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乙

白露未晞宛然

446787852@qq.com(木乙) — Sun, 15 Nov 2009 15:54:36 GMT

[转]在2007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446787852@qq.com(木乙) — Tue, 29 Sep 2009 14:24:59 GMT

在2007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校长：陈彬（二ОО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校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为2007届同学送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顺利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培养本届毕业生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教师、辅导员、工作人员和各位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毕业的时节是丰收的时节。在大学的几年时光里，2007届同学完成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飞跃。你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信仰，选择了一生的发展方向，训练了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今天，能够与大家一道分享寒窗数载、学海拾贝的喜悦，我和在座的各位老师一样倍感欣慰！
　　毕业的时节也是依依惜别的时节。学校不忍同学们离去，但又必须撒手放飞。在目送你们飞向蓝天的时刻，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采，不会忘记你们探索追问、孜孜以求的神情，不会忘记你们尊敬师长、关爱母校的赤子情怀。请同学们记住，在你们身后，母校慈祥的眼光始终注视着你们！
　　同学们，明天，你们就要整理行囊，陆续离开学校。此时此刻，学校有许多话想对大家说。在这里，我送大家三句话：
　　一、不要用文凭证明你们的能力，要用能力证明你们的文凭
　　同学们手持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走入社会，都希望社会对你们的能力给予相应的认同。这是一种通常的心理预期。但是，文凭只是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它并不能当然转化为社会对你们能力的认同。相反，西政文凭的含金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你们实际能力的证明。在学校的几年学习生活中，你们已经获取了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上，只要大家不断学习、积极实践，你们就一定能够练就无须文凭印证的本领，西政的文凭也必将因为你们的能力和水平而赢得社会更多的尊重。
　　二、面对困难，需要学会妥协，应当设定一个不能突破的底限
　　在人生的漫长岁月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许多困难。对于不同时期的毕业生而言，虽然面临的困难各不相同，但没有哪一届毕业生不是在困难中磨练成长起来的。同学们在对成功校友投去艳羡目光的时候，不要只专注于他们的成功，更应该注意体会他们面对困难的态度，那就是：面对困难，既需要学会妥协，更应该设定一个不能突破的底限。这个底限，就是在理性认识基础上设定的人生目标；这里的妥协，就是人生目标实现路径的随机选择。
　　三、要积极追求事业的成功，让成功的事业增加生活的幸福指数
　　也许，“事业有成”，是学校对毕业生最规范的祝愿。我也认为，西政的毕业生应当具有追求成功事业的积极态度。但在这里，我要阐述一个观点：成功的事业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有益于社会的点点滴滴汇聚起来，也是成功的事业；成功的事业不要求以牺牲生活的幸福为代价，只有乐于追求事业才会有事业的成功。成功的事业应当以追求者的幸福指数为必要内涵。因此，幸福，是我要给予同学们的最后一句祝愿！
　　谢谢大家！

