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6049.qzone.qq.com Wed, 25 Nov 2009 05:52:42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07 Oct 2009 13:01:23 GMT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4920483 上午10时，首都20万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那里彩旗招展，繁花似锦，歌声、礼炮声交相辉映，气氛庄重热烈。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领导人出席大会，他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庆祝大会开始。
10时09分，胡锦涛主席身着中山装，走下主席台，乘坐检阅车驶出天安门，在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陪同下，先依次检阅整齐排列在东长安街上由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共近万人组成的44个地面方队。接着，胡锦涛返回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向全国人民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回顾了60年来国家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胡主席的讲话，是加速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动员令，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10时37分起，受阅部队分列式开始，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走在最前面的是由三军仪仗队护卫的军旗，军区、军兵种、武警部队和总部直属部队以及北京市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14个步兵方队接着跟进，依次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向祖国和人民汇报。11时10分起，由各型坦克、火炮、导弹组成的30个装备方队紧随其后，响起隆隆轰鸣声；与此同时，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12个空中梯队、151架各型飞机，分秒不差地按时低空飞过天安门，接受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指战员，以高昂振奋的斗志，威武雄壮的阵容，一往无前的气势，无坚不摧的素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展示了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强大力量和光辉形象，展示了我军捍卫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胡锦涛、江泽民等领导人看到受阅部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满面笑容，频频鼓掌。观礼台的各界代表和来宾，群情振奋，欢声雷动。这次阅兵受到全世界的关注，100多个国家播放了我国的国庆阅兵盛况，获得广泛好评。
这次国庆阅兵，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对激励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全面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团结奋斗，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作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看到这一壮观的情景，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为我们伟大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我军的强大而感到自豪。在激动之余，对人民军队的强大感受最深的有四点：
一、党的领导是关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60年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非常重要，全党上下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认真贯彻。就我们每个党员而言，要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提高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能力，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在完成各项任务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党的建设得到加强了，党员素质提高了，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党和国家赋予军队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国富才能强军。受阅部队精良的装备，包括各型导弹、预警机等都是国产的，是以先进技术和大量经费作支撑的。进入新时期以来，人民军队的职能不断拓展，长江抗洪，黄河抢险，大兴安岭灭火，铲除冰雪灾害，北京奥运安保等等，都有大批指战员的身影，可以说党指到哪里军队就打到哪里，国家需要军队干什么军队就干好什么。四川汶川大地震，解放军十多万指战员从四面八方赶到灾区抢险，其速度之快、行动之坚决，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解放军官兵为践行“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的当代军人价值观，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反过来，国家富强了，军队建设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人民军队的强大要靠全国人民的支持。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解放军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和支持。这次受阅部队的战士中，民兵预备役部队人员中，都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她）们不怕吃苦，刻苦磨练，动作那样毕真，精神面貌那样高昂，他们的父母和家人都支持他们磨练，这使我们这些老战士感到感动和欣慰。说实在的，他们经过这次阅兵的锻炼，实际上是进了一次军事学校，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幸事，对他们成长有重要意义，希望他们珍惜这份精神财富，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扬光大，在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征程中多创佳绩，他们的前程将是光明的、无量的。
四、要珍惜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和弘扬优良传统。我们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是人民解放军82年来英勇战斗、流血牺牲换来的，应当倍加珍惜。对当今少数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情况，应引起重视。9月份，中央台播出的《江阴要塞》电视剧，就是突出的一例。1949年4月渡江作战时，由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领导的、由解放军4名派遣干部同在江阴要塞内4名中共特别党员一起实施的江阴要塞起义，使国民党军7000名官兵倒戈，使三野第10兵团部队渡江时大大减少了伤亡，加速了渡江作战的胜利进程。这是解放战争史上的辉煌篇章。然而在60年后，当年江阴要塞地下党员唐秉煜、唐秉琳的子女，背着当年参与组织起义的王征明、王刚和最早担任联络的仇英，筹划拍制成这部电视剧，讲《江阴要塞》，不讲“起义”了；把由解放军派遣干部和地下党员共同取得的胜利，篡改为他们家族的功劳；对三野粟裕副司令员点将、华东局派到江阴领导起义的王征明和解放军4名派遣干部的参与不仅不讲，还用胡编乱造的手法对他们进行指责和丑化，令人愤慨。这件事，发生在欢庆建国60华诞这个庄严的时刻，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讲“求真务实”、讲求诚信的今天，令人不可思议。他们是在欺骗不知情的观众啊！是在给解放军脸上抹黑啊！说实在的，没有王征明的严密组织和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4位勇士机智果敢的行动，1949年4月21日夜江阴要塞的起义是难以成功的。到22日凌晨2时，三野第10兵团渡江先头部队已由陆德荣、徐以逊带领占领了长山、肖山制高点，还不见唐秉琳等采取配合我军渡江的有力措施，难道王征明打电话督促唐秉琳立即行动能叫“冒险”、“过早暴露”吗？按照当时战场的实际，如果再早些下命令宣布起义，则起义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不会发生担任联络的陆德荣被长山守军连长抓住险些遭到枪毙的危险了。在此，希望有关单位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应严格把关，有关方面应当仗义执言，杜绝这种不良风气。这样，才能不辜负广大观众的期望，才能使九泉之下的先烈得到安息！
]]>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4920483#comment 134218240 Wed, 07 Oct 2009 13:01:23 GMT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4920483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4112410 策反江阴要塞的回顾
王征明

　　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60周年，当年参与策反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工作尚在的老同志只有仇英、王刚和我三个人了。我感触很多：1940至1941年日寇清乡前我曾跟随谭震林同志在苏南锡澄公路以东的澄锡虞地区即江阴、无锡、常熟一带打游击，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曾同当地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度过最艰苦的敌后岁月，对江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长泾、祝塘、蒲市里这些村镇的名字对我是多么亲切啊，我们从这块宝地走了，多么舍不得。8年之后又从江阴这儿打回来，这次我们终于胜利了，其喜悦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江阴的位置在长江南岸，形势险要。滔滔长江流经这里是下游江面最狭窄的地方，南北仅1300米。沿岸则有黄山十里长山天然屏障。国民党军精心组建的江阴要塞拥有大口径100毫米榴弹炮、加农炮和其他战防炮等共70多门，辖总炮台、守备总队、游炮团三个实力单位，官兵7000余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担负江阴至张家港60里江面的守备任务。它是国民党当局视为防范我军渡江的可靠屏障，是京沪间重要的防卫堡垒，属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和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指挥。在我军渡江前的一段时间，汤恩伯亲来江阴前线视察两次，丁治磐来两次，国民党军参谋本部副总长李延年带美军顾问来一次，强化其防务。

1949年4月22日晨，在要塞内部以唐秉琳同志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指挥下，在中共华东局、华中工委和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派遣干部的大力协助下，在我军强渡长江的关键时刻，组织要塞官兵举行了战场武装起义。

这个起义首先减少了我军的伤亡，敌军江防的门户被我打开了突破口，使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江南岸的重要阵地。恰恰是国民党军千里江防的重要堡垒，或者说是国民党千里江防的心理堡垒被我军突破了。迫使蒋介石于4月22日赶往杭州笕桥机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可是大势已去，李宗仁仓惶逃离南京，加速了金陵蒋家王朝的崩溃。而且由于无锡、南京的迅速解放，江南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事，使江南的人民免遭战火的涂炭。

今天回溯这个伟大胜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党的正确领导，首先是党的预见性和高瞻远瞩，很早就意识到江阴要塞战略地位的重要，早有谋划并进行艰苦的工作；二是解放军的无比优势；三是要塞地下党员和由解放区、解放军派去干部双方的协同努力，以及江阴地方党政干部、群众有力的配合支援，才获得这样的巨大成功。

