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後奕

偉大母愛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Sun, 12 Oct 2008 20:32:21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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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後奕著

2008年8月间，中华国凉山州，在一間屋中有對正在吃飯的母女。當突然發生地震時，母親用身體保護女兒，連手中的筷子還未及放下，遂被倒塌的屋頂及泥土埋髒。當救援者將其挖掘出時，僵硬的身體依舊保持著僅密擁抱的姿勢。

利益集团操控政权及其政策丁学良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Fri, 10 Oct 2008 09:34:05 GMT

丁学良著
夏後奕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

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1989年{六一四}事件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本文內容僅為作者意見，與本網頁意見及立場無關。

香港獨立與“人心回歸” (香港)梁文道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Wed, 01 Oct 2008 08:39:45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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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梁文道著

既然香港的政治體制和管治手法基本上和殖民時期沒有太大的分別，而這套體制又是如此明顯地不公正不民主，何以當年曾經與之激烈對抗的「愛國人士」不堅持鬥爭下去？中央政府又為什麼不歡迎打出民主旗幟的去殖運動呢？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爭論過很多年了，而且答案簡單得讓人覺得誰再問下去誰就是笨蛋。可是仔細再想，這個問題又未必那麼愚蠢，答案也不是那麼簡單。

查良鏞先生前一陣子公開評論香港民主進程問題，他說：「大陸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民主。」這番話肯定教民主派大為反感，但是司徒華先生難道不也曾多次表達過類似的意思嗎？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其實非常準確。原因不是什麼民主政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和深化問題，而是很現實的制度考慮。

「一國兩制」不是種永久的建制，而是有限期的臨時措施，一般認為它的期限就是50年。為什麼我們天天說「一國兩制」如何被落實了，卻很少去問從今算起的40年後的遠景呢？按照《基本法》，香港最終是要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的。假設這個目標在2012年或2017 年實現了，那麼2047年後又該怎麼辦呢？如果「一國兩制」像個有期限的罐頭到期了，是把香港的特首換成非民選的市長加上市委書記，將已經普選的議會變成現有的人大會議？還是屆時內地省市級別的行政區域也推行了某種形式的雙普選呢？

除了這等體制變革的複雜理由使得中央政府不願香港在民主普選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另一個理由或許就是張炳良前一陣子所說的「港獨」了。對許多港人而言，港獨是很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大家更不明白追求民主和港獨怎麼會拉上關係。可是從北京的角度看來，這種擔憂卻是很實在的，而且一直與香港的民主化聯繫在一起。

例如被譽為香港戰後第一次政改試驗的「楊慕琦計畫」，曾經是香港開展民主進程的希望。過去一直有個傳聞，說這個計畫遭到當年中國政府的激烈反對，因而胎死腹中。可當時的倫敦真的會為此卻步嗎？還是因為考慮到日後管治的難度與剛剛上場的冷戰所帶來的複雜國際局勢呢？儘管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但北京的態度仍有蛛絲馬跡可尋。10年前為了迎接回歸，中央電視臺拍過一套大型紀錄片《香港百年》，裏面是這麼描述「楊慕琦計畫」的：「讓華人參政並非楊慕琦的終極目的，這位元港督曾開誠佈公地宣稱，“楊慕琦計畫”旨在培養港人的所謂歸屬感，即抵制回歸中國，心甘情願留在英國統治下。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居心叵測的改革，只因表面帶有民主色彩，最終還是難逃被束之高閣的命運」。這也是內地文獻關於「楊慕琦計畫」的一項共識，即任何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都會強化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感，從而使他們抵制甚至抗拒回歸中國。

同樣的想法，也出現在彭定康政改方案引起爭論的時期。當時中方也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幾年後英國是“還政於民（港人）”而不是“還政於中”」。換句話說，香港的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因為民主政治必然會讓選民更加認同他們選出來的領袖以及這個地區，而非（不經選舉產生的）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所以03年七一遊行的口號「還政於民」才會叫部分「愛國人士」這麼緊張，因為這等於是港獨意識的浮現。所以每當民主派有人赴外遊說，希望國際關注香港民主問題，都會惹來勾結外國的謾駡，因為這讓人想起楊慕琦和彭定康這些英國人的「陰謀」。

因為「一國兩制」的未來演化，中央對港獨和失控的疑慮，以及眾所周知的{中一共}政權特質，故此香港在政治體制上的去殖不只難有寸進，甚至難以啟齒。剩下來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人心回歸」了，也就是「親中派」總是試圖叫大家信服的——「要民主就要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推動愛國教育和國民認同絕對不是無關民主宏旨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民主化的必要步驟。「親中派」相信只有在香港人百分之百地認同自己的國家之後，中央才能打消對港獨的恐懼，雙普選也才有一點實現的希望。

問題是香港人真的不夠愛國也不夠認同自己的國民身分嗎？雖然有許多調查指出仍有不少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也有許多學者（例如馬傑偉）從各種角度精細地闡釋香港人抗拒中國認同的原因。可是我以為這並不算一個太嚴重的問題，甚至可能像陳冠中所說的，是個「偽問題」。因為這類調查並沒有深入探討受訪者在何種層次上定義「中國人」與「香港人」，你拿這組問題去上海調查，說不定也有部分人會覺得自己是上海人多於中國人。人的身分認同是多層面的，國籍與城籍的認同不一定是衝突的，正如一個人不一定硬要在母親與妻子這兩種身分上排出先後不可。

