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6032.qzone.qq.com Mon, 30 Nov 2009 00:26:00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un, 04 Oct 2009 15:09:51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4669220 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可惜他写出来的时候，已经90岁了。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北大诗人海子的诗，他写出来的时候才25岁，可惜两个月后就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
所以，幸福人生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在25岁时写出海子那样的诗，然后象米沃什那样的起码活到90岁。
据说今天的月亮还要圆。中秋快乐。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4669220#comment 0 Sun, 04 Oct 2009 15:09:51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4669220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4619886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4619886#comment 2097152 Sun, 04 Oct 2009 01:16:48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4619886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2970261
　　从发愿写激荡，到跌荡的完成，前后已经六年了。在后记中我说，“动笔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舒然同学背着小书包刚刚跨进小学的校门，到今天，完成《跌荡一百年》下卷，她已经要上初中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不动声色地更替着昨天和明天，它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花开、花谢、雨聚、雾散，它从不白白的来，也不白白的走。”

　　四本书加在一起有100多万字，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答案找到了吗？书面的标准答案似乎是有了，可是在现实中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你看这几天国有企业对山西煤炭企业的收编，看山东钢铁对日照钢铁的强购，看中央企业在地产领域的疯狂，仍然是无语且无解。

　　我在跌荡的最后一章中写－－德国有谚语曰：“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发生。”中国商业史的问题正好相反，事情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一再地重复发生，而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的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复制和轮回。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二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曾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化之路，似乎是这段论述的最生动的注脚。

　　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义，人类正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编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却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了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概括承受，如果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在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受骗，而仅仅是在自欺欺人。

　　跌荡写得很不轻松，也许卖得也不如激荡。但这样的下场对我来说，是应得的。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2970261#comment 136315392 Mon, 14 Sep 2009 23:17:41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2970261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2376300
上周，中国商业界最大的新闻是联想控股的股权转让。据北京产权交易所透露，这家曾经在2008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著名企业将29%股权挂牌出售，价格为27.55亿元人民币，最终，泛海集团成为唯一一家符合条件的受让方。
这是一起典型的“柳传志式”的转让。
对于65岁的柳传志来讲，联想的产权改造是他终身最大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必须在未来的五年内彻底的解决它。而联想的产权改造会有很多的困难，第一：规模太大，出让价格的高低，非常容易引起大的争议，第二：进来的那个民营资本，不能够干扰到现在联想业已形成的经理人治理结构，所以时机和人选的选择变得非常的关键。
先说时机。联想自1984年成立以来，是一家百分百的国有企业，柳传志一直在为联想的股份清晰做努力。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柳传志乘机提出了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按此方案的设想，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所有，45％归于员工。对于这个方案，中国科学院没有异议，但是却立即被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打回，毕竟在当时，如此大胆的股权清晰尚无先例，谁也不敢担当“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柳传志当即退而求其次，他提出了红利分配的方案：65％归中科院，35％归员工。在这一部分，中科院有完全的决定权，开明的院长周光召对联想情有独钟，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
在当时，联想身陷重围，未来混沌而黯淡，这些数字都是“纸上财富”，并无现成利益，因此，从中科院的领导到企业的员工，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10年后，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很大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一百倍了。”言辞之中，分明是百般的侥幸。
2000年，正是在这个方案基础上，35％的分红权又在柳传志的努力下变成了股权，而当时正是全球网络股破灭的一年也是联想经营非常困难的一年。
而2009年的今天，联想出让29%的股权，又处在联想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刻，柳传志在转让时机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说人选。联想在股权挂牌时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专门为泛海所设计的。如果从战略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泛海集团对于联想来讲是四个字来形容，叫做“可有可无”。所谓“可有”，是因为泛海是中国老资格的民营企业，资产规模非常大，董事长卢志强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全国政协的常委，所以说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所谓“可无”，泛海的产业主要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跟联想几乎没有产业衔接的可能。而从现在公布的入股协定来看，未来五年内泛海不得干预联想现在的经营战略。
所以，从时机和人选的选择来讲，这一次的转让是典型的柳式转让。在柳传志的经营管理思想中，有一条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弯”。以今看来，在他拐过的所有大弯中，产权改造无疑是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议论至此，其实一个问题已经逼到了喉咙口：既然柳传志团队对联想的贡献那么大、信心那么足，既然中科院已决意把联想的部分股份出售，为什么不直接就让柳传志团队来认购呢，比如让联想职工持股会也参与竞购，或者允许柳团队另组投资人组合来竞购呢？为什么需要到马路上去拉一家不相干的企业进来，而且还要以如何“唯一设定”的方式售定呢？
这样的问号，在过去十年的中国产权改革中实在是出现了无数次，健力宝的李经纬这样问过，长虹的倪润峰这样问过，科龙的潘宁这样问过，春兰的陶建幸这样问过，海尔的张瑞敏也这样问过。
可惜，栏杆拍遍，竟无人应对。
柳传志是企业界出了名的“君子”，向以儒家自许。二十多年来，为了联想的“产权自由”动足了脑筋，在这一过程中，他首先必须保持“回避”的姿态以自净，同时，他却又必须为这家公司的兴衰赌上一生的心血和信用。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坚忍意识以及“拐大弯”的智慧，才让联想能一次次的成为“侥幸”的特例。
中国企业家的这种生存状态也许只有用元曲里的那句哀叹词来形容――真正是“天可怜见也”。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2376300#comment 2097152 Tue, 08 Sep 2009 02:17:58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2376300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1180303 在今天的中国财经界正在发生一场大争论，焦点是一锅水到底有没有烧开。

