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622006057]]> http://622006057.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14:33:11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24 Nov 2009 01:00:18 GMT <![CDATA[构思《新卖桔者言》]]>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9024418 一九八四年经《信报》出版的《卖桔者言》是我平生最畅销的书，重印或再版的次数算不出来了。同学们喜欢读。几年后四川的国内版删除了好些文章，几万本一下子卖清光，是什么原因不再印我懒得听，也懒得管。据说四川之前国内曾经有手抄本，也据说曾经被选为若干本影响力最大的书之一。

当年的《卖桔者言》今天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再管不着了。彷佛长大了的孩子离家而去，为父的怎可以管呢？该书的名字取自明人刘伯温的〈卖柑者言〉，改一个字。刘前辈没有真的卖过柑；我却真的卖过桔。〈卖桔者言〉是书中一篇文章的名目，选出来作为书名。虽然书中的文章一般可读，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顾，读者最喜爱的还是那篇〈卖桔者言〉。有点新鲜感吧：一位大教授带着一群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有证有据地推翻了经济学传统的大名鼎鼎的价格分歧理论。你说过瘾不过瘾？

〈卖桔〉一文对同学们的感染力使我意识到经济学应该那样处理才对，而这些年我也往往朝着这方向动笔。然而，有不少其它较为迫切的话题——例如关于中国的经改——〈卖桔者言〉那类作品就少写了。有时为了一舒胸怀，我喜欢写些与经济扯不上关际的散文。今天回顾，在专栏这玩意上我下的棋子是走错了一着的。

不久前，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学（下称博管）被邀请到四川一个名叫自贡的地方讲话，讲我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事后告诉我，自贡很多青年学习我的经济学，因为认为可以用。听来有点夸张，但博管跟着在网上发表她的自贡之行后，其它地方的读者的一般回应也说在学张五常的经济学，又是因为认为可以用。

这就带来一些重要的问题。学经济不是为了可以应用吗？不是有数之不尽的书的名目说是「实用」或「应用」的经济学吗？为什么博管的自贡行惹来的回响，只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可以用，没有提及其它？我自己当年学经济当然希望可以用，而跟着老老实实地用个不停。但我只管用自己学得然后改进了的，没有考虑他家的可不可以用。本是同根生，怎么会在应用的实践上我走的路跟行家们走的有那么大的分离呢？

为这些问题我想了几天，得到的解释是大家在科学方法上有分歧。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行内众君子写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我是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己认为是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然后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看似相同，这二者其实有大差别。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这是求对。后者呢？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作者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这是求错。找不到反证的实例，理论就算是被认可（confirmed）了。理论永远不可以被事实证实（cannot be proved by facts），只可以被认可（can be confirmed by facts）。找不到事实推翻就是认可，这是科学方法的一个重点，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有详尽的解释。我要读到博管同学的自贡行带来的回响，才察觉到「求对」的科学没有多大实际用场。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有了理论之后才把实例塞进去，这样处理的工具同学们很难学得怎样用。不客气地说，写「实用」或「应用」经济学的君子们，大多数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用。先搞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算不上是用理论作解释。

第二方面，也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我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只此而已。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这里不细说。要说的，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甲与乙一定要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没有科学的解释力。

是的，在经济科学的范畴内，我连行内盛行的「效用」（utility，我喜欢翻为「功用」）也不用。这个边沁发明的概念，看不到，真实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专家们无疑可以加进方程式把「功用」分析弄得出神入化，但转到真实世界他们失误频频，很尴尬的。另一方面，科学的起点总要有些不是实物的概念或假设为起点。多个香炉多只鬼，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我不能不接受的看不到的概念只是「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没有其它。拿着自己熟习的需求定律（其中「价」的转变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非实物也），集中于局限转变来解释世事。原则上局限转变是可以观察到的。往往不容易，有时很困难，但原则上可以观察到。

