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刘纪鹏]]>

<![CDATA[刘纪鹏]]> http://622004638.qzone.qq.com Sat, 28 Nov 2009 17:00:17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hu, 19 Nov 2009 00:30:01 GMT <![CDATA[做强资本市场是中国未来发展关键]]>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8590692

做强资本市场是中国未来发展关键

　　按：
　　2009年3月和6月，格林斯潘陆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美国刺激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要靠股市、资本市场的复苏来带动美国经济的复苏。
　　雷曼兄弟破产一周年之际，经济学界对金融危机的思考与反思越来越多，理论纷争也越来越多，值此纷争之际，笔者结合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分析、格林斯潘的睿智观点以及对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年的耕耘成果，提出“崛起的中国需要坚定不移的做强资本市场”。

　　一、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及启示

　　（一）美国经济现状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赤字今年将突破1.84万亿美元，在可以预见的此后十年里，其年度赤字仍然将以5000亿到8000亿美元的规模递增；今年8月份美国失业率升至9.7%，创近26年来新高。如果仅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美国的经济还没有走出困境，但是从美国资本市场的走势看，从去年9月15日美股阴线破位以后，道琼斯指数从10000多点跌到了6000多点，再反弹到现在的9800点左右，显示出了明显的向好迹象。
　　从这些数据来看，美国经济未来仍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形势上看，美国经济和金融形势已基本触底。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底部的运行当中，明年一季度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新的探底的过程。总体上美国经济复苏将呈一个L型走势。

　　（二）对股市政策的重视使得美国经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

　　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半年，美国的救市政策基本上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布什、鲍尔森，到奥巴马、盖特纳都在财政救市上花了很大力气；美联储定向宽松购买美国国债，救助银行等货币政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经济开始出现止跌迹象。但是这些政策在今年一季度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格林斯潘提出的观点——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要把积极的股市政策作为救市的重要砝码。此后美国的资本市场企稳，美国经济开始真正显现复苏的迹象。

　　格林斯潘的这个观点也第一次将股市政策和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放到了同一重要层面，用“三驾马车同飞”共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重要的理论创新，也符合笔者长期以来对政府重视股市政策的呼吁。

　　（三）美国股市政策解读

　　在经济危机时期，股市的上涨和股价的上升可以带来投资者资产和上市公司股本的上升，股价上升之后直接体现为投资人净资产的上升，美国企业的净资产也在上升，而净资产是进行抵押或者贷款的首要判断依据。而且股本的上升会使得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信心，使得商业信用开始重新发挥作用。因此，股市的上涨又重新加大了美国股市在金融中拉动股本的杠杆，即杠杆率上升。
　　在此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政策理念开始转变，股市政策的威力也开始显现，美国股市从6000多点又恢复到了今天的9800点以上。随着股市的上涨，投资人、金融机构及上市公司净资产上升，美国各项财务指标也出现了明显好转。这体现了美国资本经济对实体经济复苏，对人们信心的恢复，对金融、财务指标的改善，并继此而发生流动性的增强和信用杠杆比例的加大，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雷曼兄弟破产到今天的止跌企稳，在美国在救市政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这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二、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是中国应对危机及未来发展的关键

　　（一）对危机的错误认识――中国在危机中

　　金融危机到来后普遍观点认为，中国也同样在危机当中，中国要跟美国同舟共济，因此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美国就要去买美国的国债，救美国就是到美国抄底去，类似的思想很流行。而且把我们经济工作中很多失误，包括资本市场的失误都归结为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结果，似乎金融危机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但实际上中国基本没有陷入这场金融危机之中，因为美国金融危机是来自于金融及其衍生品的过度发展，打着所谓金融创新的旗号，忽视了监管，同时加大了金融的风险。而中国的货币体系、银行体系、股市体系等构成的金融体系没有自由开放，且一直由于创新程度低而饱受诟病，与国际交流程度相对较低，这恰恰使得中国避免了陷入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之中。

　　（二）危机是中国百年不遇的机遇

　　由于中国年均8%的增长、广阔的市场空间、开放程度较低的金融体系等优质条件，使得中国不仅没有在这场危机当中，而且还是能履行大国责任的唯一国家。由此看来这是中国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
　　所以中国要抓住这场危机，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可以借此彻底摆脱在制造业低端给外国人打工的被动局面，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应该成为历史的画面。我们的战略制高点，可以借此从简单的“陆军”取胜，发展到有制空权，发展“空军”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空军”是什么？就是中国强大的现代金融业体系。由此可见，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机遇，振兴中国的金融业体系是关键。
　　而在振兴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想履行大国的责任，又想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还想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还要不负世界人民的希望，保持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这就决定了振兴“空军”――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振兴中国资本市场。

　　（三）振兴资本市场是把握机遇的关键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国家的振兴、经济的复苏、改革和发展的所有指标和实质性的内涵，都和资本市场密切相关。
　　2008年初，贝尔斯登破产、雷曼兄弟倒台，金融危机拉开序幕，我们那时候没有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而是仍然盲目坚持当时采用的财政、货币政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通货膨胀上，导致我们的贷款、信贷政策极度的紧缩，进而使得2008年上半年中国有50－60万中小企业破产，这很大程度不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而是我们自己的金融政策所致。
　　中国经济增长在8%以上、国泰民安，中国金融三大体系——银行、货币、资本市场也跟美国没有太多关联，也更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发生格鲁吉亚战争、石油波动危机和由于过度开放导致外国人在危机时刻全部撤资的不安定的局面。但是我们的股市从6000多点跌到了1600点，跌了73%，仅比俄罗斯强两个百分点，基本上成了世界倒数第一。
　　导致这些的关键是我们没有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把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壮大、培育成一支生力军，在国际竞争当中获取自己应有的地位。这也强力证明了振兴中国资本市场是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关键。

　　三、做强中国资本市场的五点认识

　　（一）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能像有的经济学家那样对中国股市永远唱空。我们不能因为股市要跌，就希望中国股市就不要再涨了，不能因为最后总要死，今天就不想再活了。我们要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遵从经济规律，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认识到：在中国股市的今天，做多中国，在牛市当中实现中国的崛起，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是大力支持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在需求

　　中国现在M2达到57万亿，存贷差是15万亿，8月份银行储蓄又增长了4000多亿，居民储蓄还有22万亿之多，这巨额资金不去引导，扩大内需的政策能成功吗？另外还得考虑降低银行的风险，不能让银行单腿支撑，这就决定了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2004年，当中国股市被推倒重来的时候，银行独臂支撑国民经济四年之后，坏帐率达到了20%，所以才有了2004年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的要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的警言和指示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今天有些人还在散布股市泡沫论；未来发展的通胀论；主张我们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论；主张银行7.37万亿贷款里面有一万多亿混进了股市的金融危机论；以及主张扩大内需7.37万亿的投放必然在项目上产生金融的坏帐论，这样五个不合时宜的观点，是直接对资本市场的打压，而从更高层次上看，是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否定。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是支持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在需求。

　　（三）做强中国资本市场，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融资模式与融资结构

　　中国政府在去年四季度及时调整方向，推行扩大内需政策，但是这项政策演变到今天，主要还是靠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如果借鉴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直接融资――即依靠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股票融资，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应该是各半壁江山，50%对50%才合适。到今年8月底为止中国信贷增量投放8.15万亿，而同期股市融资不到800亿，只有1%。这一方面说明了资本市场的严重滞后，另一方面预示着在未来我们扩大内需的政策发展中，如果国民经济发展信贷融资的全部重担只压给商业银行的话，随着周期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将产生坏帐，银行将发生系统性的风险。这说明融资结构、融资模式的改变将决定扩大内需政策成败，现阶段我们要逐步扩大间接融资的比例，成为扩大内需政策强大的支撑。
　　融资模式的转变还是决定扩大内需政策的资金来源以及结构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一味的追求增量商业信贷、积极财政政策最终资金来源是有限的，且容易产生风险，而分布在13亿人民手中最广泛的资金却没有利用起来，这不仅不利于全社会信心的增长和居民净资产的增长，还不利于中国长期结构调整。所以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调动全社会资金参与资本市场，用资本市场的增值来反馈于内需的扩大、信心的增长，而不是用原有靠信贷、财政等传统的融资模式来实现内需的扩大。
　　在历史上最好的年份――2007年，我们融资总额达到了8700亿，IPO融资是4650亿人民币，比美国还多140亿美元。如果明年资本市场能够为国民经济发一万亿的债，再发一万亿的股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美国、欧洲、日本发生了危机，经济在衰退，股市不振，把中国的资本市场搞上去。这样，何愁我们的融资模式不合理，何愁我们的经济结构不能调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是花自己的钱，选择每一只股票，投向每一个项目，他们都是负责任的。这个过程也就在加速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项目的成功率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提高。
　　总之，做强中国资本市场，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融资模式，需要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比例，这直接决定了扩大内需政策的成败。

　　（四）做强中国资本市场，市盈率就是竞争力（30倍、4000点）

　　中国经济宏观面非常好、世界公认，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正在不断的提高，现在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在22倍左右。有些经济学家让我们学习美国15倍的市盈率，认为只有到达到15倍左右才是成熟和规范的资本市场。但他们没有看到美国是一个浑身是病，人到更年期的风尘女子，充满了风险，而中国是蓬勃向上的青年，让一个青年的身体去跟风尘女子攀比，这本身就是不合理，更何况美国的市盈率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那三十几家。
　　以中国的成长性，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目前如此健康财政、金融指标，我们的市盈率应该达到30倍，它所对应的点数就是4000点，这是中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点，在这个点上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成功，才能确保在7.37万亿这上半年信贷规模独腿支撑的基础上，把另外一条腿——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生长出来，达到融资结构的平衡。

