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5626.qzone.qq.com Fri, 27 Nov 2009 04:25:49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Fri, 21 Dec 2007 07:11:22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8221082 说明： 2007年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专题研讨会”。我在会议前约三周收到邀请信。由于早已答应参加另外一个国际会议，我复信说明不能与会，但将在会前寄送一篇书面发言。11月5日回到北京，才得知“由于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很重视这篇发言，要专门研究”，发言稿被“留中不发”，束之高阁。现在过去了50多天，尚未见到“专门研究”的结果。我决定把它公开发表，请大家批评。

书面发言

郝柏林

2007年10月29日

由于早已答应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无法出席这次通知甚晚而且日期完全重复的讨论会。恳请会议组织者把以下书面发言分发给与会同志，请他们批评指正。

2005年7、8月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设的监督委员会发布了四份通报，点名或不点名地揭露了19起基金申请中的不端行为。新华社的一位记者给我发来电子信，要求采访。事实上，我是从这位记者的来信才得知这些通报。在互联网上读完通报之后，我给记者回信说：“我不准备就这些小苍蝇发表意见；现在的问题是要抓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准备了有名有姓的三件事。这位记者显然很明白自己的“边界条件”，回信曰“谢谢”，采访一事就此了案。

当前我国学术界中的不端行为确实相当严重，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然而，问题的根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在于科学界领导层和有关部门政府官员的作风与行为，在于研究资源分配不公正、不公开、不透明，在于科学政策和“评估”体系的误导。

科学界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不能仅仅以不从事不端行为来要求自己。他们应当比一般科学技术工作者更严格地律己，在学术作风上做出好榜样。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某些科学技术界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恰恰在做出不好的榜样。不首先端正高层次的学术作风，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在基层树立正确的学风。

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全心投入、亲自做实验或做推导计算，需要长期地、连续地、反复地静心思考。目前在中国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而整天飞来飞去，出会入宴的科技“领导”和“首席”们越来越多。那些实际上无法坚持做学问而又要努力维持“科学家”面目的官员，才是学术不端行为的真正根源。科学技术领导部门急功近利的“量化管理”则从制度和政策上加剧了这一状况。

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甚至没有看过稿子的文章上署名，而且“官”做得越大，每年所出文章越多。这是目前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下面的表格列出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现任领导，从做博士后以来的20年中，每年发表的SCI论文的统计(如有必要我可以提供全部论文的清单)：


当我向院士道德建设委员会的一位负责同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论文署名问题国外也没有解决，我们准备组织软课题加以研究”。诚然，署名当否的“微观”界定很难，即使把作者们都请来，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容易弄清真相。然而，一年52个星期出51篇SCI文章这样的“宏观”表现，对于任何真正做过研究、写过论文的科学工作者，不需要任何调查即很明白。科学界的上层领导如此，怎么能带出下面的好作风呢？

我们有一些部委级甚至位置更高的“领导”，不做任何组稿和写作的辛苦劳动，却以唯一作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甚至国外出版的书上。这种“吕不韦式”的著书，在科学界以外应如何看待，我不想评论。至少，在科学界内这是不应容忍的占有他人劳动的行为。

有些人在担任科学技术领导部门或研究经费管理单位负责人之后，仍然不与自己原来的单位脱钩，仍在为原部门争项目、争经费、仍在保护它们在评审或评估中获得高分。管理部门的某些中层人员到基层不是调查和服务，而是颐使气指、把人民血汗支持的研究项目作为自己的“领地”和上升的阶梯(出了问题则与之完全无关，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造假事件就是近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有详细的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NSF Manual Number 15.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Standard of Ethical Conduct, Last revised July 2007.），许多那里明文禁止的事情，在中国则是“办事规则”。建议有关部门把它翻译出来，发给从部委领导到办事员的全体干部，看看对我们有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如果到会，我还有更多的话。“书面发言”就此打住。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8221082#comment 2097665 Fri, 21 Dec 2007 07:11:22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8221082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6401374 　　 　　
　　 我国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提到基础研究就好像心虚理亏，用“应用基础”、“基础性研究”等概念来“避嫌”。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中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甚少。基础研究政策方面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提法，如把竞争机制引入基础研究，一听就明白其实还没有作过真正的基础研究，须知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从来就处于尖锐的国际竞争之中。基础研究缺少“国内首创”，即使在过去我国封闭孤立的年代，一篇论文如被审稿人指出，其主要结论已见于国外某杂志，就不能发表。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多少高校图书馆停书保刊，结果越保越少，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能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 　　 　　 　　

