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代號]]> http://575606672.qzone.qq.com Mon, 30 Nov 2009 12:23:26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Fri, 27 Nov 2009 15:30:40 GMT <![CDATA[[转]国家主席的悲剧：刘少奇去世时无衣遮体]]>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40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人数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却宣告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

　　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着作，贡献突出。当时毛泽东给予刘少奇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在这期间，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被誉为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每当毛泽东外出时，刘少奇便被委托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刘少奇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生气，联想起邓小平劝他可不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邓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并坚持让刘少奇作检查，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二人间也有较大分歧，总之，毛泽东认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中央也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风云动荡。刘、邓决定派出工作组引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应该“统统驱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他在会前的安排进行的。刘少奇主持会议，5月16日，会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刘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强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继续在南方休养，留刘、邓两人在京主持工作，负责“文化大革命”。六月的北京，政治风云动荡，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中央派出工作组，却又与群众产生对立分歧-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迫于无奈，他和邓小平乘飞机亲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委托他们相机处理。

　　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当即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此后，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对于革命者来说，政治上的打击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却又总有不屈的坚韧和宽广心胸，对刘少奇来说，工作还要做，饭还是要吃，但本来就少言的他说话更明显变少了。

　　他有个习惯：总是在开饭前几分钟才入桌，随便说几句话后就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饭桌上讲话，吃完饭再去办公室。现在，他犯了“错误”，晚饭更显得心不在焉，他要认识错误，他要准备书面检查，以让毛泽东满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

　　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50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62年犯有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倾的错误等。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专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现实让他作出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地说：

　　“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毛泽东会见刘少奇，刘少奇恳请辞去国家主席，使党少受损失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的班子成立，当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

　　“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谈？”刘少奇平静地问。
　　“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

　　“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马上接话，他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毛泽东不会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刘少奇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规谏，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毛泽东并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再说，让国家主席带着妻子儿女回农村种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来说，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尽管他后来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既没拒绝他的要求，也没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接受批判。

　　果然，没过几日，刘少奇的家再次遭受冲击，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面对嘈杂的人群和责问，刘少奇的声音很坚定：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伴随他的声音，是那在寒风中阵阵晃动的苍苍白发。

　　接着，造反派扯断了刘少奇家中的电话线，红机子的声音再也没有悠扬地响起过。
　　中南海外，几十万人围集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刘少奇”

　　1967年4月1日，国内各大报纸登载了署名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读后，气愤至极，他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上，“假话，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并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

　　刘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个机会让他公开答辩，虽然现在是个非常场合，但毕竟有了把话说出来的机会，他逐条驳斥戚文对他的污蔑，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当造反派质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一下子怒火冲天，白发上竖：“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不料，几个小时之后，竟被撕得粉碎。

　　一连串的莫名打击，使刘少奇精神上极为痛苦，加上突然改变作息习惯，限制安眠药用量，他几天都没能睡着，身体变得很弱，偏偏在这时候，清华大学造反派们要组织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蕴结在心中的积怨终于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的汤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在家的几个孩子叫拢过来，缓缓地说：“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多年斗争磨炼出的感觉告诉他，下一步，将会变得真正残酷起来。

　　1967年7月18日晚，依据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几十万群众联合批判刘少奇。中南海外，几十万人聚集四周，他们携带的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奏出高调的喧闹声；中南海内，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已难以忍受，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渗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他的汗水也随着震动流在地上……

　　对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在神圣的祖国大地上，在庄重的中南海院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遭到这种侮辱性对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顾一切，挣脱造反派的手，扑向刘少奇，刘少奇也不顾拳打脚踢，与王光美的手紧紧握住，也许，这是最后的告别！执手相看泪眼，怎不凝语哽咽？他们传递友情、温暖和鼓励的手终于被暴力分开。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X党X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当刘少奇得知妻子儿女已经离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时，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强迫改变生活习惯，加上不给足量的安眠药，刘少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加上批斗会上的扭打，旧伤复发，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他的右腿被打伤，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要走50分钟，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后来实在走不动，就让工作人员去把饭打回来，但去打饭的人也被称为“保皇兵”，人们也不愿去打饭了，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