工作可分三个阶段

1947年春，中共建阳县委书记树海就派出唐坚华、仇英夫妇去上海，同1946年由苏北五地委曹荻秋同志派出的唐碧澄（唐建华的父亲）会面。他们联系上了在江阴要塞工作的亲戚唐秉琳，从此开始了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先后发展了要塞总台长唐秉琳、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工兵营长唐秉煜、游炮团团长王德容为特别党员，从而使要塞的三个大的实力单位都掌握在我们手里。1948年6月唐坚华、仇英由苏中返回江阴途中经过泰州，不幸被敌人查捕，唐、仇两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们沉着应对，坚定地捍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江阴的工作，使其得以延续。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1948年11月苏北公安处宋学武、江华同志从华中党校选调了吴铭继续唐坚华的任务。吴利用其兄吴志清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考试院做事的关系，由考试院出具盖上大印的证明到江阴秘密活动。第三段可称为临战前的加强。1949年3月，华东局社会部根据粟裕司令的点名，把我从山东调来参加这项工作。当时我在华东社会部任情报科科长，1948年曾代管华东情报部的工作。我从社会部带了一个工作班子，加上电台、机要人员到淮阴晋见陈丕显、管文蔚等领导同志接受任务，随即与江华会同一起到靖江江边，沟通和江阴地下工作同志的联系。为了配合军事任务，不久我们即划归十兵团叶飞司令、韦国清政委直接领导。我们迅速从29军选调一个团长、三个教导员，经秘密交通护送过江，由吴铭接应，打进要塞内部。其中李干团长到总台充当唐秉琳的卫士，徐以逊、陆德荣到游炮团充当王德容的卫士，王刚到总台特务连警卫排充当卫士。这几位同志后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叶飞司令交代的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的防区控制三个至四个渡口，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

我过江后发现的新情况及处置

29军梁灵光参谋长曾和我约定，一旦准备就绪，就在黄山上放三堆火为号。可是我4月19日过江后，发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要塞长山一线的防务已由敌21军接防。这样长山近十华里的防区突然易手，不仅对迎接渡江影响很大，而且把要塞部队压缩在不足3平方公里的地区，置于21军的火力范围之内。二是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丁治磐打击异己，用放船的罪名要法办他，临时避往无锡去了。我在同要塞唐秉琳、王德容、李云葵（接任守备总队长）唐秉煜和李干的碰头会上传达了兵团首长交代的任务，要求各就各位，掌握好部队，迎接我军渡江，要警惕和防范21军，确保要塞黄山、肖山控制在我们手中。一有情况，迅即切断电话线。会后我留在游炮团充当王德容的卫士。我考虑三堆火的信号不能发，有自我暴露目标的危险，并不适用。

20日这一天，我派出陆德荣由秘密交通线往江北送信，如遇我部队渡江即接应部队。21日晚发现沿江有稀疏枪声，我派吴铭上黄山后，又派出徐以逊往前线察看情况，接应我军。王德容床头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来自要塞和友邻单位，纷纷询问情况。电话联系四面八方，由此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反复思索如何从要塞和全局的关系去做文章。夜半我同王德容到前线三营肖山碉堡查看我军被俘战士，证实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过江，要塞以实际行动的支援配合刻不容缓。我即突然公开身份，电话唐秉琳总台长，代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向他下达立即行动调转炮口配合我军渡江的命令。我这样做在于担心要塞的炮火在戴戎光亲自督战下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更着眼于促使总台先发制人，为配合渡江作战立功，否则失去时机，一旦兵临城下再行举事，至多不过成了投诚而已。此电话一打，我估计必然使要塞内部瘫痪，而只要要塞和南京的电话联系中断，就会加剧敌人的慌乱，加速国民党军的全线崩溃。事实是我打了电话后，唐秉琳、李干等迅速行动起来，暗中控制住了戴戎光，对戴亲口下达的命令以打假炮（拆掉雷管不伤人的）应付，而在黎明时刻调转炮口向南闸方向打了两炮。这两炮的影响可大了，人们一夜未见要塞的动静，现在动静有了，却向21军开炮了，造成敌军大乱。

我打电话后同王德容回游炮团团部，团部已撤回黄山。我即按照29军张宜友师长同我约好的渡江后联络点，快步前往联系，因时间过早，无结果，却与29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团联系上了。我和王德容一起向团长介绍江阴情况后回到黄山，知道了陆德荣和徐以逊分别接应了一支部队占领黄山，李干、吴铭、唐秉煜会同徐以逊接到的解放军营长丞民率部队活捉了敌司令戴戎光，王刚、李容有割断了总台同外部的电话线，李云葵掌握了要塞守备总队，其他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敌军兵败如山倒，他们吹嘘不可逾越的长江防线崩溃了。

关于江阴要塞的起义，当时在军内登过报纸，发过新闻，当然范围有限。李宗仁的回忆录却说是共产党用500根金条收买了戴戎光。蒋介石在台湾草山会议上也持有这种说法，明显错误了。戴戎光并不是起义，而是被起义官兵生擒活捉的。要塞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军官是出于正义选择了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内战而反戈一击的义举，谁也没有向公家要过一分钱。我从29军领了几个金戒指和30块“袁大头”备用，在交通申阿才同志家住宿半夜，看到他家太贫寒，留给他们3块钱，这便是所有的开支，所余全部金戒指及27块银元由李干带回29军交回后勤部去了。如果说策反江阴要塞花了钱，不过就是这3块大洋而已。总括起来，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前期的工作基础，就没有后期的开花结果。”李干同志说得好，他说：“没有要塞地下党的同志，这台戏唱不出来，没有派去的同志参加，这台戏唱不好。”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最后，我要对当年曾参与策反江阴要塞工作已经不幸去世的有关领导首长、派出干部、以及要塞内部以唐秉琳同志为首的地下党小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你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伟大的祖国已在世界的东方崛起，江阴市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中突飞猛进，多年来跃居全国的先进行列，可以告慰同志们的在天之灵了。 ]]>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4112410#comment 134218240 Mon, 28 Sep 2009 04:33:30 GMT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4112410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3763357 当年策反江阴要塞参加者对《江阴要塞》电视片的评述

　　王征明　　
最近中央电视台热播“国庆60周年献礼片”“历史纪实片”《江阴要塞》。

这部片子是由原江阴要塞起义的参加者之一唐秉煜（当时江阴要塞工兵营长，未到职，1947年的中共特别党员）的妻子任总顾问，女儿任策划，女婿任编剧，在有关方面支持下拍摄出来的。

革命干部子女把前辈的革命事迹拍成影片留给后人，这本是件好事。作为文艺创作也是可以虚构某些情节的。但是既然被炒作为“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的历史纪实片”，且主要人物都用真人真名，则给人的印象它一定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反映历史真实的了，至少不应该虚构得太离谱吧。但是中央电视台网站在介绍《江阴要塞》这部片子时却说它“不简单表现历史结论，不满足于表现历史过程，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心路历程”。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难道正确的历史结论是可以随便推翻的么？历史过程是可以恣意篡改胡编乱造的么？既然前两条都是随意性的“再创作”，还怎么去表现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心路历程呢？看来正是该剧的编导们这种思想走得太远，太出格，这部“纪实片”拍得变味了。

1949年3月，我是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根据粟裕司令的点名被派去参与对国民党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的负责人，自然关心这件事。我买了一套碟片，看了其中从解放军登场的最后4集，随之从网上看了其他20集的剧情说明。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我感到惊异、愤怒和痛心。

开辟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的第一人为唐坚华，他的父亲唐碧澄于1946年春受中共盐阜地委书记曹荻秋派遣到上海相机开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唐抵上海后即见到了堂弟唐秉琳，做了说服他的工作。1947年中共建湖县委书记树海将唐坚华派去继续开展对已在江阴炮台任职的唐秉琳的策反工作，为此唐坚华携妻仇英（二人皆中共党员）与父母全家迁往江阴。唐坚华夫妇曾往返苏北解放区汇报工作十一次，并发展了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三人入党，是他们的介绍人。1948年6月唐坚华夫妇在一次汇报完工作，从解放区返回江阴途中路过泰州不幸被捕，他们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仍托难友给党组织带出两封密信，是用两张金元卷剥开后写在夹层中，然后咬破手指盖了夫妻俩的血指印，内容是：“请党放心，我们决心牺牲自己，坚决捍卫党的秘密……”由于他们在生死关头坚守了党的机密，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才使江阴后来的工作得以继续胜利进行，也才保护了唐氏兄弟的生命安全，后来由唐秉琳把他们保释出来。这样生动现成的英雄事迹，在电视剧中全没有了。徐冠苏则是江华在敌区发展的中统成员，最先向江华报告唐坚华夫妇被捕消息的是他，后来亦被捕同唐、仇关在一起，表现很好，稍后被处死。剧中说徐冠苏带唐坚华夫妇越狱，并无其事。

