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峰

“金玉良言”“江湖秘笈”

394014967@qq.com(阿峰) — Wed, 23 Sep 2009 15:43:05 GMT

第一，好好读读任志强先生写的东西，标准的强势文化逻辑。得救之道就在其中。此任先生值得尊重。任正非先生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标准的强势文化逻辑。得救之道就在其中。彼任先生亦相当值得尊重。

第二，当所有同类人群都在运用的逻辑你也在用的是时候，你就不过是一个弱势文化者。你没有得救之道。因为弱势文化易学易懂易用，还被冠以圆滑、成熟、精明的高帽子，加之效果立竿见影，所以学的人多，用的人多，但越是这样，越是一场悲剧的开始。强势文化，难学，难懂，难用，还见效缓慢，所以江湖人才称为“秘笈”。既然是秘笈就是少数，就是倒行逆施，经脉逆转。在“聪明人”眼里看来多少有点神经质。

第三，请不要从一个“救世主”那里跑到另外一个“救世主”那去。对谁都别太当回事，对谁也别太不当回事。这个世界要得救，要解脱，要真正成功。绝对是：不需要投机取巧，不需要违法乱纪，不需要欺诈演戏的，不需要权色交易，不需要权钱交易！我并不否认这样的东西存在，以及它的有效性，只能说这些都：不是王道。要想真正的解脱，真正的成功反而需要极强地自律，自省，先忧他人后忧己。（不相信？那算了。）

第四，呃。。大美女皆为盛世烟花怒放的代价。是城市机器的燃料啊，燃料。就像汽油一样，被城市发动机系统吸入，推动城市发动机运作功率，烧完青春化为废气然后排放出发动机。。谁也改变不了她们的命运，即便是皇帝。（听不懂？呃，那也算了。）

第五，尊重强者才能领悟强势文化，才能生出真正的关怀众生并且坦然承受众生弱势文化人性劣根的各种攻击和不理解。因为，强势的人生无痛苦，无忧愁，只有寂寞。顺便说句：共产党是当前中国唯一的，且必须是唯一的，且无可取代的，且做得相当不错的伟大政党，值得严肃认真且毫不虚伪地尊重。

第六，人生存在多种可能性和失败几率。但是，如果失败是我的宿命，那失败就恰恰是我的价值。YE~！绝不需要刻意反抗，也绝不需要投机取巧地去避免。只需要坚持严格按规则办好每一件事就行了。这也是强势文化者必备的素质之一。

毛主席早就是电脑高手

394014967@qq.com(阿峰) — Wed, 26 Aug 2009 07:14:39 GMT

毛泽东的电脑安装了“社会主义2.0”系统，经常使用“运动”系统维护软件清除系统垃圾，所以国内存储的垃圾比较恨毛泽东。
　　毛泽东的电脑防火墙使用的是“抗击打，抗冲击，主动防御型”防火墙－人民解放军。这个防火墙的特点是“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没想到这些大狗，小狗这么不经打，在门外边就给打趴下了，所以这些国外储存的垃圾狼虫虎豹也比较恨毛泽东。
　　毛泽东的电脑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杀毒软件“阶级斗争1.0”，日夜监控。病毒木马对这个杀毒软件是怕的要死，恨的要命。无论病毒木马怎么乔装改扮，最后还是难逃被捉，被一一送往病毒隔离区“牛棚”，老实呆着。（有人非把农民住的房子叫牛棚，工人的活不是人干的，反正工农都不是人，就他是人）
　　所以这些病毒木马对毛泽东可以说是恨透了，一盆盆狗屎粪汤使劲往毛泽东身上泼，就这还不解恨，还要杀左族毛，比诛灭九族还厉害，沾点边就要杀，不知道毛泽东后悔不后悔？当初只用了病毒隔离，干吗不使用“病毒直接清除”呢？
　　毛泽东走后，病毒木马启用了反杀程序，立即卸载了阶级斗争杀毒软件，打入18层地狱，并且到处咒骂这个杀毒软件让系统已经快崩溃了。
　　毛泽东走后，这台电脑没人维护，没人再全盘杀毒了，垃圾成堆，腐臭阵阵，病毒木马疯狂复制，变种，绑架、挟持、引诱系统文件。cpu占用率总是100％，内存频频告急，硬盘吱吱直响，系统频频报警“磁盘剩余空间太低，请清理磁盘，以释放磁盘　空间！”
　　到底是谁让系统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已经快见分晓了。