毋庸贅言，以移民為主的香港社會一直保有某種中國人的身分自覺。和某些至今仍在市面流傳的內地書刊所說的完全不同，殖民地教育根本沒有教香港人認同英國效忠英國。在殖民統治末期，倫敦更幾乎像一個不存在的首都，而香港則是一個看不見殖民主的殖民地。當時絕大部分的學生都學過中國歷史，反而教授英國史的學校則如鳳毛麟角（如果有的話）。隨便在街上捉一個人來問，有多少人知道什麼叫MagnaCarta，又有多少人聽過Oliver Cromwell呢？這正是殖民統治的精髓，基本上不去觸碰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也不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如此方能維持統治者的中性色彩，便於管治。到了{六一四}事件這次香港的「民族主義復興運動」之後，港人的民族認同更被推到了另一層次。

所以在香港搞愛國教育，如果光談中國歷史的偉大和文化的光榮，其實是件很無聊的舉動，因為香港人大都不會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更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的愛國教育好比我的父親每天早上都要提醒我：「你要記住，你是姓梁的，你的爸爸也是姓梁的，你爸爸的爸爸還是姓梁的……」(請容我暫用父子這種不大正確的比喻)。假如我的父親天天這樣教訓我，我一定會帶他去看醫生。我們又為什麼老要教一群中國人去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種認同是否少了一層國民認同的層次呢？香港人的愛國是否只是一種文化上的感情（所謂「血緣」感情其實也是文化建構的成果），而非包含政體在內的政治社群認同感呢？我想大部分人都覺得事實的確如此，但原因除了老生常談的歷史因素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制度條件，那就是「一國兩制」造成的隔閡了。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兩會期間，幾乎全國新聞媒體都把有關新聞放在最顯著的位置，只有香港才會把它丟在「中國版」，排在港聞之後。不只如此，大部分港人恐怕也弄不清楚兩會到底在討論些什麼。由此看來，香港人似乎真的很不關心祖國，把自己城市芝麻綠豆的小事看得比全國矚目的爭議還重要。然而，兩會談出來的結果對香港又有什麼實質影響呢？幾乎沒有。再重大的中央決策其實也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無關，取消農業稅影響得了香港嗎？通過物權法呢？修改納稅人個人報稅辦法呢？所有這些最影響內地百姓最切身的政策變動都影響不了香港。既然大家根本活在截然不同的體制底下，又怎可能產生真正休戚與共的政治社群歸屬感呢？就算教導學生認識國情學習國家法令和制度，他們也只不過是「得個知字」。

香港人明明還活在一套殖民體制支配的社會裏，但中央政府卻對徹底去殖的民主運動深懷戒心。它害怕港獨，害怕香港人的國民認同感太差，於是特區政府和親中派想方設法搞教育。但文化歷史教育對許多港人而言淪為了重複得令人厭倦的套話，真正實際的政治認同教育卻受限於「一國兩制」變成了一種不及身的知識。這真是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歷史困境，大家10年前談的是「主權回歸」，現在講的是「人心回歸」，而「去殖」就一直卡在中間進退不得。

中华製造的產品幾乎都是垃圾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Wed, 01 Oct 2008 07:41:59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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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梁文道著

最近中國產品的安全問題成了全球媒體的焦點。上一期的美國《新聞週刊》更以此做了封面專題，把讀者的視線從中國出口的商品拉向中國內部的市場，似乎是要告訴大家「毒牙膏」和「毒寵物食品」還不算甚麼，中國老百姓自己過的日子才叫苦呢，從食水到空氣無一不毒。中國真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危機四伏，你買的東西幾乎沒有一樣是可以完全信得過的。

無獨有偶，CNN又把中央電視臺拍到的地下包子工廠透過衛星傳向全球。那些包子的惡劣生產環境，我們或許早已見怪不怪；但外國朋友可就真是看得心驚膽戰魂飛魄散了。如此一來，外國消費者不只不會感到慶倖，覺得自己比起一般中國人實在是安全得太多；反而更強化了凡是「Made in China」盡皆次貨的印象。就拿日本比較吧，日本出口貨也不時傳出有害劣質的醜聞，但大家都知道日本國內市場那一關倒是把得格外嚴厲。簡單說，它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可中國卻自己人受害更慘。它連對自己人都這麼狠，對外人還會手軟嗎？

在這片「中國產品威脅論」的浪潮之中，最高興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國消滅的全球中產階級」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國價格」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廠商，他們終於找到喘口氣的機會了。過去這些廠商和工會利用的是「人民幣匯率被操控」和「中國政府透過出口補貼搞傾銷」這些理論，好向政府和政客施壓要他們出頭幹點事。但是這等說法一來會招惹「保護主義」之譏；二來又明顯和消費者的錢包有矛盾，因為中國貨確實是便宜。你憑甚麼要大家為了你的飯碗多花幾塊錢呢？