剧中说，遵照华中工委负责人以及华中五地委宣传部长唐君照同志关于组织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指示，要塞地下党如何如何开展工作，这也是篡改。唐君照是唐秉琳、唐秉煜的二哥，他对两个弟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但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一开始即由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宋学武和科长江华直接领导，后改为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宋为处长，江华任科长，江阴要塞的工作仍由他们一贯领导，从未间断。唐秉琳、唐秉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为唐坚华，但填表时他们不愿填写是本家侄儿介绍入党，却填写为宋学武、江华，此事曾使唐坚华大为寒心，但由此也充分证明谁在领导他们的工作。可惜宋学武、江华已经去世，他们怎会想到不过几年工夫，影视界的一位知名编导的“改变现代历史剧”轻而易举地便把他们的名字从历史上一笔勾销，把他们当年苦心开辟经营的江阴要塞地下工作基础一股脑儿转移到了唐氏家族的头上。

《江阴要塞》电视剧第21集，10兵团叶飞司令召集即将打入要塞的曾平（即王征明）和四位干部的讲话纯属虚构。在剧中这个讲话很重要，是为后来展开的故事埋下伏笔铺垫。事实是叶飞司令几次都是找我一个人去的，而且叶飞司令、韦国清政委同我的谈话均保存有原始记录。所谓“你们去是帮忙，绝不是帮倒忙”，“土八路么，闹不好会出大问题的。”从来没有这种讲话内容，这只是编剧者的心术所在。为此，不惜编造一个无中生有的荒唐故事：绥区司令丁治盘讲话讲到蒋（介石）校长时，在场的陆德龙（即陆德荣）不立正，接下来是唐氏兄弟对陆德龙的围攻：“我们大家都差点被你害死。”唐秉煜拍案而起，怒斥陆德龙“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你差点把我们都暴露。” 陆德荣为我29军选拔派往要塞的优秀教导员之一，他在当晚最先接应到我军渡江部队机智勇敢地占领了黄山。这样无耻伤害已经逝去多年的英雄老战士究竟是何居心？

该剧第24集即最后起义的关键时刻，开涮的矛头就对准我了，曾平（原型王征明）“冒险打电话表明身份，下令起义”，被歪曲成“差点暴露，险些误了大事”。电视剧借他人之口批评这个电话打错了。事实是我受叶飞司令代表10兵团首长的重托，与要塞地下党同志共同负责控制60里江面防区不打炮，迎接我军渡江。实际上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王德容均为新发展的特别党员，否则要派干部去干什么？而1948年我已代管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情报）部的工作。组织上把如此重任交给我，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午夜，我和游炮团团长王德容到前线三营亲自验证我军被俘的战士，证实我军前锋部队已经过江，我觉得总炮台以实际行动支援我军渡江已刻不容缓，当即在国民党官兵面前毅然公开身份，接通唐秉琳的电话，代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向他下达立即调转炮口，配合解放军渡江的命令。当时戴戎光坐镇总炮台指挥作战，我耳际回荡着韦国清政委字字千钧的叮嘱：“你要一面对兵团党委负责，一面对下面负责……军队要求的速度不一样……”我怎能不忧虑要塞的炮火给我军造成伤亡？而且我从全局着眼估计，我这电话一打，必然造成要塞内部瘫痪，从而加速其全线的崩溃。事实上，我打电话后，唐秉琳还是紧急行动起来，做了三件事：一是派王刚和李容有剪断通往外部的电话线（这是我过江后召集要塞地下党员会议传达任务时预定的，剧中唐秉琳召开作战会议并无其事）；二是敢于顶住和应付戴戎光的严厉军令，向我军打了拆掉雷管的假炮；三是黎明时命令总台调转炮口向南闸的国民党21军打了两炮，造成敌军大乱。唐秉煜生前即喋喋不休地攻讦我电话打错了，险些误了大事。在我军渡江的紧要关头，敦促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除此还有什么大事呢？请看戴戎光写的《长江江防总崩溃中的江阴要塞》回忆录交代：“唐秉琳接了电话，转而对我说：‘电话中是共军党代表讲话，这样还能打下去吗？共军渡了江后，我们的罪恶更大，账不好算了。’当时我竟完全没有考虑这一特殊情况，竟盛怒地斥责他不该听共产党的宣传”。

我军渡江后，唐君照调来要塞工作。在我保存的检讨要塞起义工作的座谈会记录上，记有以下内容：继唐秉琳发言后，唐君照发言说：“1、决定关头决心不够。2、万一失败想继续灰色下去，不果断，积极方面打算少，消极方面打算多，不知只有坚决斗争才能死里求生……”文字千年能讲话，难道不是我在关键时刻敦促他们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在我军渡江作战中立下战功，走上光荣起义的大道，否则时机错过，至多不过是兵临城下的投诚而已。1983年，韦国清在接见无锡党史办同志时说：“这个工作是做的好的，不但不打炮，而且起义了。”叶飞同志的回忆录即把我打电话下命令作为要塞起义行动的时间。电视剧为何却要重复唐秉煜一个人的反调，颠倒黑白，以怨报德，把我弄成个反面人物，而且恣意造假，虚构我打电话后居然手足无措，无奈地说：“电话已经打了，怎么办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虽然矛头是对着我的，其冷箭却别有所指，指向解放军高级领导用人不当之错。

与上述贬损他人相反，电视剧为唐秉煜树碑立传，相信唐个人的捏造，不惜伪造，过分渲染他的功绩。1、第23集宣传兵团给要塞的密信，命令的内容是渡江日期确定为4月21日；发起渡江前4小时在江北黄山对岸燃起三堆火，为渡江开始信号；联络识别在左臂上缠一块白布；当日口令“上海部队”。以上全是唐秉煜的捏造。唐秉琳生前著文说：“王征明首先传达了10兵团交代的任务，谈了渡江时间最迟21日，识别记号是左臂上束一条白毛巾，口令是‘上海部队’。”唐秉琳的回忆是正确的，10兵团同江阴要塞并无直接联系，一切指示都是通过江华和我这个专门组织下达。既然我已亲往江阴传达一切，还有什么另发密信的必要？唐秉煜编造兵团的密信，抬高他们的地位而已。识别记号和口令等都是29军参谋长梁灵光当面交代我的，梁在回忆录上写道：“我提出考虑到我军是在夜间渡江，如果江阴要塞的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就在山上点火为号。”我因考虑这样发信号有自我暴露之虞，并未采用。唐秉煜把江南准备就绪点三堆火记成江北部队点了三堆火，由此露了马脚。2、电视剧以浓墨重彩的镜头渲染唐秉煜根据戴戎光执行汤恩伯的命令，在长山前沿阵地布了地雷一千枚，暗中拆掉了雷管；让人看出弟弟超过了兄长，（唐秉琳在总炮台指挥向江面打了预先拆掉了雷管的炮弹，这是真的）。布雷千枚，数字惊人，把唐秉煜描绘成一位超常英雄，被人告发，却由要塞司令戴戎光的妻子海伦出场，在危险中救了唐秉煜，这些全是虚构，非但美化拔高了唐秉煜，还要把敌司令的妻子也无中生有地戴上革命的光环。

