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美好的早晨]]>

一、调整“大跃进”心态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国际先驱报》记者问，引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作为标题。可惜文章发表时，被裁成好几段，穿插进各种问答中。为何需要“慢些走”，并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这迷人的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而是担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稳，那样会摔跤的。暂时停下来，或者放慢脚步，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调整步伐。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人们常说“百年树人”，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钱，明年见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其实，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弯路，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办好。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大学倾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相当情绪化的“关爱”，使得大学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我的观察，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怕传媒，其决策多少都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过多的舆论关注，其实不是好事情。因为，公众不太了解大学运作的特点，大学该怎么办，困难在什么地方，路该如何走，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而且，公众特别希望你一口就吃成个大胖子。可你知道，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不容易。我承认，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这个进步不像公众想象得那么大。而且，你也别指望这种状态能在短时间内改观，比如，突然间杀出一匹黑马，让中国学人大长志气。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说话的口气就越来越峻急。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了双重的压力。眼看着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具体到教学和科研，现在是，浮躁之气弥漫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这感觉很不好。因为，心境浮躁，对于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利。大学校园里，没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这样的氛围，对大学的长期发展不利。以前进了大学校园，会觉得很清静，现在进了校园，觉得和外面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教授和学生都无法沉潜把玩，只满足于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这个状态，基本上是制度逼出来的。大家都想把大学办好，可欲速则不达——不是说压力越大，管理越严，就越能出成果。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学现代史的都知道，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引《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为辞职时的理由。以目前中国大学的水平，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变成“世界一流”的期待与厚爱。还不如把脚步放缓，把路走正，那样的话，中国大学或许还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二、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北京大学1993年的拆南墙，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墙，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什么？前者象征着北大走出象牙塔，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至于后者，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治大学周边环境”，而是意识到此举确实冲击到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也逐渐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十几年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价值与世俗利益的巨大张力中，寻求尽可能稳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要说中国大学之过分“世俗化”，有几个观察角度：第一，强大的资本力量，凭借大笔捐款而影响大学的具体决策乃至办学宗旨，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很少见。第二，大学为了“生产自救”，主动走向市场，筹办大小公司以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如“董事长国学研修班”等），这方面，各大学各显神通，多少都有斩获。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强力介入，使得各大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主”。这是中国大学的特色，摆在面子上，谁都无法回避。第四，隐约存在着的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交换，比如大学送现任官员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通过合法手段），敦请有魄力且有资源的退休官员出任院长或校长。