現在可不同了，這批廠商和他們雇員的飯碗問題首度和消費者那碗飯本身結合起來；中國貨不只威脅工人飯碗，還威脅到大家的生命安全。這種最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固然也可以用作遊說政客的利器，要他們對中國產品施加更嚴格的檢驗程式(美國已經有國會議員這麼提倡了)；更厲害的是它直接訴諸消費者的個人利害，能夠漸漸形成中國產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換句話說，它的物件不再是政府高層，而是普羅大眾。因此對付這套新版威脅論要比對付老式的威脅論難多了，它不只是談判和遊說的技巧問題，而是深遠廣闊的信心問題。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商家會藉此推波助瀾，把它變成促銷自己產品的商機。早在中國漸成世界工廠之初，就有個別歐美廠商打出「本地製造，品質更好」的旗號了。這也呼應了許多企管專家的建議：對付中國價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轉型，若要堅決支持製造業，就得邁向更高端的市場。如今的中國產品安全問題等於為他們賣了一場免費廣告，替他們省下不少工夫，自動造成一個市場區隔。換了是我們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嗎？

美利堅之帝國哨所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Wed, 01 Oct 2008 04:08:32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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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梁文道著

「美帝」不再是一個罵人的字眼了，「帝國」現在是許多愛國的美國人用來描述自己國家的概念。美國怎麼會成了一個帝國呢？不要談複雜的全球經濟秩序，也不用深究美國財團與「軍火工業複合體」中間那千絲萬縷的關係，更不用收集荷裏活電影商全球盈利的數字，我們只需要看一張最簡單最實際的地圖。五角大樓的主要會議室裏都懸掛了一幅「指揮部責任區全圖」，一幅世界地圖，它把地球分成五大塊：北方指揮部、南方指揮部、歐洲指揮部、中央指揮部和太平洋指揮部。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他的《帝國步兵》（Imperial Grunts）裏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說明這張地圖的涵義：「這張圖沒有遺漏地表上的任何一點。如果站在北極點這個所有經線彙聚的地方，我可能有一隻腳踩在北方指揮部的地盤，而另一隻腳則停在太平洋指揮部的轄區；如果我的腿移動了，那就會踏入歐洲指揮部的責任範圍」。

這就叫做帝國，有史以來，人類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美國這樣，把整個地球納入它的軍事管控範圍之內。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個軍事迷小鬼的幻想，起碼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受美國支配的。可是請考慮這張圖的名字裏「責任」二字的意思，它表示美國把全世界任何地區的軍隊調動和保安問題都看作是它應該注意的責任。根據卡普蘭所說，直到目前為止，美國不只在五十九個國家設有基地，甚至早在「九一一」發生之前，它的特別指揮部每年就要在一百七十一個國家執行不同的任務。

例如蒙古，美國大使館的武官威海姆上校就身肩了一項重任，他認為蒙古是一條判斷中國未來意圖的警戒線，而他決心要使成吉思汗的後人成為美利堅帝國的「維和哨兵」。威海姆上校畢業自西點軍校，加入過傳奇的「一○一空降師」，又曾留學列寧格勒，在波士尼亞參與過維和任務，現在他在蒙古開了家小診所醫治有需要的百姓。在卡普蘭的筆下，威海姆上校是典型的帝國邊境前哨兵，身兼軍事顧問和外交官雙重身份。他領著卡普蘭遊遍戈壁，大部份時候都穿逡在中國邊境，其中還有好幾次和中國軍隊打了照面。他不是去旅遊，他要去不同的村鎮牧場親身感謝那些讓兒子隨美軍遠征伊拉克的父母，蒙古是第一個響應美國號召駐軍伊拉克的國家之一。

當地的軍人都很信任威海姆上校，有個軍官還在酒酣飯飽之餘說：「我在電視上看到很多反戰示威，但美國還是採取了行動。身為一個軍人，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很想知道，要是有一天蒙古受到侵略，美國會不會像防衛科威特一樣防衛我們」？剛剛還以軍人間的漢子情誼和大夥玩得很高興的威海姆上校立刻回復外交官的冷靜：「我想不會，但我們會幫蒙古防衛它自己。」誰會侵略蒙古呢？蒙古人都怕是中國，他們的商人和貨物淹沒草原的速度比當年蘇聯的軍隊還要快。卡普蘭大概也注意到了這幾年好些中國線民的呼聲，他們認為「外蒙古」應該重回中國的版圖，所以他很贊同美軍在蒙古的特別行動。

在訪問威海姆上校的最後幾天，卡普蘭一行應邀登上了一座火山，上校向他解釋：「這是他們的聖山，來此祭獻是崇高的行為。俄羅斯和中國的武官都不會跟他們這麼辛苦地爬上來，所以蒙古人信任我們多於中國和俄羅斯，因我們尊重習俗，我們愛蒙古」。卡普蘭有點明知故問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美國人幹嗎要來蒙古」？飽曆風霜的上校回答：「在“九一一”發生之前，很多人也不明白我們為何要把兵力投放在阿富汗邊境等中亞地區。永遠不要說“永不”。誰知道萬一有一天北韓垮了，無數難民湧來，這個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子？」。

