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5681.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20:32:17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25 Mar 2008 02:47:34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206413254
结合我自身的科研实践，我有五点心得体会：第一，科学研究有突破，就是要有一个活跃的学术氛围，即学术民主。当年在北京九所听彭桓武先生讲课时，总是有一位中年男子不断向彭先生提出问题，彭桓武先生一边讲一边与对方展开讨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我当时非常纳闷，后来才得知，与彭桓武先生展开论争的就是著名科学家程开甲先生，正是有了这种自由的、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研究工作屡获突破。第二，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拥有科学的思维方法至关重要。好的idea需要很好地提炼，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总结、感悟他人的良好思维方法，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彭桓武先生就经常对我说，“3”与“1”之比“3”可看作无穷大，把这种近似处理方法运用到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的研究中，获得了很多物理规律的认识。第三，要善于总结，不仅要总结自己，也要总结他人，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看的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带给人很多启迪。第四，就是兴趣。兴趣，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一定的目标，并建立在正确的思维方式之上的，会随着工作程度的深入而发生变化的，更需要有执着追求的精神。第五，就是理论要与实验密切结合，我们的研究成果才更有意义。宏观的理论有了，重要的参数拿到，我们才能design。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206413254#comment 2097664 Tue, 25 Mar 2008 02:47:34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206413254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203923548
　直到1961年中，当时理论室第一副主任周光召用理想条件下炸药爆炸最大功的计算证明了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是错误的，才摆脱了当时的困惑，从而全面铺开了原子弹总体物理设计工作。再经过一系列工程技术研究与创新，我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人在收集到爆炸后的尘云并测试分析后不得不承认中国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技术。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有专家曾断言：我们走后中国人在20年内搞不成原子弹。可是就在这样断言的短短四年后，中国人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研制成功了自己的原子弹，为了永远记住前苏联1959年6月的毁约这一事件，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就叫“596”，又称“争气弹”。

如果说研制原子弹前还有苏联专家的简单介绍，可是在突破氢弹过程中，就根本找不到一点儿可供启发的资料。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突破氢弹。理论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家完全沉浸在思考、热烈讨论和争论之中，晚上12点后办公大楼仍然灯火辉煌。最后彭桓武集思广益、凝聚大家的想法，建议兵分三路，分头进行突破氢弹原理的攻坚战。1965年下半年于敏领导一个小组去上海计算，找到了热核点火和自持燃烧的关键，抓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于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接着1967年又进行了大当量试验，我们抢在法国人之前突破了氢弹。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突破氢弹原理，我们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在核武器国家突破氢弹的历史上中国人的速度是最快的。

突破了原子弹和氢弹之后，我们就集中力量进行型号研究，为装备部队而努力。70年代后期，我们又投入部分力量进行中子弹的探索。中子弹是一种特殊型的氢弹，需要进行新的原理探索。研究人员分解研究了中子弹作用过程中大量的物理因素，终于抓住了主要矛盾，然后进行集成与总体研究设计。 1984年经热试验证明，突破了中子弹原理，我国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掌握了中子弹技术。

为了保持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九十年代中又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任务。1996年我国签订了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为了确保禁核试条件下库存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需要对核武器的科学问题作更深入细致的了解，为此我们又开展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核爆模拟研究。

我深深感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自主创新发展国防和民用高技术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核武器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科学、技术、工程、试验等一系列研究。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也造就出了一批优秀科技人才。到目前为止，仅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方面，先后有2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参加或长期从事核武器研究、设计和生产，其中有9位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另有14位同志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两院院士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研究、设计和生产核武器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工作需要，目前有些院士已转入到基础研究和国家重要高科技的研究工作中去。

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的科技综合实力仍然排在很多国家的后面，很多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在当今开放的环境下，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是我国加速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但是国家的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实践表明核心的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高科技，是无法从国外买到的，只有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能建立自己的强大的科技基础。目前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核心就是要求通过自主创新进一步增强我国科技实力，为实现2020年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

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全体院士肩负着推动和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带动全国科技界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的重任。我们全体院士将一如既往，响应中央走中国式自主创新道路的号召，积极投身于自主创新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新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203923548#comment 2097664 Mon, 25 Feb 2008 07:12:28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203923548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9950908
　　此外，在高能量密度下可压缩流体会产生新特性，如在超强激光作用下，高能带电粒子呈加速特征，这正是天体物理中存在的现象，也是前沿物理学发展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新的学科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就中国目前现状而言，大学的最大优势是人才资源丰富，且青年学子学术思想活跃；科研院所则专业力量强、设备精良。前沿科学的发展需要这两种优势的互补，它们之间的合作最有利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北京大学应用物理与技术研究中心将运用理论、实验、高性能数值模拟密切结合的研究手段，努力开展面向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重大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并积极探索具有挑战性的若干科学前沿问题，同时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奉献精神的年轻科学家。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9950908#comment 512 Thu, 10 Jan 2008 07:41:48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9950908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8223535
怎样在计算机海量的数据中筛选有用信息，这便需要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物理学家是用数学方法计算物理过程从而找出规律，计算机为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可以计算出过去物理学不可能描述的物理过程。举例来说，对超新星的研究，计算机不仅可以计算其爆炸过程，“虚拟现实”软件还能以图片形式模拟这一过程；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亦应归功计算机的海量计算。

然而，怎样在计算机海量的数据中筛选有用信息，这便需要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在复杂的事物面前要学会“否定”，这就如同遴选金矿一样，假设10个矿藏摆在面前，需先否定四五个；物理学乃至所有科学研究都需抓住最为本质的问题，亦即抓主要矛盾，这就如同抓住象鼻就知道了大象一样。