后者现在很时髦，不说投桃报李，就算全都出于公心，此举在为大学带来丰厚人脉，使得其日后“好办事”的同时，也带进了某些官场气象，让大学里“行政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所谓“有样学样”，今天中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官场了。前面提到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因是公立大学，必须接受政府的检查与指导，校长及教授们抱怨“行政权力过度约束”，因此，杜德斯达在《21世纪的大学》第一章绪论中，专门讨论“政治力量对大学管理和使命的过分干预”。可他说的那些事，比起中国的大学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以及大学中人的曲意逢迎，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大学混同于官场。风气陡变的结果是，大学校园再也不是清净之地，更谈不上“圣洁”二字。过于世俗化的，除了办学理念，还有教授、学生的精神面貌。大学中人，本应追求独立人格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在商业以及行政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声音”已逐渐消失了。这就说到人们常常议论的大学是否需要“围墙”。在我看来，围墙分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围墙，欧美各著名大学或根本没有，或不很明显；可不管置身于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是大都会（如哥伦比亚大学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园都很幽静。而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热闹”，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的校园，有高大完整的围墙，但根本挡不住商业大潮以及世俗口号铺天盖地，以至你想“躲进小楼成一统”，都很难做到。大学与社会的“零距离接触”，以及高校的过分世俗化，使得围墙里头的教授与学生，都很难再有一颗平静的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今年3月，我在《瞭望周刊》发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批评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三、警惕“标准化”迷思大凡办教育的，都会承认，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大学”。在流行“与国际接轨”口号的今日中国，办大学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已经是共识，可还必须记得：第一，大学要接地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从评个人到评群体，从评学问到评道德，无所不有。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对此，学界有很多尖刻的嘲讽，我就不说了。 200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学术不是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则旧文，两年前刊在一个杂志上，不知怎么被“发掘”出来了。我在文章中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重刊旧文时，编辑删去了最后一段，那是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今天，我想追问的是，即便还有汤先生这样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他所在的大学会高兴吗？会不会动员他顾全大局，帮学校在评委面前说几句好话——起码不说坏话和怪话。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是独立王国，无须监督，也不能评估，而是目前没完没了的“评估”，以及越来越细的“指标”，使得各大学都紧盯着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办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必定是，大学之间面貌迅速趋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标准化建设”，其背后的理念是“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估标准，去裁断五花八门的有着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大学，焉能不截长补短？我曾经提出，教育部管大学，不该“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抓小放大”——跟政府管国有企业的思路“抓大放小”恰好相反。对水平较高的一流大学，不再做例行评估，而是给予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而对于一些教学及科研水平不高的大学，则有必要通过制定统一标准，不时加以考核，促使其提升。在我看来，目前让各大学应接不暇的评比，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因评估标准中有对于校舍、图书、设备等的具体要求），提升了若干原本不太合格的大学的办学水平；缺点则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的雷同化倾向。不是每回都要求总结“办学特色”吗，怎么还会雷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有了“标准答案”，谁都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一所大学敢“另辟蹊径”的。于是，戏越演越认真，大家都逐渐进入了角色，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全都对照各种评估标准来办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什么好看，就上什么。所谓“大学传统”，都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往往利弊参半。如今为了总结提升，必须“去芜存精”，且“上纲上线”。抹去了真正有价值的需要认真体贴的特性，拿得上台面的，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论”。我有点担心，各大学关于“办学特色”的总结，很可能越说越离谱。原因是：第一，谁都希望政治正确且立意高远，这么一来，很容易“大而化之”。第二，集体讨论，力保万无一失，结果是磨平了所有的棱角。第三，各大学相互借鉴，挖空心思做文章，反而丧失了自家的特点。就拿各校的校训来说吧，就是这么变得越来越雷同的。