好事，老来颇为谨慎。他的为人，本来就不很张扬，不认识的人见了他，还以为是什么人家的老厨子。他一直活到八十多岁，老死家中。据说勇士不忘丧其元，雄如甘凤池，寿终正寝，未免不够风度，所以有几种传说，或说他为女盗所杀，或说他被皇帝害死，还有一个，说他携妾住在旅店，探子知道了，不敢接近，放火烧屋，二人“从黑焰中双双飞去”，不知所终。<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好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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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4 Sep 2008 22:53:0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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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卿本贼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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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wbr /><a href="http://sz.photo.store.qq.com/rurl2=cb6f59f58e163cf5046416ffc9ce960a0f250078f53f064a69aa8617fd8751e85b24f49c3a37be756e27f5e4285efa99699502c1b101c92a8b34b25313efa8a44020151028069d668f6c52a55936d1117a070f41" target="_blank"><img style="border:0;" src="http://sz.photo.store.qq.com/rurl2=cb6f59f58e163cf5046416ffc9ce960a0f250078f53f064a69aa8617fd8751e85b24f49c3a37be756e27f5e4285efa99699502c1b101c92a8b34b25313efa8a44020151028069d668f6c52a55936d1117a070f41" /></a><wbr /><br><br><br>　　水浒故事的流传，有两个系统。咱们熟悉的《水浒传》，属于文人改造过的、适合出版、于世道人心暂无大碍的的那个系统。不过，便是这本《水浒传》的读者，对那批好汉或逃犯，有自己心目中的座次，而和书中的座次大不一样。鲁智深名列中品，读者倒喜欢。卢俊义是坐主席台的人，而读者不买帐。 <br>　　自古已如此。明代有一种马吊牌（麻将的前身），大牌上印着二十名水浒好汉的像，头牌自然是宋江，值万万贯，其次武松，千万贯，其下又有三阮、鲁智深等，各值百万至数十万贯，而大刀关胜，靠关公的老面子，忝居其列，只标三万贯。——卢俊义贼气不足，图像上不得马吊。那么宋江呢？在流行的《水浒传》版本中，宋江并无什么英雄之举，难得出手，只杀了个女人。他为什么仍值万万贯？一个原因是，在民间的系统里，宋江也是个狠角色，不像在书中那样首施两端。 <br>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做两种理解。第一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Q，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至如此。至于“解民倒悬”云，是历代逐鹿者编造出来的，而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便是宋三郎来，恐怕作风更像李逵，排头价砍将过来，你还来不及叫一声“我是阶级兄弟”，头已落地。在历史上，宋江便是这么个强梁，他若是真的心怀仁义，早已下场如王伦，而来不及做故事的主角，呼保义而天罡星了。 <br>　　“水浒气”的第二种，是随时可以为贼，在道德观上，并无障碍。匪首上法场，万人同观，快意之余，兼复嫉妒，哪怕自己也遭过他抢。远的事情，细节不能尽知，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色，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 <br>　　这种价值观，与官方的自然冲突，所以历代禁刊《水浒传》，禁演水浒戏。晚明左懋第上书请禁水浒，说《水浒传》“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他说的并没错，《水浒传》就是这么一本书，去掉忠义的表面，不过是杀人放火，自己痛快。左懋第又指《水浒传》为“贼书”，“此书盛行，遂为世害，……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 <br>　　这就夸大了。先有梁山泊，后有《水浒传》。