　　（五）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壮大创业板与国际版

　　做强中国资本市场不但应该扩大既有资本市场规模，而且还应该发展壮大创业板市场、加速开设国际版市场。
　　1、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壮大创业板市场
　　如果把主板市场比作大学的话，创业板是研究生院。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伦敦的创业板，都是主板市场发展百年之后的产物。港英模式的创业板是没有门槛的，这样的创业板的开通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机构投资人的比例比较高；第二，投资人经验相对成熟；第三，国家监管的组织体制、监管手段比较完善、制度比较成熟；第四，监管者的经验丰富。
　　1998年前后中国试图引入创业板，振兴民营科技中小企业，有些人主张学习港英模式无门槛的创业板，但他们忽视中国的主板市场刚发展了十余年，人们对信息的识别、经验都不成熟，监管的手段也不理想，更不完善，而且造假现象普遍，于是遭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的反对，加之以网络泡沫的破灭，最后搁浅。之后笔者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深交所要走出困境，与其搞无门槛的创业板，不如搞一个门槛并不低的中小企业板，于是深交所在2004年出台中小板，这实际上迈出了中国发展创业板的第一步。
　　在中小板开通四年之后，我们推出的创业板仍然要求在“五新三高”特点下，兼顾成长性的同时，必须要具备盈利条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创业板，它实际上是成长板（GEM市场）。这个成长板和港英模式创业板最大差别，就是它已经渡过创业风险期，进入了成长期，这就屏蔽掉了80%的风险。我们选拔的企业也都具有良好的属性，这是对中国证券市场负责、对投资人负责。我们敢于借鉴规范，尊重中国国情，没有照搬照抄，这是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上的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严格讲，这是中国特色创业板的第二步。至于第三步什么时候会演变到所谓国际规范的港英模式的创业板，不要求盈利，没有门槛，那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现在创业板即将开通，我们要在创业板发展过程中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体制建设，不断完善监管手段、提升监管者的监管经验，发展壮大创业板市场，进而大力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做强做大。
　　2、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加速开设国际版市场
　　发展资本市场的关键是我们的领导者要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伴随着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转移，这就是要到中国来。
　　我们应该加快开通上海的国际板块，如果我们能够使国际板块在这个时期开通，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都愿意到中国来挂牌，因为中国的市盈率高，这也体现了市盈率是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在中国的人民币融资扩充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把这些人民币融资再兑换成美元，到境外去投，这样就化解了我们2.13万亿过高的外汇储备，缓解了中国面临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美元贬值一个点，我们就损失约1500亿元人民币（213亿美元），这是我们多少沿海中小企业出口创汇的血汗钱。如果它贬五个点，我们1000亿美元就没了，恐怕汶川地震直接损失不过一千亿美元。
　　由此可见通过国际版的开通，不但能使外汇储备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且能够加速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定价中心的转移，对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益处。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8590692#comment 0 Thu, 19 Nov 2009 00:30:01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8590692 <![CDATA[做强资本市场是中国未来发展关键]]>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7819855 做强资本市场是中国未来发展关键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

刘纪鹏　谭文亮

　　格林斯潘的这个观点也第一次将股市政策和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放到了同一重要层面，用“三驾马车同飞”共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重要的理论创新，也符合笔者长期以来对政府重视股市政策的呼吁。

　　（三）美国股市政策解读

　　在经济危机时期，股市的上涨和股价的上升可以带来投资者资产和上市公司股本的上升，股价上升之后直接体现为投资人净资产的上升，美国企业的净资产也在上升，而净资产是进行抵押或者贷款的首要判断依据。而且股本的上升会使得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信心，使得商业信用开始重新发挥作用。因此，股市的上涨又重新加大了美国股市在金融中拉动股本的杠杆，即杠杆率上升。
　　在此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政策理念开始转变，股市政策的威力也开始显现，美国股市从6000多点又恢复到了今天的9800点以上。随着股市的上涨，投资人、金融机构及上市公司净资产上升，美国各项财务指标也出现了明显好转。这体现了美国资本经济对实体经济复苏，对人们信心的恢复，对金融、财务指标的改善，并继此而发生流动性的增强和信用杠杆比例的加大，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雷曼兄弟破产到今天的止跌企稳，在美国在救市政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这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二、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是中国应对危机及未来发展的关键

　　（一）对危机的错误认识――中国在危机中

　　金融危机到来后普遍观点认为，中国也同样在危机当中，中国要跟美国同舟共济，因此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美国就要去买美国的国债，救美国就是到美国抄底去，类似的思想很流行。而且把我们经济工作中很多失误，包括资本市场的失误都归结为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结果，似乎金融危机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但实际上中国基本没有陷入这场金融危机之中，因为美国金融危机是来自于金融及其衍生品的过度发展，打着所谓金融创新的旗号，忽视了监管，同时加大了金融的风险。而中国的货币体系、银行体系、股市体系等构成的金融体系没有自由开放，且一直由于创新程度低而饱受诟病，与国际交流程度相对较低，这恰恰使得中国避免了陷入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之中。

　　（二）危机是中国百年不遇的机遇

　　由于中国年均8%的增长、广阔的市场空间、开放程度较低的金融体系等优质条件，使得中国不仅没有在这场危机当中，而且还是能履行大国责任的唯一国家。由此看来这是中国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
　　所以中国要抓住这场危机，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可以借此彻底摆脱在制造业低端给外国人打工的被动局面，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应该成为历史的画面。我们的战略制高点，可以借此从简单的“陆军”取胜，发展到有制空权，发展“空军”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空军”是什么？就是中国强大的现代金融业体系。由此可见，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机遇，振兴中国的金融业体系是关键。
　　而在振兴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想履行大国的责任，又想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还想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还要不负世界人民的希望，保持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这就决定了振兴“空军”――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振兴中国资本市场。

　　（三）振兴资本市场是把握机遇的关键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国家的振兴、经济的复苏、改革和发展的所有指标和实质性的内涵，都和资本市场密切相关。
　　2008年初，贝尔斯登破产、雷曼兄弟倒台，金融危机拉开序幕，我们那时候没有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而是仍然盲目坚持当时采用的财政、货币政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通货膨胀上，导致我们的贷款、信贷政策极度的紧缩，进而使得2008年上半年中国有50－60万中小企业破产，这很大程度不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而是我们自己的金融政策所致。
　　中国经济增长在8%以上、国泰民安，中国金融三大体系——银行、货币、资本市场也跟美国没有太多关联，也更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发生格鲁吉亚战争、石油波动危机和由于过度开放导致外国人在危机时刻全部撤资的不安定的局面。但是我们的股市从6000多点跌到了1600点，跌了73%，仅比俄罗斯强两个百分点，基本上成了世界倒数第一。
　　导致这些的关键是我们没有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把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壮大、培育成一支生力军，在国际竞争当中获取自己应有的地位。这也强力证明了振兴中国资本市场是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关键。

　　三、做强中国资本市场的五点认识

　　（一）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能像有的经济学家那样对中国股市永远唱空。我们不能因为股市要跌，就希望中国股市就不要再涨了，不能因为最后总要死，今天就不想再活了。我们要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遵从经济规律，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认识到：在中国股市的今天，做多中国，在牛市当中实现中国的崛起，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是大力支持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在需求

　　中国现在M2达到57万亿，存贷差是15万亿，8月份银行储蓄又增长了4000多亿，居民储蓄还有22万亿之多，这巨额资金不去引导，扩大内需的政策能成功吗？另外还得考虑降低银行的风险，不能让银行单腿支撑，这就决定了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2004年，当中国股市被推倒重来的时候，银行独臂支撑国民经济四年之后，坏帐率达到了20%，所以才有了2004年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的要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的警言和指示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今天有些人还在散布股市泡沫论；未来发展的通胀论；主张我们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论；主张银行7.37万亿贷款里面有一万多亿混进了股市的金融危机论；以及主张扩大内需7.37万亿的投放必然在项目上产生金融的坏帐论，这样五个不合时宜的观点，是直接对资本市场的打压，而从更高层次上看，是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否定。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是支持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在需求。

　　（三）做强中国资本市场，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融资模式与融资结构

　　中国政府在去年四季度及时调整方向，推行扩大内需政策，但是这项政策演变到今天，主要还是靠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如果借鉴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直接融资――即依靠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股票融资，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应该是各半壁江山，50%对50%才合适。到今年8月底为止中国信贷增量投放8.15万亿，而同期股市融资不到800亿，只有1%。这一方面说明了资本市场的严重滞后，另一方面预示着在未来我们扩大内需的政策发展中，如果国民经济发展信贷融资的全部重担只压给商业银行的话，随着周期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将产生坏帐，银行将发生系统性的风险。这说明融资结构、融资模式的改变将决定扩大内需政策成败，现阶段我们要逐步扩大间接融资的比例，成为扩大内需政策强大的支撑。
　　融资模式的转变还是决定扩大内需政策的资金来源以及结构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一味的追求增量商业信贷、积极财政政策最终资金来源是有限的，且容易产生风险，而分布在13亿人民手中最广泛的资金却没有利用起来，这不仅不利于全社会信心的增长和居民净资产的增长，还不利于中国长期结构调整。所以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调动全社会资金参与资本市场，用资本市场的增值来反馈于内需的扩大、信心的增长，而不是用原有靠信贷、财政等传统的融资模式来实现内需的扩大。
　　在历史上最好的年份――2007年，我们融资总额达到了8700亿，IPO融资是4650亿人民币，比美国还多140亿美元。如果明年资本市场能够为国民经济发一万亿的债，再发一万亿的股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美国、欧洲、日本发生了危机，经济在衰退，股市不振，把中国的资本市场搞上去。这样，何愁我们的融资模式不合理，何愁我们的经济结构不能调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是花自己的钱，选择每一只股票，投向每一个项目，他们都是负责任的。这个过程也就在加速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项目的成功率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提高。
　　总之，做强中国资本市场，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融资模式，需要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比例，这直接决定了扩大内需政策的成败。