我师从“两弹”功勋彭桓武先生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这在学习课程上是很重要的，老师一堂课讲了很多，其实归纳起来就很少的几个要点。如果你能把一节课的内容总结出很少的要点，说明你就学会了！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8223535#comment 2097664 Fri, 21 Dec 2007 07:52:15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8223535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5178194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年参与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当时正值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科研所的工作人员想查阅1945~1960年代中期美国氢弹爆炸后的报纸，必须要到外交部图书馆登记才能查阅。出于安全考虑，在当时，科研人员都要隐姓埋名。但我感到很欣慰，很自豪，虽然当时科研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团结一心，乐于奉献，在所里无论资历深浅一律平等，学术相当民主。每当我们取得一项重大成就并公开宣布后，第二天周围群众总是用粉笔在地上写满了感谢的话语。这时我们感觉我们并不孤独，我们身后有几亿人民群众在支持着我们。

　　要有好的思维方法

　　在不断攻克难题的过程中，我总结出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好的思维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又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彭桓武先生。彭先生一直非常强调看待事物要抓住本质，学会粗估。这种正确的思维方法，使我一生受益匪浅。现在我也向广大学子提出建议，那就是要学会相互交流讨论，在讨论中让思想碰撞出火花。

　　学得好，学得活，学做人

　 在我看来，学得好很重要，可以让人拿到毕业证，但在实际应用中更需要学得活，这样才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然而，一切的前提是先要学会做人，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5178194#comment 2097664 Fri, 16 Nov 2007 01:56:34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195178194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5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同时，高职也需要加强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介绍。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量子力学、基因、纳米、相对论等概念，将很难适应今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从社会发展来看，高职教育与高等工科教育应该是有机的整体，有交叉、重叠和分工的差别，不应该割裂开来。

高等职业教育的前景是美好的，社会需要决定了高职的生命力。目前，高职教育已经占高等教育的半边天，发展高职应该展望2020年。制定高职的政策绝不能“一刀切”，否则会扼杀职业教育的光明前途。建立创新型社会，不仅仅是研究型大学和普通高等学校的任务，也是职业教育的任务。获得诺贝尔奖是创新，引进新技术并加以改进也是创新。

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在不断提高。社会认识的提高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总结经验并进行宣传。

高职应面向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需要高职生，因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很难留的住，高职毕业生正好乘虚而入。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很快，高职也要面向民营经济的发展。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近期和远期的关系，今天的高技术有可能是明天的低技术，要有长远考虑；要处理好地区差异，东部，中部，西部有差异，制定政策不能够一刀切。要处理好产学研的关系，以职业教育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经济发展了又可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5#comment 512 Fri, 12 Oct 2007 05:40:57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5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4
在1956年,我就读于浙江宁波中学上高二时，国家急需人才，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令。宁波中学组织学生干部，集中介绍国家发展需求，请老师讲解半导体、核聚变等物理知识。在一部录像片中，学校介绍了王淦昌在前苏联讲课的情形，特别提到了核聚变，如托卡马克装置等。在录像中，第一次看到了王淦昌。王淦昌很善于抓住年轻人的心，物理课讲得十分生动，过人的学识令人非常佩服。虽然我对文科有浓郁兴趣，最后在高考时还是决定考理科，并顺利进入王淦昌曾任教多年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与核物理结下了终身之缘。

　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时，没想到王淦昌先生就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不同的是，王淦昌作实验研究，我的是理论研究。

记得在讨论问题时，王淦昌总是对年轻人好的想法，立即给予支持。

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王淦昌不仅是一位威望很高的科学家，还善于协调与组织。为进一步推动激光核聚变事业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淦昌知道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优势是高功率激光技术，而当时的二机部九院在激光聚变能物理研究方面有优势，他建议中科院上光机所和九院开展合作。因为，激光核聚变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如在靶物理理论基础上，需要制靶、研制驱动器，并进行诊断，最后开展靶物理实验。由此王淦昌提出，“合则成，分则败”，“瞎子背瘸子”的观点，强调中国搞激光核聚变研究只能用一个牌子，即“中国牌”。

在王淦昌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于上世纪80年代建立。以后的实践表明，当时的联合实验室后来为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开始了“神光-I”激光器的设计。该激光器80年代后期建成，1994年退役。虽然光束质量不理想，但它开启了我国利用高功率激光器进行物理理论、实验、诊断、制靶、整体研究的时代。在“神光-I”上我国物理学家作了多项实验，其中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第一次测得了热核聚变中子。

王淦昌还多次提到，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事业是被国外封锁的，要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讲话中谈到自力更生与引进的关系时指出，“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中，他要求坚持自力更生精神。他和王大珩院士向聂荣臻元帅报告“神光-I”建成时提到，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得到聂荣臻同志的高度赞扬。

1992年，李政道问王淦昌：“您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王淦昌考虑片刻后回答说，“我对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个想法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后来还成为国际上惯性约束核聚变（ICF）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使人类有可能彻底解决聚变能源问题。

另外，据很多从事实验物理的技术专家介绍，王淦昌在实验方法方面经常有自己的绝招。

核试验中为士兵健康呼吁

1969年，我国开始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在一次探察地下情况时，经常在实验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发现，带电粒子探测器不断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王淦昌意识到洞内一定有问题。通过检测分析，洞里含有损害健康的氡气，而且远远超标。当时，很多解放军战士和实验人员在洞内操作。王淦昌十分痛心，立即向相关领导报告。他呼吁，要保证战士的健康。由于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有些上级领导不尊重科学，反而批判他的呼吁是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王淦昌不为所吓，坚持科学，坚持自己的意见。

王淦昌关心同事、下级和后辈的事例很多。在核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人，只要谈起王淦昌无不肃然起敬。

