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405352418.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03:00:54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07 Oct 2009 01:38:34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4879514
据考证，此次“单身潮”为中国60年来出现的第四次，但与以往“反对包办”、“知青返城”、“崇尚性自由”等三次情况不同，此次更多表现在了经济方面。有报道称，由于住房、汽车等问题，中国人的结婚成本日益高涨，动辄上百万的婚礼屡见不鲜，许多当事人对此望而生畏。虽有人倡导“量力而行”，怎奈“尚豪奢”已经成了当今社会文化的主流，整个社会的炫富心理造成了“娶不起”，互相比阔的结果是很多人恐惧婚姻的到来。

严格地说，人们把前三个阶段单身人数增加称作“潮”并不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的单身问题只集中在少数特定人群，至少不像今天，主动选择单身生活几乎成了城市青年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是之所以称之为“潮”的根本原因。由于大量的闪婚、离婚存在，直接冲击着传统的婚姻理念，曾经神圣的婚姻在趋于淡化。而人际关系的改变，首当其冲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新一轮调整和竞争。

也许不同的人对“单身潮”现象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从哪个方面切入，都必须尊重一个基本前提，进入这种状态的单身人群，除少数人推崇性自由外，大多数人都是无奈。其实谁都明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白手起家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艰辛创业，加上房价等生活必备品价格一路走高，婚姻成本已超出了人们的承受力。有学者刻意把这一现象归纳到感情问题上，称这是一个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开放，言外之意是告诉人们“单身潮”虽然汹涌却不可怕。

但是，既为社会现象就不可能孤立存在，起码应有特定的内因和外因才能形成。以美国为例，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青年人迫于生活压力而反叛现实，催生了“垮掉的一代”，他们没有理想和道义感，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发泄和享受，被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作“社会灾难”。而随着社会利益分配制度完善，“垮掉的一代”逐渐被“单身贵族”所代替，单身率也开始持续下降。由此可见，把“单身潮”视作单纯的感情问题很偏狭，因为其中折射的是种惶惑心理，与其说是人们对婚姻的恐惧，不如说是对现实的逃避。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有种怪现象，对任何社会问题都有意无意进行正面解读，如果天灾之后说“多难兴邦”无可厚非，连环境污染也能说出很多积极作用，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恨。引申到有人对“单身潮”的解读，不是站在客观立场严肃对待，而是夸大其“好处，甚至有人就此鼓吹“单身经济”，津津乐道于单身现象会拉动时尚品消费。因为有位叫FTMcCarthy学者认为，单身（女性）是生活潮流的引导者，她们对生活品质的过高要求，曾带动了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的时尚，影响了世界消费文化。

有很多事实表明，当下的中国单身群体不能称作“贵族”，尽管有调查显示，选择单身生活者大多数为都市白领阶层，也应该看到，他们只是不希望高昂的婚姻成本将自己的血汗钱损耗殆尽，更没有多少人为引领时尚而放弃婚姻，面对两难只能择其一。这充分验证了某些学者观点的偏颇，此情此景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奢侈品消费国”之后，有人喜不自禁的心态何其相近？可惜的是，“世界第二奢侈品消费国”名头与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不匹配，越是张扬越让人哭笑不得。

处于“单身潮”中的人其实并不清楚，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只不过类似和尚、尼姑，区别仅是不修行不节欲而已，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单身是种公民概念，是思想与言行的高度自由，若非如此就难以称为“单身贵族”。而随着人口流动频繁、社会道德观念不断更新，中国人曾经固守的传统概念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身生活就轻松惬意，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显示，中国底层单身贫困现象极其严重。不仅如此，婚介所、俱乐部经营也十分混乱，很多单身缺少法律意识经常受到各种侵害。
　　“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有政，有政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名言，他感慨于日益严重的隐士现象，认为人们不循规蹈矩生活，根本原因是缺乏安身立命的保障。当然，如今的“单身潮”与魏晋时期的“遁世热”不能相提并论，当事人的心理感受也不能同日而语，但“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司马迁语），不管称之为时代进步，还是喻之为思想开放，“单身潮”既然属于不正常现象，就应正视其正负两面影响，片面解读的后果未必不会是另一种灾难。

　　载于10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yl/tx091008_002.shtml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4879514#comment 134218240 Wed, 07 Oct 2009 01:38:34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4879514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3835462
在一个把经济发展当作第一要务的群体，奢侈品消费名列“世界第二”确实算个兴奋点，毕竟是富裕的象征，一掷千金能让全世界目瞪口呆，当然不算什么丢脸的事，起码验证了中国人拥有的财富今非昔比，同时也证明了经济实力的强盛。然而，只要透过现象就会发现，这种“世界第二”并不值得高兴，不仅如此，越是炫耀越让大多数人心理不平衡，原因是很多人在为温饱而疲于奔命，少数人却穷奢极欲，这一巨大反差会令人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有很多评论认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对奢侈品的定义都有不同，几十年前的中国人曾把彩电、冰箱当奢侈品，如同今天有人把豪车当奢侈品一样，都无可厚非。但即使把奢侈品的文化和时代属性阐述到极致也必须承认，周久耕的名表不是一般人能戴的，京城超市价值9990元一只的“金螃蟹”也不会成为平民的食物。虽然理论上“奢侈品”本身没有原罪，假如不是“周久耕”太多，中国未必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很多人都有种“被富裕”的感觉，农民生活“被小康”，工人收入“被增长”，甚至“被脱贫”、“被幸福”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其实中国是不是达到了发达国家那样的富裕程度，应该由大部分民众去说，用少数人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是张冠李戴。更何况世界奢侈品协会早在2007年就发布数据，认为中国奢侈品消费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一般中等国家的水平，足以表明贫富差距之大，绝不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很多人的行为经不起法律和商业道德的检验，比如商业贿赂就是公开的秘密。月饼能卖出“天价”，是其中有比月饼高出几百倍附加值的物品，有人能不惜血本送“礼”，就有人在把公权资本化。究竟这一事态多么严重，借用中国房地产大亨王石的一句话说，就是“不行贿便成过街老鼠”。由此可见，奢侈品市场的大小与国民的整体富裕程度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必须从中提炼出“含金量”，就只能找一些歪理邪说论证其合理性，否则很难想象为什么明知贻害，还会有人对此备感欣慰。