　　（四）做强中国资本市场，市盈率就是竞争力（30倍、4000点）

　　中国经济宏观面非常好、世界公认，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正在不断的提高，现在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在22倍左右。有些经济学家让我们学习美国15倍的市盈率，认为只有到达到15倍左右才是成熟和规范的资本市场。但他们没有看到美国是一个浑身是病，人到更年期的风尘女子，充满了风险，而中国是蓬勃向上的青年，让一个青年的身体去跟风尘女子攀比，这本身就是不合理，更何况美国的市盈率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那三十几家。
　　以中国的成长性，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目前如此健康财政、金融指标，我们的市盈率应该达到30倍，它所对应的点数就是4000点，这是中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点，在这个点上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成功，才能确保在7.37万亿这上半年信贷规模独腿支撑的基础上，把另外一条腿——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生长出来，达到融资结构的平衡。

　　（五）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壮大创业板与国际版

　　做强中国资本市场不但应该扩大既有资本市场规模，而且还应该发展壮大创业板市场、加速开设国际版市场。
　　1、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发展壮大创业板市场
　　如果把主板市场比作大学的话，创业板是研究生院。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伦敦的创业板，都是主板市场发展百年之后的产物。港英模式的创业板是没有门槛的，这样的创业板的开通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机构投资人的比例比较高；第二，投资人经验相对成熟；第三，国家监管的组织体制、监管手段比较完善、制度比较成熟；第四，监管者的经验丰富。
　　1998年前后中国试图引入创业板，振兴民营科技中小企业，有些人主张学习港英模式无门槛的创业板，但他们忽视中国的主板市场刚发展了十余年，人们对信息的识别、经验都不成熟，监管的手段也不理想，更不完善，而且造假现象普遍，于是遭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的反对，加之以网络泡沫的破灭，最后搁浅。之后笔者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深交所要走出困境，与其搞无门槛的创业板，不如搞一个门槛并不低的中小企业板，于是深交所在2004年出台中小板，这实际上迈出了中国发展创业板的第一步。
　　在中小板开通四年之后，我们推出的创业板仍然要求在“五新三高”特点下，兼顾成长性的同时，必须要具备盈利条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创业板，它实际上是成长板（GEM市场）。这个成长板和港英模式创业板最大差别，就是它已经渡过创业风险期，进入了成长期，这就屏蔽掉了80%的风险。我们选拔的企业也都具有良好的属性，这是对中国证券市场负责、对投资人负责。我们敢于借鉴规范，尊重中国国情，没有照搬照抄，这是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上的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严格讲，这是中国特色创业板的第二步。至于第三步什么时候会演变到所谓国际规范的港英模式的创业板，不要求盈利，没有门槛，那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现在创业板即将开通，我们要在创业板发展过程中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体制建设，不断完善监管手段、提升监管者的监管经验，发展壮大创业板市场，进而大力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做强做大。
　　2、做强中国资本市场，要加速开设国际版市场
　　发展资本市场的关键是我们的领导者要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伴随着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转移，这就是要到中国来。
　　我们应该加快开通上海的国际板块，如果我们能够使国际板块在这个时期开通，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都愿意到中国来挂牌，因为中国的市盈率高，这也体现了市盈率是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在中国的人民币融资扩充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把这些人民币融资再兑换成美元，到境外去投，这样就化解了我们2.13万亿过高的外汇储备，缓解了中国面临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美元贬值一个点，我们就损失约1500亿元人民币（213亿美元），这是我们多少沿海中小企业出口创汇的血汗钱。如果它贬五个点，我们1000亿美元就没了，恐怕汶川地震直接损失不过一千亿美元。
　　由此可见通过国际版的开通，不但能使外汇储备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且能够加速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定价中心的转移，对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益处。

　　注：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7819855#comment 0 Tue, 10 Nov 2009 01:46:47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7819855 <![CDATA[电力改革：大船如何掉头]]>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4208868 电力改革：大船如何掉头（一）

——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009年第9期

□本刊记者沙亦强张晓京　
　　编者按：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的新著《大船掉头》对当年的改革做了很多回顾总结，也有很多反思，是反思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应该说，这几年的改革中，一直存在不少争论和讨论，但系统性的总结确实不够，有一些敏感话题人们也不太愿意碰。关键是大家对改革都不满意，但对于原因何在又不大说得清楚，希望本篇对话能够使广大读者得到理清思路、调整路径的启发。限于刊物篇幅，本刊将连续刊登其余部分内容。
　　记者：如果从2002年国发5号文件算起，本轮电力体制改革已进入第8个年头，但实际上，改革的酝酿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改革的酝酿阶段，存在着大量争议，你当时作为国家电力公司的特聘顾问，在制定国家电力公司改革方案和如何进行电力体制改革的讨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时曾被人称作“国家电力公司重金聘用的御用专家”。2002年以来，你又曾多次对改革发表意见，并批评本轮电力改革为“三错”改革，即是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方式进行的改革，也曾挑起很大的争议。如今，在八年改革之后，面对电力改革的举步维艰、停滞不前，认真回顾一下当年对于改革的争论，总结改革难以深化的基本经验，无疑很有意义。我们首先很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非电力背景的法经济学家，你是怎样参与到当时国家电力公司改革的？
　　刘纪鹏：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企改革和资本市场，对电力接触甚少。国家电力公司考虑到关门搞改革和仅靠系统内人士制定改革方案的局限性，决定借助外脑搞电力改革方案，有人推荐了我。当时我觉得对电力行业接触少，其他工作忙，并不太想去。但推荐人告诉我，电力行业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产业之一，技术性特点非常鲜明，改革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研究方向才延伸到了电力行业。为国家电力公司做的第一个改革方案是电力部改为国家电力公司后的职能机构方案设计。为做这个方案，我花了两周的时间，与国家电力公司的所有副总经理、三师两助及15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甚至车队的队长以及电网公司、华能公司和华北电力集团公司等三个子公司的负责人都做了当面访谈。这些同志都是我国电力系统各方面优秀的专家，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将浓缩后的电力知识教给了我。正是这一次全面的系统调研使我了解了电力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输配电系统的划分以及全国联网的技术经济意义等对从事电力改革至关重要的理论。而最终形成的职能机构设计方案也是建立在15个重大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基础之上形成的。这个方案在向国电公司党组汇报时得到了高度评价，而参与这次方案设计的实际是两个组，我带的这个小组所制定的方案最终评价也远远超过另一组的方案，这一方案最终被国家电力公司采纳了70%，并为国家电力公司提出“四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1997.1―1998.3）：成立国电公司，撤消电力部，政企分开；第二步（1998―2000）：公司制改组，实体化，厂网分开，进行竞价上网试点（沪、浙、鲁、辽、吉、黑）；第三步（2001―2010）：全国联网，全面推开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形成电力市场；第四步（2010－）完全实现配售放开，输电网公司的形成。这个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我也由此开始逐步深入地介入了电力体制改革。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同时也是自然垄断和经济垄断行业，电力改革既要循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进，也必须考虑到在体制过渡中如何使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改革平稳有序地发展；兼顾二者是各国电力改革中难题。电力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集中体现了新旧两种体制之争和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特殊性矛盾。电力改革既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涉及政府体制的变革。这一大跨度的改革，深刻地暴露与揭示了我国改革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难度很大，这使我的研究从简单的企业改革层面进入到与政府体制改革交叉的层面。
　　顺便应提出的是，当时我所在的标准咨询公司与国家电力公司就这一方案所签的咨询合同不过8万元，还真算不上重金聘用。

　　大船慢掉头：参与电力改革的历程

　　记者：你最近撰写出版了“刘纪鹏改革论著三部曲”，之一是《大道无形》，讲从企业改革出发的企业法人制度问题；之二是《路径选择》，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这两本书我们已经见到，据说在相关业内反响很大。之三应该是《大船掉头》，专门谈电力改革，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怎么想起写这样一本书？包括哪些内容？什么时候能够出版？
　　刘纪鹏：这三本书，贯穿了我参与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历和道路。《大船掉头》还未最后完成，预计今年9月底可以定稿。这本书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与国家电力公司五年，回顾了我参与国家电力公司改革5年间的经历，包括了对改革历程与争论的回顾，也有我在此之间的大量思考；第二部分是对电力改革六大焦点问题的再认识；第三部分是理论篇，收录了我关于电力改革所撰写或发表的20余篇文章；第四部分是实践篇，收录了我当时为国家电力公司所做的几个主要改革方案，也有我为中电联设计的组织结构方案和对拆分后的五大发电集团竞争力的比较分析等。
　　我为国家电力公司做的第一个改革方案是“国电公司职能部门及部分直属公司改革方案设计”。在做这个方案的同时，经过大量访谈和研究，我认为关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发展有15个理论问题必须研究解决，特别是必须克服“恋权情结”和“恋（电）源情结”。这15个问题的提出，对国家电力公司当时提出的“四步走”战略是产生重要影响的。在此基础上，我又参与了国家电力公司第二轮改革方案的制造，撰写了“国电公司生存的理论基础”等文章，提出了电力发展的非均衡论、大循环论和有限竞争论三大理论。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对电力体制改革六大理论焦点问题的分析和再认识，具体包括：1、电改方向：纵向分切还是横向分割？2、打破垄断：电改的目标还是手段？3、全国联网：垄断平台还是市场平台？4、电改主体：计委还是国电公司？5、三年电荒：天灾还是人误？6、电力监管：电监会怎样不做“花瓶”？这六个理论焦点问题，对电力改革的路径选择乃至方向目标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研究和思考这六个焦点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轮电力体制改革仅在打破传统的国电系统发输配售全面垄断实现网厂分开、调动各发电主体的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但总的来说，是只改了国家电力公司的“体”，而未动政府部门行政垄断的“制”，在电价体制和电力项目立项的投资体制，以及新的电力监管体制方面陷于停顿，没有深化，反而激发了电荒和电价上升等诸多新的矛盾，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必须遵循中国改革渐进式的、坚定不移稳步推进的改革模式，这就好比大船慢掉头，由于船大，不能求快；而只要方向正确，其实并不会慢，只会更稳妥。中国的电力改革，不能照搬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不能按照英美模式的改革思路，更何况即使在这些国家，电力改革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并不是很成功的。