　　他满口只剩下七颗牙，根本嚼不动窝头、粗饭。

　　他长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馊饭，身体更为虚弱，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刘少奇病得越来越重，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还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刘少奇只能默默忍受着……

　　1968年7月，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医生过来用常用药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防止刘少奇死掉，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为维持刘少奇的生命，医生提出实行监护，住院治疗，被看守人员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绝。刘少奇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护土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残忍的折磨，使刘少奇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难忍，常使他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他难受的情景，就把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不久，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胡芦”……

　　刘少奇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怀着一腔怨恨，永远离开了人民和亲人

　　对刘少奇来说，活着已是一种折磨的惩罚，但他还是要坚持活下去，他要活着看到事实证明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却是轰然雷击。这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是在他70岁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会闭幕日期是10月31日)。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出来，他的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但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干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专护刘少奇，仍没改变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活着看到改变命运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马克思那里去说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

　　晚7点多钟，光着身子的刘少奇--他原来的衣服烂了，没有人补，脏了没有人换，干脆给扔了--被人用粉红色的缎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条白床单，放在担架上，送上了飞机。他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奄奄一息……

　　晚9时许，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接受“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马上爬上舷梯，走到后舱，看见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医护人员怔住了……刘少奇的担架被抬下飞机，放到救护车上，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驶向市区，但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里的一个由重兵把守着的独特小院。

　　从这夜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极严，事先被告知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从此失去“自由”，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形同软禁。

　　由于刘少奇在担架上没穿衣服，到开封的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烧39℃，呕吐厉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11月5日，刘少奇再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当时在他身边的人都说：“他虽然不说话，但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着的那一天……”

　　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人也不准留。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用，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去火化场看了看，然后，向当地负责人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11月10日晚，刘少奇再度发高烧；试体温表，5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为℃，虽不能确诊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两眼瞳光反应消失，体温℃。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6时47分，值班医生和护士赶到现场。

　　8时47分，“抢救”小组人员到达现场……此时刘少奇已被转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铁门上了锁。

　　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闻讯后火速从北京赶往开封，直奔老首长身旁，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蹲下身去，给刘少奇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就被人支开了。15日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头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拖到一辆吉普车上，开向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场。车厢装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火化场已得到通知，将要火化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工作人员忙着喷洒消毒剂。20多个军人在火化场外实行戒严。吉普车到达后，刘少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与此同时，他生前在开封的遗物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
　　现住址：××××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没有亲人哭声，没有白花黑纱，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惨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5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

　　刘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的护送下，由北京乘专机运抵青岛军港。

　　众多的人民群众和解放军官兵聚集在青岛码头，为这位一代伟人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执行散撒仪式的5艘海军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40#comment 136315401 Fri, 27 Nov 2009 15:30:40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40 <![CDATA[[转]国家主席的悲剧：刘少奇去世时无衣遮体]]>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37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人数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却宣告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

　　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着作，贡献突出。当时毛泽东给予刘少奇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在这期间，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被誉为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每当毛泽东外出时，刘少奇便被委托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刘少奇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生气，联想起邓小平劝他可不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邓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并坚持让刘少奇作检查，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二人间也有较大分歧，总之，毛泽东认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中央也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风云动荡。刘、邓决定派出工作组引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应该“统统驱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他在会前的安排进行的。刘少奇主持会议，5月16日，会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刘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强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继续在南方休养，留刘、邓两人在京主持工作，负责“文化大革命”。六月的北京，政治风云动荡，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中央派出工作组，却又与群众产生对立分歧-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迫于无奈，他和邓小平乘飞机亲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委托他们相机处理。

