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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周云]]></title>
<description><![CDATA[周云评论]]></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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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BuildDate>Fri, 27 Nov 2009 18:02:39 GMT</lastBuil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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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27 Nov 2009 01:05:0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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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还权于民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title>
<link>http://622002093.qzone.qq.com/blog/1259283903</link>
<description><![CDATA[　　最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晓平发表文章，分析官员“年龄递减”现象：现在干部队伍年龄层层递减，一级比一级小，省级干部五十多岁，县级干部四十多岁，乡镇干部二三十岁。为了证明这种现象的负面效应，他举例说，这些年，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与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减弱不无关联。执政能力的减弱又是乡镇干部过于年轻的结果，文章认为乡镇领导干部主体应该是四五十岁的干部。<br><br>　　首先得肯定，“年龄递减”的现象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但把这种现象与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联系在一起，就有些不靠谱。所有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据统计，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中，65%是由征地问题引起的。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中，利益冲突的对立双方是政府与农民。事实又证明，政府往往是受益的一方，而农民，往往是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并且农民在利益受到损害后，又经常投诉无门，问题长年得不到解决，最终酿成了群体性事件，或是不断上访。<br><br>　　可见，群体性事件和上访频发，是在我们的体制上，普遍缺乏对民众权益的尊重。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随意侵害民众利益。遗憾的是，基层群众缺乏应有的权力来抵御这种侵害，也缺乏权益受到侵害后获取救济的权力。群体性事件，归根到底是目前体制中利益结构、权力结构不平衡、不合理所致。消除或减少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结构，平衡基层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权力结构，让民众有充分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解决根本问题，仅是强调年龄，强调人生阅历，强调沟通技巧，最多也就是扬汤止沸，就是把所有的基层官员都换成四五十岁，把世界顶级的沟通大师请到基层任职，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在现实上，四十岁左右的乡镇干部并不少见，但基层是否稳定，与这些干部的年龄没多大关系。<br><br>　　 同样，官员 “年龄递减”现象的发生，也是不尊重民众权力，在干部选任机制中民众缺乏参与的结果。本来，基层官员服务一方，其德能勤绩，地方民众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孰优孰劣，民众最有发言权（民众也应该有这个发言权）。如果由多数的民众决定少数的基层官员的去留，年龄的问题几可忽略不计。现在的问题，往往是由少数领导干部决定多数的官员的任免，这就难免顾此失彼，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或许从初衷来讲，是出于公平的考虑规定了很多一刀切的硬条件，诸如学历、年龄等，表面上看，公平确实是公平了，但很多人的软实力，诸如才干，就无可避免地被牺牲掉了。<br><br>　　美国人因为里根的年龄大，经验丰富而选他做了总统，也因为麦凯恩年龄大，精力欠缺而没有选他做总统。因此来讲，年龄不是问题，权力才是根本。只要真正尊重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不管是干部“年龄递减”的问题，还是群体性事件和上访的问题，以及其他很多问题，都不难解决。<br> <br>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27日《珠江晚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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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27 Nov 2009 01:05:0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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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比房价高还算宜居城市吗？]]></title>
