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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舒乙]]></title>
<description><![CDATA[舒乙]]></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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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3 Nov 2009 08:28:5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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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享受精彩]]></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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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享受精彩 收获真知<br>            <br>——记老舍先生收藏的陈师曾仿汉画像扇轴及其题跋<br>                          <br>舒 乙<br>老舍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收藏了一张画，装裱出来幅面非常长，一般的屋子根本挂不下，见过的人很少，基本不为外人所知。<br>此画是一幅扇面轴，正中依序上下装裱三幅扇面，上扇是画，中扇是字，下扇是画，全是陈师曾的作品，是1917年的。下扇面上除有陈师曾自己的题字之外，还有姚华(茫父)和邵章的题字。画轴装裱好之后，在扇面外围上下左右的空地上又各有一位先生的题跋，他们是姚华、邵章、杨邵&amp;#13434;和罗復堪，其中上方的邵章题跋和下方的姚华题跋是主角，字数都很多，这么一来，画轴就有相当的长度了，有<br>1.36米长。<br>陈师曾先生病逝于1923年。1917年此画是画赠孙琚之先生的。1924年孙氏又装裱了一次，这次在原轴基础上又加长了许多，上下均留白，以便请人写篆额和再写些题跋，总长就到了2.2米。加上其上其下的绫子长度，画轴总长度已超过三米。<br>或许，除非是在宫殿里，一般人家绝无可能张挂这么长的画。<br>二次装裱当年，即1924年，又共有5 人次题额、题跋、题签，1924年之后，陆陆续续还有8人次题跋，至此加上1917、1918、1919年的6人次，总题字数已达19人次。题跋最早是在1917年，最迟是在1948年，中间持续了31年，1949年以后此轴归了老舍先生，他除盖了两方小印之外，并未增加一字。<br>题跋的人中除上面提到的四位之后，还有林长民、周肇祥、张伯英、陈伏庐、许以栗、邵锐、黄节、卓君庸、北溟、吴锡永等十位，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大家。<br>什么画？值得如此兴师动众。<br>只缘于陈师曾先生画了两幅仿汉刻画像，还有一幅他有的字。<br>陈师曾何许人也？<br>仿汉刻画像又是何物？<br>陈师曾先生在中国美术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近代画家，他的经历、学识、创作成就和艺术理论都很引人瞩目。他属于中国眼光刚刚扫向世界的那一刻涌现出的先驱人物之一，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br>陈师曾(1876—1923)原名陈衡恪，号朽道人，槐堂，原籍江西，祖父陈宝箴是清朝末年的湖南巡抚，父亲是著名诗人陈立三，所以陈师曾生于湖南凤凰，和后来的沈从文、黄永玉是小同乡，1898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业铁路学堂，和鲁迅是同学，1902年和二弟陈寅恪同赴日本留学，攻读博物学，曾和鲁迅住一间宿舍，1914年任教育部编审，和鲁迅先生共事十年，1917年结识齐白石，1918年任北大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导师，并在各高等学校任教，1922年赴日参加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大力介绍推荐齐白石，使齐白石名声大振，齐的画作在日本当场被抢购一空。陈著有《中国绘画史》、《文人画之研究》等书。1923年病逝于南京，梁启超先生在其追悼会上称他为“现在美术界第一人”。报刊上称其去世震动之大超过日本关东大地震。周氏兄弟也高度评价陈师曾，周作人认为其画作比其老师吴昌硕和当时的齐白石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有书卷气。<br>陈师曾酷爱汉刻画像，认为是高级的古代艺术品，这和他后来推崇文人画是一脉相承的。<br>陈师曾为此有一套理论。<br>而被老舍先生收藏的这轴扇面画偏偏是他这一套理论的实践代表作。<br>这十分了得，当另眼相看。<br>画轴下面的那幅陈师曾的扇面题为《孔子问礼于老聃》，画面上老子席地而坐，孔子站立在他面前，谦恭地求教，后面立着一位佩剑的弟子。陈师曾在扇面上还题有小跋：<br>“拟汉画像而施以彩色，不必前人所有，自我创之可也。”<br>他说，这是他的创新。<br>姚茫父(姚华)是民国时期的大画家和美术评论家，他是陈师曾的热情推崇者，按现在的说法，是他的超级“粉丝”，他立刻就为这幅扇面写下了如下的注解：<br>“以汉画写人，自陈老莲始，其后有张士保，今则陈师曾，三百年来鼎立而三矣，师曾所作更出已意，而略参变，其古拙直逼汉刻，不规之于工媚，而自成秀逸，此在韵味上辨之，豈与俗工競巧乎哉。去年曾为予写莱子娱亲图，以为先考宪先生寿，朋辈争誉之，喧传一时，琚之每欲得其一本，至形诸梦寐，因乞师曾为作此图，而附记其事焉。丁已十月上旬姚华记。”<br>这个小题注一下子点破了这幅画的价值和奥秘之所在，说它“不规之于工媚，而自成秀逸，此在韵味上辨之，岂与俗工竟巧乎哉。”<br>也就是说，中国画的灵魂是写意的韵味，不完全写实，甚至有些变形。<br>陈师曾的美术理论大致如下<br>：他认为我国汉画像的造型对象很广，但只求其意，不求其像，体制拙鲁可爱，是美术的真缔，画在器物上，是一种装饰，叫作图案，后来，经过演变，在屏风障子上绘墨，只供玩赏，叫作绘画，发生了质的变化，再后来，则发展成专攻技巧的纯绘画了，虽形象极其工整逼真，但过于繁褥精致，以至失去古代美术的朴厚活泼。这种规律，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的。欧洲西画也往往借鉴埃及、印度、巴比伦的古器物装饰上的体制和色彩。<br>扇子恰是一种器物，有实用性，在扇子上作画，属于装饰，画面如取汉画的画风，恰好合乎古意。<br>后来出土的汉代石刻，已看不出上面原本有无色彩了，但埃及、印度、巴比伦的古器物上是有彩色的，十分好看，陈师曾便对这种彩色采用了“拿来主义”，放入自己的画中，他先用石刻汉画像的线条勾线，而这种线条和中国古代的篆字隶字的风格是一脉相通的，显得朴拙生动，刚劲有力，姿态横溢，然后再上彩色，便更加好看了。<br>他以为这是中国美术的方向。<br>他花了大量时间，和朋友们反复讨论，广泛收集汉拓，自己下大功夫，在画面上，在扇面上，长期探索。<br>此画轴里作于1917年的上扇面便是其实践的另一代表作。扇面上有两位身着古装的男子，一位站在大象的跟前，另一位站在凤凰的跟前，旁边有成熟的谷穗，上有飞鸟，中间是摆成装饰物的扇面组合，数一数，一共有十四面小扇，组合架的交点处似有许多石榴果作结点。整个画面装饰性很强，但整体上古拙生动，色彩艳丽，很耐看。此扇和下面的《孔子问礼于老聃》扇遥遥相对，双双以其意境的天真稚气取胜，非一般俗画可比。