　　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当即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此后，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对于革命者来说，政治上的打击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却又总有不屈的坚韧和宽广心胸，对刘少奇来说，工作还要做，饭还是要吃，但本来就少言的他说话更明显变少了。

　　他有个习惯：总是在开饭前几分钟才入桌，随便说几句话后就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饭桌上讲话，吃完饭再去办公室。现在，他犯了“错误”，晚饭更显得心不在焉，他要认识错误，他要准备书面检查，以让毛泽东满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

　　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50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62年犯有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倾的错误等。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专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现实让他作出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地说：

　　“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毛泽东会见刘少奇，刘少奇恳请辞去国家主席，使党少受损失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的班子成立，当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

　　“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谈？”刘少奇平静地问。
　　“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

　　“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马上接话，他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毛泽东不会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刘少奇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规谏，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毛泽东并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再说，让国家主席带着妻子儿女回农村种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来说，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尽管他后来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既没拒绝他的要求，也没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接受批判。

　　果然，没过几日，刘少奇的家再次遭受冲击，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面对嘈杂的人群和责问，刘少奇的声音很坚定：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伴随他的声音，是那在寒风中阵阵晃动的苍苍白发。

　　接着，造反派扯断了刘少奇家中的电话线，红机子的声音再也没有悠扬地响起过。
　　中南海外，几十万人围集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刘少奇”

　　1967年4月1日，国内各大报纸登载了署名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读后，气愤至极，他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上，“假话，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并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

　　刘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个机会让他公开答辩，虽然现在是个非常场合，但毕竟有了把话说出来的机会，他逐条驳斥戚文对他的污蔑，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当造反派质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一下子怒火冲天，白发上竖：“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不料，几个小时之后，竟被撕得粉碎。

　　一连串的莫名打击，使刘少奇精神上极为痛苦，加上突然改变作息习惯，限制安眠药用量，他几天都没能睡着，身体变得很弱，偏偏在这时候，清华大学造反派们要组织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蕴结在心中的积怨终于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的汤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在家的几个孩子叫拢过来，缓缓地说：“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多年斗争磨炼出的感觉告诉他，下一步，将会变得真正残酷起来。

　　1967年7月18日晚，依据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几十万群众联合批判刘少奇。中南海外，几十万人聚集四周，他们携带的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奏出高调的喧闹声；中南海内，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已难以忍受，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渗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他的汗水也随着震动流在地上……

　　对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在神圣的祖国大地上，在庄重的中南海院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遭到这种侮辱性对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顾一切，挣脱造反派的手，扑向刘少奇，刘少奇也不顾拳打脚踢，与王光美的手紧紧握住，也许，这是最后的告别！执手相看泪眼，怎不凝语哽咽？他们传递友情、温暖和鼓励的手终于被暴力分开。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X党X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当刘少奇得知妻子儿女已经离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时，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强迫改变生活习惯，加上不给足量的安眠药，刘少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加上批斗会上的扭打，旧伤复发，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他的右腿被打伤，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要走50分钟，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后来实在走不动，就让工作人员去把饭打回来，但去打饭的人也被称为“保皇兵”，人们也不愿去打饭了，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

　　他满口只剩下七颗牙，根本嚼不动窝头、粗饭。

　　他长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馊饭，身体更为虚弱，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刘少奇病得越来越重，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还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刘少奇只能默默忍受着……

　　1968年7月，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医生过来用常用药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防止刘少奇死掉，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为维持刘少奇的生命，医生提出实行监护，住院治疗，被看守人员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绝。刘少奇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护土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残忍的折磨，使刘少奇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难忍，常使他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他难受的情景，就把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不久，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胡芦”……

　　刘少奇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怀着一腔怨恨，永远离开了人民和亲人

　　对刘少奇来说，活着已是一种折磨的惩罚，但他还是要坚持活下去，他要活着看到事实证明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却是轰然雷击。这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是在他70岁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会闭幕日期是10月31日)。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出来，他的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但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干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专护刘少奇，仍没改变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活着看到改变命运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马克思那里去说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