也许基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一些人消费奢侈品的行为不应横加指责，然而如果从历史角度解读，就不难看到这样的奢侈实际上是种腐败。据《晋书》载，靠冒充土匪打家劫舍发迹的荆州刺史石崇，不仅经常与同僚斗富，还公然与皇亲国戚比阔，其奢靡程度可谓旷古绝今。他敢于炫富的真正原因是朝廷“尚豪奢”，皇帝是利用门阀豪族的奢侈消费拉动内需，以丰盈国库，但没有料到，当权贵以奢侈为乐趣的时候，各级官僚搜刮民脂民膏就成了公开的社会法则。而上梁不正的结果催生了贫富阶层的严重对立，以致在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当口，昏庸的皇帝还在问“百姓何不吃肉糜？”

晋惠帝的千古一问固然荒唐，可如今的中国富有群体又有多少人能理解穷人的艰辛？当沉浸在“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中沾沾自喜时，谁又会想到还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和数亿为生存背井离乡的农民工？诚然，中国历代商贾中不乏仁义之士，但从整体看为富不仁者还是占绝对多数，若非如此，“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就不可能成为至理明言。直到今天，许多富人仍然理直气壮认为，自己奢侈是为了给穷人生存的机会，其思路与晋惠帝如出一辙。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总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如今社会的奢靡程度虽然不及西晋时期的浮华，却应该看到中国一些富豪比当年的朝臣还过分。他们钱来的容易，挥霍起来自然不心疼，比如一些垄断企业互相比阔，连一个吊灯都动辄上百万，炫富心理恍如“魏晋风流”再现。有些贪官的“原罪”并不亚于石崇，他们不但在国内骄奢淫逸，甚至还去国外狂嫖滥赌。或者可以说，“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更多含有的是腐败因素，因为除此之外没有谁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奢侈品消费。

毫无疑问，经过60年的巨变，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快车道，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力。但需要正视的现实是，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在世界排名百位之外，与奢侈品消费高居世界第二相比，这份“殊荣”让人消受不起。如有人偏把一种腐败的派生品当荣耀，就必须认识到这是比贫富悬殊更可怕的不稳定因素。所谓“人不可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晋惠帝的下场昭告天下：最羞耻的莫过于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载于9月25日美国《侨报》http://www.chinapressusa.com/comment/2009-09/25/content_248595.htm ；9月2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yl/tx090926_002.shtml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3835462#comment 136315392 Thu, 24 Sep 2009 23:37:42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3835462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3137987
客观地说，一审判决当然不是最终结果，但却“应该是符合社会大部分人的预期”。从各方反应分析，台北地方法院的执法立场相对公正，并没有因陈水扁是前领导人而寻求“大事化小”的途径，也没有介于绿营的干扰去推诿扯皮，而是用既定的法律逐条量刑。这样的严正态度不仅对扁家族是极大震撼，对台湾的政局也有深远的影响，至少体现了司法独立的积极一面。

根据台湾法律，被告判无期徒刑后，法官会基于保障个人法律权利自动安排二审上诉。也就是说，陈水扁羁押期限届满，将由台北高院审理决定其归宿。不过，由于陈水扁同时被判无期徒刑和几个有期徒刑，加上检方侦查的“二次金改”、“机密外交”犯罪事实确凿，二审出现翻转的几率并不高，陈水扁重获自由的希望十分渺茫。至于能不能有幸得到法外开恩，将完全依仗运气，因为不能忽略一部分人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占了很多便宜，人情与法律拔河在二审期间在所难免。

曾几何时，陈水扁为转移焦点，把检方对海外秘账的调查称作是政治斗争，称是马英九对他进行政治追杀和抄家灭族式的斗争，直到自己被押进囚车的一刹那还高举手铐大喊“政治迫害”。他把自己化妆成一个民主斗士，自称愿意为台湾背十字架，准备进入台湾的“巴士底狱”等等，而在多数人眼里，这些动作无非是欲盖弥彰。事实上，相对于审判陈水扁，更有看点的是岛内政治人物各种心理，如李登辉、蔡英文等人与扁家切割显得过分矫情，蔡英文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扁家判刑太重、不公平，而且呼吁不要政治消费陈水扁。