女孩子，创什么业？好好打扮打扮，早点找个男人嫁了！Y…

394014967@qq.com(阿峰) — Wed, 22 Jul 2009 15:18:54 GMT

背景一般的女孩子嘛：

　　有个稳定的经济一般的工作就行了。。。

　　关键是找个好男人,自己不要讲什么理想。。。

　　这个世界是男人的。。。

　　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最后都是要结婚生子的。。。

　　你们看看所谓的女强人，看看有几个是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的。。。

结婚生子是女人最终的归宿。

　　聪明的女人应该找个有潜力的男人，去鼓励他，支持他去拼，同时也要学会怎样去抓住他。。。。。。

中国顶级CEO的商道真经：马云如是说

394014967@qq.com(阿峰) — Thu, 18 Jun 2009 15:40:07 GMT

第一部分
从创业的第一天起，你每天要面对的是困难和失败，而不是成功。我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有一天一定会到。困难不是不能躲避，但不能让别人替你去抗。九年创业的经验告诉我，任何困难都必须你自己去面对。创业者就是面对困难。　　我认为要成功的话，永不放弃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每个创业家都非常重要。很多年轻人在入睡前都非常有创意，但是当他们醒来后，还是在重复相同的事情，从来不采取行动。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送给创业者一句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绝大部分人死在了明天的深夜,见不到后天的黎明.

第二部分
如果互联网在中国是一个大产业，或者主流产业的话，那么会走下坡路。我认为互联网在靠拢主流产业，互联网会影响中国经济30年、50年，但是真正创造这个影响也就未来3、5年。我相信再过10年不会有人在这儿谈互联网，今天人们只不过看到了互联网边缘成长的势头。

第三部分
快乐不是一个概念，概念永远不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任何一个创业者，永远要把自己笑脸露出来，你的脸看起来好像是很痛苦的样子，很难想像一个痛苦的脸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所以快乐是需要展示出来，你要把自己的快乐展示出去。

最简单经济学

394014967@qq.com(阿峰) — Thu, 18 Jun 2009 15:04:14 GMT

用最简单的话，看懂经济。
　　
　　一、国家每年都是要发行货币的。比如GDP由30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长了10％，那么，这多余的3万亿货币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印刷机里印出来的。
　　问题在于，要印多少钱，才能让GDP增长3万亿？最好的情况，只印3万亿，GDP就增长3万亿；但也有可能印了20万亿，才增长3万亿——我国就是投资5－7块钱，才能产出1块钱的GDP，货币的利用效率极低…………所以要提高货币发行的效率，避免货币发行引起的通货膨胀。
　　二、印了3万亿货币，要怎么用？首先花一部分钱去造飞机大炮，投资国防军事，就可以不受外辱，强大国家，完成国家的目的。这部分钱的利用效率可能不会太高，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件。
　　三、剩下的钱，如何发行，才是货币最高效率的利用？首先是不要被贪污腐败，直接浪费掉；其次不能变成卖不动的产能，形成产能过剩，造成失业；再次要考虑到民生，兼顾分配的平衡，实现人民的目的。如何同时做到这一切？最好的方法是投资消费，就可以实现这些目的，同时投入1块钱，就产出1块钱的GDP，是货币最高效率的利用。
　　四、我国的问题在于第三点，几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资到建设、生产，而没有投资到消费。造成产能过剩，压迫消费，抑制生产，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货币的利用率低，容易产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金融风险加大。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经济理论，还主要是以投资驱动、发展生产为主，最典型的，高房价发展经济的理论，就是这种落后思想的产物。
　　缺乏消费建设的理论，是我国经济学的最大问题。
　　五、国家为何主要支持投资生产、投资企业，而不是投资消费？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企业，一般被认为是有还款能力的，而投资消费被认为是缺乏还款能力的，是赔钱的，所以投资企业就成了国家的偏好。虽然这个结论怎么看都显得漏洞百出，但也是消费理论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投资消费，最直接的理论就是按人发钱，我虽然并不感冒，但是这起码是消费建设的理论，所以总体上我还是支持的。
　　按人发钱的几个最常的误解：
　　1、按人发钱，易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总体上是由于货币发行得过多了，这就有个货币利用效率的问题，按人发钱是货币发展经济的最高效率的利用，达到相同GDP的增长，发行的货币却可以达到最低，所以通货膨胀的风险反而是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
　　2、按人发钱，同时物价也会相应地上涨，所以对经济没有什么用，对改善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里说到的提高货币收入的意义问题
　　先说收入减少的意义，比方说以前人们一般能够花1000元买电视机，现在收入减少了，只能可以花500元买电视，是不是以前卖1000元的电视现在就会跌到500元呢？当然不会，电视的价格是和他的成本挂钩的。可以肯定，这时市场上的500元的电视会卖得更好，1000元的电视就会慢慢被淘汰，物价虽然降低了，但是商品的质量同时也降低了，说明收入减少会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力打败了先进的生产力；反过来，人们的收入增加，先进的生产力就会打败落后的生产力，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收入增加时，物价虽然会相应上涨，但是同时商品质量也会同时提高，这就是收入增加的意义。）

