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48981871.qzone.qq.com Fri, 27 Nov 2009 16:36:42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02 Nov 2009 03:14:29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7131669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低徊海上成功宴，
万里江山酒一杯。
---于右任诗句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7131669#comment 134218240 Mon, 02 Nov 2009 03:14:29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7131669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7130256 万里江天一线流，
东海皓月立潮头。
敏水捷浪三山望，
胜云楼台千古悠。
--2009年11月2日于杭州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7130256#comment 134218240 Mon, 02 Nov 2009 02:50:56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7130256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1007294 原野落日尽，
枯枝花已约。
衰草离同孤，
秋风残烟雪。
星空渺无边，
悲欣万古月。
唯有梁上燕，
衔泥补巢缺。--2009年8月23日作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1007294#comment 134218240 Sun, 23 Aug 2009 06:01:34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51007294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7642341 周天飞花万山极目
可人娇雨红叶满园
----2009年7月14日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7642341#comment 134218240 Wed, 15 Jul 2009 07:19:01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7642341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7642286 一曲阳春歌烟雨，
十里桃花品芳菲。
无边青藤绕古木，
不尽繁华到边陲。
----2009年7月13日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7642286#comment 134218240 Wed, 15 Jul 2009 07:18:06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7642286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0888901 华夏大道，天下为公
(1)
老子《道德经》共八十一章，申言“大道”，质疑人性的弱点，开复古之风。
老子认为，“道”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被消逝了，已经被背离很远了，是必定要返回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二十五章）。他直言，种种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是“大道废”，而所谓圣人的仁义、智慧都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以回归“大道”。（十八章，十九章）。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四十九章）。他赞扬“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八十章），在老子看来“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人之本性尚自然，但统治者强行的作为违背了人之本性。——通过对统治者所谓圣智仁义的批评，老子揭露了人性的弱点；通过“小国寡民”自然状态的复古式赞扬，老子宣扬了人性的解放。
如《道德经》开篇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并没有给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老子所言的“大道”，在复古的外壳下充盈着对人性的关怀。
(2)
为什么要披上复古的外衣？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一样，保存着对自己幼年的回忆。或者说中华民族的确是拿着石器告别野蛮的另类。传说中炎帝、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尧、舜、禹时期的治水与“禅让”，物质、精神、政治劳动的社会大分工与空前的创造力，留给后人无限的暇想。中华儿女总是魂归上古，带着对人性的追问，探索社会发展的“大道”。
老子之后再次高举复古主义大旗的,是孔子。他“信而好古”（《述而》），称赞尧舜时代为“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篇》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这里孔子所言的“大道”，与老子所言基本相同。然而，作为力求实践的政治活动家，孔子并没有发展天下为公的思想，更没有践行天下为公的华夏大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屈服于强权横行的现实，退而求其次，主张回到周公所缔造的礼乐文明的西周，宣扬为“天下为家”服务的仁、义、礼、信、让。
但，孔子所言的仁义智慧，在春秋末期有现实的意义。征对当时统治者的昏暗、人之主体性价值与尊严惨遭践踏的社会状况，孔子希望高扬人的尊严与价值。他提出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原则，直言批评统治子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仁者何在呢？他相信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主张通过有教无类的办法将人的社会存在导向社会理性，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以实现“成人之道”（《宪问》），以挽救人的价值与尊严。
孔子虽言“克己复礼”（《颜渊》），称赞西周的礼乐文明，但这就象李敖在北大演讲赞扬北洋军阀，其原意是对春秋时政与当局的批评。孔子甚至明白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骨子里充满着“大道”不得的郁闷。——孔子的政治学说，在在复古的外壳下充盈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光辉。
老子没有说错，背离了“大道”的仁义是无能为力的。孔子的仁义智慧，后来被统治者及御用文人长期加工、歪曲，背离“大道”越来越远，发展到最后，如老子所言，堕落成了一种“大伪”。
（3）
对孔子这种退而求其次的软弱，后来墨子奋起而批评。
墨子提倡更为广泛的人道原则，以此解放平民。他批评孔子的仁义存在亲疏厚薄之别,从而提出“ 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充满社会平等思想与对社会等级的批判思想。他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认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经说上》）。认为真正的仁人，“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也。”（《兼爱中》）。他直言指责执政者与知识分子“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政也。”（《兼爱中》）。
墨子以更为深刻的普世价值“背周道而用夏政”。他清醒地看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所以反对等级制度礼乐文明，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墨子这种强烈的平民革命思想，源自他对华夏“大道”“天下为公”坚强的信念，源自他独树一帜的复古思想。与孔子不同，墨子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在国家的起源上，他石破天惊地提出社会契约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尚同上〉）。“君，臣，萌（民），通约也。”所以他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
墨子把这种天下为公社会契约之理奉为“天志”，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之有矩。”（《天志上》）。
如何实现天下为公社会契约之道？首先，墨子严格区分了战争的性质：他把大国攻小国、强国攻弱国的战争，叫做“攻”，强烈反对；而把讨伐暴虐害民之君的战争，称之为“诛”，大加赞赏。其次，墨子主张平民的结社自由，《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之为“巨子”。墨子死后，这个团体仍然存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４）