　　晚7点多钟，光着身子的刘少奇--他原来的衣服烂了，没有人补，脏了没有人换，干脆给扔了--被人用粉红色的缎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条白床单，放在担架上，送上了飞机。他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奄奄一息……

　　晚9时许，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接受“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马上爬上舷梯，走到后舱，看见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医护人员怔住了……刘少奇的担架被抬下飞机，放到救护车上，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驶向市区，但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里的一个由重兵把守着的独特小院。

　　从这夜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极严，事先被告知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从此失去“自由”，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形同软禁。

　　由于刘少奇在担架上没穿衣服，到开封的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烧39℃，呕吐厉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11月5日，刘少奇再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当时在他身边的人都说：“他虽然不说话，但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着的那一天……”

　　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人也不准留。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用，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去火化场看了看，然后，向当地负责人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11月10日晚，刘少奇再度发高烧；试体温表，5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为℃，虽不能确诊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两眼瞳光反应消失，体温℃。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6时47分，值班医生和护士赶到现场。

　　8时47分，“抢救”小组人员到达现场……此时刘少奇已被转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铁门上了锁。

　　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闻讯后火速从北京赶往开封，直奔老首长身旁，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蹲下身去，给刘少奇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就被人支开了。15日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头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拖到一辆吉普车上，开向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场。车厢装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火化场已得到通知，将要火化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工作人员忙着喷洒消毒剂。20多个军人在火化场外实行戒严。吉普车到达后，刘少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与此同时，他生前在开封的遗物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
　　现住址：××××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没有亲人哭声，没有白花黑纱，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惨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5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

　　刘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的护送下，由北京乘专机运抵青岛军港。

　　众多的人民群众和解放军官兵聚集在青岛码头，为这位一代伟人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执行散撒仪式的5艘海军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37#comment 136315401 Fri, 27 Nov 2009 15:30:37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37 <![CDATA[[转]揭秘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06 摘自《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0年》
作者/ 赵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25年8月8日，与周恩来结婚。这是他们的结婚照。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传世爱情一直被世人传颂。他们在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还以红叶、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籍。

　　
1926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汕头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但是邓颖超不是那种喜欢随便讲述自己隐私的女性，因此，只有当她感到和赵炜已经特别熟悉时，才渐渐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往事。

　　我到邓大姐身边的时候，她和周总理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她对和周总理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我讲周总理年轻时的往事。那时，我们常在院子里散步，我随便想起什么就会问什么，每次邓大姐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

　　有一次我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大姐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大姐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大姐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大姐讲讲她和周总理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那一天，邓大姐讲了年轻时同周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我虽然已经听她讲过那段故事，但还是很认真地又听了一遍，而且还做了详细记录。那天邓大姐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总理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邓大姐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大姐，看来总理还是有眼光的，您确实就是符合他要求的革命伴侣呀。"我由衷地感慨。

　　"让革命与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邓大姐若有所思地说。
"您和总理没闹过意见吧？"我又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我有些奇怪。也巧，邓大姐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我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
也许结婚的日子对女人很重要吧，邓大姐当时还清楚地记得她从上海乘客轮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在这之前她曾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受到过上海妇女界的欢迎。由于事先曾经发了电报，邓大姐当时认为周总理一定会去码头接她，到了码头就急切地用一双大眼睛四处搜寻总理的身影。但是，直到人都快走完了，她也没见到自己日思夜盼的爱人。那时邓大姐很不高兴。她说："离别五年了，我今天不远万里来到广州，他却不来接我，真让人生气。"不过邓大姐毕竟也是革命者，气了一会儿心里也就平静下来，"我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我手里有他的地址，干脆叫了辆人力车自己找去了。"

　　其实，周总理是个很细心的人，那天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但却安排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拿着邓大姐的照片去码头接她，谁料陈赓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没找到要接的人，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后来，陈赓在门房见到邓大姐，心里才踏实下来，他向邓大姐解释后就把她带到一间房子里。