这锅水是2009年的中国经济。

一派意见说，还没有烧开。去年水冷了下来，就拼命的放出钱来烧，先是4万亿启动“铁公基”计划，再是一个月接一个月地增加放贷，整个上半年就新增贷款7万多亿元。眼看着水终于热起来了，现在是98度，不过还没有开，要继续烧。水没有开的判断，来自实体经济没有完全复苏，外贸还在下降，民营企业毫无信心，所以，要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千万不能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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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说，水早已经烧开了，现在是102度了。烧过头的原因是，能涨价的东西都涨起来了，从牛奶、苹果、汽油、自来水到房价，马路上现在到处都是钱，我们一年完成的GDP在35万亿元左右，而现在市场上的钱已经多到60万亿元了，有外国学者计算，上半年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实际下降了16％。如果下半年还是象上半年那样的撒钱，十万亿元----这是年初中央计划的一倍----很可能还止不住。所以，货币政策要刹车了。

这两派人士的吵架声，市场已经清晰地听到了。

8月初，一直高歌猛进的股市突然停下了脚步，为什么呢？因为吵架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北京开会，宣布下半年将继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二季度货币报告也是这个基调，只是说可能要微调。然而8月11日的一条消息却吓了大家一大跳，7月份的全国新增贷款只有3559亿元，跟6月份的1.53万亿元相比，环比下降了77％！接着，又有消息显示，早在7月份，社保基金已经悄然离场了，这表明了官方金融决策者的某种判断，说明风头确实是悄悄在变了。

于是，股市掉头下泻，下泻，再下泻，接下来的10天里，蒸发市值4万亿元。因为政策方向实在不明，在8月17日到20日前后还出现了反复振荡的景象，今天狂跌，明天补涨，后天再跌回原形，哪个股民受得了这样的折腾，医院里的心脏科病房肯定爆棚了。

现在没有人知道争论的结果。事实可能将是，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将在吵吵闹闹中古怪地走下来。当“98度派”占上风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开动项目，搞活和放大资金，上面没有钱撒下来，就是鼓励基层多搞金融改革和信贷互助，股市不能跌得太厉害，房市也不能冷下来，总之，水还得继续烧。如果“102度派”占上风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卡住信贷的脖子，严查地方乱放资金的行动，"铁公基"项目能不建的就别建了，土地供应要适度收紧，房地产不能再搞得大家头昏脑胀。