大學生的幼童化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Wed, 01 Oct 2008 03:49:35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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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梁文道著

15歲以前，我在臺灣念書，當時臺灣每間中學皆有軍方派來的“教官”駐校，表面上教導學生上“軍”課練練步操打打槍，實則監視師生言行，是一種另類的訓導主任。非常搗蛋的我總是教官辦公室的常客，記得有一回，教官狠狠處罰了我一頓，然後鄭重地告誡我校規的神聖，他說：“‘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有四種人是沒有自由的，其中一種就是學生。”另外三種是什麼我已經忘了，大概不是軍人就是罪犯吧。

帶著這種學生和罪犯乃同一種人的觀念，我回到香港就有點不適應了。尤其當我知道有些大學的校方發公函給學生，抬頭竟然是“×先生”或者“×小姐”，我更是驚訝，怎麼“同學”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過兩年，我才知道，原來不少中學的老師也是如此稱呼學生的，他們說這叫“英式傳統”。

自從法國史學大師阿裏埃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發表的震動一時的《兒童概念史》以後，學界就漸漸形成了共識，知道“兒童”、“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觀念都不僅是生理現象那麼簡單，它們還是一組社會文化的構成。而現代成人與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學校了，仍然上學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別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學可以工作的則是成人，不應該再受到校園的保護，也用不著事事聽從父母。可是在這樣的分界標準裏頭，有一個特別尷尬的群體，那就是大學生了。你應該當他們是小孩，還是大人呢？

最近，著名的南大與浙大都頒佈了新禁令，禁止新生自備電腦返校，據說是為了避免他們沉迷網路遊戲。這條禁令可笑的地方在於它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學生的個人電腦全都看成遊戲機；另一方面則暗示了學校會緊密監控校內電腦的使用情況，學生全無隱私可言。更嚴重的，是它假設了大學生都是孩子，毫無自律的能力，他就管不住自己。

回想中國百年大學史，那真是一部學生幼童化的漫長過程，五四時的學生可以上街打軍閥，今天的大學生則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責。大學生這年紀不只可以結婚，更要依法負上完整的刑責了，為什麼一個年輕人能夠為自己的人生大事負責，為作科犯法負上法律的責任，卻不能為自己遊戲玩得太入迷而負責呢？大學是不是也該替所有學生爭刑法豁免權呢？

香港的大學教授不時抱怨，內地來的學生樣樣都比香港的學生強，就是性格太依賴了，每逢開學介紹選科資訊時，家長提的問題比學生還多。再看內地某些重點大學新生入學時家長在校園裏睡滿一地的盛況，你就更能理解大學生會退化成小學生的原因了，因為我們都沒把他們當作大人看。

古希臘盛行同性戀，男性師生相愛是常見的事。即便如此，當時也還是產生了不少爭論，因為許多人擔心年輕的學生會在師生的尊卑關係裏習慣了被動承受的角色，將來成不了積極主動的城邦公民。這確實是教育的基本問題，你用什麼態度對待學生，他們就會變成什麼樣的人。老把學生當成“未來”的主人翁，他們就不會成為真正的主人翁。我們如此對待學生，又憑什麼抱怨如今的年輕人不成熟，又憑什麼指責那些青年“啃老族”呢？

豐滿的食欲美人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Wed, 01 Oct 2008 02:54:25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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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梁文道著

在所有《美女廚房》這一類標榜美食加美女的電視節目之中，我最喜歡的還是羅森(Nigella Lawson，也有人戲稱之為“羅神”)。天啊，就讓我坦白承認吧，每回見她用手攪弄食物的醬汁，再把手指放進嘴中吸吮的誘人模樣，我都會忍不住全身一緊。

為什麼這麼多的男人都會迷上羅森的烹飪節目呢？（借成龍大哥的一句名言“我只不過做了一件很多男人都會做的事。”）當然她美豔性感，她做的菜看起來既容易又好吃。最重要的，我想是因為她真的很愛吃。這套節目總是很聰明地拍著她邊做菜邊偷嘗，而且永遠都是吃得那麼滿足，開著眼睛發出一聲聲低吟。有時候到了節目末尾，還能看見她夜裏起床打開冰箱，拿出一大塊蛋糕或者一大杯雪糕，做臨睡前的點心。

這麼貪吃，難道就不怕胖嗎？關鍵正正在此，羅森長得相當豐滿，甚至偏肥，完全不是當代流行的美女形象。她的吸引力，就是恢復了古代食欲與性欲的完美結合。基督信仰盛行歐洲的中古時期，曾有一些後來被尊為聖女的女孩以節食著名，而且是到了厭食的地步。節食和禁食向來都是一種修道的方法，只是這批聖女的禁食別具意義，她們不只控制食欲，而且還要控制性欲。使人相信食欲與性欲有一種特殊的連帶關係，好吃的人多半也好色，所以禁食禁色的就不只是吃的欲求，還把包括愛欲想像的一切人間的肉體的欲望一併禁絕。

