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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title>
<description><![CDATA[经济学家茅于轼]]></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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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6 Nov 2009 01:02:0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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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建国六十的变化与反思]]></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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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建国六十的变化与反思</span><wbr /><br>　　——在《八十回望》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br>　　【11月12日，茅于轼先生专题演讲暨《八十回望》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于轼先生发表了《建国六十的变化与反思》的专题演讲，下面是演讲全文】<br>　　非常感谢诸位冒着大雪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本书，这次出版，原来是内部发行的版本，我也不知道岑科他们在编这本书，一直到我生日的前一天送来了一大堆书，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书里头都是说我的好话，人喜欢听好话，我岁数大一点，知道自己不要轻飘飘，人都是有毛病的，我的毛病也是很明显的。今天借这个机会讲《八十回望》，我80岁看到什么，特别想说今后会怎样。<br>　　我的80年，1929年生的，正好是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20年，第二、第三个阶段30年，特别清楚：20+30+30。<br>　　头一个20年：1929到1949年。1949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个30年：1949到1978、1979年，这个基本上就是阶级斗争的30年。最后这个30年，改革开放、大家忙赚钱的30年。<br>　　我觉得划分三个时代，用什么来划最好呢？就用人的想法。因为人的行动是思想决定的。头20年后两个30年人们想的是什么事呢？<br>　　头一个20年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旧社会的那套东西，是一个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半殖民地社会中间成长的时代，但是老百姓的想法主要还是传统的想法，以家庭为单位，要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等。大家也赚钱，但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市场不是很繁荣，市场的基本方式是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好的价格系统。我们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价格有没有扭曲。那个时候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很少，所以价格是正常的。<br>　　第二个30年搞阶级斗争，把国家搞惨了。你想阶级斗争怎么会好，没事找你斗，力量都抵消了。这30年的阶级斗争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叫你难受。怎么能使你难受就怎么搞你。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阶级斗争就是使得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经济搞到崩溃边缘不是最本质东西，最本质东西是叫你难受，逼着你去做你最不愿意做的事。最好让你生不如死，去自杀，让你的痛苦极大化。这个我是亲身感受到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30年。<br>　　最后一个30年，我把它说成忙赚钱，大家忙着赚钱。这个好不好？是好的，搞成功了。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就是社会矛盾非常大。<br>　　中国的成功是财富生产的成功，可以说全世界谁也比不上。客观的讲，我们财富的生产是全世界第一的，没有哪个国家能赶上我们。所以中国完全变了一个国家。中国这个市场国家与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别的国家市场经济都是在民主、政治、人权保障这样的条件下慢慢发展起来的。人的财产有保障，人的行动有自由，生命不会被残害，然后有交换，然后发展出规则，然后确立市场制度。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市场开始于毛泽东专制的结束。那时候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奴隶。什么权利都没有。不能创业，不能自己找工作，不能外出，不能穿花衣服，穿高跟鞋，不能自由地想，更谈不上自由地说。为了自由地想，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时候的中国人只有干活的份，所以就是奴隶。<br>　　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和人权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同样得到保护。而无产阶级专政下个人的权力是不保护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但是确实多数人的利益很快增长了。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专政把中国搞得快要崩溃了，后来的专政彻底改变了中国。专政可以做到“心想事成”。你想的是个人的专权，还是全国人民的利益，结果当然是不同的。<br>　　我讲几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改革开始的时候，没有一家民企，百分之百是国企。吃早点的铺子、理发店、卖粮食的、卖小菜的统统都是国家干部，在那个状态下，国企怎么改，这是世界性的大难题，我们把它解决了，硬把它改了，造成几千万人下岗，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全国的利益下岗就下岗，自己想办法，国家单位给点帮助！<br>　　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br>　　参加世贸组织又是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些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的行业，对外一开放这些行业就要吃亏。在要不要入世的时候，国内有很强烈的反对声音，主要是怕汽车业和农业，认为这两个行业竞争不过外国。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入世这个路是很难通过的，有这么多的行业要受损失，你怎么就能够入世？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决定了就决定了，说入世就入世了。好不好呢？好得很。入世对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大大超过了坏处。我们担心的这两个行业，也没有受什么损失。现在的汽车业不但没有受损失，反而是越来越发达了，现在变得差不多全世界第一了。我们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开始以后，有不少杰出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他们把全国人民利益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专政是有利于增长的。所以我们改革能够成功。<br>　　改革伤害了一些人。他们付出了个人的代价，得益的是全国人民。所以改革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更由于现在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为了多数人利益的专政慢慢在变，现在政府越来越利益集团化，变成少数人的利益集团，这样搞下去会麻烦，有许多的现象使得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件事。司法偏向于权势集团，执法越来越黑社会化，打击报复，社会正义被忽视，领导人公布财产的立法十几年来得不到实施，共产党声称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怀疑。社会矛盾在进一步快速积累。<br>　　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是精英治理的，这些精英又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的。现在的政府越来越精英化，都是高学历，有学位的，还有出国留学生。中国问题在哪儿呢？精英分子是不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市场制度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它只考虑效率，不顾及公平。市场经济是最有效创造财富的制度，这个理论上实践上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不考虑公平。市场化的结果，特别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一个国家内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差距越来越扩大。差距扩大的结果就是社会稳定不了。我们老讲不要政府干预，保护生产，最终结果是什么？是财富的创造。但是收入的差距非常大，这就造成大问题。<br>　　我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我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芝加哥大学出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俄罗斯个税改革。在2002年以前，俄罗斯实行的是三级累进税，最低一级是零，起征点以下不征税，起征点以上12%，然后20%，30%，最高是30%。后来他们2002年改了，把20%、30%统统变成12%，减税了，而且起征点往上提了。大家想想这个结果一定是税收在减少，结果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当年税收增加25%，次年又增加了21%。这说明许多富人是不缴税的，现在减税之后富人选择缴税，本来他干脆不缴税，但是现在他们缴税了，但是交的是12%，结果国家的税收增加了。全世界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学习了俄罗斯的经验。这个改革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看。但是就有人反对。你给富人减税，能通得过吗？当然，理想的办法是严加征管，不让富人逃税。这条路我们试着十几年，不见效。所以才有统一税率的想法。<br>　　我在网上登了俄罗斯个税改革的文章，结果遭到了痛骂。网上有人说，你还让富人减税，富人本来不缴税，你还让他减税，你是站在谁的立场说话？！