00

394014967@qq.com(阿峰) — Mon, 15 Jun 2009 15:50:29 GMT

http://sighttp.qq.com/cgi-bin/check?sigkey=72d35736d0c176d26bf263d26980d775192a0f50bc80eaa3439ec4fdcb758eaf6fc78c0fe39e82173d4a007d510220a4"; target=_blank; onclick="var tempSrc='http://sighttp.qq.com/wpa.js?rantime='+Math.random()+'&sigkey=72d35736d0c176d26bf263d26980d775192a0f50bc80eaa3439ec4fdcb758eaf6fc78c0fe39e82173d4a007d510220a4';var oldscript=document.getElementById('testJs');var newscript=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newscript.setAttribute('type','text/javascript'); newscript.setAttribute('id', 'testJs');newscript.setAttribute('src',tempSrc);if(oldscript == null){document.body.appendChild(newscript);}else{oldscript.parentNode.replaceChild(newscript, oldscript);}return false;">

政府手里还有几张牌可打?

394014967@qq.com(阿峰) — Mon, 15 Jun 2009 15:36:15 GMT

5月27号国务院推出的六条稳定外需的政策：（一）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二）完善出口税收政策。（三）大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四）进一步减轻外贸企业负担。（五）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六）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以带动出口。
　　6月3日，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据国税总局统计，此次调整涉及我国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技术含量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共计2600多个10位税号商品，预计将增加退税资金约252亿元。
　　决策层做到了“言行一致”，去年九月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今年大规模放贷等，几乎每周都有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国家扶持外贸的政策不知下了多少道了，它们真的能起作用吗？我国外贸出口从去年九月至今年五月每月出口较前年或去年同期下降平均约21%多可算是一个回答。
　　应该认识到，我国外贸出口从1999年到2008年十年高速发展应是一非周期发展的特例，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外贸由集权经济改为竞争经济，由统一垄断外贸改为个体分散外贸。同时市场的原因，我国商品价格低，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挤占了别人的市场。另我国商品价格低也刺激了外国人的购买欲，如一个人有三套衣服就够了，但价格太低时他买五套八套也可以，以此类推其它产品，这本是种胀大了的需求。三，国外商人因周转原因要囤货。所谓得于斯也会失于斯，价格再低也有卖不动的时侯，一个人可由备两三套衣服转为备七八套衣服，但不太可能由备七八套衣服转为备二三十套衣服。而且衣服多磨损消耗周期就长，特别是经济危机来了他就不买了。
　　今年6月11号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表示，中国社科院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现在我国经济的支撑，从最好的纺织业来看，根据对轻纺城的调查，内贸占了很大一部份。外贸在下跌趋势下虽时有反弹，春节后有个小复苏，但四五月开工率又下降，国家电网公司统调中心的数据显示，5月日均发电量降幅约3.5%。据了解，现在厂商猴急了对内对外大搞赊销，有种“减法生意”也盛行起来，减法生意就是利用奢销高价赊来低价卖出，然后卷款逃走，（搞减法生意的靠头几单对厂家卖方付款及时骗取信任后就赊买，）外销收不回款自去年底以来就很多，这无疑是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有太多的人提出了政府为了稳定拼命保外贸不是办法，必须改变经济构成和扩大内需，但政府似乎被目前的经济状况套住了，没有半点迹象来办这些。我们民派（民生经济学派）对此非常焦虑，目前含中国在内的全球泡沫救市法效应已显，易于操纵的资产性，大宗产品原料等在涨，而中国出的最终加工成品的价涨不起来，中国老板们面临更惨淡的经营，劳工们面临更低的工资。
　　不知我国政府在坚决保外贸这场战争中还有几张牌可打，征税17%现已退税16%，大规模放贷已成泡沫救市造成“幻胀“（经济虚幻增胀），等。实体经济除了继续恶化外并无任何转机，少部份人再一次又享受了救市的成果，大多数人在承受经济危机的恶果。再从三十年改革进程来看，由于没有民主，我国的发展成了当官的拧麻花，越拧越扭曲。我国领导人讲的要让人人享受改革的成果不得不变为让人人享受没完没了的改革“阵痛”。在中央所有的努力不能奏效后，下一步，第二次经济危机冲击波不可避免，我们还有苦日子。