事实是怎样的呢？请看唐秉煜1980年6月22日给仇英的信：“戴戎光要我布雷的情节不是如秉琳和你写的材料所说的那样，戴要我布雷，我采取按兵不动，故意拖延，当渡江前夕，我以电话报告，假称布好了而了结，这就是历史真实情况。”仇英据此揭发说：“工兵营刚成立，没有真正的工兵，唐秉煜一次也没有到工兵营去过，戴戎光不可能考虑布雷问题。”

电视片中渲染唐秉煜偕同李干、吴铭及要塞士兵逮捕戴戎光的镜头一如唐秉煜生前杜撰的那样：戴戎光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唐秉煜答：“就是这么回事。”请看派往要塞的29军另一教导员徐以逊是怎么写的：“天亮以后，我带了我军先头部队的营长丞民和唐秉煜、吴铭一起率一部分战士上山去找戴戎光，戴戎光在山顶总台指挥所的掩蔽部里……这时我们向丞民同志递了个眼色，丞民即说：‘那好吧，请你把枪交出来，跟我们到指挥部去。’……戴戎光和那军官把枪交出来，跟丞民、吴铭、唐秉煜等同志一起下山，用吉普押送到指挥部。”戴戎光后来交代的文章中说：“唐秉煜和一解放军的营长到总台指挥所，唐对那营长说:‘这是戴戎光。’那营长用手枪对着我说：‘举起手来’，江阴要塞的战斗就此结束。”电视剧的作者不作调查研究而径直接过唐秉煜的谎言，把捕俘戴戎光的主要人物解放军营长以及起关键作用的解放军登上黄山从历史上砍掉，其歪曲历史，拔高唐秉煜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关于唐秉煜生前的表现。

1982年．中共江苏省委暨无锡市委党史办秉承中央党史工委下达的命题，蒐集策反国民党军江阴要塞部队起义的史料，他们组织专门力量，走访老同志，查阅有关资料，历时年余，于1983年11月召开了这一专题的座谈会。参与策反工作的老战士暨唐秉琳、唐秉煜均到会参加。会后写出综合报告，报送中央并在江苏革命史料和无锡革命史料出专辑发表。当然，因为专题座谈会时间过短，只有三天，有些争议未能展开讨论，在我的思想上认为十年文革大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劫难，能够重新相聚就不错了，有些事未予计较。现在《江阴要塞》电视剧失实，处处突出唐秉煜的莫大功绩，贬损别人。他虽已病逝，但电视剧发出的挑战事关党史军史的大是大非，我们无奈只好把真相说出来，与大家共同评判。

（一）唐秉煜在1983年无锡座谈会上的异常表现：
1、他由北京来无锡参加会议，带来一个工程兵文工团搞创作的张某（后来才明白是为唐秉煜树碑立传的）要求让他参加会议，为省党史办负责人夏光拒绝。
2、唐秉煜发言一开口就谈他1938年参加革命如何如何，大家不禁愕然，一向领导江阴要塞工作的江华同志马上就跟我说：“怪！不是共产党策反国民党，这不成了国民党策反国民党啦！”
3、开会期间陆德荣跟我说，80年代他在上海去看望原29军团政委胡辛人，在胡的家里巧遇唐秉煜。唐秉煜当面跟他说：“陆德荣，不是我派你往江北送信的么？”当面扯谎，陆大为惊异：“分明是王征明派我送信，怎么成了唐秉煜？”

（二）1986年，唐秉煜通过其唐氏宗族下一代，拍摄出第一部电视剧《要塞兵变》。江苏党史工委负责人管文蔚委托无锡党史办看了剧本，认为同史实过分离谱，持反对意见。我闻讯后也写了信去，管老命他的秘书代笔给我回信，告诉我管老已把我的信连同他的意见一并转告南京市委宣传部，说此纪录片即使拍完亦不宜上映。可是他们神通广大，后来并未能阻止此片上映。（80年代无锡党史办曾打算拍一部策反江阴要塞的纪实片，因当时“财力有困难“而放弃。）

（三）在无锡会议前后唐秉煜陆续在北京、上海、江苏、深圳和他家乡建湖各地发表江阴要塞起义的回忆文章，不适当地标榜自己，贬损别人，不惜公然造假，置无锡会议于不顾，大唱反调，混淆视听。其中有一篇曾在台湾《传记文学》转载。他在《文史杂志》2004年第二期发表的《江阴要塞起义真相》一文中谎称：“1938年，我在河南新四军确山训练班结束后，奉组织之命打入国民党内部长期潜伏，不久通过种种关系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1949年陈丕显、管文蔚派往打入蒋介石视为命根子的江阴要塞策划起义。”为了消除其影响，无锡市委史志办曾将《江阴要塞策反经过》寄往《中共党史资料》，在1999年该刊第71期上发表。，不意在两年后该刊屈服于唐秉煜的压力在第77期居然又刊登唐秉煜的《忆江阴要塞起义》一文，后果可想而知。

（四）唐秉煜自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渡江战役大写真》第八章 钟山风雨的第37节《江阴要塞起义地下党立奇功》作者李玉为我军第一批（五人）军事指挥博士之一。唐秉煜看到李玉的这篇博士生论文，表示不满，胁迫李玉如不按他的意见修改，“叫你博士通不过”。李玉只好作了修改。