我举的例子是说，精英治理和大众治理是不同的。我们要的是为大众利益考虑的精英治理。但是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是不是这样想的。恐怕不见得。他们寄希望于打土豪分田地，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我估计13亿人大概有10亿人是这样想的，其实这条路对他们非常不利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这个见解，就是这个认识。<br>　　今天上午参加一个会议，民营企业家一片诉苦声，国家不保护他们。我写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过去一直是宣传剥削理论，像这样的宣传，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最后就变成阶级斗争了，斗争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好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看发达国家。怎么解决平等和效率的问题？还是搞市场经济，但是有税收、有慈善这两条路，政府是税收，民间是慈善的路，这两条路保持社会差距不太大。美国人从来不讲剥削，讲老百姓之间互相同情、爱护、帮助，有民间组织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个社会是稳定的，而且有效率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br>　　我现在（对未来）越来越感觉非常没把握，所以我刚写一篇文章中，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老天爷保佑吧！”我们有没有改革得更好的可能？可能性非常小。除非有非常强的力量，扭转社会反市场的倾向，能够改变只为自己考虑的精英意识。<br>　　今天大家来庆祝这本书的首发，我把自己最近想的一些事情给大家说一说，交流交流，向大家表示感谢。<br>　　点击邮购：<span style="color:#FF0000;line-height:1.8em;">《八十回望——走进茅于轼》</span><wbr />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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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6 Nov 2009 01:02:0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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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金融业效率奇差 宁借钱给亏损国企不借民企]]></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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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茅于轼：金融业效率奇差 宁借钱给亏损国企不借民企</span><wbr /><br> <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span><wbr />今天我们要讲《金融的逻辑》，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是陈志武教授写的。我也同意刚才冯兴元老师讲的，这本书可以说中国的《国富论》，把金融创造财富中的功能和问题、看到的现象做了很详细的讨论，提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提出把国有资产分给大家，每年能收入多少钱，也说了靠子女来养老不是办法。我想离开他这本书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讲讲金融危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讲金融业是怎么创造财富的。<br>　　先说金融危机，我想大家都看了很多文章、很多书，对危机怎么发生的有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呢？我也还是没有搞清楚，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些广泛流传的文章，我自己从我的逻辑出发提出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看法。首先我觉得，我们过去讲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等，都是不存在问题的，而金融危机是真问题，原因是只要有市场在，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能源不会有危机、粮食不会有危机，而一旦市场破坏了就是天大的威胁，不得了，金融危机之所以危险，就是它部分地破坏了市场。<br>　　我们怎么理解金融危机呢？交换如果当时就完成了，就结清了，不会有任何危机。买个面包一块钱，我把它吃掉了，这就是交换完成了，不管吃不吃掉，我买了一块钱的面包这个交换就完成了，GDP上去一块钱。有没有危机？没有危机，所有当时借清的交换是没有危机发生的，这是第一个论断。<br>　　第二个论断，凡是和将来发生的交换有可能发生危机。比如说付了款没拿货或者交了货没付款，或者存在银行一年后要连本带利还给我，等等，凡是涉及到将来的交换，有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将来的交换能够百分之百的兑现，那么跟现在历史完成的交换没什么区别。问题在于将来的交换到时候兑不了现，要还钱的到时候还不了了，说是这个价格变了，这时候有可能发生危机。<br>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历史完成的交换没有危机，第二，涉及到将来的交换有可能是危机，第三，如果将来的交换百分之百兑现的话，跟现在完成的交换一样，没有危机发生的危险。<br>　　第四，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危机呢？就是将来的交换不能兑现，而且不是个别人不能兑现，是一大批人同时不能兑现，因为不能兑现的交换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金融危机。什么时候会发生金融危机？就是许许多多将来的交换，由于一个宏观上的原因使得这些人的交换都不能兑现。举个例子，假定我有美元资产，但是我的负债是其他货币的负债，如果美元突然贬值，我的偿债能力就降低了，所以美元突然贬值就使得所有持美元资产、有其他货币债务的人不能实现原来的承诺。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宏观的原因不是本人愿意，怨不得他本人，是宏观原因使得他不能偿债，不能按照合同履行。<br>　　像美国这次危机怎么发生的？那就是长时期的低利息，而且国民经济是超支的，政府欠债、老百姓欠债，谁在借钱给他呢？就是中国这样的穷国把钱借给他，这是原因之一。我这样的解释不是说监管不是问题，监管是问题，但是监管问题天天都存在，为什么没有天天危机？监管的毛病只是发生危机之后推波助澜，把问题扩大了。所以没有监管问题照样会有危机发生，监管问题使得危机的范围跟深度更强了。<br>　　如果我这个说法有道理的话，我们对于危机可以事先感知到，如果你有一个巨大的宏观上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就想要恢复平衡，不知道哪一天恢复平衡的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调整。这个时候就会影响一大批的和将来交换的预约的实现，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一个巨大的不平衡，就是危机存在的原因，像美国国家欠债、老百姓欠债，储蓄率这么低、消费这么高，肯定是不平衡。所以应该能够看到危机存在的客观原因，到底哪天爆发很难说，但是可以说危机存在，而且如果这个不平衡相当大，而且还有别的不平衡，几个原因凑起来就会导致危机。<br>　　如果我们拿这个眼光看中国经济，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不是没有危机的，中国的经济泡沫就是一种危机，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商量，是不是有泡沫。中国结构上的不平衡，比如说我们的消费率这么低，在GDP中间只占了不到40%，在全世界的大国家里头、包括小国家，我们是最低的，失掉平衡了。像这个状态长时期下去危机就具体会来，具体通过什么渠道很难说，但如果你有巨大的不平衡存在迟早要出毛病，危机就是这么发生的。<br>　　至于说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都是没问题，只要市场在，你是不会买不到东西。如果市场被消灭了，搞计划经济了，非常危险，只要有市场我们知道肯定会买到东西，粮食会有危机吗？只要超市开门总会买得到粮食。当然有的人会不同意说，超市为什么能买粮食？因为有18亿亩红线在保证，所以能在超市里买到粮食。我就问了，你在超市里能买到羊羔吗？羊羔是什么红线保证的呢，超市里能买到好几千种东西，是不是有好几千条红线保证啊？显然不是，是一个市场制度带来的保证，一旦市场制度破坏，真的大危机来了。<br>　　中国为什么饿死人？取消了市场，拿粮票控制你的粮食消费，不是拿钞票控制，拿钞票买粮食安全，还是拿粮票买粮食安全。北朝鲜为什么饿死人？没有市场，钱再多也白搭，就给你这么几两，吃不饱就饿死。如果我把粮票丢了，就等死了，我问谁去要粮票谁也不会给粮票的，因为每个人一份。如果我把钱丢了，我向亲戚朋友借点钱，他们有钱总不见得没有多的吧，粮票是一点一斤都没有多的，所以只要有市场在就不会有危机的，而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就是破坏了市场，把将来交换的信心破坏了。<br>　　第二个问题，简单说一说金融业是不是创造财富、怎么创造财富？按照我们过去学的政治经济学，服务业是不创造财富的，只有农业、加工业才创造财富，所以改革以前服务业的薪水比加工业的工资低，银行里边的工资是按照服务业来定的，跟理发师的工资是一样的，都是服务业，没有财富的创造。流水线旁边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待遇比较好，服务业的待遇很差，就认为金融业不创造财富。其实金融业创造巨大的财富，我接下来解释为什么金融业创造财富，还有怎么能够让金融业创造更多的财富。<br>　　金融能够创造财富的原因，就是把钱从生产效率低的地方调动到生产效率高的地方，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这本书里头对金融业下了一个定义，说金融业是跨空间、跨时间的价值交换，我给他补充一点，不错，特别是跨时间，为什么要交换？他的目的是财富的创造。你有钱有的时候是没有生产能力的，比如我有一万块钱，锁在抽屉里面暂时不用，或者为我的小孩交学费，三个月以后才要用到它，这三个月里头这一万块钱对我来讲有也好、没有也好，等于没用，三个月以后才用得着它。旁边有个人马上就要用一万块钱，非常着急，不管什么原因，是做生意也好、是看病也好，我把这一万块钱暂时不用给他用，他马上就解决了问题。也就是说，钱的购买力，不管在谁的手里都是一样的，不像过去有特供商店，高干的钱购买力高，一般老百姓的钱购买力低，因为你到特供商店那个东西很便宜，但是只有高干才能进去，他的一块钱跟你的一块钱不一样，现在没有特供商店了，现在大家都到超市里买东西，明码标价的，所以钱的购买力不管对谁来讲是相同的，当然用场不一样。<br>　　要用到经济学里头的效用的概念，效用跟购买力是两码事，一个钱在效用低的地方，锁在抽屉里的钱效用等于零，一点用处没有，有的地方效用非常高，比如我要看病，没有钱命都要送掉了，那这笔钱的用处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把这个钱拿到那个地方去用，就可以创造出非常大的价值。这就是讲金融业如何创造财富，陈志武教授这本书里面就是讲这个道理，讲为什么殖民主义不是靠剥夺殖民地制服的，而是靠资本运作制服的，像这些道理就说明金融业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<br>　　看中国的情况，一个好的金融业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把钱从生产效率低的地方调动到生产效率高的地方，中国的金融业这一点上是做得相当差的，往往把大家的储蓄、大家暂时不用的钱给了亏损的企业，特别是给了国企，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坏账，好几万亿的坏账。