<br>妙就妙在画了这两幅扇面之后还不解气，陈师曾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论文，作为第三面扇子的内容，镶裱在两幅扇的中间，仿佛构成一大篇三部曲，而且图文并茂。<br>他的论文是这么写的：<br>“古者宫室器用衣裳旂常钟鼓莫不有文采，以像山川云雷草木鸟兽人物，或以涂垩或以刻镂，因其物形随方布衍，或有色或无色，亦因物而施，体制拙鲁，不必真肖，但存其意，后世因沿，益加工密，宫室器用亦异于古，障子屏风多施绘墨，其意虽同，其质已稍别矣，前者谓之装饰画，后者谓之玩赏画，装饰必施之于宫室器用，若轴卷册子则专供玩赏，屏风障子虽属用器，而后世画体非古，已类画轴册子，故用于装饰者谓之图案，用于玩赏者谓之绘画，盖后世画体变迁遂生差别，因人智技精巧进而用力亦分歧焉，古者诸事浑噩，故不尔也，不独中国为然，欧亚各国多同此轨迹，近世欧西绘画渐又有和图案混合之势，往往求之埃及印度巴比伦之古器物，而参用其体制色彩，古人朴厚之风令人玩味，极意工肖反致索然心理，东西相同亦美术含蕴之秘奥也，吾素喜汉画，慑皆石刻，无由知其色彩，乃以印度埃及画之色彩施之，似与古合，夫印度埃及自有印度埃及之色彩，要其时代久远，古意差同耳，扇之器用之一，以稍近图案之画画之，更有当乎体制矣。”<br>这是一篇奇文，妙文，高文。<br>恰似一节美术史。<br>陈师曾的一位好友，叫邵章，很有见地，特别在画轴上写下了一大段评语，为这篇论文详细地做了注解。他说他和姚茫父两人极为推崇陈师曾的仿汉画像，认为是继陈老莲、张鞠之后的第三位最有贡献的仿汉画像画家，甚至其成就还在那二位之上，完全摆脱了一般画法，直逼篆隶的雄浑古茂。他二人不顾众人的指责，对陈师曾创新的推崇和喜爱达到了嗜痂癖的程度。邵章说陈师曾经过三年锲而不舍的琢磨，排倒一切俗画，终于为我国画家开创了一个绝大的宗派。<br>邵章写道：<br>“汉画像出土以嘉祥为最，近来宁阳亦颇出者，而图案之精以社稷坛公园‘所陈设’诸墓砖为上，大抵汉画笔意恒与篆隶相通，故朴拙之中姿态横溢，自晋唐而后乃益趋繁褥，迨宋元而极致，有清一代画家无美不备，陈老莲崛起南中，以画像笔意设色独开蹊径，世咸珍之，迄掖州张鞠如上师老莲题有知者，然两家用笔猶是画家真法，至吾友师曾则全脱离画法，而旨以篆隶写之，雄浑古茂实过两家，茫父推之甚至，与吾意正合，世人有嗤吾两人有嗜痂癖者，平心论之师曾三年来未至，由是锲而不舍，必能排倒一切俗画，为我国画家开一绝大宗派，且使人人知汉画之可贵，不至如公园之墓砖弃置路边遭人践踏也。琚之属题伯间  邵章”<br>陈师曾写在扇面上的一番宏论和邵章等人的详细注解，澈底将这幅画轴上的题跋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题跋，后者往往只是空洞的赞美和褒扬，一味地说好话，或者表达鉴赏者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不论“鉴赏”的印章盖了多少，都无法提高那画的真正艺术地位。<br>可是这幅画轴上的题跋加在一起却真是一堂课，一堂货真价实的美术史课和美术评论课。<br>这堂美术史课的核心论点是告诉观众，告诉大家，告诉后人，什么是真正好的中国美术，好的标准在哪里，好的根子在哪里，和如何判断这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来自何处。<br>这哪里还是一幅画呢!<br>应该说，老舍先生收藏的这幅画具有一段中国美术史的载体身份。<br>或许，它应该被保存在中国美术最高学府里，真的当作教材。<br>没想到，一幅藏画，竟会有这么多身份：一.美术创作，二.书法创作，三.题跋展示，四.理论阐述，五.评论阐述，六.历史追述，七.人物的盖棺定论，八.友谊故事，九.文物收藏。<br>题跋九重身份集于一身，确实罕见，加上那画的美妙，这就是“享受精彩、收获真知”吧。<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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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3 Nov 2009 08:28:5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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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推荐的书系列之二十一]]></title>
<link>http://622002916.qzone.qq.com/blog/1258965179</link>
<description><![CDATA[<br>  <br>                 序　　　　　　　　　　　　　　　　　　　　　　　　舒　乙<br>我将这本小书界定为“现代的”书。<br>理由有三：<br>一.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已少有人读大部头，因为没有功夫，也没有耐心；厚书虽不断出版，但束之高阁者多，更有放在屋里装装样子的。许多年轻人转而去看短文和薄书，甚至不读文字书，去看画书。十多年前，我在日本地铁里就看见了这种现象：许多成年人捧着一本厚厚的大大的连环画，入迷地看，下了车，随手往拉圾桶里一丢。我当时就觉得这种大人的小人书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现在看来，画书的的兴起或许就是一种现代性很强的出版现象。<br>二.插图本是老的图书品种，而且是属于比较高挡的。早先有绣像本，后来有插图本，再后来索性有连环画，又叫小人书，都曾风靡一时，可是，曾几何时，又都通通没有了。近几年，插图本又有所回生，但，可惜，没了作者。优秀的大连环画家大多作古。新的画家又都不愿意画，因为稿酬太低，费力不讨好。可是，恰在此时，一种新型的连环画在日本和台湾兴起。其特点是又图又文，半图半文，好像故意有点反插图本而行其道，甚至逼近“插文本”，即图多文少。这“图多文少”便是现代了，而且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小人书的笵畴，圧根儿就是“大人书”，装帧讲究，开本也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br>三.内容往往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曲折的情节，却带有哲理性，很像文学的散文、杂文和小品，这又是现代的趋势<br>李小苏的《生活总要继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符合我说的上述三原则：属于画书，属于亦图亦文，属于情感类的小品。因此，我说它很现代。<br>因为现代，它属于年轻人。<br>因为现代，它很新颖，由形式到内容。<br>因为现代，它反映新一代人的行为、思绪、情感，包括他们的欢乐，和淡淡的藏在背后的忧愁与感伤。<br> <br> <br>     <span style="font-size:24px;line-height:1.8em;"> <br>李小苏 文并绘。《生活总要继续》序，  舒乙写</span><wbr /><br><span style="font-size:18px;line-height:1.8em;">        <br>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span><wbr />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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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3 Nov 2009 08:20:1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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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推荐的书系列之二十]]></title>
