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6056.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09:45:00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08 Dec 2008 08:50:29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228726229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228726229#comment 134218240 Mon, 08 Dec 2008 08:50:29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228726229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6 　　近来，银行股上市越来越多。在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上市后，又有北京银行上市和建设银行回归；近日，银监会又提出支持农商行上市；下一步还有中国农业银行以及更多的地方商业银行上市，等等。

　　银行并不创造财富。之所以需要银行，是因为有钱人和用钱人之间需要信息中介、信用中介和服务中介。

　　然而，我国银行业面临五大挑战：

一、银行过剩

　　中国的银行这几年增加非常快，已经出现过剩。有的城市不到一公里的街道有几十个银行网点。接下来又是外资银行可以不受区域限制设分支机构，又是300万至500万投资可以在县城以下设小银行，又是各地城市商业银行乃至农村商业银行纷纷上市，这些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在获得巨额资金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全国各地设网点，将自己由区域性银行变成全国性银行。大家都竞相增设机构，银行过剩的问题将日益严重。

二、直接融资的发展使
银行间接融资的空间日益缩小

　　我这里先引用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主编的《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一书中的资料：2002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仅占债务市场总额的20%左右。美国企业通过股权、债券融资比例达80%。“我国银行贷款在国内融资中所占比例基本上在90%以上”（第216、218页）。

　　近两年随着股市的扩容和股价上，直接融资的比重有所扩大，但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绝对的大头。

　　我们应该看到，今年以来，因股市的赚钱效应和物价指数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入股市，银行存款出现了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将储蓄存款作为主要金融资产的城镇家庭的比重，由06年1季度的70.4%降至今年三季度的50.4%，短短两年下降20个百分点；而股票和基金占比同期却提高27.5个百分点。

　　周小川行长希望利率为正，我看很难。就算存款利率为正，有理财意识的老百姓一般也不会存款，也会选择买股票或基金。买股票，就是50倍的市盈率，也能在资产保值的前提下获得2﹪的收益。之所以说资产保值，因为股票是股权资产，是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其价值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与股权资产不同，存款是债权资产，是通货膨胀袭击的目标。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帮助债务人掠夺债权人。

　　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实际通胀率远不止6．5﹪。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支出是小孩的学费，因为农村人一般都不止一个小孩；多数新增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是买房。这两部分支出的通胀率何止是6．5﹪！

　　因此，我一直认为，一定幅度内的CPI上升对股市应该是利好。而股市一直把它视为利空，这是一个误会。正如吴晓灵副行长所说，“我们现在有38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其中17万亿为定期存款。在这种结构下，只要资本市场是平稳的，让大家有信心，不存在资金来源问题，只存在公众信心问题。影响资本市场只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建设和信心。” 也就是说，只要股市健康发展，银行存款向股市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转移的空间很大。

　　对于老百姓来说，存款与买股有两个重要差别：首先，存款是债权资产，是通货膨胀袭击的目标；股票是股权资产，其价值不因通货膨胀而贬低。其次，持有股票可以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分享优质企业的高利润；而存款者却与中国企业的高成长和优质企业的高利润无关。因此，我们不应该将那么多优质企业拿到海外上市，而应该首先放在国内上市；不应该打击广大老百姓的投资热情，而应该鼓励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股票和基金投资，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既获取劳动收益，又获取投资收益。当然，鼓励全民投资并非鼓励全民炒股。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买基金。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以来，居民对基金的偏好明显高于股票。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上市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由储户变成股民或基民，中国的融资模式将会快速地由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向股市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转化。

　　最近出台的公司债条例以及“长江电力”80亿公司债获批，也是我国金融领域在直接融资方面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据说，万科等一大批公司已经上交了发行公司债的申请。

　　证券管理部门应当鼓励优质的上市公司首先通过发债来实现扩张，而不是通过增发股份实现扩张。因为后者增加了公司的股本总量，而前者没有。只要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高于债券利率，发债对公司股东都是利好。

　　公司债是公司直接向老百姓借债，二者之间没有中介，省去了几个点的利差，既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又有利于增加投资者的收益。

　　除了股市和债券对银行存款的影响外，各种金融创新也会缩小银行业务的地盘。以企业设备采购为例，发达国家设备采购30﹪以上通过融资租赁，而我国的企业设备采购基本都是通过银行贷款，通过融资租赁的据说不到1﹪。中国的融资租赁之所以难以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解决其资金来源。它们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进行租赁业务，这就象服装经销商从零售商场按零售价购进服装再向外销售，怎么可能赚钱！

　　2003年，部分信托公司创造了融资租赁信托，把融资租赁和信托结合起来，通过发信托计划直接向老百姓融资，再通过租赁向企业提供设备，做得比较成功。这等于老百姓通过购买信托计划直接向企业提供资金（设备），然后通过租金的分配获得投资收益，既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又提高了老百姓的资金收益，因为租金一般都会高于贷款利率，更会高于存款利率。

　　浙江、福建等地大量存在的“轮会”、“标会”，是老百姓以民间信用为基础而组织的直接融资活动。这种融资活动虽然出现过问题，但我们也不应完全否定它的合理性，而应该帮助总结和完善。应该看到，浙江、福建等地的民营经济正是通过这种非正规融资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对于上述融资方式，老百姓自己也在不断完善。据我所知，浙江、福建等地“轮会”、“标会”至今仍大量存在，但近年来真正出事的也就是福建的福安。因为老百姓自己也在不断完善。

　　我很赞成吴晓灵副行长的观点：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对内开放。我理解，对内开放的本质就是将金融活动由政府行为变成民间行为，把计划经济的金融变成市场经济的金融，鼓励金融创新，通过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在有钱人和用钱人之间尽可能减少“第三者”，尽可能用成本较低的第三者代替成本较高的第三者，用效率较高的第三者代替效率较低的第三者。

　　总之，中国金融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加快扩大股市等各种直接融资的比重，减少银行间接融资的比重，以此提高金融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这样，主要靠吃利差为生的银行，其存贷款业务自然会不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让那么多银行上市，将巨额社会资金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建更多的、更大的银行及分支机构，用于吃利差，这与银行间接融资比重不断降低、银行业务地盘不断缩小这一金融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三、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使银行的物理网点及其资产成为无用之物

　　当前，银行的主要业务平台是营业网点，银行竞争优势的重要表现就是营业网点的多少。因此，银行扩张的方式就是增加分支机构，建更多的网点。银行业的这一现状与货币的发展阶段有关。

　　货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实物货币、金属货币、铸币、纸币。当前正处在纸币阶段，即钞票加支票。银行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网点，之所以要那么多人，就是为了点钞票、转支票。钞票点了一遍又一遍；一堆堆钞票，甲银行打捆，乙银行拆封，众多银行职工每天从早忙到晚。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买一套房子，房价180万，双方现金支付。买房人从工商银行刚取出180万现钞，在招商业银行交给卖房人。招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将180万一捆捆拆开，用点钞机点过三遍后，再分别捆上，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如果没有点钞机，仅这一笔业务就得忙一天。

　　最近，银行的中间业务似乎非常火爆，各家银行都有排着交水电费、买基金的长龙。正是从这一条条的长龙中，使一些银行看到了中间业务的前景，因而进一步扩大网点。其实，这都是暂时的繁荣，因为这些工作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纸币正在被电子货币取代。在电子货币时代，一不要钞票，二不要支票，各种支付只需要敲几下键盘或刷一下卡即可。比如大家买股票，只需要敲几下键盘，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资金在一两秒钟内就买成了股票；相反，同样是敲几下键盘，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股票在一两秒钟内就变成了现金。其实，银行现在所进行的各种支付，都可以变得象买卖股票这么容易，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在那里忙碌，电脑和互联网可以很简单地完成这一切。

　　经过不断完善，电子货币和网络支付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目前人们之所以大量使用现钞，之所以天天到银行排队，主要是习惯问题。事实上，从纸币到电子货币的转变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由互联网技术引起，但现在阻碍革命进程的主要不是技术，而是人们的观念和习惯。

　　这场革命可以有两种方式完成：一是渐进式，即经过十年、二十年慢慢完成；二是激进式，即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措施、技术措施、政策措施、甚至行政措施等，在两三年内迅速完成。

　　渐进式变革的后果是，我们当前仍然要按照纸币时代的逻辑大力进行以下工作：第一，印制更多的钞票。为此又不得不造更多的纸张、砍更多的树木；第二，生产更多的保险柜和运钞车。为此又不得不炼更多钢铁、烧更多的煤炭；第三，增加更多的银行网点。为此又需要建造更多的商业房产、进行更多的高档装修、购置更多的办公用品，等等。所有这些，在即将到来的电子货币时代都是无用之物。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此，我们应该用激进式变革代替渐进式变革，将可能需要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的货币革命，在两三年或三五年内提前完成，以避免渐进式变革所造成的巨大社会损失。

　　激进式变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第一，宣传教育。把加快推进纸币向电子货币的转变作为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动员全体国民加入到不用钞票的行列；第二，政策鼓励。以银行汇款为例，目前250万以下的柜台汇款收50元的汇费，而通过网上银行汇款只优惠10﹪，即收45元汇费。对银行来说，二者的成本大不一样。据银行工作人员讲，经常有人提着上百万的现金到银行汇款，办理一笔业务需要一两个小时，而通过网上银行汇款，不需要银行职工劳神费力。前者收50元汇费太少，后者收45元汇费太多。如果前者汇费大幅度提高，后者汇费大幅度降低，则较大的汇费之差，会促使更多的人由现汇改为卡汇。第三，技术支持。向用户提供更简便的电子支付工具，使那些年龄较大、不会上网的居民也能轻易地进行电子支付。

　　据报道，中国银联的POS机移动刷卡缴费业务即将在全国推广。届时居民在家中通过刷卡就可以完成各种缴费。该技术从2006年起在天津全面试用，天津市已经有80﹪的家庭通过在家中刷卡缴纳水、电、燃气等各种费用，一不要去银行排队，二不要收费找零。

　　最近，中国银联还推出了“信付通”刷卡电话支持业务和“家付通”数字电视支付业务。“信付通”通过固定电话刷卡实现支付；“家付通”在家中便可享受电视购物和缴费等服务。前者已在上海、北京等15个城市推广，后者已在青海试点。


　　为了加快推进电子货币和网上支付，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应该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国家财政拿出几十亿甚至数百亿资金支持技术攻关，都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它为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不止几百亿。

　　随着纸币被电子货币所取代，各家银行满街的储蓄所和营业部就会成为多余之物。当前，众多银行纷纷上市，从股市上拿到巨额资金后，按照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业务模式，比着建网点，比着对营业网点进行高档装修，比着购置各种各样的办公用品和交通工具，这些东西对未来银行的业务发展将会毫无用处，将会作为无用资产从银行的资产清单上删除，投资者将会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

　　随着纸币时代被电子货币时代所取代，银行业可能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银行储蓄所、营业部将会被各家各户的电脑所取代。人们的各种支付都在自己的电脑里完成，银行的物理网点逐渐消失；第二，区域性银行将被全国的银行甚至全球性银行所取代。特别是存款银行（如我国的邮政储蓄），很难进行区域限制。那些信用较好、存款利率较高的银行，全国人民都将资金往里存，甚至国外资金也往里存；第三，银行的优势将由吸收存款转向发放贷款。其核心竞争力将会由网点、资本转向人才。有了一批优秀的放贷队伍，可以放更多的贷款，可以用更高的利率放贷，可以确保贷款本息的按期收回，这样的银行就可以给予储户较高的存款利率，全国的储户就可以将资金存入这样的银行；第四，全国就不需要那么多银行，至少不需要那么多存款银行。美国著名市场专家特劳特讲，许多行业竞争到一定程度，最终主要是两两之争，即老大和老二之争。如饮料主要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争，胶卷主要是柯达和富士之争，等等。在网络经济时代，将会有更多的行业变为两两之争。如过去全国需要办许多书店，在网络时代，可能有“当当”和“卓越”两家书店就够了；过去需要很多的报纸，网络时代可能有新浪、搜狐就够了；过去需要许多民航售票点，网络时代可能有“携程”和“e龙”两家就够了。银行更是如此。特别是存款业务，一不需要物流配送，二不需要考察企业，所有活动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全国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吸收存款的银行；第五，以吸收存款为主的银行和以资金运用为主的金融机构将会发生分离。前者以资金采购为主，后者以资金运用为主。后者将有多种业态：有的以放贷为主，有的以融资租赁为主；有的是专业性的，如专做房地产方面的融资业务，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


四、银行业非正常的
高额利润将消失

　　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与之相伴的惊人存贷款利差，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高14倍。14倍的利差是如何算得的，中外银行的利差是否有那么大的差距，我没有作详细论证，但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我国商业银行的收益主要来自存贷款利差；其二，我国的存贷款利差比较大。正是这种高额利差，才使得我国银行业有如此高额的利润。我国股市有一个“参股金融”概念。某上市公司一旦参股银行，其投资收益就大增，股价就大涨。一个行业长期获得大大高于其它行业的利润率，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这种高额利润可以称为非正常利润。

　　我国银行业之所以能取得大量非正常利润，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垄断经营。过去晋商办票号不需要任何人批，想办就办。当票号的利润高于茶叶时，就会有一大批茶叶经销商改行做票号。这样，经营茶叶和经营票号的利润率很快就会拉平。

　　我国银行业之所以能长期获得高额利润，就是因为垄断经营。这种垄断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融资方式的垄断。整个社会的资金必须存入银行，企业需要资金只能找银行贷款，否则就是非法集资。河北一位企业家叫孙大午，因贷款难，就向周边农户集资，虽然集资本息都已如期支付，但最终仍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被判三缓四。二是银行业经营的垄断。办银行必须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而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获得批准。这样，已批准的银行就具有垄断经营的特权。

　　二是政策给予。国家规定了统一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等于给各家银行规定了固定的利差。银行只要吸收尽可能多的存款，并将这些存款贷出去，利差就会相应增长。中国的贷款一直都是卖方市场，有钱一般都不愁贷。而贷款又有抵押，100万贷款，要150万以上的资产作抵押，这种生意几乎是傻瓜生意，没有不赚钱的道理。

　　三是人为的卖方市场。近年来，我国存在着资金相对过剩的状况。国家一万四千亿外汇储备需要寻找投资去向；资本市场则是所谓流动性过剩。但与此同时，却是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难，大量的城乡待业者就业难。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融资渠道不畅，人为地造成融资活动中的卖方市场。正是这种卖方市场，为银行获取高额利润创造了条件。

　　随着金融创新和各种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融资渠道的出现，银行业面临新金融业态的竞争将日益激烈；随着银行业本身的开放和各种民办银行、外资银行的大量涌现，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随着利率逐渐放开，优质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的方式进行竞争，银行高额利润的时代很快就会结束。就象商业一样，只有象沃尔玛、国美这些能做到“天天低价”的优秀企业才能取得较好的效益，大量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则难以生存。我坚信，商业的今天，将是银行业的明天。人为地让一个行业长期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将为市场经济这个“天理”所不容。


五、两大重要贷款对象
存在较大风险

　　我国的金融一直是国有大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大银行不愿做小生意，不太愿意向中小企业放贷。近年来，几大银行的县级机构基本都是多存少贷，甚至只存不贷，成了县域经济的“抽血机”。2005年末，临汾市尧都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8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只有127亿元。2006年6月末，徐水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59.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只有23.2亿元。

　　大银行将资金集中后，在贷款方向上有两个过多：一是对大企业放款过多，二是对房地产行业放款过多。

　　我国银行界一直有企业越大越安全的观念。对中小企业贷款慎之又慎，对大企业贷款则是有求必应，一贷就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在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企业之所以安全，是因为一旦亏损，有国家财政补贴。现在，大企业一般都已成为上市公司，许多企业都有大量的外资股。这些企业再出现亏损，国家财政不能象以前那样补贴。