　　60多年过去了，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当年新房里的摆设。她慢慢地回忆说："整个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还有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看样子恩来已经把结婚的房间布置好了。这时陈赓打来洗脸水，又倒了凉茶让我解渴，还让我先休息，我说已经在船上休息过了，来广东是工作的，如果方便能不能带我去看看革命的广州。"据邓大姐回忆，那天陈赓先带她去了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会，人家说周恩来刚走；陈赓又带着她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的领导人正在开会，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周恩来都在那里。"我四下寻找恩来，看到他在屋子的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五年不见，他比以前瘦了一些。这时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向我点点头笑了笑。本来我想他一定会过来同我说几句话，没想到他和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来就和陈延年一起走了。这时，我心中真有点委屈，人家不远万里而来，难道说一句话的工夫都没有？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

　　就这样，邓大姐到广州的第一天居然和周总理没说上一句话，那天周总理忙得就住在广东区委会，而她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家在外面凑合了一夜。第二天，邓大姐就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说到这里，邓大姐得意地说："何香凝不会说普通话，我协助她工作首先得学会语言才行，我给自己定下个期限，要在三个月里学会广东话。事实上，我很快就能说广东话了，时常还得为何香凝当翻译。几十年来我的广东话一直没忘，遇到广东人我还可以同他们说一说。"

　　念叨了两句广东话，邓大姐把话题又拉了回来，看得出那天她很兴奋。"我还得接着说我见到恩来的情况。那天下班后，我刚走进住处就听到恩来的笑声。他同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我急忙跨进门说，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

　　邓大姐说，结婚时，周总理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他结婚就都让他们请客，尤其是张治中，还非要见见新娘子。这样，有一天她和周总理就请了两桌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等都来贺喜，那天来的还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他们就住在邓大姐家对面。

　　提到那天请客的情形，邓大姐特别兴奋，她说："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可惜战争时代，开始我还有很多明信片，后来都损失了。我介绍后得到热烈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这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我很长时间不习惯人家叫我周夫人，后来他们也不那样称呼了。"

　　"那天客人们一杯又一杯地向我们敬酒，我不会喝酒，恩来把客人敬我的酒全代喝了下去。我不知道恩来的酒量，只见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杯白兰地，我心里又急又担心，但怎么也挡不住敬酒。那天恩来真的喝多了，但他有自制力，没有失态。等大家都走了，恩来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他自己明天还得去广东大学主持黄埔军校新生入学考试。后来，蔡畅和我将恩来扶到阳台上吹风，蔡畅打来一盆凉水，我用毛巾给他擦脸还找来一碗醋让他喝掉醒酒，就这么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恩来渐渐醒来，连忙谢了李富春和蔡畅，让他们休息，我也扶着他回房休息。哎呀，那一晚真热闹，我没想到恩来会有那么大的酒量。"邓大姐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让周总理喝那么多酒，但事实上周总理的酒一直没少喝，但却很少醉，因为他很有自制力。

　　有一次，吃完晚饭，邓大姐又和我聊起往事，她说："自从我和恩来结婚后，人们没少问过我们是怎样恋爱的，我和恩来从来都是坦荡荡地告诉大家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那次，邓大姐给我讲起在延安时她和周总理分别被"盘问"的情况：有一次，延安开"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到会的很多女青年起哄让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我呢，当时干脆站起来，给她们背了一段当年恩来在法国写给我的信。我这么一背信，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结婚都20年了，她们奇怪我怎么还能把年轻时的一封信记得那样牢。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心中想着对方嘛。"她说，"有一次，恩来也遇到了一伙女孩子的盘问，延安女同志少，但个个都是挺活泼的。那些女同志问他我们是怎样恋爱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幽默地说:'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起指头算，算啊算，就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说到这里，邓大姐和我开怀大笑。我注意到，对婚姻的回忆，使邓大姐的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年轻人谈恋爱时才特有的幸福表情。

