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4540805.qzone.qq.com Wed, 25 Nov 2009 19:12:18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at, 21 Nov 2009 05:59:05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8783145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 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 “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 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 “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8783145#comment 134218240 Sat, 21 Nov 2009 05:59:05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8783145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7251243 ——关于阅读的驯服与反抗
在洗脑和反洗脑之间，阅读究竟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在当今的阅读浪潮中间，我们究竟有什么观点，有什么线索？
期待与喜欢读书的人们，一起谈论我们所阅读的，和我们所读不到的。
讲座时间： 2009.11.07 （本周六）09:30
主 讲 人： 袁复生
主讲人介绍： 袁复生（笔名小古，生于80年代, 晨报周刊文化版主编，资深记者，写作题材开阔）
内容简介：
举办单位： 湖南图书馆
地　　点： 湖南图书馆阅览楼一楼多媒体演示厅
咨询电话：0731-84174122
怕人少掉面子，兄弟们去捧捧场吧
为了增加人气，袁复生同学将在现场带10本他喜欢的书，提问的读者，均可获得他赠送的书籍一册。

我打算现场送出的图书名单
《好儿女花》，虹影 著，在小说中袒露得如此彻底，也只有虹影了
《69》，【日】村上龙 著，1960年代日本校园中的骚动
《孤独旅者》，【美】凯鲁亚克，《在路上》作者的生前未刊稿，这是火车的流浪之旅
《另一个，同一个》，【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诗
《仇富》，薛涌 著，新左派的发声
《夜晚的书斋》，[加拿大]曼谷埃尔 著，他曾著了一本风靡一时的《阅读史》，和《阅读史》相比，这本
更空灵
《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张德芬 著，畅销书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俞天任 著，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参谋，这个中国人下的功夫是最多的
《如焉》，胡发云 著，2006年代第一版，曾轰动一时的小说
《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章诒和 著，不算是禁书吧
现场另有两本非正式出版物赠送,分别为最近刚去世的口述历史开山学者唐德刚的《民国前10年》打印本(黑
子友情提供)，中国最优秀的原创文化类民刊《水沫》第13期(吴幼明主编)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7251243#comment 134218241 Tue, 03 Nov 2009 12:27:23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7251243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7151514

绝对，我有延安情结。这种情结，被日本人池谷薰俘虏了。
我们曾说过人生的六度关系理论，这样的理论是诸多电影和戏剧的基础，但《延安的女儿》是纪录片，纪录片的出现验证了生活中的戏剧性。
与其说是戏剧性，不如说是生活里的荒诞感或曰被规定性，因为被规定，命运就有了相同的悲伤和扭曲。
这一次的扭曲故事，发生在延安。它对应的是天安门，他们有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有多余的优越感，相反，只是一种欲望和人生禁忌、苟且乃至扼杀。
这两面关于“延安的女儿”，其实有两条线索，明线是被偷偷生出来，不得不送给当地老乡养育的女儿海霞。也有知青黄玉领不得不在女友怀孕时打掉的那些胎儿。
黄玉领被判了刑。在一个革命的地方，青年的性，被罪化。农民对女知青的追求，更加如此。不仅北京来的老干部如此，知青们在几十年以后，也是如此认为。
我曾经热情地讨论过那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当时编辑给的标题是《廉洁公正民主，延安有过天堂般的岁月》。
其实，这个电影里，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几个当年在延安的青年士兵，老年在屋外打麻将，唱了一些革命歌曲，回忆了喝马尿的艰苦，轻轻说了一句，我们当年在拼命，他们那些知青娃娃就是劳动嘛。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关于彼此的痛苦，是如此地不能通融。这就是暗线。
最卑微的一代，回归日常的是海霞，似乎她才是最强大的，她畏缩、皲裂、生硬，但她一根筋，有行动力，遵循内心，虽然她要两个人陪，但一路直驱生父的长辛店，在那个破败的锅炉厂的宿舍，给没落的父亲一缕温暖，一封手写的信件。
我很赞同贾樟柯的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有着感情生活的时代，私人信件是发达的，即便是在战火之中，但我们不再随便写首诗对对联不为发表，就为给亲朋传阅，这样的信笺的数量和我们情感的粗糙程度，成反比关系。
海霞，一个尽管身世波折，但毕竟在日常生活成长的苦孩子，开始了情感生活的恢复，这样的恢复，在一代人身上，虽然生硬，但未来一代，也许还是大有希望的。
我想感谢池谷薰的也正是这点——他给出的色彩和音调，虽然颇多心酸，但坚持留下了一种恢复的可能性和希望的方向。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7151514#comment 134218241 Mon, 02 Nov 2009 08:45:14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7151514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6923613 刘德华到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茶铺茶场拍广告
2009年10月12日到13日，在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茶铺茶场拍广告，因为这里是农村，而且都是留守老人，所以拍摄现场不多围观群众，再加上其保密工作做的相当好，所以直到华仔走后的当天晚上，有关消息才宣称他来过洞口县。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6923613#comment 134218249 Fri, 30 Oct 2009 17:26:53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6923613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2254093 A00:09:14
难道你做过之后就不寂寞了？
那你和我说说是什么呢
B 00:09:50
做完之后，是安静
祥和
而不是空虚
A 00:10:00
是睡觉吧
都累了
该睡觉了
B 00:10:10
内心宁静A. 00:10:12
囧
B 00:10:17
觉得洗澡了一样
净化自己
洗去铅华和浮躁
A. 00:11:06
诶，那我还真是不知道，哈哈
诶，你说的好神圣
我觉得像是去了一趟寺庙
而不是上了一次床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2254093#comment 134218240 Sun, 06 Sep 2009 16:21:33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2254093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957788
()呦！你看这无巧不成书的“千年孤独”
文|袁复生