宏观判断的模糊以及政策的摇摆，将让很多人不知所措，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就这样充满了诡异的气息。

不过再怎么吵，经济的大格局似乎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靠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走出低迷，一个大的泡沫正在生成中。这个泡沫当然不会在短期内----比如说一年两年里就砰的一声破灭了。在某种意义上，"102度派"的担忧并不在当下，而正是在几年之后，当信贷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不成比例的时候，中国经济将陷入另外一场更大的财政和产业危机。

在我看来，那场危机已经远远地等在那里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许多年后，我们来做陈词总结的话，会说，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推进，仅仅搞大规模、狂放投资，只是把矛盾闭着眼睛往后推而已，推着推着，千奇百怪的毛病就都出来了，好比2009年的现在。

换句话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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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纸之父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又名林驰，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在汕头市创建“太古南记行”。1946年，林希之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外籍教师曾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他的追奉偶像是伟大的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他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林希之和几个行业爱好者，因陋就简地筹办起“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带有创世纪的气质。实验室没有经费，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药卖给药房，以补充时需。
上海解放后，林希之的不少亲戚都外逃出国，他却决定留下来，报效新中国。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半年后的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最初，这个厂只有15人。后来，他们把汕头市永安街的一段共53间民房全部买下来，在里面曲曲弯弯地安装了1．1米宽的相纸涂布机，60米长的挂杆式干燥道，又安装了钡地纸涂布机、超级压光机、压花机等设备，年产照相纸35万盒。
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取代了简陋的“石灰吸湿干燥法”。1955年4月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张人像胶片。1956年，组织研制成功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我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林希之还先后倡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和汕头感光化学专科学校。1959年轻工业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感光材料专业会议，宣告我国照相感光材料工业的形成，生产列入国家计划。
林希之身体赢弱，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近乎伤残。他的夫人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他还经常失眠，有一段时间竟常常通宵达旦，尤其当他正在攻克一项科研项目的时候，根本无法安眠，每天都得靠安眠药强制休息，后来安眠药服量逐日增加，只好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电子催眠机。通过机械，帮助他获得短时间的睡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栏”，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科技资料被销毁，器材被砸烂。那时候，生在他喉头的一颗恶瘤日渐增大，后来竟大至鸡蛋一般，使他难以进食，他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栏”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里，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开始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妻子不忍，林希之说，“活着就要工作。让我干吧，我能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0月，48岁的林希之去世于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他的生命与事业一样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务。”
至1980年代，汕头公元的主要产品已发展至黑白相纸、人相胶片、胶卷、X光胶片和印刷制版胶片等五大类42个品种，相纸产量居全国首位。1986年，国家投入9亿多元巨资，公元引进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彩色线投产不到一年就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到1990年代初，公元负债高达48亿元。1994年，国务院作出决策，公元以1.8亿美元的价格将彩色生产线转让给美国柯达公司。柯达的创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乔治·伊士曼。2005年8月，柯达因连年亏损，宣布永久关闭公元厂。
2003年，财经作家袁卫东受柯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柯达在中国的书籍。他到汕头公元采访，意外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书中写道――
在木棉花盛开的初春，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们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废墟，是一个残破的民国建筑······林希之的遗孀高婉卿和他的后人，接待了我们。30多年的岁月后，林希之的气息还在。在二楼的墙壁上，有一幅相框裱起来的遗照：林风华正茂，穿白色衬衫，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正在专心致志的做着笔记。这堪称是隐藏在历史深处，追寻“中国梦”的人物最逼真的素描。林在黑暗动乱的岁月，以“反动人物”的身份被批斗，被革命群众占领住宅，最终在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忧郁病痛而终。据80多岁的高夫人忆及，批斗他的时候，用竹竿捅他，林咳血。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小黑屋，以及林最后的遗物，装在一些破旧肥皂盒里布满灰尘的电子元器件。这是当年林躲在小黑屋里，琢磨航拍感光材料留下的东西。
袁卫东继续写到：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充满风琴声的日子。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的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　我深深悲情于这个梦的苦涩，它不是来自几乎30年后，公元被柯达收购，而是来自林所受的伤害。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后来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林希之。尽管以成败而论，这个性情温和、命运悲惨的客家人什么也没有留下。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0954123#comment 0 Sat, 22 Aug 2009 14:27:01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0954123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0485887 坏世界研究。赵汀阳。很智慧和深刻的书，或许不成体系，却成一家之言，值得推荐。
沸腾十五年。林军。蓝狮子的新书，中国互联网的编年史，细节很多，下了死功夫的书。
徘徊的灵魂。王石的新书，昨天去上海参加了他的新书发布会。老王最近跟灵魂较上劲了，上本是《让灵魂跟上脚步》，看来没跟上，所以徘徊了。
暗算。麦家。
重读吴敬琏的几本著作，明年1月，吴老就80岁了。他在79年和93年写的一系列文章，只要改个年份，就可以在今天重新发表，盛夏的深夜，读之竟有寒意，似乎看尽“改革的徘徊”。
下面的专栏文章写的是晏阳初。
【】
百年中国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是谁？


