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363538.qzone.qq.com Fri, 27 Nov 2009 12:08:55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Fri, 27 Nov 2009 12:08:11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323691 新闻记者，开始默默挖掘有关宋美龄早年恋情的相关讯息，并且无声无息地记载下来，这些吉光片羽的记录，也就成为日后一些作家玩味的主题，究竟这位中国当时最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在她结婚之前，到底有没有初恋情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著作或是报导，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希格瑞夫·史特宁写的《宋家王朝》，可以说是海内外一些关于宋美龄家族内幕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当中或有若干是误传的内容，但是，一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史家，特别是大陆的作家，欢拿这本书作为参考的样本。就宋家的观点来说，希格瑞夫的著作可说“流毒甚深”，然而，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由于宋氏家族长期以来，不愿或不屑去为这本“蜀犬吠日”的书，作任何长篇大论的反驳(对若干问题提出辩白是有的)，所以，这本由美国人写的讨论宋家的专书，依然成为若干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宋家王朝》书中说：“从1913年的秋天，到1917年的夏天，她(指宋美龄)都在卫斯理学院(按：即魏斯里大学)念书，4年的时间，使她从一个嘟嘟的女孩，长成为丰姿绰约的少女，……经常有男孩来到‘木村’的台阶上，约美龄外出，他们大部分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是宋子文的朋友，对于这些来访的中国人，其他同学只记得什么张先生、李先生、王先生等等。当她听到庆龄在上海法租界发生的事，她害怕自己回国后，也会被家人安排她的婚事，所以，不久之后，她宣布和一位来自江苏省的哈佛留学生彼得·李订婚。当她的焦虑消失后，就又自行取消。这项婚约，只维持了几个星期。”(见希格瑞夫·史特宁著《宋家王朝》，第124～125页，台北，未注明刊行之出版社)

　　另一位美国作家爱米·哈恩(EMILYHAHN)在其著作《宋氏家族》中，也提到：“有一次，美龄在绘图室等待子文(宋美龄的哥哥)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看见了她。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的学生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姑娘，不禁陶醉在今后生活的遐想之中。那时，美龄体态十分丰满，肤色异常健康，一条辫子垂在身后……”

　　她的一个朋友说：“总有一两个漂亮的中国青年停留在美龄住所门前的石阶上。”

　　美龄害怕回国后父母为她包办婚姻，因此在魏斯里大学上学期间，就和一个中国学生订了婚，当然，后来这门亲事并未成功。(中译本见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之《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103～105页，李豫生、靳建国、王秋海译)

　　类似这样含混其词的讲法，还有许多著作，像一本由美国人ROBY·EUNSON著的《宋氏三姐妹》也说：“美龄害怕庆龄的婚事将使父母坚决要为她包办婚姻，因此下定决心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她在离美之前准备订婚，以便保证自己。于是，她相中了一位向她求爱的中国学生，并且答应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结婚。这完全可能是一个空口诺言，因为她并没有同他结婚。”(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出版之《宋氏三姐妹》第49页，MR.ROBY.EUSON是前美联社副社长，曾在亚洲和欧洲采访新闻多年)

　　综合上述几种著作的说词，都异口同声说，宋美龄在美国学生时代，追求者已经有如过江之鲫，可是，除了一位自愿和她玩一场订婚游戏的“李先生”之外，并不曾交待任何确切的人称得上是宋美龄初恋情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在事实上绝对没有任何的初恋情人)。
然而，另外有一些中外著作，却十分赤裸裸地指名道姓说出宋美龄的那位意中人。
　　例如，一本以爱米·哈恩著作为蓝本的《宋美龄传》(龙流编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叙述蒋介石在1923年前后对宋美龄做长达5年的热烈追求的时期，宋美龄早已有了一位要好的男朋友，书中说：“5年来，蒋介石不管宋美龄已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刘纪文订婚，他仍不断地追求她，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但是宋美龄没有答应，原因是宋老太太一直反对蒋成为她的女婿。”(龙流编译，第87页)(另按：上述书中所提及之刘季文疑为刘纪文之误，而且，上海市长也没有一个叫刘季文的人，上海市长亦可能为南京市长之误，因刘纪文曾经二度担任南京市长职务也。)

　　台北出版的一本《宋美龄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说法。(参考台北天元出版社，李桓编译之《宋美龄传》，1985年8月15日初版，第87页。)

　　台湾高雄一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本《宋美龄前传》上集有一段记载，书中指出，蒋介石为了追求宋美龄，对她作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她(指宋美龄)住在霞飞路二十一号。她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姐霭龄和庆龄，都嫁给了中国的政界的人物。另外，蒋介石还打听到宋美龄有一位情人，名叫刘纪文，是宋在美留学时的同学。……”(见陈廷一著之《宋美龄前传》上册，第六章)

　　据查证，前二部著作的“刘季文”应该是“刘纪文”之误，但是，如果，硬把宋美龄和刘纪文扯在一起，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疑点和笑话，吾人可以一一加以点破。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因此，可以说明陈廷一书中所作的这段叙述，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有待澄清。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证据又何以说明刘纪文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呢？没错，但是，我们不妨来翻翻当年的报纸，又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情爱关系的旁证。

　　比如，1927年10月5日上海的《时报》有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夕，政府当道，盛筵为蒋介石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戎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客观情况。报道接着指出：“当9月下旬，宋子文来日，先至云仙，继到神户……时蒋已经下野，忽闻宋家人之后亦来云仙，9月28日，蒋偕参谋长张群、南京市长刘文岛……”

　　(笔者按：此处应为刘纪文之误，因为当时的南京市长确为刘纪文，而非刘文岛氏，按刘纪文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日文能力应当不错，这是蒋介石要他陪同去日本的主因，刘为文臣，而张群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为蒋介石之武将，可说十分妥当的出访幕僚搭配。)秘书陈舜寿，并卫兵5名，在沪秘密上船，送行者只日本领事清水氏一人而已，日本驻沪记者非常注意，大阪朝日、每日驻沪记者，均随之出发……盖蒋是中国近代伟人，其一举一动，极为世人注目，何况闻其又有一段姻缘，更足供新闻资料也。”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关于刘纪文的一些官方文献记载

　　多年来一直被一些小道消息指为宋美龄早年情人的刘纪文，到底他的宦途如何？蒋介石、宋美龄、刘纪文三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什么政治条件？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老一辈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陆朋友，一定对刘氏名字不陌生，可是真正对刘纪文的身世背景，以及和宋美龄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全盘了若指掌的人，恐怕至今为数不多，即使少数对刘氏还有印象的朋友，大概也只是模糊记得，刘纪文是国民政府攻克南京并且正式奠都之后，首任南京市长。