不久前发生了一件有点尴尬的事。倡导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学会（Ronald Coase Institute）的年会今年在厦门举行，邀请我讲话。我回信说：「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失望，你们的会员可以接受严厉的批评吗？」对方的回信简而明：「我们乐意听到批评。」我于是给他们一个讲题：We Cannot Test What We Cannot See: The Disastrous Stat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翻过来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这是针对满是看不到实物的术语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了。

想不到，老人家科斯听到我建议的上述讲题时，吓了一下，几番叫他的助手来信，希望我能对新制度经济学客气一点。老人家恐怕我历来开门见山的品性，会开罪一些搞新制度经济的、巴赛尔曾经戏说是写术语字典的高人。其实任何场合邀请我讲学术，我不会想到真理之外的事。在同一天的早上，为厦门大学的同学们讲话，我建议的讲题是「再谈经济学的穷途末路」。自己老了，还可以指导同学的日子无多，不容许我在真理上左顾右忌，讨价还价。

上述的事故的发展，使我对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在《信报》发表的〈卖桔者言〉重视起来。此文从亲历其境的现象观察起笔，然后带到有关的经济理论去。我很有点后悔二十多年来没有多写这类文章──虽然写过不少。我于是想到编一本《新卖桔者言》，选出大约六十篇从观察现象开始然后引进理论或假说作解释的文章。这样的结集应该对用得着的经济学有兴趣的同学们有助。

一九八四初版的《卖桔者言》那本结集，今天还在发行的有五十四篇文章。不是说该结集中的〈读书的方法〉、〈发明专利〉等文章不可读，而是与〈卖桔者言〉那篇性质类同的我只能在该旧结集选出七篇有足够实力。其余的要保留在旧结集中。换言之，构思一本《新卖桔者言》，我要找五十多篇性质类同的文章加进去。不容易，花了几天大略地翻阅了二十多年来的文章，认为有机会可以凑够。

为恐凑不够有足够实力的，我希望在一两个月内多写几篇。怎样想就怎样动笔，几天前发表的〈打假货是蠢行为吗？〉是一例，可以收进《新卖桔者言》。这也好让同学们知道，地球上的有趣现象多得很，只要能放开自己的好奇心，没有成见，可取的题材俯拾即是。需要的理论根底，懂得选读物两年的苦学足够。其实只细读我写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足够，但我打算明年把这套书进行全面大修。需要长时日，近于永远不够的时日，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或真实世界观察，不断地尝试以学得的理论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构思《新卖桔者言》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训练同学们的观察力，训练同学们的想象力，训练同学们把简单的经济理论与概念来解释表面看是复杂无比的世界。只要同学们能用心尝试，客观得像火星人看地球，他们会体会到经济学是有趣非凡的学问。


五常按：《货币战略论——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济》十二月出版。此书收录张教授跟进中国货币发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组合有序，用价格理论打开货币分析的新通道。精装巨册，书厚逾五百六十页，定价港币一百五十。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四十，海外空邮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email=[ft=#b47301,,Verdana]arcadia@netvigator.com]arcadia@netvigator.com[/email]。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9024418#comment 134218240 Tue, 24 Nov 2009 01:00:18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9024418 <![CDATA[打假货是蠢行为吗？]]>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8421046 朋友说，因为明年上海大搞世界博览，估计游客八千万，该市不久前开始对冒牌货、盗版之类进行封杀——罚款奇高、吊销牌照，甚至刑事处理。是所谓「打假」也。我不怀疑中国的假货市场庞大，但衷心说实话，也欣赏中国的假货假得精彩。

纵观地球的经济演进，假货的盛行永远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的发展有点看头时出现，无可避免。因此，客观地看是个好现象。不是赞成或同意假货应该存在，而是当我见到一个贫困的落后之邦产出的假货来得有头有势，会替他们高兴，因为这代表着的，是该国的经济有前途，比政府公布的任何数字来得可靠。曾经说过，衡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断是到该国的假货市场考查一下。