　　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企业越大就越强，即所谓“做大做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企业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大做亏，甚至做大做垮。因为企业规模是社会信用水平、企业体制、企业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函数。企业规模越大，“委托—代理”链条就越长，给人“捞”的机会就越多，从中“捞”的人就越多。人们捞与不捞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二是企业的体制和管理水平。过去晋商做得很大，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分号掌柜的权力非常大，“捞”的机会很多，但很少有人捞。正因为没有人“捞”，许多商号才能成为百年老店，有的甚至经营几百年不垮。


　　晋商的大掌柜、二掌柜、分支机构的掌柜以及众多的员工之所以不“捞”，因为晋商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信用体系。晋商的诚信体系由以下方面构成：学徒：从本地选，要有保人；管理者：主要从内部产生；选掌柜：要考察祖宗几代；员工：必须在本地娶妻，家有人质；劳务市场：区域性经理和雇员市场；身股：既是激励，也是约束；关公：既保平安，也时刻在监视自己；商会：既是情感网，也是约束网；归宿：落叶归根，光宗耀祖。在这种信用体系下，不讲信用的成本无限大。因此，给他机会也不敢“捞”。而现在没有这样的信用体系，不讲信用的成本很低，所以不少人一有机会就“捞”。许多企业之所以一大就亏、一大就垮，就是因为大企业给人“捞”的机会多，从中“捞”的人多。

　　近年来，股市和银行在联手吹泡泡。大企业又是上市融资，又是巨额贷款，企业规模迅速膨胀。而有些大企业的领导人，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领导人，做大的冲动非常强烈，都想进入世界500强。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好。但我认为，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管理水平，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支撑大企业，硬要人为做大，最终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大做亏，甚至做大做垮。而一家大企业出事，就会牵连到不少银行。韩国的教训一定要吸取。

　　建行研究部日前发布报告指出，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正逐步步入违约高风险期。近年来，我国个人住房不良贷款数额呈攀升趋势。由于贷款中存在虚假按揭和把关不严的问题，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得到了贷款。这正是我国房贷的风险所在。


　　从国际经验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8年。最近央行连续加息，个人房贷支付不断增加，意味着个人住房贷款已经逐渐步入违约高风险期。数据显示，工、中、建三大行房地产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由2005年末的10127．23亿上升至2006年底的11760．66亿。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由2005年末的184．42亿上升到2006年末的192．41亿。建行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通过金融创新，使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供应不要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而是采取多种融资渠道，如房地产投资基金、信托、融资租赁信托等等。

　　去年以来，我们对房地产开发商预收购房款进行限制。这一政策的用意是好的，即防止购房人的资金损失。但应看到，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不是购房人，而是银行。购房人预付购房款，木质上是购房人向开发商放贷，是直接融资。开发商通过房价打折，使购房人获得了丰厚的资金收益。不准开发商预收购房款，等于取消了购房人向开发商放贷的权利。购房人只能将钱存到银行，由银行加几个点的利息后，将资金贷给开发商。这样，购房人与开发商之间的直接融资，就变成了购房人、开发商和银行之间的间接融资。银行第三者插足的结果是，购房人失去了预售房价打折的好处，银行增加了存贷款利差，购房人的利益被转移到了银行。因此，要真正保护购房人利益，不应简单地禁止预收购房款，而是要对开发商预收购房款的行为加以规范。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6#comment 2097152 Wed, 26 Sep 2007 02:18:16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6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195867728 　　近来，银行股上市越来越多。在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上市后，又有北京银行上市和建设银行回归；近日，银监会又提出支持农商行上市；下一步还有中国农业银行以及更多的地方商业银行上市，等等。
　　银行并不创造财富。之所以需要银行，是因为有钱人和用钱人之间需要信息中介、信用中介和服务中介。
　　然而，我国银行业面临五大挑战：

一、银行过剩

　　中国的银行这几年增加非常快，已经出现过剩。有的城市不到一公里的街道有几十个银行网点。接下来又是外资银行可以不受区域限制设分支机构，又是300万至500万投资可以在县城以下设小银行，又是各地城市商业银行乃至农村商业银行纷纷上市，这些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在获得巨额资金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全国各地设网点，将自己由区域性银行变成全国性银行。大家都竞相增设机构，银行过剩的问题将日益严重。

二、直接融资的发展使
银行间接融资的空间日益缩小

　　我这里先引用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主编的《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一书中的资料：2002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仅占债务市场总额的20%左右。美国企业通过股权、债券融资比例达80%。“我国银行贷款在国内融资中所占比例基本上在90%以上”（第216、218页）。

　　近两年随着股市的扩容和股价上，直接融资的比重有所扩大，但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绝对的大头。
　　我们应该看到，今年以来，因股市的赚钱效应和物价指数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入股市，银行存款出现了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将储蓄存款作为主要金融资产的城镇家庭的比重，由06年1季度的70.4%降至今年三季度的50.4%，短短两年下降20个百分点；而股票和基金占比同期却提高27.5个百分点。
　　周小川行长希望利率为正，我看很难。就算存款利率为正，有理财意识的老百姓一般也不会存款，也会选择买股票或基金。买股票，就是50倍的市盈率，也能在资产保值的前提下获得2﹪的收益。之所以说资产保值，因为股票是股权资产，是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其价值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与股权资产不同，存款是债权资产，是通货膨胀袭击的目标。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帮助债务人掠夺债权人。
　　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实际通胀率远不止6．5﹪。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支出是小孩的学费，因为农村人一般都不止一个小孩；多数新增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是买房。这两部分支出的通胀率何止是6．5﹪！
　　因此，我一直认为，一定幅度内的CPI上升对股市应该是利好。而股市一直把它视为利空，这是一个误会。正如吴晓灵副行长所说，“我们现在有38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其中17万亿为定期存款。在这种结构下，只要资本市场是平稳的，让大家有信心，不存在资金来源问题，只存在公众信心问题。影响资本市场只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建设和信心。” 也就是说，只要股市健康发展，银行存款向股市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且转移的空间很大。
　　对于老百姓来说，存款与买股有两个重要差别：首先，存款是债权资产，是通货膨胀袭击的目标；股票是股权资产，其价值不因通货膨胀而贬低。其次，持有股票可以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分享优质企业的高利润；而存款者却与中国企业的高成长和优质企业的高利润无关。因此，我们不应该将那么多优质企业拿到海外上市，而应该首先放在国内上市；不应该打击广大老百姓的投资热情，而应该鼓励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股票和基金投资，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既获取劳动收益，又获取投资收益。当然，鼓励全民投资并非鼓励全民炒股。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买基金。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以来，居民对基金的偏好明显高于股票。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上市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由储户变成股民或基民，中国的融资模式将会快速地由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向股市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转化。
　　最近出台的公司债条例以及“长江电力”80亿公司债获批，也是我国金融领域在直接融资方面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据说，万科等一大批公司已经上交了发行公司债的申请。
　　证券管理部门应当鼓励优质的上市公司首先通过发债来实现扩张，而不是通过增发股份实现扩张。因为后者增加了公司的股本总量，而前者没有。只要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高于债券利率，发债对公司股东都是利好。
　　公司债是公司直接向老百姓借债，二者之间没有中介，省去了几个点的利差，既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又有利于增加投资者的收益。
　　除了股市和债券对银行存款的影响外，各种金融创新也会缩小银行业务的地盘。以企业设备采购为例，发达国家设备采购30﹪以上通过融资租赁，而我国的企业设备采购基本都是通过银行贷款，通过融资租赁的据说不到1﹪。中国的融资租赁之所以难以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解决其资金来源。它们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进行租赁业务，这就象服装经销商从零售商场按零售价购进服装再向外销售，怎么可能赚钱！
　　2003年，部分信托公司创造了融资租赁信托，把融资租赁和信托结合起来，通过发信托计划直接向老百姓融资，再通过租赁向企业提供设备，做得比较成功。这等于老百姓通过购买信托计划直接向企业提供资金（设备），然后通过租金的分配获得投资收益，既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又提高了老百姓的资金收益，因为租金一般都会高于贷款利率，更会高于存款利率。
　　浙江、福建等地大量存在的“轮会”、“标会”，是老百姓以民间信用为基础而组织的直接融资活动。这种融资活动虽然出现过问题，但我们也不应完全否定它的合理性，而应该帮助总结和完善。应该看到，浙江、福建等地的民营经济正是通过这种非正规融资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对于上述融资方式，老百姓自己也在不断完善。据我所知，浙江、福建等地“轮会”、“标会”至今仍大量存在，但近年来真正出事的也就是福建的福安。因为老百姓自己也在不断完善。
　　我很赞成吴晓灵副行长的观点：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对内开放。我理解，对内开放的本质就是将金融活动由政府行为变成民间行为，把计划经济的金融变成市场经济的金融，鼓励金融创新，通过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在有钱人和用钱人之间尽可能减少“第三者”，尽可能用成本较低的第三者代替成本较高的第三者，用效率较高的第三者代替效率较低的第三者。
　　总之，中国金融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加快扩大股市等各种直接融资的比重，减少银行间接融资的比重，以此提高金融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这样，主要靠吃利差为生的银行，其存贷款业务自然会不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让那么多银行上市，将巨额社会资金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建更多的、更大的银行及分支机构，用于吃利差，这与银行间接融资比重不断降低、银行业务地盘不断缩小这一金融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三、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使银行的物理网点及其资产成为无用之物

　　当前，银行的主要业务平台是营业网点，银行竞争优势的重要表现就是营业网点的多少。因此，银行扩张的方式就是增加分支机构，建更多的网点。银行业的这一现状与货币的发展阶段有关。
　　货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实物货币、金属货币、铸币、纸币。当前正处在纸币阶段，即钞票加支票。银行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网点，之所以要那么多人，就是为了点钞票、转支票。钞票点了一遍又一遍；一堆堆钞票，甲银行打捆，乙银行拆封，众多银行职工每天从早忙到晚。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买一套房子，房价180万，双方现金支付。买房人从工商银行刚取出180万现钞，在招商业银行交给卖房人。招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将180万一捆捆拆开，用点钞机点过三遍后，再分别捆上，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如果没有点钞机，仅这一笔业务就得忙一天。
　　最近，银行的中间业务似乎非常火爆，各家银行都有排着交水电费、买基金的长龙。正是从这一条条的长龙中，使一些银行看到了中间业务的前景，因而进一步扩大网点。其实，这都是暂时的繁荣，因为这些工作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纸币正在被电子货币取代。在电子货币时代，一不要钞票，二不要支票，各种支付只需要敲几下键盘或刷一下卡即可。比如大家买股票，只需要敲几下键盘，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资金在一两秒钟内就买成了股票；相反，同样是敲几下键盘，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股票在一两秒钟内就变成了现金。其实，银行现在所进行的各种支付，都可以变得象买卖股票这么容易，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在那里忙碌，电脑和互联网可以很简单地完成这一切。
　　经过不断完善，电子货币和网络支付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目前人们之所以大量使用现钞，之所以天天到银行排队，主要是习惯问题。事实上，从纸币到电子货币的转变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由互联网技术引起，但现在阻碍革命进程的主要不是技术，而是人们的观念和习惯。
　　这场革命可以有两种方式完成：一是渐进式，即经过十年、二十年慢慢完成；二是激进式，即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措施、技术措施、政策措施、甚至行政措施等，在两三年内迅速完成。
　　渐进式变革的后果是，我们当前仍然要按照纸币时代的逻辑大力进行以下工作：第一，印制更多的钞票。为此又不得不造更多的纸张、砍更多的树木；第二，生产更多的保险柜和运钞车。为此又不得不炼更多钢铁、烧更多的煤炭；第三，增加更多的银行网点。为此又需要建造更多的商业房产、进行更多的高档装修、购置更多的办公用品，等等。所有这些，在即将到来的电子货币时代都是无用之物。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此，我们应该用激进式变革代替渐进式变革，将可能需要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的货币革命，在两三年或三五年内提前完成，以避免渐进式变革所造成的巨大社会损失。
　　激进式变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第一，宣传教育。把加快推进纸币向电子货币的转变作为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动员全体国民加入到不用钞票的行列；第二，政策鼓励。以银行汇款为例，目前250万以下的柜台汇款收50元的汇费，而通过网上银行汇款只优惠10﹪，即收45元汇费。对银行来说，二者的成本大不一样。据银行工作人员讲，经常有人提着上百万的现金到银行汇款，办理一笔业务需要一两个小时，而通过网上银行汇款，不需要银行职工劳神费力。前者收50元汇费太少，后者收45元汇费太多。如果前者汇费大幅度提高，后者汇费大幅度降低，则较大的汇费之差，会促使更多的人由现汇改为卡汇。第三，技术支持。向用户提供更简便的电子支付工具，使那些年龄较大、不会上网的居民也能轻易地进行电子支付。
　　据报道，中国银联的POS机移动刷卡缴费业务即将在全国推广。届时居民在家中通过刷卡就可以完成各种缴费。该技术从2006年起在天津全面试用，天津市已经有80﹪的家庭通过在家中刷卡缴纳水、电、燃气等各种费用，一不要去银行排队，二不要收费找零。
　　最近，中国银联还推出了“信付通”刷卡电话支持业务和“家付通”数字电视支付业务。“信付通”通过固定电话刷卡实现支付；“家付通”在家中便可享受电视购物和缴费等服务。前者已在上海、北京等15个城市推广，后者已在青海试点。

　　为了加快推进电子货币和网上支付，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应该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国家财政拿出几十亿甚至数百亿资金支持技术攻关，都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它为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不止几百亿。
　　随着纸币被电子货币所取代，各家银行满街的储蓄所和营业部就会成为多余之物。当前，众多银行纷纷上市，从股市上拿到巨额资金后，按照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业务模式，比着建网点，比着对营业网点进行高档装修，比着购置各种各样的办公用品和交通工具，这些东西对未来银行的业务发展将会毫无用处，将会作为无用资产从银行的资产清单上删除，投资者将会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
　　随着纸币时代被电子货币时代所取代，银行业可能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银行储蓄所、营业部将会被各家各户的电脑所取代。人们的各种支付都在自己的电脑里完成，银行的物理网点逐渐消失；第二，区域性银行将被全国的银行甚至全球性银行所取代。特别是存款银行（如我国的邮政储蓄），很难进行区域限制。那些信用较好、存款利率较高的银行，全国人民都将资金往里存，甚至国外资金也往里存；第三，银行的优势将由吸收存款转向发放贷款。其核心竞争力将会由网点、资本转向人才。有了一批优秀的放贷队伍，可以放更多的贷款，可以用更高的利率放贷，可以确保贷款本息的按期收回，这样的银行就可以给予储户较高的存款利率，全国的储户就可以将资金存入这样的银行；第四，全国就不需要那么多银行，至少不需要那么多存款银行。美国著名市场专家特劳特讲，许多行业竞争到一定程度，最终主要是两两之争，即老大和老二之争。如饮料主要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争，胶卷主要是柯达和富士之争，等等。在网络经济时代，将会有更多的行业变为两两之争。如过去全国需要办许多书店，在网络时代，可能有“当当”和“卓越”两家书店就够了；过去需要很多的报纸，网络时代可能有新浪、搜狐就够了；过去需要许多民航售票点，网络时代可能有“携程”和“e龙”两家就够了。银行更是如此。特别是存款业务，一不需要物流配送，二不需要考察企业，所有活动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全国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吸收存款的银行；第五，以吸收存款为主的银行和以资金运用为主的金融机构将会发生分离。前者以资金采购为主，后者以资金运用为主。后者将有多种业态：有的以放贷为主，有的以融资租赁为主；有的是专业性的，如专做房地产方面的融资业务，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