[转]【绝对珍藏】云师大附中高三学生原创《标准马街普通话实用教材》雷死你

446787852@qq.com(木乙) — Mon, 13 Jul 2009 14:05:37 GMT

现在的小孩子真是牛……
这是云南师大附中现高三一位同学的原创

后续

446787852@qq.com(木乙) — Tue, 05 May 2009 02:50:14 GMT

龙宗智：为什么称“《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司法审判在两大文化中的意义比较
　　我写过一篇名为“上帝怎样审判”的随笔，东拉西扯一阵，然后以一个案例说明反映人类文明精神的“上帝审判”，需要正义的精神与合理的方法。陈林林先生在《法学》上发表文章与我商榷，以基督教的不宽容说明它不具备现代刑事诉讼所需要的基质，批驳了我的随笔中关于“《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的说法”。看到这篇文章我很高兴，我感佩一位年轻学者的才华，而且我这一篇随意甚至带有调侃的文字引出了严肃的学术话题和认真的学术思考，应当说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抛砖引玉”。
　　然而，如果转到学术研究的解释系统，我认为陈林林先生的学术批评针对我的随笔，似乎有一点“语言错位”。因为我的整个文字是“随笔性”的。如“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圣经作为宗教经典，它没有诉讼法上的概念定义、制度解释、学术观点等等，距离法律教科书的规范性甚远，只是在其教义和故事中含有对诉讼制度建构和操作的一些启示。因此这只是一种比拟，并不是提出一个学术命题，因此也难免夸张。这就象有的学者说“《水浒》是诉讼法教科书”，“《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陈林林似乎在言说不可言说之话题，他勉为其难地在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中“搭桥”，然后强行进击，抢占高地。
　　但这可能只是一个文字技术问题，并不重要，作者只需在语言上过渡一下，虚幌一枪，就尽可自说自话。即不一定要对随笔中的说法进行学术批判，而只是以其为由头，谈上帝是多么不宽容，将圣经作为现代的诉讼法教科书实在是误人子弟等等。
　　既然转入学术语言系统，我就不能不斟酌，即使在比拟的意义上，圣经是否有资格被称为“诉讼法教科书”，即它有无现代诉讼法的精神，是否包孕现代诉讼法的方法。如果肯定，其理由与根据是什么。进一步探讨，圣经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在诉讼制度的意义上有什么区别，由此而引出司法审判在两大文化中意义比较的问题。
这里可以首先为自己寻找一个权威性的支撑。研究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著名学者伯尔曼先生，在谈到宗教（主要是指基督教）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时说，“假如不去探讨西方法律传统的宗教方面的话，要理解这一传统的革命性质是不可能的。有这样的说法，说前天的隐喻便是昨天的类推和今天的概念。”他还指出：“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所有西方国家以及所有处在西方法律影响之下的非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宗教态度与设想的一种世俗遗留。历史地看，这类态度与设想先是表现在教会的仪式、圣礼以及学说之中，后来则表现在法律的制度、概念和价值中。当这些历史根源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候，法律的许多内容便显得缺乏基本的有效性资源。”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根据伯尔曼先生的观点，《圣经》作为“前天的隐喻”，是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精神基石。不过，引证权威不能代替论证，学术上的权威不是威权，它也是可对话甚至可证谬的。通过一定的分析思考，我认为，在一般比拟的意义上，以及在文化比较的意义上，将《圣经》称为诉讼法的教科书似乎并无明显不妥。下面即通过意义分析和文化比较来作一论证。
　　一、关于司法审判的意义
　　司法即适用法律以诉讼的方式解决冲突，审判即司法中的审理判断和处断。每一种文化都有纠纷的解决与社会越轨的处置，即处断，而处断的前提是判断，即确定是非曲直。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缺乏一种形式化的要素，缺乏“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冲突与处置呈现一种直接联系的模式，而两者之间的一个关节点则比较模糊，或者说是或有或无。这个关节点就是作出判断和处断的过程，即审判过程——审理和裁判的过程。
　　我在研究审判制度中审判公正问题时，为确立对照面，曾专门研究过“不公正的审判”。出于典型化要求，关注了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四个不公正的审判，即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审判、纳粹德国“革命法庭”的审判、前苏联“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审判”。发现一个特点，中国“文革”中，有大量不公正的处断，却比较缺乏“不公正的审判”。因为大量的案件是不交审判以“即决程序”处置，有的无判决而有近似判决的决定（长期羁押），或者有判决而无审判。如原中宣部长陆定一一家几口人合计被关押时间长达56年，但并无任何逮捕令状或刑事判决作为关押或服刑的基础。
　　同样是普遍的不理性甚至政治和社会癫狂，但西方尚存一种形式要素，即以审判的方式达至某种政治的目的。而中国却缺乏这种要素。究其原因，是文化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缺乏形式要素，程序法不受重视，审判历来没有一种至上性。而西方文化则有不同，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甚至可以说，重视审判，是基督教的基本特点之一。
犹太教经典《阿伯特：犹太智慧书》说：“世界立于三块基石之上：至理、公正的审判及和睦。” 将公正的审判视为支撑文明的三大支柱，这种对审判及其公正性的重视应当说大大超过了其他宗教。
　　犹太教是基督教之宗，其重视审判的思想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即末日审判）相一致。而从传承关系看，最后审判的信念正是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的。最后审判是指在历史终结之时，上帝将对世界上所有民族，包括所有曾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的人们的灵魂进行审判。基督教的教义声称，在末日到来之时，基督将复活，“审判生者与死者”，并声称这将开创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和平、正义与爱的统治。耶稣宣布，当末日到来的时候，“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将所有的人分为两部分：那些在人世间曾对耶稣的饥渴、疾病、衣着、行旅和被监禁时给予照料的人将被给予永生，而那些未做这些事情的人们则要投入“永久的狱火”和“永罚”之中。
　　“最后审判”的教义，对于维系信徒对基督的信仰以及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去做人去生活，有着基本的警示作用。而从法律文明的意义看，在“最后审判”的教义中，有两种信仰和观念对西方司法审判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是对审判的信仰。一切人的灵魂在世界末日都会受到审判。也就是说，人们不是自动因其精神和行为受到奖赏与惩罚，而必须要经过一个审判的环节，有一名全知全能的法官（上帝）来对你的灵魂进行审视，然后判决你是同入天堂，还是下地狱接受煎熬。
报应观念可以说存在于一切文明之中。中国亦不例外。冯亦代先生曾将“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一约法中体现的报应观念，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观念之一。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报应观念中体现的因果联系是直接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中报应关系是自然发生的，中间并没有一个审判环节。