愛欲、食欲和生殖能力的神秘聯繫，透過各種壯碩的女神像顯現。幾乎所有文化傳統都曾出現過一些非常肥胖的母神像，它們的乳房大得驚人。看來好像隨時都要滲出乳液的樣子。先人崇拜這些神祗，覺得人類傳宗接代和土地肥沃作物豐收的秘密全部系在她們身上，生殖和弄做合二為一。

為什麼他們那麼胖？因為生活實在富足無缺，食欲可以盡情放縱。這又隱隱暗示了她們生殖的能力是何等充沛，而那啟動生殖程式的性欲又是如何地不知足。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熱愛食物而又不缺食物來源的豐滿女人都是性感的。如果性欲要被約束，靈魂才能得救，那麼節食禁食就是必要的了。因為瘦弱的身軀不只不能產生性的能量，也不會惹起任何人的性趣。所以要是有個女人突然立志禁食，那麼她就等於是在宣佈自己不再成性的物件。

今天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女子為了令自己可愛可欲，紛紛節食纖體。因為肥胖不再性感不再美麗，反成了失卻自控能力和懶惰的象徵。

如果你曾在餐桌上和漂亮的女孩吃飯，卻見她極力抗拒眼前任何美食的誘惑，為的就是保持所謂美好性感的身段，你會不會覺得她太像那些中古時代節食至死的聖女？於是不只打消了任何接下來的非分之想，覺得自己最好也趕快去做和尚，甚至還感到一陣敗興的失落。如果你有過這種經驗（不論你是男或女，也不論你的性取向），那麼請看羅森主持的節目，我保證你會跟我一樣入迷，懷念那些我們未曾見過的老好日子。

回歸，讓美藝融入生活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Wed, 01 Oct 2008 02:13:12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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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後奕編

歸正傳統，華夏文化的美學與藝術傳承至今，其實一直都是在將其融入到社會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而非西方世界去專業的拿來賞玩，其實這也才是藝術與美麗的真諦，很有幸，它也是我們本民族幾千年來的傳統。
——夏後奕

(香港)梁文道著

日本料理講究季節，不止食材要依照時序，不時不食，連盤飾和餐具也要反映季節的變化。比如說秋天的燒魚最好就能配一枚乾枯的葉脈，而貝殼形的小盤就最適合春天的魚獲了。如果一個廚師弄錯了節氣，在盛暑用上了不當時的花朵或不合宜的碗盤，那就說明他還沒掌握到料理藝術的魂魄。

由於日本料理必須配合時節的變化，又要分食上菜，一人一份，所以一家店要準備的碗盤數目自然不少。於是問題就來了，那就是店家使用的餐具應該好到甚麼程度呢？一家用心的餐廳是不是該不計成本，想盡辦法搜羅北大路魯山人和浜田莊司的陶藝，好用來奉客呢？那又未必。如今說起日本工藝，一般人想起的大概是個戴著眼鏡的老匠人佝僂著身子，就著燈火，手上一把銼刀對準木頭死命來回地磨削，克勤克勞地守住傳了三代的百年祖業，而做出來的東西不止價昂，並且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可是，日本並不從來都是這樣子的。明治維新之後，受到現代工業影響，許多傳統手工藝也曾被人棄之如敝屣，也曾被認為是不可與「純美術」（FineArt）相提並論的下等匠活。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柳宗悅大力宣導「民藝運動」，傳統的手工藝品和民間的工匠藝人才漸漸得到日本人的重新肯定。

柳宗悅的理論和現代設計風尚的想法很接近，他認為要讓生活充滿美感就不能光是教育大家看畫聽音樂，還得在日用品的層面下功夫。即使一個人再有美學修養，但是平常使用的卻都是粗陋的大規模工業製品的話，他就還不算真正懂得美。只有把每日的起居作息徹底包圍在美好的用具之中，一個人的生命才能被美感浸潤。所以吃飯用的筷子、碗盤、茶杯和酒壺都不可以隨便苟且，既然飲食是生命之本，那麼餐具當然也就是生活美的重要根源了。

可是柳宗悅又和今天滿街跑的設計名家不同，他不喜歡強調個人風格的作品，更不喜歡署上作者大名的東西，他根本就反對西方的「作品」概念。在他看來，現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太著重表現自我，太拿自己當回事反而因此喪失了「自由」。相反地，好工匠則不勉強自己創新，甚至也不想表達甚麼，他只是一個碗一個碗地燒，一塊布一塊布地織，完全把「創作」當成勞動，把「作品」當成實用的器具。由於「無我」，由於沒有自我的意識，這麼日日夜夜做出來的東西才會因為日積月累的熟練技巧而達至最完美最自然的境界。所謂「創意」，反而會在這種最不顯眼的日常勞動裏自然流露，如行雲如流水，毫不勉強，渾然天成。

按照這位日本現代工藝學之父的意見，一家餐館當然要注重餐具視覺上的怡人觸覺上的可親，但又不至於刻意到一切用品盡皆名作的地步。因為最「藝術」最名貴的陶瓷根本就失去了物用的日常美感，而最珍稀最罕見的古董則早已結束了它作為用具的生命，只適合供在玻璃櫃子裏讓人欣賞。有些頂級日本料亭會標榜一個酒壺的年歲，一個陶盤的身世，在柳宗悅看來，這就叫做走火入魔。對著這些東西，只會叫食客心驚膽跳，又哪還有體會自然美感的悠然心情呢？除非店家和客人都有平常心，不把它當回事，更不以物役人，打爛了就打爛了，這才配得上使用名作名器。