四、银行业非正常的
高额利润将消失

　　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与之相伴的惊人存贷款利差，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高14倍。14倍的利差是如何算得的，中外银行的利差是否有那么大的差距，我没有作详细论证，但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我国商业银行的收益主要来自存贷款利差；其二，我国的存贷款利差比较大。正是这种高额利差，才使得我国银行业有如此高额的利润。我国股市有一个“参股金融”概念。某上市公司一旦参股银行，其投资收益就大增，股价就大涨。一个行业长期获得大大高于其它行业的利润率，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这种高额利润可以称为非正常利润。
　　我国银行业之所以能取得大量非正常利润，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垄断经营。过去晋商办票号不需要任何人批，想办就办。当票号的利润高于茶叶时，就会有一大批茶叶经销商改行做票号。这样，经营茶叶和经营票号的利润率很快就会拉平。
　　我国银行业之所以能长期获得高额利润，就是因为垄断经营。这种垄断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融资方式的垄断。整个社会的资金必须存入银行，企业需要资金只能找银行贷款，否则就是非法集资。河北一位企业家叫孙大午，因贷款难，就向周边农户集资，虽然集资本息都已如期支付，但最终仍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被判三缓四。二是银行业经营的垄断。办银行必须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而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获得批准。这样，已批准的银行就具有垄断经营的特权。
　　二是政策给予。国家规定了统一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等于给各家银行规定了固定的利差。银行只要吸收尽可能多的存款，并将这些存款贷出去，利差就会相应增长。中国的贷款一直都是卖方市场，有钱一般都不愁贷。而贷款又有抵押，100万贷款，要150万以上的资产作抵押，这种生意几乎是傻瓜生意，没有不赚钱的道理。
　　三是人为的卖方市场。近年来，我国存在着资金相对过剩的状况。国家一万四千亿外汇储备需要寻找投资去向；资本市场则是所谓流动性过剩。但与此同时，却是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难，大量的城乡待业者就业难。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融资渠道不畅，人为地造成融资活动中的卖方市场。正是这种卖方市场，为银行获取高额利润创造了条件。
　　随着金融创新和各种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融资渠道的出现，银行业面临新金融业态的竞争将日益激烈；随着银行业本身的开放和各种民办银行、外资银行的大量涌现，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随着利率逐渐放开，优质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的方式进行竞争，银行高额利润的时代很快就会结束。就象商业一样，只有象沃尔玛、国美这些能做到“天天低价”的优秀企业才能取得较好的效益，大量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则难以生存。我坚信，商业的今天，将是银行业的明天。人为地让一个行业长期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将为市场经济这个“天理”所不容。

五、两大重要贷款对象
存在较大风险

　　我国的金融一直是国有大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大银行不愿做小生意，不太愿意向中小企业放贷。近年来，几大银行的县级机构基本都是多存少贷，甚至只存不贷，成了县域经济的“抽血机”。2005年末，临汾市尧都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8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只有127亿元。2006年6月末，徐水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59.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只有23.2亿元。
　　大银行将资金集中后，在贷款方向上有两个过多：一是对大企业放款过多，二是对房地产行业放款过多。
　　我国银行界一直有企业越大越安全的观念。对中小企业贷款慎之又慎，对大企业贷款则是有求必应，一贷就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在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企业之所以安全，是因为一旦亏损，有国家财政补贴。现在，大企业一般都已成为上市公司，许多企业都有大量的外资股。这些企业再出现亏损，国家财政不能象以前那样补贴。
　　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企业越大就越强，即所谓“做大做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企业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大做亏，甚至做大做垮。因为企业规模是社会信用水平、企业体制、企业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函数。企业规模越大，“委托—代理”链条就越长，给人“捞”的机会就越多，从中“捞”的人就越多。人们捞与不捞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二是企业的体制和管理水平。过去晋商做得很大，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分号掌柜的权力非常大，“捞”的机会很多，但很少有人捞。正因为没有人“捞”，许多商号才能成为百年老店，有的甚至经营几百年不垮。
　　晋商的大掌柜、二掌柜、分支机构的掌柜以及众多的员工之所以不“捞”，因为晋商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信用体系。晋商的诚信体系由以下方面构成：学徒：从本地选，要有保人；管理者：主要从内部产生；选掌柜：要考察祖宗几代；员工：必须在本地娶妻，家有人质；劳务市场：区域性经理和雇员市场；身股：既是激励，也是约束；关公：既保平安，也时刻在监视自己；商会：既是情感网，也是约束网；归宿：落叶归根，光宗耀祖。在这种信用体系下，不讲信用的成本无限大。因此，给他机会也不敢“捞”。而现在没有这样的信用体系，不讲信用的成本很低，所以不少人一有机会就“捞”。许多企业之所以一大就亏、一大就垮，就是因为大企业给人“捞”的机会多，从中“捞”的人多。
　　近年来，股市和银行在联手吹泡泡。大企业又是上市融资，又是巨额贷款，企业规模迅速膨胀。而有些大企业的领导人，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领导人，做大的冲动非常强烈，都想进入世界500强。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好。但我认为，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管理水平，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支撑大企业，硬要人为做大，最终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大做亏，甚至做大做垮。而一家大企业出事，就会牵连到不少银行。韩国的教训一定要吸取。
　　建行研究部日前发布报告指出，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正逐步步入违约高风险期。近年来，我国个人住房不良贷款数额呈攀升趋势。由于贷款中存在虚假按揭和把关不严的问题，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得到了贷款。这正是我国房贷的风险所在。
　　从国际经验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8年。最近央行连续加息，个人房贷支付不断增加，意味着个人住房贷款已经逐渐步入违约高风险期。数据显示，工、中、建三大行房地产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由2005年末的10127．23亿上升至2006年底的11760．66亿。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由2005年末的184．42亿上升到2006年末的192．41亿。建行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通过金融创新，使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供应不要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而是采取多种融资渠道，如房地产投资基金、信托、融资租赁信托等等。
　　去年以来，我们对房地产开发商预收购房款进行限制。这一政策的用意是好的，即防止购房人的资金损失。但应看到，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不是购房人，而是银行。购房人预付购房款，木质上是购房人向开发商放贷，是直接融资。开发商通过房价打折，使购房人获得了丰厚的资金收益。不准开发商预收购房款，等于取消了购房人向开发商放贷的权利。购房人只能将钱存到银行，由银行加几个点的利息后，将资金贷给开发商。这样，购房人与开发商之间的直接融资，就变成了购房人、开发商和银行之间的间接融资。银行第三者插足的结果是，购房人失去了预售房价打折的好处，银行增加了存贷款利差，购房人的利益被转移到了银行。因此，要真正保护购房人利益，不应简单地禁止预收购房款，而是要对开发商预收购房款的行为加以规范。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195867728#comment 0 Mon, 24 Sep 2007 06:54:19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195867728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5 晋商的密码
　　明清时期的晋商，辉煌500年，后因战乱等原因才迅速衰落。探讨晋商的成功之道，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和企业制度设计，非常有益。
　　晋商的不少商号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大，即企业的规模大。如曹家共有分号640多个，遍布大江以北，雇员多达2万人，总资本超过1000万两。
　　又如大盛魁，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活动范围包括喀尔喀四大部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族、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北利业、莫斯科等地。
　　二是久，晋商的许多商号都是百年老店。
　　大盛魁商号经历230年。日升昌票号从1823年创办到1914年倒闭，历时90余年；大德通原为茶庄，1884年改为票号，一直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历时100多年；蔚泰厚原为颜料庄，1834年改为票号，一直经营到1916年，历时80多年；蔚丰厚票号1839年开设，至1921年停业，历时也是80多年。
　　当时的晋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的贸易和票号，交通极不发达，又没有电话互联网等现代通信工具，也没有商业法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店铺或资产交给外人打理，很容易出现化公为私，卷款逃走等所谓代理问题。
　　而晋商的经营特点，恰恰是两权分离，东家出钱不出力，掌柜和伙计出力不出钱。东家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两的资产交给掌柜的之后，一般不再过问号事。掌柜不仅拥有经营权和人事权，还拥有投资权。而对东家，则进行了一系列限制。比如，东家不准向商号安排亲戚，不准以商号的名义在外活动，不准在商号寄宿和借钱，等等。
　　如果用现在的状况加以推测，我们可以想象到，晋商的资产、钱财、生意，早就被众多的大掌柜、二掌柜和伙计们偷走、卷走，根本不可能做到那么大，更不可能持续数百年。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漫长的两权分离过程中，晋商很少有掌柜坑害东家，甚至卷款逃走的现象。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开往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地，从未出现过内外勾结，假票套现等行为。正因为如此，晋商的许多商号才能做大做强，做大做长，数百年经久不衰。
　　为什么晋商的职业经理人那么讲诚信，对东家、对企业那么忠心耿耿？
　　这主要是因为晋商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在这种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制约下，职业经理人不讲信用的成本无限大。
　　晋商的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晋商选人的双“本”战略
　　要办好企业，当然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监管制度和约束机制。但是，同样的制度对不同的人，其作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那些一不要命，二不要脸的人来说，不要说企业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选择第一，约束第二。从人的品质和本性来讲，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上等人，只要稍加约束，他就会规规矩矩，绝不乱来；对于下等人来讲，制度订得再多也很难凑效。我在总结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之道时，曾提出，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在于用“好人”。人力资源经理，要从众多应聘者中挑选出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好人”。有了这些“好人”，飞机自下降到起飞，只用20分钟就可以搞定。结果，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地面停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天上飞。而飞机只有不停地飞才能赚钱。所以，我把西南航空公司称为“好人”公司。
　　同样，晋商非常注重选人。晋商在选人上，有两“本”战略。即从本地选人，从本企业选人。
　　所谓从本地选人，即晋商选人一般都是从本乡本土选择。从本乡本土十四、五岁的少年中，选择优秀者入号做学徒。一般情况下，入号者还需要有名望、有实力的人士担保。
　　所谓从本企业选人，即学徒入号后，派往条件最艰苦的分号锻炼，学习店规、学习技术、学习做人的道理，并用各种方式对学徒进行测试。
　　关于测试学徒，晋商中有以下一整套办法：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失，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学徒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有的甚至长达九年。对学徒的艰辛，有这样的描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信加难”。
　　在学徒期间，由于吃住在店内，可以对每个人进行全天候、近距离的观察；由于派到最艰苦的分号进行磨练，由于既要做商号的工作，又要端“三壶”，由于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对每个人的智力状况，业务能力，道德素养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判断。正是基于这种准确判断，再对学徒进行择优重用，优秀者，一步一步提拔，直到分号经理、总号经理等等。通过这种办法选人、用人，用人者就拥有信息优势。业务能力较差的人不会重用，道德素养方面不是很可靠的人，也不会安排到掌柜的岗位。
　　在这方面，晋商的用人之道与日本企业的用人之道比较相似。日本企业80%以上经理，都是从本企业一步一步晋升起来的。通过这样一套选人机制，能确保在重要岗位上的人，不仅业务能力强，道德素养也比较好。对这种道德素养比较好的人，再加上一整套约束力比较强的约束机制，基本上可以保证这些人不会滥用权利，不会以权谋私，更不会背叛东家和商号。
　　二、学徒制和号内晋升制：既是一种信用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
　　一个人从十几岁进店做学徒，有了四五年甚至八九年学徒经历才安排到正式业务岗位，独档一面的工作，甚至安排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一方面说明大掌柜对自己比较了解，比较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岗位来之不易。特别是做到分号的经理，没有十多年的功夫是不可能的。要做到总号的大掌柜，那就更难，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就更高。如果行为不轨，被大掌柜或东家逐出商号，则前功尽弃。因此，不讲信用的成本就比较高。
　　三、用本地人：既是一种信用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
　　如上所述，用本地人首先是一种信用机制。大家对所用之人从小看到大，每个人能力如何，德性如何，知根知底。这样在选人和用人上，能有效防止假冒伪劣“产品”。
　　用本地人同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
　　首先，大家从小外出做学徒，在外工作如果出了问题，被掌柜或东家开除，就无颜见家乡父老，不仅自己一辈子蒙受耻辱，全家乃至亲戚朋友都会脸上无光；甚至自己的子孙后代也会因有这么一个不讲信用的祖辈而压得难以做人。
　　其次，因为大家都是在本县和邻近地区选人，一旦被开除，不仅不能在本企业工作，在其他所有企业都难以找到工作，即使能找到一份工作。也很难得到重用。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某人在某店偷过东西，贪污过钱财，吃过回扣，“本地人”都知道。
　　其三，晋商选择经营者不仅要考察本人，还要考察家族及上代，有的甚至要考察三代以上，要求家族和上几代人都没有污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如果行为不轨而被开除，不仅会断送自己的前途，还会殃及整个家族和后代。自己如果贪图小利而被开除，许多直系亲属的前程都会受到影响，子孙后代也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自己的儿子、孙子、甚至孙子的孙子，都会因自己过错而无人录用。可见，晋商的职业经理人是用自己和整个家族乃至子孙后代的全部命运作担保为财东工作。正因为的这么多的担保物，财东才敢于充分放权。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企业经理不可能通过采取用本地人的方式来建立经营者的约束机制。因为人员流动性加强，每个人可选择的机会很多，即使某个企业采取用本地人的方式，这些本地人也不可能象当时晋商的本地人对企业有那么强的依赖性和忠诚度。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本地人”。如果依托互联网建立类似于当时晋商的信用评价体系，企业选人、用人、就可以先在网上看看对方的档案，看是否有不良记录，然后决定是否录用。这样，那些曾经坑害过企业和东家的人，哪怕坑害的数额很小，也会永远被排斥在职业经理人的行列之外，这就会使职业经理人不讲信用的成本大大提高。
　　四、身股制：既是激励机制，也是约束机制。
　　身股制是晋商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身股制，即对大掌柜、二掌柜等重要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给予股份。因此，企业的股份就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银股，另一部分是身股。起初，银股的比重较大，身股的比重较小。到后期，许多企业身股超过了银股。
　　在商号，也不是所有员工都有身股。一般情况下，学徒期结束，工作数年才有顶身股的资格。开始顶身股一厘或两厘，然后根据工作能力、业绩以及表现，逐步增加。增加到十厘，即一股为顶点。
　　身股与银股虽然同股同利，但性质不同。银股的股东是真正的东家。银股对商号承担无限责任。身股只是东家对职工的一种奖励，只不过，这种奖励采取股份的形式，使掌柜和伙计们有了股东的感觉。身股负盈不负亏。身股也不能继承和转让，只是在死后还可以享受若干年的分红。
　　在利益上，身股与银股并无差别。好的商号，一个账期每股可以分到上万两的银子。
　　因为身股与劳动者人身相随，人在股在，人走股亡。无论掌柜还是伙计，如果行为不轨，假公济私，违反号规，被开除出号，身股就自动消失。这样，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奋斗好不容易获得的身股，就会永远消失。因此，许多人就是为了身股，也不敢胡作非为。这样，身股对每个人都成了重要的约束机制。身股越多的人，其约束力就越大。
　　五、同乡会和会馆：既是晋商之“家”，也是约束机制。
　　晋商离乡背井，特别重视乡情。晋商所到之处，都组织同乡会、建造会馆。同乡会定期或不定期聚会，交流信息，增进友谊，商量会事，处理商务纠纷。
　　晋商将关公作为神灵敬奉。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公修殿盖宇，其目的一是请关公这位武财神帮助保护，寻求心灵上的安全感；二是借助于关圣的威慑力量，每个人都感到，关圣每时每刻都在看着自己，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关圣的眼皮底下，这就会增加每个人的自我约束力，警告每个在外地的家乡同仁不要见利忘义。
　　这样，每个参加同乡会和进入会馆的老乡，既能从这种聚会中找到家的感觉，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感受到一种来自同乡，来自会馆，来自关公的强大的约束力。自己如果“不仁不义”、“损人利已”，就会被所有的同乡唾弃，就会遭到关公的惩罚，就没有资格和脸面再进入会馆这个“家”。这种伦理的约束，比制度的约束更加有力。
　　总之，在明清时期交通、通讯条件那么差的情况，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商业法规的情况下，晋商可以做大做强，可以做成百年老店，主要是因为它有一套支撑企业做大做久的约束机制。今天，虽然我们天天在喊“做大做强”，但事实上很少有企业能够做大做强，更多的则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因为我国现有的信用体系和约束机制难以支撑企业做大。企业规模越大，管理链条就越长，委托—代理环节就越多，给人“捞一把就走”的机会就越多，从中“捞一把就走”的人就越多。如果信用体系不完善，约束机制不强，企业就很容易被“捞”垮。因此，企业规模是信用体系的函数。当今的中国企业，要象晋商那样做大做久，须在新的背景下建立一套类似于当时晋商的信用体系和约束机制。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5#comment 0 Fri, 06 Jul 2007 12:17:59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5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4 再谈做专做强