二十年前韩国的假货质量明显地高于中国的，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远远地落后了。这几年中国迎头赶上，是好现象。两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购买了一个名牌皮包，是假货，拉链坏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员真、假不分，免费给她换一个数千元真的。几天前一位女士在国内购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看似白金镶着一圈小钻石，钢造的表带精美。三百五十开价，一百二十成交，当然是假货。一位珠宝专家朋友拿着细看，摇头叹息，说︰「这么便宜，怎可以把那些假钻石镶得那样完美呀？」我自己也是个准专家。先父当年从事电镀原料及拋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厂家有密切联系，所以从小我对表壳、表带的制作过程有深入的认识。看着那一百二十元购得的假欧米茄，翻来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发只不过是五、六十元，物价调整后，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单是表带也造不出来！在物质享受上，炎黄子孙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

转谈本文正题，问︰上海的政府应该打假吗？答曰︰无可厚非，因为假货多可能被认为有辱国体。再问︰明年光临世博大典的众多游客，一般会反对上海假货多多吗？答曰︰蒙查查的游客一般会反对。然而，若再问︰如果外来的贵宾们事前知道哪些货是真，哪些货是假，他们会反对价廉物美的假货存在吗？答曰︰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没有理由反对假货的存在。有真货、假货的两种选择，当然比只有真没有假的市场可取。换言之，反对假货存在的贵宾们，主要是恐怕中计，把假货当作真货买。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货的低廉之价，他们不会反对。君不见，在上海的专于出售假货的市场，老外云集是常见的现象。我的太太见到一个长得美丽、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货店内用很不俗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如果上海杜绝假货，这个讨人喜爱的西方女孩是不会出现的。父母给她的零用钱无疑是为买假货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为愚蠢无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货当作真货买的故事。在中国的市场，顾客一般不会中这种计。假货虽然往往可以乱真，但顾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计。市场的竞争给顾客提供保护。真货与假货的开价一般相去甚远：数万元一只的名牌手表，假货开价只数百，顺口压一下价可减半，大压可减三分之二。手表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这类货品在店铺出售，以假当真卖的店铺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家具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湾，我察觉到一个妙绝的欺骗手法。一间有空调的高档手表商店，把钢造的真的名牌手表镀上金，以金表订价。机缘巧合，我刚好知道该名牌的该型号是没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这种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骗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对这类骗术的惩罚重而快。不是说中国没有行骗（其实不少），也不是说中国的法治有过人之处（其实要大改进），但某些事，某些情，他们的打杀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调的手表商店的老板要吃了豹子胆才敢把真的名牌钢表镀金作金表出售。

没有店子的独行侠出售假货怎样了？到上海的外滩走走，你不难遇上一些满身是名牌手表假货的独行侠，开价也是数百元一只，大手压价后一般比店子的略为相宜。我作过试验，知道独行侠开价的差数比店子的高相当多。不难理解：不怕顾客回头算帐，他们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才。但他们不会把假货作真货卖：就是真的是真货也不会有人相信，何必浪费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顾客在外滩跟一位独行侠以天价购买了一只他认为是真的假名牌，会是上海奇闻，蠢到死，跳进黄浦江算了。

大略地说了政府怎样看，游客怎样看，顾客怎样看，店子怎样看，独行侠怎样看。现在轮到名牌真货的老板们怎样看冒牌货或假货这个问题。曾经写过，假货的出现对某些名牌老板是大吉大利的。当然，如果你问名牌老板应不应该打假，他们多半会抢着说应该。一般来说，这不是由衷之言，只是因为同意不打假有机会害了真货的市价。不出声，不参与打假行动，是名牌老板们的默许做法。