<link>http://622002916.qzone.qq.com/blog/1257650526</link>
<description><![CDATA[　　　　　　　　《难忘一九四九》序<br>　　　　　　　　　　　　　　　　　　　　　舒　乙<br>我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政协文史资料是最好看的书。<br>这不，又来了一本。<br>“好看”这个词，我估计，很难翻译，宛如，“好吃”，“好听”，只能会意，不能愣译直翻。<br>政协文史资料方面的书，皆属于“好看”一类的，这本《难忘一九四九》就是新的一例。<br>我在政协里，北京市的和全国的，活动过多年，而且，多半是在文史资料委员会里，还编过文史资料方面的刊物和书籍，对这方面的业务比较熟，我知道文史资料的可贵和可爱，也知道它的精深和博大。我以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不论是对当代人，还是对子孙后代，都是有大功德的。<br>具体说到《难忘一九四九》这本书，头一个看点，是找到了一个好的立意，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地上会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翻天覆地。<br>对这本书的作者们来说，是“难忘一九四九”，但对这本书的读者来说却是“翻天覆地一九四九”，而且还回答了，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会有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一点，对后来者，对外国人，都非常重要。<br>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大概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翻天覆地，在外国，人们为之目瞪口呆，为之惊讶万分，为之百思不解，其震动之大，余波之长，无可比拟，最终汇集成一个巨大问号和惊叹号，走入历史，久久不能释然和平静。<br>别说，这本书倒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br>而且，全书缓缓道来，煞是好看，入情入理，在不经意之中，化解疑团，令人心悦诚服。<br>这么说来，这本书会很有价值，因有价值而有功德，而且功劳不小。要害就在于它回答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世界大事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偏偏会发生在中国。<br>政协文史资料，根据周总理五十多年前的指示，是以“三亲原则”为征集方针的，即要符合“亲眼见、亲耳听、亲身经历”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文史资料并非“野史”，而是实史，记述以个人的见闻和经历为依据的事实，可以用来补充正史，从而佐证历史、丰富历史。<br>《难忘一九四九》恰好是六位先生自己的“三亲”经历，焦点是各自如何走过一九四九年这个坎的。<br>妙就妙在这是六个人的不同经历，他们走了六条路，咦，最后恰好走到一个交点上，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旧中国社会制度不好，必得灭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救中国。<br>这个时候，“三亲”就显出了威力。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故事，没有丝毫的杜撰和虚构，全是实事，既不是听说的，更不是编造的。<br>这样的“三亲”资料，天然有着巨大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胜过许多说教，能在动之以情中感化人，让你自己去下结论。<br>于是，说服力就出来了。<br>这本《难忘一九四九》选中的六位讲述人非常有特点：面广，背景差异大，有份量，既特别，又有典型性。<br>这是这本书的第三个“好看”之处。请看：<br>张素我——<br>张治中先生之女，外语教员；<br>孙孚凌——民族资本家，全国政协副主席；<br>张亷云——张自忠将军之女，小学校长； <br>韩子华——韩复渠之子，抗美援朝的功臣；<br>王大明——北平地下共产党骨干，职业革命家；<br>王　蒙——年纪最小的学生共产党员，文化部长。<br>光这个名单就五彩缤纷，真是各个有特点。<br>有左，有中，有右，不是清水一潭，这就是看点。<br>嘿，恰恰是有这么极不相同背景的人最终能走到一起，都心甘情愿地拥护和参加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革命，这个殊涂同归很了不起。<br>恰恰是这一点，说明了中国一九四九年的天翻地覆并不偶然，是一定会发生的，是必然，是铁定，是大势所趋，是历史规律。<br>反过来说，这六个对象选得好，选得精，选得巧，选得高。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水到渠成，结论清清爽爽，效果必然极佳。<br>因此，我佩服这本书的组织者，好点子必然有好果子。<br>恰巧，这六位讲述者，竟有五位都是我的熟人，好朋友。知道他们各个都有好故事。<br>为他们写序，是我的幸福。<br> <br> <br><span style="font-size:24px;line-height:1.8em;"> 《<br>难忘一九四九》苏峰、王静、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0月</span><wbr />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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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8 Nov 2009 03:10:3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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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推荐的系列之十九：《清朝皇族后裔》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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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br> <br>             <br>《清朝皇族后裔》序<br>　　　　　　　　　　　　　　　　　　　　　　　舒　乙<br>这是一本传记类的文学书，属于纪实性的，不属于杜撰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br>美国唐德刚教授倡导一种“口述史”，用录音记录的办法保留史料。他录的张学良回忆录，胡适回忆录最为有名，而他的方法已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我国政协系统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有文史资料的征集，也自成体系，有规模庞大的专业队伍，有系列的文史资料丛书出版，其成果洋洋大观，所取得的成就为世人瞩目，其出版物已成为非常有趣味的耐读的深受欢迎的好书。