<link>http://622002093.qzone.qq.com/blog/1259025109</link>
<description><![CDATA[　　近几个月，广州房价涨幅领跑全国。面对着每月高达10%以上的涨幅，绝大多数市民的心情，借用水浒当中的一句民谣，那简直就是“心内如汤煮”。但世间之事，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有人因为房价的猛涨而欢欣鼓舞。甚至还嫌涨得不够快，不够高。<br>　　近日，在广州举行的城市中央国际住区价值论坛上，有专家表示，相比京沪深等一线城市，广州豪宅市场仍是“价格洼地”，因此“广州的豪宅多建一点、价格更高一些不是坏事”，政府与其过分干预房价高低，不如鼓励多建豪宅以满足高端居住和投资需求，让市场去调节房价。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城市规划发展与策略委员会委员袁奇峰还特别指出，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非常大，对地方政府财政的贡献也是很大的。豪宅市场的价格上去了，对政府税收等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帮助的。<br>　　依我所见，这个世界上的楼价不存在一个什么豪宅价，楼市的价格历来都是铁板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豪宅涨价，整个房价都会跟着涨价。显而易见，专家们的意图再简单不过了，认为政府不干预，价格才会上涨。而这几年来活生生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完全按照市场逻辑，房价未必只升不降。而今年以来房价飞涨，也不一定是市场的结果，与一些行政作用多少有些关系。专家们上述不顾事实的言论，表明他们玩行政与市场之间的逻辑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房价远高于消费者承受能力而导致楼市低迷时，他们就把市场放一边，呼吁政府救市。而当房价猛涨，公众要求政府调整时，他们又把市场搬出来，让政府靠边站，不要坏了这大好形势。<br>　　当然，专家们不小心也说了些实话，比如房地产对地方政府财政的贡献是很大的，暗示了房价居高不下的主因。看起来，袁奇峰教授更适合去做一个企业顾问，而作为政府某委员会的委员就显得不那么合适。显然，只有企业以赢利为最高目标，但政府不是企业，降低居民基本保障产品价格，才是政府最高目标。评价政府行政质量的唯一标准，就是考察政府行为能否促进公共利益，而不是能否赢利。<br>　　至于经济发展，不应当建立在牺牲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财政收入只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手段，而非目标。因此，一座体恤民生的宜居城市应当比房价低，而不是相反。不难想见，政府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房地产业身上是危险的。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是在美国过度投机造成了房价飞涨，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终到不可收拾。而专家们却还在建议用高房价吸引投资，大有雨过忘雷之意。要知道，对于楼市而言，投资和投机只有一步之遥。至于高房价对于民生的危害，我想就不用多说了。<br> <br><br>　　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24日《信息时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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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24 Nov 2009 01:11:4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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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垃圾的处理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title>
<link>http://622002093.qzone.qq.com/blog/1259024581</link>
<description><![CDATA[近代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成长，在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是近代文明的象征。但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又伴随着一系列棘手问题的出现。垃圾处理即为其中之一。时至今日，全国各个城市都为这一问题所困扰，肇庆也不例外。据报道，目前肇庆垃圾中转站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中转站少且落后，城区仅11个中转站，并且全都没有压缩设备，垃圾在中转站得不到任何处理，污水、臭气和蚊蝇等问题丛生，真是名副其实的“中转”。有鉴于此，肇庆市市政局制订环境卫生专项规划，计划对城区垃圾中转站重新建设，并对其与民居楼的距离、臭气、噪音等环保项目都有明确划定。垃圾中转等卫生难题亦有望得到纾解。（详见肇庆都市报11月18日A03版）<br>但规划毕竟是规划，由纸面落到实处还面临着重重困难。用地问题首当其冲，垃圾中转站要在楼群密集的市区找到立足之地，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困难实质上反映出此前城市建设规划的前瞻性严重不足。对于垃圾处理这样的大事，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等问题严重再行解决，就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付出更大的成本。<br>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曾经的规划问题再追究也没有太大意思。