　　中国还有过一些为不重视基础研究作论证的“理论”。例如日本不搞基础研究，技术照样上去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早被日本学者批评。前些年还有过学习“匈牙利模式”、“苏联模式”、“波兰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的种种议论，惟独没有中国模式。结果这些洋“模式”全都自己倒台，我们还得走自己的路。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6401374#comment 2097664 Fri, 30 Nov 2007 05:42:54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6401374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3811306
凝炼出像“两弹一星”那样的“振奋人心”的项目，是一种与现在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不相适应的要求。“两弹一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民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创造的丰功伟绩。“两弹一星”的可行性已经由外国人证明，我们要自己去解决从原理设计到材料工艺、技术加工的每个环节的从常规到关键的所有问题。在做法上可以集中全国的当时实际上很有限的人力物力，不计成本、不管甚至放下其它一些项目，由中央“专委”直接推动实施。其实，现在的载人航天、“嫦娥计划”，也是由外国人证明了可行性的事情，当然需要由我们自己去发挥创造性解决许多技术关键和材料工艺问题。有必要提出研制“基因弹”、“病毒弹”吗？那是会“震愤”国际人心的。当然，作为世界大国我们必须在反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大旗下开展相关研究，有关部门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安排，那是失职！这样的事需要写进规划吗？

规划和管理部门的通病是要不断地追求新名词、新提法，而不愿几十年如一日地改善科学和教育的大环境和支称体系（infrastructure）、长期耐心地支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必须大刀阔斧地解放生产力，撤销一大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让科学工作者自由地去进行研究。科学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改善科学研究的环境和支撑体系。凡是过去几年做出过有国际影响工作的研究人员和集体，就主动加强经费支持，但不去过问他们今后的具体研究方向。可以经常检查科学工作者是否每周有六分之五以上的时间在第一线从事研究，然后每隔五年、十年去听听他们做出来什么新结果。管理部门的处长以及处以下的干部在研究基层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指挥权，他们只有了解和反映情况以及送支持上门的任务。说起送支持上门，美国Howard Hughes医学研究所对杰出生物医学工作者的资助方式就很值得借鉴.

关于科学研究的大环境和支撑体系，有以下具体建议：

一、 建设为科学和教育界服务的统一的高速、宽带计算机网络，在上层统一解决费用问题，而不是往下层层加码。
二、 由国家统一为科学教育用户订阅主要的、尽可能多一些的电子期刊，不再向用户收取费用。
三、 国家级的图书馆用国家经费订购的光盘等电子资料，不再向用户收取费用，而应放手提供使用。
四、 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等科学教育单位比较集中的城市，保证至少有一个图书馆收藏全球重要科学技术出版物。国家级（不是一般的）图书馆的收藏政策应当有一条基本认识：馆藏中有多少从来没有被借阅过的书刊，是图书馆收藏质量的一项重要的正面指标。这是信息论的一条基本原理：信息的可靠性由信息的冗余度保证。只有收藏广泛，才能保证用到时一索即得。科学技术界的行政领导们，可能根本没有过在我国科学技术图书馆中十索九缺的失望体验。
五、 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在国家大型计算中心提供免费计算时间，这可以作为资助指标的一部分,写入项目批准书。