文史资料的征集原则是“三亲”，即记录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经历的史实。<br>金启运的这部书基本上属于“三亲”，故而自有它的存在价值。<br>他说的是怡亲王的第八、第九、第十代后人的故事，基本上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的事。<br>谁是怡亲王？为什么他的后人有值得注意的地方？<br>怡亲王在清朝历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他叫允祥，是康熙皇帝的第十三子，是雍正皇帝的弟弟，也是雍正皇帝最亲密的重臣，属于当朝二号人物，死在雍正之前，得以厚葬，雍正皇帝为他写过许多悼念诗篇。他的亲王爵位是可以代代世袭的。<br>传到第八代已到清朝末年，此人叫毓麟，生于1900年，两岁时继承怡亲王爵位，他的一生很短暂，活到四十八岁，是个碌碌无为的人。时代在他身上印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几乎一生不得安宁，一直头朝下，由天上掉到地下，坠入深渊，所有的重大国事都在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像皮鞭一下一下重重地打在他身上，所以他短暂而黯淡的一生就是一部现代史另一个侧面的缩影，应该说也有某种典型意义。<br>他的儿子叫桓枢,后更名为金克，生于1917年，卒于1979年，虽说幼年生长在王府里，但基本上已是个破落弟子，长成一名普通老百姓，过着普通演员的生活，由于出身和职业的关系，曾写过一总非常有价值的专著，叫《清宫服饰》，可惜手稿毁于“文革”，没有问世。他属于过渡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像他的职业一样。最可悲的事除了亲手毁了《清宫服饰》一书手稿之外，还烧毁了数百张皇宫中和王府中的珍贵历史照片。这批照片码起来有三整摞，每摞高一米左右，每张都是衬硬纸板那种清末民初的原照，是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第一批正式成果，而且是皇家和王府家的写真。为了避人耳目，“文革”中家人偷偷地每天在炉子里烧十几张，竟持续长达一个多月！大悲剧。<br>我原想这部书一定是配有照片的，但遗憾，我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而且是：一张也拿不出来！<br>他的孙子叫启远，即本书著者，生于1945年，他插过队，入过伍，当过工厂干部，学过哲学，最后竟是一位党校的理论教员，一位末代亲王的长孙。<br>这就是百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真实。<br>这就是时代的写真。<br>这就是历史的声音。<br>对北京的读者来说，怡亲王还有两个有趣的亮点：<br>一是怡亲王府的所在地，共有三处，都很有名：一处是贤良寺遗址，在东城原校尉胡同一带，即今日东安市场东侧，目前已荡然无存；一处在东单北极阁，大殿目前尚在，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为国家话剧院）的仓库，目前已是“文保”单位；一处是东四北小街上的孚王府，又称九爷府，仍基本保存着，目前是十多家单位的办公处，大红门面临朝内大街，路北，门口挂有一大排单位名称的匾牌，是全国“文保”单位。<br>二是怡亲王陵园所在地。第一代怡亲王允祥的陵园位在河北省涞水县，原占地600多亩，极排场，现已基本不存，所剩少量地面遗物已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br>最后，这本书多次写到金寄水先生，他是睿亲王多尔衮的后代，本人是一位现代文人学者，著有《王府生活实录》，编有《京剧剧目辞典》，是位爱国的满族贵族后裔，很值得纪念。他自始至终是位很低调的人，对他的描述便尤为珍贵了。<br>我的介绍到此为止，剩下的，请读者自己慢慢看吧。<br> <br>《清朝皇族后裔》爱新觉罗启运蓍　新华出版社，2009.11月<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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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8 Nov 2009 03:00:4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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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推荐的书系列之十八：]]></title>
<link>http://622002916.qzone.qq.com/blog/1257649416</link>
<description><![CDATA[<span style="font-size:18px;line-height:1.8em;">我推荐于昊燕著《童年经验方式－－贫穷与文学叙述之老舍个案研究》序</span><wbr /><br>   <br>           <br>《贫穷的赏与罚》序<br>　　　　　　　　　　　　　　　　　　　　　舒　乙<br>《贫穷的赏与罚—贫穷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之老舍个案分析》是于昊燕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2008年夏初该论文在河南大学顺<br>利通过博士学位答辩。<br>过了不到一年，于昊燕将她的论文的面目几乎整个变了个样，变得更加好看了，大大出乎我的意外。<br>在这部修改过和充实过的论文里，我发现它在写法上有以下三点是尤其值得肯定的：<br>一.                      <br>极有条理。本来，文学类论文也应该写得有条理，但可惜往往并不如此，足见文学类学术论文写得有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普遍的事；可是于昊燕却办到了。在这部书稿里，她的条理性极为清晰。这说明于昊燕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脑子清楚，以至剖析起来层次分明，头头是道。论文能做到循序渐进，深入浅出，既不拖泥带水，也不含含糊糊，亮出来皮是皮，瓤是瓤，层层剥开，一目了然，清清爽爽。<br>二.                      <br>通俗易懂。于昊燕这部著作的文风很好，一点没有“学院腔”，刻意远离那种绕着脖子说话的“深沉腔”。她的句子不长，能上口朗读，没有“翻译味”，读起来挺舒服，耐看，一点也不讨人厌，和她论述的对象老舍先生本人的文风很合拍。从这点出发，这部书应该被界定为一部别开生面的值得誇奖的好学术书。我以为，把文学内容的学术论文写成这个样子，应该说是一次突破，值得庆贺。<br>三.                      <br>处处有根据。在这部书里，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根有据，有案可查，很扎实。足见写的时候是下了大功夫的。里面既有文献调查，又有社会考察，其周密的程度达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非常严谨，把本研究题目范围内的资料几乎一网打尽，扎扎实实地予以占领。做到了欲开辟一块地，就真把它吃下来，细细咀嚼，别人无需再去耕耘了的地步。这是一种从事研究工作的应有的科学态度，我很欣赏；做得这么好，也是我很推崇的。<br>　　写法上，文风上，态度上，有这三大特点。