　　因此，可以说明陈廷一书中所作的这段叙述，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有待澄清。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证据又何以说明刘纪文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呢？没错，但是，我们不妨来翻翻当年的报纸，又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情爱关系的旁证。

　　比如，1927年10月5日上海的《时报》有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夕，政府当道，盛筵为蒋介石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戎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客观情况。报道接着指出：“当9月下旬，宋子文来日，先至云仙，继到神户……时蒋已经下野，忽闻宋家人之后亦来云仙，9月28日，蒋偕参谋长张群、南京市长刘文岛……”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323691#comment 134218241 Fri, 27 Nov 2009 12:08:11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323691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323601
前秦，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族建立起来的一支政权，也是氐族见诸史端最为风光的一个时期。它一度在群雄逐鹿之中强势胜出，达到鼎盛。而就是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王国，其帝王之中，却出现了苻生这个大狠大绝的角色，差点让王国惨遭夭折的命运。苻生（335—357）是前秦的第三任帝王，开国皇帝苻洪的孙子，是后来一统北方的宣昭帝苻坚的上一任。厉王，是苻生被废杀后的伪谥。谥法解中说：杀戮无辜曰厉，当是对苻生残忍暴虐一生的最好概括。历史上死后谥为“厉王”的还有一位，就是在“国人暴动”中，被轰出镐京的周厉王。周厉王用滥杀止谤，不让人们议论他的是非，在路卫兵看来，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对王权巩固的本意，而用杀戮来维系王者的威严，并不一定就对杀人真的感兴趣。相较厉王苻生，这个在杀人中寻求快活，痴迷到自备工具亲自动手的帝王，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先来看看苻生上朝的场景：据《资治通鉴》记载，苻生朝见文武大臣，必“弯弓露刃”、“锤钳锯凿，备置左右”。看谁不顺眼，顺手抄家伙就招呼，杀人跟玩儿似的。这哪是上朝议事啊，分明就是进了狩猎场或是屠宰场。而且手段残忍之极，“截胫、拉胁、锯项、刳胎者，比比有之”。即位不久，就杀了公卿大臣以及宫女奴仆达五百多人。苻生喜怒无常，思维怪异，谁也无法揣测，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送了命。一次苻生宴请群臣，让尚书令辛牢做酒监，就是招呼大家劝大家喝酒的角色。皇帝开恩，按说这是好事啊，结果苻生看众人喝了个一溜八开，居然还有没醉的（看来酒量大的人着实不少），二话不说，弯弓搭箭，就把辛牢射死了，那意思，你怎么劝的酒啊，怎么还有站着的呀。这下谁还敢不铆劲儿喝呀，于是群臣“莫敢不醉，偃仆失冠”，场面一塌糊涂，苻生这才高兴。

苻生晚上做梦，梦到大鱼吃蒲草（苻姓本来姓蒲，后来苻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便改作苻姓）。于是就把太师鱼遵全家杀光，这姓鱼也有罪了。左光禄大夫强平仗着胆子劝谏苻生“缓刑崇德”，苻生“凿其顶而杀之”。用凿子凿脑袋，他也就下的去手。由于苻生嗜杀成瘾，没多久便“勋旧亲戚，诛之殆尽”，弄得朝中上下惶恐不安。“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你就想想当时的恐怖气氛吧。金紫光禄大夫牛夷，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气氛的压力了，上奏请求调到地方上工作，好躲苻生远点，苻生说你是不是嫌官小啊，要不你做鱼遵的位置吧，牛夷吓坏了，回家就自杀了。

要说这残忍的帝王也分好几种，那些踩着累累白骨登上皇位的，往往培育了冷血的霸气，在权利角逐中愈发变得铁石心肠，谓之心狠；杀人取乐，极尽残忍之能事，谓之手狠；天性嗜杀，近乎变态，则是既心狠又手狠。苻生便是集大成者，十足一个大狠大绝的主儿。长安城外有虎狼吃人，为患百姓，群臣上奏请求政府出面管一管，苻生说：“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通鉴》），野兽饿了当然吃人，吃饱了就没事了，管它干嘛，这是人话吗，敢情没吃他。

说到朝政就更是荒诞不堪了。喝酒是苻生的第二大爱好，不分昼夜的喝，经常一个月都不上朝，上朝也是“乘醉多所杀戮”，对下属来说，还不如不上呢！要论荒淫无耻，也是无人出其左右。据《晋书》记载，苻生经常“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以寻求刺激。更有一次，苻生在路上碰到兄妹二人，就“逼令为非礼”，强迫他们交合，二人不从，便怒而杀之，简直就是禽兽不如。遇到如此昏庸帝王，国家自是不能长久，可怜苻洪英雄一世，创下的帝国基业很快趋于疲敝。所谓物极必反，一次醉酒后，苻生扬言要杀掉他的堂弟苻坚，终于逼得苻坚发动政变，废杀了这个史上少有的残暴昏君，也就此拯救了频临绝路的前秦，开创出氐族史上一段风光强盛的帝国神话。

那么，苻生为什么如此的残忍嗜杀呢？在路卫兵看来，原因可能来自三方面：一是苻生的先天性缺陷；二是性格经历；三是家教传统。人的先天性生理缺陷，极易导致心灵的扭曲变形，形成心理缺陷。苻生“生无一目”，从小就是个独眼龙，也许正是如此，才有了他“幼而无赖”（《晋书》）的荒唐行径；生理上的自卑、心灵上的扭曲，也会直接影响人的性格的发展和形成。苻生长大后体格健壮而“雄勇好杀”（《晋书》），是个亡命之徒，东晋桓温北伐，曾单枪匹马的杀入敌军阵地，连斩数十人。或许在这种斗狠和杀戮之中，才能寻求到一些心理上的满足。