（五）客观史实是唐秉煜在要塞起义中的贡献：一为往江北送江防图，尽管他在苏北耽搁时间过长，唐秉琳、吴铭对此颇有非议，仍应该承认他这一功。二是他同李干、吴铭会同徐以逊和接应到的29军营长丞民共同逮捕了戴戎光。三是我渡江后知吴广文因丁治盘要法办他，而避往无锡，我即派唐秉煜去无锡接吴广文赶回江阴，惜当晚未能上黄山指挥守备总队。（唐秉琳已争取守备总队继任人李云葵掌握部队，甚为得力。）要塞起义后，从唐秉琳处了解到他们与上海吴淞要塞司令周力行也熟悉，我即派唐秉煜急速赴上海设法做周力行的工作，虽未成功，他还是听命去了。但是唐秉琳的贡献就大不同了：1、江阴要塞的有关人事，吴广文、王德容暨后来及时填补吴广文的李云葵等等都是唐秉琳组合的关系。2、唐秉琳在我军渡江之夜，配合我军渡江作战中，实际起到核心指挥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形成在要塞起义中的地位不可动摇。3、唐秉琳性格比较宽厚、他的回忆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尽管他对唐秉煜的出格行为抵制揭发不力，但和乃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以上便是历史的真实。 ]]>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3763357#comment 134218240 Thu, 24 Sep 2009 03:35:57 GMT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3763357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3675294 …不简单表现历史结论，不满足于表现历史过程，而是着力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心路历程、情感和性格、及性格特征…”（央视八套剧情简介）的掩饰下，以艺术创作为幌子，片面虚构，曲解历史，羞辱同志，贬低淡化29军派出的解放军干部在江阴要塞起义中的作用，是一部很不严肃、很不负责任的电视剧。我作为策反江阴要塞起义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当年29军老战士陆德荣（剧中的陆德龙）的儿子，有责任将该剧的有关问题向公众揭示，为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先辈们讨个公道。
关于江阴要塞起义，华野十兵团叶飞司令员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评价：“我认为江阴要塞起义是有大功的，它不仅减少了我军可能付出的重大伤亡，而且使我军在江阴段得以顺利渡江突破，加速了战役的胜利进程。这个功劳应归功于华中工委的远见卓识，归功于要塞地下党的机智勇敢与我29军同志的密切配合。”但是该剧却严重背离历史真相，不但没有真实反映党组织的远见卓识，而且在不多的反映军队干部作用的剧情里，几次出现了军队同志打入敌军内部后“帮倒忙”、“不知所措”、“险些误大事”的情节。
在第21集（社会版）中，十兵团叶飞司令员向即将过江的同志交待任务，再三强调“决不许帮倒忙”；还在江边议论了对“土八路”的担心。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叶司令员根本没有召见过他们，何来“决不许帮倒忙”的告诫，这段情节全部是假的。29军的四位营团干部（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是由军政委张藩向他们作指示、下命令的，其中也没有什么“不许帮倒忙”的内容。电视剧以根本不存在的事件，假借我军高级指挥员之口，埋下丑化解放军的伏笔，其用心何在？由此，电视剧开始在“帮倒忙”上大做文章。
在第21集（社会版）中，剧情是这样叙述的：当敌军司令丁治磐训话，提到“蒋校长”时，全场人都立正，唯独假扮“上等兵”的陆德龙（即陆德荣）不立正，被丁发现，地下工作者、总台长唐秉琳急中生智，用侮辱人格的下流理由搪塞过去。事后，陆受到了唐氏兄弟声嘶力竭地斥责和围攻，有些话十分出格，如“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大家差点被你害死。”、“你都看到了，他是知错不改，我怎么指挥？”，陆不服气，竟以“在我们那儿，就是听见毛主席也没说要立正的”，为自己辩护。李堰（即李干）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陆、李离开后，唐秉煜还非常轻藐而无奈地说：“四哥，你说他们……”
这段情节的虚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杜撰。其次，常识上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国民党军队中，江防司令对高级军官训话，轮得上一个上等兵参加吗？并且还站在第二排？丁一边训话，一边能“明察秋毫”地发现有人没立正吗？陆德荣参加革命后，做过地下工作，当时是解放军的营教导员，带兵打仗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别人都立正，他会木讷得无动于衷？电视剧硬是用低级趣味的“噱头”把明显违反常识，有违基本逻辑的情节虚构在一起，用下流不堪的话语、蛮横无理的指责，羞辱我去世的父亲。不得不令人无比愤怒，无法容忍。我实在不明白，我们究竟冒犯了谁，以至于要让一位已不在人世多年，曾经为解放事业战斗过的老人遭到如此的戏弄和“修理”。电视剧在听到“蒋校长”要立正上大做文章，借唐氏兄弟之口说出“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差点被你害死”，究竟在向谁发泄什么情绪？
在第24集（社会版）中，曾平（即王征明）“冒险”打电话，表明身份，下令起义，被剧情曲解成差点“过早暴露”，“险些误了大事”，多亏唐秉琳化险为夷，而此时曾平却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王征明同志是华中工委将策反工作移交十兵团后，由兵团指派组织策反江阴要塞起义的负责人，是代表十兵团首长的现场指挥。他根据我军已经渡江登陆的实际情况，下令起义何错之有。若真有人违令不从，解放军冲上来了，还会有起义一说吗？国民党要塞司令戴戎光事后写道：“此时，唐秉琳接了电话，转而对我说，‘电话是中共党代表讲话，这仗还能打下去吗？’当时我竟完全没有考虑这一特殊情况，竟盛怒斥责他不该听共产党的宣传。”（《江苏文史资料》第二期117-118页）唐秉琳1984年也曾经说过：“当时（指电话）我有些不理解，怎么搞的，怎么这样打电话？以后知道是怕暴露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立即行动。”（《无锡革命史料选辑<二>63页》）可见，戴戎光当时并没有怀疑唐秉琳，唐对电话也有合乎实际和逻辑的理解。事隔几十年，却冒出了“过早暴露”、“险些误大事”之说，不是别有用心的曲解历史，又是什么。
该剧以历史创作为名，虚构掉的是史料上多有反映的，我29军同志与地下党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高度负责、不怕牺牲的许多感人生动的真实题材，却挖空心思、凭空虚构出了军队骨干们在关键时刻“帮倒忙”、“瞎指挥”的荒唐情节，以及唐氏顾问、策划、编剧们自己心知肚明的所谓“机智勇敢”。我真不明白如此露骨的倾向性“艺术创作”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究竟试图向全国观众展示什么？这是对历史、对革命先辈、对党的宣传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吗？这种歪曲真相，戏弄历史的行径，不仅是对江阴要塞起义事件包括唐氏兄弟在内所有参与者的不敬与伤害，而且是对党的地下工作与人民军队的恶意离间和贬低。
从现有资料看，这部电视剧的总顾问是根本没有参与过江阴要塞起义事件的李天智（唐秉煜的妻子），策划是唐浩、朱强、唐涓（唐秉煜的女儿），编剧之一朱强（唐秉煜的女婿），由此电视剧中凡是正面歌颂、美化拔高的唐氏都是真名实姓（央视版做了谐音处理），便不难理解了。在整个电视剧创作过程中，那些顾问、策划、编导和审查部门没有一个人去访问过如今还健在的领导者和亲历者（王征明、王刚、仇英等前辈们），看一看他们保存的珍贵原始材料，听一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也能“顾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以为，当事人老的老、死的死，又有强势话语权在握，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不顾事实，胡编乱造，糟蹋历史，倾向性虚构，随便损人，为某些个人树碑立传？不齿的手法彰显了卑劣的目的。
我父亲已去世10年，他生前很少和我提起策反江阴要塞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做的事，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我是从他的领导和战友的点滴回忆中，从他们撰写的历史资料中，才有所了解。从而我深深体会到父辈们的忠诚、勇敢和正直。我们不同任何人争什么功，但也不允许任何人以艺术虚构的手段，戏弄历史，羞辱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老战士。
以我党我军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视剧《江阴要塞》拍成这样，并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向社会和公众播出，不能不令人痛心和遗憾。作为当事人的家属，要求立即停播这部没有真实反映历史的电视剧；收回发行许可证，停止继续传播；删除有关陆德龙的所有镜头，我们不希望在这样的电视剧中露脸！