王淦昌有一次在辽宁认识了一位航天部四川某单位的科研人员，得悉这位研究人员患了癌症后，马上写信给予安慰和鼓励。在病榻前，这位科研人员让爱人连续念了几遍，感动地说，“先生那么忙，还抽空给我写信，那么谦虚。我这辈子能结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待人和蔼、谦虚谨慎的老前辈很幸运。”

一个科学家的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兴衰密切联系，王老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测量中微子的方案，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条件，只好发表论文，最后让外国人用他的方法测到了中微子，使诺贝尔奖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他1964年提出的激光核聚变思想是在旧中国，则也会与测量中微子出现同样的命运。只有在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激光核聚变这样一个大科学工程才会得到国家重视，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在中长期规划中成为重大专项。科学家个人才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国家才能兴盛。王老一生扎根国内，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深刻体会国家强盛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4#comment 512 Fri, 31 Aug 2007 06:40:32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4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3 在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试验成功以后，接下来就是核武器小型化。早期我们研制的核武器个儿比较大，笨重，只能固定在地下井中发射，很容易被别人通过卫星发现，易被摧毁，所以要不断小型化。小型化就是机动化，机动化以后，跑来跑去，别人很难发现你，就可保存自己。1986年的时候，邓稼先院长已经在病床上，他跟于敏先生、胡仁宇先生等几位向中央打了一个加快核武器试验的报告，建议我们国家应该抓紧将核武器进一步小型化。因为美国已经有了上千次的试验，经验丰富，早已小型化、机动化，然后1992年就开始停止了地下核试验。当时我们只有约四十来次的试验，他就想压我们禁止地下核试验，我们顶住压力，争取了时间完成了小型化。1996年我们在核禁试条约上签了字。禁试以后，美国正在建立各种技术平台，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核武器物理分解研究，最终进行高性能计算机上数值模拟研究，以确保核武器的库存可靠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了确保我国核武器可靠、有效和安全，我们国家现在也在积极进行实验室条件下核爆模拟研究。

通过大家的努力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援，我们中国有了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然后又核武器小型化，核武器主要类型都有了。现在美国人对我们就不能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所以沙祖康大使到我们所里说，有了核武器，我在和人家进行裁军谈判时，腰杆子就硬多了。当然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我想，一个是经济的发展：广东发展很快，中山市作出了重要贡献，听说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上海、深圳、浙江、北京等地发展也很快；我国现在又在进行西部大开发，我想在若干年以后，西部肯定也是蓬勃发展；到2020年或稍后，我国GDP总数可能会超过日本的水平。经济的发展，加上有核武器，另外还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这三个是我们国家今天可以挺起腰杆子说话，在国际上人家不敢小看我们的很重要的原因。

有一些同志不理解，说你花这么多钱去发展核武器是否值得？我刚才已讲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说话不算数，人家就欺负你，威胁你要使用核武器。有了这个以后，就为今天我们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国防支撑。我们只有四十几次的试验，美国是一千次以上的试验，我们花的钱，仅仅是人家的1%~2%，在物理设计水平上已与美国在同一档次上，应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

三、 对发展高科技的启示谈三点。第一点，核武器本身是国防高科技，它的发展也带动了国防和民用高科技，例如：由于核武器研制需要，发展了铀矿的开采和冶炼，并带动同位素分离技术，为后来核电发展及核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核武器部件研制需要带动了一些特殊材料(除铀、钚以外)、高性能炸药，以及性能要求特殊的金属、非金属等多种材料发展；对高性能电子学元器件设备和技术的需要，带动了IT业若干产业的发展，以及性能提高；精密加工需要，带动了精密加工工艺发展；核武器物理设计需要，带动了大规模计算机模拟，促进了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等等。除了上述技术以外，核武器的研制还促进了基础科学的深入发展。由于核武器的作用过程涉及到物理学、流体力学、数学等学科的多个领域，因此核武器的研究既深化和发展了这些领域的内涵又产生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总结这方面的成果基础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已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科技论文，出版了近50部专著。

第二点，从发展核武器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提供我们发展我国高科技的一些启示。特别是一些跟国防有关的核心的高科技，西方国家不会卖给我们。总结我国发展核武器的经验，发扬热爱祖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精神，来发展我国的经济，特别是高科技，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很不错，势头也很好，高科技的生产已占了较大比重，但是，大量的产值是合资企业生产的，是外面的公司在我们这里生产的高科技产品的产值，这虽然对发展我们的经济十分重要，但如果我们深入地想一想，就包含了某种风险在里面。一旦有风吹草动，外资可能会大批撤走，它的厂房可以留给你，机器可以留给你，但是核心的技术，他没有告诉你，这样生产就会受很大影响，甚至停顿。即使你能生产，但是知识产权不是你的，人家就会卡你。另外，在国防上，我们买了人家很多飞机、兵舰，自己没有掌握关键技术，部件添换受制于人，这也是很危险的事。因此在这一点上，我感到有某种危机感，我们只有真正掌握核心的技术，我们才不怕。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撤走了以后，不光是核武器，整个国家很多大项目就处在停顿状态，建设受到较大影响。在今天，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日子再次到来。可是虽然可能性小，也不能说100%不会到来，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要有一种忧患感。你们这里的同志很多都是管科技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大学生。我想大家的责任很重，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同时进行消化吸收，要重视基础研究，特别要强调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真正掌握自己的高科技的核心技术。因此我想热爱祖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振兴中华，这些精神，不应只是在研制核武器过程中体现出来，也应在发展国民经济中体现出来。