　　邓颖超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时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对曾经失去的孩子的依恋。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正在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地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看了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安慰她。

　　"我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十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邓大姐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大姐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大姐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待下去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得不行。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06#comment 134218249 Fri, 27 Nov 2009 15:30:06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335806 <![CDATA[[转]这一次，白领终于输给了“农民工”]]>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159426 这一次，白领终于输给了“农民工”
撰文/本刊记者 廖廖

他们曾经是城市最辛苦、收入最低的农民工，但是，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蓝领”。他们有技术，健康、勤劳，踏实，已经成了城市建设最稀缺的人才。于是，他们无论在收入方面，还是在适应残酷的职场竞争的能力方面，都远远把他们曾经羡慕的白领抛在了身后。
气温骤降的那天晚上，来到华兴街煎蛋面铺子里坐下，要了二两煎蛋面。和我一起拼桌的是三个男人，碗里的面条正热气腾腾。“一个好的泥瓦工咋就这么难找？”穿灰衣服的男人开口说道。“是啊，我的价钱开到了200元一天，转了半天才找到两个。”白衣服的男人显然有些愤怒。“大工也不好找，300元一天都找不到人做。”黑衣服男人吸着面条含混着说。
我在心里盘算：200元一天就意味着一个月至少能有6000元，300元一天，一个月就是9000元。泥瓦工是标准的蓝领，他们中的很大部分还被称为农民工，而我身边天天在高级写字楼办公的白领们，衣着光鲜却领着不到5000元的薪水还顶着房奴的压力。
两天后的一则新闻证实了三个男人的讨论。2009年11月15日，成都人才市场的招聘会上，40多家单位提供近千个中高级技术岗位，年薪大多超过5万元人民币，而前来应聘者只有1000人次，不少单位在现场几乎没有招聘到合适的中高级人才。大多数拿着简历的大学毕业生对专业技能一窍不通，只能胜任一些普通文员的工作，与薪水颇丰的职位擦肩而过。
白领，这个曾经被都市人群狂热追捧的阶层，终于被全球金融危机浪潮褪了神光，年薪50万招聘高级钳工再也不是一个博人一笑的噱头。北京零点调查集团的调查数据显示，成都目前的蓝领人数已经超过百万，他们中超过七成的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整个成都的蓝领年消费能力为12亿元。而值得一提的是，全社会在白领盲目崇拜的畸形心态下，蓝领这个庞大的群体，一直被所谓社会主流忽略，他们的价值和社会角色一直被白眼。世俗的刻板成见，蓝领就是没有城市户口、居无定所、灰头土脸的代名词。一个显著例证就是：蓝领阶层所拥有的消费资源和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消费文化态势，几乎成为许多消费品企业甚至媒体舆论的集体盲点。
去年金融危机之时，大量川籍农民工返乡，而当经济复苏，广东、深圳等地开始出现“民工荒”，一线技术工人的缺口仅是在广州就达到了60万。事实很明显，金融风暴将蓝领推上风口浪尖——
2009岁末，当这个群体突然从网络跃出时，巨大的反差让《当白领不如当农民工》这篇帖子迅速红遍网络。对社会整体价值观的颠覆，让人们开始反思。而就在几年前，国家补助技校学生每人每年1500元助学金（共两年）的政策，不仅是培养蓝领人才获得国家扶持的最好证明，而且让国人不禁暗叹国家的高瞻远瞩。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最近造访中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身上。在竞选总统期间，一个名叫乔的水管工成为奥巴马和麦凯恩争夺的对象，而水管工正是美国薪水最高的蓝领工作之一。在美国这项工作能为乔带来至少每年8万美元的收入，广告公司的白领月薪也不过5000美元而已。当然，薪水的多少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少应该保持白领与蓝领两种价值观念的平衡，倘若厚此薄彼，最终将导致社会走向畸形。
全球的历史，已经或正在证明。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159426#comment 134218248 Wed, 25 Nov 2009 14:30:26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9159426 <![CDATA[[转]中国式养老悲剧：老无所依]]>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8204728 中国式养老悲剧：老无所依
撰文 谢文轩
一个80后的朋友结婚不到一年就和妻子分道扬镳。我问其原因，他苦笑着说，生活压力太大。他和前妻双方父母健在，但都已经下岗退休，微薄的退休金供养着他们自己的双亲，而朋友的父母就得靠他们夫妻俩照顾。两口子月收入不过4000千，分三分之一给双方父母，自己连生活开销都困难。他感叹道：要是多一个兄弟姊妹为他分担一点供养的压力，他或许不会离婚。