　　 陆凯生
]]>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3675294#comment 134218240 Wed, 23 Sep 2009 03:08:14 GMT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3675294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52223851 88岁高龄的王刚老同志冒着高温来看我，向我讲起中共江阴市委、市政府和北京新世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联手，将60年前在渡江战役中他亲自参与策反的江阴要塞起义，摄制成24集电视剧，称《江阴要塞》（以下简称《江剧》），不叫“江阴要塞起义”，并且已在网上播出。对有人借纪念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机，故意篡改历史，诋毁解放军干部打入敌营策反的形象，愚弄广大不知情观众的行径，他和王征明及陆德荣之子都感到愤慨。笔者作为渡江前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任职、如今从事军史研究的老战士，得知江阴要塞起义的历史被篡改，自然也是忿忿不平。对此，笔者讲几点看法：
一、江阴要塞起义的历史不容篡改。
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地处长江南岸，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1500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有各种炮90余门，担负田黄港至张家港约25公里的江防守备任务。1947年9月，中共华中工委成立后，陈丕显、管文蔚、曹荻秋意识到江阴要塞战略地位的重要，开始部署对其策反工作，当年由盐阜地委和建阳县委派出唐坚华、仇英夫妇去江阴要塞从事策反活动，陆续吸收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守备总队总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兵团长王德容为特别党员，掌握了要塞几个单位的兵权。1948年6月，唐坚华、仇英夫妇往江北华中工委汇报返回江阴途经泰州时，遭国民党特务拘捕（未暴露身份，年底获释），华中工委又于当年秋派吴铭作为政治交通员，去江阴要塞了解情况，继续开展策反活动。
1949年2月，三野在部署渡江作战时，粟裕副司令员点将要请华东局派在济南战役中参与领导策反吴化文部起义成功的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去参加江阴要塞策反的领导，很快得到同意。王奉命率一批干部及一部电台迅即赶到淮阴。3月，三野首长鉴于第10兵团将从江阴一带渡江，便将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划归第10兵团领导。叶飞司令员和韦国清政委赋予江阴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派遣干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30公里防区内控制三至四个渡口，不打枪，不放炮，迎接我军登陆；“在领导关系上，通知要塞地下党同志，起义工作由王征明同志管理，由王对兵团党委负责。”（见《叶飞回忆录》第544-545页）经过王征明组织解放军派遣干部和地下党同志一个多月的艰辛努力，没有动一枪一弹，便于1949年4月22日晨胜利地完成策反国民党军江阴要塞7000名官兵起义的任务。
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使第10兵团渡江时避免了伤亡，15万大军胜利渡江后，向南直插宁沪铁路，加剧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和全线溃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派遣干部联手取得的重大胜利，在解放军战争史上写下的辉煌篇章。60年后，唐秉琳、唐秉煜的家属和子女在策划《江剧》时，想多展现唐氏兄弟业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适当，故意拔高、贬低别人则是不合适的。例如，不叫响铛铛的“江阴要塞起义”而叫暗淡无光的“江阴要塞”，将剧中唐氏兄弟均用真名而将解放军派遣干部均用化名，连最早到江阴搞策反的仇英连个名字也不提及，都是不对的。将当年叶飞司令员明确起义由王征明“管理”篡改为去“帮忙”，借虚构情节对解放军派遣干部进行打压、贬低，都和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相违背的，是错误的，让人不能容忍的。
二、解放军派遣干部在江阴要塞起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
王征明受领任务后，考虑到江阴要塞内的地下党只是几名特别党员、不是党组织的整体的实际情况，为加强要塞地下党组织的力量，他建议从部队调几名团、营职干部打入江阴要塞内部，控制重要部位，以确保起义的成功。兵团首长采纳了王征明的建议。由29军调出团干李干和营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4人，于3月下旬被护送到江阴要塞，这些有丰富斗争经验骨干的打入安插为“卫士”、“副官”等职位，使起义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王征明对联络问题，同兵团和担任突击的军、师首长作了商定。4月18日晚，王征明第二次偷渡成功到江南，次日在江阴秘密联络点召开紧急会议，向秘密党员传达了兵团首长对起义的要求，希望大家抓紧做好准备，迎接大军渡江；对掌握部队和相关事项，明确了分工：陆德荣、徐以逊在10兵团渡江当晚，潜伏在江边，接应渡江先头部队登陆；李干作为唐秉琳的“卫士”，紧靠在唐秉琳附近；王刚在警卫连“当兵”，得知我军渡江消息后负责破坏要塞通往上级的电话线，掌握好机关枪，随时准备配合李干行动；王征明以游动炮兵团王德容团长“卫士”的身份，负责协调联络。在会上，王征明根据情况的重大变化，当机立断决定：一是，派人到无锡将被免职的守备总队总队长吴广文找回来，协助新任命的总队长李云葵控制守备总队；二是，对第10兵团正面敌情的重大变化，派陆德荣当晚冒险偷渡去江北报告（因封江未走成）。21日夜，陆德荣利用对南岸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带领29军渡江先头部队机智地避开敌21军防区，迅速控制了长山制高点，并以果敢凌厉的动作歼敌21军的1个团。
4月21日深夜2时，王征明和王德容团长在前沿看到抓到一个“俘虏”，判断我军已经渡江，就在游炮团打电话给唐秉琳：“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全线渡江，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行动，掉转炮口，配合我军渡江。”《江剧》认为这个电话太“冒险”，“过早暴露”，“是往敌人枪口上撞”。这是对军事的无知。据《叶飞回忆录》第546页记载：“21日零时刚过，我渡江先头部队即在江阴要塞炮台火力范围内的长山北麓登陆，在接应同志的带领下，迅速击溃了敌21军一部，控制了长山。另一路先头部队也在肖山顺利登陆。”接应占领长山的就是陆德荣，接应占领肖山的就是徐以逊。事实证明，王征明2时打的电话，不是过早而是正适时，解放军早已渡江了，而要塞迟迟没有配合的动作，就会大大降低起义的意义。如果唐秉琳早些下命令掉转炮口，向敌第21军的部队再早些开炮、多轰几炮，则对第10兵团渡江登陆后战局的发展会更有利，那22日清晨和上午10兵团4个军击溃敌54军、21军和123军的多次猛烈反扑会更容易些，向南挺进会提前。
《江剧》对王征明“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怀疑，是别有用心的。王征明，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后调往新四军，长期从事侦察、情报工作，担任过第6师和军部的侦察科长，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积累了丰富的侦察、情报工作经验，为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首长所赏识。1948年济南战役前两个月，国民党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对起义态度不明朗，反反复复，华东局领导人就派王征明赶赴济南前线，配合济南市委等单位认真分析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使吴化文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有重要意义，王征明为此受到华东局的表扬。这正是粟裕首长点名要王征明去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的决策的依据。对王征明策反工作经验的怀疑，实际上是对著名军事家粟裕大将这件事决策正确性的否定，是很不应该的。
斗争的实践证明，有没有这些有丰富争斗经验的解放军派遣干部作为起义的骨干，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在渡江作战期间，南京地下党策动王宴清率首都警卫师数千人起义，进发途中溃散，到达安徽滁州的只有百余人；上海战役期间，上海地下党策动张权中将起义，因失败被杀害；浙江省主席陈仪准备起义，被其亲信汤恩伯出卖而被杀害等教训，都因为没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骨干的协助，导致起义失败。江阴要塞起义，如果没有王征明等5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骨干发挥作用，江阴要塞起义能否成功都是很难讲的。因而《江剧》贬低解放军派遣干部、打压负责人王征明的做法是错误的，怀疑粟裕、叶飞、韦国清这些战将派解放军干部打入敌营决策的正确性更是错误的。
三、《江剧》拍制的做法很不合适。
《江剧》24集，用于展现唐氏家族业绩的为20集，而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的内容只占4集，仅占六分之一，比例显得太少了。这说明，策划者不想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次成功起义的辉煌业绩，使这部电视剧变味了。
大家都知道，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拍制这部电视剧的策划者和组织各方，背着还健在的王征明、王刚、仇英3位亲历者，胡编乱造，还有什么“纪实性、文献性”可言，发生在全国人民讲求诚信、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是太不应该的。
《江剧》不成功的实践再次证明，重大革命题材的电视剧，策划、编剧、导演、拍制以至全过程，都应践行科学发展观，照顾到地下党和解放军派遣干部等方方面面，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任何编造、歪曲历史的行径都是难以成功的，先烈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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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4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70周年。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不幸事件，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以讹传讹。在那36年以后的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其父高敬亭被错杀是被项英搞的，要求澄清其父亲被枪决的原因，并作出结论。毛泽东于1975年11月30日批示有关部门查清情况。有关部门在提供的情况中讲道：“项英致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于1939年6月24日将高敬亭同志处死。”（见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根据高凤英的信和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毛泽东于当年12月14日作出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作出公正评价，恢复了名誉。
高敬亭被错杀是令人惋惜的，平反是正确的，但毛泽东讲“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又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由于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把错杀高敬亭本是叶挺经办的却错怪项英，使项英又一次蒙受了新的冤枉，他的声誉遭到很大伤害。多年来，笔者在研究新四军和叶挺、项英、陈毅、高敬亭等人物过程中，接触到有关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与责怪项英的情况完全相反，现略加整理奉献给读者。