　　二是关于上帝是一位法官的观念。伯尔曼说：“相信上帝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基督将降临作为一位法官，这种信仰对于东西方教会的法律价值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且不仅如此，这种观念对世俗法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一方面它强化了审判的意义与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将法官神圣化了。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一名法官，那么具有法官名分和功能的世俗的裁判者也应当是尊贵的。而且社会和民众必然要求他们具有崇高的品格——就像上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缺乏类似的观念。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是和谐，和谐的重要标志是“无讼”。在儒家文化中，礼治、德治及其作为社会治理基本方法的教化，似乎都与“诉讼”观念有别。在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下，皇帝与他下面的省、州、县的官员们具有司法的职能，他们必须实际充当法官，但这种裁判者功能是附属性的，是他们的管理功能的一部分。在“无讼”的管理目标之下，这种法官角色是勉强为之。他们尽立创造一个“无讼”同时也就没有法官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观念背景与价值目标设定之下，不可能产生对司法审判功能的重视和对法官的尊崇。
　　而法官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威以及法官的独立，这些都是一个自治的、理性的、有效能的司法审判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圣经》比拟作诉讼法教科书。
　　二、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保障
　　诉讼制度的近现代发展，尤其是“正当程序论”的提出及现实化，是以对个人人格尊严和其他权利的确认及保障为其基石。如在刑事诉讼中，对司法功能的区分形成司法多元化以保证有效的制衡；强化辩护权，建立以“无罪推定”为中心的个人权利保障制度；刑事司法中法治原则的贯彻包括司法审查及令状主义等等。这些制度的内在精神，就是对个人尊严和其他个人权利的高度尊重。
　　基督教教义承认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和独特地位。如德国卡斯培教授所说“按照基督宗教的教义，所有的人，无论他（她）有什么肤色、是什么国籍，信仰什么宗教，都是按照天主的形象受造的。因此，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尊严，这一尊严是其他每个人特别是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的。” 根据伯尔曼的观点，西方的近现代的法律革命，包括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正是以基督教文明为其精神资源，是由过去的“隐喻”发展而来的。
　　此外，基督教教义中人的需救赎性和可救赎性，也为审判中贯彻尊重被指控者的人道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而这种人道主义正是法律程序正当性，即无罪推定、人道待遇、辩护权等正当程序要求的渊源。
　　可以说，我们今天所建构和操作的具有多元化的形式特征以及具有正当性诉求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一种西方化的体制，它是从清末民初维新变法开始移植，后经较长时期的嬗变、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以及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形成。这种体制，就其形式特征以及基本构架，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资源。因为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具有一体性，缺乏多元化。中国传统的司法，是“包龙图打坐开封府”式的司法，不仅行政与司法不分，法官不可避免地要从治安和社会管理的行政角度考虑问题，难以保证其客观的判断和公正的处断。而且司法的功能也是一体化的，法官既在公堂上审理和裁判，又要通过“微服私访”、“开棺验尸”等方法查明案情，此时他充当了侦查员。当发现嫌疑人时，将其揪上法庭让其“如实招来”，他又成为公诉人。裁判成了运动员，可能就丧失了客观的观察问题的条件，运动场上的烟尘就可能蒙住他的双眼。二是具有威权性，缺乏主体意识。由于传统文化中有家国而无个人，缺乏个人权利观念，反映在诉讼中，就是审判官威权极大，而被审判的对象只能任其处置，他们基本上属于诉讼的客体而非诉讼的主体。从传统诉讼中开不出“权利”这类概念。对此，日本野田良之教授、滋贺秀山教授等有精辟的论述。
　　野田良之教授称中国古代诉讼形式为“上诉〔保护〕型诉讼” 而滋贺秀三教授则称其为“父母官诉讼”。滋贺秀三教授对此所作的分析颇有意义。他说，如果同野田良之教授所称的欧洲诉讼的竞技性质相对照而探索中国诉讼的原型，“也许可以从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间的争执这种家庭的作为来寻求。为政者如父母，人民是赤子，这样的比喻从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事实上，知州知县就被称为‘父母官’、‘亲民官’，意味着他是照顾一个地方秩序和福利的总的‘家主人’。知州知县所担负的司法业务就是作为这种照顾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而对人民施予的，想给个名称的话可称之为‘父母官诉讼’。这两种诉讼类型由根本理念的不同而形成如此的区别。两者各自都有其长处和弱点，不能说哪一方是蒙味和落后的，这正是文化的差异。只是从父母官型诉讼中产生不出Jus Recht（大致表示正义与权利——引者注）系列的概念来，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种宿命。对于在中国的传统中生活的人们，法律（Gesetz——即律己律人之律——引者注）是容易理解的，而法——权利（Recht）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循滋贺教授这一思路，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封建法中一定有笞杖”，即诉讼的不人道，刑讯逼供的普遍化与合法化。对此，可能有人会提出，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也是十分残酷和不人道的，不能说基督教必然产生诉讼中的人道主义。
　　笔者认为，基督教教义中包含对人的尊严和其他权利的尊重，具有一定的人本主义色彩，但它的一神论以及反异端思想，在走向极端的时候，就可能导致对人的权利的践踏以及对教义中这部分内容的自我否定。然而，在一种常态的情况下，由于基督教中包含的人本主义基质，即可能为一种人道的法律程序提供精神资源，从而与中国封建法中刑讯逼供的普遍化与合法化形成一定的区别。
　　三、人与人的平等与现代诉讼构造
　　平等性，是最能体现诉讼法制现代性的制度要素。基督教为现代诉讼的平等性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基督宗教的起源的前提是，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人的尊严是平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与诉讼的平等性直接相关的，还有基督教的“原罪”以及“救赎”的观念。“原罪”是一种罪孽，是指，“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造后被置于伊甸园，因受蛇诱而违背上帝命令，吃了禁果，这个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故名。认为此罪一直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即使是刚出世即死去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过，但因其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
　　对于原罪教义中体现的人的普遍罪孽性与被告人犯罪的关系，以及对诉讼平等性的影响，伯尔曼是这样论述的：“犯罪与罪孽、惩罚与救赎之间的联系却给了罪犯或罪人以特定的尊严去面对他的控告人、法官以及其他基督徒。他们同样是罪人；他们同样是要在炼狱中受到未知的折磨以及最终被接纳入天国的候选人。这一点降低了通常伴随正义的报应理论的道德至上因素。例如，刽子手被要求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跪在被判死刑者面前，并要求后者宽恕他将要做的事情。这样，尽管犯罪与罪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对于上帝的无限责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罪的属性却起到了降低自以为是的义愤作为刑法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所有基督徒都拥有一种共同的、罪孽的人性。”