书中阮小五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金圣叹评论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金圣叹之意，便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但事有未尽于此。中国的罗宾汉如此之多，罗宾汉的叫好者如此之多，简单一句“官逼民反”，已不能解释。 <br>　　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化为官府。这种以暴力为优先手段的“水浒气”，为官民所共享，所以禁水浒也罢，禁《打渔杀家》也罢，实在是抽丝之举。论其高明，还不如文人之改造水浒故事，使宋江心向朝阙，最后大家欢喜，共做同志。文人以天下为狗任，往往多事；历代改写或续写的《水浒传》，不下数十种，都是应时之作。比如民国时的几种续作，多写宋江抗金，官匪同赴国难的故事。公法退而私刑进，礼失而求诸野；但国难当头，诉于盗匪，也是够有想像力的。 <br>　　宋江再怎么说，也是个贼。只是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至于以为这种力量，对官府有什么牵制，令其有所忌惮，实在只是帝制下的幻想。 <br>　　写剧盗或妙贼的好莱坞电影，一向好看，可见人往往而有贼心。女性找丈夫，不妨先问问是否爱看《水浒传》，若是酷爱，婚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顺便说一句，宋江杀惜的情节，不是没来由的。《水浒传》里类似的故事最多，除阎婆惜，还有潘金莲，王婆，潘巧云，李瑞兰，以及别的好几个，最后都被好汉“嗝嚓”一声杀掉。《水浒传》的价值观大抵如是，而这并不是文人加工后的结果，在民间一系，有凶狠过于此者。所以《水浒传》鲜有女性读者，一来没资本做英雄，二来兔死狐悲。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坏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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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11 Sep 2008 01:00:5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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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以师为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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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br>　　对秦始皇以及秦朝的政治，汉朝人斥之以“暴”，——暴则暴矣，不过哪个王朝又不暴呢？贾生过秦，把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于不行仁术，唯力是用。他的话是给汉朝皇帝听的，皇帝也就真的听进去了，当然不只是听贾谊一个人的话，也不只是被儒生的推理说服。<br>　　在历史中，秦始皇的才略和武功，一直被赞颂，他的制度，一直被批评，他的焚书坑儒，一直被咒骂。我是“反秦派”，对秦朝的政治，绝不喜欢，不过有时又想，如果秦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一两百年，在某些方面，说不定是好事。<br>　　秦朝成于集权，亡于集权。区别在于秦国小而天下大。古代的生活，现代人已不易想像。自有电报之来，此岸的消息传到彼岸，以分秒计，而在过去，至多不过是马匹的奔速。人的神经传导，快时可至每秒钟一百多米，想像一下这个速度如果降到每秒一厘米或更少，菜刀割到手指，等你察觉时，菜已下锅，炒得半熟，欲救手指而不来及矣。有篇幻想小说，写到一个庞大到星系尺度的生物的统治。这个生物，最好能有比光速快若干倍的传感速度，不然人类在这边庆祝造反成功，怪物的脑袋还在那边兴高采烈。<br>　　秦汉这么大的古代帝国，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根本运转不动。地方的官员，则需能有责任心地自主行动，否则出了变故，不敢做主，一定误事。秦兵之强，足够扫荡关东，但陈吴之辈造反时，面对的只是手足无措、互无救应的地方官。这与后来的社会很不相同。后世地方官，多“以天下为狗任”，纵遇意外，律令所不及的，也另有一套规则，也就是圣人之法，可以遵从；有时天下大乱，连皇帝都死了，地方上还在抵抗，或连寨自保，或治兵勤王，如百足之虫，每一节都有小的中枢。<br>　　这些“忠义之士”是哪儿来的呢？自汉朝以后，朝代或有更替，制度大抵一样。原因有一个，作为社会领袖的地主，在汉朝被“儒化”。任何政权，都得靠这个阶层来施行管理，官僚从士人中来，士人从地主中来。这一批人的政治理想不变，中国也不变。<br>　　本来，关东六国的士人，半独立于行政之外。他们的出身五花八门，收入来源各自不同。中间的许多人，自然要加入行政体系，不过加入的道路，并无一定之轨。到汉朝就不一样了。汉武的独尊儒术，只是句口号，厉害的是那以后的官吏选拔制度。做官要考试，考的是儒学，时间一长，土财主就被改造。