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言简意赅，确实能体现北大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什么都有了，就是没特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又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下子更好了，政治上特正确，可就是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记得我当时略表异议，校长于是谆谆告诫：还是要“爱国”呀…… 阅读网上广泛流传的“中国著名大学校训大全”，你不能不感慨：中国人的词汇以及想象力，实在太贫乏了。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记得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说家吴组缃先生曾说过，宁愿被人说成是“司机”而不是“人”，因为，前者虽不准确，但还努力在抓特点，后者则几乎是不动脑筋。如此妙解，值得欣赏。四、理解并尊重“学科文化” 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不同学科与专业之间存在着隔阂，这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必然产物。同一学科内部，经由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从业者广泛认可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外人很难理解，更不要说插嘴了。长期以往，学科与学科之间，由于理解以及沟通上的困难，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偏见——你嘲笑我是“伪科学”，我说你那“根本不算学问”。各有各的学术视野，各有各的专业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与自爱。当这些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所谓“大学管理”，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将近半个世纪前，英国学者C·P·斯诺论述“两种文化”，当时影响很大，现在看来过于“粗犷”了。可反过来，不断强调每个学科乃至二级学科的“特殊性”，又太琐碎了。像盖夫和威尔逊那样，依据“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教授在教育价值、教学方向和生活方式等文化问题上有重大的差别”，提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专业学科的四分法，我以为大致可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之间毫无联系；实际上，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层次，都有相互重叠的领域。”另外，在具体运作时，不同学科之间，还可能“合纵连横”，组成不同的“统一战线”。在《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中，我谈到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分裂”局面：“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面‘学问的隔阂’，已不再是斯诺想象中的那种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文学和理科为一方，社会科学以及工科为另一方。换句话说，一种是追求学理，一种是强调应用。这两者之间，知识类型以及学术趣味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导致了学术理念的巨大分歧。” 如何准确描述、理解、善待这种“学科文化”，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管理者来说，是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看来，专业化趋势不可逆转，所谓“跨学科”以及“学科交叉”，效果是很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学科边界”只会加强，不会消失。这么一来，大学校园里，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下局面：不同的知识结构、多元的价值取向、迥异的生活趣味、松散的集合方式。 15年的大学改革，中国的大学逐渐从单科性质的学院向综合大学过渡，甚至出现了不少“巨型大学”，而对于校长们来说，如何协调不同学科的利益、处理好主导学科与辅助学科的关系，既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又不伤害原有的学科肌理，是个难题。不仅仅是所谓“一碗水端平”，不过分看重并偏袒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还得尽可能理解不同学科的思路、尊重其趣味与选择。举个例子，由工科院校扩展而来的综合大学，在建设文科时面临的最大陷阱，不是“没钱”，而是用工科的思维及管理方式来“大力扶持”。办大学没钱不行，但有了钱，也不见得就一定行。承认不同学科各有其传统，决策时不宜“一刀切”，这当然限制了大学校长的权威以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伯顿·克拉克称：“不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和宏观失控而使整个系统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就是因为过分强调秩序和组织的统一而导致权力的垄断，两者必居其一。不过，如果能够选择的话，前者的危害比较小，后者的危害则要大得多。”我希望略为补充：谈这个问题，新老大学应该分开。新大学亟须建立规矩与秩序，难免倾向于权力集中；老大学自有传统，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分权乃是明智之举。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局面，如何驾驭全局，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这是大学管理中碰到的新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遴选，倾向于找“顶尖学者”。我认为，一流学者不该去当校长，为什么？可惜了！而且，当校长的，除了学术眼光，还需要管理才能。一流学者大都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当了校长，放不下自己的研究，还在拼命争课题、带学生，这样一来，两头都做不好。在我看来，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一流学者大都性格坚强，认准方向后，不听劝阻，锲而不舍，一直走下去，才能取得如此成就。作为学者，这是优点；作为校长，则未必。