而相反，迫切需要资金，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民营企业，却借不到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是缺乏效率的。<br>　　钱的用场，可以用它的利息率，一年给多少利息，用利息率来表现，放在抽屉里的钱利息率是没有的，存在银行里就有一点利息率，银行把钱借给企业家利息率就高一点了。因此如果高利息率的地方都能借到钱，这个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就是说如果有充分的资金进入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息就会下来，供给多了价值就下降了。可是我们国家大家知道，农村的高利贷利息率非常高，年息30%、40%、50%照样有人借，但是我们存银行的钱2%、3%的年息，30%的高利贷钱为什么到不了那去啊，这是金融市场缺乏效率。<br>　　金融市场不仅能把钱调到效率高的地方，而且要用成本低的、安全的、迅速的，三个条件低成本、安全、快，把钱，从低生产利率的地方调动到高效率的地方，这个条件我们金融业差的还很远，中国的改革很成功，但是有一个例外，金融是例外的，金融是不成功的，金融业如果能够做到把资金用快速、安全、高效的办法调动、流动，中国的改革将更加了不起呢。所以虽然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将来我们还有再往上台阶的可能，机会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金融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是金融业创造财富，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要懂得交换创造财富，而不一定是劳动创造财富。<br>　　陈志武老师讲了，勤劳不一定钱多，以前一个礼拜干六天，现在一个礼拜干五天，劳动少了钱反而多了，当然劳动是必要的，没有劳动是不行的，但是劳动的东西能不能用得好，这是最关键的。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一个东西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怎么实现？通过交换，交换一次它的价值提高一次。资金也一样，金融业就是起这个作用，经过交换一次资金的价值就提高了，怎么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是通过交换、通过自由的流动。<br>　　今天前半部分讨论资本的自由度，怎么能自由的流动到一个效率高的地方去，比如说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画，这个成本很低的，颜料、纸张没有多少钱，你把它一拍卖，有人出5千、6千、1万，把它卖到1万，这1万块钱是创造的财富，有人很怀疑这1万块钱怎么创造财富，请问1万块钱是不是可以买东西啊，超市也好、什么也好买啊，1万块钱是很现实的钞票，可以买东西的。再过了两年还是这段话，卖了1万5、1万6、1万8，变成2万了，又加了1万，这1万是不是财富的创造？是财富的创造。其实不光是一幅画，我们的粮食也好、石油也好、黄金也好，每天都在拍卖，都是让商品用到最好的地方去，一个农民种橡胶种出多少橡胶，这个橡胶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地方把它吃掉，是不是吃的不想吃的地方去吃橡胶，还是从来没有吃的地方吃橡胶，物尽其用就不一样了。资本也是一样的道理，同样的资本，那个是同样的橡胶，橡胶在哪吃？在广东吃、在北京吃不一样，同样一个资本你在效率低的人手里怎么转移到效率高的地方，这就是通过交换，这就是我对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解释。<br>　　谈了两点，第一点，危机怎么产生的，第二点，金融业如何创造财富，通过交换创造财富。<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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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12 Nov 2009 01:15:3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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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个税改革不妨“以俄为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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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个税改革不妨“以俄为师”</span><wbr /><br>　　茅于轼 <br>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br>　　<br>　　我国的税收征管问题并没有解决，累进税的先进性完全是理论上的。我们不妨吸取俄罗斯税改的先进经验，重新思考我国的个税税制。<br>　　国家向老百姓征税，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人头税，是按人头征收；流转税是按交换的额度征收；还有个人收入调节税（下称个税）是按个人的收入征税。个税与其他各种税收相比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优缺点？<br>　　个税有两大优点。第一，它瞄准了谁，谁就得缴税，不像流转税可以转嫁给别人--如果流转税是向商品的出售方征收，出售方很容易把价格提高，有一部分税负就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正是我国的情况。<br>　　个税的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调节贫富差距。个税一般都设计成累进制，收入多的人税率高一点，收入低的人税率低一点，这样就能做到&quot;劫富济贫&quot;。而且对收入可以作精细微调，一个一个百分点地调，究竟定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在议会里辩论，国家能够非常准确地控制百姓的收入差距。<br>　　但个税又是征收最麻烦、征税成本极高的税种。不论税务局或纳税人，都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它的征收远比其他税种困难得多。如果光考虑政府收入，最省事的办法是取消个税，在别的税种上稍微增加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正因为个税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才花费很大的代价保留。<br>　　我国的个税从设计上也是为了调节贫富差距。它将月收入分成10个台阶，每个台阶的税率不同，从最低的0%（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到最高的45%（月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部分）。可实际执行下来却起了相反的效果--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基本上没交多少税，税负主要是由一般的工薪阶层负担。<br>　　原因在哪里？在于税务局无法察知每个人的月收入。税务局唯一能够掌握的个人收入信息是各单位申报的工资，所以只有工资是按章缴纳了累进所得税的。可是高收入的人工资往往不是主要收入，而主要靠财产，比如买卖股票所得、投机黄金所得、开办公司所得等，这部分的收入税务局根本无法掌握。结果是理论上先进的累进制所得税，在执行中其征税对象仅仅针对了一般收入的工薪阶层。<br>　　详细分析我国所得税的构成可以发现，有一半以上来自工薪所得，其次是小业主和个体户，也就是马路边上摆小摊和开一个小门面商店的人，他们也属于低收入者。对开大公司的老板、做金融生意的大款、房地产的开发商，就很难征他们的税。从国际上看，我国的累进税率比大多数国家的更高一些，可是我国的个税收入只占总税收的7%，别的国家能占到一半左右。我国真正的富人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没有征收上来，累进税变成了累退税。<br>　　拿个税收入占百姓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看，现在大约只有2.5%；从个税收入占国家GDP的比例来看，只有1.2%。而我国个税的目标税率约为20%（大部分非工薪收入的税率为20%）。作为比较，可以看看美国，它的个税税率比我国低得多，但政府从个税得到的收入是GDP的10%，是我们1.2%的8倍。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我国个税征收中存在着极大的漏洞。我国多数税务专家估计个税只征收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税并没有征收到。<br>　　怎么办？加强征管是一般的答案。可多年来加强的结果并没有显著的改进，说明这条路极其困难。最近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在2009年第3期总结了2001年俄罗斯个税改革的经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俄罗斯以前也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起征点为年收入3168卢布，在此以上到5万卢布的税率为12%，5万～15万卢布的税率为20%，超过15万的那部分税率为30%。改革以后起征点提高到4800卢布，而且取消了所有高于12%的税率，改为统一12%的所得税率（外加1%的社会福利基金）。按理讲，起征点提高了，高税率取消了，税收收入应该大幅度降低，可事实上改革后当年的税收增加了25%，而当年的GDP只增加了5%。这是由于降低了税率，原来逃税的人变为缴税，所以总税收才能增加。<br>　　我国的情况与俄罗斯很相似，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老百姓过去都是不交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都很薄弱。俄罗斯降低税率反而增加了税收收入的道理是强加征管不如让人们自发遵守。低税率配以强征管必定能收到效果。从理论上讲，累进税制是一个先进的税制，但只在征管问题解决后才是先进的。我国的征管问题并没有解决，累进税的先进性完全是理论上的。因此，我们不妨吸取俄罗斯税改的经验，重新思考我国的个税税制。等税务机关掌握了高收入者的收入情况之后，再转成累进税制，可能是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br>　　要明白俄罗斯税改为什么成功，还必须认识到逃税的积极性和税率的高低有关，税率越高越想逃税。同时个税的征管又非常困难，不如让纳税人自己愿意依法纳税。要想让纳税人从逃税到依法纳税，光降低税率也是不够的，还要加强惩罚力度。不过加强惩罚是有成本的，需要更多的税务干部、更严密的征管条例。而且每一个个案都要投入许多人力物力，才能够把事情搞清楚。尤其要考虑，越是惩罚起作用，也越带来贪污腐化的机会。税率越高，纳税人更愿意行贿，税务官有更多的机会受贿。这是在我国更需要考虑的一点。<br>　　我们比较下世界各国的税率，发达国家，它们的征收制度很健全，偷漏税的很少，所以边际税率较高，我国征税的漏洞很普遍，但最高的边际税率不比它们低，偷漏税就是必然的。俄罗斯在税改前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只有30%，尚且偷漏税严重，我国的最高边际税率比俄高出一半，怎么能没有偷漏税呢。可见我国现在的个税设计完全没有考虑边际税率和偷漏税之间的关系，片面认为只要提高税率就能把富人的税收上来，是一厢情愿的设计思想。<br>　　自俄罗斯税改成功之后，世界上又有20多个国家采用了统一税制并降低税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我估计这个理性的改变不容易在我国实施。因为要降低高收入者的税率，大概是通不过的。从这一点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俄罗斯政府的果断税改，也羡慕俄罗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能够接受表面上有利于富人，而实际上更公平的税制改革。（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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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10 Nov 2009 01:14:0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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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title>