　　改革方法论：目标与手段

　　记者：纵观八年的电力改革，颇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5号文件下发之后，11家电力企业重组，电监会成立，区域电力市场开始试点，确定了总体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声势很大，积极性也很高。但随着电荒的蔓延，改革的步调越来越慢，区域电力市场基本停顿，输配分开陷入僵局，就连主辅分开，也是一波三折，至今未能落实。从客观上看，电荒是重要的外部因素，而从深层次分析，改革的每一个预期步骤，都遇到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恐怕不能仅仅归因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搏弈，而应该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刘纪鹏：不错。改革的目标与方向确定之后，决定改革成败的主要因素是正确改革方法和路径的选择。中国30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成功在方法论上。对于电力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几乎没有太大的争论，从集资办电开始，我国电力工业走上市场化繁荣之路，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回到旧体制没有出路，也已成为基本共识。而对于电力改革的最大争论，还是在方法论上。因此，改革方法论才是我们研究电力改革的关键。
　　应该说，在电力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确定之后，对电力改革目的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是由于对改革方法论的不同认识所导致的。我们推进电力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打破垄断是电力改革的目标？还是手段？打破垄断是要破除行政性垄断还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自然垄断？其实，仔细分析，打破垄断并不是改革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改革的目的是为消费者和用户提供质优价廉的电力产品和服务。如果行政性垄断、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为什么还非要去打破呢？显然打破垄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改革仅是为打破垄断而人为地去制造竞争主体，以为打破垄断就能立刻带来竞争的繁荣，为拆分而拆分，甚至把不该打破的自然垄断也去人为地从大垄断拆分为小垄断而改变不了自然垄断的本质，就会误入电力改革的误区。电力改革八年来出现的许多新的矛盾以及改革的停滞，都说明这场电力改革基本不成功，没有遵循中国30年改革成功的方法论，而是陷入了照搬照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休克疗法的误区。

　　记者：你所强调的改革方法论的基本点是什么？
　　刘纪鹏：这个方法论的基本点就是要实事求是，尊重国情，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电力改革没有一个普遍模式，中国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决定了不能照搬日本模式；中国的国有企业占主体，决定了不能照搬英国模式；中国的人均占有电量水平较低，决定了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世界上没有一个中国可以照抄的电力改革模式，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的所有制状况、管理体制、电力分布情况以及市场状况出发，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改革思路。

　　记者：实际上，你所说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如何理解，也并非不是一个问题。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电力改革潮流，基础是自由化与民营化，是产权变革。而在我国，“国进民退”的倾向在电力领域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方法确实都在发生变异。“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在国有企业为主的市场条件下如何竞争？现在是大垄断分解为小垄断，仍是国有垄断，大垄断变成小垄断，当然也可以说引入了竞争因素，但这种竞争与经济学上的市场竞争显然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刘纪鹏：你指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认为这次改革基本不成功，一是时机不成熟，在电力短缺条件下，推进改革的时机是错误的。二是在方法上改体不改制。改革的民营化或市场化基础没有形成，即使说打破垄断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在市场主体上从大垄断变为小垄断，而行政大垄断岿然不动。我国电力改革真正要解决的垄断实质上是行政垄断，最重要的也是打破行政垄断。因为电力的行政垄断是最突出的，无论是电网、电源建设，还是电价和电量分配、上网小时数等，电力管理体制的核心当务之急还是要破除行政性垄断。电力市场化改革首先就要破除这种行政垄断，才能真正实现“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新机制。电力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为用户和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电力产品。而从目前的煤电价格之争、部门之争、电源电网之争等很多矛盾的基础看，行政垄断仍是主要症结而输配电网自然垄断的改革核心是从当前电网的统购包销体制过渡到由买卖双方直接见面收取过网费的体制上来，而这并不意味着继续沿着改体不改制的思路拆分国家电网去搞输配分开。

　　改革主体论：谁对改革负责？

　　记者：我们一直认为，由于电力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改革的复杂性，电力改革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推动。而从现状看，改革的主导权相对分散，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也越来越模糊。这些问题不解决，看来改革的推进也难以乐观？
　　刘纪鹏：我国电力改革不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明确的改革责任主体。当年国家电力公司提出的“四步走”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战略，包括了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也包括输配分开；国家电力公司已明确要向网络型服务企业发展。本来到2010年，按照“四步走”战略，已推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即探讨输配分开的阶段。但5号文件的改革方案把这种责权利统一的内部改革主体论的方式否定了。这导致5号文基础上的电力改革的权力主体和责任主体并不统一，权力主体是明确的，而责任主体是模糊的，没有人对改革的不成功，如电荒和电价上升负责任。实际上，我国电力体制中政府的行政垄断和国家电力公司的经济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的大哥是行政性垄断，二弟才是经济性垄断。大哥主导的改革只拆分二弟不触及自身，但事实上唇亡齿寒，没有了国家电力公司经济垄断作遮掩，政府部门行政垄断也就充分暴露了。
　　电力改革若延续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由国家电力公司作为改革主体，则改革的责权利主体是一致的，无论改革成败与否是能找到责任主体的，但如果以有关政府部门作外部改革主体，来推动电力改革则只能找到权力主体，而找不到责任主体，则是这一时期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特点所决定的，是必然的。
　　这场改革只改体不改制，根源在于改制触动的是政府部门的行政性权利，其实他们并不是电力改革的外部主体，他们才是真正的利益中人。改革革别人的命积极，革自己的命消极。而这一点一旦披上了政府部门的外衣，往往人们不易察觉，尤其是改革权利和舆论大权被行政垄断者控制的背景下，就更不易被人们所察觉。这场电力改革的停滞尽管与改革的时机和方法有关，但更与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改革将改到改革者头上，而改革者缺乏无私和无畏的勇气，以及这场改革缺少一个能承担责任的改革主体有关。因此，无论是电荒还是电价的持续上升，都可以被改革者归结为经济增长过快和天气过热等客观原因，而电荒等外部改革环境的发生自然导致了改革停滞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对电荒的发生究竟是改革停滞的原因还是改革不当的结果，则无人去深究。改革出现失误或者改革取得成果，都不知道该批评谁，表扬谁。只要改革主导者不承担改革的责任与风险，这样的改革就无法做到整体配套推进。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有一个责权利一致的改革主体，这是电力改革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八年来的电力改革暴露出很多问题，也有不少教训，应该认真反思，可惜我们的反思机制也是缺失的。有关政府部门不愿意反思是可以理解的，可令我耿耿于怀的是几乎我在电力系统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心里清清楚楚，嘴上模模糊糊，竟无一人肯站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既是中国电力人现状的悲哀，他们不敢得罪手握行政垄断审批大权的主管部门，也是中国电力人长期以来养成的不愿出头与人相争、代代相传的职业特点。而我作为一个电厂子弟深有感触，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电力人。在这八年电改当中，用反腐败来反电力垄断，称官场腐败与电力腐败相比也仅是九牛一毛，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电力系统妖魔化，把中国第一基础产业的职工队伍描绘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被全国人民诟病，这样的事情难道还少吗？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电改体制打乱后，电荒发生、各国电力事故不断，而中国的电力工业既要经历电改拆分之痛，又要保障电力稳定发展的背景下。这是一支多么优秀的忍辱负重的队伍，我对他们表示敬意的唯一行动就是把我经历的电力改革真实的表达出来，努力让社会对这场电力改革做出正确的判断，让未来的电力改革少走弯路。同时，赢得社会对电力人应有的尊重，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民奔小康的和谐社会。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4208868#comment 0 Tue, 29 Sep 2009 07:15:30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4208868 <![CDATA[《微观视界》之下半年股市怎么看]]>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1974242 　　2009年9月1日，刘纪鹏、方泉座客湖北卫视《微观视界》栏目，谈下半年股市。链接如下：
　　 http://video.sina.com.cn/finance/20090902/111421041.shtml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1974242#comment 0 Thu, 03 Sep 2009 10:16:40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51974242 <![CDATA[刘纪鹏：实战型的法经济学家]]>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9282917 刘纪鹏：实战型的法经济学家