皇朝需要士绅的合作，士绅需要权力以保障他们的地位，儒家的价值观，果然适宜这种结合。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代复一代，儒学传家，举止皆在其中。<br>　　如果秦政得以延续，他们和地主，迟早也是要合作的，只是这一合同的文本，未必就由儒生书写。那么，不但百家争鸣，或可复活，而后世那种士就是官，官就是士的状态，或可避免。——当然，历史不接受假设，这里只是说着玩。<br>　　或说，士绅与儒生的合二而一，有什么不好？曰没什么不好，除了一样，那就是使儒家的缺陷，成为全社会的缺陷。儒家有很多高明的地方，提倡道德生活，维系传统，最有力焉，但有几种不足，第一是政治上的法古。每朝每代，用不了一两百年，往往天下糜烂，在儒家看来，只是因为对他们的政治主张遵从得不够，而从来没认真想过改变主张。<br>　　另外，儒家对物理世界的知识，几乎没有兴趣，对灵魂问题也不大关心。我们知道，有两种事物，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动脑筋，一个是广不可测的世界，一个是深不可及的内心。孔子的智慧，在清人看来，仍历历如新，因为这一知识体系，大抵不出人伦世界。士人是国家的脑筋，他们不动，就没得动了。<br>　　读书人治理社会，对社会或许不错，对读书人自己就不太妙，长久来看，对谁都不妙。秦朝以吏为师，自然浮浅，后来以师为吏，遗患更大。秦皇统一，对六国士人颇不信任，甚至焚书坑儒，汉初的读书人，提起秦政，无不切齿。从汉朝开始，读书人自然是混得不错了，食在其中，禄在其中，而创造的能力，则不知到哪里去了。创造是种传统，古代特异之士不是没有，但太少了，不足以前后相继，更别提相对切磋。<br>　　如只从前景来看，秦不如六国，汉不如秦，后面的朝代，出入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都不如汉。秦始皇自己是不懂制度的，任用的谋主，也谈不上有什么眼光。不过此类事情本不是能设计出来的，能设计而出的反是拙劣之物。秦的暴政，打破了读书人干禄的常式，反倒可能促出一批自作主张者。不用担心读书人会消失，知识越是珍贵，就有越多的人热爱它，秦皇用最简单的办法去清除知识对集权的威胁，并无可能成功，至多使读书人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而这听起来简直像个好消息。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坏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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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1 Aug 2008 23:17:4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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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彼此即是非]]></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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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br><br>　　<br>　　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气就坏，盛唐人宽松，晚唐人就苛细。吴三桂在清代的名声何以如此不堪？若说是因为引满洲兵入关，则大家都是“本朝的人”，马不说驴脸长；若说是因为造反，而以遗民自任的人，也在骂吴三桂。我想清初的人，尽管已输诚于清室，而且立刻做到忠心耿耿这一老本行，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不自在的。这种不安，自己对自己都不会承认，其表现，大概也只在痛哭吴三桂之类的事情上。 <br>　　吴三桂倡乱的时候，耿精忠在福建响应。翰林院编修李光地回家探亲，陷在福建。耿精忠知道他的名气，派人招他来福州做官。耿精忠的官，李光地是不敢做的，但也不敢坚拒，只好去福州应付一下。在福州他遇见了境遇相同的陈梦雷。陈梦雷也是福建人，与李光地同榜进士，而且一起在翰林院做编修，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年，且是同僚，关系自然亲密。 <br>　　这时陈梦雷已经被迫入了耿精忠的幕。两人在陈家多次密议，到底商量些什么，后来各有各的说辞，无法征实，可知的大概是由陈梦雷在福州虚与委蛇，李光地则回乡隐遁，设法通消息于朝廷，以为后地。接下来的一年里，两人遣家人往来商议，在第二年，李光地写了一封效忠信，封在蜡丸里，让仆人送交清方。这篇上疏，李光地只署自己的名字，种下了后面的是非。三藩乱平，李光地因此疏升为侍读学士，陈梦雷名列逆案，免死流放到关外。陈梦雷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自己阙名蜡疏，入案后李光地又不曾给他分辩，暴跳如雷，便写了封公开信，把此事向朝野公布。 <br>　　这便是“蜡丸案”的约略。