一个百事不顺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只好不断换师傅(那时候)，为了做成一个像样的徒弟，被小城那个失败的老神父（他毕生只发展了9个信徒）改名，把戏剧的“百顺”改成“摩西”。但摩西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甚至，入赘之后他的姓氏也被一个叫吴香香的寡妇改成了女方的姓。当然，这场婚姻，也是继续失败，吴香香和邻居老高偷情、私奔。他们离开了那个叫“延津”的小城，假装找“奸夫淫妇”，摩西也离开了延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又改了，改成了他自小最崇拜的喊丧人的名字，罗长礼。这就叫《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半部——“出延津记”。
70年后，这个故事重演。在另一个小城，沁源。年轻人叫牛爱国，他的老婆也红杏出墙，跟照相馆的小蒋私奔，私奔了一次后，还和纱厂的采购员姐夫私奔。正好，他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假装去找老婆，牛爱国从沁源去了母亲的老家，延津。他母亲，就是吴摩西的继女，因为她母亲和情妇私奔，她离开了延津，中途被拐卖，然后远嫁沁源。这个故事呢，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下半部——“回延津记”。
和刘震云之前的小说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延续了对白丰富和“无巧不成书”的传统，新增的是，他的创作野心，出版商替他说出来的版本是“千年孤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孤独呢？按照刘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的，那就是“话找话”的孤独，“找知心朋友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儿，不是清朝艰难，不是民国艰难，也不是唐朝艰难，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的事儿。”
正是这个“从古至今”的逻辑，让我们看到了外祖父和外孙之间的“遗传”，这两个内向的男人，一起经历了妻子“偷人”的痛楚，一起经历了人生失败的遭遇，一起为了一个可以“说道”的朋友，四处奔走。想了老半天，我还是没能明白，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呢？因为女人天生要偷情，所以男人天生孤独要找人倾诉？这和《论语》什么关系呢？和《圣经》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仅如此，刘震云还坚信，“清朝、明朝、唐朝是一个历史阶段，它总会过去的。朝代只是件衣服，最后你会发现，人无所谓穿哪个朝代的衣服，人就是人”，“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忙于去寻找“生活自己的规律”的刘震云，为了表达自己的“永恒的人性”(这种思路，让人想起了易中天的“三国成功学”)，干脆把生活本身也“永恒化”了，通读全书，时间跨越70年，但刘震云最擅长写的生活和社会，在这一次的写作中变成了一个大而化之的“本质”，没有辨识度，你难以分清，哪些是70年前的故事，哪些是70后的场景，大家的思维、习惯、境况，甚至连空气中的味道，都差不多。这样的处理，让人觉得，所谓“永恒的人性”，只不过是偷懒的概念化而已，这恰恰是那一代“美学青年”们的通病。
同理，刘震云把“说道”和“知心”的关系，也全然神秘化了，比“一见钟情”还神秘，至于能说道些什么，通常也是语焉不详。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刘震云所在意的。他所在意的，也许只有小说的戏剧感而已，从《手机》以降，登峰造极的是《我叫刘跃进》，一脉相承的是《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具戏剧感的作家，说好听点这是精于结构，说不好听，不知道是在写剧本还是在写小说。结构的精巧，固然能让人产生“这是一个好故事”的印象，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小说本来的力量，破坏了它的质感，使之趋于轻浮。
轻浮对于这个题材，是致命的，因为它的结构是“基督教—儒家”的，它试图探讨“人—人”社会与“人—神”社会的人心差异，元素很眩目，但最后却显得浮光掠影，过于冗长的琐碎叙事，使其沦落为碎碎念的家族往事。难怪书评人朱白说：“明明是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不厚道。”
而小说最可贵的地方，对中国底层民众内心孤寂落寞的反复提醒，也因为这种概念化的写作，变得面目模糊。本是一个绝好的题材角度，刘也是绝顶聪明人，可这本书，正是败在算计和野心。在戏剧思维和写作野心的双重压榨下，它们成了令人叹息的殉葬品。