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制订规划，则应该更具前瞻性，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充分的预计，并制订周密的预案。在这方面，环境卫生专项规划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诸如对中转站采用地埋式还是压缩式处理技术并没有强制规定。事实上，压缩式已经是全国各大城市普遍采用的技术，实践证明有较地埋式更为理想的处理效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再做多项选择题，而是应该一锤定音。<br>对于垃圾的后续处理方式也应该未雨绸缪。是填埋，还是焚烧发电，还是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利用为主导，这些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广州近来由于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肇庆是不是要重蹈覆辙？这些问题不能等到时候再说，而是现在就应该有确定的答案。无论是何种办法，都应该着眼于肇庆旅游城市、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宜居城市的建设，着眼于保护环境，着眼于保护肇庆的清山绿水，着眼于民生。<br>只要遵循这些原则，就不难发现，分类处理、回收利用，对于肇庆而言，是最为合适的垃圾处理方式。尽管目前实行起来有些难度，但作为规划，应该确定这一基本的路径。有了方向，可能实行起来还有困难，可能一时还看不到实效，但很多工作就可以着手进行了。诸如对于技术、设备的考察，诸如对市民进行垃圾分类教育，诸如对于垃圾回收体制的优化等等。不知市政局的环境卫生专项规划有无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有，则为肇庆市民之福矣。<br> <br>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20日《肇庆都市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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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24 Nov 2009 01:03:0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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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社区医院不建社区建哪里？]]></title>
<link>http://622002093.qzone.qq.com/blog/1258459920</link>
<description><![CDATA[　　毫无疑问，社区医院的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那些大医院治疗效果可能会好一些，但治小病小痛却并无区别。此外，大医院费用昂贵，患者人数多，就诊时间漫长。更重要的是，大医院毕竟就那么几家，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去大医院是个“路漫漫兮其修远兮”的过程。不能说社区医院完全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肯定可以缓解“看病难”。因此，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支持社区医院的建设。<br>　　不过，“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支持社区医院的建设”这个命题的成立有一个前提，就是社区医院不要建在我家小区中。一旦建在自家小区，市民的态度就会发生180度大转变。最近广州发生了多起这样的事情。继海珠区工业大道某小区业主因为不满在小区内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提出抗议之后，荔湾区龙津东路丰隆轩的数十位业主日前也走上街头，抗议社区医院入驻该小区。业主们表示，一楼规划本为商铺，相关部门却要建医院，而医院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也让他们很担心。<br>　　这真是一个难题，本来社区医院就要深入社区，这样才能方便市民看病。但大部分市民大约都只愿意社区医院深入到邻家小区，而不是建在自家小区，这样既方便自己看病，又回避了风险。假如由各小区业主来选择社区医院的地址，这项惠民工程就可以直接歇菜了。因此关于社区医院的选址，政府部门固然要广泛听取意见，但更重要的是，要依据区域、人口的特点来选定。一个社区医院建立，要最大限度地惠及尽可能多的人口，这才是选址最主要的原则。<br>　　那么，那些“不幸”被选中的小区怎么办呢？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小区业主反对，我大抵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社区医院落户小区，是否真的一定就是“害”，而不是“利”呢？其实，市区绝大多数医院，包括一些传染病医院，都建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周边都是居民楼，似也未曾听说居民受到什么影响。笔者的叔叔是一间小型医院的医生，他们医院的家属宿舍与门诊部、住院部都在同一幢楼，下面几层是医疗用房，上面几层是家属宿舍。我叔叔同事及其家属都安之若素，没有什么担心或恐慌，也没听说出过什么问题。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此前已经进驻小区的多家广州社区医院，迄今为止，都运转良好，不但没有发生扰民事件，相反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br>　　当然我这都是经验之谈，政府部门应该在相关小区居民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提供更为科学、客观、可靠的环境评估报告，在此基础上，双方进行不预设立场的、善意的沟通。我想在掌握了充分和可靠的信息后，那些业主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br> <br>本文发表于《信息时报》2009年11月17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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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17 Nov 2009 12:12:0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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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诗歌进入高考作文将是一场灾难]]></title>