中间种种细节，两人的说法，简直没一样是相同的，我辈后人，不好遽定谁是谁非，便在当时，也难以求证，毕竟是暗室之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天地又不说话，则只好听他们两个吵。但舆论却是一边倒，只有李光地的亲友门生，为他辩护，此外朝野一辞，都说他卖友求荣，种种不对。靠着康熙的保护，李光地在官场终能屹立不倒，但他的声名，从此也糟糕得很。到了大学者全祖望也来痛诋的时候，一顶“伪道学”的帽子，李光地算是稳稳地戴定。 <br>　　康熙朝的名臣中，李光地的作风还算过得去。他的政敌徐乾学，做过的一些事情，就远更不堪，然而名声不恶。那时的舆论很严厉，如果谁有一点丑闻，大家一拥而上，深揭猛批，尽性而去，好比一群道德的掠食者，每天在等新食物，一发现别人的毛病，立刻精神抖擞。李光地自己是词臣出身，也没做过十分出格的事，而不见容于清议，他后来回想，总以为是政敌从中构间，其实还是自己作错了事，且赶上一个不容错的时代。 <br>　　蜡丸案本已不清不楚，为李光地辩护的人，又造出种种新说，甚至削改他的日记，使事情更加淆乱。其实要为李光地辩护，与其否认整件事情，不如解释一下他的性格。上疏时没有署陈梦雷的名字，或是一时私心，至于不主动解救陈梦雷，或可解释为新进学士，不敢在皇帝面前张嘴。李光地自己若能坦承其过，也不至于越陷越深，且终身被环伺着，一有小辫子就有许多手抢上来抓。 <br>　　哪些是人性的弱点，哪些是邪恶，那时的人并不去分别。事实上，李光地自己也信奉的道德哲学，就想消灭人性的弱点，甚至逼人为善。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不道德，无耻，该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励性的，推行规范，是禁止性的。规范禁止杀人，但很少有人会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又没杀人”，以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过来，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不意味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议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br>　　李光地本来信行王阳明的学说，后来阿附皇帝的心意，改宗程朱。程朱学说中的道德哲学部分，是一种压迫理论，所以李光地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是上疏搭救过陈梦雷的，只是并不很主动，连疏子也是别人代草的，在同时人眼中，这就是恶，而且做得太晚，近于引西江之水，以济涸辙之鲋。这类严厉的态度，李光地自己也有，当然在别人的事情上。他的日记，详详细细地记了些别人的丑闻，虽然把语气克制得不那么幸灾乐祸，仍然是辞若有憾，心实喜之。 <br>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更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引诱，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br><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好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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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08 Jul 2008 08:05:4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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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兔角弓射无明鬼]]></title>
<link>http://336123.qzone.qq.com/blog/1215046356</link>
<description><![CDATA[ <br>　　<br>　　汉代“纯文人”中，我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都是司马相如。他的文才，自不用说，他的性格，大有可爱之处。最有意思的是“当垆卖酒”这一出，迹近无赖，然而无赖得有风度。顺便说一句，当初他勾引卓文君，是看上了卓老太爷的家产，不过结尾圆满，历代不以为乱。<br>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卓家在临邛。他把卓文君拐到成都，等了些日子，不见被迫做了老丈人的卓王孙送来一个大子儿。京剧里有几句词，“老爹爹百般施辣手，他那里皱双眉借酒浇愁。不如回转临邛走，开设酒店在街头，”说的就是这一段。他们回到临邛，在卓王孙鼻子前面开了家小酒馆，两人自操贱役，一个卖酒，一个跑堂。卓王孙斗不过他们，只好送上钱财，于是，像童话里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br>　　司马相如本来也出身富家，花钱谋为郎官，家产荡尽，才出此下策。