老孔墨三位中华思想之开山祖，在人性的探讨这一基本问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老子没有明言但已非常清楚地提出了人性“自然”，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无疑是对老子人性观的传承。墨子一书开篇为《所染》，以染丝为喻，“非独染丝然也，国也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也有染。”一语道破人性的自然状态，并指出改造环境的重要性。三位先哲清楚地看到当时不正常社会体制对于人性的异化，致力于将人的尊严从异化之中解救出来，于是不同程度的宣扬复古之风，究其实质，并不是什么“开历史的倒风车”，反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最早的原生态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其思想的内核，就是人文精神。
由于共同的人性追求，中华三圣老孔墨的"大道"观,可谓一脉相承。老子提出"大道"一词,虽然没有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指出了中华大道的基本原则"师法自然",从而把握了人性解放的根本;孔子在政治实践上退而求其次，但具体阐述了中华大道的明确内涵是"天下为公",从而指出了一个普世的价值。墨子则提倡更为广泛的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认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强烈的平民革命思想,石破天惊的社会契约论,“非攻”而赞“诛”的共和革命思想，平民的结社自由实践思想,从而为后人指出了更为具体的民主道路。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先人的智慧与中华思想的光明。如果后人继续秉承这种人性追求，宣扬人的尊严与价值，反对社会等级对于人的异化，在复古之风的旗帜下继续探询华夏“大道”，那么华夏儿女是幸运的。
　　　　　　（５）
实际上，这种思想的光芒曾经在百家争鸣的高潮中似乎灵光一显。《管子》一书就提出“任法而不任智”（《任法》）的要求，同时又提出“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心术》），从而为法治的合理性作了论证。若《管子》中讲的“道”继承了老孔墨三圣的大道观，那么必将进一步发展孔子的天下为公墨子的社会契约理论，也必将深刻影响中华政治实践。
但是，《管子》一书阉割了老孔墨三圣的大道观。《管子》将“道”荒唐地解释为“气”，又认为圣人能将气“藏于心中”。后来这个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的“刑名之术”，成为暴王驱策天下的工具。《管子》一书，体现了先秦法家先驱管仲学派的思想，为后来法家所继承，给中国历史造成了很怀的影响。法家的大害,就是从独断论走向残忍专制，借今而非古为暴政而正名，完全抛弃了对人的关怀,降低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是对中华三圣老孔墨一脉相承的"大道"思维的严重破坏.背离了"天下为公"社会契约的的"大道",法家与兵家完全沦为了暴王的凶器。
　　　　　　（６）
孟子看到知识分子为强权立言的堕落，人之尊严惨遭践踏，于是宣扬天赋人“性本善”，以“仁政 ”之说批评法家的残忍专横，要求知识分子与执政者“养浩然之气”以立志做一个“仁者”。提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独断论的存在、残忍专制的倾向，让庄子看到了此时“百家争鸣”中潜伏的危险，他提出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指责诸子百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又要求执政者“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主张执政者不插手诸子百家的争论，让诸子百家在争论中达到自然的平衡。
然而,孟子与庄子这些光芒四射的人文精神被淹没在战争之中。之后的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沦丧了争鸣的精神。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应有的情操，自觉或不自觉地屈服于强权的奴役，替暴政辩护为虎作猖；另一方面，以齐国建“稷下学宫”为代表，执政者用利禄收买腐蚀利用知识分子，致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沦为了专制的工具。
关于“稷下学宫”，南方在野实在是不想说出这个真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过去一直认为齐都西城门外稷下学宫是一个自由讲学、立著、论辩的百家争鸣之中心，独立精神之异域。但是我们错了，一个由专制统治者建立的学术机构，能有多少学术的自由？稷下先生共百千人，何有一个敢宣扬老子之“道”孔子之“天下为公”，何有一个敢宣扬墨子之学？一个个莫不是狗苟蝇营之徒。从学宫领袖（“祭酒”）荀况开始，就为暴力霸业而辩护，他提出“人之性恶”，目的是为统治者践踏人的尊严而服务，他露骨地说：“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数百姓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荀况作为学宫领袖如此，其他稷下先生宋鐦、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爽、淳于髡、貌说、田巴、鲁仲连、接子等七十六人见于史册者无一不是专制犬牙。荀况之徒到最后培养出一个韩非子，公开宣扬暴政，践踏人的价值与尊严，将独断论发展为君主专制，建议君主将“法”“术”“势”相结合，用奸诈阴险的手段来奴役天下群臣与百姓。
　　　　　　（７）
而真正的学术思想，在民间得以发展。墨家子弟以"舍我其谁"的态度面对现实，自觉远离“稷下学宫”，用实际行动学习墨子，亲身参与各种反战行动与建设事业。捍卫墨子的“兼爱”与天下为公社会契约之理。战国时代，墨子门人弟子扎根草民，遍布天下。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都以《墨经》为研读与发展思想的主要依据。基本上朝两个方向发展：一者重视自然科学、逻辑思维、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获得知识的工具，主张透过感官与思维作用进行科学探索，又认为逻辑的真伪要透过客观的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现况的检证。在这一方向上，后期墨家不仅在政治、伦理、经济、教育、认识论、逻辑有重大发展，而且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关于数学、光学、力学方面的知识。
另外一者则继续力行墨子平民结社的实践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任侠理念，在现实政治权力无法取得或予以保护的情况下，他们奉行墨子平等兼爱的社会理想，从而走向为国为民的侠义之路。南方阅读网友文章，知墨子之后，有个墨家弟子叫孟胜，是墨家巨子（墨家领袖）。他有个好朋友叫阳城君的，是楚国人。阳城君让孟胜帮他守城。有一次楚国内乱阳城君出逃，楚国收回了阳城。孟胜即因此自杀以殉朋友之义，同时赴死的有墨家子弟83人。后期墨家希望通过有组织有信仰的的形式，培养能人义士，游说天下诸侯，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墨家之道，切中专制暴政之病根，为一己之私家天下者之大敌。西汉初年，平民结社行侠仗义成为一种风气，以武犯禁，藐视权贵，杀人于千里之外。为专制暴政之心病，汉武帝先后三次重拳出击镇压墨家。汉兴以后，历代专制统治者贬斥墨家之道，《墨子》一书两千多年几无人传述。
虽累遭专制暴政的屠戮与灭杀，墨家精神已深入中华民间而不绝。到大唐，任侠精神又重出江湖，墨家子弟仗剑行侠，匡扶正义，今人梁羽生作《大唐游侠传》，影射唐风。此后，每民族危难、大恶当道之时，侠义精神便横出江湖。对于侠义的期盼与热情，俨然成为中国黎民唯一愿意真正寄托的希望。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阐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再次激活国人深藏骨髓的墨家基因。当庸俗“唯物主义”横行中华大地，中华三圣在隐约中守卫着我们的灵魂，墨子之风在召唤着华夏儿女。
何人再读墨子之学？何人再传先贤＂大道＂？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0888901#comment 134218240 Tue, 28 Apr 2009 03:21:41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40888901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8569571
　　比如，人们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效益不高是制度问题，因为公有制度下人们谁也不关心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人们说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也是因为制度问题，因为在一切旧的体制下，人人都被迫成为腐败网的一部分；人们说某些官员为何表现不佳，是因为现行的制度下不会将杰出的人才遴选出来；人们说知识分子为什么缺乏科学精神，因为现行制度不鼓励独立思维；为什么司法系统中有腐败，因为司法制度不独立；甚至当遭遇态度恶劣的商业、金融服务人员时，那也都是制度问题，因为在现有制度下国有企业无法出现良好的服务态度……