“政治消费”是个很有创意的词，运用到陈水扁身上更有创意。绿营一直借用陈水扁的遭遇打悲情牌，他们一方面避开阿扁带来的负效应，一方面营造扁家被国民党迫害的氛围，以传达整个绿营受打压的心态。这是不是对陈水扁的“政治消费”权且不论，仅凭蔡英文一次次通过扁家族事件向政敌喊话，也明白她所声称的“政治消费”实际上不只是国民党，他们可能骨子里憎恨扁家为本党抹黑，却不想错失任何一次利用价值。

其实，台湾也无非如此，当公权过度集中后就逐渐体现出了家天下特色，不论陈水扁多么想褪去中国元素，也不论他怎么标举所谓的民主旗帜，最终还是封建形态的践行者。他任台湾领导人8年期间，弄权愚民、干扰司法、结党营私，为了家族和小集团的利益全然弃信义于不顾。任何事情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可以抗拒拘押而绝食，也可以满不在乎地翻看对他的无期判决。如此偏执几乎到了病态，注定他屡陷绝境。

但必须承认，经过民主化洗礼的台湾，虽然社会管理机制尚欠成熟，却具备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初级特征，这一特征的基本要义脱离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告别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理论。法律的威严可以让“前总统”沦为阶下囚，也可以使一个个跋扈的官员克制自己的欲望。扁家弊案的警示作用是，今后在台湾每当有人利用公权徇私枉法就会想起铁窗里的陈水扁，而“扁办主任”马永成等人的下场也在忠告某些人，助纣为虐早晚会得到报应。

陈水扁的起伏跌宕历程印证了绝对权力下的必由之路，今昔相比他在台湾民众心里的形象判若两人。这种感觉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除非台湾民众在专擅制度下已经麻木，否则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格残缺者怎能深得“民心”。好在有个强势的反对党，可用制度对其进行监督，把社会风险压缩到最小。这是体制的优势，有了这样的体制，社会监督力量才能发挥到最大化，比如马英九在水灾中表现不佳，媒体的公然指斥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就难免重蹈陈水扁的覆辙。

中国大陆学者俞可平撰述“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过一场争论。其实，民主究竟好不好，主要应该看一个社会形态的实质，因为世界上假民主之名实行专制统治者绝非少见。具体到扁案中，给人们的启示更为深刻，若不是有民意通道和一套相对完善的司法机制，恐怕陈水扁还在以“前总统”的身份四处招摇，他的党羽还会颐指气使地搜刮民脂民膏。所谓“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语），什么时候能让执掌公权的人时刻有如履薄冰之感，什么时候社会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载于9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yl/tx090918_002.shtml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3137987#comment 136315392 Wed, 16 Sep 2009 21:53:07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3137987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1328038
照理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应该最具有权威性，但连当值局长也不得不承认“统计覆盖范围确实窄”的时候，人们就有足够的空间去想象，这样的规则下还有多少统计数据可信。记得当年有人宣布“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三”时，有西方学者就曾指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很大误差，正常评估应该挤掉50%的水分。当时很多声音对西媒的“恶意”表示愤慨，而国家统计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坦言“GDP附加了太多的东西”，教人哑口无言。

有个普遍认同的说法，中国的统计数据之所以会出现很大误差，主要原因是统计机构不能实现“垂直管理”（条条管理），从根本上无法遏制地方政府虚报，他们虽然知道上报数字不实也只能将错就错，否则就意味着一个谎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这样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浮夸只是一个方面，对影响自己利益和仕途的数据，则是能压缩多少就压缩多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出类拔萃。

统计学是门有深奥玄机的学科，向来有很大的伸缩空间，一个地方如果想说明居民收入增长，找些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或公务员，大多数失业、失地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被统计对象。更何况，现行体制中的“条条”、“块块”之分很有智慧，比如司法纪检和环保等部门按“块”划分，留给了地方官员很多可操作的空间，再比如通讯、能源等行业，本应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分块经营，却是“垂直管理”。他们能把有利于自己的数据扩充到最大，也就能把不利于自己的数据压缩到最小，而统计只不过是种表达方式。

其实，并不是因为出现了“被增长”，国家统计局才处在了舆论风口浪尖上，近几十年来，他们每一次公布的数据都会有人提出质疑，而极其不幸的是，这些数字偏偏经不起推敲，然后又不得不一次次进行解释。正如近期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负责人对平均工资上涨原因的说明：“在金融危机中，处于工资低端的岗位和企业减少，而处于工资高端的岗位和企业变化较小。”这等于说，破产企业越多，人们的平均工资就越高；失业人口越多，反而人们的收入增加。反逻辑的思维让人觉得像是听相声，笑出却是苦涩的无奈。

有诡辩家称“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未必。谎话说到哪里都是谎话，即使当下不被人揭穿，早晚也有穿帮的时候。“大跃进”时期的亩产过万能成为笑谈，主因还不只是虚报、浮夸，而是人们对这些现象见怪不怪。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人们能够容忍这样的谎言长期存在，首先是一些社会管理者有好大喜功的情结，之后才有人投其所好邀功请赏。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以此得到实惠的时候，弄虚作假便成了一种明目张胆的潜规则。