2009年8月1日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任孟山北京报道
编者按：被誉为“企业股改第一人”的经济学家刘纪鹏，近期由中国经济出版社连续推出了“刘纪鹏改革论著三部曲”的前两部，分别是《大道无形――公司法人制度探索》和《路径选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第三部《大船掉头――中国电力改革反思》也将很快推出。由于刘纪鹏教授在业界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因此他的著作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关注。为此，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本书与三个十年
　　《华夏时报》：刘教授，您的这套改革论著三部曲，先是讲公司法人制度，再是讲资本市场发展，然后是中国电力改革，这样的顺序您是如何考虑的？
　　刘纪鹏：我是一个完整经历中国改革三十年的一个学者。在1979年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对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有着感性而深刻的认识。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所以企业改革是我关注的兴趣，也是我参与企业改革的起步专业，我的学士论文做的就是《公司产权与组织问题》。然后，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企业改革专家蒋一苇先生。我还研究大公司问题，硕士论文也是做的《论公司改革》。所以，如果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宏观与微观之分的话，那我实际上从最早研究微观方面的《公司产权制度与组织》开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找到了企业改革一定要和公司股份制相结合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公司产权的清晰化和流动性，而在产权的清晰化当中，公司产权的人格化和独有性是两个核心环节，再加上在清晰化的基础上实现产权的份额化和流动性。所以，我就进入了资本市场的研究，从1989年开始，我开始参与中国的证券市场包括深沪交易所，北京的法人股市场，以及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如创业板、三板、柜台交易、产权中心等。如果按时间划段的话，我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研究的是公司法人制度，1986年我就在《经济研究》上提出了《论企业所有制和企业法人所有权》。90年代，整整十年，我研究的都是资本市场，不论是从研究设计中国的股权分置、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推进中国的法人股市场，还是解决股权分置以及股市的文化问题、政策问题。我从事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大概在1999年至今，严格地说，是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研究中国大型的垄断行业，电力就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它既是基础产业也是垄断行业，既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改革问题，也关系到在体制过渡当中如何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能够平滑地、稳固地推进改革的问题，这也是国际上的一个难题。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了电力改革，电力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它集中新旧两种体制，也集中了垄断与竞争的关系，也集中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当中的问题，还涉及到像电力部这样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关系，这种多跨度的改革，也使我的研究领域从简单的企业层面进入到了政府层面，在研究电力改革当中涉及到了政府体制的改革问题。
　　也就是说，我参加中国改革三十年，大跨度基本上十年一个领域，第一个十年，企业改革从承包、租赁到资产经营，最后推进到了法人所有权和股份制，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是讲从企业改革出发的法人所有权问题、法人制度问题。法人是什么？它是法经济学科领域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是经济学和法经济学交叉的一颗明珠。而法人又和宗教有关系，所以我的（改革论著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书命名为《大道无形》，是道教的一个语言。这本书也是我以后将要写的《法人资本论》的一个铺垫。第二个十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十年，也是个敏感问题，既包括运行机制问题，也包括上市公司的问题。股份制包括三要素，即公司、股票、股票市场，通过它既可以连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实现资本对资源的配置，又可以把中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按照现代公众公司的理念，最终实现一种全新的公有法人所有制形式。所以，这里面的改革充满了我们实事求是的国情派和照搬照抄的海外规范派之间的纷争，因此，把我的第二本书命名为《路径选择》，而第三本书讲的是电力这样一个国民经济第一基础产业的改革，这也是中国改革的缩影，所以把它叫做《大船掉头》。所以，改革论著三部曲，贯穿了我参与改革三十年的经历和道路。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您基本上十年研究一个领域，这三本书是您从事改革三十年的体现。
　　刘纪鹏：对，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不是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就不研究企业改革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企业改革又推进到了新的改革高度，也就是新国资体制的改革，它还在深化，在向我研究的法人所有权和法人资本理论逐步靠近。而资本市场在进入2000年之后，我们仍然要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也仍然是我研究的一个领域。但是，在这期间，电力改革以及由此而发的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纳入了我的参加改革的视野。

　　法人理论是法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华夏时报》：从已经出版的《大道无形》这本书来看，其中论述了公司法人制度，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公司法人制度探索，现在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刘纪鹏：还没有到达一个较为成熟的程度。我记得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了法人财产权，在当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提出这个观点并贡献比较大的是孙树义和陈清泰同志，我之所以现在在抓紧研究这个问题，和树义同志是分不开的，他在90年代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当时中国的工业改革、是靠近中央高层最重要的同志。他曾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法人财产权改革的故事，十四届三中全会前他和陈清泰向江泽民同志汇报，江泽民同志就法人所有权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说要建立法人的所有权，对国有企业来说，财产权如果是法人的，那还是国家的吗？你们不是说财产关系具有独有性是你的就不能是他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回答上来。后来树义同志希望我能抓紧研究这个问题，回答总书记的这个提问。这是我从事法人理论研究经历中的一段插曲。但是直到今天，关于法人所有权理论不仅中国而且世界都没有解决。因为，法人所有权将剥夺私有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股民，买了股票，等于把所有权让渡给了法人，实际上手里只是拿了一张纸，他们履行不了主人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赞成这个企业，他们只能用脚去投票，即把股票卖掉，而这对法人毫发无损。法人又是谁的呢？所以，这道难题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法人理论是法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1+1这颗明珠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摘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才提出了“大道无形”，也正因为没有解决，才对学者充满了诱惑力。因此，我的毕生精力恐怕都要献给法人所有权和法人资本理论，它探讨的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宝库。论证了它，人类大同的趋势才可能形成，到那时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概括人类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都显得不够了。目前，我正在奋力去摘取这颗明珠。
　　《华夏时报》：中国的公司法人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法人制度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
　　刘纪鹏：中国和西方的法人资本制度的差别实际不存在。在未来，法人资本理论是同一的，就跟人类共融于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人类社会共同的第二个特征，将是法人所有制，任何政府独资和私人独资，都将让位于公司法人，而公司一定要具有法人所有权的基本特征。西方国家是从私人独资向法人所有权和法人所有制过渡，我们将是从政府独资形态向股份制、公司制基础上的法人所有权以及由此形成的法人所有制迈进。最终，这个理论将适用于当今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人类的大同才可能实现。
　　《华夏时报》：有人说您是“一位实战型而非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在您的实战生涯，大概帮助多少家公司进行改革？最成功的例子是什么？
　　刘纪鹏：245家左右。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像海尔集团、海航集团、万向钱潮集团，还有李宁集团、玉柴集团等等。

　　无门槛创业板至少要20年以后
　　《华夏时报》：我看到您以“路径选择”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这本书的主标题，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迄今为止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吗？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纪鹏：由于资本市场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19年的历史和国外200年、300年的历史相比，很短暂。所以我们在发展中总是觉得应该去学习它们和借鉴它们，但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涉及到所有制和社会资产的重新分配形态，股份制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因为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走出照抄照搬的误区。像小平同志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国情，来走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说上海还在搞一种不成熟的权证，比如像紫金矿业还在搞一毛钱一股的股票，包括我们在搞市场化的过程中不顾国情，像当年的用友现象，现在的桂林三金这种发行市盈率过高，一个模式就造就了一个30亿富翁。像这些情况，如果从西方市场发展的角度上讲，它没有错，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它不合国情。
　　接下来，我们在对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证券金融的发展上，比如像银行改制，我们盲目地让国外的投行垄断了话语权，所以，我们在银行改制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从技术角度上，还是在战略发展模式上，都存在被忽悠的问题，像建行1.15元就卖给美国银行、1.18元就卖给淡马锡银行，期望他们能起到战略投资人的作用，但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卖掉了。这里面既存在着贱卖，也存在我们在金融工作上的误区。
　　现代金融本身是具有公司性和国家性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当中的制空权。那么，在这个发展当中，国家的利益怎么体现？怎么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金融人才？而不是让华尔街培养的那些人来统治我们的大的投行和证券公司，这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所以，在我的看法当中，现代金融就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石的证券金融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各种创新的理论都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借鉴国际规范，我们要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金融人才。金融问题是国家的大问题，所以对于金融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公司性和国家性，这就是我在《路径选择》一书中写的《论现代金融的公司性和金融性》一文所提到的。
　　《华夏时报》：您在《路径选择》一书中谈到了创业板问题，现在证监会开始受理创业板上市申请了，您认为这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纪鹏：中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创业板这里第一次真正体现出来了。创业板是中国结合国情和借鉴西方规范的一个典型产物，是中国渐变改革、逐步迈向理想目标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创业板是分步实现的。必须看到创业板是资本市场体系当中的“研究生院”，而不是高中，把创业板当做低层次市场这个误区要走出来。创业板都是各国主板市场发展了百年以上、香港也是主板市场发展了80年以上的产物，它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由投资者自行判断的市场，它是在机构投资人比例较高、监管手段比较成熟的背景下才产生的。可是，我们刚刚搞了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2000年的时候就要搞港英模式的创业板，那种无门槛的创业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风险，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所以，中国的创业板，第一步是在一个提出了创业板但是无法颠覆的背景下换了一个概念：与其搞一个无门槛的创业板，不如搞一个门槛并不低的中小板。在中小板搞了5年之后，即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现在又迈出了创业板的第二步，就是今天叫创业板的“成长板”。创业板的英文叫“GEM市场”（Growth Enterprise Market）。这个“成长板”还是有门槛，就是我们说的一年盈利或两年盈利等。一个企业从组建到盈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过了盈利期，我们将屏蔽掉80%以上的风险。所以，这个模式已经不是港英模式，还是有门槛、要盈利，就是说创业板的风险不能由股民来担，无门槛的创业板仍然不适合今天的国情。就好比大学录取线，600分以上的好学生有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搞无门槛的创业板呢？所以，当时的照搬照抄就被抵制住了。
　　未来的第三步，才可能搞低门槛或无门槛的创业板。也就是说，等600分以上的生源没有了，我们再逐步降低标准，到那时候我们的投资人也逐渐成熟了，他们可以判断无门槛创业板企业的风险。
　　那么，这种低门槛或无门槛的创业板什么时候才可能推出呢？我想至少20年。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巧妙地借鉴了创业板的概念，然后把它分为三步走，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成功运用中国改革方法论的例证。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叫它“创业板”，但实际上创业板上市的企业，都具有良好的盈利功能。因此，对于投资人来说风险会比较小。从资源配置来说，我们把钱给他们，他们能够更好地做大做强，能够趋利避害。这个被称为创业板的“成长板”，从战略利益来说，是中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第一步；从经济利益来说，把200亿元的资金给100个创业板的企业，其效果要远远高于把400亿元资金给上交所的一个大盘股。
　　中国下一轮扩大内需的成功，在于民间资金的启动，而民间资金的启动有赖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此时，叫创业板的“成长板”出航，我是对它寄予厚望的。
　　《华夏时报》：您认为这三本书涵盖了到现在为止您对改革方面的最重要认识吗？
　　刘纪鹏：没有。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因为我呆在大学里需要出书，这就逼着我不得不把我30年来积累的东西总结出来。这三本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第四本书是弥补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本教材，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一本《资本市场学》，在教学当中我遇到了很大困难。证监会也在办资本市场学院，也缺乏教材。所以我的第四本书就准备写这个，而《资本市场学》在国际上也没有。因为，对资本市场怎么看，它到底是经济行为还是心理行为甚至是金融行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际上的经济学也很少涉及股市，所以，对股市怎么认识，我要写出第一本《资本市场学》来。
　　另外，我现在写作日程上的第五本书，就叫《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成功在哪儿？怎么成功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而独特论述。里面将会涉及企业改革、资本市场、电力改革等诸多问题，然后抽象出中国改革成功之路。所以，我把它与邓小平的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即“摸论”和“猫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我的计划当中，明年这本书可能就要出版。
　　《法人资本论》这本书，我的第六本书，可能要排在2011年才能集中精力写这本书，明年的精力要放在《摸着石头过河》。而《法人资本论》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这就是我的人生规划。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9282917#comment 0 Mon, 03 Aug 2009 06:59:50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9282917 <![CDATA[中、美两国到底谁有病？]]>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9138