第三，还需要专门提一下，发展核武器也可为发展大科学工程提供经验。在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科技事业中，必然会有很多大科学技术工程需要建立和攻关，它的完成对国家的发展将十分重要。如何组织好这样大的工程，需要有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决策，需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需要合作协调攻关。组织者的能力和水平，团队的能力和献身精神将起关键的作用。我想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可以提供这样的经验。

这些重要任务要落到你们这些年轻的领导者身上，也要落到你们这些大学生身上。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3#comment 512 Fri, 15 Jun 2007 07:36:12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3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2 首先苏联撕毁协定，导致我们核武器研制的困难。大家知道，我国跟前苏联早期还是比较友好的。建国初期，大概在1956年左右，我们国家跟苏联签订了十来个协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协定，就是苏联答应援助我们研制核武器。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也由于美国知道了以后，压苏联，不让援助我们，所以苏联后来就撕毁了协定，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在没有撕毁协定以前，苏联的确曾派专家来，当时苏联专家顾问曾给二机部部长等少数人讲过课，留下了一份简单的记录。当时苏联还答应送给我们原子弹的模型。后来情况变了，单方面要撕毁协定，尽管来了专家，也不给我们讲什么东西，你去问他，就不吭声，甚至当他看书的时候，见我们进去，他马上就把书往抽屉里一放。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看的书，是已经翻译出来的鲍姆写的《爆炸物理》，一本很一般的书，他都向我们保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就叫这些专家为“哑巴和尚”。大家很气愤，你原来答应给我们，现在又卡我们。在我们的研究所里有哑巴和尚，整个国家也有哑巴和尚，可能一二百人，在1961年的时候，全部都撤走了。核武器援助协定撕毁是在1959年6月，所以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是争气弹，是因为1959年6月这段不能忘怀的日子。这是一个方面的困难。

另外的困难是1958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各方面条件非常差。最早核武器的研究所是建立在北京，所址周围原来是墓地，非常荒凉。盖房子不像现在，有大的起重机，盖得很快。那个时候条件很差，科研人员跟工人一起劳动，把房子盖起来。非常遗憾的是，前几年，因为最早盖的房子已经陈旧了，有一栋已经拆了，盖了新的楼，很有纪念意义的楼拆了，非常可惜。当时盖房子的时候，刚好是大冬天。大家知道北京很冷，和水泥、挑砖、砌砖，手冻得很。当时邓稼先同志（他是最早调来所的科学家之一）也跟大家一起劳动，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你美国压我们，你苏联“老大哥”又卡我们，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长志气，争口气。大家正在参加盖房劳动时，宋任穷部长来看望大家，看到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他就鼓励大家说，你们中有些同志是学空气动力学的，你们肚子里有气，就要把它变为动力。当时群情比较激昂，感到我们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当时很艰苦，为了国家需要，科学家们不得不改变了他们原来心爱的专业。比如说周光召先生，他研究基本粒子非常出色，已经很有成就；于敏先生在早期的核物理研究中很有成就。但他们很多人为了核武器事业需要，改变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从事核武器的研究工作。很多专家，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已经非常出名，有些在国际上都出名，比如像王淦昌先生、彭桓武先生、郭永怀先生等，他们都是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来参加核武器的研究工作。

当时大量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也被分配到核武器研究所来了。因为保密，不能与外界很好地联系，几乎与世隔绝。我们中有些同志来了以后，组织上发现他的女朋友有些海外关系，或者牵扯到可能家庭成分不好，来了以后，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女朋友吹掉，另一种就是调出去。但是很多同志都是跟女朋友吹掉了，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这的确是非常感人的。大家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在美国和苏联这样压迫我们的情况下，一定要为祖国争口气，依靠自力更生把原子弹搞出来。这种状态多年来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行动。

1986—1987年底，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美国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美国的年轻人对祖国非常热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年轻人一提到祖国就有一种自豪感。美国之所以发展，我想很重要的是有这样一种向心力。我举一个例子，有时跟美国年轻人讨论时事时，你骂他总统，他一点都没有什么，他还会跟着你一起骂，但是如果你说美国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跟你争得面红耳赤，这种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我想应该说我们当年的确也有这种感情，对祖国的热爱，使得我们咬牙也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也正因为有这种心态，我们自力更生，不怕艰苦，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963年，大部队往青海搬，因为1964年要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那边需要进行工程设计、材料生产、部件加工、冷试验（指用其他材料代替裂变材料的炸药爆轰实验）、组装等一系列过程，然后运往核试验场。核武器的研制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学与技术系统工程，到青海基地才能全面铺开工作。大部队当时就生活在青海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原上，现在当然已经撤离那里了，1969年搬到四川去了。从大城市到这么一个高寒地区去，给大家生活上带来很多困难。很多同志家在北京的，只能只身到那边去。比如王淦昌先生，那时已经56岁了，1963年那个时候，老人家也跟着一起只身到青海。到了青海以后，房子还来不及大批盖起来，不少同志就住干打垒（可能年轻同志不知道，就是土疙瘩堆起来的那种房子，很矮，见图15），也有一部分住帐篷，条件很艰苦，但大家丝毫没有怨言。我们经常从北京到那里出差，大家都知道那边高原缺氧，气压比较低，所以馒头是不熟的，吃起来有点黏糊。另外开水不是非常烫，不到一百度就开了。早晨洗脸很难受，用雪水洗，手指就过敏，我的手指红肿得很厉害，而且发痒。我们刚去，晚上睡觉因为缺氧，迷迷糊糊的根本就睡不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支几万人的队伍生活了大概十年，以后才到四川去的。我们有一些同事的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脸颊是通红的，因为紫外线强。在这样的艰苦的情况下，大家怀着一颗心，要把原子弹、氢弹搞出来，这是我们生活的情况。