健康的社会生态自然无须用造假为自己增光遮丑，而“被增长”和“被小康”、“被就业”则是最低劣的表现手段之一。如果说他们像赵高那样指鹿为马似乎有些言过其实，毕竟赵高的用意是想证实一下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欺上瞒下。但统计数据作假虽不是指鹿为马，却也有以羊易牛之嫌，虚假数据会直接误导高层决策，加大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将使公权失去应有的公信力，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肯定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幅，但同样应该肯定，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统计数据那么高昂，恰恰相反，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包括近期的水费普遍上扬，越来越让人感到生活的艰难。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仅说是“调查面窄”就一推了之就太轻描淡写了。很容易让人想到之前公布的GDP居世界第三、1亿以上人口脱贫是不是也有“调查面窄”的嫌疑。最为关键的是，有些人明知道这样的数据有水分，却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荀子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引申到“被增长”问题上，无论片面夸大还是刻意压缩，事实也不会因为某种因素而改变，这恐怕就是统计局长“被脸红”的真正原因。好在“脸红”在中国尚有知耻的寓意，不然那些“被增长”、“被就业”、“被小康”的群体将会逐渐扩大，公正的天平就注定要失衡，进而会形成一种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到那时，该脸红的就不仅是国家统计局了。

　　载于8月29日美国《侨报》http://www.usqiaobao.com:81/qiaobao/html/2009-08/29/content_209285.htm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1328038#comment 136315392 Wed, 26 Aug 2009 23:07:18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1328038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0834828
金大中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许，当然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一生绝大部分都是在受迫害或进行政治斗争中度过，为韩国社会实现民主平等，一生无怨无悔，最终成为韩国历史上一个不可消除的精神符号。在他执政期间，抗击金融风暴、促进南北和解、改革传统弊制，仅仅5年就使韩国的内质与外在形象焕然一新，在国际上赢得了声望。而他一生的最大亮点，一是终结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使韩国社会步入了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轨道；二是实现了南北对话，驱散了东北亚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阴霾。

当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一段被固化的历史时，通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认为任何历史都有很多遗憾之处，就像金大中一世英明却让家人玷污了自己，否则将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人物。然而，正如美玉有瑕才更显出纯正，因此无论后人怎么评价，也不能否定他在上世纪是座灯塔式的人物。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感召力，他为了捍卫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可以把两个儿子交由法院判刑，毫不在意自己晚年的凄惶甚至家破人亡。

身处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形态中的人，很难想象金大中靠什么力量走过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当极权将民主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政治便露出了最血腥的一面。金大中面对独裁政府的残酷迫害，矢志不渝捍卫自己的信念，抗争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了军政府的真实嘴脸。之后，总统朴正熙被杀，全斗焕“肃军政变”即刻关闭大学校园、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又一次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运领袖，直接引爆了“光州事件”。

光州民主化运动推动了韩国政治体制的变革，财阀和既得利益集团一时间沦为众矢之的。在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引导下，市民勇敢地站在了游行队伍中，他们自发组织救援、提供饮食，医生、护士全力抢救受伤者，连小偷和娼妓都为伤者捐款献血。学生高举金大中的头像冲向坦克，用身躯阻挡统治者的子弹……从那时候开始，金大中的名字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散发出的不畏强权精神摧枯拉朽无往不胜，最终在汉城奥运会召开之际使独裁统治势力变成了强弩之末。

韩国无非也是一样，社会从独裁到民主转轨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经过了金大中等志士浴血抗争，也经过了韩国人从麻木到觉醒的思想嬗变。事实表明，实现自由平等决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只有民众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尤其对于金大中等人而言，自由和民主是一种信念，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才能虽经九死一生也百折不回，任凭坐牢、软禁、流放、恐吓都义无反顾，意志之坚、信仰之笃、性情之烈可谓旷古绝今。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把金大中与曼德拉相提并论稍显牵强，但他执着地把国家的未来当做自己的使命，仅此就足以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精神标杆。

毫无疑问，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尽管儒教文化素有“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但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证明，越是强调“存天理”，就越会被“人欲”湮没。比如中国南宋时期，朝廷为达到专制目的制订了许多“天理”，他们“奉天承运”却只是为限制人们的思想。然而，高压到一定极限就必然出现反弹，以致元军势如破竹横扫江南时，百姓竟然无动于衷。金大中自然明白其中的深刻道理，他在任期写下了“经国济民”4个大字，由此开辟了韩国历史上的民主先河，为朝鲜半岛储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一个名字留给了人间太多的追忆，在金大中去世后，朝鲜派出高级代表团赴韩吊唁，亚洲各国媒体空前关注，这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0年他跨过“三八线”一刹那，世界上上百亿双眼睛同时聚焦在他身上。这是人类社会对他一生的肯定，也是对他至高无上精神的推崇。虽然从目前半岛的局势看，他推行的“阳光政策”尚未达到预期目标，但应该看到韩朝双方正在向既定的方向努力，而金大中作为民族和解的开创者和韩国社会民主的奠基人，将成为一面彪炳史册的旗帜。　　