一、项英对高敬亭是主张教育帮助的
高敬亭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和皖中抗日时是有功的。他是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区）人，1928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2月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国民党军重兵连续“清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率不足2000人的红二十八军和边区各地的游击队一起，在鄂豫皖边区的45个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3000余人，高敬亭任司令员。4月率部东进至舒城、巢县、桐城、庐江、无为等地抗日，建立根据地，取得了蒋家河口、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然而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抗日的方针等方面是有错误的，他所信任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了国民党部队。
对高敬亭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项英既重视，又主张采取教育、帮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1939年×月23日，项英和周子昆报叶（按：指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的电中称：“四支队高敬亭问题，请经八团队电戴季英（按：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仍要其忍耐从事，并要周骏鸣（时任第八团团长）取积极行动，以影响其下层，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推动其部队前进一步。其他一切待慢改变。”1939年3月14日，项英和周子昆在报延安并告正在皖中的张云逸参谋长等的电中，指出：对高敬亭“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共593、598页。）
1939年5月4日，就在叶挺军长到达江北着手处理高敬亭的问题时，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的名义发电报给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并且亲自草拟电文报批。项英代拟的电文是:
1、抗战正处于敌我相持苦斗阶段，四支队在战略上处于极重要地位，可以阻隔日寇南北联系，如果控制津浦线，可予敌在军事、经济、交通上极大的困难，对整个抗战起重大之作用。我们深望四支队全体指战员能够肩此重任，努力为完成此任务而斗争。我们相信，四支队全体同志以过去的光荣历史与斗争精神，必能完成任务。
2、四支队从抗战以来所处之环境与困难，党中央甚为了解。这种困难是整个抗战中不可免的，以八路军及江南各支队的经验，只有积极行动，争取不断胜利，才能克服困难。
3、为在今天环境，不可能先解决困难，然后胜利作战，也不可能在后方对部队尽量扩大，这是统一战线的环境决定的，与内战时不同，也不能以过去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困难。
4、党及中央的同志始终相信你们全体同志能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从来对你们没有任何怀疑，同样也相信你们对党中央是坚信而拥护的。党中央详知你们的困难，而能帮助你们解决，更热望你们本着过去光荣的战斗精神，不受任何困难阻碍，而能坚决地完成任务。目前，你们要解决的困难与壮大部队是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四支队得到更大的发展前途，党及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共599页。）
上述几份电报，清楚地说明了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所持的正确态度。然而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
二、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
1985年11月，由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和原第四支队司令部干部、后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等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编写组”，在编印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中，对高敬亭被错杀的经过是作如下记述的：
1939年“5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过江，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江北指挥部和处理高敬亭的问题。”（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
“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省府立煌（按：即今金寨县，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24日，廖磊（按：系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七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按：今属肥东县），……叶军长的副官黄序廷将高关押，缴了警卫员的枪，同时将警卫班的枪全缴了。”（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32页、第32-33页）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附近储家围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邓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状’，……”“接着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戴季英向军长汇报了。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的名义出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处决后，叶挺还到立煌向五战区汇报。这就是高敬亭同志被处决的经过。” (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第31-32页、第32-33页）。
上述材料说明了三点：一是，对高敬亭的诬告，是廖磊向五战区报告，由五战区向蒋介石报告的，不是由新四军军部和项英上报，也不是经过三战区上报的。那种说项英要求处决高敬亭的讲法纯属捏造。二是，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他当时在皖南泾县云岭，没有去江北），而是由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办的。三是，处决高敬亭后发布告时，加上项英名字是不奇怪的。因为项英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名望颇高，而那时叶挺还不是共产党员，加或不加项英的名字在当时是大不一样的。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是不可能经过当时在云岭的项英签发的，如果项英知道要处决高敬亭，他是会坚决反对和阻止的。
这个《简史》第34页，还讲到毛泽东1975年12月14日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报告上的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讲到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为高敬亭平反的通知。平反是正确的，但《简史》前面讲明错杀高敬亭的经过证明是叶挺办的，则毛泽东对项英的怀疑就与实际不符了。把毛泽东对项英不实的怀疑张扬出来，包括在展览馆里展现出来、书刊引用，自然会影响伟人毛泽东的形象，是不可取的。
三、与叶挺有关史料均称错杀高敬亭是叶办的
1989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将军传》，第十章“华中抗敌”的第十二节，专写了“亲痛仇快——高敬亭同志被错杀”的情况，该书“后记”提到成书过程中，得到“叶挺的故旧、亲属、子女的热情支持”，说明叶挺儿女是认同的。2001年7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下编有一小节专写了“高敬亭，功劳大，竟借老蒋电令杀”。这两节字数基本相当，约三千七八百字。相同的内容，除毛泽东的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和总政发出为高敬亭平反通知外，还写道：
1939年5月，叶挺去江北组建江北指挥部，向第四支队干部动员向东挺进，高敬亭也表示赞成，却在背后指使部队停止东进，还发生了与高敬亭关系密切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的事件。“在广大干部反杨、曹叛逃斗争中，揭发了一些高敬亭的错误言行之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于6月上旬在肥东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按照事先的布置，将他扣押起来。”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事件，以利整顿部队，暂时对高采取隔离措施，亦属必要。但20天之后，叶挺根据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委会一个所谓‘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于6月24日将高敬亭草草处死。这是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干出的一件亲痛仇快、错杀同志的蠢事。”
“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作为直接处理四支队问题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也是有责任的，是个严重的失误。” （见《叶挺传—骁将的坎坷》第342-343页）
两节不同的内容是：《叶挺将军传》第327页有一段话：“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处理江北问题的过程中，一直与皖南军部保持联系。重要的事情，都与项英先作商量。向延安报告与向重庆交涉，统由皖南军部负责。”这段话意思很明显，错杀高敬亭是由项英定的，也是由项英向重庆报的，把错杀高敬亭的责任都推到项英身上。当1995年笔者所写《项英传》出版，讲到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说当年第四支队属第五战区、军部属第三战区，错杀高敬亭是由五战区上报的，不是军部上报的，项英和他事先根本不知道等情况后，那段话就在《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中悄悄地拿掉了。
特别值得提出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的责任编辑蓝再平，对该书内容的处理很慎重，加了不少编者的话，还加了附录，收了十篇文章，将笔者所写《项英传》中“澄清对项英的一些非议”的内容，单独成文，其中有用事实说明高敬亭是叶挺搞掉而不是项英搞掉的内容，使该书增加了客观性的分量。
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 （见《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从《抗敌报》江北版这一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蒋介石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四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
四、知情人证实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干的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另一方面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见安徽《云岭》杂志第26期第6页，访谈记录）
几年前，笔者还问项英在皖南时的秘书顾雪卿、警卫排长李德和，他们告诉我：项英在皖南期间从未去过江北，高敬亭的事不是项英去处理的，错杀高敬亭责怪项英是冤枉了他。
陈毅、李一氓等从新四军组建时起，就和叶挺、项英在一起，了解新四军全局情况和对重要问题的决策、处理过程。因而他们的看法是可信的。
上述情况表明，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经办的，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项英要求蒋介石批准的，然后由项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的，它和项英提出的对高敬亭应采取教育帮助的本意完全相对立的。因而将错杀高敬亭之事怀疑、责怪项英是不实事求是的。
项英历来对待干部是关心的，处理是慎重的。1931年，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批评中央苏区和红军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那里肃AB团的活动一度停顿下来，保护了大批干部，尽管后来有反复，他本人被王明上台后的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但在60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上写明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39年错杀高敬亭后，一些干部思想不通，受到牵连，项英就让江北指挥部将林维先、万海峰等送到军部教导总队学习，让他们改变环境，充实提高，他们后来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林维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万海峰学习后进步很快，曾任团、师、军领导职务，直至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如果仍在原来的环境，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由于人们知道的历史原因，新四军前期许多办得好的事情，本是项英办的，却记到叶挺名下或被掩埋了；而有些是别人办得不好的事情，却往往扯到项英头上。高敬亭被错杀一事责怪项英，就是张冠李戴的明显事例。如今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澄清高敬亭被错杀的真相，不仅有助于正确的评价项英，更重要的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是符合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的。

　　兹授权德润律师事务所刘家辉律师作为我博客文章的版权保护人，任何媒体（网络）转载或引用，均需取得书面许可！ ]]>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45982798#comment 136315392 Fri, 26 Jun 2009 02:19:58 GMT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45982798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45673084 為緬懷老壹輩革命家項英的革命精神、革命業績和高尚品德，筆者將28年來為研究項英發表的文章、書信往來、訪談要點、史實考證等，整理為《近看項英》的研究文集，由中共黨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將於2009年8月奉獻給讀者。

《近看項英》壹書，收入了58篇（條）文稿，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項英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了壹生的光輝實踐。其中：（1）綜合研究。包括：項英生平、條目、辭條和紀念文章，共5篇。（2）專題研究。包括：項英在武漢、在上海、在莫斯科、在皖南等，共27篇。（3）學術爭鳴。包括：評價項英不宜用領袖語錄對號等，共4篇。（4）書信往來。包括：怎樣看待紅軍時期的項英等，共10篇。（5）訪談要點。包括：怎樣看待皖南事變等幾個問題，共3篇。（6）史實考證。包括：項英是否由王明派到中央蘇區奪毛澤東的權的等，共9條。這是筆者繼《為將帥書寫輝煌》以後的第二本研究文集。願它對讀者了解黨史、軍史、革命史有所幫助。