至于苻生的家教传统，那就更不敢恭维了。有生理缺陷的人，未必都会心理变态，就看后天怎样教育培养，怎样去引导了。看看《通鉴》的这两段段记载，我们也许能从中窥知一二。他爷爷苻洪曾经逗苻生：“吾闻瞎儿一泪，信乎？”我听说独眼龙流泪流一行，是这样吗？要说他爷爷脑子估计也进水了，你问这干嘛呀？逗也没这么逗的，当着矬子说短话，这不没事找事吗？哪有这么疼孙子的！要说苻生急眼也在情理之中，人都有自尊，小孩也不例外，生理有缺陷的小孩会更加敏感。不过苻生的行为就有些震撼了，“引佩刀自刺出血”，拿起刀子就往脸上划，血噼里啪啦往下掉，说：“此亦一泪也”，意思是你错了，独眼龙也能有两行泪，脾气够爆吧！他爹苻键就更雷人了，临死的时候对苻生说：“六夷酋师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临终遗言，不是教他该信任谁，依靠谁去治国兴邦，而是告诉他，将帅大臣们谁敢不听你的命令，就做掉他们。你说这样教儿子能教出好吗！司马光先生写到这都感慨了，说接受遗命的大臣，是用来辅佐下一任的，是庇护皇帝的羽翼，“为之羽翼而教使剪之，能无毙乎！”自剪羽翼，无异于自取灭亡，说得多好啊！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323601#comment 134218240 Fri, 27 Nov 2009 12:06:41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323601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151738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多(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般四百多艘，四战走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塹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中国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估计可能吃过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如果对他说美国大兵很狠狠教训了斯威士兰一顿，对方肯定一脸茫然：“斯威士兰，哪里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吗？不是斯里兰卡吧？……”一直到数月后在哪个电视小节目上看见娱乐新闻数千美女猛晃豪乳竞当国王新妃，这个美国人才恍然，“哦，斯威士兰是南非一个部落小国啊。”由此可推，美国将士也只会吹牛说“兄弟在二战、韩战、越战的那会儿…..”,绝对不会吹嘘他在斯威士兰宰过多少”马猴“――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些矬个子的小人种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晁衡，这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 “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们喂了王八，三两黄酒下肚，信笔涂鸦，有《哭晁衡卿》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来把矬哥们这“死人”就忘了。过了数月，忽然又惊见此人现身长安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间，李白还以为白日见鬼遇诈尸，实实吓了一大跳。不过，诗也不白写，此诗后来被人肉麻地吹捧为“中日友谊史传诵千年的名作”。

　　
半岛也三国――高丽、百济、新罗与唐朝的关系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棒子通古斯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

　　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勣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估计是被杀、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当初他还不如留在倭国吃生鱼片呢)。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中华天朝一顿猛揍。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

　　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军主师李勣时年八十。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估计傻哥们至死连驴也见不到一个。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 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151738#comment 134218240 Wed, 25 Nov 2009 12:22:18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151738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151381
公元1734年，也就是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香妃诞生在新疆和卓族的一个家庭里。和卓族是世居叶尔羌的回族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其族称为和卓，所以香妃又称和卓氏。其父为第二十九世回部台吉图尔都。乾隆二十年五月，清军进军伊犁，二次平定准噶尔叛乱，解救了被准噶尔拘禁的叶尔羌、喀什噶尔的部族首领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不料两年以后，小和卓木杀死了钦派的副都统阿敏道，自称巴图尔汗，大和卓木也据守喀什噶尔，两相呼应，称雄南疆，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叛。此后，图尔都台吉等不愿归附分裂的部落，配合清军，于乾隆二十四年，彻底平息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

乾隆二十五年，额色尹、玛木特、图尔都等五户助战有功的和卓，与霍集斯、和什克等三户在平乱中立功的南疆维吾尔上层人士应召陆续来到北京，晋见乾隆皇帝。乾隆让他们在京居住，并派使者接他们的家眷来京，并册封额色尹为辅国公，册封玛木特、图尔都等为一等台吉。这年正月十五日，乾隆皇帝在同乐园正大光明殿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额色尹、玛木特、图尔都等有功人员。二月四日，图尔都27岁的妹妹被选入宫，册封为和贵人。这位和贵人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香妃。显然，这是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实行“因俗而制”的政治需要，即政治联姻。

贵人在清朝后妃的八个等级中，属于第六个等级，其前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其后有常在和答应。由于和贵人入宫后给紫禁城带来了祥瑞，就是当时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竟结出了200多颗荔枝。乾隆得知后十分欢欣，皇太后更是爱。因此在和贵人这位异域美人入宫后的第三个年头，即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皇太后即降旨册封和贵人为容嫔。她的哥哥、原封为一等台吉的图尔都，也因攻打喀什噶尔有功.而同时晋爵，加封为辅国公。

乾隆三十年春天，乾隆第四次南巡，携皇太后、皇后、庆妃和还只是容嫔身份的香妃、图尔都以及大学士傅恒等王公贵戚1000余人同行南游。一路之上，在饱览江南美景的同时，乾隆对香妃格外恩赏.，前后共赐给她80多种口味适宜的珍馐佳肴，其中包括名贵的奶酥油野鸭子、酒炖羊肉、羊池士等回族清真风味的食品。

香妃倍受恩宠，不仅由于她的容貌秀丽，风姿绰约，而且她还长于舞剑和骑射。她入宫以后，一直身着回族服装，其俊俏的姿容和异域的情调不仅使得风流多情的乾隆皇帝神魂颠倒，而且也赢得了皇太后的爱和信任，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皇太后颁下懿旨，将香妃由容嫔晋升为容妃，并令赏给处为她准备满清朝服、吉服、项圈、耳坠、数珠等服饰。同年十月，受命为正、副使的大学士尹继善和内阁学士迈拉逊，持节册封容嫔为容妃，册文曰：“尔容嫔霍卓氏，端谨持躬，柔嘉表则，秉小心而有恪，久勤服事于慈闱，供内职以无违，夙协箴规于女史，兹奉皇太后慈谕，册封尔为容妃。”这一年，香妃35岁。

三年以后，乾隆又携香妃等六位嫔妃东巡，东巡泰山，拜竭孔庙。由于乾隆三十一年乌喇那拉氏皇后亡故，乾隆声称不再立后；乾隆四十年，皇贵妃又被赐死，因此，香妃在乾隆的众多嫔妃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乾隆四十三年，香妃随乾隆到盛京游赏，在塞外中秋之夜，受赏“奶子月饼”。后来到达木兰围场，乾隆将猎获的野猪赏赐众妃食用，而将狍子肉独赏赐香妃。可见，香妃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之重。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五日，皇帝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设宴会饮，香妃已入主了西边头桌的首位，到了同年十二月乾清宫大宴，香妃又升格到了东边坐桌的第二位。这时，香妃已48岁，达到了她地位与殊荣的顶峰。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香妃离世，享年55岁。
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因此人称香妃。传说她“玉容未近，芳香袭人，即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为了深得这位异域的美人之心，乾隆皇帝还为容妃修建了具有回族特色的宝月楼。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收纳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之身来到北京，乾隆没有把她安置在后宫之中，而是特地营建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在乾隆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年仲夏，乾隆有诗曰：“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可以看出乾隆这是以嫦娥来比拟香妃。乾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的新年，乾隆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还在诗后自注说：“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以后乾隆还经常作有关宝月楼的御制诗，如“一泓水镜呈当面，满魄冰轮映峰头”、“南岸嫌长因构楼，楼临直北望瀛州”等诗句。不难看出，这些诗句无不反映了乾隆对宝月楼的深情切意。