具体而言，人的原罪以及需要上帝救赎的观念对诉讼平等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控辩双方的平等性。在人人具有原罪而且都需要救赎同时具有救赎的可能性的意义上，控辩双方是平等，这种观念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资源，可以由此而导出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诉讼手段对等的现代性诉讼构架；
　　二是审判官与被审判者的平等性并由此而产生“同侪裁判”和平民陪审。普遍性的原罪使世俗审判中的审判他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审判自己。《约翰福音》称：“判断他人者……宣判他自己。让他因此而认识自己，并将他所见侵犯他人之罪从自身中洗清。”（223—224）伯尔曼就此进一步阐述道：“就所有人都曾犯罪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而言，没有人是没有罪孽的。”“这种对于司法程序的所有参与者在道德上具有平等性的信念为对被告人的心理状态进行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论真实和虚假的补赎》这本小册子里，作者发展出了那种引入注目的理论，即一名对一个人进行审查的法官，应当将自己置于被审判人的位置上，以便觉察他所了解的情况和通过巧妙地提问，从被审者那里获悉他本想隐瞒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在道德上的平等性，使同辈人的裁判（同侪裁判）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就可能引进平民陪审的观念和制度。
　　与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念不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人性观念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而作为儒学的中心观念——“礼”的观念，是一种以等级秩序为中心的解释论和治理论。昂格尔教授称：“‘礼’的概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法的含义，而且‘礼’支配儒家思想的全部观念。”他进而分析，“‘礼’是一种与等级紧密相关的行为标准，他们根据个人相对的社会地位而支配人们之间的关系。‘礼’的等级特性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也就顺理成章了。甚至在贵族内部，个人被期待遵守的适当标准也必须依赖于他所在的等级。严格地讲，只有贵族才能加入互惠性的骑士义务体系，而‘礼’一旦用于描述平民之间或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交往时，它的最初含义就混同于更广泛的习惯观念。由于‘礼’不谈‘君子’对‘小人’的责任，因而，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类似于古代罗马、日本和奥斯曼帝国而不同于中世纪的欧洲。”
由于“礼”的观念及“礼治”的贯彻，在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缺乏平等性要素。在这种文化中，审判只能是官方的权力和责任，“同侪裁判”及平民陪审的观念和制度是缺乏生存空间的。
　　四、发现事实真相及公正裁判的智慧
　　对诉讼制度的评价，除了价值理性的指标外，还必须衡量其工具理性，即技术合理性方面的指标，这主要是指这种制度能够发现事实真相作出公正裁判的能力。《圣经》中有一些这方面的案例。我在《上帝怎样审判》中举了圣经中关于但以理的故事，即两名歹徒逼奸一名妇女不成，即诬告其通奸，但以理受天启而站出来，采用两人分开询问的方法发现证词的矛盾，戳穿了伪证。这是运用了证据辩识中的矛盾法则。
　　《圣经》中还有所罗门王审案的故事。以色列的两个妇女争一子，都说自己是该子的母亲，公堂上争执不下，所罗门王命人取刀，要将这个孩子劈开分给两人，一妇女大惊失色赶忙制止并表示宁愿放弃权利，而另一妇女则无动于衷。所罗门王由此而判定谁是孩子的母亲。这是运用了证据判断中的情理法则。
　　然而，我认为，这些案例并不能说明《圣经》中所主张的诉讼方法就是理性的，甚至符合现代诉讼要求的。也不能因此而说明古代西方诉讼中辩识真伪的方法就比中国古代高明。因为在《圣经》所反映和《圣经》所产生的时代，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在纠纷解决机制中还大量使用神明裁判和仪式宣誓裁判（“共誓涤罪”）的裁判方法。可以说，神裁法是各个民族在早期解决纠纷的机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尤其是认识手段的提高，那些非理性的方法才逐渐为理性论证的方法所取代。而且，从中国古代文献看，中国较早地就采用了如矛盾法则、情理法则等逻辑与经验的证据分析判断法则来处理案件，这方面有很多生动的案例。可以说，我们在诉讼中表现出的智慧并不亚于西方民族的智慧。
　　然而，有一点却可能有所不同（这一点陈林林的文章已经注意到了），即诉讼中的诚信。基督教的基本戒律——摩西十诫中有一条，不得作伪证，即“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顾准先生曾在学术笔记中写到，关于不作伪证这一条，曾有人对他慨叹，中国并无此传统。看来顾准对此是赞同的。应当说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饱受冤苦的重要原因。然而，顾准先生并未对此展开论证，而“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历史实证也不能就充分证明中国诉讼中历来缺乏诚信传统。不过我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民众普遍缺乏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在不作伪证方面缺乏充分的道德约束。这一点，在今天讨论证人作证制度改革时也需要注意。中国证人出庭作证率十分低下，不符合现代诉讼的直接、言词主义，不符合“证人应当是法庭的证人”这一普遍性定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证人保护不够、证人补偿不足等客观原因，以及证人不愿当面指证等主观原因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人在法庭上容易变更在庭前的证词。司法官员，尤其是检察官认为在法庭上的这种变更不可信，因而不愿意证人出庭。
　　此外，目前在我国的各个法庭，证人作证前要向法庭作出不作伪证的保证，有的学者建议改行证人作证宣誓制度。我对此则持怀疑态度。在一个有关的对话中，我说：“我国与西方不同，西方人因普遍的宗教信仰所具有的心理素养，使得宣誓的心理约束力较强，可以说西方法庭的宣誓制度就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信教的虔诚性正是宣誓制度的效力基础。而在我国，缺乏这样的宗教基础，鲁迅曾称中国人在信仰上的传统特点是“信而不迷”，既信佛，又信道。更有甚者，一方面敬皇帝，另一方面又想吊贵妃娘娘的白臂膀等等。因此这种宣誓制度到底能增强多少真实性作用似乎也难说。”
　　在法律意识的强弱以及宗教信仰的虔诚性上的差别，也许导致了诉讼中诚信原则贯彻程度的区别。不过，以上的论证还不能说是充分理由，仍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不是要菲薄传统，而是要我们认识到，我国现代法治，尤其是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发展，在传统文化中缺乏有效的资源，我们应当有更开阔的眼光和更宽广的胸怀，从世界文明中吸取支撑这个法治的精神养分。
　　最后要谈一谈宗教的不宽容问题。应当看到，在基督教的审判教义中，当上帝作为一名法官时，他赏善罚恶，是不宽容的。而且正如陈林林所说，基督教作为一神教确有其不宽容的一面。然而，它的教义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很大的包容性。上帝在最后审判前允许人们涤罪，补赎，他承认任何人的可救赎性，而且耶稣为拯救人们而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又显示出一种仁慈与博爱。因此伯尔曼说：“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了对这样一位上帝的信仰，他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正义的法官——一位自相矛盾的上帝，他将仁慈与正义结合起来。一方面，上帝惩恶赏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对上帝负责。另一方面，上帝又怜悯人的弱点，并赦免由于人的不服从而应受到的全部惩罚。上帝‘所愿并非罪人之死，而是他应厌恶他的邪恶并活下去’。” 目前基督教世界也在考虑多元宗教共存的问题。而且包容性及多元化的观点已经为主流基督神学所认可。这些也许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宗教应当有宽容，我们对宗教，或者对非同种文明的态度，也应当是宽容的。