农村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

394014967@qq.com(阿峰) — Mon, 15 Jun 2009 15:35:17 GMT

——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
　　这是一篇迟来却又及时的访谈。
　　说它迟来，是因为采访黄亚生教授的时间是2008年的8月，当时经济下滑的感受尚不深切；说它及时，是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如何去寻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以保证普通民众可以在未来更多的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已经不是一个未来战略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了。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未来的不确定性似乎并没有减少。
为此，本报最近在原有采访的基础上又针对一些最新的发展对黄亚生教授进行了补充采访，合并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基尼系数上升在于城乡差距扩大
　　《21 世纪》：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三十年。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内在和外在不平衡性也在随之显现，例如多年前政府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方针，但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同时外贸依存度却逐渐提高，目前已上升到接近70%的水平，这造成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影响巨大，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黄亚生：第一，我要说明一点，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近些年持续下降，但假如我们分析过去三十年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实际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是上升的，90年代才开始下降。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当成一个整体，在我看来这是不正确的，1980年代到 1990年代早期和1990年代末到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从1998年开始的、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中国式的城市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是不存在的，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下降也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从90年代后期开始，每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给老百姓带来的福利呈现出了递减的趋势，这与之前1980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
　　第二，在1980年代，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造成的，但在1990年代，基尼系数的上升则主要是由于城乡差距的扩大。我认为这种不同反映了199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忽视农村、发展城市。从银行贷款和国家财政的角度分析，1980年代农村地区获得了不少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在农村也是净流入的状态，但90 年代这些状况都发生了逆转，例如银行贷款就变成了净流出的状态。
　　1980年代的中国，虽然城市改革的步伐不是很快，外资也不多，但农村金融的开放速度和产权保护的提高程度，却是很惊人的。例如当时农村地区给农户的贷款占农户收入的比例，跟1990年代的同口径数据相比，要高很多。另外就是农村地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比例，在1980年代的比例是1∶1或1∶2，但到了1990年代就变成了1∶3、甚至更高。在我看来这是农村金融改革在1990年代陷入停滞、甚至被逆转的结果，很多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在90年代被关闭的。
　　众所周知，非正规金融，即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这种借贷经常只发生在熟人之间，因此其总量是很有限的。但正规金融有一套审批规则，覆盖面比较大，大量借贷发生于陌生人之间，这是非正规金融无法取代的功能。所以即使农户在80年代和90年代可以获得相同数量的资金，但其融资成本可能相差很大。况且不是所有地区的非正规金融都比较发达，所以这造成一种结果，就是民间借贷发达的地区，经济也相对比较发达，例如浙江，而民间借贷不发达的地区，经济也会比较落后，例如河北和贵州。
　　农村问题的溢出效应
　　《21世纪》：那您觉得90年代的这些变化对如今有何影响？
　　黄亚生：农村问题的出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至少有三点：
　　第一，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有8亿，这种政策转变的影响面很广。你想想，8亿农民的收入增长那么少，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怎么可能有实质性的提高？根据我的研究，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主要依靠内需和消费的经济，而现在主要依赖的是外需和投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改变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后，到现在还如此依赖国外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因。
　　第二，经济增长的模式改变了。我认为中国经济具有二元性的特点:城市是政府经济，农村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发展城市经济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力量，而发展农村经济则主要依赖了市场的作用。在时间上，前者是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发展战略,而后者则是1980年代的发展战略。
　　这个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谈起。我个人认为，农村地区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保留着创业精神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而苏联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价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几乎绝迹。但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没有也无法完全根除私人经济。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业精神。例如在文革期间，农村依然残存了自留地和非正式的自由贸易集市。