乾隆虽然是高居九五至尊的皇帝，但他毕竟是一位性情中人，风流倜傥，多情浪漫，而且好文喜墨，因而一生写了成千上万的御制诗。但是纵观这些御制诗，除了他为孝贤皇后写了一首《述悲赋》的长诗外，在其他众多的嫔妃中，只有为这位来自异域的美人香妃写诗抒情了。从乾隆的这些宝月楼的御制诗中，香妃在乾隆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可见一斑。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151381#comment 134218241 Wed, 25 Nov 2009 12:16:21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9151381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882879 　　裤裆是个容易产生联想的地方，也是个很要命的地方，若是管不住裆内的那点东西，男人就要被扣上“色鬼”的帽子，女人将被贴上“荡妇”的商标。在男权社会，“荡妇”这个弥漫着淫骚味的词汇历来不为人齿，以至于逐渐演绎成了辱骂与攻击别人的重要舆论工具，而对于女性来说，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恶毒谩骂语言中，除了“婊子”之外，应该是“荡妇”了。
　　在《水浒》中，和潘金莲一样淫荡的女人，还有宋江的老婆阎惜婆、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卢俊义的老婆贾氏，并称为四大荡妇。这四个水性扬花的女人下场几乎惊人一致，都无一例外成为“刀下鬼”，而下手的竟然是自己的老公或亲人。
　　那么，潘金莲、阎惜婆、潘巧云、贾氏这四个传统意义上的荡妇，难道真的不知道世俗和舆论的力量吗？我想应该是知道的，那为何要冒着送死的风险去淫荡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四个女人的故事。
　　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一淫妇”潘金莲的淫荡并非与生俱来。最初张大户垂涎她，本来可以捞个“小蜜”做做，但她却告诉了主人婆，最后被财主报复白白嫁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遇武松，在叫过三十九遍“叔叔”后，忽然改作“你”字，算是言语传情，怎奈武松满脑子仁义道德又不解风情。最后在“职业皮条客”王婆的撮合下，与西门大官人演绎出了一段遗臭万年的孽缘来。在谋杀亲夫武大郎后，被曾经心仪的叔叔武松“劈开胸脯，拽出心肝”。
　　阎婆惜被宋江两刀捅死，直接原因是阎婆惜拿了宋江的通贼密函，宣称要去告官。其实，在宋江的心里还有一个隐痛，就是阎婆惜送给他一顶“绿帽子”。阎婆惜芳龄十八，长得是“花容袅娜，玉质娉婷”，更有点艺术细胞，很“超级女生”。而宋江则年及三十，脸黑又不伟岸，坐走有如狼虎，二人才貌相去甚远，婚姻又是出于利益，所以婚后“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后来渐渐来得慢了”。缺乏共同语言，性生活不和谐，使他们的婚姻死了。当“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诗”的张三出现后，阎婆惜立即找到了寄托。起初宋江半信半疑竟也忍得，但这口恶气在关键时刻终于化作了恶杀的催化剂。
　　《水浒》关于杀妻的描写，“病关索”杨雄杀潘巧云是最残忍最血腥的，也是写得比较详细的。这可能与杨雄的职业有关，杨雄原来是蓟州押狱兼行刑刽子手，可以说是“职业杀手”，屠宰技术熟练得很。他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有奸情，其异姓兄弟石秀将此事告诉了杨雄，潘巧云却反咬石秀一口，石秀被杨雄赶出了家门。石秀暗中在杨雄家门口埋伏，杀了裴如海和庙里的头陀胡道。杨雄后悔不该错怪了石秀，杀了淫妇潘巧云和丫环迎儿。书云“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
　　贾氏是北京城里员外大户卢俊义的妻子，这个“玉麒麟”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被梁山泊吴用用计骗到梁山，卢俊义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乘机逃走。回到北京城，发现妻子贾氏已与管家李固做了夫妻。加之卢俊义又被官兵捉拿，屈打成招，下了死牢。宋江率梁山泊英雄攻打北京城，“拼命三郎”石秀独力劫法场，救出卢俊义，杀了奸夫淫妇。
　　那么，这些梁山英雄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妻子与亲人呢？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处“硬伤”，那就是，男人可以像韩信那样钻别人的裤裆，也可以像刘邦那样要求与项羽分吃煮食父亲的汤羹，就是戴不得“绿帽子”！换句话说，“绿帽子”是男人体面活着的最低底线，也是最大耻辱，所以一旦戴上，一般以“不是我死就是你亡”的悲剧告终。
　　中国男人对“绿帽子”的心理恐惧从来没有中断过。“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戴了“绿帽子”的人，在别人眼里是一具失去了廉耻感的僵尸，会有很多热心的旁观者见义勇为，义愤填膺地为其吆喝呐喊，这个时候，当事人是没有退路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配合吆喝奋勇前进，要么自残，否则会在这场捍卫伦理的集体表演秀中被口水淹死。
　　其实，数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着“绿帽子”以维护男权的尊严。“阎婆惜真是该杀！明明穿的、吃的、用的都由宋江供给，却偏偏在外偷情养汉……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江苏扬州部分中学初中语文自读课本《亲近母语》第3册中《宋江怒杀阎婆惜》的评述，据说是由某大学教师撰写。可见，文化一直被厌恶“绿帽子”的男人所主宰，这决定了女人是翻不了身的。
　　与此同时，荡妇----作为“绿帽子”的生产者，在君子与伪君子的眼里与瘟疫无异，是需要躲避的，哪怕看到“荡妇”的词汇都会过敏。这一点电视主持人李湘应该深有感触，她曾在某电视栏目里所穿的衣服右上角配饰上有英文“vamp”字样，“vamp”意为“荡妇”，招致网民纷纷指责甚至谩骂。
　　再假设一下，如果这四个被称为“荡妇”的女人活在现在，也许是不需要赔掉性命的。潘金莲或许就心甘情愿当了张大户的“二奶”；男才女貌的阎婆惜与张三私奔弄不好生出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来；潘巧云嫁了个“疑似同性恋”的杨雄，注定要红杏出墙，可以找到新的幸福；而贾氏与管家的苟合则见怪不怪了，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压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很不人道的，大不了与丈夫离婚就是。说到底，这四个女人经常处于性饥渴状态，得不到满足，注定要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与男权的祭品。
　　我真有些怀疑施耐庵是不是吃过女人的亏，否则就是心理变态。他笔下的女人非荡即悍，非悍即丑，这绝不是简单的男权思想作祟，因为跟他同一时期的作家曹雪芹、蒲松龄、关汉卿、王实甫等对待女人的态度都要宽容得多。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施耐庵先生绝对是一流的畅销书作家，不但笔杆子了得，还有市场意识，也懂得阅读心理学，他知道，为了招徕听客和看官，在小说里搭配些八卦“荤料”是很对市井布衣胃口的，可以赢得眼球。同时，有了潘金莲等淫荡女人垫底，更能彰显男人的英雄本色。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男人却对“淫荡文化”充满了好奇，一本《金瓶梅》就被一些所谓高尚的人弄得神神秘秘，据说这套书是限量发行的，只供专家教授学术研究及图书馆收藏用。事实上，有些东西越是披上神秘的外衣，就越显得神秘，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偷窥欲。显然，这是对“淫荡文化”的明抑暗扬。
　　在大多数眼里，圣女和荡妇的区别好像就在于与之性交人数的多寡，少的就是圣女，多的就是荡妇。与此同时，数几千年来，男人们总是在重复着同一个错误：女人风骚就是荡妇，男人好色是英雄本色。
　　圣经上说，有一个女人有越轨行为，被人发现后成了“荡妇”，村里的人汇聚起来，要按习俗用石块砸死她。耶稣来了，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过错？从没犯过错的人就用石块砸吧。结果没有一个人用石块去砸。耶稣的语言像石块一样击在每个人的心上，他们手中的石块顿时没有了重量。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882879#comment 134218240 Sun, 22 Nov 2009 09:41:19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882879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882777
提起刘备，很多人都觉得他没什么本事，甚至很窝囊，《三国志》记载刘备：不甚乐读书，狗马、音乐、美衣服，可见，他生活浪荡。很多人认为，刘备如果不是靠诸葛亮帮他打天下，他什么事都办不成。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刘备都是很有能力的，在很多地方都超过了诸葛亮，仅仅在用人方面，他就比诸葛亮高明很多。因此，在早期，刘备手下人才济济，比如关张赵云，马超、黄忠、魏延、庞统、法正、马良等等，很多有才能的人都愿意跟着他，为他效力。