图说
《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著
2009年3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 ：29.80元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957788#comment 134218241 Sat, 22 Aug 2009 16:16:28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957788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421125 (导)在《国画》之后，几近10年。王跃文重写“官场小说”，就是这本《苍黄》。这部保持了其一贯的叙事水准的小说，以题材论，其实比《国画》更重要，写尽了一个县城官场的生态和机制，写透了一个县委书记的蜕变，写尽了那无可逃避的压抑和悲凉。
2009年8月12日，《晨报周刊》对话王跃文。

(主)王跃文：我自认为没有夸大《苍黄》里那些让人难受的事情
文|袁复生张景思(实习生) 图|李林冬


读完《苍黄》，内心是难受的，无法逃避的难受。不是对权力斗争的失望，而是对于权力运作的叹息，对基层社会失调的感伤，无论是县委书记不可逆转地跋扈，还是换届选举口是心非的形式，对于中国最重要的单元结构的病态，《苍黄》给了我们扎下了狠狠的一针。

()苍黄是带有点青的黄色，有点苍茫的意思，给定这个书一个基调，不是很明快的颜色，当然也不是很灰暗的
晨报周刊：为什么叫《苍黄》？看到了扉页上录了《墨子·所染》的一句话，“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你是想表达“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的意思？
王跃文：书写完之后一直找不到书名，想了很多书名都觉得不满意，最后快要印刷之前的一两天书，看到这段话，觉得这个好，然后就想到这个东西。
后来反过头来我再去翻汉语词典，汉语词典给定的两个意思，一个是墨子所说的这个典故，指事物的变化反复。另外还一个意思是指颜色，带有点青的黄色，有点苍茫的意思，给定这个书一个基调，不是很明快的颜色，当然也不是很灰暗的。我每次回到农村，就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很快地背诵起来）我写人物的话一般不会把一个人写得特别坏，也不会把人写得特别好，中间状态的人多一点，可能更符合社会的真实。
除了这两个意思之外，苍黄两个字也是作为环境的一种辐射和影响，墨子是到大染坊里看到那个染色的过程发出感叹，丝本来是没有颜色的，放什么颜料进去就变什么颜色，在这么一种强大的现实面前，你个人的抗拒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假如啊，我想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在一个很清明的社会，我个人不需要经常去对抗什么压力，我可以充分的保证自我，我也不会感受到社会对我有多大的压迫，我就觉得这样的社会可能更加人性一点，更加好一点。

晨报周刊：看完你这个新小说，我把QQ签名档改成了“读《苍黄》，心难受”， 这种难受跟以前看《国画》之类的感觉很不一样，以前主要还是主人公自己命运的沉浮，这种小说就超过了那种层次。
王跃文：这个小说我更多的是注重目前这种现实，对社会生态的一种观察和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我自以为是诚实的，我自认为没有夸大某种令人难受的东西，其实作家在作品中呈现的东西，比现实中存在的东西简单得多，现实的复杂性严重性要深得多。像最近重庆那个扫黑，从媒体报道的程度来看，多么的惊心动魄，已经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几乎会感到失望。昨天凤凰卫视邀请我录了两期铿锵三人行，其中有一期专门从重庆扫黑这一点，从这里谈开去的。