專正飲食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Wed, 01 Oct 2008 01:39:06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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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梁文道著

以烹調精進料理聞名的日本禪僧藤井宗哲曾經在一趟新幹線的火車旅次上遇見一位青年，這個年輕的上班族把公事包放在膝上當小桌，一邊喝啤酒一邊看雜誌，還拿了個便當出來吃。宗哲和尚注意到這位青年「是以看雜誌為主，順便吃便當。」他的行為「不過是把“進食”當作機能性動作，也就是將食物放入口中，機械地咀嚼後，經過喉嚨，最後儲存在胃袋。我好整以暇地瞥看過這位上班族，發現他的目光始終盯著雜誌，一點也感覺不到便當的存在。此後，我不知又遇到過多少這樣的人。這類人的飲食生活，可稱之為“機器人進食”。」

說來慚愧，我也是個進食機器人，常常一個人吃飯，而吃的時候也是丟不開書本雜誌，生怕浪費了吃飯的時間。再推想下去，平日的工作、午餐或飯局，豈不也是如此？為甚麼很多飯局明明叫了一桌子菜，走的時候總是剩下許多未盡的菜肴，偏偏回到家裏還會餓著肚子呢？那是因為在飯局裏頭我們往往掛著交談忘了食物。沒錯，食物不是主角。我很少聽到有人會說：「喂，有家餐廳很不錯，我們約xxx一起去吃吧。」絕大部分的情況是反過來，先想好要約哪些人吃甚麼，才去找個飯館成全大家的聚會。

無論是一個人吃飯的時候看書報電視，還是一堆人找個吃飯的地方開會談生意，都是我們不想浪費時間的表現。真是諷刺，這可是個美食膨脹的年代，幾乎人人都是美食家，偏偏我們還會覺得吃飯是件浪費時間的事情。大概心裏有個標準，覺得日常三餐又是必要的營生手續，可以隨便打發，任意填上其他活動，而美食，則是一種很特別很不日常的東西，必須嚴陣以待。

不過，要是我們用對待美食的態度去對待最簡單不過的食物，又會產生甚麼效果呢？去年，譽滿天下的越南高僧一行禪師訪港。在他主持的禪修營裏，他教大家用很慢很慢的速度吃飯，吃的時候不要交談，全神貫注於眼前的菜肴，這就是所謂的「正念飲食」了。一行禪師曾以「橘子禪」說明正念飲食的方法：不要像平常那樣一邊剝橘子一邊吃，而要專心地剝開橘子的皮，感受它剎那間射出的汁液，聞它散發于空氣中的清香。然後取出一瓣橘肉，放進口中緩慢地嚼，全神貫注地體驗門牙咬斷它，臼齒磨碎它，舌頭攪動它等每一個動作，直到它幾近液化，通過食道吞咽下去為止。

如果你這麼做，你會對一片最普通的橘子產生前所未有的全新感受，你會發現自己還用不著去買一枚昂貴的義大利血橘，因為你從來不曾知道甚麼叫做吃橘子。最美妙的，是這種修行還會引導你注意吃的過程，彷佛你不曾吃過。

比一行禪師的橘子禪更誇張的，是美國佛學導師康菲爾德（JackCornfield）的葡萄乾修行法，他教導學生們用十分鐘去吃一顆葡萄乾，很多人吃完之後竟然覺得太飽了！

我們不可能每一頓飯都這麼吃，但至少可以每天花一點時間練習心無旁騖的正念飲食。你也不用覺得它是個宗教色彩很濃的儀式，你只需要把它當成認識美食的基本練習就行了。正如飲酒，若連水的味道都分辨不出來，又怎談得上欣賞酒的複雜呢？

我曾經在別處介紹過一個我最喜歡的書癡故事，關於匈牙利革命時期的一位貴族，他嗜書如狂到了一個程度，即使是在被推上斷頭臺之際，仍然不忘用筆在書上劃線做筆記。假如一個人愛書愛到了連死之將至也不為所動的地步，那書癡這個稱號他就實在是當之無愧了。
我再和大家介紹一位真正的美食家。他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日本大禪師，日日修行也沒甚麼別的嗜好，唯獨喜歡甜食。在他病重的時候，弟子們從全國各地趕來探望，當然也不忘帶一些和果子送給恩師，好讓他在圓寂前嘗一嘗。終於到了快要坐化的那一刻了，老禪師一如任何道行高深的修行者，端坐席上，相貌平和。然後，他竟然再拿起了一塊甜餅，放進口中，有點艱難地慢慢咀嚼。吃罷，他微微啟唇，好像要說點甚麼，於是弟子們統統緊張地緊聚過去，心想師傅要做他人生中最後一次開示了，非得好好聽清楚不可。老禪師終於說話了，他只說了兩個字，「好吃！」。然後他就斷了氣。