　　实际上，前苏联也曾经做过很多经济改革，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他们也都采取过，但最终效果很差，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苏联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全面控制了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和创业精神没有了任何生存空间。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越南也是如此，因此中越两国虽然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社会主义救中国”，而我的观点是“创业精神救了中国”。
　　反过来讲，因为农民比较有创业精神，所以如果金融体制对他们开放的话，那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经济效果。但假如资金都给了那些不具有创业精神的人，恐怕对经济增长就不会起到有效地推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1980年代很多资金给了那些能创业的农民，这些农民去创业所进行的生产往往是市场导向型的，会根据居民的消费需求来安排生产，而且这些创业活动解决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实际上也扩大了内需，因此那时候经济在内需的基础上也可以增长。
　　但到了1990年代，金融体系对农村的支持越来越小，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缺乏创业精神的城里人和国有企业，这些机构的投资和生产经常不是市场导向型的，其对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比较小，因此消费需求就会跟不上。这时候政府再想维持经济增速，就只能靠外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了。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战略，其边际效应下降很快,所以有的地方现在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甚至出现了拆房再建房的做法,这非常像凯恩斯讲的“挖沟填沟”。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投资率一路攀升，现在已经接近50%了。而在80年代，我们的投资率只有30%多，和很多东亚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很多人说中国是东亚模式，但35%的投资率在东亚模式里就已经是很高的了，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不属于东亚模式。
　　另外，这种改变实际上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学者曾经做过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他们通过在中国做的几次居民调查发现，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基尼系数越低，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假如金融体制可以支持农民去创业，那么当地的贫富差距也会缩小。从这个角度看，浙江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贫富差距也会较小，而上海等民营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贫富差距恐怕会比较大，这和我的观察相符。
　　第三，这影响了中国生产成本的结构。当农村出现上述问题以后，它会造成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大量的农民工。原因很简单，因为金融体系减少了对农村的支持，农民不可能在本地创业，这也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就业机会，所以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好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就是中国每年有上亿农民工奔向沿海的原因。
　　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呢？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好事，是市场经济的表现，而且可以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我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坏事，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件坏事。你想想，由于农村获得正规金融的成本太高，农民在1990年代要承受很高的农业税，教育和医疗费用也是节节攀升，而务农的回报又是那么低，因此农民只能选择打工的生活。
　　有这么多的农民工每年都要去沿海地区找工作，这实际上等于给广东这样的出口大省平白无故的增加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供给。对一个企业来说，在其他任何因素都不改变的情况下，这肯定会降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成本对资本的比也会随之下降。面对这种劳动力成本相对降低而资金成本相对升高的局面，一个理性的企业家肯定会更愿意去采用那些简单的生产方式，而不会去投资改进技术，进行产业升级。可以说，这种廉价劳动力几乎无限供应的局面降低了民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众多民企一直都在做简单的加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乏善可陈。但我并不责怪这些民企，因为这是环境造成的，这样的行为方式当时是最符合它们利益的。
　　这里插一句，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日益偏向机械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因此有人断定中国出口的产业升级很快，但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是有的，但并不大，这方面世行有一个相关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行详细列举了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并按照行业将之划分为高技术和低技术两类。假如细看那些高技术产品，你会发现凡是技术密集的产品全部都有进口的成分，也就是说它们是中间件组装而成的，而且其技术主要蕴含于进口的那些中间件上。这也就意味着假如把进口的技术排除掉，那么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就会大为缩小。所以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在过去不是没有增加，而是增加非常有限，幅度很低。这方面你还可以去看看印度的情形，据我所知，印度出口的总额比中国小很多，但它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长很快