<link>http://622002093.qzone.qq.com/blog/1258459403</link>
<description><![CDATA[<span style="font-size:18px;line-height:1.8em;">　　当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曾买了一本当代中国诗歌选集之类的书放在床头翻阅。有次我妈帮我晒被子，发现这本书，翻了翻，不屑地说，什么破诗，净是大白话，没水平。我无法对我妈的话付之一笑，因为我对其中很多诗的感受，同我妈完全一样。只是我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因为那毕竟是名家名诗，看不明白，岂不是显得自己很没水平？<br>　　我不能确定这些诗歌有没有水平，但我敢确定自己对诗歌的解读能力也并非一无是处。之所以名家名诗在我眼中味同嚼蜡，关键在于诗这个东西，尤其是现代诗，本身就难以解读，其水平高低更是容易引起极大的争议。这样的争议出现在高考作文阅卷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我担心这样的局面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近日，江苏省文联主席、江苏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顾浩痛心疾首地说：“把诗歌一直排除在高考作文文体之外是不正常的，是对诗歌的歧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钟陵教授马上附和，并言之凿凿地说：“能把诗歌写好的学生，不仅语文肯定好，品质也绝不差！”如果这两位牛人的话起了作用，诗作进入高考，那麻烦可真就大了。<br>　　假如前面提到的当代中国诗歌选集的选编者，如果参加高考阅卷，可能会对编入集子的诗（假如这诗恰好出现在高考作文中）打满分。而由鄙人或鄙人母亲去改卷，可能就会判零分。 <br>　　出现这样大的争论，关于高考作文的规则就应该受到质疑了。这就好比一场体操比赛，裁判可以对应该给运动员打9.8分或是9.9分产生分歧，但绝不可以讨论给10分合适还是给0分恰当。这样的局面万一出现，只能说明根本还没有一套保证运动员公平竞赛的规则，国际体操联合会有关部门严重失职，应该全体引咎辞职。 <br>　　作文评议本来就因其特殊性历来最有争议，那么现在应该改进的就是尽可能增加评分标准的客观性、一致性，减少争议，而不是相反。考试，永远都要将公平性放在首位。<br>　　之所以出现诗歌入高考作文的想法，我想是顾浩先生、钟陵先生把作文以及语文教育，看成了是纯粹的文学教育甚至德育。其实作文和语文教育除了形而上的美育、德育功能之外，还有形而下的实用功能。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后者更为重要。毕竟很少人能成为诗人，社会也不需要很多诗人。作文教育和作文考试的目标就是希望一个人在他的工作、生活需要的时候，能够完整地、清晰地、有条理地用文字表达他的想法，有文采更好，平白朴实也不要紧，只要不影响到读者顺利地阅读。我想一个公司的老板绝不希望看到诗歌或者文言文、散文、散文诗写成的策划书，如果他不幸看到了，他会把他的不幸转嫁到作者头上，炒他鱿鱼了事。显然，在现实的工作与生活中，议论文、应用文使用最为广泛，那么高考作文应该考什么？不言自明。至于诗歌，作为一个曾经的诗歌爱好者，我不反对基础教育中继续增加诗歌的内容，但诗歌进入高考的动议，还是算了吧。<br> <br>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16日《羊城晚报》<br></span><wbr />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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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17 Nov 2009 12:03:2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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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公权力部门如此“相敬如宾”？]]></title>
<link>http://622002093.qzone.qq.com/blog/1258158913</link>
<description><![CDATA[    在河南郑州，一条公路的直行标志指向路中央的电线杆，导致事故频发。电线杆的产权单位郑州市电业局有关人士称，电线杆原本在路边，后来马路拓宽时，没人告知电力部门，更没有将移杆资金放入修路预算，电线杆于是就长到了路中央。该人士还委屈地说：“道路施工牵扯到不少基础设施，希望相关部门修路时，能与各部门一起协调，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负责该路段施工的市政部门则称，“我们跟电力、通讯等部门都是平级单位，没办法协调他们。协调工作，只能由政府进行。”<br>    郑州市电力局虽然讲了很多理由，但中心意思还是在于“没有将移杆资金放入修路预算”，也就是说他们部门的利益没有被考虑到，他们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他们就不会主动地把电线杆移到路边。讲得比较委婉，但亳无疑问，这是典型的钉子户的行为，即业主因为其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而采用各种办法阻碍公共工程建设。<br>    从我以前的经验得知，施工单位为了拔掉“钉子户”，可以说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文的、武的，软的、硬的。