我曾指出，劳力士手表的假货在中国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赌，该名表的真货这些年的销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货的存在替真货免费卖广告。只出得起钱购买假货的人根本不会问津真货，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买真货来过瘾一下是很自然的事。这些日子我见到欧米茄手表的假货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里购买欧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种大名鼎鼎的瑞士手表，国内有假货，但奇怪地不多，于是想，这名牌还没有打进神州吧。到几间大商场视察，果然不见。手表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君不见，不懂外语的神州女士们，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说得朗朗上口，把我这个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杀下马来。她们无疑是从假货中受到教育，学会了。有效果吗？杭州有一家店子，卖一个假货满布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货，平均每天销售进帐逾人民币五十万。可能是世界纪录。没有听过该名牌的老板参与或建议打假。

我没有说所有假货皆对真货有利。影碟、唱碟、书籍之类，假货为害真货一般无疑问。重视使用功能的产品，例如照相机，假之不易，市场不见假的。但好些年前还盛行的摄影胶卷，在神州假货多得很。质量略差，但不俗，因为是从某国以大卷进口后重新包装的。听说名牌香口胶也有假货，我没有吃过。胶卷与香口胶的例子示范着的，是真假难分、价格不高的产品，不容易处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开说明希望自己的产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几年前见到市场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师的书法出售，见到周老师时对她说了，她不怒反喜。一时间我自己悲从中来，因为没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在艺术市场随处可见，真迹写得一团糟也有价！

读者要考虑收藏艺术作品吗？衡量选择的准则多多，可靠的无几。只一项准则差不多肯定可靠：见到某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时，下注真货。当年多被假冒的林风眠、齐白石、傅抱石、吴冠中等画家，今天他们的「真货」之价飞到天上去。

打假货是蠢行为吗？如果名牌的真货老板不反对假货的存在，或默许，应该是。但更蠢的是手表、手袋之类的名牌老板，支持打假货。这类产品，没有假货是不会在神州大名远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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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见到张五常。但从未想过会真的见到张五常。
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我请张五常博客的管理员到自贡讲《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博管与我们相谈甚欢，知心结谊，回去后写下两万多字的《自贡行》，并将我隆重其事地向张五常教授推介。九月十日，博管发来电邮，说张教授近期将到重庆大学演讲，要我过去见他。天！梦想怎会成真？心跳平静下来，我回了暂不见教授的邮件。以我的资质和经济学根底，张五常见而失望是必然了。拜见平生最仰慕的人，拜者怎可难看之极？但博管坚持这个安排，并说是教授想见我的。我吓个半死！没了拒绝的理由，只好如贾宝玉应考父亲一般，胆战心惊去见了。

·备行·
行前我准备了三件东西要给教授。一是《朱镕基答记者问》。这个书刚出版，估计教授还没有。朱镕基是教授那么喜欢的人，怎能没有一本他的书？二是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CD。曲子是教授大加赞赏而喜欢的，演奏者是中国有名的女小提琴演奏家黄滨，用的琴是赫赫有名的意大利国宝名唤“大炮”的，出版商是广州的柏菲。我不知教授平时听的是什么碟，但他喜欢这个曲子，就先送他鉴赏鉴赏再说吧。三是我自己最近完成的三篇文稿，基本上是张五常经济学思维的习作。明知教授不会看，但贾宝玉怎敢不交作业的？其中一篇关于贫困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在荣县施行效果的解释，完全抛弃“几条方程式，满纸数据行”的写作格调，是纯粹的经济解释学的思维。自己觉得是可以交出去的。
三件之外，我还准备了七个问题。其中有三个是纯学术性的，有两个是有关时政的，另有一个是有关两个唐代大诗人之间的关系的。