晨报周刊：你在小说中也写到了生存于农村的黑社会，开赌场，因为纠纷，烂仔甚至把县委常委李济运的老家炸了，这似乎有点夸张。
王跃文：我的生活一直同中国最基层的乡村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后来我发现，国家对农村的管理可以说是越来越不用心，或者是放任了。比如，前几年就在席卷全国农村和基层城乡的那种地下六合彩，就是所谓的买码，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盘，把底层的资金席卷一空。但这样以后呢，几乎也没得到什么有效的管理和打击，就是贴一些标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从根本上去治理过，后来慢慢的，这个风气好些了，不是因为加强了管理，或是农民自己觉悟了，而是没有钱买码了。
后来，城镇和乡村里面聚众赌博又开始了，而且是那种非常原始非常没有技术含量的赌博方式，彻夜彻夜的赌，开场子的人还开车去接，每个摩托车送一个人得20块，场子里还供盒饭。
这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县，而是到处都是这样，这样一个是直接伤害了农村的经济，再一个确实对风化，对道德建设都是有害的，而且造成很多的悲剧，而且这个事情往往带有黑社会性质，比如说有放高利贷的。其实有黑社会性质的，具备这种特征的，在最底层的社会里都存在。


（）县委书记成为“皇帝”，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缺乏监督的一把手
晨报周刊：不过《苍黄》的主要背景还是县城，那你为什么选择一个县城作为背景呢？
王跃文：这个选择也不是偶然的，我考虑的在我看来，在县一级就是一个很完备的官场，县一级开始就是中国官场所具有的所有功能，几乎全部都齐全了，就缺少一个立法权，其他的权力都有。官场应该呈现出来的种种姿态也好，种种悲喜剧都能在县级官场里显示出来。
而且县级官场和上一级官场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直接和老百姓联系，每天来县政府上访的老百姓几乎是不间断，而且这还是在层层限制下出现的状况。

晨报周刊：李济运是主管信访工作的，《苍黄》里谈了很多截访的事情。你觉得问题比较严重了？
王跃文：减访成了除了中央之外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减访可以不择手段。比如把上访者作为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去，这不是我杜撰的，而是媒体报导过的。

晨报周刊：你也曾从政，当年那些朋友如今应该也有县长、县委书记了，对他们的感觉如何？
王跃文：我所接触到的，我身边这些县级领导，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但我其实也听到很多他们操蛋的事情，熟悉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当不熟悉这个人的时候，听别人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就会觉得这个人真有什么。
上次我去长沙一个地方去玩，碰到一个乡党委书记，他跟我谈了很多在基层为官的感受，他对现在政府的一些作为的一些判断，我们两个可以说有百分之百的共同语言，但是他认为在下面要做好这个工作，如果按照我现在这么想的去做的话，我就没法工作。不能按照常规的思维去工作。

晨报周刊：我觉得你这个小说，非常完整地描述了一个“县委书记是如何变成‘皇帝’的”故事。
王跃文：根据我的观察，不只是县里，我们目前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方，都是以单位和地方为单位的集权。他给不给下面这些人分权，就要看他的个人品德，性格。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里面，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很多地方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假的，集中是真的。集权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文化。

晨报周刊：县委书记成为皇帝这个现状归结于他是一把手？
王跃文：这个话其实不好怎么说，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缺乏有效监督的一把手。

晨报周刊：市里面会不会好一点？市委书记呢？
王跃文：市里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目前中国这个行政构架，市级越来越具有争议，很多人建议取消市级，市级的实权不多，因为所有的实权都是各个县行使，他的权集中在哪里呢，人权，人事的任免都是市委书记说了算。
市委书记还是一个缺乏有效监督的一把手。其实我们很多逻辑上时讲不通的，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如果存在最高，如果权力构架里面某一个部门或是什么称谓最高，那就不得了了，因为没有最高的，都是相互制衡的东西。