刘备用人方面究竟哪里高明呢？比如，刘备在临死的时候，他嘱咐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诸葛亮不以为然，甚至是没看出来马谡的能力到底怎么样，水平如何，诸葛亮让马谡去守街亭，结果呢？马谡丢失街亭，导致诸葛亮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在用马谡的问题上，刘备诸葛亮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史书记载：刘备当了汉中王，欲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对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刘备说：“吾自当解之。”遂让黄忠与关羽等齐位，赐爵关内侯。“吾自当解之”体现刘备在用人之道上，自信的很，强于诸葛亮。后来，关羽果然不服气，拒绝接受任命书，于是，刘备让费诗做特使，去关羽处传达任命书，费诗只一席话，关羽就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任命，可见，刘备早在诸葛亮之前就胸有成竹了。

在用魏延时，刘备也表现了出了他的知人善任。刘备当汉中王时，准备用大将守汉中，汉中是军事要地，很多人都以为会用张飞，但是，刘备却选的是魏延，很多人都大为吃惊。刘备之所以选魏延，就是看准了魏延能担当重任，他当着群臣的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后来事实证明，魏延当汉中太守是十分正确的，他在任时一直确保汉中无事。
魏延到底怎么样？史书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可见，他有能力，也很自信。如果他没两下子，拿什么骄傲呢？有本事的人们总不能到处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吧？
而到了后期，诸葛亮在任用魏延时，却总是和魏延生矛盾，搞不好关系。史书记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死后，他安排接班人时选了杨仪，他明知道魏延和杨仪不合，非要选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没什么才能的杨仪，结果呢？两人关系紧张，导致后来魏延分裂军队，发生内讧，蜀国大伤元气，为蜀汉灭亡埋下了祸根。

杨仪这个人怎么样？史书记载：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后来，杨仪自杀了。从这些事上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确不怎么样，是十足的庸俗之辈。

如果说杨仪不是小人，看看这件事就知道了，史书记载：魏延逃走后，杨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於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由此看见，诸葛亮用如此之小人，怎么能不贻误国家大事？

在诸多的用人问题上，刘备总是明察秋毫，而诸葛亮总是不见舆薪，可见诸葛亮用人比刘备差远了。刘备深谙用人之道，他知人善任，使得人才能各得其用，各尽其长，因为其卓越的领导才能，终究成就了一番大事。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882777#comment 134218241 Sun, 22 Nov 2009 09:39:37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882777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538416
　　——琅琊石刻（秦相李斯题）

　　秦国自商殃变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奖励耕战“赏不遗匹夫，刑不避大夫，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的基本国策。秦内修明政理以储军国之资，外开疆辟壤与列国争衡。秦国统治者运用严酷无情的法家思想以赏罚为二柄，彻底的动员了倾国之力，投入到战国时代规模宏大而惨烈的兼并战争中。自秦孝公起至秦统一天下的150余年的时间里，被称为“虎狼之师”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150余万。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场上，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

　　前237年秦王赢政亲政的这一年，被强秦连续折腾了一百余年的东方六国以无还手之力，各国弱势以成，天下合纵无望，而强秦独步天下随时便有泰山压顶之势。六国君主面临累卵之危，无论再怎样垂死挣扎也无法改变秦国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了。秦国与各国总摊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李斯与韩非的授业恩师，战国晚期的大学者荀子就曾预言这个纷争了四百多年的天下，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　

　　前230年至前221年的十年的时间里，秦国统治集团经过精心的谋划与筹备，力图一次战争只针对一个对手，以每两年为一阶段消灭每一个国家。为此，秦国令全国男子书年进行了总动员，随即秦国的百万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史记中所载：“秦尚黑，秦崇水德。”不难想象，如黑云蔽日一般的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天下，北方四国首当其冲。前230年秦将内史腾攻韩，韩王安被俘、前228年大将王翦率秦军经数日激战消灭了赵军主力，攻破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突围逃往代郡。前226年秦军大举伐燕，燕王喜与代王嘉（赵公子嘉）联合抗秦，燕代联军迎战秦军于易水之滨，燕军大败溃不成军。秦军乘势突入燕境直取蓟城，燕王喜仓促弃城率残部远遁辽东。前225年，被秦军四面合围，只剩下一座孤城的魏王豹，妄图坚守大梁，垂死挣扎。秦军决黄河之水灌城，城中百姓尽成鱼鳖，是年三月城破，魏王豹被杀。

　至此，秦国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的楚国。与中原国家不同，楚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南方大国。楚国地大物博，极盛时期，统治着淮河以南，东过三峡西至吴越的广袤领土。楚人自西周以来就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与独立精神。虽然一百年来，在秦军的凌厉的军事打击之下，没落的楚国丢城失地，屡次迁都避祸，楚国的发源地荆楚地区几十座城邑大部没入秦国，楚怀王也入秦被囚，客死他乡，楚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皆以为耻。以至于屈子发《离骚》之感，叹《国殇》之悲，投汨罗江而死。应该说，在秦国十年统一战争中，秦军在楚国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李信率二十万秦军伐楚，初战不利。前224年秦国发倾国之兵六十万，由大将王翦率领以优势兵力造成压顶之势，对楚国的心脏西楚地区发动致命一击。楚国集中了全国的兵力迎战秦军，两军决战于淮阳一线，楚军大败，楚王也被俘。楚国大将项燕立即在都城寿春迎立昌平君为王，继续抗秦。秦军进击淮南，兵围寿春，并发动总攻。项燕率楚军拼死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经数日激战寿春城破，昌平君身死，项燕在绝望中自殺。秦军分道渡江进军江南，楚国灭亡。