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附陈林林的批评及龙宗智的回应)

446787852@qq.com(木乙) — Tue, 05 May 2009 02:48:58 GMT

给几名诉讼法研究生上课讲审判方式，我即兴出了一个题目：上帝怎样审判？
　　思考片刻，一位学生回答，上帝全知全能，不需要审判就可以确定案情和一个人的善恶。
　　我说，基督教教义中，“末日审判”，即“最后的审判”（last judgement）占有重要位置。“末日审判”就是上帝对每个人的审判。因此看来上帝的审判是需要的。既然审判，就必然采取某种方式。那么，它采取哪一种方式呢？是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作为法官的上帝依据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动进行查证和裁判；还是效仿英美法庭，采用对抗体制，由某一神祗担当检察官，被告（可以请另一位神作辩护律师）进行辩护，然后由上帝来进行裁决（也许人们对上帝的信奉使他们能充分尊重其裁决，陪审团就不需要了）。由于上帝的明智，加上犹太教的欧洲大陆渊源，他可能采用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更适合。但是，现在人们似乎对于“对抗制”更加钟情，因为都说它更体现平等。
　　又一位同学说，既然有审判过程，就有程序的设置，就有具体诉讼角色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人们会不会为了今后较好的命运去“勾兑”上帝，以求其判决时手下留情呢。
　　我说，这已有渎神之嫌了，不过考虑到现在的司法状况，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理解。全能的上帝不会犯错误，不会失职渎职，但食人间烟火的法官们不是上帝，他们在收入菲薄，地位不高，自律不足，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时，难免会对那些与自己有某种利益与感情牵挂的当事人行一些方便。如果涉及自己的利益重大，也许他就会把手中掌握的司法手段变成一种“渎神的技术”，干出一些过于胆大的事情，就象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时发生的那样。
　　我的基督教知识相当贫乏，学生们也不行，这种“神侃”式的讨论难以深入。课后，也许出于一种略显怪异的问题意识，我查了一点资料。一本基督教辞典对末日审判是这样解释的：“末日审判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基本神学观念。称现实世界将最后终结，上帝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蒙救者升入天堂享永福，受罚者堕入地域受永刑，魔鬼将被丢入‘火湖’中受永罚。旧约中称‘耶和华的日子’，甚至指出进行最后审判的地方在‘约沙河谷’。新约圣经继承发展了这一观念，称在世界末日，基督将再次降临审判世界，但在审判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天地。”
　　基督教中的犯罪观念是指人们违背基督教教义的行为和思想。世俗的法律约束人的行为，而教义则约束人们的所思所想，因此，最后审判是不仅以人们的言行而且以思想为审判的对象，并以精神和思想为重点，有“原心定罪”的意思。审判所依据的不是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而是既管外部行为又管内部思想而且比较原则性的所谓“律法”。
　　要审判人的精神，俗人是缺乏这种本事的，因为难以充分举证和适当判断，因此必须由全知全能的上帝进行。由于古往今来的死人活人在世界末日来到时都要承受这种审判，就必须依靠上帝的特殊禀赋，否则，成立一万个法院也会被堆积的案件压垮。也正是由于上帝全知全能，一般的举证调查是不需要的，上帝已经掌握了你的一切，无论你是谁，不仅是你的言行，还包括你灵魂中的潜藏。此时的审判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理判决，而只是上帝对你的行为和灵魂的一种“审视”，然后对你作出宣判。平时上帝可能让你自救，而只有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才对一切人、事进行“集中审理”。中国俗话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说的是这个意思。
　　基教教义中对上帝的末日审判语焉不详，然而，对普通审判却有上帝的启示。《圣经》曾经讲过这样一件发生在巴比伦的事情：美丽而虔诚的犹太姑娘苏珊娜，出嫁以前，父母教导她遵守摩西律法；出嫁以后，她的丈夫富有而虔诚，因此座落在花园中的家便成了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其中有两个犹太公会的首领，即所谓的士师，非常贪恋苏珊娜的美色，商量好要寻找一个苏姗娜单独在家的机会，乘机霸占她，满足自己的***欲。于是他们随时窥视着苏姗娜。
　　一天，苏姗娜在家里准备洗澡。当女仆准备好洗澡用品离开后，躲在暗处的两个士师很快跑出来，向苏姗娜扑过去，要挟她：“大门锁上了，谁也看不见我们啦！我们想与你求欢，求求你满足我们的愿望吧！要是你不答应，那我们就要控告你是荡妇，发誓说我们看见你把所有的女仆都打发走了，好跟一个年轻男子幽会。”
　　“真是无路可走哇！”苏姗娜一边哀叹，一边又大声地说：“如果我依从了你们，那么我就犯了通奸罪；要是我拒绝的话，你们就诬陷我，而我则可能被处死。然而，我宁愿做被你们无限的无辜牺牲品，也决不背叛主！”接着她就拼命地叫嚷起来。与此同时，两个士师中，一个开始大声指责，另一个连忙跑过去打开大门。包括女仆在内的所有仆人听到嚷叫后，都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之间苏姗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而两个士师则一个劲儿地大讲自己编造的谎话。仆人们听到以后非常吃惊，因为苏姗娜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两个士师一定要将苏姗娜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在众人面前发誓，说自己亲眼看到苏姗娜在大树下面与一个年轻男子幽会。与此同时，苏珊娜只是哭泣着仰望上天，因为她相信主！由于这两个人是犹太公会的首领，再加上苏姗娜并不为自己辩护，于是众人认为应该处死苏姗娜。一直到这时，苏姗娜才哭喊起来：“永生的主啊！什么秘密也瞒不过你，你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现在我就要死了，惟有你知道我是无辜的，这两个男子在说谎，为什么我一定要死去呢？”
　　上帝听到她的祷告，便启迪一个名叫但以理的青年，于是，这人就站出来说道：“我决不赞成处死苏珊娜！把事实的真相弄清楚吧，这两人提供的证词有可能是假的！”于是，但以理要求将两个士师分开，进行单独讯问。但以理问第一个士师：“请你告诉我，他们在什么树下幽会？”“在一棵乳香树下面！”然后，但以理又问第二个士师同样的问题，而回答则是：“在一棵大橡树下面！”真相由此大白。根据摩西律法，谁作伪证，谁就将受到被诬陷的无辜者已经或可能受到的同样的惩罚（诬告反坐），这样，两个士师将不得不面对被处死的下场。这时候。这时，所有在场的人开始一齐赞美主。
　　这一辩析伪证的案例，以上帝的名义宣示了两种司法精神，一是正义的精神。但以理坚信上帝的话：“切不可将无辜者处死”。所以年轻的他在天启之下，能够以无畏的精神站出来，主持公道，惩恶扬善。二是理性的精神。但以理不是简单地凭一种信念为无辜者辩护，而是以超过众多长者的睿智，采用将两名证人分开并分别询问具体情节的办法来辨别真伪。在证据学上，这是使用了“矛盾法则”，即以不同的证人在关键情节上的相互矛盾来戳穿其谎言。这个案例可以说体现了上帝对世俗审判的启示，即审判者必须秉持正义的精神与合理的方法。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精神不过是人类精神的显现，“上帝的启示”，可以看作人类文明对司法审判的基本要求。
陈林林：上帝怎样审判——旁白刑事诉讼维度中的上帝和《圣经》
　　“上帝怎样审判”在神学家们看来，是一个不可言说的命题，一如上帝是男是女这样的追问。这个命题与中世纪经院学者们关于“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之类的争论又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不可说、无法说，后者是可以说，至于能否说得清楚，那是参与者自己的事情了。龙宗智先生近期在<法学)发表了一篇学术随笔，以“上帝怎样审判”这个不可言说的命题人手，带出了“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这一判断，对<圣经)(宗教精神)于刑事诉讼法的作用和意义赞赏良多。在这一命题前，龙先生引证了<圣经)中一起辨析伪证的案例，虽然是件具有说服力的“原始证据”，不过只是一件“孤证”，也不能算是“直接证据”。
　　学术的交流和讨论，不必像神学家那样先考虑是否可以言说，也不必像哲学家那样思量是否存在一个问题，但试图说明某一个问题，就不能不去同时面对其他相关联的问题，譬如说基督教的精神、(圣经)所蕴涵的法律思想及其实际效用，就可能是前述判断所无法回避的。单独思考和关联思考，虽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常常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有时甚至会改变问题本身。
　　与东方泛神论的宗教不同，一神教是基督教教规中必须遵守的最严格的信条。“十戒”的第1条就是：“除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解释基督教所有的光荣和失败时，必须考虑到它作为一神教所具有的特性。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教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益于一神论本身的统一性和严密性。想象中国宗教和神话中庞杂的神仙队伍，一个3岁蒙童问一句：“如来佛与原始天尊谁厉害?”，就会难倒所有跪拜在神灵脚下的信徒。在泛神崇拜的宗教氛围中，神的尊严和向心力、信徒的虔诚和献身精神都会大打折扣。而在(圣经?出埃及记)中，摩西第一次提出“上帝是谁”的问题时，显灵于荆棘火中的上帝将自我界定为“I am who am．”汉译就是“我就是存在”、“我是自有永有”。上帝作为最高的Being(存在)，可以超越任何时空界限，任何词述都不可能穷尽上帝的属性．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本体不可知，只能思。