（）一把手没有被选上，或者是组织上看中的人没有被选上，这是偶尔才会出现的
晨报周刊：我今天上午在看《亲信》那本书，你们俩不约而同写到了人大选举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官员是不是比当年更看重形式一些了？
王跃文：我们现在搞民主这种把戏，这么多年，说实在话，手段越来越高明，经验越来越足了。像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我们搞到香港去了，到澳门去了。你一看还是完全民主法治的社会，想选谁就选谁，而且程序上还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国内玩这个东西几乎是小菜一碟，一把手没有被选上，或者是组织上看中的人没有被选上，这是偶尔才会出现的。

晨报周刊：差配这种事情以前也出现过吧？
王跃文：一直是这样，中国的政府选举，自有选举以来，他的程序设计得很多。一把手只有一个候选人那没错的，副手通常有个把的差额，比方说选七个，再加一个，而这个加一个人，都是事先打了招呼的。事先找一个人谈，然后这个差额选举，差配的不能领导任命，就会授意于某一个代表团或者某一个人，如果十人以上合法提名，提名的这个人如果是组织上需要的差配，那就认可了，假如不是他们认定的，这个人很优秀，可能真的有可能当选，就会找这个人做工作，因为你有权申请退出，你知趣的自己退出了，不知趣的就没办法了。

晨报周刊：写这个，应该还是很敏感的，但你这个书的出版速度好像还是很快的。
王跃文：其实这个东西要说起来，就讲到我们现在的环境，其实很多被媒体公开报道过的大事情，做新闻是众人皆知的，你写到小说里来，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很多媒体报道的，中国对很多事情的认定往往比现实的存在要慢很久。

晨报周刊：写《苍黄》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触及到一些底线了吗？
王跃文：主动的是要规避一些风险的，这是没办法的，包括有一些措辞，是我自己的政治经验，法律常识，去给自己设个底线。有的底线已经接近穿底，偶尔有接近穿底的地方，就被编辑纠正过来，但这个只能这么做。

（）要主动给我爆料的经常有，很多，我不愿意听；也有人给我寄了一沓材料，我不看
晨报周刊：我们分析小说里的人物，公安局的局长是出场次数最多的一个局长，在县里面公安局长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王跃文：老百姓经常容易愤慨的，像那个前几年深圳报道的娱乐场所出现问题，起火了，涉毒的，直接就是跟公安局联系了，再就是现在频频被媒体报道的黄光裕的案件，这个经济犯罪的直接就跟国家级的管经济犯罪的高级官员勾结在一起，这就是说管什么，为某个领域的犯罪提供保护，或是提供服务，这并不少见。

晨报周刊：除了这种勾结，公安局长出现的场合通常是群体性事件，老百姓上了街头，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县城一种趋势性的东西？
王跃文：不能笼统的说这个事情越来越多，而是有些东西应该是我们政府部门，就是有关部门，要不就是执法不严，要不就是不作为，等等吧，客观上也造成了老百姓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我一般性的去反应，我向法院递诉状，我向法院写了信，申诉也好，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知道政府的软肋在哪里，怕造成恶劣影响，那么我就多搞一点人。中国有个传统叫法不责众，我来个几百上千人看你怎么抓。
老百姓不闹不解决，闹了以后又解决了，这个东西可能也助长了这个情况。另一方面就是说，改革开放说道根本上就是一个利益的调整，而在这个利益的调节中，有些群众的利益可能受到了伤害，有些问题可能会集中起来爆发。

晨报周刊：但你写了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济运好像没什么实权？
王跃文：他是县委办主任，是县委常委，主要是为县委服务，参谋长这么个位置，可能让你分管一个重点工程之类的，具体的常规性的工作，没有什么很大的实权。

晨报周刊：你写小说的这些材料都是从哪里来的？官场上有没有主动给你爆料的？
王跃文：要说写得就是四个字，耳闻目睹。要主动给我爆料的经常有，很多，我不愿意听。也有人给我寄了一沓材料，我不看。为什么呢，其实小说就是虚构，你对某一方面的生活有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你知道这个状态，充分发挥虚构能力，你真实的拘束于一些人和事反而不好，我拒绝看那些东西。