科学经费的分配要公开透明。必须改变多年以来“小钱大审查，大钱随便花”的局面。目前许多经费的分配是不公开、不公正的。许多论证评审是走过场：“专家”原是“哥们”，方案早已内定。今后“首席专家”们不许使用别人准备好的漂亮的、专门欺骗外行的多媒体演示“拉洋片”，最好能两手空空、只拿一根粉笔去“打擂台”，并亲自回答提问。对“首席”们的一条重要检查指标是本人有多少时直接间用在科学研究上。今后那个单位、那个人得到了什么项目、多少支持，应当在网上长期公布，供广大科学技术界特别是同行监督。建议对1980年以来拿过30万元以上资助、早已验收通过的项目，进行一次回顾性的检查，看看立项时和验收时列举的目标和成果，有多少是经受住时间考验、在国内外有影响或后继工作可查的。建议凡是担任了高层领导职务的科学工作者，必须与自己原来的实验室在经费申请、成果评价等事情上脱钩回避，更不允许为自己原来的实验室争钱、争项目，也不要在自己没有参与实际工作的文章上署名。建议制定科学技术管理部门的行为守则，例如到基层不许接送、吃请、不许拿“劳务”费和纪念品。美国科学基金会有一本关于“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的规定，可以参考。

建议在长远规划中不必追求新名词，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老实实地写上：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和天体这些传统而永恒的领域的基础研究。对这些领域的要求就是要有新发现。不管有无应用前景，只要是前人没有过的新结果都应当欢迎和鼓励。基础研究领域做出突破的关键是“得其人”。基本上“得其人”之后，就是长期稳定支持，不要中途干扰。科学上的战略方向，是要有三十、五十年稳定支持，造就几代人才之后，才能成点“气候”的。

科技界的领导近几年来似乎又增加了一种危险的指导思想，即要把大量资金投入挂着公司牌子的某些单位，这些单位同时还是国家某某中心。而从学校和研究机构生长出来的不少公司企业，却长期叫喊着要解决“体制”问题，其实质就是变公有为少数掌权人私有。这乃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通道。1998年Craig Venter宣布与私人资本合作，用霰弹法独立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美国国家卫生署在此压力下当年即追加5千多万美元给7个除了Venter领导的TIGR研究所以外的测序单位。这件事要放在中国，可能做法恰巧相反。

目前科学界的浮躁、虚夸之风，其根源盖在于长期以来的急功近利政策。有些科技界的领导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怀有难解的“诺贝尔情结”，而实践中却用错误的基础研究政策推迟着我国科学界作出重大贡献的时日。超导隧道效应外国人拿了实验和理论的诺贝尔奖，其实中国实验和理论物理工作者在同一时期就分别遇到过相应实验样品和理论公式（姑隐其姓名，免得钩起记者猎奇、学者伤心）。日本人拿了有机导体的诺贝尔奖，国内也更为重视，其实1959年到1961年的高分子半导体大会战，就曾有过许多发现，然而一旦科学院党组在1961年宣布取消“制造全高分子半导体收音机”的高指标、转入基础研究，队伍就逐渐散去或转向。John E. Sulston同Sydney Brenner、H. Robert Horvitz一起拿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genetic regulation of organism development and programmed cell death”)，国内有不少介绍，但Sulston十几年如一日地在显微镜下观察线虫如何从一粒受精卵发育成959个细胞的成虫，它的302个神经细胞是如何一个一个发育和连接起来，发育过程中有72个细胞是如何按“计划”先后凋亡的。至今还不知道线虫除了提供发育生物学知识还有什么经济价值。这类研究能在中国立项和得到长期支持吗？其实，这是根本无法事先计划的，只有允许有兴趣的科学家长期自由地、安心地工作，有人才会在必然的背景下做出看似“偶然”的大事。