养老，这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之一。官方数据显示：到现在为止，我国超过60岁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2.79%。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而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中国老龄化进程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进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约占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年人。
谁去供养这一大帮老年人？人人都期望着“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政府，但就目前中国的养老机制来看，既不健全也相当脆弱。
在当下，我们在养老问题上依然采用着“家庭式养老模式”只要有子女，老人总有一口饭吃，吃得好与差而已。社会养老体制的好处是避免了个别风险，通过一批年轻人来养一批老年人。但是，这种制度在人口结构正常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运转，一旦整个社会的青年人口与老年人人口比例发生重大改变，就可能出现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等问题。
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也正面临着“低出生率问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新出生人口减少，以及由此导致的养老金缺口等问题，政府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最终无法维系。
今年,中国政府高调提出“社会保障与养老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方案。比如在农村实行农民购买和政府补贴购买养老保险的方式，有专家方言：从此以后每个中国农民60岁时，都将可以和城市人口一样领取养老金。
这样的远景预想未免乐观。首先我们担心的是这么庞大资金投入是否可持续？然后资金的管理是否完善，会不会被私自挪用？。
有媒体报道，对于如何管理运营“社保基金”中国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相反，大量的基金被笼罩在贬值的阴影当中。我们无法确定基金的未来风险，一旦入不敷出，我们将面临老无所依的结局。
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案件是：在去年秋天，湖南祁东70多岁农民付达信“一劫成名”，他在北京站抢劫只求“入狱养老”。极端事例并非只展现了个案的贫穷与无助，更揭示了整个中国养老的现实困境，财政投入不足和村集体难承受五保供养之重。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养老悲剧，一个由制度等因素铸成的脆弱。正如我朋友坦言，如果他再多一个兄弟姐妹，那么他的养老负担将会减轻很多；再则，我们在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各个部门利益角逐所左右，既无安全感亦无持续性。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8204728#comment 136315401 Sat, 14 Nov 2009 13:18:48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8204728 <![CDATA[[转]日本会被老龄化拖死吗]]>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8204455 猜猜，东京都港区一家容纳一百位老人的养老院，一年政府拨款多少？

我使劲揉搓着耳朵，又追问了院长先生三四回，院长依然坚定地回答：80亿日元。

80亿日元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6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住进这家养老院的老人，每人每年要花600万人民币！当然都是日本政府掏钱。住在这家养老院的老人，最小的69岁，绝大多数都在七八十岁以上。他们是港区两千多名排队申请入住老人中的“幸运儿”，需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认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者优先。我们花了半天时间仔细参观，设施绝对先进绝对人性化，服务绝对到位，举个例子，那里提供给全瘫老人洗澡的全自动浴缸，单价1000万日元，约合75万人民币。

我都傻了，甚至反复暗示：这是不是你们不惜血本专门做给外国人看的样板间啊？从院长到职员到陪同我们参观的日方，全都坚定地告诉我：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样板工程，它就是这样。