<link>http://622006004.qzone.qq.com/blog/1257327617</link>
<description><![CDATA[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　　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span><wbr /></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茅于轼</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天则经济研究所</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看中国的经济主要看两件事，即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经济就没有大毛病。当然，经济不等于一切，经济没有毛病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而且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静态的表现未必与动态的发展相一致。</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经济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财富的创造或GDP的增长。就这方面来看中国是干得很不错的。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0％的。而且这几年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明显的瓶颈制约。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有没有泡沫。高增长最怕有泡沫。这方面有不少争论，特别是房地产业。但据我看，泡沫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国巨额储蓄所形成的流动热钱。几千亿的热钱流入房地产业，就可能引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钱如果流出房地产业，那儿发生泡沫的危险性将减少；但是如果流进了股市，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所以泡沫的问题在于热钱太多。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间直接投资，保护中小企业，打通他们融资的渠道。</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改革成功皆因符合经济学原理</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我国走民主和市场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经济改革以后的27年，除了1989－1990年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经济增长很低(仅为4％)之外，以后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7.6％，这样的增长率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中国就算很不理想。1992－1993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改革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也接近9％。这不但在中国算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创纪录的。尤其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经济这样高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的全球性大事。</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高增长，不感觉特别。如果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作比较，就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但很大一部分人吃不饱。喂饱这5亿多人，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中央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从粮棉的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搞了30年，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但是这些年经济改革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挨饿。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而且不少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要减肥。拿这一点看中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再拿住房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基本上没建过多少宿舍。人口从五个多亿增加到九个多亿，但是住房还是那么多。拥挤就是唯一的结果。改革开始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现在已经超过20平方米了。这个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是在最近10年内实现的。</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可以对比的事情不胜枚举。经济改革前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大家对现实不满，但是千万别忘了今天享受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犯糊涂，不要否定经济改革的伟大成绩，以至于看错了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方向。</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世界各国都盼望一个丰富物质享受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做得那么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学知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设计的。固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大方向上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每一点生产要素都有机会寻找最能发挥效果的结合点。</span><wbr /><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br>　　就物资的自由流动来看，我们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物资得以通过市场流动，重新配置，不但让人尽其才，也能使物尽其用。不但在国内配置，还可以在全世界寻求改善配置的机会。因此我国的进出口额在27年中增加了330倍。在资金方面也增加了流动的渠道。改革前马路大道很少银行网点，顶多能找到储蓄所，而现在每隔几步路就能看到银行网点。城乡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亿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1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164倍。人均存款额从1978年的区区23元，增加到现在的1.23万元。但是资金的运用因为受管制约束特多，效率低下，成为我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中一个例外的败笔。</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财富快速增长，除了归功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解放以后我国严禁个人从事经营业务，不论是生产，还是商业，一旦判为资本主义，统统在割除之列。只有国家才允许从事财富的生产活动，而且当时还执行仇视富人的政策，消灭整个富人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穷人国。改革以后也逐渐开放了从个体户到公司组织的生产活动。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也在进行之中。由于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民众所需要的产品。财富生产的效率，也由于他们的经营活动而大大地提高。</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人们说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还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以及党的领导。可是改革前，财富创造的速度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可怜。所不同的是，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仇富的心理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它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按照追求利润原则，消费按照消费者自主选择原则，放弃了原有经济的计划性。企业通过赚取利润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去满足百姓的需要。但最近有一种议论，埋怨企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只顾赚钱。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回潮，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消费方面，我们抛弃了票证，让消费者用钱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百姓得到了自由，但是贫富差距显现出来，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上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收入分配问题。