中、美两国到底谁有病？

　　5月19日到6月18日，在美国访问一个月。行前正值H1N1流感在墨、美盛行。一些朋友建议我取消这次访问，举例说，周道炯同志就把原定5月下旬的美国之行取消了。直到行前的晚上，蚌埠投资集团李桂年董事长还特地从香港打来电话，建议我取消这次行程，说不值得去冒这样的风险。他希望我能参加6月27日在京举行的《中国蚌埠2009年国际合作暨投资对接会》。
　　更有意思的是，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买了七十二个口罩，分为两种：一种是16层的纱布口罩，还有一种是活性炭的，即两层布之间夹一个炭包。我问为何买这样多口罩。回答说预计您要用十二个，其他的六十个可以送给您美国的朋友，万一流感蔓延，口罩肯定会脱销。再说，七十二个口罩往箱子里一放，猪流感轻易不会上身，还可以辟邪。总之，多带点口罩没坏处。同事们好意难却，加上箱子有空间，就带着七十二个口罩上路了。
　　飞机上，往日客满的场面不见了，整个商务舱二十八个座位只有两个人，空空荡荡。飞机到旧金山一落地，发现经济舱已有七八个中国人戴了口罩，我也随即做好了戴口罩的准备。可下了飞机，诺大的机场却没看见有一个戴口罩的人。我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虚伪，反正是想戴，最终却没戴。等提取了行李出了关，发现那七八个戴口罩的中国人也都把口罩摘了。在那种环境里，只有你一个人戴口罩显得太格格不入。
　　以后，在美国的30天行程中，只看见一个人在阅览室里人戴口罩，据说是一位患了感冒的日本人。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中国人跟日本人在美国猪流感的环境里都想戴口罩、但周围却没有美国人戴的话，中国人通常是不好意思戴或不敢戴，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并把之当做戴不戴口罩的前提，总之是为别人、为美国人活着；而日本人只要大热的天他戴着不难受，则是想戴就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
　　30天的访问很快就过去了，七十二个口罩一个没用上，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国人跟我提猪流感和H1N1这回事。回国前两天，我只好把这些口罩除了留了三个预防万一外，其他的都分发给了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人家问我为什么要送他口罩？我调侃地说，你们一是帮我减负，我不能把这些口罩再带回健康的中国；第二，美国猪流感万一蔓延加剧，你们口罩脱销了，说不定还能用上。
　　在洛杉矶出关国航Check In的柜台上，恰逢我认识的一位国航的朋友张莉值班，就又把三个口罩中的两个放在了柜台上（此时的我仍然保持清醒，没有被即将从疫区脱险的胜利喜悦冲昏头脑，还是留了一个），对她说，万一有咱们的同胞感冒送给他们吧。张莉微笑着看着我，没有拒绝。
　　在洛杉矶――北京的CA984航班上，13个小时的飞行，最后一只口罩还是没用上。飞机刚一着地，乘务长就通知大家原地不要动，中国的卫生检疫人员将上机为每一位乘客测体温。美国乘客虽多有困惑，但毕竟是世界第一人权国家的公民，十分配合。然而一出机舱口，看到机场戴着口罩和白手套的中国机场服务人员，几个美国人竟然掏出相机一边笑着一边对“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的机场人员照相。真是太不礼貌了，居然还听到一位美国人对旁边人说Chinese are sick。
　　接下来，机场卫生检疫人员戴着白口罩和白手套认真严肃地逐一审查每一位乘客所填表格中的每一项，是那样的一丝不苟。我心里在想，明明美国是H1N1流感的重点地区，美国人病了，可在美国根本看不到卫生防疫的氛围。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人经常批评我们那样去批评他们呢？而面对中国对人权、民生的高度重视的卫生防疫，一向以老大自居的美国人不仅连一句鼓励的话都没有，个别人还说“小题大做，中国人生病了”一类的风凉话。
　　出关时，看到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的机场海关人员那认真负责、友好的态度，我心里一种回到祖国的温暖油然升起。我忿忿不平地对他们说，明明是美国人病了，可是我在他们那看不到一个戴口罩的。明明是我们高度重视民生人权，认真负责地防疫，可他们下了飞机却给我们带口罩的服务人员照相，还说中国人病了，到底是美国有病还是中国有病？这理到哪评？机场海关的小姐安慰地对我说，“您别理他们，美国政府对人民是不负责任的”。
　　等行李时，我仍然在想，2003年中国出现SARS的时候，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批评我们政府不重视，说我们违反人权，搞得我们灰头土脸。今天他们那里得了猪流感，不仅政府不重视，人民也不重视，他们就重视民生人权吗？中国政府汲取教训，今天高度重视卫生防疫。他们却说我们小题大做。个别人还说中国人有病。中美两国到底谁有病？难道美国永远是对的吗？
　　我不得其解。可能二者的区别是在信息披露上。这也使我想起中国的股市。看来，不管股市也罢，防治猪流感也罢，关键是在信息披露，而每个人，每个国家在充分信息披露的情况下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猪流感病的认识和理解。当然从医学角度看，SARS和猪流感到底是不是同样的严重的传染病，猪流感和一般的流感有什么区别，这得要由技术专家来做鉴定。显然中国卫生部技术专家要加油，因为关键时刻你们决定着“人权民生”的国际政治。
　　也许是一个月来受美国人不重视H1N1流感的负面影响，回国第二天我就把要自动隔离7天的卫生防疫规定忘了，来到了办公室。上午11：00整，秘书通知我，您所居住的沙河卫生防疫站通知您：注意按时测量体温，观察有无感冒症状，尽量减少外出。从今天起连续七天我们都将在上午11：00给您打电话询问有无体温异常和感冒症状。
　　我听到这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还是祖国好。无论如何，我们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重视，处处体现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民众的关心，都标志着中国人在人权和人生的哲学理念以及政府采取的行为上，随着中国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就这一点来说，基本上可以给本文下结论了：这回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病了。从我的专业角度解释看，一定是奥巴马政府为了摆脱美国经济危机，提振美国人民的信心，故意淡化猪流感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也真的担心，美国政府这样的态度会不会使得H1N1的流感在美国蔓延。
　　6月21日，回国第四天星期天，应平谷区的“驴友”石东弘先生邀请到平谷爬山，平谷有一条著名的专为爬山者开辟的步行爬山大道，风景太漂亮了。从早晨7点开爬，我们在中国北京朝阳区著名登山家佟克克先生的带领下不知不觉中走了16公里，顺利到达了终点――四座楼。那里曾是部队的一座通讯载波站。正当我体会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胜利感觉时，手机响了，11点整，分秒不差，“我是沙河卫生防疫站，您的体温有否异常”，我回答“有点高，不过在爬山”，那您是否注意隔离”，回答“现在人在平谷”，“您不必去那么远，在家注意减少外出就行了”……….
　　平谷的高山美景，沙河防疫站的人文关怀，那一刻，我是最幸福的人。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9138#comment 2097152 Tue, 23 Jun 2009 09:19:08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9138 <![CDATA[预告]]>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43