但这一次却是个大大的例外，负责施工的市政部门几乎是不战而降，从新闻报道来看，好像连一次协调会都没有开过，大约甚至没有因为此事而 “打扰”过电力部门，就很自觉自愿地把公路修了。市政部门的态度温柔得紧，电力部门也乐得顺水推舟，两个部门相敬如宾，相安无事，却从无到有，硬生生联手打造了一个 “钉子户”出来。只是用纳税人的钱新修的公路，从初生的第一天起，就残破不全，不能够保证车辆安全行驶。两部门相敬如宾的结果，就是一个公共工程的残次品的出现。<br>    这样的结果，电力部门首先难辞其咎。电线杆子的“霸道”现象源于电力部门的霸道作风。作为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国企，当自身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就算是有关部门没有主动沟通，难道就不能主动一点去解决问题吗？而对于郑州市政部门而言，更是严重的失职。其实他们有充分的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却连基本的沟通和协调行为都不曾进行，只知道消极避事，将责任一味地向上推诿。这样的作风，电线杆子不想长在公路中央都难。<br>    公众养活公共管理部门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但在现实上，公共管理部门的眼中却往往只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忘记了自己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尽管公路上长电线杆子明显危害公共利益，但对于市政部门的利益而言，不能说完全无涉，但总体上干系不大。反正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自己还是马照跑，舞照跳，又何况自寻烦恼，得罪所谓的“平级单位”呢？<br> <br>    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14日《珠江晚报》 <!--v:3.2-->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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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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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Nov 2009 00:35:1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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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补贴公交该像补贴机关幼儿园般豪爽]]></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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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连日来，广州市交委公布的公交地铁票价优惠新方案备受争议。表面上看起来，方案优惠多多。但市民稍稍计算下就发现，优惠对象从一个人群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群，从总体上看，优惠幅度比去年“缩水”了。所谓优惠，不过一种数字游戏罢了。<br>　　当然，玩游戏不大可能是交委的初衷，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众所周知，在公共交通的问题上，给市民的优惠幅度与政府补贴的数额成正比。与北京等城市动辄给予公共交通每年数十亿的财政补贴相比，广州就显得很“孤寒”：差不多每年6个亿，今年6亿的补贴资金不但已经用完，甚至还出现2亿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做出给市民优惠的姿态，真是难为他们了。<br>　　难道是广州市财政没有钱吗？作为一介小民，对于广州真实的财政状况不甚了了。但印象中，广州市政府花钱还是很豪气的。比如说，几间机关幼儿园年投入就达7000万元；市政府采购中心招标，仅因为一个文字错误，就可以多花四百万；更有政协委员前些年曝光市政府办公厅人车比例差不多达到一比一；另外政府还花巨资给相关人员发放车补。这些乱七八糟的支出数不胜数，林林总总加起来，又何止10个2亿？为什么如此豪气的政府，一旦给公交进行补贴，就变得如此小气了呢？这些年政府是有钱了，但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归根到底来自于公众的劳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公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天经地义。<br>　　其实，政府财政补贴公共交通，降低票价，吸引市民乘坐，还可以令政府用于改善交通的投资效益最大化。近年来，为了改善交通状况，市政府的投入可谓巨大，资金以千亿计。其中用于改善公共交通的，仅地铁投资就高达数百亿，正在施工的中山大道BRT也多达7亿多元。但交通状况并未随之有明显的改善，广州日益沦为一座“堵城”。究其原因，汽车数量增加太快，修路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汽车增加的速度。<br>　　因此，政府必须两条腿走路——路继续要修，但更重要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的使用。降低公交的价格，保证公交的畅通，增加公交的吸引力，令更多的市民弃私家车而坐公交，从而减少汽车的保有量和使用量，是提高交通的畅通程度的有效途径。而补贴公交，降低票价，每年不过是几个亿，对于广州财政来讲，想必不是什么大投入吧。而这几个亿的投入，可以使用于交通建设的数千亿投资发挥更好的效益。不说别的，光算算经济账，多补点钱给市民坐公交也是很划算的。<br> <br>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10日《信息时报》 <!--v:3.2-->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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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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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11 Nov 2009 00:21:3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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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枫哥说性事是其分内事]]></title>