尽管早期苏联的专家曾给我们部长讲过课，但是，主要的东西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自力更生想办法，发动大家，群策群力。专家与年轻人一起讨论。比如彭桓武先生，他就把原子弹从炸药起爆，产生内爆，压缩里边裂变材料，产生高超临界，中子点火，然后就中子链式反应，瞬间释放巨大核裂变能量，分解成一个一个的物理过程，对每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然后带领年轻人，带领刚毕业进所不久的大学生，一起研究，最后终于形成了原子弹的具体而详细的概念。例如我个人1962年底分配到所后，先听彭先生讲课，研究有关原子弹爆炸后中子、γ射线在空气中的穿透计算。随后主要从事原子弹在外界影响下未达到高超临界时的过早点火概率和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计算。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历史。1961年左右，原子弹设计陷入了一个大的困境。原子弹中炸药起爆以后，表示内爆特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压力。内爆使原子弹中裂变材料受到高压缩，能否达到高超临界状态，主要取决于这个压力的大小，所以内爆压力是关键参数之一。有个很有名的九次计算的故事，可能你们已在书上读到过。九次计算当时是专家指导下年轻人算的，用“特征线”方法。当时我们的条件真是简陋，大家看一下图，左边是手摇计算机，右边是一个电动计算机，数字打上去以后，按下电钮就由电动来算，就是用这样一个简陋的计算机，不是电子计算机，算出爆炸后的压力。但是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每一次计算的结果，总是比苏联专家给我们的数据要低。当时迷信苏联“老大哥”，总是不敢相信自己，所以一次一次地计算，连续计算了九次，九次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样遇到了很大困难，如果这个数据跟苏联人对不上的话，你不敢全面铺开原子弹的研制与设计。这里要提到周光召先生，他1961年已来所里，当时他仔细地检查了计算结果，感到数据没有算错。但怎么样证明这个数据是对的，为什么会跟苏联专家的数据矛盾？他就想到用最大功原理进行计算，解决了这一问题。炸药起爆后，冲击波向内传播，在没有耗散的理想情况下所作功就是最大功，所对应的压力就是最大压力，物理学上可以算出来。最大功的计算虽然并不复杂，但当时别人想不到，周光召先生却能很快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十分高明之处。周光召先生计算结果表明最大功对应的最大压力比苏联专家给我们的数据要小，这说明苏联人的数据是错的。这一结果很重要，把大家的思想解放了，感到我们自己的计算是对的，摆脱了当时陷入的困境，开始全面铺开进行原子弹理论设计。所以说周光召先生为原子弹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理论设计后就在青海总部进行一系列工程技术研制，最后核装置组装后就运往新疆核试验场，核装置放在100米高的塔上，热试验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爆炸后，原来一百多米的塔，就扭曲并倒挂到地上，还可看到蘑菇状云升得很高。爆炸成功那一天，刚好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他当场就宣布中国有了原子弹，这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当时美国还不相信中国的原子弹水平是高的，最后他们通过空中取样、数据分析以后，发现中国的原子弹是内爆型的。内爆型的原子弹比“压拢型”的先进，知道中国的确是掌握了这一先进技术。有了原子弹以后，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了，美国人就不敢小看我们了。后来又有了氢弹、中子弹，我们的腰杆子更硬了。所以原子弹的突破是我们自己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结果，并不是苏联给我们的。

有一件事，我们十分感动。爆炸成功以后，作为特大的新闻，报纸发了号外（指除报纸以外，另外发布特大新闻的特刊，红色印字）。号外出来了以后，马上全国都知道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天中午我们去吃中饭，走出所门口时，突然发现在所门口的地上，有人用粉笔写了很多很多感谢我们的话。当时大家非常感动，我们感到我们的工作虽然十分保密，并且几乎与世隔绝，但我们并不是孤立的，除了党中央领导以外，全国人民都在支援我们。我想那个时候，如果你们在我们附近的话，说不定也会加入到这个行列，写那些感动人的话。我们这些同志，工作和生活虽然较艰苦，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怨言，我们感觉到，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并且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好，给全国人民争一口气。