他是喜好事功的人，看名字便可知道。此番有了经费，不数年，又去做官，因为《子虚》、《游猎》二赋，得到武帝欢心。以后的年头，或宦或否，逍遥自在。若到此也就好了，但他终于肠热难耐，做了那篇《封禅文》。<br>　　封禅之说，起于齐国，但当年齐桓公想封禅，管仲谏而止之，不愿意让齐国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按早期的理论，改朝换代后才好封禅，相当于取得天的授权，合法地君临大地。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秦始皇，第二位就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很想成为接天贯地的名君，喜事功，好详瑞，花样百出，心犹未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可以说马屁拍在了前面。<br>　　此前，封禅的事也有儒生提过，但没人能够像司马相如这样，详细而雄辩，力证汉武帝是如此伟大的君主，可以封禅，应该封禅，必须封禅，如不封禅，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有意思的是，司马相如殚思极虑写了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机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临终前嘱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来求书，把这一篇送上去吧。<br>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br>　　日前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br>　　这个就是境界了。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br>　　话说回来，司马相如并不是这种人。他是豪迈的人，虽然有些不谨慎，而他的才学，足以掩羞。汉朝人就是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当时的酷吏，在后代便是清官，史、汉《佞幸传》中的人物，如活在千载之外，大可为名臣。至于学不及相如之万一，谄谀则倍之千万的人，更是后世才有的了。韩非子《说难》，讲到若干条揣摩功夫，相如只会一条，叫做“主有私急而强之以公义”；他不会的，还多着呢。又总则云“饰其所矜而灭其所耻”，司马相如只懂得一点儿“饰之所矜”，至于“灭其所耻”的功夫，现在随便找个文化人，都可以做他的老师了。<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好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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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03 Jul 2008 00:52:3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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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寂寂廖廖扬子居]]></title>
<link>http://336123.qzone.qq.com/blog/1214008796</link>
<description><![CDATA[　　 <br><br>　　<br>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没有内心冲突，没有怀疑，没有犹豫，在咱们看来，不是呆子，就是骗子。但据宋儒说，还有第三种，即醇儒。汉朝有位扬雄，一流的思想者，到了南宋，就给骂个狗血喷头。如朱熹，便说扬雄见识全无，语言极呆，“甚好笑”。——程朱一派见不得扬雄的天才，按倒扬雄，才好给董仲舒这样的醇儒张目。 <br>　　扬雄确是个争议人物。他的想法，时时首施乎孔老二端，他的行为，也在去就之间徘徊。想回家，不甘抱朴于贫贱，出来作官，又厚不下脸皮去干进。王莽篡汉，他先是被官司牵连，跳楼几乎摔死，后又写《剧秦美新》和《元后诔》，拍王莽的马屁。这两件事，后人批评最多，便是辩护者，也只是说不能以人废言，他的著作自有价值，不得“与投阁之躯并朽”。当代学者则说王莽新政，自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扬雄美新，并非全是违心。这个道理，就高明了。 <br>　　不过，扬雄和汉代别的读书人还有点不一样，便是和后来的王充这类极有头脑的人，也不很一样。儒生琢磨的事是入而修齐，出则治平，在汉代，治平尤是兴趣中心。但尽观扬雄的著作，实在看不出他对政治有深厚的兴趣。他最下心血的《太玄》，自以为是可以和《周易》比肩而传的，讲的也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而是世界图景。这样一个人，美新也好守志也好，未必就当成自己一生的大节。