·初遇·
九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半，我们到达教授和夫人下榻的海逸酒店。依他们从深圳起飞的时间推算，应该先于我们到达。为不打扰教授休息，我坐立不安等到四点半，立即请总台小姐打电话上去约见。无人接，正茫然之中，旁边一起来的同事说：看，那个外边进来的人很像是教授！我转眼望去，二十米外一个满头卷卷儿白发、身材瘦高的老人正背对我们在随意看什么。我定神再望，那不正是张五常吗！我赶紧跑过去，一连声喊“张教授、张教授”。教授和夫人正往电梯口走，听见有人称呼，停住转过身来，很疑惑地样子看着我。我急忙解释说是自贡的吴鲜平。张夫人听懂了我语无伦次的普通话，忙向教授说这是自贡的吴处长。（后来才知教授和夫人没管我名什么，只记住了我的姓和职务）。教授点点头，明白了我是谁，与我握手，进电梯去了。我便与张夫人互留了电话，约好晚上再和教授见面。

·晚宴·
重庆大学蒲勇健是这次教授到渝演讲的邀请者，晚上的接风宴会他也要我一起参加。重庆南滨路的“巴味堂”餐厅可坐看长江水、远眺渝城灯，是宴客会友不错的地方。教授一到，就问这是不是真的长江呀？我们都说是。教授接着说：重庆的房产商应该大打广告，说这里推窗而望的是真版长江，你们上海是假版长江，比不过我们的。大家听了尽皆大笑。
教授和夫人落座后，我本想坐到张夫人旁边，但不知主人是否会安排其他重要客人。犹豫之间，已有人捷足先登，让我很是懊悔。蒲勇健在座位安排上实行定位安排和自由竞座的“混合制度”，误导了我的判断，致使我做了错误的选择！晚宴菜品丰盛，是典型的重庆味道。教授喜欢吃粤菜，麻辣味重的渝菜应该不适合他。我估计是餐馆配菜而不是东道主点菜。问旁边的重庆大学美女，得到肯定答复。席间，我一直注意着尽量把清淡一点的菜往教授和夫人面前转过去，生怕他们没吃好。有一道麻辣味的卤菜是重庆特色，主人很热情地让教授尝尝。张夫人夹了一块放到教授盘子里，教授用手拿起来咬了点又放下，抬头望了望，又拿起来咬了点，然后轻轻地放回盘子里去了。看着此景，我开心地笑起来。
由于不能干坐着，我就找了些话题与旁边的重大美女闲谈。她提到第二天有专门研究农村金融的北京专家到场演讲。我立即发表“高论”，说中国研究农村金融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我举例说，专家们都说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农村信用社垄断可恶，利率高得很，是垄断定价，但是我从来没看到过农村信用社把利率定得高过民间借贷利率的。旁边一个同学听到我们的讨论，接过话说他确定的博士题目正是关于小额信贷的，主要写“普惠制”金融问题。我一听就较真了，连声问“普惠”是什么意思呀？“普惠”应该不是个真正的经济学概念吧？他答不出，忙与美女说话去了。
我激动起来声音比较大，现在回想，觉得教授当时可能听到了我的“高论”。