　　人们说的似乎都颇有道理，但结果却是一种如此时髦的悖论出现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成堆，从最高层的决策者，到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一切都迫切地需要刷新。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整个社会又恰恰被包围于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惰性情绪之中，这种情绪中又蕴涵着某种盲目的乐观 ———人人都期待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然后相信之后的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仔细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微小的组织，它可能是一个领导机关，一个政府部门，一家公司，一份报纸，或是一所大学，几乎所有的领导者与员工们都喜欢高谈阔论“制度建设”，但每个人却不愿意为制度建设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他们的态度似乎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不值得信赖的，只有依靠整体制度的整体改变，才是有实际意义的。于是，当前的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迷恋整体制度，却不相信个人的创造性，甚至排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窒息个人的创造潜能。

　　大概在1997年前后，我曾在四川省《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国企改制不能只见制不见人》。当时说的就是国企改制不能把眼睛一味地盯在企业制度的转换上，简单地“一卖了之”，而严重忽视国企厂长经理和全体职工这个“人”的因素。问题是当时有些国企厂长经理和不少职工对企业制度转换非常看好，认为这是解决国企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所以，在当时也很容易就出现了国企改制的热潮。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上的国企在改制以后，甚至重组变成了民营企业之后，企业中的某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当时就提出来国企改制既要推进制度创新，又要活化企业中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在企业中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似乎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他们不能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而只能作出被动的反应。中国社会今天表现出的思想上的保守与沉闷，是因为人们，尤其是知识精英，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他们忘记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在一个世纪前的洞见：“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只见制不见人，过分地迷恋制度，而严重忽视一切制度建设中“人”的因素，不仅仅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人思考问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惯性问题，更多的则是人们对自身懒惰的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自我安慰。这种自我安慰就是当今某些中国人对社会对国家和对自己的极端不负责任，这也就是当今中国某些事情经常办不好，新老问题层出不穷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尽快从只见制不见人的制度迷恋摆脱出来，还必须重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因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社会上的一切制度问题都必须要靠人来推进解决和落实的，制度并不是包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8569571#comment 134218240 Wed, 01 Apr 2009 07:06:11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8569571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4501696 风景优美，既适合菜鸟级户外爱好者入门级的徒步穿越线路，也是最早普及的户外徒步穿越线路
是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走出来的一条经商之路。
zn 指数：4 人文景观指数：8