3. 突破氢弹
事实上在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已经开始研制氢弹了。原子弹突破以后，理论部把绝大部分的力量都转移到氢弹的研制上面去。如果说早期原子弹研制，苏联还给了我们概念上的一些启发，那么在突破氢弹方面则没有任何东西可参考，而且美、苏封锁得非常厉害，找不到任何跟氢弹核心知识直接有关的文章。我和几位同志曾经有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想了解美国在突破氢弹方面有些什么透露出来。当时主要调研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外文报纸以及少部分杂志。那个时候大家不能随便看这种资本主义的报纸，你必须要开证明去借。我就拿着证明到北京图书馆、外交部和有关的其他部委去，用小车拉来。拉来后只能是一个组的同志看，不能很多人看，因为怕中资本主义思想的毒，特别是报纸上的广告，现在看来这是非常一般的广告，但是那个时候是不能看的。当时想从字里行间里得到有关氢弹原理一些蛛丝马迹的启发，虽然外国报纸也有报道美国等的氢弹试验，但结果根本得不到我们所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办呢？还是凭借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发动大家，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当时我们科研楼每个会议室里都有黑板，每一个同志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讲，你认为氢弹是什么样的，原理是什么，你具体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一起讨论。像彭桓武先生以及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等先生，他们是我们老师辈的人物，是专家，也跟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讨论。大家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谁对就服从谁，科学上讨论是完全学术民主和平等的。我们理论部是一个非常融洽的集体，大家称邓稼先主任为老邓，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秦元勲、江泽培等副主任为老周、老于、老黄、老秦、老江。当然彭桓武先生是我们父辈人物，他当时是九院的副院长，我们就叫他彭院长。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老同志跟年轻同志之间相处多么亲切，这是我们理论部的传家宝。别的同志感到对我们很难理解，因为通常称领导都是什么主任，什么长，而我们这里却大家叫领导是“老”什么。有这么一个故事，那是1982年以后，周光召先生已经在科学院工作了，我参加一个会碰见了周先生，我就称呼他老周（我们所一些老同志现在见到他仍然亲热地称他为老周）。正好我在大学时的一位老师在场听见了，就跟我说，你怎么那么没有规矩。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我们与领导这种关系有点难想像。我们这个集体、这个团队是如此融洽，大家心往一处想，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当时大家不仅白天沉浸在冥思苦想中，而且到了晚上，理论部大楼还都是灯火辉煌，很多同志晚上干到一点、两点，党委书记只好来撵大家回去睡觉。在这样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大家提出了很多很有益的想法。彭桓武先生综合大家的多次讨论，归纳了三个探索氢弹方案，在邓稼先主任、周光召常务副主任等的组织下，兵分三路。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各负责一路进行攻关。彭先生后来在一个场合上说过，他当时凝练了大家智慧，准备作三次战斗，事不过三，总可突破氢弹。1965年下半年于敏先生领导一个小组去上海嘉定，通过对加强型原子弹的深入计算和系统物理分析，终于找到了氢弹热核材料点火和自持燃烧的关键，抓住了氢弹的“牛鼻子”，然后进行氢弹原型理论设计。所以于敏先生为氢弹突破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其他两路探索表明了“此路不通”，这在科学上也是贡献，事实上其他两路研究成果对以后发展氢弹也是很有价值的。氢弹研制与原子弹研制一样，第一工序是先研究清楚作用过程物理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设计，接下去便是工程设计、材料生产和部件加工、装配、冷试验，然后再运到试验场进行核爆试验。为了测得热试验中的核爆炸数据，需要研究很多实验测量内容，我们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热测理论组，与实验同志合作。在试验场试验前，从事热测试理论的同志与实验的同志要选定实验测试项目，研究它的物理原理及测试方法，并通过计算提供实验测试零前的量程，以便在核爆时能测到中子、γ光子、冲击波等物理量以及回收放射性物质等。通过对测到的数据的零后详细分析，了解氢弹在爆炸过程作用物理规律和给出实验爆炸当量，再反馈给理论设计同志，以便改进下一次设计。我当时是热测试理论组的主要业务骨干之一，就从事这样的热试验测试理论研究。

经过几次热试验和核装置的环境试验，核武器就能变为定型的型号，再与导弹联结，即武器化。
1964年10月16日突破原子弹后，1966年12月我们又突破氢弹原理，1967年6月爆炸了约300万吨TNT的大当量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原理突破只花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在突破氢弹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插曲：当时我们知道法国人也在研制氢弹，大家知道，法国人的原子弹比我们早突破，如果我们中国人能抢在法国人的前面，先试验成功氢弹，在国际上影响就大了。以前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这就可给我们中国人长了志气、争了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更加努力和充满激情。最后，我们只花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赶在法国人氢弹之前突破了原理。为此，法国总统戴高乐非常恼火，训斥了研究氢弹的负责人，据说最后把这个负责人给撤了。我们先于法国人突破氢弹，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像突破原子弹时一样，那天我们又看到了门外地上有人写了密密麻麻祝贺与感谢的话，又一次使我们非常感动。

4.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1969年以前，核试验都是塔爆或空中爆炸。无论塔爆还是空爆，放射性沉降污染都很大。例如，1966年12月的氢弹原理试验，当量是十几万吨TNT，在塔上爆炸，地面上卷起了巨大的蘑菇云。1967年的大当量氢弹约300万吨TNT，这么大当量，只能是高空爆炸，但是蘑菇云仍然卷起地面大量的泥土。蘑菇云中放射性物质散到各处，沉降到地面要影响环境，而且周边国家也有意见。地下核试验后放射性物质都埋在地下，地面环境不会受影响，但要挖井，工程大，核装置的当量也不能太大，氢弹必须减当量，所以技术上难度较大。美国当时已做了多次地下试验，有了经验，他们为了遏制中国，就要求有核国家禁止地面和空中核试验，压迫中国转入地下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面临过地下核试验的关。

为了地下试验，马兰核试验基地要解决大量的工程技术及测试等问题；九院则负责核装置的研制以及物理测试等大量研究项目。为了理论研究和设计需要，我们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所于1966年成立了一个理论研究小组，研究设计第一次地下试验的核装置和当时突破氢弹后需要分解研究的若干重要的物理过程，以便在地下试验中进行实验测量。我被任命为这个组的组长。我们设计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核装置，当量约2万吨TNT。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是在平洞中进行，也就是在山脚下平着打洞进去，挖一个很长的廊道(进人和运进仪器设备及核装置)，最后是鱼钩型的爆室，核装置就在“鱼钩子”放“鱼饵”的那个地方，这样构型使爆炸以后，不至于把里面的高温高压物质很快冲到外面。当时的要求非常高，核装置设计必须是“三不”。第一，不能冒顶，即爆炸后山顶不能掀掉。第二，不能放枪。平洞中有很长的一条廊道连接爆室，零前(爆炸前)有一段廊道已用水泥填好，没有封的一部分空廊道，零前已计算好由爆炸冲击波到后进行压实封住，叫自封，以防止里边高温高压物喷冲出来。如果封不住的话，高温高压物质就很可能变成枪弹一样射出来，危害就大了，所以不能“放枪”。第三，不能从山上裂缝中泄露出放射性物质。即使爆后山顶没有被掀掉，但有可能泄露出来一定放射性物质，那也是不允许的。 “三不”要求理论设计当量不确定度很小，当量太大了就可能掀山顶，太小就可能放枪。要求第一次的地下核试验装置设计这么高精度，设计难度较大，当时确实心里没有底。但是经过努力，1969年9月，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完成了“三不”任务，表明我们核装置的设计是成功的。但是很多物理测试项目，由于当时对核爆后大剂量电磁辐射等干扰认识不足，没有获得理想数据，但在1970—1971年，总结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经验后，到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时，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干扰，获得近区测试的很多重要结果。在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总结过程中，除了总结测试结果外，我们还深入到爆室区，也就是爆炸中心点，进行考察调查。事隔一年，洞内的温度在通风不良条件下仍然高达摄氏50~60度以上，穿着防护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由于吸入了很多一氢化碳，出洞后头痛难忍，真正体会到核爆后的余威。