谈到项目，我只提一点涉及生命科学的具体意见。生物是物，现在到了更多的数理和计算机科学工作者与生物学者一起推动生命现象研究的时候。交叉科学不是议论，而是实践。我国在人类和动物基因组学直至药物研究方面，短期内成不了国际“老大”，当然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有志气在植物基因组和比较基因组学上逐步达到领先地位，这不仅涉及到农业和中草药，而且可能导致基础生物学的重大发现。希望我国水稻基因组测序的已有成绩，包括对我国自己的籼稻基因组和国际粳稻基因组两方面的贡献，都能在国内有长期不懈的后继研究。生物信息学的进展终将彻底改变生物学的研究模式，我们应当以兼容而不排它的态度支持有志于开辟新方向的年轻人。从更广的意义看，细胞、组织、器官乃至整个个体的从基因表达到信号传导、从生理到病理、药理的计算机模拟，都是应当开始进行，但必须长期稳定支持才有可能见效的方向。

这里不妨用细菌基因组的研究为例，想想我国在战略考虑上的差异。如果建议用几亿元人民币测定200个细菌的完全基因组，会受到支持吗？水稻基因组的测序经费都举步维艰，何言细菌。然而美国能源部在支持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又提出了“从基因组到生活”(Genome to Life简称GTL)的战略计划，其中包括测定几百种细菌的完全基因组。美国科学基金会在2002年11月宣布，用1700万美元资助构建“生命之树”的计划，其中用于测定8个细菌门的代表菌株的经费是3年428万美元。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换在我们这里会怎样呢？

在我国目前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战线实际上仍很薄弱的情形下，片面强调国内“竞争”是根本错误的。必须把有限的人力调动起来，团结合作，去同国际对手竞争，才能使我国科学事业摆脱长期分散经营、低水平重复的状态。在人才政策方面，要大力支持那些真正立足于这片热土，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人们，而不是用大钱请少数每年来少量时间的学者装点门面。这样做其实是不断向国内的年青人发出信号，叫他们无论如何要奔往国外，至少也要“出口转内销”。

急功近利的基础研究政策，已经使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浪费了多少人力和物力，致使我们的许多工业技术长期缺乏真正独创性的科学支持。为了人民，为了历史，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请科学技术界的领导跳出这个建国以来转了多次的怪圈吧！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3811306#comment 512 Wed, 31 Oct 2007 06:15:06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193811306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5 看了刘俊明关于伊辛模型的博客文章（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719），想做一些更正和补充。首先，伊辛一生发表了不只一篇论文。王竹溪先生在统计物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155页上就引用过伊辛1931年的论文（Ising, Ann. d. Phy. 8(1931), 905），说明“由于天平的布朗运动，测质量的精确度不能超过10-9克”。

伊辛1925年解决的只是一维问题。文章发表初期，引用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海森堡1928年论文引言中，引用伊辛经典模型中没有相变，作为引入量子模型的论据。海森堡模型所引发的统计模型和可积系统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硕果累累。1944年Onsager发表了平面正方二维伊辛模型的精确解，证明确有一个相变点。这是统计物理发展的里程碑。不过，那篇文章极其难读。直到1949年Onsager和Kaufmann发表了使用旋子代数的新解法，人们才得以领会奥妙，计算其它晶格，并且开始了求解三维伊辛模型的尝试。

年青的Luttinger写信给Onsager，想用他的方法求解三维问题，作为博士论文。Onsager回信说，用我的方法解决三维伊辛模型的可能性等于零。1950年代初，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人写出了三维问题的“解”。Eliott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说，那不可能是对的。同一时期有流言盛传，说一位年青的英国人解决了三维问题。直到Onsager专程去了一趟英国，传言才销声匿迹。那位年青人叫John Maddox。他在失望之余，放弃物理，改做科学记者，最终成功地担任了许多年《自然》杂志的主编。退休前后，英国女王赐封Sir头衔。1985年Maddox访问北京，笔者当面核对了这段历史。1978年曾经传闻，理论物理尖子之一，苏联的Polyakov解决了三维问题，但不久就烟消云散，Polyakov转去做量子引力。