　　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金大中的离世让人感觉到了沉重，因为他用一生铸就了一种精神，这一精神不但激励了国民的无限创造力，也具有广泛的普世价值——不论是谁只要有坚忍不拔的斗志和不懈的追求，都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无论任何政府只要以民为本，即使国家不富有也能用精神和信仰赢得世人的尊重！
　　载于8月23日美国《侨报》http://www.usqiaobao.com:81/qiaobao/html/2009-08/22/content_206727.htm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0834828#comment 134218240 Fri, 21 Aug 2009 06:07:08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0834828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0387687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当初《废都》突破性禁忌被社会主流视为洪水猛兽，公开发行了一个多月就被列为“禁书”，出版社被罚款，责任编辑被勒令提前退休。而今那一切已成过眼云烟，即使有人拿“禁书”当噱头也唤不起读者的兴趣。有很多评论认为，作者贾平凹先生两次都错过了时代的班车，前者超出了意识形态，后者又被意识形态抛弃。一前一后验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堪称是时代的进步的标志。

《废都》刻画的是一个社会变迁时期人们的复杂心理，当举国上下以财富衡量人生价值之后，“利”、“欲”终于显现出了可怕的一面。男女主人公在迷失自己后试图以肉体的快乐麻醉灵魂的痛苦，他们滥情滥交，呈现的都是失去了信仰后的颓废形象。但是，性快乐并没有使他们的灵魂得以解脱，欲望之火在烧掉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后，也烧掉了他们的肉体。在一个共同毁灭的过程中，道德、人伦、法律、契约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一幕幕荒唐的闹剧轮番上演，一个个肮脏的灵魂粉墨登场，善美变成愚钝，高尚变成虚伪，庸俗变成流行，邪恶变成权势……文明的大厦轰然倒塌，残砖瓦砾中透出的是一种末日之感。

实事求是地说，《废都》的内核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它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到来，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是时代的进步”立论很荒谬，因为截止目前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摘下《废都》画出的脸谱。不仅如此，像作家庄之蝶狂嫖滥淫、画家汪希眠炮制赝品、黄厂长制假售假、王主任倚权强奸等事件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自然不是时代的进步。

当然，片面把文学作品归纳到社会角度去审视并不十分贴切，至少应该用一种拷问的心态来论证，尤其需要寻找一个与现实的交接点，以证实那些人物形象的存在是否合理。实际上，如果必须找出《废都》的解禁有多少时代特征，就只能说当年作者刻画的文学形象已大大逊色某些人在现实中的嘴脸。以习水公职人员奸幼事件为例，那些官员的恶行不仅能让庄之蝶自愧弗如，甚至西门庆与之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毫无疑问，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迁，用一个中性词概括叫作“社会转型”，但从《废都》的“禁”与“解”可以看出，某种变迁并不意味着向上发展，在文化领域甚至出现了大幅度倒退。比如武侠小说宫廷戏的流行，再比如一批腐朽的旧思想兴起，与现代化社会的要义背道而驰，折射出的是当今社会文化颓势，最显著的特征是《废都》或《金瓶梅》中的章节越来越有现实意义，如张二江、徐其耀等官员制造的社会新闻，比小说描写的精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化堕落是一个社会堕落的表征，这是《废都》揭示的主题。所以，用纯商业的眼光打量这一行为还能说得过去，从社会心理角度解释“解禁”，则绝不是正常心态。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都》在16年后获取官方认可，表明了中国的公权正在向人性化倾斜，也必须看到，若以书中的“人性化”为参照，就证明社会伦理发生了严重扭曲，人们对贪欲与肉欲的无限扩张已经习以为常，必将会有更多人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而少数不甘堕落的人就只能靠侍弄佛事、赌博来麻醉自已……

现实的残酷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作者的预见性，却又远远超出了作者的预料，因为在《废都》被查禁后，贾平凹曾写过几个字：20年后再读。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虚构的文学情景能提前出现，并成了一个时代舞台的主要背景。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信念荒芜，精神迷失现象，很多领域都如上海那栋没有根基的大楼，不管外表有多么奢华，随时都可能成为废墟。

韩非子说：自见谓之明，自胜谓之强。鲁迅先生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是他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反对用歌舞升平和鸳鸯蝴蝶麻醉国民。但不幸的是，当《废都》被解禁的时候，许多具有深刻思想的文章正悄然从教科书上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武侠小说等“快餐文化”产品。而究竟是《废都》适应了这个时代，还是时代成就了《废都》的解禁，想必也只能用“□□□□□□”来回答。
　　
载于8月20日美国《侨报》http://www.chinapressusa.com/comment/2009-08/20/content_238359.htm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0387687#comment 136315392 Sun, 16 Aug 2009 01:54:47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50387687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9435736
中国经济出现逆势增长为世界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个新课题，怎奈他们身处异境，即使挖空心思也探究不出实质内容。或者说，用经济学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些不得要领，就像研究中国的房价忽略了土地的作用，自始至终都会在一个伪命题中兜圈子。这就要求研究中国经济除了具有一定的经济知识，还必须具备相应政治、历史修养，它是政治与经济高度的交叉产物，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求证，应该被称作“经济政治学”。

“经济政治学”有个好处，就是能堂堂正正地把经济诉求往政治上靠，政治目的也可以经济手段实现。招商引资、圈地拆迁、增长GDP等算是经济问题，各地都当做“政治任务”执行，包括企业实行股份制还能列入政治日程。总之，在中国无论任何事情都能找到个政治兴奋点，类似“买房爱国”、“拆迁为民”等有些话乍听起来荒唐，而一些学者和官员却深信不疑，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就曾发出宏论，认为“房地产正在拯救中国”。