　　此时一直对五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安享太平的齐国也预感到大祸临头了，开始慌了神。前221年迫于严峻的形势，齐国同秦国断交，并开始陆续征调军队防守西部边境和内长城。秦王政命刚刚远征完辽东在燕地休整待命的王贲，率大军从燕国南下越齐国河内地区，以出齐军防线之后，出其不意直插临淄。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倍道而行，齐国连调兵抵抗的时间都来不及，同年秦军进入临淄，齐王建以举国之兵，完甲之师不战降秦，纳土归朝。前221年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战乱以久的天下重新一统，这来之不易的大一统让人们苦苦等待了四百年之久。

　　
六王毕，四海一，天下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许多老百姓自发的买酒买肉庆贺，以至于出现了“天下大脯”的盛况。一名秦军士兵在寄给后方的家书中高兴地写道：今天是我国消灭各国的日子，大王赏给我们每人一杯美酒。

　　赢政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私生子，以渺渺之身，振六世之余威，席卷海内，翦灭六国，完成了150年来秦国六代先王的遗愿，为秦人统一天下的事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前222年，秦王政加冕为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从此，一个崭新的强大的秦帝国诞生了。据史书记载，秦始皇这位有着夜半狼嚎之怪癖的大皇帝，用冷血、铁腕与强权统治着这个国家，他精力过人，设郡县，废分封，集中央集权与君主集权于一身，每天要阅读数百斤的奏章；他致力于帝国的标准化，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他严厉的Ｚ压六国的反叛势力注重防患于未然，除奸于未萌，迁关东豪族数百家于咸阳，尽收天下兵器筑为铜人，以弱六国之人；他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各种学说，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民。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修骊山墓、建阿房宫、开灵渠、筑长城、拓直道，全国都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秦国统一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在穷兵黩武的始皇帝心中这只不过是新一轮开疆辟土的开始。他声威震于世殊，从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他强大的意志，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士卒不敢弯弓抱怨，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前212年秦王朝建立十周年时，这个帝国达到了极盛，秦始皇踌躇满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然而这位大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传之万世的千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前210年，为弹压日益不安且出现骚乱倾向的楚国故地，秦始皇开始了被称为死亡之旅的最后一次出巡，途中染病，行在驻陛赵地沙丘，同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季秦始皇病逝于沙丘行宫。沙丘宫这座昔日赵国国王的行宫，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赵武灵王与秦始皇这两位战国时代最伟大帝王的生命终结。此时，在沙丘宫这座阴森而带有晦气的行宫里，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宦官赵高与丞相李斯正在策划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他们密不发丧，矫旨诛杀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取直径直奔咸阳立公子胡亥为二世皇帝。沙丘对秦帝国而言，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宿命之地。这是天下大乱的前夜，也是秦王朝难逃的劫数。在之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无数秦军将士浴血奋战也法挽回秦朝灭亡的厄运了。　

　　前208年9月也就是关东全面叛乱的第二年，秦军大将章邯率秦军主力三十万，大破赵军乘胜进占邯郸，赵王歇与张耳率残部退守巨鹿.秦军兵多粮足猛攻巨鹿，赵王遣使向天下诸侯求援。至十一月燕军与齐军近二十万增援巨鹿，但面对秦军浩大的声势与严整的阵容，燕齐援军不敢触秦兵锋，皆从壁上观。十二月，项羽率楚国援军赶到巨鹿，这位“力霸山兮气盖世”犹如古希腊阿硫疏斯一般天马行空的战神，率领着破釜沉舟、英勇无畏的西楚子弟兵怒吼着冲向秦军。楚军陷阵之士，不顾一切的突入秦阵与秦兵拼死肉搏，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强调集体协同作战的秦军从没有见过这样不顾生死的军队，心理上以被震慑住了，在三天的时间里，楚军九战九捷，秦大将王离、副将苏角被杀，另一员副将涉闲在惶恐中自戗，被称为虎狼之师令关东人士闻之丧胆的秦军重兵集团遭受了百年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楚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在巨鹿前线的数十万秦军全线动摇了。这之后，项羽被公推为联军统帅，统一指挥各路诸侯大军四十余万对秦军发动了总攻。从棘原到洹水，秦军连战连败，士兵减员了三分之一，仓狂撤退中损失了大量的辎重粮草。自去年九月邯郸战役至今，秦军已经连续作战了近一年的时间，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已经无力抵抗诸侯联军优势兵力的持续进攻了，只得边战边退，六月坏消息传来了，秦军南下的退路被联军彻底切断了。
　前207年7月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走投无路的秦军大将章邯、司马欣胁迫残部二十余万向项羽所统率的诸侯联军投降。在解除了秦军士兵的武装之后，对秦军有深仇大恨的项羽命楚军违约坑杀秦军降卒，其它诸侯的军队也都参与了这场血腥而惨烈的屠杀。这是一百五十年来，关东六国之人对秦兵压抑以久的总复仇，这也是这支曾经战无不克，攻无不取的强大军队的最后一曲悲歌。当年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的秦国军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遭相同的命运。206年十月楚将刘邦率军越武关进逼咸阳，秦王子赢出降。十一月项羽所率诸侯联军入函谷关，就向灾星划过天际一样，秦国这个自东周以来立国长达五百余年的国家的终结时刻最终来临了。联军统帅项羽压抑不住心中的仇恨，决定对昔日不可一世而如今被踩到脚下的统治者进行最严酷的报复，始皇帝的子孙被项羽阖门杀尽，痛恨秦国暴政的诸侯军正在四处烧杀。骊山墓、阿房宫、咸阳城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与遮天蔽日的浓烟。此时，已经躺在骊山墓中入土为安的始皇帝地下有知的话，也会忐忑不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的秦始皇用残暴的手段历经十二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黑色的冷血帝国，被来自南方更残暴的楚霸王项羽无情的摧毁了。“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天离日”的阿房宫，这座“歌台暖晌，春日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举世无双的庞大的宫殿群，整整燃烧了九十天，在夜晚，冲天的火光照亮了秦川数百里漆黑的夜空，大火燃烧了整个冬季，一直到第二年的早春才逐渐熄灭。这之后，有关秦王朝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了无踪迹了。