第二条：开化古田山原始森林--钱江源
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开化县西部齐溪镇范围内，是钱塘江源头。钱塘江源头植被保护完好，群山起伏、层峦叠嶂、森林茂密、景色秀美。有千米以上山峰２５座，谷狭坡陡、岩崖嶙峋；飞泉瀑布、潺潺溪流、湖水清澈。古田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开化县苏庄镇境内，属《广兴》一书所记的“东南之名胜，为七十二洞天之一”。山上林木葱茏，遮天盖日，天然次生林发育完好，古田山自然区气候宜人，冬暖夏凉，有“浙西兴安岭”之称
zn 指数：8 人文景观指数：7
60公里

第三条：徒步穿越百山祖--黄毛尖
百山祖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浙江省西南庆元县境内， 水平分布南北跨近0.5纬度。最高峰海拨1856.7m，被誉为“百山之祖”，是瓯江、闽江、福安江的发源地，被称为“三江之源”。　保护区位于有夏雨的热带──暖温带(海洋性)群落交错区，是亚洲一个特殊区域。山峦起伏，溪流纵横，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保护区的风景自然优美，环境幽静，其云海和日出在此完美和谐，让泰山的日出自叹不如，黄山的云海自生羡慕。而海拔1929米的黄毛尖为浙江第一高峰，这就是我们选择它的理由
zn 指数：8 人文景观指数：7

第四条：溯源楠溪江源头
楠溪江发源于1270米的永嘉最高峰----大青岗。在溪口乡以上为上游河段，称楠溪江源头。总面积574平方公里。 景区特色：源头山水风光旖旎，自然村落古朴，人文丰富，险、奇、幽、古融为一体，儒、佛、道集为一地，具有独特的旅游资源。
zn 指数：8 人文景观指数：8

第五条：江山仙霞古道
这里关雄峡险，为浙闽赣三省要冲。素有"东南锁钥"、"八闽咽喉"之称。这里是与剑门关，函谷关，雁门关齐名的中国四大古关口。仙霞古道在崇山峻岭中蜿蜒，一路林木森森、篁竹蔽天，古道石级缝中冒出青草，有浓浓的苍凉感，从江山市的仙霞关至枫岭关，道道险关扼守着这条从唐朝到近代浙、闽间唯一的商旅要道。二十八都古镇就是在仙霞山脉深处，在浙、闽、赣三省交界处 的一个重要的驿站。他们隐退在山水间，以寄托精神， 由于地处偏远、由于存在着143种姓氏，由于不是一个宗族，当地学子魁星高照、文运亨通的愿望成了这个百姓之镇的集体安慰和梦想的寄托。 从古到今，语言文化高人一筹的自豪感使一个小镇“傲视”自己的县府，那是因为他们保留着祖先13种方言而没有影响互相间的沟通。
zn 指数：6 人文景观指数：8