毫无疑问，房地产业的发展促进了GDP增长，显然有利于经济复苏，但问题是，如果片面追求GDP就完全没有必要把经济事务政治化，而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尽管有复苏迹象，却显然不能“拯救中国”，恰恰相反，随着泡沫越来越大，反而随时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最不确定因素。即使在房地产业最兴旺的2007年，也没有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主导作用，不惜代价地拉动GDP，换来的也仅是一时虚荣，除了被洋人恭维几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许多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给予了太大的希望，一些官员更是期盼房地产能率先冲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但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属性，越是强调房地产的作用，越让人觉得他们的理念超出了政治范畴。一是房价早已严重背离了普通居民的承受力，购房已使居民的消费能力普遍下降，民生问题日渐突出；二是社会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业，造成其他行业资金紧缺，在全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虹吸效应”。一个行业的繁荣不但没有带动整体经济指数增长，反而使其他行业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削减，福兮祸兮将自有公论。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房地产给了人们太多假象，也给人们带来了太大的想象空间，衍生的理论更是五花八门，荒谬者如“未婚女青年推高了房价”，庄严者如“房地产正在拯救中国”云云，但这样的逻辑经不起推敲，以新一轮房价暴涨为例，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一次成功的合谋，官员希望房地产完成保增长的政治任务，开发商则依托宽松的政策理直气壮地捂盘、抬价，双方各得其所，最终把重负压在了大多数民众头上。

应该说，经济问题政治化是一种创举，因为它完全颠覆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公共利益不仅没有得以共享，反而越来越趋于权贵化。那些不胜枚举的侵占公共财产的案件无须赘述，因举报某些权贵非法圈地致伤致死的大有人在，安徽省阜阳市李国福因举报颍泉区违法占用耕地、修建“白宫”惨死狱中就是一例。而追溯这些事件的源头，无一例外与公共资源有关。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不惜血本拆迁圈地？当然是为了盖楼，盖楼则是为了提高GDP和赚钱，既能捞政绩又能得实惠，天下有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正是在这样的形态下，中国的房地产业奇迹般地复苏了，但这种复苏用单纯的经济学无法解释。尽管理论上经济学包含了政治、文化、历史等诸多要素，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应该是用经济眼光看待。不幸的是，经济被政治化后，政治也被经济化了，这便成就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经济学家越来越像空话连篇的政客，官员越来越像信口开河的经济学家，比如学者董藩能把房地产视为拯救中国的大业，官员王怀忠能计算出养多少只猴子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如此角色错位，无论用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去考量都会贻笑大方。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是管仲说的一句话，这里的“度”自然是指民众的承受力，如果只考虑小集团的利益和一时虚荣，就注定陷众生于水火，这不是正确的经国之道。就房地产业而言，终极目的无非是为民安居乐业，一旦背离了初始原则或走向了反面，任凭多么高深的理论也会丧失公信力。至于房地产能不能拯救中国，恐怕还只能从民意中寻找答案。

　　载于8月1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yl/tx090815_002.shtml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9435736#comment 134218240 Wed, 05 Aug 2009 01:28:56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9435736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9003500
虽然有专家认为，当前在农村蔓延的宗教势力或教人向善与世无争，或示人以德知足常乐，为维护社会和谐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个“特殊群体”近年来呈几何状增长，其势力已经不可小觑。据有关资料显示，一些教派官员依仗人多势众，与当地的宗族势力争权夺财，行为越来越趋于黑恶化，致使黑龙江省通河县那种霸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在各地层出不穷，这些行为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毫无疑问，作为社会群体最大的一部分，农民问题就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实践证明，农民安居乐业社会就能稳定，民心所向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但许多现象表明，当今中国的社会根基正在逐渐丧失应有的秩序，黑恶势力猖獗是一方面，宗族、宗教势力各霸一方的现象更是突出，有些地方公权几乎沦为了一种附属品。比如河北省鹿泉市发生的暴打上访农民事件，丽水发生的奸幼事件，诸如此类叠加起来可谓令人发指，因为其中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主要责任者均为基层握有权柄的人物。

曾有种比较普遍认同的逻辑，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众多乱象，根本原因是许多公职人员不是经过充分民选而产生，他们唯上级官员马首是瞻，就注定了要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却也必须看到，恰恰是这个最基层，才是中国唯一实行公权与民意对接的地方。究竟是几千年的奴性传统根深蒂固，还是有人不希望基层民选成为社会的标杆另当别论，最为关键的是，在强大的宗族和黑恶势力干预下，产生出的权力机构绝对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挟持了公权，弱势群体如果不上访就永远找不到伸冤说理地方。

法律和公权的真空导致了民众信仰的迷失，在很大程度上为宗教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空间。尽管从历史认知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但遗憾的是历朝历代的社会管理者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帝王统而不治、官吏腐败成风、国民信仰危机的情景呈周期性反复，社会进步完全在道德最底线滑行。这时正教、邪教往往应运而生，其势力一旦超过了法律可控范畴，接下来就会形成与政府的对峙局面，清末的义和拳、白莲教、小刀会等组织就是这一社会形态的派生品。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教派发展兴旺时期，都是皇权影响力微弱的时代。这就为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点。虽然从理论上说，“特殊群体”增多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国家利益淡漠，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现象未必像某些专家言称的那么“积极”，起码隐喻着一种信仰迷失，尤其是当人们对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嫖娼奸幼、杀人越货等恶行习以为常的时候，失望、无奈、迷茫便随之而生。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寄存心灵的容器，在这样的前提下，“特殊群体”就是明目张胆扩张也不足惊讶。