</span><wbr /><br><span style="font-size:16px;line-height:1.8em;">　　附带说一句，我国走民主和市场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span><wbr />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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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04 Nov 2009 09:22:1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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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年底通胀压力将会增大]]></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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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茅于轼：年底通胀压力将会增大</span><wbr /><br>　　来源：天府早报<br>　　茅于轼是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有着“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之称。此前，其发表的“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的观点引起不少争议。“我的说法是客观、现实的。”茅于轼的回答很坦然。<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交换才能产生财富</span><wbr /><br>　　昨日，当这位81岁的老人出现在论坛现场时，立刻博得了企业家们热烈的掌声。<br>　　“尽管前年有帮助民营企业的30条扶持政策出台，去年国家也重申了这个政策，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困难很大。”一开口，茅于轼就直指民营企业的生存艰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变化主要靠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从零开始，目前已经占了半边天。”<br>　　茅于轼强调，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受的教育都是劳动创造财富，但在市场经济下，交换才是财富产生的途径，每一次交换都把一个物品从低价格提升到高价格，交换使其物尽其用。“改革开放以前，员工每个月拿40多元，现在拿上千元，因为有了交换，劳动产品得到了充分的价值体现，而经济要发展就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民企到农村开银行</span><wbr /><br>　　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茅于轼直言：“一方面，在过去的一年，民营企业受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尽管我们做到了平稳过渡，然而由于出口受到打击，仍面临着潜在的危险。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还是有很多机会，比如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开始对民间开放。”<br>　　“美国银行都是老百姓开的，没有一家是政府开的。随着整个经济进程的加快，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也会逐步放开。”茅于轼给民营企业家支招，“有志发展的民营企业家，可以进入农村去开办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其次，茅于轼认为，服务业仅占GDP的40%，还有很大提升空间。<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通胀压力逐步增大</span><wbr /><br>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一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市场货币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使通货膨胀显现。”对于目前市场热议的“通胀说”，茅于轼预测，通货膨胀不会马上出现。他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通胀压力会增大。<br>　　在谈到当前房价居高不下，买房者该不该出手买房时，茅于轼认为，买房是抵抗通货膨胀很好的方式，但当前一些城市房产存在很大的泡沫。茅于轼提醒投资者应根据经济形势寻找市场中的“价值投资洼地”，切忌盲目跟风助长泡沫的生成。<br>　　茅于轼建议，美国现在房子、股票已经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中国可用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完全可以鼓励中国公民到国外去投资。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媒体报道]]></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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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20 Oct 2009 09:17:3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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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不只是财富 快乐也要增加]]></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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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不只是财富 快乐也要增加</span><wbr /><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采写：</span><wbr />周定兵<br>　　如何才能让整个社会富起来，茅于轼先生认为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一句话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br>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成才需要哪些条件？8月4日，本报“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第七讲在大理市举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制度演变与财富的生产”进行分析，与现场300多名当地企业负责人及市民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br>　　“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由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企业家协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联合主办，红塔集团独家冠名，云南信息报社、云南省企业家协会职业经理人联谊会承办，邀请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登坛讲座，旨在把中国最前沿的经济智慧传递到云南，推进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有周其仁、盛洪、党国英、金岩石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及著名企业家王石登上了讲坛。<br>　　为了使昆明以外的云南各州市的经济界人士也获得分享中国前沿智慧的机会，论坛在适当的时候赴云南相关州市巡讲。第七讲就是第一次巡讲，大理州委宣传部对此次讲座给予了特别支持。<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大家有钱我才有钱</span><wbr /><br>　　茅于轼说，有的人看到别人有钱他就来气，对富人有仇视态度，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他认为一个社会想富起来，仅有一两个人富是不可能的，要靠大家富。他希望国民能普遍认识到一点：“别人钱多，对我肯定有好处的”。<br>　　他举了个例子，在美国，干一样的活，拿到的钱很多，在中国远远拿不到，不管你干的是最简单的还是最复杂的劳动，比如在饭馆里端盘子，这样的劳动在美国能拿1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在北京也就1千元人民币，相差十倍，而就算考虑到购买力因素，生活的好坏差不到十倍，大概3、4倍。同样地，复杂劳动也一样，在中国，当医生、律师也好，拿的就比美国少。<br>　　这就奇怪，为什么同样的活拿到的回报不一样呢？原因很简单，美国饭馆的洗碗工为什么拿的钱多，因为在美国吃饭的人钱多，“因为别人有钱，所以我也有钱”。因此，他认为“我要钱多，就必须大家钱多，我钱多了还要帮助大家钱多，别人钱多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只有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会成功</span><wbr /><br>　　如何才能让整个社会富起来，茅于轼先生认为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一句话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富，就是这两点。<br>　　改革开放以前，茅于轼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说“我去农村种地去了，我不是农民，你说种地能种得好吗？你让我去种地，算不算人尽其才，不算。”<br>　　怎么做到人尽其才？茅于轼认为首先每个人须知道自己的才在哪里，自己干什么最好，每个人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好，不是太容易。“我本来是个工程师，当了三十年工程师，当然我这工程师也不是很差的，也有不少贡献，但到50岁了，我改行搞经济了，改得好不好呢？很好，我现在是个经济学家。”<br>　　茅于轼说自己不是个傻瓜，但也是到了50岁才发现自己不是当工程师的料，而是当经济学家的料。所以说人不要太固执，要试着换个工作，看看自己善于干什么。其次，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因为我们个体在选择工作，社会也在选择我们个体，这是双向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他认为成功的人都是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很多特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市场埋没了，这个可以算是市场的毛病，因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不需要，比如说科学研究，社会不需要，没人给你钱。