晨报周刊：李济运有原型吗？
王跃文：那个差配刘星明发疯以后，上访无果最后跳楼自杀了，其实真实的故事是什么呢？到省城之后的“李济运”跳楼了。南方某省一个县委办主任到了省直机关，突然觉得以前那种身份感没有。因为在一个县里面，一个县委办主任还算一个人物，到了省城之后，在挂职阶段，一个我是客，有一天还是会回去的，另一方面就是说，挂职单位的人还是有些客气的，把你当做客人对待，一旦正式的调过来之后，不能马上任命你做副处长，刚开始为副处级干部，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再被提为副主任。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那种失落感和压抑可能还有懊悔，看的似乎就是那些老同事，人家县长，书记了。老婆也从家里调过来，到这边来找不到工作，你一个副处级干部到省里来，谁买你的帐？各种压力，那种屈辱感，累计下来，终于有一天，两口子在楼顶散布，他从楼顶上突然跳下来了。非常惨，跳下来人只剩下半截了，因为脚先着地。后来我写的时候不忍心让“李济运”跳下去。我跟现实中这个人没有打过交道，是我一个老朋友告诉我这个事。

（）为什么有那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人间惨剧会发生，就是因为有些人心里太没有怕了
晨报周刊：所以你在前言里，专门说了那幅名为“怕”的画？
王跃文：我觉得这个小说并不只写一个字“怕”，但这个字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就把这个字作为一个线索写在了封底，贯穿一切，因为这个“怕“跟画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理解，世俗的道理啊，宗教啊，哲学啊之类的，如果要从最现实的层面去理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政策环境下，为什么会发生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人间惨剧会发生，就是因为有些人心里太没有怕了，没有恐惧，没有敬畏。这根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文化的教化是有关系。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教化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到了和平社会里还要提倡大无畏，就有点可怕了，就值得商榷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去干的，都能够去干的，有些事是不能做的，有些事不应该做的，很多人在做，在人类的道德是个底线，但是现在社会里，很多道德已经穿底了，已经穿过底线了，没有道德敬畏了。
我在一个文章里就讲过一个非常粗浅的道理，大家都说小偷小摸，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和他们的可恶之处远远要小于那些大贪官，但是谁家里出了个小偷小摸的人，他们会在道德上的羞耻感会比家里出了个大贪官的羞耻感大得多。搞贪污的人说白了就是把纳税人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面来，成千上万的拿，这的确比搬了别人家电视机不是恶劣得多，但是这种人根本没有道德上的羞耻感，一个做官的人他成了贪官，他被抓起来了之后，你家里亲戚子女应该都知道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晨报周刊：那他们怕的是什么？
王跃文：怕的就是东窗事发，绝大部分的贪官在翻船之后，最多只会抱怨我的手气不好，运气太差，不会有道德上的歉疚，或者说我知道谁谁谁比我贪得还多。可能还有些官员暗地里互相在比，你的儿子送到美国去了，我不可以送到英国去啊？你有三个情妇我不能有两个啊？你口袋里搞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你都不会出事我会出事啊？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421125#comment 134218241 Sun, 16 Aug 2009 11:12:05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421125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080118 https://docs.google.com/View?id=dgrg4q87_34cfrdmxct[url=https://docs.google.com/View?id=dgrg4q87_34cfrdmxcthttps://docs.google.com/View?id=dgrg4q87_34cfrdmxct] ]]>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080118#comment 134218240 Wed, 12 Aug 2009 12:28:38 GMT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50080118 http://4540805.qzone.qq.com/blog/1248884345