当今世界，最“时髦”、最受尊重的社会组织是NGO――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家”成了一个比只会赚钱的“商业企业家”更高尚的身份。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百年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
话说1943年5月24日，是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尼古拉·哥白尼逝世四百年的纪念日。当日晚间，全球180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聚集在美国纽约市的卡立兹教堂，隆重纪念哥白尼，同时颁布“当今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名单中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企业家亨利·福特等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晏阳初（1890－1990）。
晏阳初是四川省巴中市人，早年在成都的美国教会中学读书，23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香港圣保罗大学（香港大学的前身），按当时规定，他如加入英国国籍，就可获1600元奖学金，晏婉拒，理由是“这对中国人说来，代价太高了”。三年后的1916年，晏阳初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
就是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国青年，却在后来的70多年里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贫穷而苦难的祖国同胞。1920年，晏阳初归国，开始投身于最艰难、最漫长而难出成效的平民教育。他以长沙、烟台、嘉兴三地为试点，发起了“除文盲，做新民”的识字运动。1923年秋，他在古都北平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总会”），任总干事。
1929年，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的翟城村，开始了日后非常出名的“定县实验”。当时的一家报纸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清朝时的科举出身者、大学院长以及许多留洋的博、硕士们不畏艰苦，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农村，寻找中国人民古老落后生活方式的复兴途径。
在定县，晏阳初等人摸索出一套以教育、生计、卫生、自治为主题的四步方案，提出了治“愚、贫、弱、私”的农村改革理论。晏身住农家，衣着粗布，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农民扫盲，他还亲自担当村保健员，为农民治疗沙眼和皮肤病，布种牛痘及猩红热预防针。他很深情写道，“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
晏阳初在定县扎根十年，兴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堪称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壮举的大实验。平教总会在这里组织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
晏阳初的试验，鼓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受其启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也展开了平教试验。到1940年代中期，平教总会已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全国近百个市县有它的分会。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平教总会的骨干瞿世英是中国代表之一。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计划，明显地受到了晏阳初的启发，晏本人则受邀担任特别顾问。1948年，美国国会在通过“援华法案”时特列“晏阳初条款”，指定以经援经费的十分之一，作平教总会的农村复兴活动之用。
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继续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推广平民教育，他先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了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他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着重向来自第三世界50多个国家的学员推广定县经验，促进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学员把晏的思想同当地文化特点结合起来，回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收到了良好效果。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
晏阳初一生俯首平民教育，绝对避谈政治，因而受到各方尊崇。他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被称为“企业家”。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学者将他这一类的社会活动者定义为“社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干才的晏阳初无疑是“社会企业家”的典范。　　
晏阳初以百龄善终，应验了“仁者寿”的格言。晚年，他的传记作者吴相湘问他，“长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败的地方？”晏沉吟良久，答，“失则有之，败则未也。”
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实应和了《圣经·雅歌》中的这句话：“爱如死之坚强,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0485887#comment 2097152 Mon, 17 Aug 2009 03:59:49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50485887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48833094