足矣，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br>再来谈内容。<br>研究老舍先生的贫穷的童年，是我多年来一直推荐的题目，我自己也曾剖析过一二，以为是阅读老舍、了解老舍、懂得老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br>终于，有人把它拣了起来，这就是于昊燕的博士论文。<br>我很高兴。<br>而且，她又做得很好，特别是答辩之后，重写一遍，文风大变，篇幅也加大了，充实了，从形式到内容都更美了。<br>我由衷地高兴。<br>《贫穷的赏与罚》是真正从事研究老舍贫穷童年课题的首部著作，像任何首部一样，具有开创性，开辟了一块领地。其价值就在于它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老舍的童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对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人并不知道，有的人表示怀疑，提出质疑，甚至持否定态度。直至最近，有的学者还在写文章，基本持否定态度。<br>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br>这就需要用事实说话了。<br>于昊燕这部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做出的结论：老舍的确出身于贫苦的北京满族家庭。1900年夏发生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历史事件，这件事让老舍的家庭蒙受了重大损失，他的父亲牺牲在和八国联军战斗的巷战之中，从此，这家人家跌入了贫穷的境地，这时，老舍不足一岁。当然，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更把这家人澈底推到了贫穷的低谷。<br>老舍贫穷的童年完全是社会因素导致的。他的家就像一条被扔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小船，只有挣扎的份和受苦的份。<br>幸亏，靠了偶然的客观条件和異乎寻常的主观努力，他挣扎了出来。<br>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其中日后成了作家的，更是少而又少，成了杰出的大作家的，大概只有一人，就是老舍先生，完全是一个“个案”。<br>既然是个“例外”，到后来就一定有其极为特别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位作家而言，可谓作用深远。这就是于昊燕著作中着力研究的第二个内容。<br>她的结论是：老舍的贫苦出身对他的著作有着至关重要的长远影响，乃至，他的人生观，他的生死观，他对待穷人的态度，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德，全来自他幼年时清苦的童年。<br>当然，不止于此，于氏的分析把老舍特质的形式还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付于他的民本主义思想，科学和民主的理念，以及老舍个人拥有的注重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和为国家的现代化及民众思想的重铸而苦修锻造的良心。<br>这样，就解释了老舍的勤劳；<br>　　　　　　　老舍的严肃；<br>老舍的背起“两个十字架”的使命感；<br>老舍的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艺术青春；<br>为什么老舍能成为唯一的有两个创作高峰的中国作家；<br>和老舍的死。<br>这样，由生到死，用一根线，把老舍的一生穿了起来。<br>是不是很好？很漂亮！<br> <br>　　　　　　<span style="font-size:24px;line-height:1.8e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span><wbr />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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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8 Nov 2009 02:41:3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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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怎样写＜都市精灵＞》舒乙]]></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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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我怎样写《都市精灵》<br>                                                  <br>舒　乙<br>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我们借用了一座过去的寺庙当馆所，它叫万寿寺。《都市精灵》这篇文章是由这座馆所写起的。<br>万寿寺建于明代，原来它有一座大钟，就是大钟寺里现在挂着的那一口。后来万寿寺成了放经版的地方。到了清代万寿寺成了皇家寺庙，最辉煌的时候是在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过六十大寿，曾在这里大搞庆贺活动，据说，当年寺外，在河的南岸，站了数百名和尚、喇嘛、道士，在这里诵经凑乐，极其庄重热闹。“万寿寺”这个名字也就因此而得。到了清朝末年，万寿寺是太后和皇帝的行宫，他们到颐和园去，要在这里打尖。万寿寺非常大，有左中右三个大院，中是庙，左是方丈院，右是皇家园林，后者是皇太后的行宫。慈禧太后由紫禁城到颐和园途中，先是乘骡车到万寿寺，在庙里做佛事，在行宫里吃饭喝茶休息。行宫这边有六进院子，最前面是御膳房和御茶房，第五进有一个大花园，有回廊，通向一座二层的小楼，楼上便是太后的卧室。吃饱了歇足了，慈禧太后由庙前的小码头登龙舟，靠拉纤逆水而上到颐和园。万寿寺的东面不远处有一座水闸，叫广源闸，是元代郭守敬修长河时建造的。郭守敬引西山的泉水入城。水穿过北京城后流到通惠河，最后入海河。这里曾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的源头。把广源闸的闸放下，长河的水位得以提高，河面增宽，水势也趋于平缓，便于行大舟。<br>万寿寺正好位于紫禁城到颐和园的路途中间，是北京城西直门外的一大景观，一派田园风光，自古就是踏青的胜地。每到清明时节，青草和柳芽初生之际，人们便由城里涌向这里。在庙前的河畔或散步或嬉戏或野炊。<br>万寿寺行宫大花园里的树都很古老，有北京西郊最大最老的槐树，有许多侧柏，都挂着园林部门颁发的一级古树名树的红牌子，树龄当在三百年以上。<br>这个大院子以及这些古树就成了鸟儿们和小动物们的福地。说它是闹市中的一块净土就因为它的僻静、安宁和拥有难能可贵的自然状况。<br>如今，万寿寺的西墙外就是北京的西三环大道，每天车水马龙，又繁忙又喧闹，当初的田园风光已不复存在。想当年，站在慈禧太后的梳粧楼上是可以看见西山的。<br>现在墙里墙外成了两个世界。难怪喜鹊、山喜鹊把万寿寺的花园当成了自己的家，它们实在是无地可去了。还有那只可爱的小松鼠，的确成了文学馆的一景，如今，在北京城里，哪儿还会看见野生的小松鼠呢。<br>顶稀奇的是那两只冬天在这里树上呆立着的大乌鸦。过去北京的上空有许多鸟。家家有麻雀，许多家的屋檐下有小燕子，属于公众的是乌鸦。