Onsager求得配分函数，顺便得到比热临界指数α=0。他曾在一次国际会议的讨论中，在黑板上写出另一个临界指数β=1/8，但是从来没有说明是怎样算出来的。1952年杨振宁严格计算出β，是对伊辛模型的重大贡献。1967年吴大峻等计算出另一指数γ=7/4。1966年杨振宁应邀参加一次关于相变的会议，返程时与Onsager在候机室中谈话。杨先生对Onsager说，我可以跟随你的全部推导，计算出那一大堆对易关系，但是始终不明白你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那天Onsager的情绪很好，打开了话匣子。Onsager说，他离开欧洲到美国之际，听说有人把两根一维链连成一架梯子，还可以精确求解。于是试着把三根、四根、五根一维链横着连起来，计算出配分函数。一直算到七根，就悟出一般算法，写成文章。1995年杨先生在厦门举行的第19届国际统计物理学大会上做报告时，回忆了这段往事。可惜后来在为会议文集撰写的文字里，省去了这些细节。

在尝试过求解三维伊辛模型的人中，笔者可能属于少数没有输光者。那是在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全部关闭，业务工作完全停止。我在运动初期挨大字报和接受批判之余，躲在家里求解三维伊辛模型。我先回顾了二维问题的各种解法，看那一种有可能推广到三维。一个难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想出多种解法。Baxter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伊辛模型的第399种解”。我提出一种以四元数做转移概率的三维无规行走模型，它的严格解可以回到正确的二维伊辛模型。记得1960年代末的某夜，我以为拿到了最后结果，兴奋地算到天亮。不久就明白了，它只是三维伊辛模型的一个封闭近似解。1972年杨振宁先生访问北京大学，在临湖轩同一些物理学工作者会面。杨先生逐个询问大家在研究什么，我就说了伊辛模型，并问起三维问题有何进展。

我在简单立方晶格上的计算涉及到非对易的“体”上的12乘12的行列式。最直接的做法，是坚持使用左乘或右乘，按行或列展开，得到左行式、左列式、右行式、右列式四个对象。苏联数学家塔拉索夫曾经证明，如果这四个量相同，那原来的行列式不是定义在“体”上，而是定义在对易的“域”上。我注定会得到两个或更多的结果。幸运的是我首先算得的结果，正好是伊辛模型的封闭近似解。几天后算出的另一个解，物理上完全不对。由于计算上的“非唯一”，这结果一直放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同数学所许以超、石赫讨论，领教了华(罗庚)门弟子的过硬算功。许以超当晚解析地求得那唯一的临界温度，与我的数值结果一样。他们的严格结果，恰好同我第一次计算所得一致。我们的联名论文发表在《物理学报》上。这一组工作得了1987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为了把计算推广到三维体心立方晶格，需要计算16乘16的“体”上行列式。这超出了手工操作的可能性。于是我着手引进计算机解析推导的软件，最初是REDUCE和巴黎萨克莱核中心理论组J.-M. Drouffe搞的CMP。最终计算是同博士生符洪与萨克莱的Robert Conte共同完成的。经过几个月的人工准备，那最后的计算在IBM3090计算机上只用了9秒钟。英文文章发表出来已经到了1986。

1977年4月我初次到欧洲访问，在奥尔塞的巴黎南部大学做了报告。当晚，Rankovici教授在家里请客，做陪的是后来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de Genne。我和Rankovici就三维伊辛模型是否存在封闭解有所争论，他说“不存在”，我根据计算中遇到的大量规整对称的中间结果的启示，说“存在”。最后我们赌了一瓶香槟酒。不过，至今这瓶酒还没有归属。

1981年我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做访问教授。德国的Hermann Haken趁机邀请我和老伴参加在阿尔俾斯上南麓举行的协同学讨论会。会议主题是“自然界中的有序和混沌”。我在会议上还是讲有序，即三维伊辛模型的封闭近似解，不过从山上下来就钻进了混沌。发表在会议文集中的报告，是我关于伊辛模型工作的第一篇英文记录。