他年轻时写过一篇《反离骚》，惋惜屈原的死，说人家孔子还曾去鲁，老子还曾出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呢？ <br>　　扬雄是四川人，从小在家里受穷。出来谋差，已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刚进京时，难免有点“烧包”，又是讽又是劝，以为自己的文笔果真能有功于当代。很快也就凉下来，在黄门郎的闲职上，一混十好几年。他说话结巴，样子又邋蹋，热闹的官市，是不去钻的，全数时间，只用在看书、访学和冥想上。看别人混得好，有时也眼红心热，自忖没有那等才能，只好拿黄老的话头或自己的幻想来宽心，当然，幻想过后，眼前仍是一片名教胜地，不过他又有一种说辞，以为只有在战国那样的乱世，君主才会得一士如得一城般地重视英才，如今是太平年代，满大街都是“士”，头尾相连，也分不出什么高下，“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便如他老人家这样的奇士，也显不出特别。这样一想，他便释然。 <br>　　他奇在哪里呢？他说过这样的话：“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智慧。”这和孔老，都去得远了。孔子也讲智，只是置于次要的位置，至于老子，则有著名的主张为“绝圣弃智”，以傻笑国为乌托邦的，黄老的治国术，更是以愚民为先务。扬雄倡智，虽谈不上道古人所未言，毕竟是清新的风气。而且他身体力行，对实际的知识，最有兴趣。他留下的《方言》，是访问了无数的外地人写下的，一部空前的作品。他对天文地理之学广有研究，后世的张衡，对他极为推崇。 <br>　　这样的人，是有可能给事实说服的，而不是以强辩胜于事实为有功。扬雄曾信奉盖天说，有一回和桓谭在廊下晒太阳，日影从背上移开，桓谭趁机说，您看这日光的走向，分明不合于盖天说，而符合浑天说。扬雄细思其理，从此改信浑天说。 <br>　　以这样的主张和实践，他本来有机会开辟一种传统。在东汉，这样的事情似乎有些苗头，至张衡而臻其极。慢慢地，这趋势又重新没入主流，而扬雄，醇也罢不醇也罢，仍给奉为儒学大师，《太玄》也入了玄学一门。追求事物的知识，再也没有成为潮流，零星的例外总是有的，也只是零星。古代学科尚未分化，我们看哲学史与科学史，有多少人物同时出现在这两种史中，便知主流知识结构的大概。 <br>　　有一次，扬雄向黄门署一个作浑天仪的老工匠请教天文之事。老工说，我从小作这仪器，但随尺寸法度，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到了七十岁，才想通一点，然而马上就要死了。我儿子也学此艺，也当如我，至老才明白，等明白的时候也就该死了。扬雄代表的趋向传而无统，就是这个道理。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好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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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21 Jun 2008 00:39:5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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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积善坊中相扶行]]></title>
<link>http://336123.qzone.qq.com/blog/1210564254</link>
<description><![CDATA[　　<br>　　二十世纪以来，袁了凡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小。那之前，在帝国最偏僻的村庄，如果全村只有两本书，其中一定有一本是他的《了凡四训》（另一本是历书）。他的善名大，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善事，是因为他发起了一场道德运动，把三教的善恶观揉到一起，输给下层社会。<br>　　袁了凡是浙江嘉善地方的人，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明朝。某年，他在北京慈云寺遇到个算命先生，预测他来年可以考中生员，以后可以拔贡做知县，活到五十三岁，寿终正寝，一生无子。本来袁了凡已弃学从医，听了他的话，再次下场，果然便考中。还有些细节，也一一应验如符。他从此相信那就是他的命运，只是一想到无子，未免怏怏。<br>　　古典的命运观，是孔孟的态度，以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德是自我修养，不指望回报，至于世间诸般好处，则如朱熹所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br>　　另有一种报应哲学，即如《易传》里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直接继承它的是道教，按《抱朴子》内篇的说法，做了坏事，会被司过之神减寿，大坏事减三百日，小坏事减三日，反过来，行善三百，便可晋升地仙，行善一千二百，可为天仙，只是这三百或一千二百善必须连续，中间如果做了一件坏事，则前面的善款全被没收，重新计数，——幸好如此之难，不然，中国早就遍地神仙，没人做工了。