　　那么这个曾经如此强大的秦帝国为何在秦始皇死后仅仅三年就灭亡了呢？原因似乎很多，始皇帝在世之时，貌似强大的秦王朝的统治也并不是很稳固。六国贵族势力伺机死灰复燃，尤其是广大的南方，天高皇帝远，自由惯了的当地人对严酷的秦法秦制有很强的抵触情绪，面对秦王朝的暴政，各地的仇恨都在不断积聚着，只不过在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下，暂时掀不起太大的风浪而已。而210年的秦始皇之死，赢胡亥即位为这种仇恨的总爆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秦朝的灭亡总体上来看，可以归纳为：体制上的失败多于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的错误多于军事上的错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多于战役指挥上的失误。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538416#comment 134218240 Wed, 18 Nov 2009 10:00:16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538416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538364
康熙怕这丑女生产玷污了宫殿，便让人带入草棚马厩，丑女在这草房生下的便是乾隆。这一说法若是真的，那么乾隆就不是纯正的满族人了。

乾隆是山庄丑女生在草棚子的说法，很有传奇色彩，并且还得到一些大学问家的考证认可。

最早将乾隆这一出生“秘闻”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出版的《古今文史》半月刊，刊登了《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叫周黎庵，他在文中记载了逊清遗老冒鹤亭的讲述：

鹤丈云：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凡清宫人之隶汉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潜邸时，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宰而饮其血。鹿血奇热，功能壮阳，而秋狩日子不携妃从，一时躁急不克自持，适行宫有汉宫女，奇丑，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几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时为冬初，翌岁重来，则秋中也，腹中一块肉已将堕地矣。康熙偶见此女，颇为震怒，盖以行宫森严，比制大内，种玉何人，必得严究，诘问之下，则四阿哥也。正在大诟下流种子之时，而李女已届坐褥，势不能任其污亵宫殿，乃指一马厩令入。此马厩盖草舍，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诞生于此焉。

首发这段奇闻的冒鹤亭，曾经是热河都统的幕友。他说，乾隆由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所生的秘闻，是热河“当地宫监”告诉他的；而且，清政府每年都拨专款修葺那个草房；后来乾隆奉母南巡，江南命妇私下里都说太后确实很丑。因此，冒鹤亭对乾隆由丑女李氏生在草房的说法确信不疑。

对冒鹤亭的传述，有个叫庄练的史学家专门撰文赞同。庄练在《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一书中说：“冒鹤亭因为曾在热河都统署中做幕宾之故，得闻热河行宫中所传述之乾隆出生秘事如此，实在大可以发正史之隐讳。”作为史学专家，庄练还提出了三条史料，作为热河行宫女子李氏在草房生下乾隆的旁证。其一，《清圣祖(康熙)实录》卷二百四十七载，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亲王专程赶赴热河向皇父康熙请安。根据时间推断，这正是乾隆生母也就是那个热河女子大腹便便之时，临产在即，康熙是把雍亲王召到热河，当面确认是否确有其事。其二，乾隆时期的御史管世铭在《韫山堂诗集》的注释中曾明确写道：“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其三，清代官修的《热河志》，专门将规制隘陋难登大雅的那间“草房”，作为重要一景写入书中，显然，此一草房，绝非寻常的陋室。

自称为“历史刑警”的现代小说大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首先赞同庄练的考证，肯定乾隆生母是热河行宫李氏，接着又举出两条证据，证明官书中雍正的贵妃钮祜禄氏，并非是乾隆的生母。证据之一是，按着《清会典》规定，身为皇子的亲王可封侧福晋四人，而雍亲王的侧福晋却只有年氏和李氏二人，如果钮祜禄氏确实在康熙五十年(1711)生下乾隆，则不应不封，而其名号一直是“格格”，仍是小姐的身份。证据之二是，在清代凡是妃嫔生子为帝而被尊为皇太后的，上尊号的册文中必有“诞育”皇帝的字样，而乾隆在给钮祜禄氏上皇太后尊号和徽号时，只用相当于养育的“鞠育”字样，始终不用“诞育”二字。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538364#comment 134218240 Wed, 18 Nov 2009 09:59:24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538364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350201

古代考生常用的作弊手段——“怀挟”



因为科举及第相当诱人，有前程，有美女，考生自然会想着法子提高成绩。为此，会不顾名节和为学之尊，而去作弊，投门子，通关节，行贿考官。朝廷当然不能不管，为严肃考纪、维持公平，保证公正，常会出台严厉的反作弊反行贿规定。进考场前对考生进行搜检，就是其中的一招。

现代高考已无搜身检查的制度，仅有监考老师会在考场上提醒一下——“请注意啊，如果哪位考生身边有书本、资料等物品，请交出，放到前面来！”在古代，参加考试可不是说说就能了事的，要进行多方面、详细的查检，搜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为什么要搜身？因为古代考生作弊最常见的一招，就是夹带参考材料进考场。一旦材料带进去了，事情也就OK了。因为过去考场不是一个大房间，而是“考舍”，是个小单人间。时间短的要在里面呆上几天，长的甚至个把月，连大小便都必须在里面解决，是不能外出找茅房的，所以在里面翻书作弊也是方便的。

夹带，又叫“怀挟”。顾名思义，就是将有关考试资料暗藏在身上，带入考场。怀挟的手法也是五花八门，或藏于笔管，或置于砚底，或放于夹层鞋底，你能想到的夹带手段，你想不到的夹带手段，考生都能想出来。可以说，在没有现代探测仪器的古代，这样的作弊手段是防不胜防。

早期的科举考试并不禁止怀挟。在科举广泛开展的大唐王朝，当时便允许考生夹带书本和其它物品。由于夹带对所有考生来说并不公平，社会和有识之士对此反应强烈。于是到五代时，便开始禁止夹带资料入场，并形成书面规定。

此后制止考生怀挟，便成了古代科举考试的常规制度，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反怀挟手段。


宋代考生入场如机场安检——搜身


图：古代科举考试作弊工具——蝇书

科举到宋代已成为社会公认的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而且，科举有利于调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朝廷因此也格外重视科举，与此相对应的是，防止作弊的措施也很严格。

宋初，考生在朝廷诗赋考试时还允许带《切韵》、《玉篇》这些通行用工具书，但随着考试腐败现象的日益突出，到宋真宗赵恒当皇帝时，这规矩改了，规定，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其它物品带入考场，连茶厨、蜡烛都被禁止，考生入场前朝廷检查，还会由监门官进入一番搜身检查。

考生一旦被发现怀挟书册，会立即被揪出考场，并不能参加下一次的科举考试，有的考生甚至被停考数次。搜查时，监门官执行的是全身搜查，会将考生全身搜摸一通，如机场安检一样，甚至要把鞋子脱下来，查看鞋底是否有可疑物品。