1970年代末，王竹溪先生曾用3个半天，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讲述了二维伊辛模型的Onsager和Kaufmann解。王先生在最后说，关于三维模型的最好结果是郝柏林得到的。可惜王先生的话没有书面记录，只留在一部分讨论班参加者的记忆中。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5#comment 2097664 Fri, 12 Oct 2007 06:48:16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5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4 好象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的讨论中，话题之一是“宽容失败”。初听之下，颇感费解。多年来，我们在“付学费”的名义下，已经宽容过多少失败！谁能举出由于未能“宽容失败”而导致的重大教训？何止“宽容失败”，我们甚至宽容过犯罪。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芯”造假事件，最终处理结果究竟如何？2006年5月12日交通大学关于汉芯事件的通报中宣布的“追缴相关经费”、“追缴相关拨款”，到底收回了多少？那些曾为陈进的骗局大开绿灯的管理机构，那个承认有过失误？在鉴定会上说了好话的几位院士，谁做过自我批评？

　　其实“宽容失败”更多是道德层面而非法律范畴的事。在探索未知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那一位真正的研究者没有经历过失败？他们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地奋斗，何尝要去乞求“宽容”。对于经过反复论证和审核的重大技术和工程项目，失败是不能轻易宽容的，至少也要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使学费白流。“科技进步法”的名称就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样本，难怪讨论中弄不清本来清楚的事物。

　　在我国科学研究资源分配“小钱大评、大钱小评”甚至“不评”的缺少透明度和公正度的情况下，有些“首席专家”或重大课题“负责人”，拿了数以亿计的经费，盖起豪华大楼，顾用国内外学者出文章，把兼职人员在国外做出的成绩也放在本单位的网页上宣扬，有些甚至堕落成国外企业的代理商。如此这般的欺下瞒上行为，连旁观者都担心他们将来如何交账。现在好了，一笔“宽容失败”就可能轻轻带过。千千万万的辛苦纳税人，你们可要警惕啊！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4#comment 512 Tue, 18 Sep 2007 06:17:34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4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3 一篇《科学时报》先答应而又不敢发表的短文

一篇《科学时报》先答应而又不敢发表的短文

论文署名和投稿的严肃性

郝柏林

在经过同行审稿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和长期记录。这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然而，近几年来在管理部门的某些片面“量化”指标的导引下，在没有时间坚持一线研究但仍然要保持“学者”面貌的某些人的愿望驱使下，我国学术论文署名和投稿方面出现不少问题，而且波及国际期刊，屡屡造成不良影响。最近，五家生物医学信息国际杂志的七位主编们联名发表社论，重申投稿行为规范，《科学时报》全文译发，我国学人宜严重关注。
直接盗用他人成果的拙劣行为比较容易被揭露。一“果”多文、一稿多投的“自我剽窃”则比较间接，却为审稿人和编辑们增加无益劳动。对引文的“巧妙”处理，把别人的成果逐渐变成自己的“创新”，就更为隐讳，非局内人难知真相。仅仅由于管理关系或领导职务就在别人“奉献”的文章上署名，以至“官”越大，文章越多，亦非罕见。更为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设法掩饰已经有所揭露的不端行为，甚至以署名问题“国际上也未解决”，需立“软课题”加以研究，来保护当事人过关。
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一篇论文上署名。只有在本人作过实质性贡献的文章上才能署名并在出现问题时首先负责。对于科学界的领导层，没有不规范行为只是一种最低要求，他们应当身体力行，以更高的标准作出表率。只有领导者和为人师表者的榜样，才是端正学术风气的保证。