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有时候会阻碍他们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学科，弄不好还刚愎自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谈论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五、重建“校园文化” 所谓“校园文化”，本该包括学生社团、文体活动、师生关系、院系传统等。这里着重讲“大学城”里的“校园文化”。我们今天谈论“校园文化”，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各地政府花大价钱一次性建成的大学城，硬件都很好，但缺乏历史感和文化氛围。更要命的是，此举使得本就日渐疏远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因为，目前各地所建的大学城，一般都不设教师住宅区，于是，教师上完课马上走人，要不赶不上学校的班车。傍晚时分，你在大学城走走，全是“朝气蓬勃”的脸孔，一点也没有梅贻琦所说的“大鱼带小鱼”的感觉。这样的“校园文化”，很不理想。记得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这里所说的“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包括同学之间的，也包括师生之间的。如今缺了后一种，全成了同龄人的对话与嬉戏，必定影响其精神成长的历程。这个问题很严重，且带有普遍性，学界对此多有反省，我也在别的地方专门谈论过。除了抱怨与批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与其悬得过高，提出一些一看就无法落实的理想设计（如某大学规定，为每位本科生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面对如此局面，我们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我的建议是：第一，各大学之间，相互开放课程并承认学分，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在紧邻的不同大学间自由选课（这本来就是设计大学城的初衷，但因教学管理以及“自尊心”等问题，很难真正落实）。第二，尽可能多地邀请各地著名学者，到大学城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以弥补无法“亲炙大师”的缺陷。第三，要求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及趣味，尽可能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大都这么做）。第四，尽快完善校园网络建设，教会学生如何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而不是因噎废食，为防止学生沉湎网络而禁止带电脑进校园。回到最初引用的杜德斯达所撰《21世纪的大学》，书中有这么一句：“我们必须坚信，大学教育更深层次的目标虽历经千年却从未改变，从未消失，因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大学扩展并发掘了人类的潜力，使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代代相传，并创造出了影响未来的知识。”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大学理念，但又努力促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在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尽可能兼顾知识生产、社会效应以及精神价值。（本版图片均为各地大学城）

巢湖3所中学：“阴盛阳衰”的典型标本安徽省和县（巢湖市辖）沈家巷中学距离县城30多公里，是县里最偏僻的学校之一，但“阴盛阳衰”的现象却很典型。尽管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县城两所最好的重点学校挑完之后被录取的，但经过师生们3年的努力，今年高考还是有42名学生达到了二本分数线以上的好成绩。其中一本以上3人，全是文科班的女生。据介绍，今年该校的文科前10名是清一色的女生；理科前10名中，也有4名女生。而在过去，理科可是男生的传统优势项目，女生很难涉足。在所有达到本科线的学生中，女生比例达到65％。同时，全县最好的省级示范中学——和县一中的文科前10名，有7名是女生，占了绝对优势。记者在巢湖市市级示范中学——居巢区柘皋中学调查的结果也表明，近5年来，该校女生考上大学的比例在逐年提高，今年比例已突破总人数的40％。汪学龙校长告诉记者，这所已有50多年历史的老学校，尽管周围的生源比较充足，覆盖六七个乡镇，但过去一到高中阶段，女生就成了“稀有人群”，一个班级能有两三个女生就很不错了。“这几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团巢湖****也提供了一项统计数据，由团****资助的贫困大学生，2006年158人中,男生114人,女生44人；2007年573中,男生420人,女生153人,女生的规模在迅速扩大。不得不承认的内因：女生普遍比男生刻苦沈家巷中学刚刚送走一届高三毕业班的杜为付老师和班级学生们朝夕相处了3年，对每一个孩子都十分了解，对全校高考成绩前三名的女生更是记忆犹新。学校状元许青青考了567分，被海南大学录取。说起她的刻苦，杜老师举了一个让他“一辈子也很难忘记”的例子。许青青高一时，住在校园里的杜老师一次因为家里有急事早起，当时才凌晨4点多。他很惊讶地看到教室里灯亮了，过去一看，许青青竟然已经开始读外语！许青青在全校都很出名，因为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学费实在出不起，她3年读书的费用基本是学校根据“学费与成绩挂钩”的政策减免的，生活费用则由教师们从个人有限的收入中再支持一些。全校第二名张同婷以561分考取了安徽大学文学院，老师们的评价也是高度一致：非常非常认真！在沈家巷中学当过多年班主任的杜为付老师和阮开春副校长，对男生、女生学习态度上的明显差别感受都很深。女生们普遍有安静、沉稳的心理特征。女孩对外交往少，更用功。无论是平时的早操出勤、听讲的认真程度，还是上课记笔记的习惯，女生都明显好过男生。就连课间，女生都更愿意选择安静地待在座位上，而男生多喜欢出外玩耍。杜老师告诉记者，学生上高中后基本都住校，每天晚自习必须保证，但每次他“突然袭击”检查纪律时都能发现，交头接耳不在用功的，很少有女生。社会对外因的争议：现行考试模式更适合女性？近来的社会舆论关于影响男女生高考成绩的外部因素，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有专家认为，男女之间并不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而是现行考试模式更适合女性。一些专家更加“一针见血”，把如今的考试归结为知识型考试，并斥责这种考试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因为这种考试侧重于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说白了就是考死记硬背的能力。而女生在这方面更擅长，也比男生更能静下心去贯彻这一要求。