我终于忍不住了，是不是太奢侈了一点！要是全日本的老人都这样养，日本政府一年的预算85兆日元，也就够养100万个老人，不要干别的了。而日本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极大，像我这样在国内已经是大叔的人，走在东京街头还觉得自己年轻得很呢。我问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把服务外包给中国，我保证只要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也不是突发奇想，的确看见过忘了是哪个发达国家想把养老院建在海南岛的报道。但从院长到陪同的日方人员，都看着我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其中一位回答说：老人毕竟不是产品，要照顾他们的感受，养老是不能外包的。日本人尊老敬老，毕竟令人钦佩。

我感觉，日本这个国家会被人口老龄化给拖死的。当然，中国未来也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日本先走一步。很多日本人真诚地告诉我，其实日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看别的，就看累进所得税的税率吧，中国最高到45%，日本则高到75%。换句话说，最能干最富有的那批人，挣100块要交75块的所得税。想想看，还有什么动力去打拼去发展？某天中午一个大老板带着他的秘书与我们恳谈，大老板指着秘书跟我们说，的确我工资比他高很多，但纳完税其实我俩也就差不多了。现在自民党在台下，我前边博文里有访问自民党国际局局长河野太郎的内容，河野就在拼命鼓吹自民党的政策一定是要建立小政府。小政府还是大政府，这是自民党跟台上的民主党的核心差别。我感觉民主党干不长，因为大政府负担太重了，也会进一步伤害日本经济的竞争力。

的确日本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了。无数报道曾经讲，东京街头人们如何步履匆匆，大概走路速度世界第一。但这次我们看到，那里的走路速度已经明显慢下来了，未必比北京快。有次我的一个同伴把这个问题抛给日方，日方回答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成熟富裕社会，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包括人们的行为和心态，比如说走路的确是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其实日本还好了，毕竟是先富裕再老龄化，总有办法，像一家养老院一年80亿日元预算那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看轻日本因此的竞争力衰退，因为真正值得担忧的还是中国自己，未来很可能尚未真正迈入富裕的门槛而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未富先老”，那很可能是两三代人的痛。再比如说，现在国内房价上涨得厉害，很大程度那是因为年轻一代具有巨大的刚性住房需求。很多人在想，购房是不是能够保值增值呢，甚至将来养老就全靠手上这一两套房子了。可是想想，如果未来没有那么多年轻人了，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购房需求了，这房价还挺得住吗，还保值增值吗？我问过一些日本年轻人，大都不急着买房，道理很简单，老龄化社会，对住房没那么大需求，因此未来房价也被不太可能疯涨，那么现在着什么急呢。

说到底，可能中国到了需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了，可能现在开始调整还来得及。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8204455#comment 136315400 Sat, 14 Nov 2009 13:14:15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8204455 <![CDATA[学习]]>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4066944 http://web.qbar.qq.com/#9001,qbar.qq.com/u4i3d8a1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4066944#comment 134217728 Sun, 27 Sep 2009 15:55:44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4066944 <![CDATA[你念念不忘的人是谁]]>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0588053 http://app.astro.lady.qq.com/exam/4394/4394_80341.htm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0588053#comment 134218240 Tue, 18 Aug 2009 09:34:13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50588053 <![CDATA[[转]很实用的地图]]>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4227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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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42273823#comment 4104 Thu, 14 May 2009 04:03:43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42273823 <![CDATA[我也成为城市达人了！]]>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41917344 聚会活动 ，认识了不少同城朋友。我这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注册了 QQ空间城市达人 。

今天有空我去他们达人页看了一下，果然发现不少好玩的东西，什么达人pk、八字匹配、送达人玫瑰之类的，我比较喜欢，所以自己也注册了达人。

我现在是 音乐达人 了，认识我的朋友多给我送礼物哈，如果是同城网友，千万要 留个言 哦，我会积极回应你们的，也许不久的一天我们就在一起聚会！

好了，不多说了，我去找一下其他 音乐达人 ，共同交流一下，说不定还能认识几个知己呢。 ]]>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41917344#comment 134217728 Sun, 10 May 2009 01:02:24 GMT http://575606672.qzone.qq.com/blog/1241917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