下面是此短文背后的故事：
2006年3月中旬美国左治亚州大学徐鹰博士给国内一些从事生物信息学的同行送来上述五刊七主编的联名社论。郝柏林建议《科学时报》全文译发，并允配以短文。北京大学魏丽萍教授，五刊编委之一，协助取得翻译版权。
Date: Wed, 29 Mar 2006 09:37:35 +0800 (CST)
From: Hao Bai-lin [email=[ft=,1,宋体]hao@itp.ac.cn]hao@itp.ac.cn[/email] To：XXX, YYY
Subject: a short note
XXX、YYY同志：
送上约500字短文一则（见附件）。问好，柏林

Date: Wed, 29 Mar 2006 09:53:13 +0800
From: XXX To: hao@itp.ac.cn
Subject: Re: a short note
文章很好,谢谢!待YYY的翻译稿件(并获得授权)出来之后,同时发表.XXX

五刊社论于2006年4月4日发表于《科学时报》，但短文未发。

Date: Wed, 12 Apr 2006 06:28:56 +0800 (CST)
From: Hao Bai-lin [email=[ft=,1,宋体]hao@itp.ac.cn]hao@itp.ac.cn[/email] To: XXX
Subject: 不发表短文的原因
XXX同志：
我想知道《科学时报》为何最终不敢发表这篇你认为很好的短文。谢谢并问好，
郝柏林

Date: Wed, 12 Apr 2006 10:48:46 +0800
From: XXX To: hao@itp.ac.cn
尊敬的郝先生：
惠书收悉。很遗憾，本报没有将您的文章发表。
正像您对我所说过的，报社和您在用稿时“两不催”，报社不催（问）您，您也不催（问）报社。另外，套用“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话，报社编辑在约请及非正式接纳一篇稿件时，不一定都要事先征求单位领导的意见，但发表一些重大稿件时，则一般要征求领导意见，也就是说，编辑是有组织纪律的。我这个“套用”并不一定合适，可能让郝先生见笑了。还望您海涵！您曾对科学时报社给予了许多支持，衷心希望您还能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包括惠赐稿件，提供对我们办报的建议！XXX 4月11日