这就需要由政府来做这些事情。<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　要价最低的有权卖给出价最高的</span><wbr /><br>　　至于物尽其用，物的用途很多，有的是浪费的，有的是尽其用的，怎么让它尽其用，不浪费呢？茅于轼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尽其用的，而市场用什么手段使其尽其用呢？他认为是拍卖，比如，有一幅画要卖，底价1万，大家竞价，最后卖给最高的。其实所有的商品，每天都在动，都在拍卖，但这种拍卖很特别，两个方向，“有人出价最高，有人要价最低，最后要价最低的有权卖商品给出价最高的。”<br>　　他说，我们要懂得商品有不同的用途，用得不好就浪费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招标和拍卖。我们要懂得，一个物的价值与它包含多少劳动无关，看它用在什么地方，价值的提升靠买卖，不是靠劳动。这个关系太大了，交换创造财富。一个商品由低价值变成高价值，就是财富的创造过程。<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劳动生产产品 交换创造财富</span><wbr /><br>　　茅于轼说10年前他去过山西 <br>，看到山西出那么多煤，但地方却还是那么穷。他给当地领导出了个主意：少生产煤，降低产量。“为什么呢？你挖得太多了，就不值钱了。我们不是要生产物，而是要生产钱。比如粮食，我们也不是要生产粮食，而是要生产钱，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就在这里——企业为利润而生产。当然企业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它是通过赚钱为社会服务的，因为企业不知道能为社会服务什么，不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它只有看哪儿能赚钱就去哪里做。不赚钱的事不能干，有没有例外？我觉得没有例外，你必须赚钱才能为社会服务 <br>。”<br>　　茅于轼说，中国自古就不承认交换创造财富，认为财富是就是东西，对于商人，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事实上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很明显地证明：劳动创造产品，交换创造财富。<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市场交易需要平等和自主权</span><wbr /><br>　　茅于轼在8月4日论坛的前一天去过崇圣寺和卖衣服的小贩还过价，他把这次经历放到了论坛上，他说摆摊的喊价35，但是不是要卖这个价呢，可能30、25都卖了，他肯定有个底限价。我这买东西的人也有底限价，就认为20块可以了。如果他的成本线较低，我的出价高过他的成本，那这个生意就做成了。买卖做成了，小贩赚的钱就进入到了GDP的统计。他说假定“25块的成本，变成了35块，增加了10元，就是GDP。这个钱谁创造的？是做买卖的两个人创造的。”<br>　　虽然反复强调“交换创造财富”，茅于轼认为交换也是需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交换的双方是平等和有自主权的人，不是受控制的人。交换为什么创造财富？因为双方都得到好处，不像赌博，赌桌上的钱加起来是不会因赌博增加。<br>　　他认为这些年中国人富起来了，但还有很多不平等，有经济的不平等，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不平等。“现在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太大，特别是城乡差距。城乡之间在社会上、地位上还有很多不平等。我们提倡和谐社会是对的。”<br>　　茅于轼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快乐，他说：“怎么使得大家都高兴呢，多交换，不损害别人钱就多了。快乐增加，自己发财帮助别人发财，自己快乐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享受人生也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我觉得这是全社会最大的目标，使社会不光财富增加，而且快乐增加。”<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　经济一体化可以消灭战争</span><wbr /><br>　　市场非常能生产财富，茅于轼也认为它不能很平等地分配财富，这是市场的毛病。他说由于有了市场，全世界已经极大地富起来了，全世界的富就是200年造成的，200年前全世界都是穷人，没有工业化。现在由于交换的发达促使了技术的进步， <br>科学的进步。现在计算机过两年就更新换代，就是因为市场的促进。<br>　　全世界的资源——粮食、石油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采购，而在国际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前，世界上的资源分配靠的是战争。现在为争夺资源而起的战争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有市场在那里。虽然市场也有毛病，但它能消灭战争。<br>　　他说与二战前相比，日本还是没有资源，但依靠国际市场，它重新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现在也一样，石油铁矿，很多都是靠进口。国际市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要维护国际市场。如果破坏了就只能打仗，重新分配。<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现场互动</span><wbr /><br><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要帮助扶植市场</span><wbr /><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问：</span><wbr />交换要有条件，像云南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具备交换的条件，怎么致富？<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答：</span><wbr />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有市场，要做的是消除交换的障碍。首先政府不要打击市场，比如城管的管理方法和思路就需要改进，“你要帮助摊贩，而不是把他消灭掉。他摆的地方不对，挪个地方；弄脏了，让他收拾干净”。<br>　　我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并不见得和汉族地区有多大区别，少数民族地区要建立一个交换环境，政府要帮助。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出去，到城市，到大的地方，去有商业机会的地方。<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问：</span><wbr />现在国家的财富增加了，有的人也富起来了，有了很多炫富的行为，你怎么看待？<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答：</span><wbr />我认为摆阔气的消费是最愚蠢的消费，因为这是为别人而消费，而不是为自己。享受生活才是为自己的消费。如果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消费，那也好，可炫富是叫别人产生嫉妒心，对自己没好处，对别人无益。<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　■精彩语录</span><wbr /><br>　　●价值的提升靠买卖，不是靠劳动。<br>　　●别人钱多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br>　　●不能很平等地分配财富，这是市场的毛病。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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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6 Oct 2009 08:02:4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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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中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要20年]]></title>
<link>http://622006004.qzone.qq.com/blog/1255426070</link>
<description><![CDATA[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茅于轼：中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要20年</span><wbr /><br>　　茅于轼<br>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br>　　实际上，从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作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威廉森就已经广泛为人关注，被认为迟早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和创始人之一，奥利弗·威廉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名至实归。<br>　　对另一位获奖的女经济学家不是很了解。不过，她既然也是因为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奖，充分说明了制度经济学在此次评委心中的分量。<br>　　制度经济学学者在此次诺奖评选中脱颖而出，说明了社会对这一经济学科的充分认可，虽然也有研究金融、环境经济学甚至行为经济学的学者被看作获选热门，但是相较来说，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更加重要，它决定经济的根本走向。<br>　　西方的经济学是在市场已经成型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开始时西方经济学者并不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所以当时“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广泛关注，人们想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市场经济暴露了它的缺陷，一些计划经济手段却被认为对缓解危机有效，于是“新制度经济学”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br>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占多数？茅于轼表示，做学问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财力，二是要思想自由。这两个条件美国都充分具备，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多出在美国。<br>　　与之相较，中国虽然现在有了些财力，但是思想方面还欠缺创新性，所以获得诺奖“至少还要20年。”茅于轼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中国的经济学者缺少创新性思维是中国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利于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要想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先要从教育抓起，改革原来的应试教育，从模仿式改变为创造式，舍弃灌输式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让教育也百花齐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让世界更加认可我们的经济学者。<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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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13 Oct 2009 08:54:0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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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中国经济学者无创新性思维难获诺奖]]></title>