<br>　　佛教本有业说，进入中国后，与本地观念融合，积累功德是重要的修行。我们今天熟见的念珠，通常不过一百多粒；而早期曾流行用小豆来计算宣诵佛号的次数，要数出几十石豆子，才算为功。<br>　　袁了凡本是儒学中人。后来发生的事，改变了他的观念。他在栖霞山遇到一位云谷和尚，教给他命运可以改变的哲学。他按云谷的法子修行功德，第二年便中举，打破了算命先生的预言。后来又中进士，又生儿子，袁了凡遂彻底改弦，去推广现世现报的新道德体系。<br>　　这种体系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将行善的好处（以及行恶的坏处）世俗化，不必建立在成仙成佛的指望上。第二点更重要：你在道德银行里的储存，是种活期存款，自己能随时花用，不必非得由子孙或自己的来世享用。<br>　　本来以袁了凡的社会地位，不配领导一种运动，但他对道德体系的改造，太合人们的需要，想不成功也难。袁了凡还是功过格的推广者。功过格的正式出现，本是早在十二、三世纪的事，但它只流传在修道之士中间，和普通人关系不大。从袁了凡开始，功过格在全社会通行。<br>　　最简单的功过格，是自己做个帐本子，分列日月，每日下列功过两行，睡前记帐，月底结帐。不会写字的，可用现成的历本子，功画圈，过画叉。比如我今天吃了早饭，记小功一，又写了篇文章，记大过一次云。年复一年，功过相减，如果攒下的功很多，就可以满心欢喜地等待好事发生了。<br>　　正式出版的功过格要复杂得多，特别是附有多如牛毛的道德诫条，让你知道哪些是功，哪些是过（一个例子是，你不读《太上感应篇》，就不见得知道向北吐口水是过失），以及详细的解释和案例。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功值或过值，比如教人健康术，值功五，如果这种传授是收费的，就只有一功。<br>　　我们为什么要作好人，要做好事？——道德动机是全部道德问题的根本。如以今天的观点看，儒家提倡内在的道德冲动，似乎更高明些。但这种原理诉求于自我，且在此岸循环，则只对追求精神圆满的人有效。道释二家虽较儒学立义玄远，对普通人来说，毕竟幽茫难征。袁了凡推广的思想，使道德脱离了义务，成为一种奖罚体系，容易理解，也容易推行。它主张的功可以抵过，也让许多人颇觉从容。<br>　　中国的道德体系，本以诫条为核心，自晚明起，渐渐向功利主义转化，袁了凡首倡其功。鲁迅曾报怨有人施恩如放债，——当然如此。在新的体系里，行善是有所图，不行恶是有所畏。当然，新的体系并没有全面代替旧传统，不过它确实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起着大作用。它也帮助维护古老的价值观，——尽管以背离传统的新功利论为内核，它的价值表本身仍是传统的。问题只是，一旦人们发现善恶难报，银行倒闭，这个体系——诫条体系也受其连累——也就崩溃在即了。<br>　　<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好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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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2 May 2008 03:50:5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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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世风越俗，雅人过得越好]]></title>
<link>http://336123.qzone.qq.com/blog/1208910650</link>
<description><![CDATA[<br>　　<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前面的一篇文字曾经提到，齐国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是的，战国年间的齐人，名声并不很好。从吕尚建国那一天起，齐就以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为发家的秘诀，进而有管仲的改革，降低关税，为商人在旅途上建立接待站，有了这些方便，熙熙攘攘的逐利者，自然归之如流水了。商贸使齐国富饶，也使它受非议；齐国的邻居，正统而保守的鲁国，就十分看不起齐国的鄙俗作风。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除了反感齐国的庸俗，各国还担心齐国成为道德堕落的代头人。孔子对管仲，就持着复杂的态度。毕竟，物质太像是容易引导出物质主义。——不管怎么样，在邻国妒嫉的注视下，齐国从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慢慢变成了东方唯一的大国。在苏秦以及他人的描述中，临淄在籍的民户为七万，若平均以每家五口之数，就有三十五万人口，加上众多的外国人，这个城市的日常成员可能有四十至五十万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百年前的欧洲人，也都觉得美国是俗气冲天的土财主。