由于近30年来社会利益分配明显不均，贫富差距几乎达到了临界点，特别是有些官员对财富的极端追捧，导致了政府公司化和权力资本化。既得利益集团疯狂掠夺社会资源，富有阶层残酷压榨贫民血汗，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各地GDP在飞速增长，绝大多数人却体验不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快乐。恰恰相反，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越来越让民众不堪重负，由此致贫返贫的家庭逐年增加，在一个举世公认的经济高速发展时代，出现这样的现象令人匪夷所思。

客观地说，信仰高度自由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其“正确引导”也彰显了执政艺术的提高。然而，当有人却将这种基本人权视作教化人与世无争、知足常乐的时候，其中的含义便大打了折扣。就像当年武则天殚精竭虑推广佛教，表面是教人弃恶从善，实际上不过是转移社会矛盾，借以安心享受自己的特权。由此看出，当今某些理论研究者太缺乏政治智慧。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如此定义信仰自由会造成更为恶劣后果，不仅将颠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还会使公众的道德底线严重下滑。

尼采说“上帝死了”，他认为在失去了信仰的年代，宗教往往是一种被人利用的工具。难道中国社会也到了需要重估一切价值的时候？如若不然，《瞭望》所提出的问题就多此一举。而实际上，无论找多少借口搪塞，近年来包括许多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族群矛盾和群体事件在内，真正的诱因都是两极分化。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现实，就只能再次踏进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因为只有民心才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基础。

　　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4日http://www.zaobao.com/yl/tx090804_002.shtml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9003500#comment 136315392 Fri, 31 Jul 2009 01:25:00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9003500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7448857
中国固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在盖棺定论之时饱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等等称谓都加在季羡林头上，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只是如“思想家”那样的头衔过于离谱，不但没有产生庄严感，反而徒增了许多滑稽色彩。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死后有人将之冠以“世界天王”名号，让其家人觉得极端不爽，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吹捧似乎不是在对逝者怀念，更像一种嘲笑。

生于“辛亥革命”期间的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屈指可数的长寿学者，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战时期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专攻印度学，主修梵文、巴利文。他一生勤奋好学，对英语、斯拉夫语、吐火罗文都有所涉猎，精通12国语言，相关撰述颇丰。然而，丰厚的阅历和学识并未成全季羡林，活到古稀之年仍然默默无闻。直到生命承载着他进入了一个需要树立文化大师的时代，他的名声才如日中天，在“国学”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

人说“寿则多辱”，季羡林却是“寿则多荣”，他年事越高得到的殊荣越多。不但有不胜枚举的虚名，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每一个职务掂起来都有足够的分量。不知道长期卧床的季先生是怎么履行职责的，但他却俨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并因此被央视列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不过，和大部分人对他的“感动中国”不加认同一样，中国学界对季羡林的“国学大师”称号也存有极大争议。人们不明白，一辈子研究外语的季羡林怎么成了国学大师，更不明白，他那么坚决拒绝“大师”桂冠，为什么却遭到许多人的抵制。有人曾说，季羡林在垂暮之年提出了个“大国学”概念，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域外文化也定义在了“国学”范畴，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有人为“国学大师”打圆场。季羡林既没有“国学”专著，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如果这样的人也能被尊为“国学大师”，只能说明当下的国学已没有了大师。

实事求是地说，在“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中，季羡林可以勉强戴上的也只有“学界泰斗”，因为与他同代的许多学者均已作古，论资排辈也非他莫属。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拥有了“学界泰斗”头衔也不意味着他就是“国宝”级的学者，就知识的原创性和对文化的贡献大小而言，中国可与季羡林比肩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等等称号，更像是晚辈对老年人的尊称，不管他涉及哪个学术领域都能成“家”，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他的德高望重。

记得在书法家启功先生离世之后，有很多人曾怅然于中国进入了“无大师时代”，他们例数中国的戏剧、教育、曲艺、美术、文学、书法等人文学科，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表示出了强烈的质疑。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文化大师”却如雨后春笋，余秋雨、于丹等人的“大师”做派不足一论，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作家、书画家、经济学者一概皆作“大师”状，以致使“大师”称谓在中国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与“专家”、“博导”一样饱受社会舆论诟病。

当然，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也不全是当事人的过错，更主要的还有些人需要用“大师门徒”包装自己，他们迫切希望利用大师的旗帜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似乎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加上有些人也亟需炮制文化权威，借以彰显自己的政治成就，由此导致了“假大师“的泛滥成灾。不幸的是，与世无争的季羡林在有生之年沦为了这种世俗的牺牲品，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这难说不是他对残酷现实的莫大失望。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描写过三国后期蜀国人才匮乏的情形，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意指蜀军名将相继死亡，无奈选择廖化充当三军统领，以示没有杰出人才，平庸者也可侥幸成名。季羡林固然不是平庸者，但与“国学大师”、“思想家”的内涵相比怕是还有一定距离。当然，值得反思的不单是季羡林能不能担当“国学大师”，而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蜀中无大将”的局面。站在这个角度说，与其悼念季羡林，还不如悼念渐行渐远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实际意义。