　　我一直不太赞成企业多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内的深度分工，深度分工就要求企业深度专业化。每个企业为全世界做一点点，集中精力做好一种产品，才能做到世界前几名，才有资格参与国际分工。
　　有了互联网，通过几分钟搜索，就可以货比千家。在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竞争充分了，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这些都会促进企业间、地区间深度的分工。因此，未来的趋势是，企业规模小型化，经营更加专业化。
　　多元化的企业，特别是包打天下的企业要做减法。两个减法：一个是产业的减法，把多产业减到少产业；一个是环节的减法，把多环节减到少环节。专做某一种产品，甚至产品的某一个环节，更能做出优势。
　　有的国企什么都做。应该把改制和 “缩身”结合起来。比如国企办的宾馆，可以让职工或民营企业把它买下来，既减轻了企业负担，也实现了改制，一举两得。
　　很多大的国企和上市公司都去搞房地产，这并非是个好选择。“土地为王”的时代已经过了，正在过渡到“资金为王”，下一步是“品牌、管理为王”。同样一块地，国企一亿拿到，不一定能赚钱，因为你的专业是造机器、造服装，在房地产方面没有优势。而专业的房地产公司一亿拿到就能赚钱，因为它是房地产专家。
　　还要把改制和外包结合起来。比如一家机床厂，有铸造、齿轮等30多个车间，可以只保留5个车间，集中精力把这几个车间的零部件做好，其他业务外包。这样一来，就可在当地培育起几十家甚至几百家铸造厂、齿轮厂等，带动地方的产业集群。由于有竞争，配套厂家的产品价格会降低，质量会提高。有了产业集群的支撑，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就强了。
　　很多企业都在提“做大做强”，但中国目前的信用体系和管理水平，难以支撑企业做大。我们现在的信用状况和管理还不如以前的晋商。晋商那么多票号，出现过假票吗？有人卷款逃走吗？现在很多企业一大就垮，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大做垮。企业一大，它的管理链条就长，捞一把就走的人就多，防不胜防。
　　做企业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多少为大？我认为，大和小，应该让“规模经济”来说话。达到了规模经济，大不大无所谓，没必要无限膨胀，过度膨胀，反而会因为管理成本过度而不经济；当然，若规模太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就应该适当做大。关于做专还是做多，就应该让“范围经济”来说话。因为专业化而丧失必要的范围经济，就是太专，就应该适当做多。离开范围经济一味地做多，这种多元化就没有优势。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谁而做大？是为股东而做大，还是为经理而做大？做大的目的，应该是追求股东的最大回报。离开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甚至通过牺牲股东利益，为大而大，为经理人的名声和地位而做大，这种做大，对股东、对投资人没有什么好处。某企业如果做到世界500强，却对股东没有多少回报，有何意义！
　　我很赞成格力空调总裁董明珠“工业精神”的提法。按我的理解，“工业精神”包括专业化精神、务实精神；追求效益第一，而不是规模第一。
　　看看中国家电业，产业同构严重。如果有人专做彩电，有人专做空调，有人专做洗衣机，再加上国美、苏宁等这样公共的、专业的销售体系统一销售，整个行业会活得更好。专做微波炉的格兰仕就是“工业精神”的代表。我很欣赏格兰仕老板的一句话：“我虽然不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但我能通过我的工作，让中国人辛辛苦苦挣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
　　中国企业要多向德国企业学习。它们数量很多，规模不大，几代人专注于一个产业，不张扬，做“隐形冠军”。中国企业都在争做500强，它们是争活500年。
　　中国企业不专注，跟我们的商业文化有关系：太急功近利，浮躁，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要有所改变，还必须革新现有的融资模式。现在银行都愿意给大企业放贷，一放就是几个亿或几十个亿，帮助大企业吹气泡，越吹越大，最后气泡一破，全完了。股市也在帮大企业吹气泡。一个企业长期只有几千万资金，企业管理者只有管几千万资金的管理能力，一旦上市，突然给他几个亿或十几个亿，他的管理能力根本就跟上。相反，自我感觉的膨胀速度倒是迅速加快，手上有了几个亿或十几个亿，突然感到自己成了神仙，什么都能干，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盲目扩张。应针对中小企业建立多种融资渠道，帮助它们循序渐进式成长。另外，还应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增加企业的留利，让企业有更多积累滚动发展，实现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结合。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4#comment 0 Fri, 06 Jul 2007 12:17:57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4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2 论私有公用制：不求归谁所有，但求为谁所用 　
　
　　一、个人财产超过一定限度与公有财产并无实质性区别
　　“私有”、“公有”在中国争论了几十年。仔细分析，“公有”中有私用，“私有”中也有公用。当私有财产积累到一定程度，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就会缩小，而用于公用部分的比重就会扩大。其实，个人资产超过一定限度后，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与公有财产并无实质性区别。
　　在经济学概念中，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分，并且，“公有制好、私有制坏”的判断，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其实，如果不仅仅从财产的所有权上来划分财产，而是从财产的实际运用上划分财产，则无论公有制财产还是私有制资产，都可以分为公用和私用两种。公有财产中既有公用部分，也有私用部分；私有财产中既有私用部分，也有公用部分。整个社会的财产不应只分为两部分，而应分为四个部分。




所谓的私有公用，是指以下几类现象：
　　第一，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因财产规模巨大，自己虽然也消费这些财产，但无论怎么消费，仍然只消费其中很小一部分，更大的部分名义上归他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
　　第二，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虽然有或多或少的财产，但自己既没有消费这些财产，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所形成的利润以及其他任何收益。他所消费的是自己的劳务收入，包括管理企业的工资收入。例如：台湾王永庆80岁高龄时，仍然管理着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且管理得很好。他如果为别人管理这么大的企业，又管得那么好，别人会给他年薪几百万或几千万。他现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企业，照样可以按照高级企业家的市场价格，为自己开工资。这样，他可以终身不必消费财产及财产收入，仅他的工资都消费不完。因此，他的利润全部用于了积累和投资，使财产越滚越大。这些越滚越大的财产，名义上归他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
　　第三，普通老百姓虽然钱财不多，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积累或剩余。他们或者把这些钱存在银行，或者购买国债，或者购买股票。存单、债券和股票的持有期限，或者一两年，或者是三五年。在这一两年或三五年内，这些财产虽然归他所有，但他并没有使用或消费，而是为社会所用。这种私有公用现象，对于单个家庭来讲，可能是暂时的。比如，张家的私有积蓄公用期为三年，李家的私有积蓄公用期为5年。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就形成一个巨大的，而且越来越大的，永远不被所有者使用的私有公用财产。这个私有公用财产的典型形态就是银行储蓄存款余额。1978年至1998年3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10亿元增加到4868***8亿元。这笔财富从所有权上看当然是私人的，而且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的，但只要不发生金融危机，只要老百姓不挤兑存款，这个私有财产的余额，就永远归社会公用，就像王永庆的财产自己永远也不会消费一样。
　　第四，私有财产捐献给社会。例如，美国的股票大王巴费特向他的子女宣布，他们别想得到他的一个子儿，他要把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当然，这种私有公用，是通过捐献改变了财产的所有权，即将私有财产捐献为公有财产，最终变为公用财产。
　　以上几种现象，都是将私有财产交给公用。什么叫“交给公用”呢？是指这些财产事实上归属于社会。从社会公益来看，从它对社会的功能和效果来看，从它对老百姓所带来的福利来看，这些财产与公有制财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这些财产照样为社会增加就业，照样为社会生产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照样为国家增加税收，照样增进城乡的经济繁荣，甚至就连这些财产的经营者和支配者，也不是财产的所有者，而是遍布于社会的大大小小的职业经营者。
　　二、公有制财产与私有制财产的区别
　　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种财产制度，而是私有财产在运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机制。
　　私有财产中有多少会变成私有公用财产，一是取决于社会富有程度和人们所拥的私有财产数量；二是取决于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安全感。
　　人们在基本消费问题解决后，都是为八个字而奋斗，即“实现自我，奉献社会”。只不过，不同的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不一新，奉献社会的内容不一样。
　　然而，如前所述，所谓私有公用财产，是指这些财产的利润并没有被财产的所有消费，而是被积累起来，继续用于投资或生产，继续用于财产的扩张，其结果是使私有公用财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果私有财产所产生的利润被所有者消费掉了，则这部分私有财产就不称其为私有公用财产，而属于私有私用财产。
　　到此，人们马上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财产所形成的利润最终都“交公”，私人辛辛苦苦办企业所赚的钱，通过劳动→收入→盈余→投资→资本→利润→利润再投资→更大的资本→更大的利润……这一运行轨迹，最后都变成了私有公用财产，这岂不是说人们都是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者吗？
　　其实，人们创办企业之初，大部分都是为了很自私的目的，即养家糊口，追求享受。开始办企业时，是为了能挣点钱，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就随之上升。比如，买汽车，买房子，甚至要买别墅，等等。
　　正是以上动机，促使人们去创办企业。而创办企业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也就是对经营企业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了乐趣。说得更俗一些，即办企业上了瘾。这正像一些钓鱼的人，起初是为了吃鱼而钓鱼，结果上瘾了，不吃鱼也要钓鱼，甚至，钓鱼的过程比吃鱼更有乐趣。
　　在人们的温饱和小康问题都已解决之后，人们之所以还要继续办企业，之所以还要不断地把利润用于积累而不是用于消费，除了办企业上瘾外，还有以下几个激励因素：
　　第一，为了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人们从事任何活动，包括作家创作、演员演出、经济学家搞研究，以及企业家办企业，在初级阶段都是为了填饱肚皮。肚皮都没有填饱，其他就无从谈起。肚皮一旦填饱，人们，特别是那些有强烈事业心、有远大抱负的人们，就力求成就某种事业。成就事业的途径很多，当作家写一部成名小说是成就事业；当经济学家写一部经济学著作是成就事业；当企业家建一座高楼大厦，也是成就事业。而要通过办企业来成就事业，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办大。而要把企业办大，首先，利润不能都吃掉或挥霍掉，而是要尽可能多地用于积累，用于扩大企业规模；其次，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不能都用于吃喝玩乐，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经营和管理。
　　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种财产制度，而是私有财产在运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机制。
　　私有财产中有多少会变成私有公用财产，一是取决于社会富有程度和人们所拥的私有财产数量；二是取决于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安全感。
　　人们在基本消费问题解决后，都是为八个字而奋斗，即“实现自我，奉献社会”。只不过，不同的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不一新，奉献社会的内容不一样。
　　第二，激烈的市场竞争。马克思曾把资本家进行积累的动机概括为两条：即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在竞争中，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种外在压力也迫使企业的老板不得不把更多的利润转化为投资，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
　　第三，社会荣誉感和人们好胜心里，也促使许多老板把尽可能多的资金和精力用于企业的发展。我经常去温州等地调查，与那里的老板接触比较多。每个县都有几个规模比较大的私人企业，这几个企业的老板在政府部门比较有影响力，在社会上也比较受尊重。因此，其他一大批中小老板都力求进入这几企业老板的行列。而这几个大老板依据其财力的大小，也有一个排序。如张三是老大，李四是老二，王五是老三，等等。他们几位明争暗赛，谁都希望在本县当老大，而当老大的办法就是把企业规模做大。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一旦进入财富积累的轨道，似乎就身不由已，你就必须把企业办大。为此，企业每年所创造的利润，就得多积累少消费。而且，你整天忙于办企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消费和享乐。这时，真正的个人享乐甚至不是来自于消费，而是来自于事业的成功。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机制，即拼命创造财富和拼命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耗财富的机会，而这种办大是没有止境的。结果，巨额财富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这就是私有公用制。所以，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种制度，而且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促使人们拼命创造和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费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最终成为永远为社会所用的财富。
　　三、关于四种财产形态的价值判断
　　对国家来说，对人民来说，并非公有财产越多越好，而应是私有公用财产越多越好。这种财产越多，整个社会财产被消费、被浪费的就越少，财产的利用率就越多。
　　但也不是所有的财产都应当采取私有公用的形式。比如，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如果不收费，而是采取公有公用的形式效率会更高。
　　最不好的就是公有私用财产。因此，我一直主张降低税赋，主张国有企业改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公有私用财产。
　　请注意，本文不分析财产来源，即不管这些财产是通过正常的劳动和经营而获得的，还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的。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私有财产的来源，我在《勤劳人经济学》一文中已有两个基本判断。
　　如上所述，整个社会财产客观上存在四大块，即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我们自然会想到，哪些财产采取公有公用形态更好，哪些财产采取私有公用形态更好。
　　一般说来，私有公用财产是一种最好的财产形态。某些财产归张老板私有，但张老板又没有消费掉，而是把它变成了工厂，变成了商店，变成了学校。所有权对于张老板来说，只是一种责任。他必须把这些财产看管好，比公有制财产看管得更好，不要浪费，不要被人侵占，使同量财产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能提供更多的税收。为此，张老板每天不得不工作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连睡觉也不会安稳。私有公用财产，意味着张老板既不消费这部分财产，也不会消费这部分财产所带来的利润。利润的积累和投资又变成了更多的私有公用财产。因此，更多的社会财产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态，则象张老板这样看管财产的人就更多，财产的浪费和被侵占的就越少，财产的效率就越高。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财产都可以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态。比如，北京的长安街、平安大道等，如果都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态，即归私人所有，所有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都得交费。那显然是非常麻烦。象这样的财产就应当采取公有公用的形态。像北京到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应该采取公有公用的形式，这样效率更高。遗憾的是，这条公路到现在仍然是收费公路，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在收费站排队而误了飞机。
　　整个社会最不好的财产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公有私用财产。即这些财产名义上是公有，但实际上为私人所用。所谓私人所用，包括一个私人享用，也包括几个或几十个人的小团体共同享用。比如，某国有企业请客吃饭，叫了一桌子酒菜花费3000元。这桌酒菜就是公有财产。两小时后，这桌酒菜已被10人吃掉。我们虽然可以照样把这桌酒菜称为公有财产，但已经是存放在10个人肚子里的公有财产。
　　为什么说公有私用财产是最不好的财产形态呢？首先它是不劳而获，是用而无理；其次，这种财产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其三，这部分财产对整个社会的创造和积累是做减法。这部分财产越多，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和积累就越慢；其四，它会直接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这一块财产越多，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越弱。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有财产演变为公有私用的内在机制。因为公有财产只有用掉，消费掉才是自己的，不消费掉就不是自己的。这一点，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恰恰是相反。
　　公有公用财产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整个社会公有财产的总量，例如：随着这几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办公大楼盖得非常多，盖得非常高档。
　　二是公有财产在使用过程中的监管机制。监管越严，公有财产变成私用或小团体使用的就越少，否则就越多。近年来，国家审计署有李金华这样的署长，以及他所领导的团队把关，我相信公有财产变成公有私用的难度会加大。但应该看到，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公有财产，就是多几个李署长也远远不够。
　　正因为如此，我一直主张，在中国实施低税赋政策，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工厂人民建，人民电站人民修；同时，我也一直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这样既能调动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又能把公有私用财产降到最低限度，使更多的社会财产成为私有公用财产。
　　四、私有公用制形成的前提就是私有财产要受到法律和舆论的保护
　　私有公用制的形成，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受到社会舆论的保护。人们感到私有财产的积累最终仍然归自己所有，他才会拼命地积累资产。对于那些拼命积累财产的人们，如果我们总是骂他、批他，让他们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总感到这些财产迟早还不知道是谁的。其结果就是鼓励他们把财产消费掉，甚至挥霍掉，甚至转移到国外，使许多本来可以作为私有公用的财产，变成了私有私用的财产。
　　指出私有公用现象，提出私有公用制这一概念，只是想说明一点，不要怕私有财产多了。就个人来讲，他们的私有财产越多，他财产中私有公用的比重也就越大；就社会来讲，大的有产者越多，这个社会的私有公用财产的总额也就越大，最终获取好处的，是这个国家的广大老百姓，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
　　因而，对私有财产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我们的法律和政策要给予人们积累财产以足够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越强，人们积累财产的动力就越大。我们的社会舆论，包括经济理论和文学作品，应鼓励人们去创造和积累财富，鼓励人们成为有产者，而不是去打击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要多创作一些像《受拼才会赢》这样的歌曲，多塑造一批像阿信这样的人物形象，激励广大国民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热情。那些创造了很多财富而自己又消费得很少，甚至比一般人更加节检的人，应该给予歌颂，将他们树立为社会的楷模。他们也是社会的奉献者，虽然他们不是无私奉献，但他们客观上是向社会奉献了巨额的私有公用财产。
　　总之，通过法律、政策、社会舆论以及全体国民心态的调整，在我国社会形成一个鼓励勤劳和拼命创造财富的机制，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懒惰和等靠要的机制；形成一个鼓励节俭和拼命积累财富的机会，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吃光花光甚至上吃祖先下吃子孙的机制；形成一个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勤劳和积累成为有产者的机制，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人们懒惰和奢侈而一无所有的机制。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2#comment 1 Fri, 06 Jul 2007 12:17:54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2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0 人 生 期 货