但如管仲所说，“国多财则远者来”，欧洲大学里的顶尖人才，很快就纷纷渡海了。“富而好礼”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贫而乐”则是一定做不到的事情。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临淄城内的面积只有六十平方华里，拥挤而热闹，道路上车轮挤撞，行人摩肩接踵。市民喜爱享乐，尽管时有禁令，锦绣制成的漂亮衣服依然流行，更流行的是音乐，人多有技能，或吹竽鼓瑟，或击筑弹琴。赌博风行，有斗鸡和赛狗会，另外一些今已失传的游戏，如六博和一种古代足球，也为临淄人所爱。作为天下商贾的居停主，临淄人富裕，也因而志向高扬。奢靡不是他们唯一的特征，在出土的战国文物中，齐器最为精致，证明着对细节的关心是如何从日常生活的乐趣中发展而出。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稷下。中国有过若干辉煌时代，但称得上伟大的，首推稷下时代。开列一下那些光彩四射的名字，翻几页《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就能看出，在精神性成就方面，一个世纪的创造抵得上二十个世纪的因循。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和稷下同一时代，雅典的吕克昂学园请到亚理士多德来讲学，得以繁盛一时。吕克昂学园设在第奥恰勒斯城门前，相似的是，稷下学宫建立在临淄西南方的稷门之外，某条要道的路边。两千多年前的官道野径，为泥泞、尘土和冰雪所周替覆盖，士兵、外交人员、商贾、犯人风尘仆仆地经过，与别处不同的，此处，路边的农人还能看到许多学子，或乘木轮车，或踏麻鞋从四方赶来。淳于髡，孟柯，宋钘，尹文，慎到，接子，田骈，环渊，兒说，荀况，邹衍，邹奭，鲁仲连，名声不那么响的彭蒙，季真，王斗，田巴……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年中，空前绝后地辐凑至一个几平方公里大的区域。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建立学宫和厚待学士，从一开始就带有功利的目的，希望这些有学问的人成为齐国的政治助手。除此之外，对学术的喜爱确实也是田氏的家族传统。在田桓公设稷下学宫前，另一个右文的国王是魏文侯（他的名声和作用都有些像马其顿的阿克劳斯国王）。魏文侯死后，后代不再继续他的爱好，而田桓公的后代俱能克绍箕裘。厚养学士几乎成了父子祖孙间的竞赛，学术领袖可以收到豪华的住宅，高额的津贴，其来有隆重的迎接，其去有丰富的馈赠。他们被赐以上大夫的官号，但只享受其禄米，并不需要在职位上工作，也不承担任何具体事务之责。有官无守，有言无责，论政不合也不被加罪，这种情形非常独特，当时的诸国，虽都有养士之风，却没有一个国家像齐国这样胸怀宽广。稷下的学者常年有数百人聚在那里，他们中的许多复有众多的门徒，最多的据说达上千之众。这几千人聚在一起，日以讲学、辩论为事，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不会只有一种，但肯定有相当的一部分来自官方。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齐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回报呢？它曾一度享有非常高的学术声誉，一些学士或在政治或外交活动中表现卓越，或给这个国家许多建议。但战争消灭了余裕，新的秩序根本来不及产生。齐秦之间的诸国，很难说对两个国家中的哪一个更仇恨一些。即便按人之常情，嫉妒也要占恐惧的上风。最后，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最后胜利者是一个野蛮国家，而不是齐国。后人对齐国的命运多加讽刺，因为齐国的政治状况恶化时，自由的学者像候鸟一样离开，这种作风在战国时实属正常而被广泛接受，却不会为大一统社会所鼓励，更何况稷下学者思想的幅度，早超出专制帝王所能容忍的范围，后者从秦国尚可学到一点经验，而只好视齐国为教训。战国时代在后代屡遭正统人士批评，但后代成员的创造力，只在社会结构崩溃时才偶尔焕发一次，这一点，以及稷下学宫的兴盛与齐国之最终不免于灭亡，真是一个讽刺，——不过不是对齐国的讽刺。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span><wbr /><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中国坏人]]></category>
<author><![CDATA[336123@qq.com()]]></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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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23 Apr 2008 00:30:5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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