警惕“菲佣经济”陷阱
　　《21世纪》：照您的看法，农民工过去多年工资增长缓慢应该也与这些问题有关。
　　黄亚生：是的。这方面我认为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可以去说明问题，就是之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虽然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沿海的农民工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和返乡现象，但在此之前，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已经持续几年了。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我认为这源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例如取消农业税和农村基础教育免费，这使得农民的净收入增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农民净收入的年增速大概是7-8%，1990年代下降为2-3%左右，现在又回升到大概5%，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这种相对回报改变之后，沿海的招工马上就遇到了困难，这才是前几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其实现在农村的生活相对城市来说还是差距很大，但民工荒的现象说明农民收入即使小幅的上升，也会对其外出打工的决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来讲，这也表明外出打工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在这点上，我不同意国内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农民工现象反映了经济活跃所带来的人口流动，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庸俗经济学的看法，你去观察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发现，相对于资金和技术来说，劳动力是诸多生产要素中流动性最低的，因为人的流动成本是最高的，比如要是农村里一个家庭的男主人外出去打工，那他的妻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假如一个地方的劳动力大多外出寻找机会，那这个地方的经济肯定好不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但在我的眼里，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菲佣经济 ”。菲律宾每年都有很多女孩子去国外做女佣，赚钱之后再汇回国内，但从来没有人觉得菲律宾的经济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在菲律宾创业太困难了，国内经济政策非常低效，这才迫使大家出去做佣人。
　　另外，对于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成本和收益，你不能只将打工收入和务农收入进行对比，还要看到农民工外出是有很大隐性成本的，例如很多人实际上过着妻离子散的生活，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些高昂的社会成本都要农民工自己去承担。
　　《21世纪》：这么来看，农民工的相关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黄亚生：是的。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都把它们归结为社会问题，认为需要一些社会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我看来，这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例如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甚至逆转，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经济手段，而非社会手段。当然，这些经济问题最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其根源依然在经济上。
　　必须维护良好的法制状况
　　《21世纪》：那您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黄亚生：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更彻底的经济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农村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土地按所有制分主要是城市的国有土地和农村的集体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可自由公开交易，但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民对其承包地只有耕种的权利，不能抵押，也不能转入非农建设；一旦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必须征为国有。而且，在政府征地的时候，现在是按照农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给予农民补偿的，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比较低，因此农民可以从中获得的补偿极为有限。这也意味着通过改变土地用途所产生的财富大部分并没有给予今后将面临失地生活的农民,而跑到地方政府手里去了。
　　这个过程产生了几个后果，一是这里面存在比较大的寻租空间，近年来许多腐败官员的落马就与土地问题关系密切；二是土地价格过低，这在事实上补贴了城市居民，甚至外国消费者，例如中国的很多酒店和同档次的外国酒店相比，价格要低很多，就像我知道的东方君悦酒店，那是北京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其房价一般是200美元一晚，但我在韩国和印度所住的君悦酒店则要500美元一晚。全世界的君悦酒店都是由一个公司管理的，里面的服务基本相同，但为何各地的收费差距这么大？尤其是中国的君悦酒店竟然比印度的要便宜很多，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印度的征地成本比中国高很多，而建造酒店的主要成本就是购置土地的费用。在印度，土地普遍为私人所有，因此开发商在建造酒店的时候需要与土地所有者商议购置土地的价格。假如建造酒店所需的土地正好为农民所有，那么农民在出卖自己的土地时，就会仔细的考虑开发商所付的价格是否可以满足今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假如农民觉得价格适合，那他以后可以拿着卖地所得的资金去城里生活，变成一个城里人。这样就通过土地产权的流转将土地升值所产生的财富大部分分配给了农民，这不但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而且在客观上还有缩小贫富差距和扩大内需的作用。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假如可以让农民更多的从土地升值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益用一些手段留给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外国人，那么原本收入较低的农民将可以有效地提升其财产性收入，而收入较低的人其消费倾向是较高的，因此这也会相应的提高国内的消费需求。