乌鸦每天清晨和黄昏两度飞临北京上空，多到遮天蔽日的程度，真的可以叫做北京的市鸟。白天它们飞到郊外的田里去觅食，晚上回到温暖城市里的树上来安睡，完全是人类的朋友，亲近得很。满族人是敬乌鸦的，相传它们救过危难中的努尔哈赤，所以满族人把乌鸦当神鸟。在东北满族人的门口都要立一根“索不拉杆”，把一支木斗像升旗那样升上去，里面装滿了高粱，是喂乌鸦的！如今，北京的上空已经没有这种每天两次的乌鸦大飞翔了。剩下的，像万寿寺里的那两只呆鸟，只好白天也呆蹲在万寿寺里的古树上，既不飞也不叫，怪可憐的。老鸹不“老鸹”了，真是悲哀啊。这两只乌鸦的处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大自然和人类渐渐疏离的真实情况。<br>《都市精灵》这篇文章通过万寿寺里的鸟的故事和小动物们的故事说明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变，呼吁人们要珍惜地球，珍惜同在一个蓝天之下，同饮一江水、共同生长在一块土地之上的一切生物，并且提出一个要求：城市要有鸟有鱼有小动物，有则是好，无则是坏，而且以此来衡量人类意识的自觉程度，并作为衡量人居环境优劣程度的标准。将来，识别一个城市的好坏优劣可以用野生鸟来当标准，看它的上空有没有鸟，有多少，有没有自己的城鸟，当地的人们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它们的。<br>一篇散文，要以记实为出发点，选准一个切入点，找到一点特别的意思，深入进去，举一反三，加以类比，最后借题发挥，既抒发感情，又引出见解，切中时弊，成为有景有情有思的文字。<br> <br>载《中国校园文学》2009年第3期　　<br>《都市精灵》一文被选入苏教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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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8 Nov 2009 02:29:5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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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怎样写＜都市精灵＞》舒乙]]></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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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我怎样写《都市精灵》<br>                                                  <br>舒　乙<br>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我们借用了一座过去的寺庙当馆所，它叫万寿寺。《都市精灵》这篇文章是由这座馆所写起的。<br>万寿寺建于明代，原来它有一座大钟，就是大钟寺里现在挂着的那一口。后来万寿寺成了放经版的地方。到了清代万寿寺成了皇家寺庙，最辉煌的时候是在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过六十大寿，曾在这里大搞庆贺活动，据说，当年寺外，在河的南岸，站了数百名和尚、喇嘛、道士，在这里诵经凑乐，极其庄重热闹。“万寿寺”这个名字也就因此而得。到了清朝末年，万寿寺是太后和皇帝的行宫，他们到颐和园去，要在这里打尖。万寿寺非常大，有左中右三个大院，中是庙，左是方丈院，右是皇家园林，后者是皇太后的行宫。慈禧太后由紫禁城到颐和园途中，先是乘骡车到万寿寺，在庙里做佛事，在行宫里吃饭喝茶休息。行宫这边有六进院子，最前面是御膳房和御茶房，第五进有一个大花园，有回廊，通向一座二层的小楼，楼上便是太后的卧室。吃饱了歇足了，慈禧太后由庙前的小码头登龙舟，靠拉纤逆水而上到颐和园。万寿寺的东面不远处有一座水闸，叫广源闸，是元代郭守敬修长河时建造的。郭守敬引西山的泉水入城。水穿过北京城后流到通惠河，最后入海河。这里曾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的源头。把广源闸的闸放下，长河的水位得以提高，河面增宽，水势也趋于平缓，便于行大舟。<br>万寿寺正好位于紫禁城到颐和园的路途中间，是北京城西直门外的一大景观，一派田园风光，自古就是踏青的胜地。每到清明时节，青草和柳芽初生之际，人们便由城里涌向这里。在庙前的河畔或散步或嬉戏或野炊。<br>万寿寺行宫大花园里的树都很古老，有北京西郊最大最老的槐树，有许多侧柏，都挂着园林部门颁发的一级古树名树的红牌子，树龄当在三百年以上。<br>这个大院子以及这些古树就成了鸟儿们和小动物们的福地。说它是闹市中的一块净土就因为它的僻静、安宁和拥有难能可贵的自然状况。<br>如今，万寿寺的西墙外就是北京的西三环大道，每天车水马龙，又繁忙又喧闹，当初的田园风光已不复存在。想当年，站在慈禧太后的梳粧楼上是可以看见西山的。<br>现在墙里墙外成了两个世界。难怪喜鹊、山喜鹊把万寿寺的花园当成了自己的家，它们实在是无地可去了。还有那只可爱的小松鼠，的确成了文学馆的一景，如今，在北京城里，哪儿还会看见野生的小松鼠呢。<br>顶稀奇的是那两只冬天在这里树上呆立着的大乌鸦。过去北京的上空有许多鸟。家家有麻雀，许多家的屋檐下有小燕子，属于公众的是乌鸦。乌鸦每天清晨和黄昏两度飞临北京上空，多到遮天蔽日的程度，真的可以叫做北京的市鸟。白天它们飞到郊外的田里去觅食，晚上回到温暖城市里的树上来安睡，完全是人类的朋友，亲近得很。满族人是敬乌鸦的，相传它们救过危难中的努尔哈赤，所以满族人把乌鸦当神鸟。在东北满族人的门口都要立一根“索不拉杆”，把一支木斗像升旗那样升上去，里面装滿了高粱，是喂乌鸦的！如今，北京的上空已经没有这种每天两次的乌鸦大飞翔了。剩下的，像万寿寺里的那两只呆鸟，只好白天也呆蹲在万寿寺里的古树上，既不飞也不叫，怪可憐的。老鸹不“老鸹”了，真是悲哀啊。这两只乌鸦的处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大自然和人类渐渐疏离的真实情况。<br>《都市精灵》这篇文章通过万寿寺里的鸟的故事和小动物们的故事说明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变，呼吁人们要珍惜地球，珍惜同在一个蓝天之下，同饮一江水、共同生长在一块土地之上的一切生物，并且提出一个要求：城市要有鸟有鱼有小动物，有则是好，无则是坏，而且以此来衡量人类意识的自觉程度，并作为衡量人居环境优劣程度的标准。将来，识别一个城市的好坏优劣可以用野生鸟来当标准，看它的上空有没有鸟，有多少，有没有自己的城鸟，当地的人们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它们的。<br>一篇散文，要以记实为出发点，选准一个切入点，找到一点特别的意思，深入进去，举一反三，加以类比，最后借题发挥，既抒发感情，又引出见解，切中时弊，成为有景有情有思的文字。<br> <br>载《中国校园文学》2009年第3期　　<br>《都市精灵》一文被选入苏教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 <!--v:3.2-->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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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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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8 Nov 2009 02:29:5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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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推荐的书系列之十八]]></title>