本月中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他犯受贿罪，贪污受贿的款项逾人民币1.9573亿余元，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果陈同海没有因受贿被判刑的话，他将成中国企业史上的第一人：根据最新的《财富》500强排名，他管理的中石化创记录地进入了全球前10大企业。这是中国自1870年洋务运动之后有“企业”以来的最高记录。

接下来我想提的这个问题很古怪：无论陈同海是否贪污或者舞弊，他总归是中石化的领导者，这家企业正是在他的经营管理下，进入了全球前10强，那么――他是一个企业家吗？

关于企业家“entrepreneur”，管理界的定义比较多，但总的描述还是一致的。最早提出这个名词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他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那个搞“破坏性创新”的人，他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德鲁克则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用这些定义来衡量陈同海，总是有很多出入。

陈同海不是为了“冒险”而去投身于中石化的事业。纵观他的履历，更象是一个政治世家子弟的成长史。他的父亲陈伟达是开国时期的高级官员，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天津市委书记。陈同海毕业于高干子弟云集的东北石油学院，分配至中国工业的第一面旗帜大庆油田工作。1983年出任宁波镇海石化厂党委副书记，后任书记。1987年后，历任宁波市副市长、浙江省计经委副主任、宁波市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4月起，陈同海以一个副部级官员的身份“空降”中石化，任总经理和董事长，他因此升为正部级。所以，陈最在意的，或者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正部级官员。

那么，陈同海任职中石化，是否是一个进行“破坏性创新”的人呢？从事实来看，中石化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爆发性的增长，而这一过程不是市场化竞争的过程，而是垄断形成的过程。自2003年之后，国家加大对石油产业的国有化整顿，而同时，国际原油价格也从25美元一桶快速上涨，2004年，中石化净利润比上年疯狂增长了70%，200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42％，到2006年，再增28·08％。2007年低，原油价格涨到100美元一桶。中石化的赢利从2001年的216亿元水涨船高到2006年760多亿元。当时的《南方周末》曾刊文评论中石化与中石油的利润暴涨秘密说，“主要的原因在于价格，中国的石油价格随着国际价格走。而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开采成本却相对固定。现在国际油价已经跑到每桶90美元上方，而开采成本呢，以大庆油田为例，每桶的开采成本仅为6.86美元。”也就是说，中石化的辉煌业绩实际是拜垄断之赐。

接着来问，陈同海是一个德鲁克所谓的“革新者”吗？据报道，陈同海作风一贯干练、性格外向，就连总部大楼电梯服务员也能时常与他交谈。虽然外表文质彬彬，但他的强硬与激进在公司内部是有名的。“他决策大胆，讲话时，经常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我从网上查到了一些陈氏的语录，转录如下：“我们是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来垄断？”“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我们的油品质最好，油站网络最好，对手的价格比我便宜是应该的！”、“我为什么要减价？中石化是排在埃克森及壳牌之后，全球炼油能力第三大的石油公司，我们炼制的产品品种多，而且成品油质量好，我们的90号汽油，质量就等于92号，我为什么要减价？”。还有报道说，陈同海一天的交际费用竟高达4万元，他因此辩解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听其言，观其行，怎么都不象是一个企业家应该说的话，应该做的事。陈同海的确是一个“怪胎”，他以官员之名行企业之事，以国家的名义形成垄断，以市场的名义获取利润，其身份交错，是当代国有资本经营者的一个范本。