　　我们目前的城市化不但压低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削弱了农民可以从土地升值中所获得的收益。这一方面催生了中国的城市建设热潮，高楼大厦几乎在每个城市中拔地而起，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很多不得不以外出打工为生的农民工。这实际上是从农村抽血去滋养城市，所以我经常跟人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模式是急需改变的。事实上政府也意识到了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并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打破了现行的“非农建设用地必须征为国有” 的格局，对现存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另外还要说一点，我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可以设想一下，假如通过土地产权改革，农民可以从土地升值中获得更多，那么现在已经过度的城市开发活动应该会有所冷却。原因在于，届时农民将会为了自身利益去与开发商更多的博弈，这会增加农民的收益，也会加大开发商的成本，这无疑会降低开发的速度。从经济学上说，降低开发速度对中国有好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造房建楼上，而应该投到企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去，这才是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
　　《21世纪》：您刚才谈了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那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
　　黄亚生：除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外，另外就是法治，这里的法治指的是英文里面的rule of law，而非rule by law。其含义在于国家用法律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约束政府的行为，而不是说政府将法律作为工具来管制其他的社会群体，却对自身缺乏约束力。
　　从大的范围来说，只有在法治的情况下，契约才会获得保护，市场经济也才能有效地运行。进一步说，假如某经济体的法治状况良好，那么土地的所有制就不会是一个关键问题。例如在香港，土地全部都是公有的，所有人的土地都是向政府租来的，租期一般是99年。人们对土地没有拥有权，只有收益权。但由于香港的法治实行的比较好，因此土地使用者在这99年的租期中，其权利是有保障的，不可能说过了30年，港府想收回土地就任意修改合同，政府想这样做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但现在内地一些农村地区，明明已经和农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但没过几年地方政府就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去修改、甚至废除合同，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制度也可能会损害合理的公共利益，例如国家的一条交通要道必须要经过一块私人土地，但土地所有者无论如何都不允许政府征用其土地，这时候公共利益就面临着被损害的问题，但在法治社会，这样的问题岂不是无能为力？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比如在美国，土地是私有的，但美国也有国家征用权，叫做Eminent Domain。举例来说，假如政府准备去修建一条重要的公路，但途经地的土地所有者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这时如果政府可以证明这条公路具有战略意义，而且确实无法绕开这块需要征用的土地，那么就可以动用国家征用权，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强行购买该块土地。这里要注意，决定是否可以行使国家征用权的机构不是政府，而是法庭。在法庭上双方都可以去陈述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这时候法官和陪审团需要根据双方利益的平衡来进行取舍，所以法治是否公平公正这时候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就会举足轻重。
　　最后，要解决农村的问题，还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目前银行贷款在农村稀缺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深化相关的结构改革，例如目前农民贷款很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缺乏抵押品，而农民手中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那么能否研究一下让农民利用土地作为抵押品去进行信贷的可行性呢？
　　《21世纪》：刚才谈了很多您对中国当今和过去很多问题的看法，那您对未来三十年怎么看呢？
　　黄亚生：近几年政府不断在强调自主创新、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和公平公正等政策目标，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农村问题。假如政府可以下大力气解决好农村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完全解决，相信也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中国未来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很多问题都是以社会问题面貌出现的经济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政府就总是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二次分配可以缓解贫富差距，但中国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一次分配不均造成的，比如现行的土地制度事实上减少了农民从土地升值中获益的部分。所以假如我们不能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而专注于二次分配，这不但有可能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公。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结果现在一目了然。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不应该再聚焦于GDP增速上，而应该关注经济发展的成果到底是一种普惠制，还是为少部分人所享受。事实上，这也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前提。假如不能有效的缓解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亦不能免除拉美化之忧。而解决这一切的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育肥肉牛五要点