预告

　　今天晚上9：20，BTV－5《财经五连发》将播出长盛主持的刘纪鹏教授与人大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谈“社保基金转持”的对话节目，6月23日（周二）08：53－－09：23、17：09－－17：39重播，敬请收看。

2009年6月22日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43#comment 0 Tue, 23 Jun 2009 03:55:04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43 <![CDATA[中、美两国到底谁有病？]]>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41

中、美两国到底谁有病？

　　5月19日到6月18日，在美国访问一个月。行前正值H1N1流感在墨、美盛行。一些朋友建议我取消这次访问，举例说，周道炯同志就把原定5月下旬的美国之行取消了。直到行前的晚上，蚌埠投资集团李桂年董事长还特地从香港打来电话，建议我取消这次行程，说不值得去冒这样的风险。他希望我能参加6月27日在京举行的《中国蚌埠2009年国际合作暨投资对接会》。
　　更有意思的是，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买了七十二个口罩，分为两种：一种是16层的纱布口罩，还有一种是活性炭的，即两层布之间夹一个炭包。我问为何买这样多口罩。回答说预计您要用十二个，其他的六十个可以送给您美国的朋友，万一流感蔓延，口罩肯定会脱销。再说，七十二个口罩往箱子里一放，猪流感轻易不会上身，还可以辟邪。总之，多带点口罩没坏处。同事们好意难却，加上箱子有空间，就带着七十二个口罩上路了。
　　飞机上，往日客满的场面不见了，整个商务舱二十八个座位只有两个人，空空荡荡。飞机到旧金山一落地，发现经济舱已有七八个中国人戴了口罩，我也随即做好了戴口罩的准备。可下了飞机，诺大的机场却没看见有一个戴口罩的人。我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虚伪，反正是想戴，最终却没戴。等提取了行李出了关，发现那七八个戴口罩的中国人也都把口罩摘了。在那种环境里，只有你一个人戴口罩显得太格格不入。
　　以后，在美国的30天行程中，只看见一个人在阅览室里人戴口罩，据说是一位患了感冒的日本人。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中国人跟日本人在美国猪流感的环境里都想戴口罩、但周围却没有美国人戴的话，中国人通常是不好意思戴或不敢戴，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并把之当做戴不戴口罩的前提，总之是为别人、为美国人活着；而日本人只要大热的天他戴着不难受，则是想戴就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
　　30天的访问很快就过去了，七十二个口罩一个没用上，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国人跟我提猪流感和H1N1这回事。回国前两天，我只好把这些口罩除了留了三个预防万一外，其他的都分发给了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人家问我为什么要送他口罩？我调侃地说，你们一是帮我减负，我不能把这些口罩再带回健康的中国；第二，美国猪流感万一蔓延加剧，你们口罩脱销了，说不定还能用上。
　　在洛杉矶出关国航Check In的柜台上，恰逢我认识的一位国航的朋友张莉值班，就又把三个口罩中的两个放在了柜台上（此时的我仍然保持清醒，没有被即将从疫区脱险的胜利喜悦冲昏头脑，还是留了一个），对她说，万一有咱们的同胞感冒送给他们吧。张莉微笑着看着我，没有拒绝。
　　在洛杉矶――北京的CA984航班上，13个小时的飞行，最后一只口罩还是没用上。飞机刚一着地，乘务长就通知大家原地不要动，中国的卫生检疫人员将上机为每一位乘客测体温。美国乘客虽多有困惑，但毕竟是世界第一人权国家的公民，十分配合。然而一出机舱口，看到机场戴着口罩和白手套的中国机场服务人员，几个美国人竟然掏出相机一边笑着一边对“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的机场人员照相。真是太不礼貌了，居然还听到一位美国人对旁边人说Chinese are sick。
　　接下来，机场卫生检疫人员戴着白口罩和白手套认真严肃地逐一审查每一位乘客所填表格中的每一项，是那样的一丝不苟。我心里在想，明明美国是H1N1流感的重点地区，美国人病了，可在美国根本看不到卫生防疫的氛围。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人经常批评我们那样去批评他们呢？而面对中国对人权、民生的高度重视的卫生防疫，一向以老大自居的美国人不仅连一句鼓励的话都没有，个别人还说“小题大做，中国人生病了”一类的风凉话。
　　出关时，看到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的机场海关人员那认真负责、友好的态度，我心里一种回到祖国的温暖油然升起。我忿忿不平地对他们说，明明是美国人病了，可是我在他们那看不到一个戴口罩的。明明是我们高度重视民生人权，认真负责地防疫，可他们下了飞机却给我们带口罩的服务人员照相，还说中国人病了，到底是美国有病还是中国有病？这理到哪评？机场海关的小姐安慰地对我说，“您别理他们，美国政府对人民是不负责任的”。
　　等行李时，我仍然在想，2003年中国出现SARS的时候，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批评我们政府不重视，说我们违反人权，搞得我们灰头土脸。今天他们那里得了猪流感，不仅政府不重视，人民也不重视，他们就重视民生人权吗？中国政府汲取教训，今天高度重视卫生防疫。他们却说我们小题大做。个别人还说中国人有病。中美两国到底谁有病？难道美国永远是对的吗？
　　我不得其解。可能二者的区别是在信息披露上。这也使我想起中国的股市。看来，不管股市也罢，防治猪流感也罢，关键是在信息披露，而每个人，每个国家在充分信息披露的情况下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猪流感病的认识和理解。当然从医学角度看，SARS和猪流感到底是不是同样的严重的传染病，猪流感和一般的流感有什么区别，这得要由技术专家来做鉴定。显然中国卫生部技术专家要加油，因为关键时刻你们决定着“人权民生”的国际政治。
　　也许是一个月来受美国人不重视H1N1流感的负面影响，回国第二天我就把要自动隔离7天的卫生防疫规定忘了，来到了办公室。上午11：00整，秘书通知我，您所居住的沙河卫生防疫站通知您：注意按时测量体温，观察有无感冒症状，尽量减少外出。从今天起连续七天我们都将在上午11：00给您打电话询问有无体温异常和感冒症状。
　　我听到这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还是祖国好。无论如何，我们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重视，处处体现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民众的关心，都标志着中国人在人权和人生的哲学理念以及政府采取的行为上，随着中国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就这一点来说，基本上可以给本文下结论了：这回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病了。从我的专业角度解释看，一定是奥巴马政府为了摆脱美国经济危机，提振美国人民的信心，故意淡化猪流感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也真的担心，美国政府这样的态度会不会使得H1N1的流感在美国蔓延。
　　6月21日，回国第四天星期天，应平谷区法院石院长邀请到平谷爬山，平谷有一条著名的专为爬山者开辟的步行爬山大道，风景太漂亮了。从早晨7点开爬，我们在中国北京朝阳区著名登山家佟克克先生的带领下不知不觉中走了16公里，顺利到达了终点――四座楼。那里曾是部队的一座通讯载波站。正当我体会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胜利感觉时，手机响了，11点整，分秒不差，“我是沙河卫生防疫站，您的体温有否异常”，我回答“有点高，不过在爬山”，那您是否注意隔离”，回答“现在人在平谷”，“您不必去那么远，在家注意减少外出就行了”……….
　　平谷的高山美景，沙河防疫站的人文关怀，那一刻，我是最幸福的人。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41#comment 0 Tue, 23 Jun 2009 03:34:15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41 <![CDATA[刘纪鹏：推翻股市三座大山股民是最可爱的人]]>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39 编者按：2009年4月21日，我应邀在证券日报组织的“2009中国证券市场年会创业投资峰会”上做了一个《创业板是继股改之后我国资本市场又一个伟大战役》的演讲。昨天我看到证券日报把演讲稿的一部分整理成《坚持中国特色　促进证券市场和谐》刊登出来，但有些网站转载时改成了《推翻股市三座大山股民是最可爱的人》。看了以后感觉很好，言简意赅。现将这篇记者朋友帮我整理的文章做为博客，以飨读者，敬请指正。