（导）和梁文道、连岳相比，刘瑜的专栏更专业，她执笔的是国际政治专栏。但她的专栏，也许有些“婆婆妈妈”，不怎么谈天下大势，更多的却是日常生活的琐碎故事，这些零零碎碎的故事，正藏着她想表达的东西，民主的细节。在她看来，政治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基础设施”。
2009年7月23日，《晨报周刊》对话新锐专栏作家刘瑜。
（主）刘瑜：政治的肮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们的政治冷漠造成的
文|袁复生 张景思(实习生)
在大多数人看来，年轻的刘瑜的光环可能在于多家名校的教育背景：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求学，毕业后又在剑桥大学教书。基于这样的背景，当我们看到她在《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的政治专栏，这个和梁文道、连岳在一个版面的新面孔，也觉得顺理成章。但在多年以前，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参加过文学社，写过豆腐块和同学交流，在2007年还出版过以留学生情感为主题的小说集《余欢》。但2009年《民主的细节》的出版，向我们展示了文学女青年另一种成长方向。当我们的情感和想象力靠近政治，开出了一朵令人欣喜的花。
()我始终觉得政治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基础设施”，比如粮食价格、比如房价、比如医疗
晨报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政治专栏?
刘瑜:比较系统地是从06年左右给《南方人物周刊》开始，之前零零散散写过一些。
晨报周刊：一般人可能有些性别思维，觉得这是男人干的活，你怎么选择干这个活?
刘瑜:我学的是政治学。我对政治也比较有兴趣，因为政治和生活息息相关嘛。如果大多数人觉得这比较“反常”的话，我觉得是“大多数人”有问题，而不是我，他们需要作出解释，而不是我。我始终觉得政治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基础设施”，比如粮食价格、比如房价、比如医疗，这些与生活休息相关的东西，根子里都是政治制度，如果我关心粮价房价医疗，我就必须关心政治，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晨报周刊：确实，国内的女性专栏作家，除了叶檀写经济，林达夫妇会写政治，就是你了，其他大部分都是情感之类。那么，在专栏作家这一行当，你比较欣赏的，还有哪些？
刘瑜：我出国前挺喜欢看沈宏非的美食专栏，不过那都是10年前的事了，之后说实话看得就少了。她主要给南方都市报写社论，但是她以前写一些文艺类的专栏，还写过一段很刻薄的娱乐评论专栏，我很爱看。另外以前《南方人物周刊》上有一个木木专栏(不是那个著名的舞女木木)，文字很另类挺好看的。
晨报周刊：哈，木木在我们周刊也有专栏。
刘瑜：啊，世界真小。李海鹏的文字我也挺喜欢的。他是个文学青年。
（）我从小就是文学青年，80年代好像有理想的人都是文学青年
晨报周刊：实际上，貌似你也很文艺啊。也写过小说。谈谈你的文艺史吧？
刘瑜：我从小就是文学青年，80年代好像有理想的人都是文学青年。
晨报周刊：你写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
刘瑜：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个文学社，大家经常写点豆腐块文章互相交流。后来出国后有一段时间写毕业论文产生逃避心理，想，怎样可以既不写论文，又显得没有虚度光阴呢，就写小说吧，就写了几个小说。
晨报周刊：我读过你的《余欢》，里面有些留学生活的影子。但其他的书，我没看过，都是写什么呢？
刘瑜：我一共也就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那个小说《余欢》，一本是最近的《民主的细节》，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随笔和博客选集，暂定名为《风吹草动》。200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那么，爱呢》是那篇小说的一个单行本，《余欢》里已经有了那篇，此书薄得都不应该被称为一本书。那本书操作上很粗糙很失败，可能伟大写手的第一本书都那样。明年希望能出来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不过即使出来也是英文版的。
晨报周刊：现在还写小说么？
刘瑜：不写，没时间，将来两三年应该都不会写。
晨报周刊：你现在剑桥大学做讲师？给什么学生讲什么课程呢？
刘瑜:给本科生和硕士生，英国博士生是不上课的。中国政治、也跟别的老师合讲一些比较政治、现代政治之类的课。
（）为了让它不那么肮脏，每个人更应该多理解政治一点点、监督政治一点点、改造政治一点点
晨报周刊：小说的写作，对于你写专栏。是否能调和你文字的味道？
刘瑜:也许吧。我也不清楚，很多只看过我时政专栏而没有读过我的小说或者随笔的人，以为我是个老头子或者“至少应该和李银河一样大”了。我从来都不知道“文采”是什么，呵呵。我写时政专栏基本上是追求清晰、信息量、讨论真问题。我觉得那种被人们误解为“文采”的东西，往往是思维的敏锐和清晰而已。
晨报周刊：关于小说和政治专栏的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探讨，我们是否可以怀抱一些情感的投入？
刘瑜:当然，谈论政治，情感的投入是不可避免的。我以前跟一个朋友说过，我觉得理性很可能本质上是情感的“慢动作”。就是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他一般来说会迅速产生一个直觉，然后他往往花长篇大论、论据数据去论证这个直觉。就成了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沟通的困难性。如果理性真的完全是和情感割裂的东西，那么只要把事实、论据阐述清楚，人与人之间就不应该有什么分歧了。但是正因为情感的因素，人们面对事实、数据也会无意识地去操控它，扭曲它，使其合乎自己的情感需要。