一個人走到了死前的最後一刻，心中想的竟然還是适才甜品的滋味，留下的遺言竟然還是對那塊甜品的讚美，沒有任何告別，更沒有不舍與恐懼，他還不算最厲害的美食家嗎？所謂的美食家難道不就該是這般模樣嗎？一心一意地對待眼前的食物，別無旁騖，甚至置生死於度外。

後來大家都說這位禪師真是高，已經到達覺悟的境界了，理由是佛學的修行最講究一個人是否時刻「正念」。「正念」指的就是非常專注地活在當下，走路時專心走路，睡覺時專心睡覺，腦子裏既不執著過去發生的快事，也不憂慮未來的煩惱。這種狀態自然是快樂的，同時也是無我的，因為它完全切斷了我的過去與未來，不把過去發生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也不把將來的我看成是現在這個我的延續。要在平常達到這種狀態已經很難，要在死的那一剎那仍然保持它就更難。所以很多人都認定這位甜品禪師是真正的涅盤了。

其實我們天天進食，又何曾試過每一餐每一口都專心地吃呢？吃早餐的時候看報紙，吃午飯的時間變成一場工作會議，吃晚餐的時候用電視汁撈飯。我們有多久沒試過好好地，一心一意地對待眼前的食物？如果我們專心地吃，食物的味道會不會變得和平常不一樣呢？

我們常常為一些吃齋的人感到可惜，為一些飲食上諸多禁忌的人扼腕，覺得他們失去了人生的樂趣。可是回頭細想，我平常囫圇吞棗地吃東西，甚至吃著這一頓的同時就念著下一頓，難道這就真的享受了人生，懂得飲食的樂趣了嗎？看來美食家起碼可以分成兩類，絕大多數都是心思敏捷，想像力豐富，吃著一塊肉的時候，會回味起從前遠方某家菜館的手段是如何地高明，又或者明天的一頓盛宴。少數像甜品禪師這樣的，則全神貫注於眼前所見嘴中所言。對這種人來講，或許連一口白飯都是人間至味。

祭祖与纪念黄帝的意义后篇

547841289@qq.com(夏後奕) — Tue, 30 Sep 2008 09:07:42 GMT

相关阅读：祭祖与纪念黄帝的意义前篇

王鲁湘著

下面告诉大家，康熙七年中部县令刘二据在募捐的时候怎么回答的问题。他不是从我刚才这样一个道统和治统关系回答大家的，因为这样回答老百姓都敬而远之了。说那你找黄帝要钱去吧，因为道统和治统的事情和黄帝有关，跟我们平民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他必须选择一个老百姓能接受的角度，找一个能说服老百姓的理由，来募捐。我们知道，现在的黄帝的工程，不管是新郑的，陕西黄陵县的，河北的涿鹿的，资金来源三个部分，政府给的钱，企业家给的钱，华夏儿女个人名义捐的钱。对老百姓从道统上要钱去纪念轩辕黄帝，离老百姓的感情太远了。所以刘二据很聪明，他是从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角度，提出人要祭祀圣人，就是万物不能忘其始。不忘其始，是一种自然感情，是人人都普遍具有的。但是，刘二居不从血缘关系来论证轩辕黄帝是我们的华人的始祖，他回避这个始祖，当时清朝入关不久，无论是汉人还是满人对血统的问题很敏感，顺治和康熙的不谈血统。宇宙万物真的没有开始吗？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是人类文明天字第一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形成了我们人类所有的宗教，哲学和科学。一个道论的问题不会回答，这才是儒家真正关心的第一问题。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对自己的来和去的问题很关注，很在意，而且形成共同记忆。正因为有共同记忆，所有不能忘记从什么地方来，所以我们就要祭祀圣人。那么什么是圣人，在中国文化中间这个词我们是见得最多的，我们一般说的圣人是指孔圣人，但是在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时候，就被称为当朝的圣人。谁才有资格被称为圣人？刘二据给出最高的定义，叫首出喻世。那么按照他这个定义我前面所说三皇五帝尧舜五帝，历代黄帝不能叫做圣人。他们只是这个道统的程序者，他们不能叫做首出喻世。那么，刘二据问，为什么广大的人民群众会群体性的来祭拜这些圣人呢？为什么圣人会群体性的受到大家，人民群众的共同的纪念呢？下面对圣人首出喻世作出一个解释。万事开头难。我们经常说论功行赏的时候，第一个奖励的是首创的人，我们现在搞著作权发明权，把第一发明人放在最主要的地位。为什么？首创太难。为创始者尊与世，所以对圣人定义来看，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特别崇尚首创精神的民族，是一个特别尊敬劳动，尤其是首创者劳动的民族是一个特别尊重知识产权的民族。