　　而在人文主义看来，所有一神教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宗教不宽容。至诚的信仰(特别是一神教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是不可兼容的，因为这涉及到宗教立身安命的问题。在基督徒看来，所有异教徒都是亟待拯救的迷途羔羊，如果不可救药，中世纪的教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火与剑。即使在教会内部的派别冲突中，也同样弥漫着这种不宽容的精神，而这当然也是手执(圣经)、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在<旧约?申命记)中，上帝冷酷地训诫信徒们说：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女儿，或是你怀中的妻子，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更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
　　对不听活的、有二心的信徒，教会首长还会拿耶稣的话来进行恐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不管耶稣的本意如何，<新约?约翰福音)中的这句话最后成了将成千上万个“异端分子”押赶火刑柱的判决理由。
　　(圣经)中的上帝断称不上是位博爱之神，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他发誓要让人类受尽疾病、洪水、瘟疫、地震、严寒、饥饿和战争之苦，即使最虔诚的基督徒也不能例外。上帝取人身家性命从未想过履行什么手续和程式，甚至连提个醒也没有。<旧约?创世纪)和 (旧约?民数记)中的上帝嗜血成性；毁灭了除挪亚一家外的整个人类；将硫磺与火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活活烧死那里的居民；屠杀了在沙漠流浪中敢于抱怨摩西的14700个犹太人，还派毒蛇去咬流浪途中的畏怯者；杀死子50070个只是看了看上帝方舟的居民。“不可杀人”被公认为是“摩西十戒”的要领，而上帝本人显然不把它当回事。
　　在这种不宽容和冷酤的宗教格调中，要把(圣经)论说成一部刑事诉讼法教科书是难以想象的——至少就笔者的愚见来看，基督教情结在法律领域的生根开花虽是有目共睹的——譬如说伯尔曼及其《法律与革命》．但就部门法领域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来讲，进行这种结合可能还有点勉为其难。刑事诉讼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于近代启蒙运动对被告人的权利关怀和司法证明方式的改进——刑事诉讼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它们都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场的，它们的旗帜就是贝卡里亚那本充满激情和雄辩的(论犯罪与刑罚)。
　　当然，<圣经)中的确存在可以与刑事诉讼对号的若干法律思想，如前述(旧约?申命记)“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以及?摩西十戒”中“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训示，这一条曾引起顾准先生的注意，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饱受冤苦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圣经)对刑事诉讼的论说只是一鳞半爪——无论对<圣经)自身来说，还是就基本的刑事诉讼概念来说。中世纪教会法院虽然审理过大量的刑事案件，但其程式基本已世俗化了。而说到忠实于(圣经)进行的刑事诉讼，则非宗教裁判所莫属。
　　宗教裁判所是<圣经)中宗教不宽容的必然产物，教会确信在规劝、开除教籍等温和的方法说服异端无效后，对他们动用火与剑是(圣经)的暗示。宗教裁判所在基督教形成初期就存在，因为教会一旦成为一个有信仰，有组织和有纪律的团体，自然离不开赏罚之事。基督徒还认为亚当和夏娃是最初的异端，而上帝本人是第一任宗教裁判员，这也是于(圣经)有理有据的说法。宗教裁判所在中世纪时遍布欧洲各地，教皇英诺森四世还颁布了<论连根拔除)——一份颇具上帝作风的训示进行推波助澜。宗教裁判所有一套严密的、高效率、大规模的组织制度，如果以“恶法亦法”的眼光去审理的话，(圣经)中的部分刑事诉讼思想的确被宗教裁判员们——这些“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发展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刑事诉讼法规，规定并落实了完备的组织、告发、侦讯、审问和刑罚制度，只不过“原心定罪”搞过头了、质证制度贯彻得不够彻底、刑罚用得过火了。虽然<圣经)没有鼓励说要这样做，但{圣经)也未规定不准许这样做，尤其在对付“异端分子们”的时候，最后，他们这样做了，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追本溯源的话，(圣经)是脱不了干系的。
　　作为基督教之宗的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律法的宗教”，而(圣经?旧约)在信徒的生活中有另一个称呼：“律法与预言书(the law and the prophets)”。《阿伯特：犹太智慧书》说：“世界立于三块基石之上：至理、公正的审判及和睦。”(新约?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解答：，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首先是“你必须遵守律法”。这些折射出绚丽光彩的宗教箴言，都是令法律学者心驰神往的学术素材。但如果太专注于驿动的宗教灵光，也会导致对其他同样珍贵的东西视而不见。
　　龙先生认为上帝通过<圣经)中的辨析伪证案，以宗教精神的形式宣示了两种司法精神，一是正义的精神，二是分开质证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两者对世俗审判提出了必须秉持正义的精神和合理的方法的要求，这可能有点拔高了。
(　　圣经)中体现出来的、至今为人所称道的宗教精神，说白了就是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来的一些常识观念，上帝在辨析伪证案中的宣示也不能例外。常识以简练、通俗、实用和弹性见长，但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使其极易被指鹿为马或越俎代庖。譬如说《尚书?大禹漠》要求古人办案“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礼记?王制》教导“疑讼，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但我们显然不能说无罪推定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诉讼理念。虽然《尚书?吕刑》对刑事审判的记载明显比(圣经)来得集中、系统，但我们并不认为它称得上是一部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
　　常识同样可以负载宗教精神所体现出来的正义感，常识观念在法律领域的展开有一个业已被历史证明比宗教精神更为妥帖、可靠的观念，那就是“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这个概念在实践中通常表示处理纠纷的一般原则和最起码的公平标准，它的两项基本内容是：(1)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自然正义最后演化为公正程序的9项标准：
　　（中立性)
　　1．与自己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
　　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利益。
　　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劝导性争端)
　　4．对各方当事人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
　　5．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和证据。
　　6．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意见。
　　7．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做出反响。
　　（解决）
　　8．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依据。
　　9．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
　　就刑事诉讼的发展史来看，“自然正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正是有了这样的常识前提．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关怀和理性设计才有了坐标和生长点．才得以繁衍出基本的诉讼规范来构成一部刑事诉讼法、奠定一个学科。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反观《圣经》所能提供的东西，上帝本人也要汗颜。
　　现代刑事诉讼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口号都可通过“自然正义”的观念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自然正义”对《圣经》的超越集中到一点，就是前者既不问信仰差别，也不依此对人划等分类、分而治之，这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着灵犀相通之处，即使最高明的宗教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对刑事诉讼来说，<圣经)所指引的路，极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自称“错误在所难免”，并非只是摆一下谦虚的姿态。法律科学本身是一门介乎于专门技艺和普遍信仰之间的知识，各人的理解角度、素材选择和出发点都会有所不同，而笔者前述判断只是局限于有限知识的前提下作出的个人管见，势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狭与疏漏。基督徒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同样，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接受这种尴尬局面。
（载《法学》2001年第3期）