<link>http://622002093.qzone.qq.com/blog/1257557258</link>
<description><![CDATA[　　至少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官员对于有关性的问题，是非常谨慎的，甚至可以说避之犹恐不及，生怕自己与性扯上半点干系。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在本次性文化节上，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计生委主任张枫，不但谈性、研究性，还著书。在他编写的《枫哥说性》一书中，他化身漫画人物“枫哥”，大谈性事。<br>　　显然，相对于官场对于性公开的谨慎态度而言，枫哥显得过于高调。就是寻常百姓看来，公开地说起性事，似不应该是一个堂堂厅级干部所为。因此，对于枫哥的这一举动，媒体评价普遍不高，批评的声音中，更多的是将性与贪腐官员的生活作风联系在了一起，担心枫哥的这本书会为某些官员的腐化推波助澜甚至充当行为指南。<br>　　也难怪人们做出这种联想。因为从以往公开的腐败案例来看，贪官与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一个贪官背后都有女人，无论是“因性而贪”或“因贪而性”，总之是“性贪难分”。既然在性的问题上，有些官员那么不负责地做，那么有些官员出来说，就可能也被认为是不负责任、不正确的了。<br>　　但是任何事情，说得正确与否，做得正确与否，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做爱，与正确的人做就是正确的，与不正确的人做就是不正确的。对于官员也是如此，并不能说但凡官员做爱就都不正确。同样，官员谈性，正确与否，也要看具体的人，具体的内容。一把菜刀，仅仅因为其出自一名厅级工匠之手，就断定将来可能会被用来杀人，这合理么？<br>　　而枫哥，首先他有谈性的资格。在性文化节上，他首先是我国著名性学专家，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然后才是政府官员。一位性学研究者撰写并出版性学著作，这就好比物理学家写一本物理学专著，哲学家写一本哲学专著，工人炼钢，农民种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研究出成果不公之于众，难道烂在肚子里更好？如果是这样，反倒是大家的损失。此外，枫哥谈性也是他的工作职责所在，枫哥是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全省BB的优生优育，自然是他要操心的事。众所周知，性是优生的重要环节。枫哥这本书，就是旨在推动全省人民的性福生活，进而推动优生优育。干的正是自己分内的事情。<br>　　从内容来看，该书分性情趣、性成长、性健康、性养生、性警示等十个主题进行探讨，完全都是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性福生活的内容，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诲淫”的地方。但如果有看客是那种“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的人，非要说这本书诲淫，那我也没办法。<br> <br>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3日《信息时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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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07 Nov 2009 01:27:3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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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政预算公开，才刚刚上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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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同一个申请人，在同一天，向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分别递交部门预算公开申请，8天后，两个城市都给出了答复，但结果却截然不同：一个申请被界定属于“国家秘密”而被拒绝；另一个申请则被接受，有关预算信息通过网上公开。这是推动广州市财政局开全国先河“解密”政府“账本”始作俑者李德涛的“奇遇”。<br>　　众所周知，广州市114个政府部门近日在网上公开了部门预算。如此大规模地公开预算，在全国范围当属首次。此举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也遭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br>　　公开部门财政预算，广州虽然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毕竟还是全国第一个出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市财政局却宣称政府部门预算属于“国家秘密”，不能公开。