刘纪鹏：推翻股市三座大山股民是最可爱的人

2009年4月29日　证券日报

　　中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历史时期，正在走自己有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没有按照西方走过的道路亦步亦趋，我们经历了自己国情的检验。
　　在当前这个时期，我们承认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有三座“大山”需要并轨，或者说需要推倒。第一是股权分置的大山，这里面涵盖三个内容，就是股份的分置，早期有国家股、法人股、自然人股、外资股；第二是股权分股，就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第三是股种分置，我们有A股、B股、H股。
　　当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下一步面临的是第二座大山，就是中国资本市场过于集中，市场层次过于单一。我们现在只有有两个主板市场，这个市场层次单一的“大山”必须推倒，要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建立创业板，就是让不同类型的企业进入到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使得不同层次的人既可以在精品店里面买货，也可以在百货店里面买货。
　　第三股市旧文化的“大山”，要推倒这座“大山”。中国股民不再被称作“赌徒”，资本市场必须得到保护。这需要股市全新文化的建立，我们必须看到，股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即将正式建立的创业板是十年磨一剑，这是中国股市少有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缩影。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创业板十年筹备所走过的道路没有照搬照抄。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设立无门槛、低门槛的创业板，为什么遭到了反对，包括我也是坚决反对的人。美国资本市场市场发展了100年以上，英国资本市场发展了150年以上，中国香港资本市场发展了80年以上，它们才敢推这种无门槛的创业板，因为他们已经很少上市资源了。如果我们在当时照搬、照抄，可能教训会更加沉重。因为我们的投资人没有那几个市场成熟，我们的监管手段制度也还不完善。何况，中国有这么多的上市资源。
　　所以，中国创业板走过的道路是三大阶段：2000年深交所主板停止新股发行。创业板欲上不成，主板欲恢复不能，如何办？采用设立中小板的道路。也就是取中小板之规模，取主板之标准，而且在当时背景下，不走这个道路不行。
　　今天，当中小板开通5年之后重提创业板，这个创业板仍然不是香港模式零门槛的创业板，这是必须要明确的。所以今天投资人资格审查，所有规定必须建立在现在搞的不是香港模式创业板的基础上，这个市场仍然有比较严格的盈利标准。因此，一个企业在发展中一旦具有了盈利这个盈亏平衡点，他的风险将大大下降。
　　创业板在英文里面是叫GEM市场，其实直译过来也是成长板。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创业板都是过了盈利点，规避掉了创业高风险期，进入成长期的企业。这个过程仍然是贯彻中国改革渐变、稳定、逐步向前迈进思路的过程。这个时期的创业板之所以叫创业板，是因为我们所有文件里面叫的都是创业板，但其实他是一个叫创业板的成长板，这是一个我们看待今天创业板政策和风险的关键。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迈进到真正的无门槛、低门槛的创业板，由投资人自己风险判断呢？我不知道。我想，需要十年，也许更长时间，因为在中国无论是上市资源的储备上，我们都有大批优秀的中小企业。
　　我们600分的好学生还有很多，何必要把分数线降到0呢？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39#comment 0 Thu, 30 Apr 2009 07:38:01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5744839 <![CDATA[论“外储内用”的国家战略]]>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1058289 美国大量发行货币，直接威胁到国家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已徐徐拉开序幕，所以要讨论外汇储备管理的国家战略问题。国家外汇储备具有二重性：其一是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要在保持充分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稳定收益；其一是中央银行对国家的负债，因为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形成之时已等额发行了人民币。这两点决定了外汇储备既不能被随意瓜分，也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只能在保证进出口结算需求的前提下持有现汇或境外资产。

一只篮子不够两只篮子才行

　　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要满足三种需求，一是流动性，主要来自于进出口贸易结算的需要；二是收益性，主要来自于其作为央行负债的属性；其三是成长性，主要来自于超额外汇储备的资本本性。保持国家外汇储备的流动性需求通常以三个月进出口贸易结算额度为准，也就是在3－5千亿美元，超出部分就应定义为超额外汇储备，超额外汇储备越多，外汇储备管理的收益性和成长性就越加重要。
　　区分了一般外汇储备和超额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管理也应分为两个层次：一部分是满足进出口结算需求的基础性外汇管理，可定义为外汇储备的流动性管理；另一部分是超额外汇资产的中长期投资，可定义为境外资产的经营性管理。多年来，由于外汇储备经常不足，外汇储备管理的习惯性思路是流动性管理，主要关注外汇储备的流动性，而对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经营性有所忽视。随着超额外汇储备日益增多，国家外汇储备的经营性管理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备的保值增值，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已徐面对日益上升的汇率风险，特别是在美国经济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许多专家学者呼吁“鸡蛋不能放在一只篮子里”，建议分散持有“一揽子货币”。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四伏，美元不可靠，欧元和日元更不可靠，只要是在“货币篮子”里面选择，鸡蛋放在哪只篮子里都不安全。所以，我们应该跳出传统思路，把超额外汇储备独立出来，从“外汇一篮子”变为“资产一篮子”，这就把超额外汇储备的管理从外汇转为储备资产的管理了。

　　在上述两只篮子的思路中，一篮子是外汇，一篮子是资产，两只篮子里装的东西不同，管理方式自然不同。在近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假设外汇篮子里需要5千亿美元，资产篮子里就有1.5万亿美元，如何管好第二只篮子才是国家外汇管理的主要问题。外汇篮子面向进出口结算，管理方式以流动性为核心，资产篮子进行中长期投资，管理方式以收益性和成长性为核心，把外汇储备资产融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储备资产的管理就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问题了。

化虚为实减债持股外储内用

把一般性外汇管理暂时放在旁边，超额外汇储备这只篮子里的资产应该装什么？目前的储备资产以美元资产为主，中投公司作为国家级专营外汇投资的法人主体，成立后所投的项目也多半是美元资产。似乎在头上戴了一个美元“魔咒”，无形之中控制了我们的资产偏好。的确，在美元作为国际性储备结算货币的体制中，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偏好是“无形之手”的市场意志。在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制还没有形成之前，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美元偏好一时难以消除。

　　但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美国的美元，还是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也就可以是“人民币美元”。在人民币非国际化的条件下，创造可交易的人民币美元就能够提高第二只篮子的购买力。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国交易方式之一是货币互换协议，在选定交易对象和交易资产之后，两国直接以本国货币签约，并以双方同意的美元汇率折算为本币计价，双方所持有的美元或美元资产就成为“备兑”资产，支持了双边的直接交易。如果是中国购买他国资产，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就成为美元备兑资产，人民币就通过货币互换协议直接与对方交易，流动性较低的美元资产就作为抵押品间接提高了中国的境外购买力。人民币美元的交易模式解决了中国跨境投资和收购的支付能力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调整目前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对此，我们总结了十二个字：化虚为实，减债持股，外储内用。
　　金融海啸肆虐，全球证券化的财富贬值了50多万亿美元；石油价格暴跌，全球资源类的财富贬值了50-80%；企业破产加剧，全球企业的资产减少了约20-30%。如果我们站在月球上俯瞰地球，用看资产/负债表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当今世界经济，结论是：资产大幅缩水，负债有增无减。美元债券所代表的资产和预期都在变“虚”，此时用变虚的债券置换大幅贬值的股权和资产，就是化虚为实，减债持股。

　　人们自然要问：持哪类公司股权？买哪类实体资产？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制造业生产体系，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以“世界工厂”为中心，通过境外投资和收购不断使之完善，这就是“外储内用”。从这个角度看，温总理最近所讲的“外储内用”，应该理解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国家战略。外汇储备不能直接用于境内，却可持有境外的资源和资产为境内的“世界工厂”配套。过去一年，在金融海啸的袭击下，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非理性暴跌，其中包括石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与此同时，全球股市暴跌，金融资产也在大幅度贬值，这对于我国执行“外储内用”的国家战略而言，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会。

一篮子人民币美元六渠道可配置资产

　　跳出“一揽子外汇”的局限，把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视为交易性的“人民币美元”，美元资产的性质就变成了配置资产的交易工具。这时，我们执行“外储内用”的国家战略，当前的工作重点就应该是重新配置境外资产。在“化虚为实，外储内用”的原则下，境外储备资产的调整应超配以下六个方面的资产：

　　首先，为了让中国的“世界工厂”在技术上升级，应配置美欧高科技公司的股权。这虽然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交易，但并非不可操作，联想收购IBM私人电脑业务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建议设立一个国家级的高科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参股或贷款的方式资助相关国内企业进行境外收购，改变目前的中国投资公司模式。

　　其次，为了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重点收购境外矿产资源。中国铝业增持力拓集团的股权，中国和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货币互换交易，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收购的方式应更加多样化，除了已经完成的交易方式之外，还可以通过银行的专项授信等方法，委托国家进出口银行对相关境内企业提供贷款。

　　第三，为了改善中国人多地少的土地储备状况，应在境外建立农垦基地，并鼓励民间机构和个人在海外收购农场。事实上，在澳洲等国已经自发地出现了一些“中国村”，如果能够有法律和资金的支持，相信这也是一条储备土地资产的良好渠道。旅游治国马尔代夫考虑到未来几十年海面升高的危险，已开始策划举国迁徙的国家战略，我们虽然没有马尔代夫的“水淹灭国之忧”，但是让农民出国耕种也是解决人口压力和粮食危机的战略选择之一。

　　第四，面对人民币已经开始在周边国家流通的现实，应该考虑参股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为将来的区域金融一体化做好准备。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没有多少“泡沫”，其经济发展对中国的依赖性较强，参股甚至控股周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举措。在当年拉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就是这样控制拉美国家金融机构的。

　　第五，积极持有香港的红筹国企股票，这是非常稳健的股票投资策略。这些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严重低估，而对这些公司的内在投资价值和未来成长潜力，我们非常熟悉。从超额外汇储备管理的角度看，无论是根据收益性还是成长性的原则，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特殊投资机会。

　　第六，积极参股境外一些拟进入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用A股市场的高估值优势吸引境外优质企业在A股上市。引进外部资源，做大做强A股市场，会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经济地位，并给中国投资人带来参股国际一流企业的投资机会。中国股市的对外开放，不仅要通过QFII引进投资，还要开放境外公司落户A股来引进优质上市企业，这是一个双向开放的资本市场发展战略，也是“外储内用”的国家战略举措之一。

　　以人民币美元为交易工具，买资源，买股权，减债持股，化虚为实，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把集中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转变为跨境收购各类资源和资产的优势。以人民币美元作为选择性的交易工具，不仅是盘活了外汇储备，而且可以放大投资规模，形成杠杆效应，1.5万亿美元的超额外汇储备就可能放大一至两倍进行跨境投资和收购。此外，中国持有的境外资产还能在境外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再次放大资金量，提高杠杆率，进一步分散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样，超额外汇储备的管理就有了巨大的杠杆效应，即放大了资源和资产的储备，又分散了美元汇率变动的风险。 ]]>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1058289#comment 0 Thu, 30 Apr 2009 02:04:28 GMT http://622004638.qzone.qq.com/blog/124105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