　　注：本文是笔者1996年在《北京青年报》开的“个人投资”专栏的首篇。
　　一提到投资，人们就想到用钱生钱，即用多少本钱，投到某个方面，赚回多少利润。似乎投资的出发点就是手中的本钱，投资的归宿就是本利之和，整个投资活动就是钱生钱的活动。
　　其实，人生投资的最初出发点不是金钱，而是时间，每个人最基本的、最原始的资源是时间，金钱只是时间的派生物。
　　因此，个人资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资源，另一种是派生资源。一个人来到世界，无论他创造什么奇迹，原始资源都是一样的，就是他的时间。人们虽然有金钱、朋友、知识、技术等等，这些都是由时间派生的，属于派生资源。
　　个人投资，首先是原始资源如何使用。即原始资源如何转化为派生资源，转化为哪些派生资源；其次是派生资源如何使用，包括赚回的资金如何更好的使用，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原始资源是有限的，一生加起来也就那么多时间。这些时间又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消费的时间，另一部分是用于投资的时间。
　　用于投资的时间有很多用法，是用来交朋友，是用来赚钱，还是用来学知识技能，亦或用来弄个官当等等，这都是原始资源的投入方法。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你的每一个单位时间是用来做生意合算，或是用来交朋友合算，还是用来学知识技能合算。这就涉及到你对人生的追求，即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也涉及到你的投资技巧，即你是通过做生意直接赚钱，还是通过学技能或交朋友间接赚钱。
　　个人追求不同，对时间的用法就不一样；对金钱、技术、朋友等派生资源的用法也不一样。
　　以金钱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则无论原始资源的使用还是派生资源的使用，都要围绕钱打转。他的原始资源是用来做生意直接赚钱，还是用来学技术、交朋友间接赚钱，就看哪种办法赚钱快；他学哪些技术、交哪些朋友，也要看对赚钱是否有利。对赚钱无益的知识、技能是不会学的，对赚钱无助的朋友是不会交的。
　　如果人生的追求主要不是赚钱，而是当官，则原始资源和派生资源的使用都围绕升官打转。对升官作用不大的知识、技能不会学，对升官帮助不大的朋友不会交，派生资源之一 ——金钱的使用，也尽可能为升官服务。
　　有些东西，既是人生的派生资源，也是人生所追求的目标。例如金钱、知识、官职、朋友等等，它本身既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人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有的人赚钱就是人生的目标，也有的人赚钱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有的人把学更多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也有人把学知识作为赚钱、升官或出名的阶梯；有的人把交朋友作为赚钱或升官的手段。
　　时间可以产生金钱、知识、技能、朋友等派生资源，派生资源也可以相互转化，还可以转化为时间。有了金钱，可以学更多的知识、技能，可以交更多的朋友；有了知识、技能，可以赚更多的钱，也可以交更多的朋友；有了朋友可以帮助你赚钱，也可以帮助你学知识、学技能等等。
　　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多少用于赚钱，多少用于学知识、技能，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投资决策，是个人投资的基础。在这一重大投资决策确定之后，剩下的就是既定的时间如何赚钱，如何学知识，如何交朋友，这是个人投资的专业知识。成功地进行个人投资，首先要对原始资源的分配作好基本投资决策，其次也要掌握好各门专业投资知识。
　　无论是确定人生投资的目标，还是对原始资源进行基本投资决策，首先都要对自己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作出正确判断。有的人一生想当官，为了当官投入了他的全部时间和智慧，但到头来连个科长都没有混上；也有的人一生想赚钱，整天在生意场上忙碌，但连养家糊口都困难，不但没有赚钱，反而背上一身债。这些人的总体投资都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有的可能是赚钱或升官等方面的专业技巧掌握不好，但也有的可能是基本投资决策有误，即对自己的特长把握不好，对人生目标的确定和原始资源的使用不当。例如，有的人天生不是当官的料，他却偏偏要以当官为目标，并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求官上；有的人天生不是经商的料，他却把自己的全部原始资源都打发到商场上。
　　人生很短暂，时间就那么多，究竟用来干什么，大家都在盘算。但盘算得是否准，除了正确的自我认识和高超的专业投资技巧外，各种外界因素的变化也很重要。而这些外界因素的变化，有时是自己很难把握的。因此，人生的投资就像做期货一样。
　　所谓做期货，就是对未来进行投资。比如，我下一份买单，买1万斤明年8月的小麦，每斤一元。到明年8月，小麦是否一元钱一斤，现在不知道。到时候，如果高于一元，比如每斤1.5元，那就赚了；如果低于一元，比如每斤0.6元，那就亏了。总之是赌未来。
　　其实，所有人的人生都是在做期货。大家每天都在下单，有大单，有小单。交一个朋友是下单，学一门专业是下单，选一位女友乃至妻子，也是下单。一个单子下来，可能使你终身富贵，也可能使你倾家荡产。
　　一个单子下得准不准，成功不成功，有时取决于自己的判断，有时取决于种种不可预测的因素。事实上，我每个人都在对自己的一生做期货：你用几年、几个月或几天的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取得很大成绩，也可能一事无成，白白浪费；
　　你辛辛苦苦花了四年时间读了一个本科，背上了几万元债务，毕业后才发现，你学的知识根本就没有用，四年的光阴白白浪费；你在官场奋斗了一生，见人都低三下四，从来都不敢大声说一句话，到头来，连一个科长都没混上，因为你根本不适合当官；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和钱财，交了一个你认为是很铁的朋友，但恰恰是这个朋友毁了你一生；你花了七八年时间专学唱戏，起早贪黑，历尽艰辛，毕业后你发觉，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你不得不去帮人看大门，等等。
　　金钱是人生的手段，人生在世不能没有钱。贫穷会使你感到恐怖和孤独，会使你寸步难行。但追求超过自己的人生需求之外的钱财，就会牺牲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当许多富有者发现自己“穷得只剩下钱”的时候，才更加体会到，金钱应该是人生中更有意义的工作的副产品，而不是人生价值本身。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0#comment 0 Fri, 06 Jul 2007 12:17:14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10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9 绍兴产业集群对县域经济的启示

　　前 言
　　近两年，我们应绍兴市政府之邀，对整个绍兴市的纺织业集群作过系统地研究；同时，又应绍兴县委、县政府之邀，为绍兴县进行了总体发展战略研究和策划。为此，我所带领的专家小组多次到绍兴，对绍兴的总体情况，特别是纺织业集群的情况作了比较系统地了解。本文是我研究绍兴产业集群的一些心得。
　　未来的世界竞争，很大程度上将是产业集群的竞争。在我国，要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应当从产业集群抓起。绍兴纺织业作为规模较大、比较完整的产业集群，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研究绍兴纺织业集群的优势，对于加快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启示之一：产业集群是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式
　　20世纪，世界的产业组织形式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通过多种横向和纵向的兼并和收购，将相关的企业变成自己的控股企业、独立子公司甚至内部工厂,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另一种趋势是，通过业务外包，将内部的车间或子公司变为外部的交易伙伴，用市场交易代替产权控制和内部管理，使企业小型化、专业化。
　　第一种模式，由于企业规模过大，管理层次过多，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导致管理成本和代理成本上升。许多大企业规模较大，但效率较低、竞争力较弱。
　　而后一种模式，由于远距离交易，交易成本、物流成本都比较高。从寻找交易对象，考察交易对象，到谈成交易、运货、付款等等，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许多不可预测和难以把握的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当前信誉状况不是很理想，相互拖欠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使一些企业交易成本相当高，不少企业则因外部信誉问题而被活活拖垮。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使合作关系相对稳定，许多企业与上下游的企业之间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关系。这种联盟关系虽然不象垂直整合那样需要直接管理，需要自负盈亏，但也会带来复杂的交涉，需要进行种种监督。并且，一旦与对方结成联盟，就缺乏弹性，即使发现有更便宜的原材料也不能购买。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既避免了“一体化”和大集团所导致的管理成本和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又避免了远距离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企业面对的是就近的、众多的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要求、更快的速度购买各种投入品，包括各种社会服务和各种人力资源。这种就近、择优选购，是一种竞争性的配套关系。它既有垂直整合（内配）的效率，又有更广泛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启示之二：产业集群有利于深度分工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之间的深度分工，而深度分工又有利于专而精，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技术创新。
　　一个企业如果在其它地方办布厂，因为独此一家，不得不养一批采购人员，不得不养一批工程师和销售员。养这么多机构和人员，不仅费用很大，管理起来更难。采购员有可能吃回扣，工程师有可能跳槽，推销人员有可能将客户资源转走。正因为难以管理，许多企业中途夭折。
　　在绍兴办布厂就很轻松。因为那里有数千家企业织布，相互之间就形成了分工：有的专门采购原材料；有的专门修设备，卖设备；有的专门销售产品。这样，就没有必要每个企业都养采购员，大家需要原材料，只要打个电话，几分钟就会送到；也没有必要都养工程师，需要修设备或买设备，只要打个电话，很快就会解决；甚至连销售部也没有必要养，因为绍兴有一个亚洲最大的纺织品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上千家企业共同的销售部。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经营模式一般都是“核心能力加外包”。即每个企业都将全部资金、全部精力集中做好自己最有优势的那一点，把这一点做成全国最便宜、最好，甚至全球最便宜、最好。这一点就是本企业的核心能力。其他工作，包括其他零部件的生产、产品设计、销售等相关业务，都外包给别的专业公司完成。这样，每个产品都是众多企业核心能力的汇总。绍兴市在纺织方面的竞争优势，正是由这些企业的核心能力综合而成。

启示之三：产业集群有利于家族模式发展，而家族模式
　　是当前中国社会一种比较有生命力的模式
　　从体制上看，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家族模式为主体。这一特点在温州、台州等地更为突出。绍兴的企业虽然不少都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但现大多数也是家族企业或准家族企业。
　　如果把企业比作小孩，把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比作企业的父母，把经营或打理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比作照看小孩的阿姨，则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公司等股份制企业的特点是，“阿姨”们养育的不是自己的“小孩”，而家族企业的特点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结果，“小孩”得到了很好地照顾，得到了精心地呵护。实践已经表明，在整个中国社会，浙江的“小孩”是养得比较好的。浙江企业的运行质量普遍都比较好，经济效益普遍都比较高。前不久我在温州调查时，人民
　　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讲，温州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2.3%。银行的不良资产少，说明企业的质量好。浙江经济的活力，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家族模式的优势。
　　在80年代，曾经有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分。温州模式以家族企业为主体，苏南模式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当时，绍兴的经济更接近于苏南模式。
　　但是，由于绍兴的企业改制比较早，比较彻底，而改制又是以经营者购买为主。因此，原有的乡镇企业已经演变成了准家族企业。所谓准家族企业，即虽然企业有几个股东，或十几个股东，但这些股东都是亲戚朋友，其中有大家信赖的大股东。这个大股东起主心骨的作用，他就相当于家族中的家长或族长。
　　除此之外，绍兴新增的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也比较快。这些企业则主要采取家族模式。因此，到现在，家族企业或准家族企业也已经成为绍兴企业的主体。
　　绍兴全市有5.66万家纺织单位，从业人员59.2万人，其中纺织企业3200余家，从业人员38.2万人；个体纺织单位5.34万家，从业人员21万人。这一组数字说明，绍兴纺织的主体是家族企业或准家族企业。
　　一提到家族企业，人们立即会想到两个问题：一是规模小。按照人们的一般观念，大则强，小则弱；二是其管理者能力有限。家族企业的老板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管理能力自然也不强。
　　既然家族企业存在上述两个致命弱点，为什么浙江经济有那么强的竞争优势，为什么绍兴的纺织越来越有优势，为什么嵊州的领带能打败日、韩的领带；为什么温州的打火机能打败欧洲打火机；为什么义乌的小商品能打向全世界？所有这些问题，从绍兴的纺织业分工中都能找到答案。
　　绍兴的纺织业分工有两个层次：一是区域间的分工，二是同一区域内不同企业在产业链条各环节的分工。
　　纺织产业集群在整个绍兴市是大集群。这个大集群是由若干子集群集合而成。各子集群又分别集中在不同的县、区或乡镇。市区和绍兴县以化纤及布料生产为主，上虞以棉纺织为主，嵊州以领带为主，诸暨以袜子为主，新昌以毛纺和纺织机械为主。
　　在同一个县市或同一个乡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有数百家或数千家。这些企业在产业链条的各环节又进行了深度地分工。这种深度分工从大唐的袜业中可以看得很清晰。
　　诸暨大唐镇有8000多个家庭企业，其中有1000家原料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5家印染厂，300家包装厂，200家机械配件厂，400余家原料经销商，600余家袜子营销商，100余家联运商，拥有1600多间商铺的大唐轻纺袜业城等等。正是通过众多独立公司的深度分工和协作，环环相扣，使整个大唐镇成为一个庞大的“袜业集团”。这个“集团”年产48亿双袜子，产值达90亿元。但这个“集团”是虚拟的，它是在5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8000多家独立的家庭企业，通过自发分工和市场交易集结而成。
　　正是通过这种深度分工，每个企业只做产业链条上的一两个环节。这样，家族企业的上述两个缺陷就得到了较好地弥补。
　　家族企业的第一个缺陷：规模比较小。在80年代，家族企业一般只有几十万资金，在90年代只有几百万资金。到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可能有几千万甚至数亿元资金，而多数企业仍然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元资金。这几百万、几千万资金，如果又做布料，又做长丝，又做化纤原料，还要做纺织机械、印染、染料、销售等等，的确不够。如果不仅做纺织，还要做纺织以外的众多产业，那就更不够了。比如德隆集团涉及水泥、藩茄酱、电动工具、汽车零部件、种子、饮料、农资供应、纺织、旅游、金融、证券、矿业等数十个行业；三九涉及汽车、医药、啤酒、农业、酒店、印刷等十多个行业。搞这么多行业，几百万、几千万当然不够，需要几十亿、几百亿才能完成。
　　浙江的家族企业可不是这种做法，他们没有德隆、三九等企业那么贪，什么都干，一个企业横跨几十个行业。他们一般都只做一样，比喻只做纺织；而且，这一样还不是从头做到尾，每个企业只做其中的一段。如前例，诸暨大唐镇的企业，把一个小小的袜子分成十几个环节，单个企业只做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家族企业的几百万甚至几十万资金足矣。因为只做一个产业，而且只做这个产业的一两个环节，企业的资金不需要那么多，企业的规模不需要那么大。
　　通过这种深度分工，家族企业的第二个缺陷，即管理能力差的问题也得到了较好解决。
　　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自家人，管理能力一般都不会很强。再加上浙江大多数家族企业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昨天当农民，今天办企业，许多管理者都只有初中、小学文化，谈不上管理经验，更谈不上管理理论。
　　这么低的文化怎么搞企业管理？
　　如果一个企业将一个产品从头做到尾，比喻，自己纺纱，自己织布，自己印染，自己做服装，自己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多数家族企业的管理者的确难以胜任。
　　如果一个企业象德隆、三九这样干十几个行业甚至几十个行业，不要说只具有初中、小学文化的家族企业管理者，就是具有管理学博士学识的管理者也难以胜任，因为管理者毕竟不是神仙。全世界象韦尔奇这种神仙似的管理者毕竟很少。
　　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做纺织，而纺织又只做其中的一个环节，比喻，只做织造，或只做印染，或只管卖布，就算是一个文盲，只要他脑子里整天只思考一件事，即织布，走路也想织布，吃饭也想织布，睡觉也想织布，用不着两年，他照样会成为织布专家。由一个或两个（夫妻二人）这样的织布专家来管理一个专业化的织布厂，没有什么管不好的。
　　在绍兴正是这样。由于该地区的产业配套非常完整，一家织布厂只管织布，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要买化纤原料或棉沙、毛线等原材料，当地都有专业化市场，品种很齐全。因此，一个企业用不着养一个采购部，用不着花很多精力对原材料采购进行管理，以防止采购者采购劣质原材料和吃回扣。因为各种原材料市场就在附近，远者相距一两公里，近者相距几十米，老板或老板娘亲自采购就可以了。供货者都是街坊邻居，他们一般都不会骗人，再加上同一类材料供货商在当地就有几十家或几百家，竞争很激烈，信息非常透明，供货商很难靠信息不对称来欺骗买者。
　　同样，织布厂没有必要自己维修机械，更没有必要自己生产机械。当地有几十家企业生产纺织机械，销售纺织机械，或修理纺织机械，全市年产各类纺织机械5万台，有倍捻机、剑杆机以及印染、整理等配套机械，产品应有尽有，其性价比在全世界都有优势。
　　企业需要买机器或需要修设备，只要到附近的纺织机械市场走一走，或向某家机械销售、维修公司打个电话就行了。
　　在绍兴办织布厂，没有必要自己做印染和后整理。绍兴有170家专业的印染后整理企业，其中规模以上的有95家。这些企业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大部分生产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规模以上企业印染布的年产量已达到66.8亿米，占全国总量的31.8%。
　　在绍兴办织布厂，没有必要自己到国内外去卖布。绍兴有一个世界最大的专门卖布的市场，即中国轻纺城。该市场有摊位几千个，经销人员数万人，年销售额260亿元。该市场的布销往国内外。现在有一千多外国商人常住该地，从中国轻纺城大批量采购，运到国外销售。这个市场就是绍兴众多织布企业的公共销售平台。
　　一个织布企业，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从印染后整理到设备维修，都已经被专业的公司外包了，自己只做织造那一个环节，而自己经过两三年的织造实践，已经成了专家，企业生产和经营没有什么管不了的。因此，许多人所担心的家族企业管理能力差的问题，浙江人、绍兴人早解决了。只不过，他们主要不是通过专家们所建议的两权分离，聘请职业经理人等办法加以解决，而是通过分工细化加以解决。在绍兴，甚至在整个浙江，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都聘请了不少的职业经理人，但众多规模不大的家族企业主要还是自己管理，主要是通过业务外包和更加专业化来克服管理瓶颈。
　　家族模式的两个局限性，即规模小和管理能力差，可以通过外包，通过专业化，通过小企业、大配套加以解决。
　　然而，外包包到哪里？如果织布厂在绍兴，而抽丝厂或纺纱厂在陕西，印染厂在四川，销售市场又在国外，这种外包就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与那些自己纺纱、自己织布、自己印染的大企业相比，就不会有竞争优势，因为外部的交易成本会大大高于内部的管理成本。
　　上述问题，绍兴人通过产业集群得到了较好解决。