<link>http://622006004.qzone.qq.com/blog/1255340097</link>
<description><![CDATA[腾讯财经讯 北京时间10月12日，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项目——经济学奖将揭晓。与去年相同，今年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仍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979万元人民币)。腾讯财经博客电话连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他表示，中国的应试教育不利于培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创新性思维是中国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<br>茅于轼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比较青睐博弈论、信息论和金融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自美国的较多，其中很多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<br>在被问及“为何至今中国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时，茅于轼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创新性思维是中国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杨振宁曾经说过‘二十年后中国本土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这也说明，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利于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br>茅于轼认为，中国要想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先要从教育抓起，改革原来的应试教育，从模仿式改变为创造式，舍弃灌输式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让教育也百花齐放，这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让世界更加认可我们的经济学者。<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记]]></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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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2 Oct 2009 09:34:5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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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公用事业的收费原则]]></title>
<link>http://622006004.qzone.qq.com/blog/1255053817</link>
<description><![CDATA[<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公用事业的收费原则</span><wbr /><br>　　<br>　　北京天则研究所 茅于轼<br>　　<br>　　公用事业是指公共交通、水电煤气、公路服务以及公园、图书馆、博物馆、消防、治安等服务。在美国，这些事业哪些要收费？哪些不收费？收费的原则如何确定？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br>　　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公共事业既然是政府办的事业，就不同于私营企业，不应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公用事业至少应该降低收费标准甚至免费。但如果政府办这些事业赔了钱，赔的钱从哪里来？政府的钱来自税收，因此赔钱办公共事业，等于是用全体百姓纳的税，去补贴使用这些设施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对公用事业用得越多，占的便宜就越大，这会造成对公共设施的过度使用，或形成不必要的拥挤。况且这部分人未必都是穷人，对他们的照顾也无助于社会公平。这样看来公用事业免费或低价收费是毫无必要的。美国有一句谚语：后及休息日最低，最高价与最低价相差可达１．５倍。此种计费标准的设计原则是收费取决于成本，鼓励用户夜间通话以充分利用设备容量，同时也避免大家都挤在线路繁忙时通话，使需要设备容量不得不扩充，导致成本增加。 <br>美国还有一种免费长途电话（其实是由受话方付款，因为“没有免费午餐”），用于企业对客户的服务。这类电话在拨叫时都先拨８００，所以８００成了免费拨叫的代号。 <br>原则上，使用公路也要收费。收费公路每一个出入口处都设有管理处，汽车进入时领取一张凭证，以资识别汽车在哪个地点开始驶入。当汽车驶出收费公路时，管理处根据汽车行驶的距离计费。收费标准还随汽车的重量而变。由于美国汽车拥有量极大，一次次交费耗时过多，而收的费又不高（大约每１００千米１～２美元），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减少收费管理的成本，大多数公路都将该收的费并入汽油的售价中。车主买汽油的同时也支付了必要的养路费等费用。只有那些通过特殊渠道集资修建的公路，特别是大桥、大隧道，仍实行收费制度。如果这些大桥大隧道是往返必经之路，为了节省收费时间，往往只在一个方向收费，一次收费就将往返两次的费都收了。 <br>电价是经常引起社会争论的话题。因为电力工业是垄断工业，一个发电厂通过电网向一定范围内的用户供电，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电网进入竞争。电厂和电网由股票持有者所有，他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如果政府对电厂的经营不加管制，电厂可能将电价定得极高，用户由于别无选择只能减少用电量。 <br>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证明，对于缺乏竞争者的垄断行业，价格不能由唯利是图的企业单方面确定，而必须有政府管制。相反，对于有充分竞争的行业，企业追求利润原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对价格不应加任何干预，而且不必担心价格过高，因为不合理的过高的价格自然会因竞争者的参与而被压抑。这一套理论支持了政府对电价的管制。铁路原也被认为是垄断行业，价格也是政府管的。但从１９８０年起，政府解除了对铁路的价格管制，因为公路、管道、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进入了市场竞争。 <br>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确定电价。看起来唯一合理的办法是运用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公式。可是如果肯定了这个公式，电厂就失去了改善经营以降低成本的积极性，甚至把各种不合理的开销也打入成本，例如公司领导的私人消费，这种情形在我国是不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最近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政府管制垄断行业的毛病，又有放松管制，采用多种方式治理的倾向，包括舆论界的监督，学术界的专门研究。１９８７年美国电力行业和政府的主要争论是：前十年内新建的大批电站由于用电量大大低于十年前的估计而没有投入运转，这批电站的建设费用能否计入成本？如果允许进入成本，此例一开，以后电力行业将毫无顾虑地扩大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如果不允许进入成本，今后电力行业将拒绝投资，造成电力供不应求。２０００年发生的加州电力供不应求就与此有关。不仅是电厂，凡是政府管价格的行业都会出现这种两难境况。而且对于垄断性行业，这种困境也是无法改变的。这里我们能看到市场力量的自然合理性。对于垄断行业缺少了市场力的作用，怎么管理也弄不好。而有市场作用时，不去管它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产品可能有看不见的质量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电器安全、环境污染等，这还需要政府管制。在美国，电价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供不应求时价高，供过于求时价低。一天２４小时内，白天和傍晚电力供不应求，夜间则供过于求。所以电费要分时计价，这要求设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说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白占便宜，所以想揩油是办不到的。另一层意思是说人与人经济交往的原则不允许有人钻空子拣便宜。经济学家常说的“免费搭车”，就是指上述原则被破坏后，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和分配不公的情形。我们常说的吃大锅饭，就是指让一些无所作为的人“免费搭车”，而使另一些努力创造财富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在设计公共事业的收费标准时，应尽量避免“免费搭车”的漏洞。正因为如此，美国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是不低的，而且随着物价水平和成本结构的变化还经常调整。例如能源危机以后，燃料费用上升，美国各地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收费大幅度增加。虽然１９８６年物价水平和能源价格都稳定，但纽约地铁为了更新车辆，又一次上调了价格，票价从９０美分提高到１美元。最近几年地铁票价又进一步上调。公用事业非但不应赔本，而且只要经营得好还应略有盈利。所以公用事业并不一定要由政府经营，美国许多城市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就是私营公司投资经营的。纽约市有众多由小公司经营的公共汽车运营路线，它们参与市场竞争，收费虽然略高，但设备舒适，运行安全，到站准时。这一情况有点像在北京出现的人人有座位的小公共汽车。<br>　　电话虽然是公用事业，却由私营公司经营。