所以考试成绩的胜出，只反映了女生考试准备得充分，并不意味着能力高于男生。对于这一当下最流行的对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指责，教授高中政治课十多年的沈家巷中学阮开春副校长直接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就具体的试卷内容来说，应该还是“应用型”的题目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而且各门科目的试卷中体现对学生能力的要求都很清晰，学生水平高下还是可以通过最后的得分看出来的。另一位资深的合肥市高中老师则认为，高考文科综合中分值高的大题目，很多都涉及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这既是对知识点的考查，也是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考验，还有些题目的答案是开放式的，基本上很难给出标准答案，纯粹靠记忆显然考不出高分。不过，记者采访中接触的数位高中任课教师都认为，前段时间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江苏省公布的高考新方案，只考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其他课程都通过毕业考试处理，这样的方案显然会对强记能力更强、并拥有语言学习优势的女生更为有利，并会进一步影响到上大学的男女生比例的变化。有争议也有共识。记者调查所到之处，人们普遍认为女大学生比例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其中包括男女平等、包括农民家庭经济能力的提升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正面效应等等。为建立资助贫困生上大学专项基金，团巢湖****副书记吴秀丽多次到偏僻的农村进行调研，因为很多需要资助的贫困大学生的家都在偏远的乡村、山村。去年在庐江县（安徽省巢湖市辖）矾山镇一户贫困户家里，她就遇到了令人既辛酸又欣慰的事情。辛酸的是这户人家几乎一贫如洗，除了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再看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欣慰的是，家里三姐妹加一个男孩，过去顶多是3个姐妹全部让路，只给小弟一人上学，或在3个女孩中选一个机灵点的多读几年书，但现在尽管家里只靠种田营生，女主人身体状况也不好，但父母还是含辛茹苦地撑着4个孩子全部读书。孩子们也很争气，老大去年考上了在当地就业不愁的安庆师范学院；老二洪倩今年更进一步，考上了安徽财经大学，这所在东、中部地区都很热门的学校虽然是二本档录取，但实际录取分数线却比一本还高；小妹和小弟现在分别读高中和初中，很快就要进入众人翘首期盼的阶段。吴秀丽动情地告诉记者，社会各界资助贫困大学生帮贫困学生的家庭的确减轻了许多负担，但毕竟只是这两三年刚推开，真正要下让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都能读书成才的决心，还得靠他们朴实的家长。“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在最偏僻的农村，也越来越成为共识。一位陆续在几所农村中学任教20多年的老教师告诉记者，过去重男轻女，到了高中，每个班级只有两三名女生，现在每家的孩子不多，在像巢湖这样偏皖南的地区，老百姓的计划生育比较自觉，很多家里都是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女孩的家庭，同样延续对男孩培养的“规格”。一道待解的难题：拯救男生在对女生的赞扬和欣赏之外，众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面对的是男生成长的现实困境。记者在一所寄宿制中学采访中看到，下午两节课刚结束，一群男生便蜂拥至学校铁门，争先恐后隔着缝隙买各种小吃，“这些不卫生的东西哪能乱吃？！”在一位校长的训斥下，孩子们才慢慢散去。而这个人群中，没有一个女生。老师们普遍反映，现在的男生从初中开始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网吧、游戏、酗酒、打球、玩耍。一样的上课、早晚自习，窃窃私语者中总是男生多。现在对孩子们管教最好的办法是寄宿学校“关笼子”。但总有双休日，孩子们总得回家。往往就是这两天回家是否继续刻苦用功，就决定了差距。面对男生受诱惑较多的状况，教育工作者们做好了“拯救”的准备了吗？记者在安徽省青阳县一所私立学校采访了解到，这所以管束严格闻名的学校近年来高考升学率逐年上升，但校方没有隐讳的是每学期都有中途退学的被淘汰者，其中不乏在别的学校成绩很优秀的学生。记者在对其中3名退学学生的追访中了解到，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大男孩受不了一味的管束加上训斥和打骂，宁愿回家。有一名男生还翻墙逃跑，长达半个月不见踪影，最后才知道跑到了他爸爸在浙江打工的工地上。这3名学生曾经的班主任在与记者的直接对话中也坦承，他经常会用毛竹做的板子抽打考试成绩下降的学生，打手、打屁股，有时“可能打得较重，但都是为他们好”。记者采访中接触的一些学校的校长和资深教师都认为，一些农村中学的教育从业者缺乏循循善诱的耐心和技巧，简单粗暴的办法最终效果适得其反。而网吧、网聊等问题如何解决，学校更显得无奈。毕竟，这些东西都在校园之外。更多躁动的男生也正因此成了高考大军中越来越多的被淘汰者。当然，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男生比例从整体上来说仍然高于女生。但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数量增长了两倍，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38.31％上升到了43.95％。在采访中，不少中小学教师向记者提出，男生教育特别是农村学校的男生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改革应该从幼儿园阶段开始。编后男生女生，都是中国的希望，男女各占半边天也是新中国所倡导的。但今年，安徽出现的高考上线率男女比例15∶85这个数字却意味深长。 “拯救男孩”这个口号早在几年前就由青少年教育专家沈功玲女士和孙云晓先生提出了。而这个数字正印证了他们的观点——男生活泼好动，容易扰乱课堂秩序；男生成熟懂事相对较晚，容易闯祸、惹事。所以在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中，中小学阶段的男生得到的正向激励更少，受到的批评指责更多。优秀学生代表更多是女孩，舞台中心的领舞更多是女孩，给学校争得荣誉的也更多是女孩……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而家庭宠爱的根苗和支柱考不上大学更多地留在农村，会不会成为引起社会不安定的新因素？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无论是什么性别，都应该让孩子通过教育发挥自己的长处，找到自尊自信，学到谋生的技能。应该有教育方法和手段能抓住男生的特点，扩大他们的优势，使更多的男生成为学校的骄傲、同学的偶像、父母的自豪。因为未来是男孩女孩共同的舞台。转载于中青报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