如果陈同海不是一个企业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更加的诡异了：中石化是一个企业吗？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48833094#comment 0 Tue, 28 Jul 2009 14:27:09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48833094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48393216
本月中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他犯受贿罪，贪污受贿的款项逾人民币1.9573亿余元，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果陈同海没有因受贿被判刑的话，他将成中国企业史上的第一人：根据最新的《财富》500强排名，他管理的中石化创记录地进入了全球前10大企业。这是中国自1870年洋务运动之后有“企业”以来的最高记录。

　　接下来我想提的这个问题很古怪：无论陈同海是否贪污或者舞弊，他总归是中石化的领导者，这家企业正是在他的经营管理下，进入了全球前10强，那么――他是一个企业家吗？　　

关于企业家“entrepreneur”，管理界的定义比较多，但总的描述还是一致的。最早提出这个名词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他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那个搞“破坏性创新”的人，他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德鲁克则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用这些定义来衡量陈同海，总是有很多出入。

　　陈同海不是为了“冒险”而去投身于中石化的事业。纵观他的履历，更象是一个政治世家子弟的成长史。他的父亲陈伟达是开国时期的高级官员，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天津市委书记。陈同海毕业于高干子弟云集的东北石油学院，分配至中国工业的第一面旗帜大庆油田工作。1983年出任宁波镇海石化厂党委副书记，后任书记。1987年后，历任宁波市副市长、浙江省计经委副主任、宁波市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4月起，陈同海以一个副部级官员的身份“空降”中石化，任总经理和董事长，他因此升为正部级。所以，陈最在意的，或者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正部级官员。

　　那么，陈同海任职中石化，是否是一个进行“破坏性创新”的人呢？从事实来看，中石化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爆发性的增长，而这一过程不是市场化竞争的过程，而是垄断形成的过程。自2003年之后，国家加大对石油产业的国有化整顿，而同时，国际原油价格也从25美元一桶快速上涨，2004年，中石化净利润比上年疯狂增长了70%，200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42％，到2006年，再增28·08％。2007年低，原油价格涨到100美元一桶。中石化的赢利从2001年的216亿元水涨船高到2006年760多亿元。当时的《南方周末》曾刊文评论中石化与中石油的利润暴涨秘密说，“主要的原因在于价格，中国的石油价格随着国际价格走。而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开采成本却相对固定。现在国际油价已经跑到每桶90美元上方，而开采成本呢，以大庆油田为例，每桶的开采成本仅为6.86美元。”也就是说，中石化的辉煌业绩实际是拜垄断之赐。

　　接着来问，陈同海是一个德鲁克所谓的“革新者”吗？据报道，陈同海作风一贯干练、性格外向，就连总部大楼电梯服务员也能时常与他交谈。虽然外表文质彬彬，但他的强硬与激进在公司内部是有名的。“他决策大胆，讲话时，经常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我从网上查到了一些陈氏的语录，转录如下：“我们是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来垄断？”“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我们的油品质最好，油站网络最好，对手的价格比我便宜是应该的！”、“我为什么要减价？中石化是排在埃克森及壳牌之后，全球炼油能力第三大的石油公司，我们炼制的产品品种多，而且成品油质量好，我们的90号汽油，质量就等于92号，我为什么要减价？”。还有报道说，陈同海一天的交际费用竟高达4万元，他因此辩解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听其言，观其行，怎么都不象是一个企业家应该说的话，应该做的事。陈同海的确是一个“怪胎”，他以官员之名行企业之事，以国家的名义形成垄断，以市场的名义获取利润，其身份交错，是当代国有资本经营者的一个范本。

　　如果陈同海不是一个企业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更加的诡异了：中石化是一个企业吗？ ]]>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48393216#comment 134218240 Thu, 23 Jul 2009 23:53:36 GMT http://622006032.qzone.qq.com/blog/1248393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