但到后期，搜身检查夹带已成为一种摆设，怀挟之风开始蔓延。据《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到南宋时，进考场情况更糟，没有考生不夹带资料入场的，当时的情况是，“蝇书满庭”。“蝇书”，是专供考试作弊的一种工具书，很小，易于夹带，且不容易被发现，考生带进去也不会感到后怕。

宋代的高考搜检查制度什么到后来成为形式？这可能与中央官员的腐败有直接关系，连苏东坡这样还算正直文人，都曾做过故意泄露试题的事情。元祜三年(公元1088年)戊辰科，试题是一道议论文，题目叫《扬雄优于刘向论》。身为对国家选拔人才负责的贡举，苏东坡竟然把论文试题亲自送到自己得意门李廌的住处，但弄巧成拙，刚好李廌不在，试题后让政敌的儿子章援得到了。结果私心的苏东坡不明真相，轻易判章援的卷子为第一名。此事后来成了科举场上的一大丑闻。

另外，宋代搜检制度名存实亡，还与监门官的素质和执法态度有关。宋代负责搜检的监门官就是一般的官吏，比较随便，有的甚至是临时找来的，难免在搜检过程中被考生拉下水，自己屁股不干净了，搜检自然就成了形式。


金国考生入场前要澡澡——裸检


图：金国的科举考场上开始使用军人执行搜检，图为清代科举考试情形。

监门官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当明显，后来对监门官的要求也严了。执行搜查的人的身份开始很大的变化，调派部队士兵执行考生入场前的搜检工作，以提高考试的严肃性，军人由此成了监门官。

金国便曾这样做过，抽调士兵来搜检考生的士兵全副武装，被允许带着武器——弓箭上岗。金国的科举考试纪律很严，现代的高考一般是30名考生一个考场，2名监考老师，平均每15名考生划1个监考老师。金国时的监考老师大大增加，一般是4名考生就有设1名监考老师。在汉族进士考试时，则是1名考生有1名监考老师，在外面巡检的人员还不算。

应该注意的是，参与考生搜检和监考的士兵，也不是谁都可以。被抽调的基本条件是，“不识字”，这样，可以避免监考老师与考生串通，引发新的科举腐败。

金国对考生搜身是什么样子？从《金史·选举志》（卷51)的记载来看，与搜检犯罪没有什么两样。检查时考生要主动把衣服解开，露出身子。还要把束紧的长发放下来，看头发结内是否藏有“蝇书”一类的作弊工具。甚至连鼻孔、耳朵也不放过，要扒开看看。《金史》的说法是，“解发袒衣，索及耳鼻”。

因为检查太过分了，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有大臣对这样的搜身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在众目之下，如检查盗贼一般对待识文开字的考生，是相当不文明的，是失礼的表现。但入场前总不能不检查吧，于有臣僚建议，让考生“沐浴更衣”。沐浴时，考生要脱光自己的衣服，一丝不挂，然后换上官方为每一位考生准备的统一服装，然后才能进入考场。这事实上是一种考前“裸检”制度，金国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公元1189年）便曾进行过试验，得到肯定。


明代作弊考生要进小牢房——严查


图：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

元代对科举考试一开始并不热情，但尽管如此，考生在进入考场前仍然要搜检。即使是允许带入考场的物品，也要当场拆开来检查，否则别想溜进去。
严肃科举考试纪律，在明代达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狠角色，甚至干过将贪官扒皮的事情。对待科举考试，朱元璋同行让人惧畏。

据明文献学家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选举考·举士三》（卷四十五）记载，洪武年间科举考试最常见的作弊方式也是怀挟。于是朝廷规定，搜检怀挟官每次一场考试入场前都要进行搜检，搜检官要将问题考生的姓名记下来，并将其揪出场，不许再考。
朱元璋首次将入场怀挟行为，上升到了法律高度，被查出的违纪考生将被关进小牢房，“枷号—个月”，拘押期满后“问罪为民”。这意思通俗点来理解就是，以后你也别想考了，回家种地去吧。

但是，也怪了，朱元璋令人生畏的搜检制度，并没有让考生望而却步，怀挟之风难禁，朝廷只得一次次重申加强搜检，加重惩罚力度。

朱祐樘当皇帝的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规定：应试生儒举人监生，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问发充吏，三考满日为民；若系官吏，就发为民……

朱厚熜当皇帝的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正月，礼部会试天下举人。朱厚熜命御史李邦珍、鲍承荫监试，周弘祖、顾廷负责场外搜检。再次重申怀挟传递之禁，违纪者将执送法司问罪，并送礼部前“枷号一月”。因为曾有人不服从搜检，为防止意外，保证考场秩序，还请求军方求助，由军方调派300多名军人出来配合搜检。


清代出绝招重金赏搜检——扒下考生裤子


图：清代科举考场内景，每一格子里一位考生

清初的科举承继了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如果考生夹带作弊资料入场，哪怕是只言片字，也要坐牢的。到康熙年间，全国基本统一，社会逐渐稳定，清廷有精力和时间来研究科举问题了，将考试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清朝的搜查，一度颇有可操作性。如康熙年间规定，考生入场都要穿拆缝衣服，着单层鞋袜。随身必携带的物品，除了食物、笔、砚外，仅能带篮筐、小凳子等。因为出现过考生把作弊资料放在小凳子的夹层中，带入考场的现象，雍正时便补充了新的规定，考生入场所带小凳子，只许用单层，不许用双层夹底。
但夹带作弊资料入场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观，反而变得严重。清高宗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想出了两条绝招：一是，负责搜检的官员由他自己亲自差遣；二是，重新恢复金国的做法，由军人来负责具体搜检，并承诺给搜检军人发奖金——每搜到一名夹带者，赏银三两。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当兵的本来就是六亲不认，这下更认真了。为了发现违规考生，这些小当兵的真的把事情做绝了，有的将考生的裤子扒下来，来一次全面“裸检”，创下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史上的奇闻。

别说，乾隆的绝招真的很管用，在考场（贡院）外的墙角旮旯里，竟然丢弃有不计其数的“蝇书”、“小卷”。而在当年的考场上，头场搜出夹带者21人，二场又搜出21人。顺天（南京）贡院前的小牢房一时爆满，前来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因为皇帝动了真格了，考生也不敢作弊了，宁愿交白卷，也不犯傻。据《清高宗实录》（卷244）记载，当年，考试交白卷的，有68人；未做完卷子的，有329人；所答文不对题的，有276人。因为害怕，二场点名时竟然有2800多名考生未到场，弃考了。到后来，搜检严厉到所带的馒头、糕饼都要切开来检查。这以后，清代的科举考风变好了一阵子。 ]]>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350201#comment 136315393 Mon, 16 Nov 2009 05:43:21 GMT http://363538.qzone.qq.com/blog/125835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