全美独立的电话公司共有约１５００家，经营长途电话最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前几年被法院裁定解体，分成几家小公司，以利于竞争。美国的长途电话全部由计算机管理，用户在何年何月何时，几点几分，拨通外地某一话机，通话几分钟，该收多少费用等等信息，全部贮存在计算机里。月末，计算机将一个月内的全部通话记录打印出来，并算出包括本地通话费用在内的本月总账，由邮局寄给用户，作为应付款的凭据。<br>　　美国市内公用电话通一次话的费用比家用话机的相应费用略高。１９８６年在纽约每次市内通话要２５美分，在波士顿只要１０美分。近几年已作了调整，多半调到了２５美分。这个价钱未必正好等于打一次电话的成本，恐怕主要是方便投币，因为美国１／４美元的硬币用得很普遍。家用电话机的收费标准有几种，由用户自行选定。一种不限通话次数，每月收一定的费用；二是固定话机费加每次通话费的累计；三是每月收费一定，但通话总次数不得超过若干。根据用户不同情况，电话局可以采取成本最低的管理办法，例如不限通话次数的用户就可以不必加装记录通话次数的设备。长途电话的收费标准相当复杂。每分钟的通话费用首先与通话距离或经过中继站的数目有关，越远越贵；其次与通话发生在一天中哪一时刻有关，工作日上班时间最贵，下班后到夜间１１点其次，１１点以后及休息日最低，最高价与最低价相差可达１．５倍。此种计费标准的设计原则是收费取决于成本，鼓励用户夜间通话以充分利用设备容量，同时也避免大家都挤在线路繁忙时通话，使需要设备容量不得不扩充，导致成本增加。<br>　　美国还有一种免费长途电话（其实是由受话方付款，因为“没有免费午餐”），用于企业对客户的服务。这类电话在拨叫时都先拨８００，所以８００成了免费拨叫的代号。<br>　　原则上，使用公路也要收费。收费公路每一个出入口处都设有管理处，汽车进入时领取一张凭证，以资识别汽车在哪个地点开始驶入。当汽车驶出收费公路时，管理处根据汽车行驶的距离计费。收费标准还随汽车的重量而变。由于美国汽车拥有量极大，一次次交费耗时过多，而收的费又不高（大约每１００千米１～２美元），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减少收费管理的成本，大多数公路都将该收的费并入汽油的售价中。车主买汽油的同时也支付了必要的养路费等费用。只有那些通过特殊渠道集资修建的公路，特别是大桥、大隧道，仍实行收费制度。如果这些大桥大隧道是往返必经之路，为了节省收费时间，往往只在一个方向收费，一次收费就将往返两次的费都收了。<br>　　电价是经常引起社会争论的话题。因为电力工业是垄断工业，一个发电厂通过电网向一定范围内的用户供电，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电网进入竞争。电厂和电网由股票持有者所有，他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如果政府对电厂的经营不加管制，电厂可能将电价定得极高，用户由于别无选择只能减少用电量。<br>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证明，对于缺乏竞争者的垄断行业，价格不能由唯利是图的企业单方面确定，而必须有政府管制。相反，对于有充分竞争的行业，企业追求利润原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对价格不应加任何干预，而且不必担心价格过高，因为不合理的过高的价格自然会因竞争者的参与而被压抑。这一套理论支持了政府对电价的管制。铁路原也被认为是垄断行业，价格也是政府管的。但从１９８０年起，政府解除了对铁路的价格管制，因为公路、管道、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进入了市场竞争。<br>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确定电价。看起来唯一合理的办法是运用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公式。可是如果肯定了这个公式，电厂就失去了改善经营以降低成本的积极性，甚至把各种不合理的开销也打入成本，例如公司领导的私人消费，这种情形在我国是不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最近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政府管制垄断行业的毛病，又有放松管制，采用多种方式治理的倾向，包括舆论界的监督，学术界的专门研究。１９８７年美国电力行业和政府的主要争论是：前十年内新建的大批电站由于用电量大大低于十年前的估计而没有投入运转，这批电站的建设费用能否计入成本？如果允许进入成本，此例一开，以后电力行业将毫无顾虑地扩大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如果不允许进入成本，今后电力行业将拒绝投资，造成电力供不应求。２０００年发生的加州电力供不应求就与此有关。不仅是电厂，凡是政府管价格的行业都会出现这种两难境况。而且对于垄断性行业，这种困境也是无法改变的。这里我们能看到市场力量的自然合理性。对于垄断行业缺少了市场力的作用，怎么管理也弄不好。而有市场作用时，不去管它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产品可能有看不见的质量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电器安全、环境污染等，这还需要政府管制。在美国，电价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供不应求时价高，供过于求时价低。一天２４小时内，白天和傍晚电力供不应求，夜间则供过于求。所以电费要分时计价，这要求设置分时电表，能分别记录不同时段内的耗量。这两种电价相差可达一倍以上。但普通家庭由于用电量不大，多半不安装此种复杂的电表。全国家庭的平均用电量１９８７年为每月７００度，平均电价接近每度１０美分。<br>　　顺便说一句，美国的火车票、地铁票，莫不随时间和季节而调整。一般是周末两天的票价较低；６５岁以上的老年公民避开上下班拥挤时间，可以享受折扣地铁票价；飞机票在淡季也有折扣。<br>　　全美国有各类图书馆３．８万多个，没有听说过有一家图书馆要收费。但服务对象有些限制，例如学校图书馆仅对本校师生开放，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几乎任何人都能随便进出。占总数４５％的公共图书馆则对一切人开放，不要任何证件或介绍信，而且一直开放到书库，读者可以进入到任一书架前，随便翻阅。图书馆的开支是惊人的，仅大学图书馆（占全美国图书馆的１５％）一年支出在１９８５年就达２４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增加到４３亿美元，２０００年估计已达到５７亿美元。在这里，“没有免费午餐”的原则不再适用。因为提高教育水平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最主要的途径，受教育，包括进入图书馆，已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有些博物馆（如美术馆），其性质介乎教育普及和文化享受之间，其收费办法变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免费，例如每周有两天，或对学生免费。<br>　　公园的收费办法类似于博物馆。娱乐性的都要收费，休息性的多不收费。消防、治安等服务，则无例外地都是免费服务。如果救火要收费，则户主可能不愿雇救火队而造成火势蔓延，殃及邻里。<br>　　<br>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小结：</span><wbr />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应尽量做到政府不补贴，也不多赚钱。但由于缺乏竞争市场，这一点很难做到。有一些公用事业带有服务性质，或者为了照顾低收入阶层，收费较低甚至免费，成本由全体纳税人负担。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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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09 Oct 2009 01:43:4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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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茅于轼：房价上涨过快与富人没地方花钱有关]]></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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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span style="font-weight:bold"><wbr />茅于轼：房价上涨过快与富人没地方花钱有关</span><wbr /><br>　　来源：荆楚网-楚天金报<br>　　昨日，由湖北日报参与主办的“中国经济百年论坛”在本集团隆重开讲。此次论坛可谓是智者的聚合，茅于轼、丁学良、铃木宏昌(日本)等多位国内外的顶级学者论道东湖之畔，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思考与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部分学者的发言整理如下：<br>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房价上涨过快与“富人没地方花钱”有关<br>　　论坛上，茅于轼探讨了“中国的成功模式能不能持久”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特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已在实践中被证实，市场经济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经济制度，而专政下的政府也具有绕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瓶颈，以及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等功能。但他也认为，这种模式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精英治理，因为社会已是越发复杂的系统，国家的治理者中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二是治国的精英要优先考虑基层群众的利益，国家才能稳定。<br>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过“廉租房不该建厕所”的茅于轼也对当前的房地产业表达了看法。他认为，当前房市的热度是一个泡沫，产生泡沫的原因则是“在财富生产特别多的情况下，由于分配不均，富人分配很多，但却没有别的地方花，就只能去买房子”。而茅于轼认为，“富人的钱没地方花”的问题出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不好”，“把钱集中起来投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拿钱生钱的机会非常少”。<br>　　对于未来的宏观调控，茅于轼认为应当改善金融市场，同时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要落实。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媒体报道]]></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6004@qq.com(茅于轼)]]></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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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27 Sep 2009 03:13:1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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