收入《近看項英》文集中的文稿，是筆者在黨中央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實施改革開放、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大背景下寫出的。由於歷史原因，項英為革命奮鬥壹生的業績，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的瞬間被抹煞，人被醜化，名字在革命史書中抹掉。20世紀80年代之初，黨中央批準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由軍事科學院組織全軍各大單位編寫，解放軍人物由總政治部幹部部負責組織，其中［項英］條目委托筆者撰寫。從這時起，筆者始終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求真務實的要求，走訪熟悉項英的那些老領導和當年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的老同誌來了解項英的真實情況，從尋查史料中弄清黨中央在皖南事變前各個歷史時期對項英的評價都是肯定的，在皖南事變後涉及項英的材料都是批判的。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筆者不受原來對項英評價的框框所束縛，而是用歷史事實說話，認真鑒別史料，寫出條目稿，主編單位在組織評審、反復斟酌後，於1984年12月正式上報，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肯定和贊許，也得到軍委領導人楊尚昆、余秋裏的認可。這樣，［項英］條目就定下來了，對客觀公正評價項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86年1月，［項英］條目在3個刊物上同時發表出來，得到廣大新四軍老同誌的贊同。

公正評價項英充滿著艱險、矛盾和鬥爭。筆者研究項英，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1987年1月，胡耀邦離任後，有人散布說項英條目是“為項英翻案”，隨即對筆者刮起批判之風，有的給筆者扣上“否定毛澤東在抗戰期間領導的正確性”的大帽子，還向軍事科學院領導告我的狀，筆者下來都與此有關。筆者堅信黨的領導，堅信黨的改革開放、實事求是的路線不會變，堅持用事實講話，以史料服人。千年的文字會講話，真理愈辯愈明，少數堅持“凡是”觀點的人終於阻擋不住改革開放、實事求是的大潮，客觀公正評價項英為愈來愈多的人所認同。1990年，時任國家主席、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為項英作了“項英同誌浩氣長存”的題詞。1995年，經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審定後，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筆者所寫的《項英傳》，為客觀公正評價項英提供了史料。1998年5月13日，經黨中央批準，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項英舉行了誕辰百年紀念座談會，稱贊“項英同誌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壹，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壹”，“抗日戰爭的名將之壹”。這就把潑在項英身上的汙泥濁水沖洗幹凈，使學術界數十年對項英功過評價的爭鳴劃上了圓滿句號。這是黨的改革開放、實事求是路線在黨史領域結出的豐碩成果。在這期間，中央辦公廳批準在武漢、皖南雲嶺為項英豎立銅像，中央軍委批準編《項英軍事文選》，中央電視臺依據《項英傳》拍制了項英文獻資料片。這就使項英基本恢復了歷史原貌。

研究項英的過程，是筆者深入學習黨史、軍史、革命史的過程，也是深入學習項英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的過程。項英堅定的革命信念，堅強的組織觀念，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勇於拼搏和實幹的精神，密切聯系群眾和紮實細致的作風，都使筆者終生難忘，激勵筆者更多更好地為黨史、軍史、革命史研究服務。

筆者在研究項英的過程中，得到了老首長、老戰友、老同誌以及家人、親朋的關心支持和幫助，在此壹並表示謝意。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項英作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創建新中國的先驅者，他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了壹生，流盡了最後壹滴血。《近看項英》壹書，既是對這位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老革命家的緬懷，也是對慶祝建國60周年的獻禮。祝我們偉大的國家，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中闊步前進，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45673084#comment 134218240 Mon, 22 Jun 2009 12:18:04 GMT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45673084 http://622006049.qzone.qq.com/blog/1234835429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详细叙述了1945年9月至1955年3月华东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陈毅等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进行征战和部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它有三个特点：
一、内容丰富翔实。笔者根据当年眼见耳闻的情况，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告诉人们：在解放战争年代，作为全国重要战场之一的华东战场，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阶段，进行的情况是怎样的；苏中、宿北、鲁南、莱芜、泰安、孟良崮、沙土集、洛阳、开封、雎杞、周（村）张（店）、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樟厦、舟山等重要战役，何时由何部怎样进行的；外线出击、进军中原、胶东保卫战等重要军事行动，是怎样进行的；德州、济南、青岛、徐州、南京、盐城、合肥、芜湖、屯溪、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樟州、厦门等重要城市，何时由何部怎样解放的；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南、浙东等敌后斗争，是怎样坚持的；在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消灭国民党军800万军队的征程中，华东部队怎样消灭国民党军队245万的；野战军由1945年11月初建立时的11万人，怎样发展到1949年2月改称第三野战军时的58万余人的，当时军分区、师、旅以上领导干部是怎样配备的，部队怎样由步兵单一兵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都可以从中找到史料。还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支援越南抗法战争，也都作了介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书对研究华东部队军史和革命史的人来说，是难得的史料。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王秀鑫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上著文，称赞该书“填补了党史、军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点，是一本开拓求实的军史党史著作。”
二、可读性强。该书不仅介绍了部队怎样践行党中央各个时期发出的战斗号令，发生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而且还介绍了怎样策反吴化文、何基沣、张克侠和江阴要塞、林遵舰队起义等隐蔽战线斗争的情况，披露了许多“无名英雄”鲜为人知的史料。例如，原胶东军区联络科长杨斯德，1947年在莱芜战役前，怎样当上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怎样传递陈毅、粟裕等领导人的声音，怎样策动韩练成在李仙洲集团最后突围的关键时刻脱离军长的指挥岗位，导致李仙洲集团在突围时陷入混乱，五六万人迅速被歼，又怎样策划韩练成安全回到南京，当上蒋介石总统府的高级军事幕僚的；到1948年淮海战役时，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联络部长的杨斯德，作为陈毅司令员的代表，又怎样装扮成国民党国防部的高参，奔走于徐州近郊贾汪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驻地，协助何基沣、张克侠组织起义的，都作了详细介绍。又如原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怎样参与领导吴化文部举行战场起义的；1949年4月在渡江战役中，又怎样参与领导国民党军江阴要塞起义，使解放军渡江加快了速度，减少了伤亡，并调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军阵地的，都作了详细介绍。这些“无名英雄”不怕牺牲，深入虎穴，赤胆忠心为革命胜利的生动事迹的披露，相信是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的，也会深受教育的。
三、得到许多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1999年7月，笔者致信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原军委副秘书长、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老首长，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约写《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的事，并附上出版社的约稿信，希望老首长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为该书题个词，结果不到半个月，年近九十高龄的张老，就将“发扬华东部队的优良传统”的题词寄来。2001年11月，书稿全部写出，笔者将约稿信、目录和概述寄送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老首长，希望他能为该书题个词，老首长在审阅了本书目录和概述后，很快将“华东战场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寄来。2002年1月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将他为本书所写“华东部队为解放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的题词寄来时，给我附信中写道：“您的大作要目，我已拜读，完全同意。”这三位首长都是从华东调到军委担任领导工作的，个人通常请一位首长题词就不易，请到三位首长题词更是莫大的荣幸，是他们关心支持本书的最好证明，也很值得关心华东部队军史、革命史的朋友珍惜。
200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一年。新中国建国60年大庆，渡江战役胜利60年和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解放60年，这本书提供的史料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因而我已向出版社建议尽快加印一部分，也希望原在华东转战的老部队、老同志、广大读者和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新华书店发行部门关注这件事。

王辅一，2009年2月14日

后记：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正在加印
为适应华东地区各省市纪念渡江胜利和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解放60周年宣传的需要，已经脱销的《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在加印，请有关书店和人士关注，需要的单位和个人，也可直接与010-82517249、82517244联系。
王辅一 ，200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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