第六条：徒步穿越大明山
大明山于临安西部顺溪镇，别名千亩田，山颠平坦，广达千亩，故名。大明山距黄山70公里，地形高差达一千余米，因而山高谷深，层峦迭嶂，群耸立，气势十分壮观。气候条件及地质条件与黄山类似，奇松、怪石、云海、飞瀑、峰林层出不穷，称之“浙江小黄山”， 却又不同于黄山，一年四季风味各不同，只有亲临其间才能体味
zn 指数：7 人文景观指数：8

第七条：徒步穿越浙东大峡谷
位于宁海白溪，全长数十公里，峡谷两边最高落差达900米，峡谷内人迹罕至，植被丰富，据说白溪水库的修建，之后蓄水将淹没峡谷，所以把它列入前十
zn 指数：6 人文景观指数：5

第八条：徒步穿越东西天目
天目山雄踞黄山与东海之间。龙飞凤舞俯控吴越，狮蹲象立威镇东南。东西两峰遥相对峙。东峰大仙顶海拔1480米，西峰仙人顶海拔1506米。两峰之巅各天成一池。宛若双眸仰望苍穹，因而得名。天目山峰恋叠翠，古木葱茏，有奇岩怪石之险，有流泉飞瀑之胜，素负"大树王国""清凉世界"盛名，为古今揽胜颐神胜地。天目千重秀，灵山十里深，她赋予人类享之不竭的璀灿文化与独特的大自然风韵。
zn 指数：6 人文景观指数：6

第九条：徒步穿越丽水缙云壶镇南田村--台州仙居横溪乡苍岭坑村。
仙居八景之一的苍岭丹枫线（可惜沿途没了古时的红枫，只有一些小小的红树杂乱的长于山石之间，不过有一条完整的古道，而且南田村是个很有特色的高山村落。）
zn 指数：6 人文景观指数：6 3

第十条：徒步新昌天姥山古驿道
天姥山不仅以天神叫“姆妈”知名，而且以高雅文化名山著称。晋朝前为人迹罕至的莽地区，南朝谢灵运“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风光绮丽的天姥山，正处于此通道险要地段。古驿道由会稽来，从嵊州黄泥桥入新昌境，也新昌城旧东门到天台县界，新昌古驿道全长90里。目前横贯斑竹的长街，会墅岭的石阶路，天姥寺至冷水坑的山路，仍保存驿疲乏的原貌。驿道上残存的小石佛铺、关岭铺，还可看出驿铺旧貌。驿道经桃源穿越天姥，天达关岭头一段全长35公里。这条路，早先为进朝诗人谢灵运开拓，故又称“谢公道”。这条古驿道上有许多流传千古的遗迹，如刘阮遇仙的桃源洞、司马悔桥等。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4501696#comment 134218240 Fri, 13 Feb 2009 05:08:16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4501696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3733492 --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
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
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




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
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



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




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



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




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



明朝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中的第一个大智慧--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部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经历的巨大冲击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都惨烈！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种人。如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当这些火器民族无情“冲击”我们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最为贫弱落后的时候，中国没有灭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重新伸展的余地无穷之大。然则即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复。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国家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他指手划脚。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清朝在全盛时期的版图如下：






经过慈僖败家之后的版图在10楼。可以对比一下。台湾没有了，东北角的吉林、黑龙江面目全非。


民国地图







今天的版图，地球人都知道……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3733492#comment 134218240 Wed, 04 Feb 2009 07:44:52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3733492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3733340
　　毛泽东在研读《孙子兵法》时，认为孙膑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驾驭战争，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削弱敌人，战胜敌人，是实践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他写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毛泽东对“围魏救赵”这一战法非常重视，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其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孙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躺在辎车上谋划战争策略的大军事家，这更令毛泽东赞叹不已。

　　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还指出，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有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毛泽东评点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这也是毛泽东惯用的策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明帝青龙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藉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一九二○年毛泽东在广州农**动讲习所时曾说，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赵匡胤即帝位后，深感兵权对皇权的威胁，恐惧权臣兵变的闹剧再次重演，“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重臣的兵权，建立了一套军权分立、兵将分离的军政体制，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权力统归于皇帝本人，规定将帅只能按皇帝规划的成旨行事，不得临机决断。这种机制在其变革过程之中，对赵匡胤强化皇权统治、进行统一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一旦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就显现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致使大宋王朝国力军力衰微，自毁长城。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以后，两位大举兴兵两次惨败而归，至此大宋王朝无力再战，丧权辱国，直至灭亡。

　　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兵家大忌。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充分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作“无能”、“此人不知兵”，极力唾弃。 ]]>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3733340#comment 134218240 Wed, 04 Feb 2009 07:42:20 GMT http://48981871.qzone.qq.com/blog/1233733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