我想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下当时艰苦的情况。突破氢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社会上开始乱了。周总理明确指示我们这个单位不能乱，红卫兵不能进入，但是毕竟影响还是很大。1966年到1969年之间，全国各地已经是非常乱了，红卫兵到处串连。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以前，我已多次去新疆试验基地马兰出差，讨论有关地下核试验的一些测试项目。大约是1967年的一次，我和实验部两位同志带着机密资料乘飞机到乌鲁木齐机场下。当时新疆红卫兵的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师互相斗得非常厉害。我们从飞机上下来，军区的车接我们，车内两边都坐着解放军，我们坐在中间，严密地把我们保卫起来，主要是保卫资料，就往招待所开去。这一路上风险非常大，如果有一些红卫兵抢车，冲上来，就很危险。我们到了军区招待所后，乌鲁木齐市整天都是枪声，闹得提心吊胆，隔壁的师范学校里面已埋了三个刚被打死的人，当时情况非常的紧张。这一次是王淦昌先生带领我们去试验基地的，在这种情况下，乘车从乌鲁木齐市进马兰基地是不可能了，因为有关卡，红一、二、三师都把在那里。这些红卫兵背后都有一些部门在支持，例如，红二师与马兰基地在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办事处有关系。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据说红二师的人曾到办事处去，要借一个小原子弹，说把红一、三师打败后，再还给他们。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思想混乱得很，而且连科学的常识都没有。一个小原子弹，往口袋里面一放，就可以炸人家，这太无知了，但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看来当时我们已不可能乘车去马兰，王淦昌先生为了此事好几天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当时除常规的民航飞行外，其他飞机不能随便起飞，因为出过事，有人驾机逃跑了，所以必须由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签字才能起飞。没有办法，最后报中央，由中央批了一架飞机，直接从空中把我们运到马兰去。我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当时环境的确非常的艰苦，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核试验，我们必须要冒这种风险。所以我们核武器发展到今天，是充满千辛万苦和牺牲精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全国人民的支援，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1969年9月份，我们突破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美国人压我们，我们也不怕，以后就逐步地转到地下核试验了。

5. 突破中子弹
突破了原子弹、氢弹以后，我们的地下核试验也做了，我们的核武器的主要类型中还缺了一个，中子弹。美国人在1977年公布有了中子弹。什么叫做中子弹？顾名思义，它是用中子来杀伤敌人的。大家知道，原子弹里面含有裂变物质。氢弹里面有氘化锂聚变材料，但是它也有很多裂变材料，有很大的放射性。爆炸以后，冲击波和蘑菇云会把裂变碎片和未裂变的放射性物质散布到很大的一块面积上，一个大当量氢弹可能影响周围一百多平方公里面积。所以如果一个氢弹扔到一个大城市内，这个城市就毁掉了；即便不发生核爆炸，炸药爆炸也会使那些放射性裂变物质洒到满城，足以使人类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中子弹跟它不一样，中子弹是尽量减少冲击波，就是说所用的裂变的材料尽量减少，所以扳机当量小。而且中子弹总当量也不能大，一大的话，又变成大面积放射性裂变物质污染，又是放射性破坏了。原则上中子弹要把放射性控制在小的范围内，中子的破坏半径比放射性的破坏半径大，两者破坏面积比大概是十比一。通常大家认为中子弹的破坏半径约800米，也就是800米以内强中子流（800米处约8000拉特—中子剂量）作用到敌人后，尽管当时还死不了，但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失去知觉或完全瘫痪了，这样攻方战士就可以无抵抗地进入敌人阵地。放射性破坏可能在300米半径以内，所以面积比是大于7倍以上，因为面积是半径的平方关系。
中子弹原理的突破也标志我们核武器技术水平的一大提高。中子弹是一种特殊型的氢弹，不是通常的氢弹小型化，是另外一种类型核武器，它有自己的作用原理。所以这样又碰到一个难关，怎么去突破中子弹原理？当然仍然只能是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的智慧。那个时候研究所内有一个室投入到中子弹的突破研究。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可用通常氢弹的理论研究中子弹。我负责一个组十几人进行原理探索和一维设计，我们仔细分析和研究后认为中子弹有其特殊性，不能因循旧框框，应按新的思维进行研究。

核武器的作用关键是要解决点火和自持燃烧两个问题。这必须研究清楚能源与能耗竞争问题，即外界做功或核能释放不断加热燃料和能量耗散系统冷却（包括系统对外做功和辐射流失）之间的竞争或消长关系。如果能量流失得太厉害，也就是“消”占优势，就不断冷却，点不起火来；如果刚好达到某一个层次，两者平衡的时候，就达到点火点；如果“长”超过“消”，热核燃烧就自持地进行，直到燃耗加深，“消”又超过了“长”，最后系统释放大量核能后，发生崩溃。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在不同状态下研究得很清楚，就能抓住中子弹“牛鼻子”。中子弹像原子弹、氢弹一样是一个复杂系统，不过这一复杂系统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研究这样复杂系统中“长”与“消”特殊竞争关系，首先需要把影响中子弹系统的各种因素分解开来，并研究清楚它们的物理规律，其中总有几个因素起主要的作用，需要抓住这几个主要矛盾，清楚了解它的作用规律，然后再搞清楚这些因素（或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总体集成，就能抓住中子弹的总体物理规律。我们分解研究了几十个到成百个因素，研究了各种过程互相竞争的关系，终于抓住了几个关键的过程，抓住了主要矛盾。