载于7月13日《美国侨报》http://www.usqiaobao.com/comment/2009-07/13/content_229235.htm；全文载于7月1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2/3/1/101023183.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1023183&mdate=0715234148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7448857#comment 134218240 Mon, 13 Jul 2009 01:34:17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7448857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6413473
应该承认，上海“莲花河畔景苑”这栋13层大楼倒得很有创意，不但选择了一个人流量小的时段，还选择了在株洲高架桥坍塌和郴州列车相撞两个重大事件之间。既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舆论的关注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任凭它承载的社会内涵远比桥梁坍塌和列车相撞更为深厚，甚至可以映衬出一个社会特征。很可惜，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体现人性的忏悔文化，如若不然，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时代标志性建筑。

也许相对近期发生在湖南境内的两起公共事件，上海一座空楼房的倒掉还不能用“恶性”形容，至少相关人员比株洲桥梁坍塌和郴州列车相撞要幸运。然而，有幸逃过一劫的人并没有安全感，事发后争相聚集到现场要求退房，因为大楼的倒掉也使开发商用钱堆起的信誉同时倒掉，人们心理上的阴影挥之难去，深切感受到没有安全感远比没有住房更可怕。而对于刚刚有所回暖的中国房地产业来说，更像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纵有斯皮尔伯格那样的艺术天赋，也很难想象13层楼房瞬间“卧倒”的壮观景象。对此，国内外土木工程专家无不叹而观止，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志涛教授用略带戏谑的口吻说：“见过无数次楼房倒塌事件，却没有见过以这种姿态倒掉的。”也许在更多人眼里，这栋楼类似于罗马广场上的比萨斜塔，尽管从建筑学解读并没有多少神秘色彩，但它的独一无二性引导人们不得不从艺术角度去欣赏。

众所周知，中国的住房是种非常奇特商品，原本土地属于公共资源，国家明令不得任何机构和个人买卖，但各地政府却可以进行“招（招标）、拍（拍卖）、挂（挂牌）”，卖到房地产商手里后，又几经包装层层加码，加上营销、税收等成本，每块商用地的价格都能高到吓人的程度。比如位于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的“莲花河畔景苑”，按当下的楼市行情分析，楼房总造价不过1800元/平方米(以建筑面积计算)，而楼盘零售价竟能达到1.2万元/平方米。善良的人们不曾想到，高房价和高质量并不成正比，即使有高达200%的利润也会有人偷工减料去赚昧心钱。

中国楼市出现这种逆常理发展形态，自有种种难以表述的诱因，但毫无疑问的是，当土地出让成为无本万利的资源后，各地政府实际上已经站在了这条利益链的顶端。往大处说，房价承担着政府“保八”的重任，关乎着稳定金融秩序的大局；往小处说，楼市寄托着一些人敛财的梦想，表达着一些官员的政绩。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地方主政者明知其中有诈，也不会轻易损伤其利益，除非出现类似“倒楼事件”，才不得不做出些姿态以平民愤。

从上海“倒楼事件”可以看出，中国房产业飞速发展背后的畸形特征，作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几十年来非但没有培育出成熟的交易制度，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合法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关系。与消费者处于弱势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发商一直占据着楼市的主导地位，他们用巨额资金买到土地，就可以由着性子改变规划、增密加层、延期交房、捂盘抬价，并且完全有能力让官员、学者、明星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逯军、周久耕等“相关部门”官员的行径已不足挂齿，近年来被揪出来的贪官都与房地产业都有千丝万缕联系。既然有公权撑腰，开发商们就难免有恃无恐，即使公然榨取人们的血汗也不怕受到国法的制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平民有太多无奈，几乎任何社会资本的运用都能演绎出一系列民生问题。能源、卫生、教育、通讯、交通等公共资源，和住房一样都被打上了权贵的烙印，巧取豪夺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社会公德，全国上下标举一个“钱”字，有钱的炫富，没钱的仇富，由此导致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大概是出于这样的怨愤心理，很多网民建议用倒掉的楼房改成“纪念馆”，把同期坍塌的桥梁、相撞的列车、周久耕的坐骑、邓玉娇的修脚刀等等陈列其中，以让人感受中国走向文明过程中的艰难与剧痛。

广西兴安县有块“劣政碑”， 铭文“浮加赋稅冒功累民兴安知事吕徳慎之纪念碑（中华民国五年冬月阖邑公立）。”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贪官的嘴脸和社会环境的恶劣。虽然清末民初的社会形态与当今中国不能相提并论，但那种“浮加赋稅冒功累民”现象至今尚未根绝。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房地产业是地方经济支柱产业，倒不如说是一些人共同搭建的私利平台，上海“倒楼事件”又一次毫不例外地把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置于阳光之下。极为遗憾的是，这次倒掉的只是一栋楼！ ]]>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6413473#comment 136315392 Wed, 01 Jul 2009 01:57:53 GMT http://405352418.qzone.qq.com/blog/1246413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