启示之四：产业集群使区域经济具有更强的动力
　　在内地做纺织，从织造、印染、运输、设计、销售、采购等等，一般都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这样，一个企业就要设较多的车间，上述工作都是在各位车间主任领导下完成。
　　在绍兴，企业内部的车间变成了企业外部的独立公司，车间主任变成了公司老板，同一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的调拨关系变成了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可以这么讲，内地的经济活动，车间主任是支点，因而可以称为车间主任经济；而绍兴等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地区，老板是支点，因而可以称为老板经济。
　　老板与车间主任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创造一定的价值后，只拿少量的奖金，因而动力不是很强，每天8小时按部就班；后者则能得到企业的全部利润，因而动力非常强，每天10多个小时忘我奋斗；前者所生产的产品或半成品是企业内配，即使零部件的成本较高，质量不是特别好，企业也得用，因而车间主任很少有竞争压力；而老板所生产的产品是外配，同种零部件，同一种服务（如设计、运输等），在绍兴有几十家甚至几百家竞争，只有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质量最好、价格最低，才能实现销售，才能与整个集群配套。因而外配的老板比内配的车间主任具有更强的竞争压力。而这种竞争压力，又会转化为他们降低成本、改进质量的动力。
　　如果把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比作火车头，把企业的车间、销售部、运输部比作火车的车箱，则内地的许多企业一个火车头拉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车箱，而绍兴的几十个或几百个车箱分别由几十个或几百个动力很强的车头带动，其总动力自然会大得多。

启示之五：产业集群有利于节省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包括：第一，寻找交易对象的成本。比如，织布厂要买纱，就需要寻找纱厂。为了货比三家，寻找一家还不够，需要多找几家。需要分别到这些纱厂去看设备，看看产品，然后决定购买对象。第二，达成交易的成本。比如，围绕价格、交货方式、结算方式等等，双方可能存在较大分歧，需要反复的沟通，加上相互又不了解，以防受骗，合同文本需要反复考虑，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一来买就是几个月，严重影响工作。第三，合同执行的成本。在合同执行中，供货方认为产品质量符合合同要求，而购货方则认为产品质量与合同要求不一致，希望重新供货，一个来回就是几个月。特别是货款的结算，由于中国社会信用状况不好，不少企业恶意拖欠，供货方供了货，购货方不给钱，再加上中国许多产品严重的供大于求，更助长了购买方的拖欠行为。这种拖欠行为，也成为交易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第四，物流成本。交易距离越远，交通状况越差，这方面的成本就越高。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企业面对的是就近的、众多的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因而能货比三家，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要求，更快的速度购买各种投入品，包括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各种服务，以及各种人力资源。
　　在绍兴，由于与纺织相关的产业比较完整，比较集中，无论原材料采购，设备采购，辅料采购等等，都可以就近解决，无论是寻找交易对象还是进行交易活动，无论是原材料、零部件的运输还是事后的维修、养护和其他售后服务，都能就近解决。服装厂到织布厂买布，或织布厂到化纤厂买原料，远者相距一两公里，近者只隔十几米。从空间上看，与自己的车间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就非常低。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上游与下游之间，供货方与购货方之间，都同乡、朋友、熟人。如果恶意拖欠，会遭到众人的谴责。再说，你拿了货不给钱，我可以上门讨债，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因相互距离很近，讨债成本很低，想赖账没那么容易。这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启示之六：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融资
　　中小企业融资难，这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需要抵押、担保，恰恰是中小企业，以及大量初创型企业，抵押、担保物很有限。
　　产业集群区域内的企业本来就比较容易贷款。因为这些企业效益一般都比较好，发展又比较稳定。除此之外，产业集群还有利于开展贷款之外的融资方式。
　　首先，产业集群有利于开展融资租赁。
　　所谓融资租赁，即企业将融资与融物结合在一起，通过融物来实现融资。
　　融资租赁有三个当事人：一是资金者，即融资企业；二是融资租赁公司；三是设备供应商。一般程序是，融资企业提出设备需求，融资租赁公司根据企业的需求购买设备，然后将设备租给融资企业，按月收购租金，设备使用若干年后，一般由融资企业将设备残值买下。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设备采购所需资金几乎百分之百通过贷款解决，融资租赁不到1%。因此，大力发展融资租赁，是解决企业设备采购资金的主要出路。
　　发展融资租赁最大的问题是，融资企业如果不能按期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将设备搬走，那么，该设备给谁？
　　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家纺织企业，该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取得设备后，如不能按期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虽然可以将设备搬走，但很难找到下家，设备只好闲置，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受损。
　　而在产业集群的地方，比如在绍兴，因为有数千家纺织企业，融资企业向设备租赁公司租赁设备后，如不能按期支付租金，租赁公司可以将设备转移给另一家融资企业使用，东方不亮西方亮，融资租赁公司几乎没有损失。因此，在产业集群的地方比较容易开发融资租赁业务。
　　除此之外，产业集群的地方还可以开设专业的产业投资基金。比如，在绍兴设立纺织投资基金，由一批既懂纺织，又懂金融的专家进行管理和运作，从绍兴数千家纺织企业中挑选出几十家效益比较、发展比较稳健的企业进行分散投资。这样的产业投资基金易于管理，回报率一般也比较高，且风险很小。有了这样一些优点，对外地的投资者，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投资，甚至外国投资者，都会有更大的吸引力。比如，通过设立专业投资基金，让上海人投资，将上海人的钱吸引到绍兴，用于支付绍兴优质企业的发展。结果，上海人发财、绍兴的纺织业加快发展，皆大欢喜。而产业比较分散的地方，就很难设立这种专业性的产业投资基金。如果设立一个什么都投的产业基金，则这种基金很难管理，也很难取得较好的效益。

启示之七：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产业与专业市场的相互推进
　　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专业市场，而专业市场的形成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在绍兴，正因为有数千家纺织企业，才形成了年交易额近260亿的中国轻纺城。专业市场是众多同类企业销售产品的公共营销平台。正是这种公共营销平台，又吸引了更多的同类企业在此发展，使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中国的市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产业为依托而形成的市场；另一种是纯中介性的市场。前一种是买本地，卖全国，甚至卖全球的市场。绍兴中国轻纺城正是这类市场的典型。轻纺城主要销售各种纺织面料，年销售260亿元，其中80%以上的产品都来自绍兴本地。这种依托本地产业而兴起的市场，生命力比较强。只要本地产业在发展，市场也会跟着发展。
　　另一种是中介性市场，即买全国，卖全国的市场。最典型的是武汉的汉正街市场。这种市场由于没有产业依托，近年来都在走向衰落。义乌小商品市场早期也是中介性市场。后来，他们通过市场带动本地产业，现在每年成交的数百亿产品中，有近40%转向本地生产，使义乌市场由一个单纯的中介市场变成了产地市场。因而在众多市场走向萧条的情况下，义乌市场则呈快速发展的势头。
　　在绍兴，一方面产业集群带动了众多的专业性市场，另一方面，这些专业性市场又进一步推动了绍兴产业集群的发展。市场对产业的推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因为有了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专业市场，有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现在的中国轻纺城，每天都有数万名国内采购商和数千名国外采购商。轻纺城已经成了真正的世界面料市场。企业生产的面料往轻纺城一摆，就等于进入了国际市场。
　　其二，因为有了众多的专业市场，企业采购原料、辅料都比较方便，且价格很低。由于绍兴各专业市场的规模较大，市场上销售的不仅有本地的产品，也有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样，绍兴的纺织企业可以在家门口选购国内外最优的原材料。
　　其三，这些专业市场既是产品集散地，又是信息集散地。人们在把国内外同类产品集中到这里的同时，将国内外的相关信息也集中到了这里。有了这些信息，绍兴市的纺织企业可以及时地改进花色品种，迅速地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的价格信息也为绍兴的纺织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提供了外部动力和压力。

启示之八：产业集群更容易激发竞争意识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同种产品不是由一家企业生产，而是由众多的企业生产，这些企业相互之间自然就会形成竞争。这种竞争都是面对面的，许多同类企业甚至是门对门，户对户。
　　在绍兴，同一种面料都放在当地的面料市场——柯桥市场销售。谁家价格最低，谁家的质量最优，不是货比三家，而是货比千家。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就是大家赶超的对象。其他企业必须赶超，不赶超就会倒闭。
　　在绍兴的纺织业集群内，如数千家面料企业，大家所处的环境都一样：区位优势一样，运输条件和物流成本一样，原材料价格一样，使用的设备一样，工资水平一样。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比众多本地同行的产品成本更低，质量更好，花色品种更有特色，就需要动更多的脑筋，就得有更好的创意。而一个好的创意又很难长期独享。通过人员的流动，用户之间的串连，好的创意很快就会被当地的同行学会。企业要想求得长期的领先，就得不断地创新。于是，整个产业集群区域内的创新压力节节升高。
　　在绍兴，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家都是本地人。他们的产品又在本地市场展示，这就象本地的拳击手在本地比赛，让本地观众看，谁都不想成为输家，谁都不愿在乡亲们面前丢面子。正如美国学者迈克•波特所说，希望在本地人面前扬眉吐气的动机，使企业有更强的动力超越其他对手。
　　绍兴与纺织相关的众多专业市场，使本地数千家企业的产品都集中在同一个市场里展示，谁的好，哪怕好一点点；谁的便宜，哪怕便宜一点点，用户都很清楚。这样，用户就比较有信息优势。生产企业和供货商靠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靠收买、拉拢甚至欺骗用户的办法，都是不可能，要赚钱只能靠真功夫。
　　绍兴纺织企业的竞争压力，既来自市场和用户，也来自职工。由于同类企业有数百家或数千家，职工就业的选择机会很多。哪家工资较低，哪怕低一点点，职工立即会跳槽。这样，企业也不可能靠克扣工资来取得竞争优势。

启示之九：产业集群有利于招商引资
　　在研究了全国许多地方的产业发展模式后，我曾经得出过这样的判断：产业集群是最好的投资环境。研究了绍兴的纺织业集群后，我更加坚信这一结论。
　　在绍兴创办与纺织相关的企业，无论原料的采购还是产品的销售，都有专业市场帮助完成；熟练工人满街都是，招工也是一种很容易的事，因而创业的成功率非常之高。这样的优势，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选择在绍兴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创办纺织方面的企业。绍兴进行这方面的招商引资，成功率自然会高得多。
　　产业集群本身就代表着市场和商机。绍兴数以千计的纺织企业和数以万计的纺织单位（个体户、家庭工厂），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绍兴无论办印染厂还是办机械厂，无论是做服装设计还是搞面料运输，都有大量的商机。正是这些商机，吸引着更多的外来投资大量流向绍兴。
　　产业集群因在国内外有广泛的知名度，也有利于招商引资。在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县市，要吸引人们到那里去办纺织厂十分困难。因此，不得不在地价、政策等方面做出极大的让步。许多县市为了招商引资，组织全县干部到全国去开招商会，走亲访友，甚至给干部下指标，付出巨大的成本，效果并不理想。即使好不容易招来了几个企业，因整体配套环境不完善，最后不少也垮掉了。而产业集群的县市，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产业概念，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这种专业化的概念加上知名度，就使区域经济县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张瑞敏在讲到名牌的威力时曾总结了四个“卖”字，即卖得快，卖得多，卖得贵，卖得久。两样，县有名牌效应的县市，在招商引资时，招得快、招得大、招得多，招得久。甚至还可以加上一个招得便，即在地价、税收等方面所付出的优惠更少。那么，一个县市如何创名牌？最好的办法就是产业集群。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做家电的谁不知道顺德，做领带的谁不知道嵊州，做纺织的谁不知道绍兴，做五金的谁不知道永康，做小商品的谁不知道义乌。