运送正义的方式

446787852@qq.com(木乙) — Tue, 05 May 2009 02:39:50 GMT

运送正义的方式

贺卫方

在一个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察者看来，全社会对司法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热切关注和企盼可以说是过去数年间的一个显著现象。法律与政治界自不必说，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仅以１９９８年间涉及法院者为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广西博白县法院的那位刑庭庭长枉法裁判的报道令世人震惊；“腐败阴影笼罩神圣法律”——《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揭露法院腐败的报道光是标题就让人过目不忘；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宜乐这样的重量级法官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刑，令人深感司法腐败的严重和抑制这种腐败的艰巨。还有，喝醉了酒的法官把小学生扔进水库淹死，作为赃物的手提电话被法官拿去自用，身为法院院长，居然将案件卷宗盗出来，以便让被告人串供……

　　这些事例自然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不过，光是震惊或痛心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司法界会沾染如此大规模的“司法病毒”？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这样的腐败现象？建立怎样的制度去预防它们的发生？在依法治国成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口号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我们看到，出主意、开药方的人是很多的。例如，位居庙堂之上者，多喜谈道德教化，将教育整顿或曰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于是，司法界近年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教育整顿。只是规模虽大，效果会怎样，却仍是疑问——毕竟这类的教育整顿已经搞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新意，除了不识相的“顶风作案”者被抓个把出来“以儆效尤”外，风头一过，一切如旧，是可以预料的。

　　强化监督？是的，在当今这个社会，监督好象已经有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所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各种各样的监督者纷至沓来。问题在于，要使这种外部的监督真正有效殊非易事，况且每一种监督的权力都需要有具体的人去行使，怎样保证监督者不腐败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脏水能洗净衣服么？

　　另外，还有一些更激烈的主张。有人认为，在中国，要建构良好的司法制度，前提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化。在这些人看来，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司法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或者说，改革的顺序有些问题。合理的顺序应当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再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否则，费尽移山心力，到头来，恐怕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极端者，甚至认为那些对司法进行技术层面研究的人属于“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类。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没有看到，司法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深刻和深远影响的那一部分。从前那些革命的倡导者们经常忽略了制度的演进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因而急于求成，以为在高层次上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殊不知这样急功近利的思想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变化；皇帝可以废黜，但皇权意识仍然可能主导政治生活。议会容易建立，但议会政治的精神却难以深入人心，到头来一切不过是“海棠依旧”。所谓高层次最终必将沦落为浅层次。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司法制度的演进历程不正是充满了这类困难么？在近年来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我很关注并且注意收集官方的和民间的种种议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这些议论对于司法制度的目标——正义、效率等等——有很深切的关注，然而，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却相对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院成其为法院，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官成其为法官，都极少清楚地认识。于是，我们在法官选任的标准、司法权行使的方式、法院的内部管理模式、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以及司法官员独特的伦理准则等方面都缺乏深长的思考，司法与行政等机构浑然不分，乃至以改革之名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之间相互打架的状况乃是必然的。

　　这个集子收集了我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司法改革的一些短篇文章、演讲以及访谈等，名字取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杰伊（ＪｏｈｎＪａｙ １７８９－１７９５年在位）的一段话：“过去的历史表明，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这些文章的主旨就是探索在中国的环境里，怎样的制度安排是运送正义的有益方式。自己是学外国法制史出身的，又长期从事比较法学研究，不免在一些思考方面受到西方相关制度与理念的启发。在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人士看来，或难免乐观的普适主义者之讥。不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绝不意味着解决中国问题只能从地方资源中寻找答案；有时合理的方案偏偏不是“土特产”。面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也许我们不该太心急，毕竟西法东渐的时间尚短，混乱、冲突、规则实施中的凿枘不投，都是难以避免的，是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一行遇火焰山而无法行进，孙行者借来假芭蕉扇，欲灭火而火愈烈。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

　　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那方无火？”

　　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

　　又问：“那方有经？”

　　八戒道：“西方有经。”

　　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在司法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境况。要取得建设法治的“真经”，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作者为其即将出版的文集《运送正义的方式》写的自序）

突然怀念

446787852@qq.com(木乙) — Sun, 29 Mar 2009 13:33:54 GMT

习惯了一个人。上班的时候任无数个陌生的面孔在眼前飞转，永远都不会想要去记住谁。一下班就懒在书里，或是赖在电脑前。
烟说韩剧可以看出两种女人：一种女人越看心越软，越看越哭，越哭越看。一种女人越看心越硬，这次看了以后下次非比这次还惨才会意思意思。否则就厚颜无耻的说这个一点都不感人啊，哭个什么劲……很无耻地，我属于后者。
穷人说我是表面豁达傻乐，骨子里的每一滴血和每个细胞都被悲情主义和暴力美学给奴役了。我每次看到穷人都觉得有他在没我说话的必要，他总能看穿我，这是很可怕的。
09年三月，我看着两年前的目标一阵心寒，耗费了两年青春，双份的。很愧疚。
日子过的很慢，每天一样的过程，恨得我想一下子把它全结束掉。日子过的很快，我常常梦见梳头时看见一头白发和一张很苍老的脸，然后骇然惊醒，一身冷汗。
有人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缺啊，早点结婚算了，你这个年龄我孩子都挺大了。我更是一阵心惊肉跳。我觉得好象看见我的棺材盖子都打开了，对着我说，乖，认命拉，进来躺好。如果让20岁的人过80岁的日子，用80岁的沧桑淡泊去生活，那有什么能证明是20岁的人？他的20岁提前被抽掉了。
我要什么？不是不知道，是不清晰。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接近它。我总觉得一个人在没能力承担的时候就不配拥有。否则，即使握在手心，也随时可能失去。
突然怀恋当年那群不顾一切的疯子。做的时候玩命，闹的时候尽兴。一月一计的充实，一周一筝的雅兴，狂歌竞夜的豪情，怀恋当年某人说，木乙，知道吗？我愿意现在死，死在疯狂追逐的路上。
看见了么？我说怀恋，而且是当年，真的老了吗？

水之湄

446787852@qq.com(木乙) — Tue, 03 Feb 2009 06:25:52 GMT

网络热文：关于本命年的个人问题(转)

446787852@qq.com(木乙) — Mon, 26 Jan 2009 15:34:28 GMT

亲们不要追问我为什么要转,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入题欣赏:

文／瞳孔中央

　　有个说法，女的本命年一过，就下坡路走得飞快。没到这儿的时候，我认为这话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暗示性很强的幌子——要知道，我10岁的时候就写过日记：如果人不再年年数着岁数，是不是就永远不会老呢？现在我像从10岁一下子跃了两个本命年的坎儿，忽然发现这个幌子不仅暗示性很强，而且更可怕的是，它是事实。
　　前几天接到一个高中同学的电话。我上来问，你谁呀，她很熟络：“你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啦？张少红呀！”我的确听不出来了，此人高中毕业后再也没联系过。号码显示她还在我们老家，这一通电话打来显然不该只是叙叙旧。她唠叨了半天如何辗转通过她妈的同事找到我爸的哥们找到我家电话又找到我的电话。最后她终于说了：“我今年要结婚了。在北京认识的，结完婚跟他移民加拿大。”听完我赶紧祝福两句，期望她快点挂断，因为更难缠的还在后边儿。爸妈的电话果然紧随其后：“你同学张少红找你了吧？她要结婚了！这姑娘高中时学习可不如你好，现在你得学学她，抓紧呀……”我嘴上敷衍，心里记恨这张红，她一圈炫耀下来，得害多少人呀？老爷子临了嘱咐：“我可等着个外孙玩玩呦。”
　　关于还拿学习好坏论英雄的过时逻辑，我在电话里都没好意思反驳他们。学习好，不过证明成功掌握了考试技能，半点不能反映生活智慧。一出校门，就没人再关心你的成绩单。但假如以面子观揣测爸妈，他们也只能沉浸在我这点好处上，经过各类教育的一番修理，我终于打开了生活考卷，可他们却发现，这门课我不擅长，落后了。而那个张少红，我可学不了。当年她学习是差，却颇有姿色，以上两方面我恰与其相反，作为互补，成了好友。我们也曾分享过小秘密，也曾恨不能连内衣都换着穿，也曾课间拉着手去厕所。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为什么还记得那件事儿：一次厕所之行，她的钥匙掉进了茅坑。我撇撇嘴：“走吧，别要了。”她二话没说，弯腰俯身，伸手捞了上来。在那个污秽不堪的公共厕所，我一边干呕，一边隐隐觉得，这是个我不认识的张少红。此后类似事件又发生了一次，不过出在我自己身上。一次旅行途中，我把眼镜掉厕所里了。作为一个朴素的高中生，浑身上下就这玩意最值钱，但我望了望脚下深处闪着光的眼镜片，没捞，提裤子走人。
　　以上不过是两件气味不佳的陈年往事，但现在回想起来，再拿弗罗伊德或者荣格那一套分析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跟张少红命运殊异，皆因我们压根不是一类人。她意志坚强，目标明确，活得更加实际；我呢，性格软弱，善于开脱，活得不够积极。眼镜事件中，我给自己找了如下理由：不用捞，反正爸妈也看不出来；就是看出来了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厕所多脏呀。现在，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来开脱我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景况：不必着急，反正爸妈不在身边也管不了那么多；再熬两年他们也就不管了；为了婚姻牺牲我自由散漫想吃吃想睡睡的生活，多可怕呀。我依然记得考上大学那会儿，我爸在酒席上的豪言：“没能力的孩子，我就把她留在身边，有能力的，才送出去闯荡。”可他们希望我闯荡的结果，应该不是上了学找了工作之后就过着优哉游哉的独身生活，而是张少红那样的：即使没考上大学，也要来北京上英语学习班，考自考，然后找到个男人，嫁了，去加拿大。
我觉得父母给我的人生规划，犯了没有量体裁衣的错误，没有明白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有时候我设想，假使我有个继承了自己秉性的闺女，就将她留在身边儿，从小给她喝依云矿泉水，木瓜牛奶喂大，养的皮薄肉嫩，腰细胸大，高中毕业后只准学唱歌跳舞琴棋书画，之后找个好人一嫁，她这一辈子就幸福了，我当妈的任务也完成了。可不论是张少红那种，还是假想中的这类，我都很鄙视。不是价值观上的，而是气质上的。最终投脾气的，也就大部分是大龄未婚者同类了。有实际型的，经过夜里的辗转反侧这样的人生规划：“有三条路：一是我储备好足够我休息两三年的钱，先把孩子到托儿所的年龄,还要考虑到天灾人祸战爆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大约需要两三百万，我是决计没这本事的；二是嫁个收入是我两倍的男人，前提是他不抛弃我们母子二人肯付生活费，不会因为我怀孕丑陋而嫌弃我，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找到这种人，年老色衰后怎么还会有这种可能性呢？三是不生孩子，把自己顾住，绝对不能失业，还要奉养父母，祈祷他们千万别生什么大病，别住哈医大二院。看来看去，还是第三种比较简便易行。”还有爱情型的，因为爱上了7岁儿子的爸，既没有结婚的可能，连男友的身份也无法暴露，打算用青春抵抗禁忌，投靠爱情。更有独立型，宣称自给自足，自娱自乐，既不要婚姻作保障，也不用婚姻抚慰。相比之下，我算精神型，既喜欢沉浸于虚构的小生境，又对婚姻倍感失望。在本命年之前，我们并没自动凑成这样一类，凡事都有挡箭牌：我还年轻，修远人生路，慢慢求索之无妨。但脸色不再是一瓶玉兰油就能打发，周围的人也纷纷告诉我们：你可老大不小啦。于是好象命中注定一样，一群人凑起来，一起惨淡，一起雀跃，一起交流那外人看上去十分不幸的生活。　　有时候，我想问自己，问她们，我们幸福吗？我想我们会回答，幸福。但会迟疑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迟疑这一下？当我被爸妈的逼问搞得不胜其烦；当她因为觉得人生规划无望而夜不能眠；当她因为7岁儿子的爸不能陪自己过圣诞而在烟火中哭泣；当她买了一箱水果一步一歇地往家搬——在本命年之后的这段日子里，我们的生活，一半是实体，一半是虚妄，我们不屑于那个实体的，在乎那个虚妄的——这样自由的，独立的生活，能不能再长一些呀。
　　不过不是谁想一生怎样就能怎样，软弱的人再咬牙，该做不到还是做不到。我不知道面对父母亲友的压力，精神还能支撑多久，而现实总有办法解决，爱情也不十分可靠，唯有自立自强的独立型，我认识的叫李小花的姐姐，她的独身之路最坚定。李小花的本命年过去4年了，她宣称：“实践证明，有生理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办法解决；老来寂寞的时候，这些朋友也足够。”她还分析了她有我等无的现实条件：“我有个妹妹，已结婚生子。父母对子女的盼头也就这些，他们根本不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随我去了。你们就不行，过不了父母这一关。”这样看来，她最有决心、有毅力、有条件，过上随心所欲的日子。可有天夜里，她电话向我哭诉：“我有个喜欢的人，他结婚了。”我禁不住拿她的独身论来提醒她，但她说：“我是觉得，别人的生活都在前进，只有我的停滞不前。”凌晨时分，她哭得特别伤心。

琴飞

446787852@qq.com(木乙) — Mon, 29 Dec 2008 10:20:52 GMT

长歌当哭，以笑代泪。

纪念听雨

木乙

白露未晞 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