当时我们用于中子弹总体理论设计的计算机计算的峰值速度约一百万次，弄得满屋子的纸带。因为当时计算机还没有图形显示设备，没有办法把数据变为图形很好地显示出来，都是纸带中的数据。你不敢丢一张，万一在丢了的一张纸带里，有核心的数据，就得不到重要的结果，所以都保留起来，进行仔细分析。有些数据不得不用手把曲线画出来，所以工作量非常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群策群力，克服了很多困难，最终热试验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果，突破了中子原理。

从原子弹、氢弹到中子弹研制所用的电子计算机。先是每秒一万次的104机，它由电子管组成，主要用于突破原子弹计算。后来是119机，再后来便是109丙机了。J501机在上海，为突破氢弹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几年以后又用了60万次的655机。突破中子弹时已用了百万次计算机。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一个好的PC机，主频可能是五六百兆，峰值运算速度约每秒十亿次，现在我们用的高性能超级计算机峰值速度可以达到几万亿次以上。当时就在一万次、几十万次、百万次计算机上数值模拟，突破了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2#comment 512 Fri, 15 Jun 2007 07:34:35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2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
一、 为什么要发展我国的核武器？首先介绍一下背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知道1950年就面临着朝鲜战争，美国杜鲁门总统曾扬言与中国发生敌对行动时，要动用核武器。实际上美国一直在做具体准备，国防部一直在策划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美国的陆军、海军负责人, 及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报告，都提出准备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共和国要生存，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被迫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进行自卫。这样，中央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展核武器。1955年1月份，中央做出了决定，创建核工业，研制核武器。到了1958年就成立了二机部九局，九局最早叫北京九所（局所合一），后来叫二机部九院。现在大家在报纸上看到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就是以前的九院，它的总部在绵阳，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所就在北京。为什么中国要发展核武器？背景大家清楚了，就是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核的讹诈，最终消灭核武器，并且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我国一再声明的，老一代的同志都很了解这个声明。
为了发展核武器事业，在中央号召下，当时全国很多的部门与单位，大力协作，特别从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其他的部门抽调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同时分配去了一大批高校毕业的毕业生。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怀着对仇视我们的人——当时称美帝国主义的憎恨（也怀着对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的气愤）参加了这一事业。后面我会讲到，苏联“老大哥”原来是帮我们的，后来就卡我们，撕毁了援助协定，使我们遭受了一定的困难。

先说一下钱三强先生钱老已经去世了，他是原来的二机部的副部长，曾任原子能所的所长。他在核武器研制早期的组织、领导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淦昌先生，是著名实验物理学家，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当时是九院的副院长，1998年去世。彭桓武先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原九院的副院长，现在87岁了。郭永怀先生是著名力学家，原九院副院长，1968年因为飞机出事去世了。朱光亚先生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原是九院副院长，现在是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邓稼先先生是著名物理学家，早年是九院前身北京九所一个室的主任，后来先后为理论部主任、所长和九院院长，1986年去世。程开甲先生是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早期是北京九所副所长，后来到新疆试验基地去做领导工作。陈能宽先生，著名金属物理学家，曾是九院的副院长。周光召先生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早年是北京九所一室常务副主任（1964年一室变为理论部，任理论部常务副主任），后来是核武器理论研究与设计所所长，再后来是中科院院长，这次也来中山市参加科学院的“科学与中国”讨论会，现在是人大副委员长。于敏先生，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当时理论部副主任之一，后来也当过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所所长。这几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核武器事业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他们也是我国直接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代表，代表这里没有具体提到的很多著名科学家与专家，以及大批的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和工人等。

负责研制核武器的国家领导人，除了周恩来总理外，聂荣臻元帅是核武器事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者，又是我们国家总的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这位是宋任穷同志，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以后的二机部部长是刘杰同志。我们最早的老院长是李觉同志，后来是二机部的副部长。

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发扬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高峰的精神，把我们的青春献给祖国核武器事业。在较短的时间里，突破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并且武器小型化（也就是机动化），走出来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高科技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道路。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们虽然已经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如果你要用的话，当然我们也要用。这样从一定意义上就抑制了互相使用。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之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当然有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各个方面的原因，但中国自力更生发展了核武器，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国防，或者国防不强，要想安定就很困难。美国一会儿要打伊拉克，一会儿又想打朝鲜，又打别的。如巴勒斯坦，它们没有国家，当然谈不上国防，所以现在很困难，很被动，以色列随时可以打它。所以一个国家发展国防是非常重要的，而发展核武器，是进行自卫、反对核讹诈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突破两弹重点讲一下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和一些体会（我是1962年底参加核武器研究工作的，下面谈到的1962年底以前的事都是一些老同志告诉我的）。

大家都知道在1958年前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又碰上与苏联关系开始变坏，苏联撕毁了很多协定，这些使我们国家当时各方面都遇到了较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要发展核武器，是比较艰苦的。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这种精神，没有艰苦奋斗这种精神，这是很难想像的。 ]]>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comment 512 Fri, 15 Jun 2007 07:32:20 GMT http://622005681.qzone.qq.com/blo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