启示之十：产业集群是最好的孵化器
　　产业集群是一种很好的项目孵化器和企业孵化器。一些有眼光的人能不断地在这里找到投资的空白地带。正是对这些空白地带的投资，使绍兴的产业配套体系和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产业链条不断延长。
　　因为集群导致分工细化，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要求就很低。你只有100万资金，如果单独做纺织就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但你只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100万也能实现规模经济。这就为家族模式创造了条件。越是单打独斗的地方，越是要大资本、大规模运作；在企业制度选择上，也就不得不选择国有体制或上市公司体制，因为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迅速集中数亿甚至数十亿资金。在产业集群的地方，因为分工很细，单个企业的最佳经济规模要求都不高，在企业制度上，就没有必要采用国有体制或上市公司体制，而是可以选择家族模式。另一方面，因为分工细化，管理很简单，对管理者要求不高，也比较适合于家族模式。家族模式的特点是，自己的小孩（企业）自己养，小孩会得到更好的呵护。这就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制度优势。
　　近年来，我国一大批农民面临着转型，即从农民转化为企业家。应该看到，从农民到企业家的转化，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中国亿万农民都要经历这一飞跃。然而，成功者很少。为什么不成功，怎样才能帮助更多的农民成功地实现这一飞跃？
　　那就是帮他们建孵化器。什么是孵化器？许多地方的政府领导认为建一个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就是孵化器。其实，产业集群才是最好的孵化器。
　　如果没有产业集群，每个企业都是孤军奋战，事无巨细，都得自已张罗，自己要采购原材料，要买设备，修设备，要印染，要做后整理，要卖产品，等等。对于一个经验丰富实力很强的企业家，可能会胜任。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管理，从来没有面对市场，更不懂纺织，且资金实力又不强的农民来说，他就很难成功了。
　　而在绍兴这样的产业集群环境下，虽然他昨天是农民，今天刚办企业，什么都不懂，且资金不多，只有几十万，他照样能成功，因为他没有必要将与纺织相关的所有事情都由自己做。他可以选定某一个环节，比如，在中国纺织城租一个摊位，专门卖布；又比如，雇几个技术工人，专门进行设备的维修，他照样能成功。在这个小小的环节上，他很快就会成为内行，甚至成为专家。随着他经验和资金的积累，它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然后再办一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
　　绍兴纺织集群是中国乃至世界纺织企业最好的孵化器。凡是想在纺织领域创业的人士，在这里最容易获得成功。
　　之所以说绍兴是纺织企业最好的孵化器，因为这里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有幅射范围最广的市场销售体系，有反映最灵敏的信息体系，有优质廉价的专业人才供应体系，有对纺织产业比较内行而高度重视的政府服务体系。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创办企业，不仅进入成本低，退出成本也低。由于同类企业有数百家或数千家，个别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或者因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出卖，包括出卖部分资产，很容易就能找到买者，因为有许多优质企业急需要扩张，兼并和收购本地企业正是他们低成本扩张的最佳方式。
　　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吸引外部直接投资，同时也有利于绍兴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融资。随着绍兴市纺织业定位明晰，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知名度不断提高，国内外投资者都比较看好绍兴的企业。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9#comment 0 Fri, 06 Jul 2007 12:17:13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9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8 绍兴产业集群对县域经济的启示(2)