Date: Wed, 12 Apr 2006 15:03:39 +0800 (CST)
From: Hao Bai-lin [email=[ft=,1,宋体]hao@itp.ac.cn]hao@itp.ac.cn[/email] To: XXX
Subject: Re: 不发表短文的原因
XXX同志：
谢谢复信。
一、必须纠正你对“两不催”的曲解。我的“两不催”，一是原则上答应写稿后出版社不催着要，待其瓜熟蒂落；二是稿件寄出后我不催促出版时间。人生一世文章有限，每篇稿子都是一个孩子；我不会寄出了事，不问前程。例如，对文字改动我是要字斟句酌的。
二、你转弯抹角用了那么多字，说穿了是一句话：文章虽好，你的领导不同意发。我理解你不得不自食其言的苦衷。
三、然而，你们应当按出版界的规矩发个退稿通知。这是点起码的礼貌。
四、既然贵报不敢发，我将自行公开发表此文。也许连同短文背后的小小故事一起发，读者们会更有兴趣。
问好，
郝柏林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3#comment 512 Fri, 31 Aug 2007 07:07:37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3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1943 年中央和北平两研究院的副院长李书华应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之邀,组织编写了《科学概论》一书. 其中钱临照撰写的《物理学篇》结尾处云: “物理学之研究,初非以谋实用为唯一鹄的也. 然其研究之结果,在今日应用之广,实无其匹,富国利民之例,岂胜枚举. 若日务汲汲于事功之较量,何者宜加以奖励,何者直加以限制,则实为舍本求末. 吾人期期以为不可也. ”这段文字,翻译成白话,难道不会在今天引起共鸣?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19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周恩来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周恩来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大跃进（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前苏联撕毁协议、撤退专家. 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 三年困难时期(1960 —1962) ,国防科研战线的无名英雄们饿着肚子坚持工作,创造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丰功伟绩. 那不是我国科学事业的黄金时代,却永远作为一个英雄时代记入史册.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直接、间接地参与国防研究,为国防科研机构的建立输送人才和技术. 张劲夫的长文“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是那一时期的生动写照.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毛泽东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1985 年3 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一位领导的报告中说:“……改革科技体制,就是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 千军万马,是指整个科技界、知识界”, “摘什么桃子? 大桃子小桃子都要.”就拿桃子作比喻,从选种育苗、灌溉施肥讲起,恰好说明科学的作用. 不过在那位演讲人看来,科学技术成果已是漫山遍野的桃子,科学技术界视而不见或不愿采摘,要加以动员. 这里涉及到对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基本估计. 其实,1976 年初中国科学院“小四人帮”向上级汇报时,就说过“最难办的是那一批红帽子”,指的是那些时而被誉为“又红又专”、时而被批成“修正主义苗子”的中青年业务骨干. 1985 年科技界某领导说“, 基本上不能指望现在中年以上的这些科技人员了. ”后来还有过“就是要叫科学院坐不住!”“科学院再不改,要考虑易地重建”等种种提法.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特别是科学工作者,始终以国家兴亡、民族振兴为己任. 20 世纪的中国,何曾有过供知识分子偏安的“象牙之塔”. 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工作者关心着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且为民富国强作出了贡献.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提到基础研究时好像总是心虚理亏. 于是想出什么“应用基础”、 “基础性研究”等糊涂概念来避嫌. 科技部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进步,终于设了一个基础研究司. 不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中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甚少. 基础研究政策方面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提法. 有人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基础研究”,一听之下就明白他那里其实还没有作过真正的基础研究. 须知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从来处于尖锐的国际竞争之中.基础研究无“国内首创”. 即使在过去我国封闭孤立的年代,一篇论文如被审稿人指出,其主要结论已见于国外某杂志,就不能发表.
有人说“, 竞争”是指获取研究经费. 工程项目可以也应当竞争投标,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不能这样做. 其实,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资助原则很简单:只要过去5 到10 年有国际同行承认的科学贡献 (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综述、在境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发表专著等,这都是要基于本人的创新结果的) ,就可以继续支持5 年而不问其下一步作什么. 这样作是否对年轻人不利? 刚起步的年轻人要在活跃的研究集体里冒出来. 一般说来,优秀青年在博士生和博士后期间就会作出杰出的成绩,待到独立申请课题时早有5 年以上的成果可查. 此外,还有专门资助杰出青年学者的各种基金. 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资助单位. 不过,谁要是老老实实按基金申请书中所填“立论依据”、“研究方案”开展研究,就注定不可能有原始创新.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comment 512 Wed, 27 Jun 2007 07:18:34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1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0 中国教育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

在现代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其人生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受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从事教育工作。教育涉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涉及到整个社会，因此也是所有人关心的事情。我们国家的教育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老师很苦，学生很苦，家长也很苦，三头受罪。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在这种状态里逐渐解脱出来？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人类一代一代把所有的新知识、新技术，对自然界的新认识都传给下一代，教育活动是人类活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古老的历史上，也许受过教育的人只是少数，都是统治阶级，但人类的进步，所表现的方向之一就是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教育，我们国家早过通过了《义务教育法》。我们国家的教育还有一些传统，这些传统在相当意义上束缚着我们。比如说各种考试，通过还是没有通过，决定一代人未来的道路，因此老师、家长和学生都花很大的工夫来“应付”。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管”

如果说现在教育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管”。教育部管得太多，学校的老师管得太多，家长管得太多。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教育部，各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他们应当主要把力量放到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上。这个是涉及到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从法律上讲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而不要对大学管得太多。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好的大学，应当是相当独立、相当自治的，每一个大学可以有自己的分科，自己的特点，不要强求一律相同，一刀切，这个“一刀切”是最大的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0#comment 512 Tue, 22 May 2007 10:52:49 GMT http://622005626.qzone.qq.com/blo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