394014967@qq.com(阿峰) — Mon, 15 Jun 2009 14:07:12 GMT

一、季节。肉牛育肥以春秋季最好，其次冬季。夏季气温如超过30℃，肉牛自身代谢快，饲料报酬低，必须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二、肉牛去势。近些年研究表明，2岁前采取公牛肥育，则生长速度快，瘦肉率高，饲料报酬高，2岁以上的公牛，宜去势后肥育，否则不便管理，会影响胴体品质。
　　三、肉牛驱虫。育肥前要驱虫(包括体内和体外寄生虫)，并严格清扫和消毒房舍。常用驱虫药有丙硫咪唑、敌百虫、螨净。
　　四、减少运动。要尽量减少其活动，以减少营养物质的消耗，提高肥育效果。采取的方法是，每次喂完后，每头牛单木桩拴系或圈于休息栏内，为减少其活动范围，缰绳的长度以牛能卧下为好。
　　五、刷拭。刷拭可增加牛体血液循环，提高肉牛的采食量。刷拭必须坚持每日1-2次。

肉牛育肥讲技术

394014967@qq.com(阿峰) — Mon, 15 Jun 2009 14:04:20 GMT

持续育肥法持续育肥法是指犊牛断奶后立即转入育肥阶段进行育肥，一直到出栏体重(12～18月龄，体重400～500千克)。

　　1、放牧加补饲持续育肥法。在牧草条件较好的地区，犊牛断奶后，以放牧为主，根据草场情况，适当补充精料或干草，使其在18月龄体重达400千克。冬季日增重保持0.4～0.6千克，第二个夏季日增重在0.9千克。在枯草季节，对杂交牛每天每头补喂精料1～2千克。

　　2、舍饲持续育肥法。采取舍饲持续育肥法首先制定生产计划，然后按阶段进行饲养。犊牛断奶后即进行持续育肥，犊牛的饲养取决于育肥的强度和屠宰时的月龄，强度育肥和12～15月龄屠宰时，需要提供较高的饲养水平，以使育肥牛的平均日增重在1千克以上。

　　制定育肥生产计划，要考虑到市场需求、饲养成本、牛场的条件、品种、育肥强度及屠宰上市的月龄等。按阶段饲养就是按肉牛的生理特点、生长发育规律及营养需要特征，将整个育肥期分成2～3个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饲养管理措施。

　　后期集中育肥对2岁左右未经育肥的或不够屠宰体况的架子牛，在较短时间内集中较多精料饲喂，让其增膘的方法称为后期集中育肥。

　　1、放牧加补饲育肥。对6月龄未断奶的犊牛，7～12月龄半放牧半舍饲，每天补饲玉米0.5千克，生长素20克，人工盐25克，尿素25克，补饲时间在晚8点以后；13～15月龄放牧，16～18月龄经驱虫后，进行强度育肥，整天放牧，每天补喂精料1.5千克，尿素50克，生长素40克，人工盐25克，另外适当补饲青草。

　　2、处理后的秸秆加补精料。经氨化处理后的秸秆粗蛋白可提高1～2倍，有机物质消化率可提高20%～30%，采食量可提高15%～20%。以氨化秸秆为主加适量的精料进行肉牛育肥，各地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推广，获得较好的育肥效果。且随精料量的增加，对氨化麦秸的采食量逐渐下降，日增重逐渐增加。据育肥试验，夏黄杂一代公牛平均日增重达1.2千克（精料组成为玉米60%，棉籽饼37%，骨粉1.5%和食盐1.5%）。

　　3、糟渣类饲料、精料。糟渣类饲料包括酿酒、制粉、制糖的副产品，其大多是提取了原料中的碳水化合物后剩下的多水分的残渣。这些糟渣类下脚料，除了水分含量较高之外，粗纤维、粗蛋白、粗脂肪等的含量都较高，而无氮浸出物含量低，其粗蛋白质占干物质的20%～40%，属于蛋白质饲料范畴。虽然粗纤维含量较高，但其各种物质的消化率与原料相似，故按干物质计算，其能量价值与糠麸类相似。

　　犊牛快速育肥法小牛肉和小白牛肉属高档牛肉。小牛肉是指养到18月龄小牛的肉，其肉质鲜美、细嫩。养到4～5月龄、体重100～200千克时屠宰的肉称小白牛肉，其肉质柔软多汁，味道非常鲜美。生产犊牛肉的品种，以乳用公犊为最佳，肉用公犊次之，哺乳期间就开始育肥，犊牛生后口喂牛乳或脱脂乳5～6千克，从20日龄起日喂代乳料3～5千克；29～150日龄日喂脱脂乳2～6千克，含铁量很低的混合精料2千克，干草1～3千克；151～185日龄日喂脱脂乳6千克，混合精料5千克，干草1千克。据调查，犊牛收购价每头3000元，饲料、脱脂乳、牛乳成本1000～1100元，劳力成本150元左右（1人管理几十头），总成本每头1600元左右，投入产出比1∶1.6～1.65，经济效益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