启示之十一：产业集群有利于治理“信用缺失症”
　　信用缺失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中的一大顽症。媒体报道，“信用缺失症”造成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到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在信用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区域性产业集群是降低交易成本，避免缺信损失的有效措施。
　　区域性产业集中，同一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众多企业集中在同一个城市，彼此之间知根知底，无论拖欠、造假还是逃债，坑害的不是外地人，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某人一旦有坑人的行为，此等信息会立即在当地传开，他在本地就很难立足。
　　再者，由于买与卖者之间相隔很近，买者拿走产品不付钱，卖者卖假货，讨债和退货的成本很低。你赖帐，我可以天天到你家去讨，不用乘飞机，不用住宾馆，花十分钟、八分钟就可以讨一次。相比之下，如果纺织厂设在浙江，印染厂或原料厂设在新疆，买者欠账，卖者造假，讨债和退货的成本就非常高。
　　在产业集群区域内，各企业的老板本来就相互熟悉，有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长期的业务交往，更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信任，人与人之间因地缘、亲缘再加上商缘，结成了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的友情网，企业之间交易活动正是在这种友情网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一般不会发生造假、欺诈、恶意拖欠等失信现象。
　　所有的商业网络背后都有社会网络，都是商业网与社会网的合一。产业集群的社会网与一般商业关系所对应的社会网络不同，它主要由血缘、亲缘和地缘三缘关系构成。
　　业缘和行缘不是产业集群所独有的社会关系。在所有商业关系中都存在业缘和行缘。
　　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所建立的商业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信用高度。一般情况下，亲友之间、同乡之间（许多同乡关系又包含着同学关系，如从小一起上小学、初中、高中）不会欺骗。尤其是在目前中国社会信用状况普遍较差的情况下，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对于商业活动尤为重要。
　　2、交易成本低。上述信用高度，本身就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除此之外，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进行商业活动，还能从以下两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
　　其一，在走亲访友或亲友聚会、聚餐的同时，顺便交流了商务信息，或达成了某笔生意。
　　其二，血缘、亲缘和地缘之间谈生意，一般不会斤斤计较，不会在某一笔交易反复谈判，也不会因某一笔合同，反复修改。相互之间常常就是一句话就解决问题。
　　3、商业效率高。一个相互不解的人，为谈成一笔生产可能要磨合几个月甚至几年，甚至互相感到比较放心时才签合同。合同条款也要尽量想得周到，为签一份合同可能就要谈几个月。等合同答好时，市场可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血缘、亲缘之间做生意，常常是先做了再说。
　　其次，亲缘、血缘之间有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帮助对方。即使不赚钱，或即使自己不太愿意干的事情，也硬着头皮去干了。
　　“三缘”关系与产业集群是相互推进的。
　　一方面，因为“三缘”关系而产生产业集群，并使产业集群迅速发展，且集群关系非常巩固。
　　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又会带来新的“三缘”关系，如，众多外地投资者或外商落户绍兴，他们也成了绍兴老乡，时间久了，与绍兴人之间也会产生亲缘关系。又如，许多人先是做生意，又来成亲友。如果有人进行一番统计，我相信一定会有以下的结果，即绍兴产业内的人士结成亲友比业外的要多。
启示之十二：产业集群能使一个区域成为学习型组织
　　近年来，一个时髦的话题是，不仅要把一个企业，而且要把一个县、一个市办成学习型组织。
　　其实，学习型组织不仅仅是经常组织大家看书和听课，甚至搞文凭，实践中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学习。产业集群，一个县，一个市就成了一个学习型组织。在绍兴，家家户户做纺织。大家在汽车上谈纺织，在大街上也谈纺织。张家来了客户，李家很快也能认识；李家发明了一个好的生产工艺，张家立即就会模仿。绍兴的空气里也充满了有关纺织的商业信息和技术信息。昨天意大利出了一个新的款式，今天在绍兴就会发现有相同的产品出现。一个人在绍兴住上两年三年，他不知不觉地也会成为纺织专家。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学习型组织，其知识来源于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自供应商。绍兴某家企业率先从国外引进一套最先进的设备，在集群内立即会形成冲击波，其他企业不得不跟着引进相同的设备，不得不掌握新设备的性能、操作方法。
　　二是外国客户。在绍兴，每天都1000多位外商直接来订货。外商向绍兴的加工企业提供一套新订货样品，也就给整个绍兴提供了一种新的产品信息和市场需求信息。更不用说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销商经常往来于绍兴，频繁的交往中，给绍兴的企业家传递了大量信息和知识。
　　三是本地企业之间的经验传递。实践出真知。本地企业家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长期的实践，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一些善于发明，善于创新的人，必会经常发明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新工艺、新方法、新款式。这些创新在集群内很难保密，每一点创新很快就会成为集群的共有资源。
　　在绍兴的产业集群区域内，印染企业与染料企业之间，面料企业与服饰企业之间，纺织企业与设备制造企业之间接触很方便，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就某一技术问题，产品质量问题，花色品种问题进行直接磋商，共同攻克技术难关。通过这种经常性地实地交流和探讨，大家都会很快长进。
启示之十三：产业集群有利于科研和教育转型
　　一般县市，很难围绕本地产业开展科研，也很难围绕本地产业发展教育。
　　从科研看，由于不能围绕产业搞科研，结果往往是产业科研两张皮，产业发展国得不到科研支持；科研又找不到产业依托，从而出现三个很难：一是很难出现专业性的科研企业，特别是很难出现民营的科研企业；二是中小企业很难与大的科研院所挂钩，三是县域经济很难取得科研支持，结果只能长期处于低水平、低附加值的状况。
　　从绍兴县的纺织集群可以看，科研已经构成了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同一个地方有几千家纺织企业，加上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大家对花色、款式、用料、加工方式等等，具有强大科研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使绍兴成长起了一大批有实力的民营科研企业。这些企业不是靠财政补贴为生，而是把科研成果作商品出售，从中获取收入。这不仅使科研企业能快速发展，同时进一步促进了集群内的深度分工。有了这些专业化的民营科技企业，一般纺织企业就没有必要每家都设一个科研部门，都养一批人进行产品和技术设计。大家需要新产品、新花型，花钱买就行了，这比自己设一个部门研发，更经济、更有效率。
　　正因为绍兴的纺织企业多，规模大，在国内外影响大，虽然是一个县，但对国内一些高层次的科研院所和知名专家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绍兴县虚拟纺织科学研究院吸引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东华大学、苏州大学、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上海合成纤维研究院、浙江工程学院、武汉纺织工学院、西北纺织工学院等一大批国内一流的科研院所。所谓虚拟科学研究院，即只要绍兴县有项目需要研究，大家召之即来，随叫随到，全力以赴为绍兴县服务。绍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就是因为产业集群。如果绍兴县只有一两家纺织企业，一年的纺织产值不是几百个亿，而是几个亿，甚至几千万。就不可能对上述机构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
　　再看教育，目前，我国县市的教育主要是围绕升学和高考而进行的。县产两级财政每年拿出大笔资金，支持教育，将本地更多的优秀人才输送到全国各地的大学。而些人上大学之后，一般都不回到本县，或是留在大城市，或是到绍兴这种产业比较有优势，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结果，上述县市的教育越发达，意味着本地的财政支出越多，意味着本地的优秀人才流失越多。因此，对这些县市来说，发展教育意味着增加财政负担，加快人才流失。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就是因为没有将教育与本地的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教育与本地的产业是两张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地的产业很分散，很难对教育产业需求。一个县100家企业，分属100个行业，你这个县不可能办100所学校，每个学校培养几十人以满足本地的产业需要。
　　绍兴则不会，因为产业集群几千家纺织企业集于一县，对纺织方面的人才需求量很大。为满足这种需要而办学校，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市场，有前景的产业。这样的教育完全可以由企业，甚至民营企业来办，政府不需要财政投入，最多给一点补助或减负税收即可。这样，教育对本地就不是增加财政负担，而是创造财政收入；就不是加速人才流失，而是围绕本地产业发展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有些学生虽然考上了大学，甚至名牌大学，以后也会回来。回来继承父辈的产业，回来继续把自家纺织企业做强做大。
　　因此，绍兴的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大产业，这个产业也构成绍兴整个纺织业集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形成了教育与纺织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
启示之十四：产业集群有利于创立区域品牌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不仅产品需要品牌，企业需要品牌，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县也需要品牌。
　　产品的品牌表明产品独特的性能和质量，区域品牌则表明区域的产业优势和产品特点。
　　正如品牌影响力大的产品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者一样，品牌影响力大的区域能吸引更多的经销店、供应商、投资者以及各类人才。
　　产业集群有利于创立区域品牌。一提到家电，人们就想到顺德；一提到五金，人们就想到永康；一提到打火机，人们就想到温州；一提到领带，人们就想到嵊州；一提到袜子，人们就想到诸暨大唐；一提到纺织，人们就会想到浙江绍兴。
　　绍兴对于国内外的服装企业来说，意味着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价格最低、运输最快、服务最好的面料采购地。只要采购面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绍兴。对于那些计划创办纺织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者来说，绍兴意味着较好的投资场所。在这里投资，配套环境比较完善，成功率比较高。对于供应商来说，绍兴意味着较大而且较为集中的市场，大家都会将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原料、最好的设计送往绍兴。对于纺织类的人才来说，绍兴则有意味着施展才华的最好舞台，只要到绍兴，多大的本领都会有用武之地。
　　目前，绍兴作为中国纺织业的一张名片，其影响力已经由国内扩展到全球，由业内扩展到整个社会。随着绍兴区域品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绍兴的纺织业集群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启示十五：发展产业集群，首先要进行产业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许多城市都在办节。如洛阳的牡丹节，大连的服装节，青岛的啤酒节，深圳的荔枝节等等。办节的目的是扩大城市的影响，创城市品牌。
　　的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不仅一个企业需要创品牌，一个城市也要创品牌。
　　美国有两位很有名的品牌专家，叫里斯和特劳特。他们合写的《定位》一书在中国十分畅销。所谓定位，就是在消费者的大脑中要占据一个位置。
　　作为一个城市，要想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有一个位置，要么你有非常独特的自然资源。例如，海南的三亚，因独特的气候，全中国人都把它作为冬季旅游的首选之地；要么你能创造出后天的产业优势。而产业集群最能使一个城市创造出产业优势。正是因为产业集群，使绍兴迅速成为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又正因为有纺织集群的优势，使纺织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有了非常明晰而又非常牢固的定位。绍兴是什么？绍兴是全世界纺织品生产基地和交易中心？既然如此，全世界哪里的绍兴品生产得最好，最多，最便？当然是绍兴。既然如此，要投资创办一个纺织品企业，要采购纺织品进行经销，要做一个象样的纺织品设计师或工程师到哪里去？当然去绍兴。
　　这就是定位的结果。
　　作为一个城市，定位首先是产业的定位；要取得定位的成功，必须发展产业集群。
　　什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那就是全球范围的深度分工。在这种分工体系中，美国人把飞机造好，德国人把汽车造好，中国人把什么造好？我这一个小小的县把什么造好？
　　现在可不仅仅是给本县人民造，也不仅仅是给本省人民造，而是给全世界人民造。全世界有60亿人。既然是给全世界人民造，就不要造那么多。象绍兴这样，造一样就够了。把这一样的规模造到足够的大，在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造到足够的高，影响力造到足够的大，一个县也就富起来了。
　　我这个县应该造什么？这有两种思维方式：
　　一种思维方式从本县的资源优势来选择产业。本地有什么资源优势就发展什么产业，没有资源优势就不发展产业。即使有资源优势，也不分析，从全球范围看，这种资源优势还算不算得上优势。
　　另一中思维方式，从全球的市场需求中确定自己的产业。某种产业，全球需求很大，但没有人做，或做得很不够。这样的产业就是我这个县的产业定位。至于资源，我可以到别的县，甚至别的省去买。在交通不发达时，到外地运资源很不方便，成本很高。现在交通发达了，许多资源，就是跨省、甚至跨国运输，成本也不是很高。因此，我经常讲一个观点：交通越发达，资源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越不构成优势。
　　在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上，我主张先存量造优，后无中生有。即先从本县已有的产业中挑选一两种比较有优势，比较有发展前景的产业，重点扶持，把它扶大，然后以此产业来发展产业集群。所谓后无中生有，即本县并没有什么产业，那就只好通过招商引资，通过本地民营企业的发展，寻找新的产业，再以新的产业为基础发展产业集群。
　　确定产业，还要处理好政府选产业与企业家选产业的关系。绍兴县纺织业的成功，主要是企业家心在起作用，但政府功不可没。我的观点，经济发达的地区，只需要一个无为的政府；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则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即政府在产业选择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启示之十六：发展产业集群需要“四千精神”
　　全球化使每种产业都象一只候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不同季节的最佳栖息地。纺织这只候鸟，春天在欧洲，夏天则飞往美国，现在是秋天，中国则是它最佳处去。
　　秋天，中国最适合于纺织这只候鸟生存和发展。然而，纺织集群为什么恰恰落户在绍兴，而没有落户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书中从自然禀赋、人文环境、资源依赖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绍兴的确具备了发展纺织产业的种种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但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具备绍兴这种自然条件的地方很多。在我看来，最根本一条，是绍兴象东南沿海许多地方一样，在文化上具有三大特点：
　　其一是打拼文化。《爱拼才会赢》，这虽然是一首闽南歌曲，都唱出了东南沿海人的共同特征。在温州，曾经有比较有名的“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后来我到绍兴调研，绍兴人说“四千精神”的原产地是绍兴。后来我才发现，“四千精神”，是整个浙江人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这些地方的人总想找点事情做，即使不做纺织，绍兴人也会做其他某种产品，也会努力把其他产品做成产业集群。
　　相比之下，中西部某些地方的文化则不是“打拼”二字，而是“安逸”二字。我在西部某地方调研，上午10点看到张村有几十个汉子坐着晒太阳，下午3点到李村，又看到有几十个汉子坐着晒太阳。我问他们，你们都不去做事哪能有饭吃，岂不是要饿肚子？他们的回答是：虽然我饿着，但是我坐着。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在一个县市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
　　其二是赶超文化。在绍兴等东南沿海地区，大家你追我赶，谁都不甘落后，谁都不示弱。你办了纺织厂，我也要办个纺织厂；你从德国买一台设备，我也要从德国买一台设备；你的纺织出口，我的产品也在出口；你赚1000万，我一定要超过你，一定要赚1500万。就这样，大家你追我赶，在20多年前有那么几家纺织企业做示范，在20多年后一下子冒出了几千家纺织企业，从而形成了产业集群。
　　相比之下，中西部某些地区，更多地表现出两恨文化：一恨富人，二恨穷人。在湖北老家经常听人讲到这么一句话：“一家吃饱千家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大家不是都往前冲，看谁冲在最前面，而是都往后退，看谁退在最后面，只有退到最后才最安全。这种状态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
　　其三是商本位文化。在东南沿海一带，商本位文化比较明显。温州曾有几位副市级干部下海，这在中西部地区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绍兴调研时，听绍兴县经贸局局长吴伯根讲：他为跑一个纺织项目，前后一共喝了200多公斤白酒。当然，这也反映我国审批经济所造成的低效率，但同时也说明绍兴干部的敬业精神及在产业集群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相比之下，中西部某些地方更多的不是表现为商本位文化，而是表现为官本位文化。政府不是千方百计地帮企业，而是千方百计地压企业。在这种官文化较浓的地方，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
　　总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在东北三省很少有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地理位置的差异及产业发展思路上的差异外，我想更主要的还是文化上和作风上的差异。
启示之十七：发展产业集群需要两个积极性
　　计划经济是政府的经济，即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来规划；市场经济是老百姓的经济，企业家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方向，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这个地方众多企业家自主选择的结果。
　　然而，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没有政府，不可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指导。
　　产业集群本来是市场竞争和企业选择的结果，但从绍兴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看，产业集群是政府指导下的产业集群。离开了政府的正确引导，绍兴的产业集群可能不会有今天。
　　以中国轻纺城为例，正因为1985年县政府率先投资建造了一个占地3500平方米棚屋式的“柯桥轻纺市场”，才为绍兴成为世界纺织品中心奠定了基础；1988年，又正是县里投资730万元，建造了23200平方米的轻纺市场，才推动了绍兴纺织市场以及整个纺织产业的快速发展；1991年，又是因为县政府投资3500万元，建造了45000平方米的东市场，才使得国家工商局于1992年将柯桥纺织市场更名为“中国轻纺城”
　　从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看，产业集群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特别是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初期，企业的规模都很小，许多企业老板都是刚丢掉锄头的农民，即昨天是农民，今天办了纺织企业，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对世界纺织产业的发展趋势了解甚少。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宏观分析和战略思考的能力比较差，完全由他们来选择，可能会出现众人的错误决策。
　　相比之下，政府官员，由于素质比较高，加上走南闯北，信息量比较大；更重要的是有较强的宏观分析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因此，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需要有一批强有力的且极端负责的政府领导。
　　但当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比如绍兴纺织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大批企业家都成了业内专家。特别是那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老板，他们几乎跑遍了世界各地，再加上本人的素质比较好，有非常好的行业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让企业家作为产业集群的决策主体，政府主要当参谋，当助手，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因此，这时更需要一个无为的政府。这时的经济管理模式或者可称作市场经济为主，政府指导为辅。
启示之十八：如何防止产业集群转移
　　绍兴纺织产业是否会转移，如何避免转移，这已是摆在绍兴市政府和企业家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绍兴纺织作为一个大集群，本来就是从别的地方转移过来的。之所以转移到绍兴，是因为绍兴更具成本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工成本。
　　绍兴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所需要的投资量也不多，既然能从欧洲、美国转移到绍兴，也会从绍兴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
　　这种转移在温州已经出现。例如，温州以奥康为首的皮鞋企业，已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重庆壁山县。在壁山县已经建立了年产值上百亿的皮鞋生产基地。
　　绍兴纺织产业的转移，将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一是国外订单的转移。目前虽然纺织品的生产基地在绍兴，但产品的销售相当一部分仍然控制在外商手中。如果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或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也创办纺织企业，则更低的加工成本，有可能发生订单转移。
　　二是国内订单的转移。一些大的服装生产厂家是面料的主要用户。他们之所以都到绍兴采购布料，是因为这里成本低。如果国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也办纺织企业，更低的加工成本会使这部分订单转移。
　　三是中西部地区通过招引绍兴纺织企业到外地投资，实现产业转移。
　　加工工业的梯度转移，这是世界产业转移的规律。机械、服装等许多加工业都是如此，面料生产也不例外。问题在于，绍兴如何尽可能延长纺织产业在本地存在的时间；同时要研究面料生产加工业转走之后，绍兴人干什么？
　　延长面料产业在绍兴存在的时间，主要办法还是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归根到底还是成本的优势。因为产业集群，因为产业配套环境好，才使得绍兴纺织的生产成本在全国最低。只要这种由集群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大于中西部地区因地价和工资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纺织产业就不可能离开绍兴而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通过进一步完善集群，优化集群，使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这才是绍兴延缓转移的根本措施。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8#comment 0 Fri, 06 Jul 2007 12:17:12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8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7 晋商的密码
　　明清时期的晋商，辉煌500年，后因战乱等原因才迅速衰落。探讨晋商的成功之道，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和企业制度设计，非常有益。
　　晋商的不少商号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大，即企业的规模大。如曹家共有分号640多个，遍布大江以北，雇员多达2万人，总资本超过1000万两。
　　又如大盛魁，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活动范围包括喀尔喀四大部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族、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北利业、莫斯科等地。
　　二是久，晋商的许多商号都是百年老店。
　　大盛魁商号经历230年。日升昌票号从1823年创办到1914年倒闭，历时90余年；大德通原为茶庄，1884年改为票号，一直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历时100多年；蔚泰厚原为颜料庄，1834年改为票号，一直经营到1916年，历时80多年；蔚丰厚票号1839年开设，至1921年停业，历时也是80多年。
　　当时的晋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的贸易和票号，交通极不发达，又没有电话互联网等现代通信工具，也没有商业法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店铺或资产交给外人打理，很容易出现化公为私，卷款逃走等所谓代理问题。
　　而晋商的经营特点，恰恰是两权分离，东家出钱不出力，掌柜和伙计出力不出钱。东家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两的资产交给掌柜的之后，一般不再过问号事。掌柜不仅拥有经营权和人事权，还拥有投资权。而对东家，则进行了一系列限制。比如，东家不准向商号安排亲戚，不准以商号的名义在外活动，不准在商号寄宿和借钱，等等。
　　如果用现在的状况加以推测，我们可以想象到，晋商的资产、钱财、生意，早就被众多的大掌柜、二掌柜和伙计们偷走、卷走，根本不可能做到那么大，更不可能持续数百年。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漫长的两权分离过程中，晋商很少有掌柜坑害东家，甚至卷款逃走的现象。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开往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地，从未出现过内外勾结，假票套现等行为。正因为如此，晋商的许多商号才能做大做强，做大做长，数百年经久不衰。
　　为什么晋商的职业经理人那么讲诚信，对东家、对企业那么忠心耿耿？
　　这主要是因为晋商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在这种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制约下，职业经理人不讲信用的成本无限大。
　　晋商的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晋商选人的双“本”战略
　　要办好企业，当然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监管制度和约束机制。但是，同样的制度对不同的人，其作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那些一不要命，二不要脸的人来说，不要说企业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选择第一，约束第二。从人的品质和本性来讲，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上等人，只要稍加约束，他就会规规矩矩，绝不乱来；对于下等人来讲，制度订得再多也很难凑效。我在总结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之道时，曾提出，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在于用“好人”。人力资源经理，要从众多应聘者中挑选出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好人”。有了这些“好人”，飞机自下降到起飞，只用20分钟就可以搞定。结果，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地面停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天上飞。而飞机只有不停地飞才能赚钱。所以，我把西南航空公司称为“好人”公司。
　　同样，晋商非常注重选人。晋商在选人上，有两“本”战略。即从本地选人，从本企业选人。
　　所谓从本地选人，即晋商选人一般都是从本乡本土选择。从本乡本土十四、五岁的少年中，选择优秀者入号做学徒。一般情况下，入号者还需要有名望、有实力的人士担保。
　　所谓从本企业选人，即学徒入号后，派往条件最艰苦的分号锻炼，学习店规、学习技术、学习做人的道理，并用各种方式对学徒进行测试。
　　关于测试学徒，晋商中有以下一整套办法：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失，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学徒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有的甚至长达九年。对学徒的艰辛，有这样的描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信加难”。
　　在学徒期间，由于吃住在店内，可以对每个人进行全天候、近距离的观察；由于派到最艰苦的分号进行磨练，由于既要做商号的工作，又要端“三壶”，由于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对每个人的智力状况，业务能力，道德素养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判断。正是基于这种准确判断，再对学徒进行择优重用，优秀者，一步一步提拔，直到分号经理、总号经理等等。通过这种办法选人、用人，用人者就拥有信息优势。业务能力较差的人不会重用，道德素养方面不是很可靠的人，也不会安排到掌柜的岗位。
　　在这方面，晋商的用人之道与日本企业的用人之道比较相似。日本企业80%以上经理，都是从本企业一步一步晋升起来的。通过这样一套选人机制，能确保在重要岗位上的人，不仅业务能力强，道德素养也比较好。对这种道德素养比较好的人，再加上一整套约束力比较强的约束机制，基本上可以保证这些人不会滥用权利，不会以权谋私，更不会背叛东家和商号。
　　二、学徒制和号内晋升制：既是一种信用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
　　一个人从十几岁进店做学徒，有了四五年甚至八九年学徒经历才安排到正式业务岗位，独档一面的工作，甚至安排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一方面说明大掌柜对自己比较了解，比较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岗位来之不易。特别是做到分号的经理，没有十多年的功夫是不可能的。要做到总号的大掌柜，那就更难，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就更高。如果行为不轨，被大掌柜或东家逐出商号，则前功尽弃。因此，不讲信用的成本就比较高。
　　三、用本地人：既是一种信用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
　　如上所述，用本地人首先是一种信用机制。大家对所用之人从小看到大，每个人能力如何，德性如何，知根知底。这样在选人和用人上，能有效防止假冒伪劣“产品”。
　　用本地人同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
　　首先，大家从小外出做学徒，在外工作如果出了问题，被掌柜或东家开除，就无颜见家乡父老，不仅自己一辈子蒙受耻辱，全家乃至亲戚朋友都会脸上无光；甚至自己的子孙后代也会因有这么一个不讲信用的祖辈而压得难以做人。
　　其次，因为大家都是在本县和邻近地区选人，一旦被开除，不仅不能在本企业工作，在其他所有企业都难以找到工作，即使能找到一份工作。也很难得到重用。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某人在某店偷过东西，贪污过钱财，吃过回扣，“本地人”都知道。
　　其三，晋商选择经营者不仅要考察本人，还要考察家族及上代，有的甚至要考察三代以上，要求家族和上几代人都没有污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如果行为不轨而被开除，不仅会断送自己的前途，还会殃及整个家族和后代。自己如果贪图小利而被开除，许多直系亲属的前程都会受到影响，子孙后代也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自己的儿子、孙子、甚至孙子的孙子，都会因自己过错而无人录用。可见，晋商的职业经理人是用自己和整个家族乃至子孙后代的全部命运作担保为财东工作。正因为的这么多的担保物，财东才敢于充分放权。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企业经理不可能通过采取用本地人的方式来建立经营者的约束机制。因为人员流动性加强，每个人可选择的机会很多，即使某个企业采取用本地人的方式，这些本地人也不可能象当时晋商的本地人对企业有那么强的依赖性和忠诚度。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本地人”。如果依托互联网建立类似于当时晋商的信用评价体系，企业选人、用人、就可以先在网上看看对方的档案，看是否有不良记录，然后决定是否录用。这样，那些曾经坑害过企业和东家的人，哪怕坑害的数额很小，也会永远被排斥在职业经理人的行列之外，这就会使职业经理人不讲信用的成本大大提高。
　　四、身股制：既是激励机制，也是约束机制。
　　身股制是晋商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身股制，即对大掌柜、二掌柜等重要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给予股份。因此，企业的股份就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银股，另一部分是身股。起初，银股的比重较大，身股的比重较小。到后期，许多企业身股超过了银股。
　　在商号，也不是所有员工都有身股。一般情况下，学徒期结束，工作数年才有顶身股的资格。开始顶身股一厘或两厘，然后根据工作能力、业绩以及表现，逐步增加。增加到十厘，即一股为顶点。
　　身股与银股虽然同股同利，但性质不同。银股的股东是真正的东家。银股对商号承担无限责任。身股只是东家对职工的一种奖励，只不过，这种奖励采取股份的形式，使掌柜和伙计们有了股东的感觉。身股负盈不负亏。身股也不能继承和转让，只是在死后还可以享受若干年的分红。
　　在利益上，身股与银股并无差别。好的商号，一个账期每股可以分到上万两的银子。
　　因为身股与劳动者人身相随，人在股在，人走股亡。无论掌柜还是伙计，如果行为不轨，假公济私，违反号规，被开除出号，身股就自动消失。这样，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奋斗好不容易获得的身股，就会永远消失。因此，许多人就是为了身股，也不敢胡作非为。这样，身股对每个人都成了重要的约束机制。身股越多的人，其约束力就越大。
　　五、同乡会和会馆：既是晋商之“家”，也是约束机制。
　　晋商离乡背井，特别重视乡情。晋商所到之处，都组织同乡会、建造会馆。同乡会定期或不定期聚会，交流信息，增进友谊，商量会事，处理商务纠纷。
　　晋商将关公作为神灵敬奉。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公修殿盖宇，其目的一是请关公这位武财神帮助保护，寻求心灵上的安全感；二是借助于关圣的威慑力量，每个人都感到，关圣每时每刻都在看着自己，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关圣的眼皮底下，这就会增加每个人的自我约束力，警告每个在外地的家乡同仁不要见利忘义。
　　这样，每个参加同乡会和进入会馆的老乡，既能从这种聚会中找到家的感觉，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感受到一种来自同乡，来自会馆，来自关公的强大的约束力。自己如果“不仁不义”、“损人利已”，就会被所有的同乡唾弃，就会遭到关公的惩罚，就没有资格和脸面再进入会馆这个“家”。这种伦理的约束，比制度的约束更加有力。
　　总之，在明清时期交通、通讯条件那么差的情况，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商业法规的情况下，晋商可以做大做强，可以做成百年老店，主要是因为它有一套支撑企业做大做久的约束机制。今天，虽然我们天天在喊“做大做强”，但事实上很少有企业能够做大做强，更多的则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因为我国现有的信用体系和约束机制难以支撑企业做大。企业规模越大，管理链条就越长，委托—代理环节就越多，给人“捞一把就走”的机会就越多，从中“捞一把就走”的人就越多。如果信用体系不完善，约束机制不强，企业就很容易被“捞”垮。因此，企业规模是信用体系的函数。当今的中国企业，要象晋商那样做大做久，须在新的背景下建立一套类似于当时晋商的信用体系和约束机制。
]]>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7#comment 0 Thu, 28 Jun 2007 11:25:49 GMT http://622006056.qzone.qq.com/blo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