第二个定义，驾驭这个世界靠什么？靠制度的订立，靠制度的创新。那么，我们现在崇拜轩辕黄帝为我们人文始祖，我们认为我们五千年文明从他开始，凭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给他这么高的地位，就是因为轩辕黄帝最大的功绩在于建立了原始的国家体制。他订立了我们人类社会中华民族最早的制度。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轩辕黄帝所建立原始国家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今天还是一个九级行政系统，从中央政府到村也是九级。这样的话一个涣散的社会，就被组织起来了，凝聚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组织。然后黄帝在分州建立行政区划。然后选了两个最能干的人当左右手，类似于左丞相右丞相。调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冲突，这样出现万国以和的政治局面。所以刘二据看来，黄帝作为一个创造之神，他有很多很多的功绩，做了很多发明创造。但是所有这些发明创造在刘二据看来，和创立制度是不能相比的，因此，轩辕黄帝成为我们的人文始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创立了制度。要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说就是创立了原始的国家体制，那么我们说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最了不起的旗帜，是华夏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那么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呢？是计算机吗？是文字吗？是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吗？都不是。人类迄今为止对伟大的发明是国家。而黄帝正因为最早创建原始国家体制，所以才能被称为中国之原祖。

我们说黄帝五千年历史，指是轩辕黄帝开始。为什么从他开始？标志是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是很严格的说我们有了中国了。我们可以不很严格的说，从黄帝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中国了。然后以后的朝代只不过是中国的不同的朝代，是这个道统的不同的治统。因此，我们中华文化中间有很重要的一种精神生活就是圣人崇拜。我们经常说我们没有宗教，其实我们有一种宗教，我们有一种圣人的宗教，我们不崇拜不存在过的人和事。凡是我中华民族崇拜的人和事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甚至连民间所说的鬼神都是在历史上存在的真人，他们所做的事，也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只不过被夸张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现象，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的圣人崇拜，圣人信仰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健康的、文明的、非常人文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他把文明的创造者，文化的创造者，发明人作为尊崇的对象。难道这样一种精神生活现象不值得我们骄傲吗？

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给轩辕黄帝挂牌匾的时候，我们只用四个字，“人文初祖”。这样的话，当我们现在穿一件衣服，有风雨雷电的时候跑到房子里头住下来，我们出门坐车，我们端起一个器皿，我们书写我们的文字，我们说今天看一下表，是哪一年几月几日？我们衣食住行所有这一切，当你具有一种历史感，知道这些，了解这些历史知识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回到五千年前，想起以轩辕黄帝为首的我们的祖先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慎重追远，我们怀念先人，我们五千年以后仍然在享用他们的创造发明带给我们的种种的便利，你不应该感谢他吗？你不应该有一种感激的心情吗？你不应该觉得感恩吗？黄帝功在万世！这就是刘二居这么一说，所有的老百姓就把钱给他了。因为这已经不是帝王的事，这是我们每一个享用轩辕黄帝文化创造，享用一个社会组织种种便利的任何一个血性之人都不应忘记。

那么，上面我说了，祭祀黄帝，就是帝王为什么要祭祀轩辕黄帝，因为要说明治统是道统的延续，我要说普通老百姓为什么祭祀黄帝，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享用黄帝创造发明带给我们种种生活的便利；还有一条我们在座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文人，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为什么要祭祀黄帝？这个问题刘二据没有回答，但是，西汉汉武帝时候淮南王刘安，组织当时社会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那个地方吃着他的用，用着他的，和大家一体讨论写了一本书，叫做《淮南子》，在这本书里头，这一群当时社会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共同描绘轩辕黄帝一个社会时代的景象。那么，那一群知识分子动用集体智慧，描绘一个没有看见的，几千年社会景象描绘他干什么？那么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存在与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别的理由，他就是批评现实的，他要不歌颂现实，要不批评现实。歌颂的时候最后又会绕过来再批评一下，知识分子的天命或者叫做贱命就是永远不满足现实。那么，他不满现实，统治者问，你老是说这不好那不好，你见过什么是好的没有？说出来好改正啊！但是，那个时候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办法横向比较啊，第一他出不了国；第二他出了国看到都是比我们差的地方，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等的超级大国啊，他一走不走出去横向比较而已，不批评现实了。因为骄傲还来不及呢。所以那时候知识分子爱批评现实，要拿一个标准来，让黄帝说你做的还不够好。那怎么办。只能朝后面看。看几千年以前，你只要说看到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个年代，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有毛病有缺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专门杜撰那么没有历史文字记载的历史，描写的天花乱坠像一个天使一样。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在淮南王刘安的府邸里头，这一群西汉知识分子描绘一个什么样的黄帝时候的美好途径。我这里一边读一边用现代语言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淮南子》里头，当时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和谐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李学勤先生说，在农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制订一个准确的历法，这对农业生产来说太至关重要了。社会出现等级制度出现阶级是文明的一大进步。黄帝的时候知道维护弱者的生存权，维护少数人的权利。皇帝的时候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寿命。但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这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保证，如果百官都私了都不正了，怎么建立和谐社会？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的，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一定不要有特殊政策的地方。谁也不能享受特权，要互相调解，调剂做到公平。然后，所有法律法规都是摆在台面上的，大家都能够互相监督，没有潜规则，不像我们今天到处都是潜规则。就是那些给第一把手当助手的人，不管二把手，三把手还是秘书参谋，秉公办事不吹牛拍马，你的领导一把手有什么错误你能够给他指出来。都知道别人的正当利益不能侵犯。

夏後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