<link>http://622002916.qzone.qq.com/blog/1255499301</link>
<description><![CDATA[ <br>         <br>        前言<br>                                          <br>舒 乙<br>老舍先生喜欢孩子，重视儿童的健康成长，乐意为儿童写东西，而且，的确写了不少，专门编一本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集确实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应该是手到擒来，毫无困难。<br>这不，说话就有了这一本，由同心出版社少儿部编辑出版，正好在他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发行，应该说，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和启迪价值的事。<br>他的第一篇处女作叫《小铃儿》，是短篇小说，是他二十二岁时写的习作，主人公是一个小孩。<br>他最后一部作品叫《正红旗下》，是他六十三岁时写的，可惜末完成，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他自己，写了十一章八万字之后被迫中断，刚写到主人公由诞生到一岁，也是以小孩为“核”的。<br>以小孩始，以小孩止，看似偶然，实则说明孩子在这位作家心中的地位。<br>其间，有四部老舍作品特别值得提一提，是可以真正界定为儿童文学的大作品：<br>《小坡的生日》，长篇童话小说，写于1929-1930年；<br>《小木头人》，中篇小说，写于1943年；<br>《青蛙骑手》，儿童歌剧，写于1960年；<br>《宝船》，三幕五场儿童话剧，写于1961年。<br>老舍先生还有一部有趣的长篇小说，叫《牛天赐传》，写于1934年，虽不是专门给儿童看的，但又是以一个小孩为“核”展开的，专门抨击旧社会的教育制度和旧式家庭对儿童的束缚，表面轻松诙谐，实则严肃深刻。<br>这么看来，儿童文学作品在老舍的全部文学创作中确实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先生也是一位地道的有成就的儿童作家。像一些文学大师一样，为儿童写作仿佛是他们的天责。<br>老舍先生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颇为得意的。他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一文中写道：“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对这本小书仍然最满意，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自己还未完全失亦子之心—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br>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成立书记处，第一书记是茅盾先生，老舍先生是书记处成员。老舍提议中国作协要号召作家为儿童写作，为此中国作协做了专门的决议，真的提倡每位作家都要为儿童起码写一篇东西。老舍带头创作了儿童歌剧《青蛙骑手》(1960年)和儿童话剧《宝船》(1961年)。<br>出版这本专集，不仅是要展示老舍儿童文学作品的非凡成就，给儿童好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要激励今日的中国作家都来关注儿童文学，提示大家心里要想着儿童，热爱儿童，努力为他们写作，积极投身于繁荣儿童文学这个伟大事业之中来。<br>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s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line-height:1.8em;">《中国名家经典童话。老舍专集前言》，舒乙著，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出版，2009年8月</span><wbr /></span><wbr /><br> <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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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14 Oct 2009 05:20:0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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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推荐的书系列之十七]]></title>
<link>http://622002916.qzone.qq.com/blog/1254267797</link>
<description><![CDATA[　《难忘一九四九(<span style="font-size:18px;line-height:1.8em;">苏峰、王静、编著，张素我、孙孚凌、张廉云、韩子华、王大明、王蒙六人口述和著述)</span><wbr />》序   <br>中国文史出版社<br>　　　　　　　　　　　　　　　　　　　　　舒　乙<br>我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政协文史资料是最好看的书。<br>这不，又来了一本。<br>“好看”这个词，我估计，很难翻译，宛如，“好吃”，“好听”，只能会意，不能愣译直翻。<br>政协文史资料方面的书，皆属于“好看”一类的，这本《难忘一九四九》就是新的一例。<br>我在政协里，北京市的和全国的，活动过多年，而且，多半是在文史资料委员会里，还编过文史资料方面的刊物和书籍，对这方面的业务比较熟，我知道文史资料的可贵和可爱，也知道它的精深和博大。我以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不论是对当代人，还是对子孙后代，都是有大功德的。<br>具体说到《难忘一九四九》这本书，头一个看点，是找到了一个好的立意，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地上会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翻天覆地。<br>对这本书的作者们来说，是“难忘一九四九”，但对这本书的读者来说却是“翻天覆地一九四九”，而且还回答了，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会有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一点，对后来者，对外国人，都非常重要。<br>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大概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翻天覆地，在外国，人们为之目瞪口呆，为之惊讶万分，为之百思不解，其震动之大，余波之长，无可比拟，最终汇集成一个巨大问号和惊叹号，走入历史，久久不能释然和平静。