晨报周刊：写政治专栏，分析政治问题的乐趣在哪里？我们通常有个习惯性的结论，政治是脏脏的。女人们对此避之犹恐不及。
刘瑜:政治可能是肮脏的，但政治其实也并不比其他很多事物更肮脏。而且，政治的肮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们的政治冷漠造成的，为了让它不那么肮脏，每个人更应该多理解政治一点点、监督政治一点点、改造政治一点点。写政治专栏的乐趣在于，当你从不了解一个问题到更了解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又成长了一点点。
（）没有什么保护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碱”，“光秃秃”的民主会是一种很可怕的“酸”，具有非常强的腐蚀性
晨报周刊：恩，谈谈这个新书。《民主的细节》，代表了你对政治分析的一种角度？
刘瑜: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角度：政治不是人民大会堂里谁又接见了谁，而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关心政治也不是每天7点准时打开新闻联播，而是关心在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中个人和政府的关系。
晨报周刊：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的写作，自然而然地会把屁股坐在政府的那一边，习惯于替政府操心。对于你来说，你写作的时候，是站在哪一边？
刘瑜:我分析政治问题尽量不预设答案，不刻意支持或反对政府，找资料、信息、数据，然后得出结论，给自己一个“惊喜”，这才有乐趣。如果一个人对所有政治问题的答案都一样，思考还有什么乐趣啊。
晨报周刊：我身边有朋友觉得，中国不能实行“普世”的民主，因为民主似乎是外界强加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从你这本书可以看到，民主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内在需求。就是说，民主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它的“好处”在哪里？
刘瑜:民主未必一定是好的。这个观点我在书里也写到了：它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民主动员的过程可能强化而不是弱化人们的种族、宗教、阶级、民族意识等)，这也是为什么90年代之后的民主化进程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民主还可能激化人们的再分配愿望，从而破坏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比如，一个假定的情形：中下层联合起来，利用投票机制来“瓜分”上层的财产)。所以民主制度要健康运行，一定要有“配套”措施：法治、产权保护、新闻自由、权力制衡等等。这些，我在书里也写到了。没有什么保护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碱”，“光秃秃”的民主会是一种很可怕的“酸”，具有非常强的腐蚀性。但是，在有这些“配套”措施的前提下，民主可以是一种很好的东西。民主的好处很直白，就是约束政府胡作非为。民主本质上一种契约关系，我们不妨把公众手里的选票理解为一种“政治货币”，如果这个政治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个产品不好，我就不用这个“货币”购买他的服务，我买别人的。但是如果公众手里没有这个“政治货币”呢，那么那个政治家提供什么就是什么了，公众一点办法都没有。比如我书里写到一个小故事，宾州议员投票给自己涨工资，结果当地老百姓大怒，抗议示威，愣是让议员把涨上去的工资给重新压回来了。你说议员为什么要听这些抗议者呢？因为他们手里有选票呗。相比之下，别说给自己涨点工资了，我们的政府动则花几亿给自己盖大楼、与此同时民办教师工资都拿不到，你说公众有办法吗？我们在生活中说“谁有钱谁腰杆子硬“，如果老百姓手里没有任何”政治货币“，你说他们能在官员面前硬起来吗？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晨报周刊：按照你的观念，其实，我们之前在讨论“民主”的时候，往往对那些配套措施缺乏足够的注意，这样就显得民主有点“空洞”。
刘瑜:这是两码事。中国人觉得民主空洞不是因为对”配套措施“注意不够。是因为有人故意灌输给你这个观念，不是把“人权“和”生存权“对立起来吗？如果没有实践过民主，当然觉得它空洞了。我说的”配套措施“，指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实施民主，不要对它无度迷信。
晨报周刊：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聊到的那个问题，孤独。你在美国写这些文字给国内的读者看，是否觉得有些孤独？
刘瑜:短期我比较悲观，长期不会。我觉得自由具有一种万有引力，无论道路多么曲折，人类肯定往那个方向去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前中国千年专制死循环，是因为制度上缺乏想象力，现在人家的制度创新都在那了，我们学以致用、学习加上一点本土化就行了。

图说：
2007年暑假，刘瑜在纽约河边公园。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政治学博士之后，正在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 供图|刘瑜
《民主的细节》
刘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6月 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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