在财政预算公开已经明确写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今天，这着实让人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觉。<br>　　在原先政策、信息、资金引进等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之后，广州这座城市要继续保持繁荣，就只有苦练内功，在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上大做文章，以良好的管理和服务调动民心、民智、民力，才是广州永葆活力和魅力源源不断的动力。<br>　　但对政府部门而言，财政预算公开，就意味着“麻烦”的开始。公开了，势必就要受到公众的审视、点评乃至批评。事实也的确如此，广州公开后的预算，越看问题越多。比如，有人就注意到，公费出国的费用，就在预算中没有列出来。对此，广州市财政局长张杰明回应说，在现行的财会制度下，公费出国一般是跟别的经费混在一起的，跟具体的事项挂在一起，并不单列。<br>　　公众的质疑和张局长的回应表明，广州的财政预算公开虽然先人一步，但也只是在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既然出国的经费跟具体的事项挂在一起，那么关于这些具体事项的预算为什么看不到呢？这表明，公开的预算还不够细致。据说不少国家的预算公开细致到一个图钉，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出国花费动辄万儿八千的，不管是在什么项目预算当中，都应该让人看到。只有细致了，才便于大家监督，这也是公开预算的初衷。<br>　　另外，公众发现预算有问题怎么办？似乎对于个体的公民而言，现在并无有效的沟通和解决的渠道。各部门预算执行不力怎么办？公众对此更是无从知晓。还有很多“怎么办”，诸如预算编制程序本身不合理、预算外资金过多等等，现在都无理想的答案。广州既然有勇气走出财政预算公开的第一步，我们就期望继续走下去，把这一制度完善起来。这不仅事关广州人民的福祉，对于那些无视法律，仍视财政预算为“国家机密”的地区而言，无疑也是一种警醒。<br> <br>本文发表于2009年10月27日《珠江晚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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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6 Oct 2009 23:22:4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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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捡垃圾的县委书记首先是公民]]></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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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利用业余时间连续三年上街捡垃圾，肯定是好评如潮。但如果主人公是个县委书记，那大家的看法就不统一了。有事实为证，陕西志丹县委书记祁玉江上任三年以来，只要人在县里，每晚都出去捡垃圾。在此举的推动下，志丹县城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媒体对于此事的评论，几乎都是负面的，怀疑其做秀的大有人在，有的则正告 “书记捡垃圾不如改善行政效率”，有的则质疑其动机：书记此举的背后是创卫动力，等等。<br><br>　　不过，一个人，如果将这样的秀能连续做上三年，那么就足以令人尊敬他的行为而让人忘记他的动机。试问天下的县委书记，试问天下的普通人，有几个人能坚持三年捡垃圾（以拾荒为生者除外）？如果这也算是做秀的话，这样的做秀不妨多多益善。<br><br>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过度地将事情与祁玉江的职务联系了起来。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将这一行为看作是一个公民行为，看作是一个公民对社会责任的体现。现在公共空间的卫生环境不尽如人意，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公共道德意识的匮乏，公共责任的缺失，既不注意保持，更懒得去清理，随意破坏公共卫生。每个人都知道“只要人人都奉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但就偏偏吝惜那么一点公德心，于是世界就一直是脏、乱、差的人间。祁玉江的行为，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的行为。如果不纠缠于县委书记这个身份，他的行为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汗颜，也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对于公共卫生乃至所有公共问题的责任。<br><br>　　当然，作为一名县委书记，祁玉江更应该从公共管理的层面解决好公共卫生问题。大部分对于他的非议，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问题在于，他业余时间捡垃圾的行为与做好公共管理并不矛盾，我们也看到，前者比较好地促进了后者。事实上，即使他在公共管理方面很多工作没有做好，为什么要将捡垃圾的行为否定了呢？其实，这一行为归根到底，是公民责任的体现。县委书记，他首先还是一个公民。<br> <br>本文发表于2009年10月27日《珠江晚报》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093@qq.com(周云)]]></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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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6 Oct 2009 23:13:4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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