<br>别说，这本书倒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br>而且，全书缓缓道来，煞是好看，入情入理，在不经意之中，化解疑团，令人心悦诚服。<br>这么说来，这本书会很有价值，因有价值而有功德，而且功劳不小。要害就在于它回答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世界大事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偏偏会发生在中国。<br>政协文史资料，根据周总理五十多年前的指示，是以“三亲原则”为征集方针的，即要符合“亲眼见、亲耳听、亲身经历”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文史资料并非“野史”，而是实史，记述以个人的见闻和经历为依据的事实，可以用来补充正史，从而佐证历史、丰富历史。<br>《难忘一九四九》恰好是六位先生自己的“三亲”经历，焦点是各自如何走过一九四九年这个坎的。<br>妙就妙在这是六个人的不同经历，他们走了六条路，咦，最后恰好走到一个交点上，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旧中国社会制度不好，必得灭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救中国。<br>这个时候，“三亲”就显出了威力。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故事，没有丝毫的杜撰和虚构，全是实事，既不是听说的，更不是编造的。<br>这样的“三亲”资料，天然有着巨大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胜过许多说教，能在动之以情中感化人，让你自己去下结论。<br>于是，说服力就出来了。<br>这本《难忘一九四九》选中的六位讲述人非常有特点：面广，背景差异大，有份量，既特别，又有典型性。<br>这是这本书的第三个“好看”之处。请看：<br>张素我——<br>张治中先生之女，外语教员；<br>孙孚凌——民族资本家，全国政协副主席；<br>张亷云——张自忠将军之女，小学校长； <br>韩子华——韩复渠之子，抗美援朝的功臣；<br>王大明——北平地下共产党骨干，职业革命家；<br>王　蒙——年纪最小的学生共产党员，文化部长。<br>光这个名单就五彩缤纷，真是各个有特点。<br>有左，有中，有右，不是清水一潭，这就是看点。<br>嘿，恰恰是有这么极不相同背景的人最终能走到一起，都心甘情愿地拥护和参加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革命，这个殊涂同归很了不起。<br>恰恰是这一点，说明了中国一九四九年的天翻地覆并不偶然，是一定会发生的，是必然，是铁定，是大势所趋，是历史规律。<br>反过来说，这六个对象选得好，选得精，选得巧，选得高。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水到渠成，结论清清爽爽，效果必然极佳。<br>因此，我佩服这本书的组织者，好点子必然有好果子。<br>恰巧，这六位讲述者，竟有五位都是我的熟人，好朋友。知道他们各个都有好故事。<br>为他们写序，是我的幸福。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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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29 Sep 2009 23:26:2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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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推荐的书系列之十六《书之友.第一季》　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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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代发刊词—《书是友》序<br>　　　　　　　　　　　　　　　　　　舒　乙<br>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在校高中学生自己写自己编了一本口袋书，书名叫《书是友》，是属于读书类的书，写的全是读后感。感言有长有短，但绝对都是发自肺腑，完全属于自己。<br>这就是二中精神的再现。<br>这就是二中精神的延续。<br>何以见得？<br>它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五十九年前，回想起我在二中念高中的那些日子。<br>先说作文吧。<br>王锡藩老师在课堂上出了作文题，并不要求当场交卷，给学生们一星期的时间，慢慢地想，慢慢地写，以期精心地去创作。卷子交上来，他细细地批改，最后必有评语。再下个星期，发卷子。按成绩好坏，摞成一摞，最好的几本码在最上面。他自己当众朗诵其中一、二，以示表扬。被他看中朗诵者，自然是风光无限，骄傲之极。<br>这样，兴作文之风，自然而然就起来了。<br>这就叫调教。<br>所以，二中毕业的学生，差不多都能写。<br>这就叫传统。<br>再比如朗诵。<br>有一次，一位高年级生，站在礼堂的讲台上（所谓礼堂者，当时就是一个大空场，学生席地而坐，主讲人有一个简易舞台而已），手捧一本诗集，卷成巻儿，扬着手，大声朗读，绘声绘色，读的是土耳其著名诗人希克梅特写的长诗《卓娅》，全场为之感动，待到高潮时，全体学生为之动容，泪流满面，朗读者本人也抽泣不已。从此之后，全校掀起了朗诵风，走廊上，操场上，处处都有朗诵者，而且必有一团一团的旁听人。我本人也曾是“走廊诗人”，站在走廊的长凳上，当场朗诵自己写的幼稚的诗歌，但极其勇敢。<br>一时间，学校图书馆里的新诗集全被借光。更有甚者，三点半下课之后，相约三三两两站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里去看书。<br>对诗歌的兴趣和爱好，也许，就是这么被煽动起来了。<br>教音乐的老师姓曹，会自己作曲。他仅仅拥有一架落地式的风琴。但就憑这架老风琴，他自弹自唱自教，带领出一支很好的男生合唱团，派一名叫李淳的同学担任指挥。合唱团楞是拔得头筹，频频获得全市歌咏比赛的第一名，常常站到中山公园的大舞台上，当众高歌。<br>于是，加入大小合唱团，成了二中学生们的最爱。<br>一句话，努力激励同学们各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去热爱生活，好好地玩，积极向上，绝不死读书，成长为身心健康的人，勇于创造。久尔久之，形成了二中的教育理念，也许，这才又有了这样一本小书。<br>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那么，我们就谢谢这个二中精神吧。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2916@qq.com(舒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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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1 Sep 2009 10:55:5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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