·闲谈·
饭后我力邀教授和夫人坐我们的车去喝茶的地方。车上我抓紧时间提问，首先问的是费雪等式MV=PQ应当怎样去找那个货币流通速度V。教授一听，马上说：不要去找，找不到的，现在连货币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怎么去找？蠢到死！如果找到了，几十个诺贝尔奖都可以得了！我提出钞票发行（CI）可否作为M，想进一步与他讨论，无奈已到喝茶地方，打断了这个话题。前次博管来自贡时，我与之曾就钞票发行的平稳波动与货币供应量的大幅波动的关系问题作了一些讨论。随后在为教授收集整理钞票发行等数据的时候，我又以费雪等式为基础作了一些分析和思考。我的分析发现，如果以钞票发行为M，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值为PQ，得到的V的增长率与CPI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我把这些分析内容写成了交给教授的第三篇文章，但他是不看的，很遗憾了。
上茶楼的时候，我向张夫人又说起了关于打手机要等接通后才放到耳边，以及电脑要及时关机的生活细节事项。夫人说：我们这爷们儿老不听，改不掉的，但是电脑及时关机现在倒是能做到了。上了楼，已有一位重大请来的外国专家在座，教授环顾房间，走到外国专家桌边想坐下，张夫人知道我很想和教授说话，忙拉住他说：坐这边，坐这边。教授看看外国专家，犹豫地说：不管他啦？张夫人和我异口同声：不管他，不管他。便拉着教授在旁边一张桌子落座。一会儿，刚才一起吃饭的教授的“美女超级粉丝”也来到坐下。
闲谈中我又向教授问了第二个问题：利率与投资回报率看齐，但这两个指标在实践中要到哪里去找？教授的普通话不太好，我则粤语、英语基本上一窍不通，沟通障碍不小。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只听明白了投资回报率要去看长线债券利率的变动。我想他可能是基于费雪利息理论和对美国经验的观察来谈的，但对中国而言，指导行为的利率和投资回报率究竟在哪里，是很值得研究的。在利率作为调控工具的制度环境下，投资回报率的预期会发神经，逼着投资者要找个平均的利率或回报率。这个平均率又在哪里呢？真的很遗憾，费雪等式和回报率问题，由于时间不允许，没有得到教授深入的教诲。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张五常货币理论如何成书，是作为《经济解释》的单独一卷，还是大修《经济解释》的时候在其它卷中加进章。教授说：肯定是单独成书啦。一百多篇关于货币的文章，要花很大精力编修，起码要用掉一百个小时啊！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希望教授把他创立的货币理论在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重新写成一部书，就像《经济解释》那样，直接名为《货币理论》。我敢说，这个书一定会像《佃农理论》、《经济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样，传世百代。但是看着老人家那么劳累，终于没有说出口。
我们又谈到科斯，说起科斯今年九十九岁了，教授邀请他到中国来，老人接受，但考虑到科斯夫人健康的原因，不能成行。教授和张夫人都感到惋惜，感叹一个深深关怀中国的经济学大师一生都未能去到中国。提起科斯，教授充满感情。他对我说起科斯给予了他在经济学贡献上最高的评价。听到此处，我也向教授表达了我对他和科斯的最崇高的敬意。
“美女超粉”也不时插进话题。她说她把《经济解释》从网上下载打印出来，认真拜读，其中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真佛只说平常话”。我马上问：这句话在哪一卷哪一章啊？她说不记得了，反正有这句话。我说：没有吧？我从来没读到过。教授也接着说：我也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
就这样谈了会儿，教授还是坐到外国专家旁边，聊了起来。这边我又和张夫人谈起了《经济解释》英译、张五常传记写作等事情。
从教授离座陪外国专家聊天直到九月二十日晚上话别，我都没有机会向教授请教余下的四个问题：“省直管县”对地区竞争制度的影响；目前出现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如何看待；租值和交易费用是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李白和王维为什么没有诗歌唱和，为什么他们像从来不认识似的。

·挥毫·
教授的书法是大师级。他喜欢米芾，我也喜欢米芾。我没有练过书法，但爱看书法，也从毛笔书法中体会过怎样写钢笔字。（我也下定决心，从五十五岁开始学习书法吧。）教授的书法潇洒之极，奔放之极，字如其人。在他发表的三幅辛弃疾《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中，我最喜欢第二幅，也喜欢第一幅，主要是觉得“路转溪桥忽见”的最后三个字比后两幅要来得自然。
话说当晚的一个重要安排就是请教授现场挥毫。此情此景，教授的书法价格被“管制”至零，加上准备的宣纸有限，要获教授书法，一定是“先下手为强”的先到先得竞争准则来决定了。大家争先恐后要求教授写字，一时间供不应求。我们一同去的三个人都毫不客气地得到了教授的书法。我请教授给我写“一蓑烟雨”。他提笔停住，想了约一分钟，挥笔写下“难得糊涂”。我悚然而惊，立即明白这是教授在教导我了。我什么都较真，得理不饶人的个性，他早已洞若观火。
“美女超粉”对教授说她不喜欢给她的“逝者如斯”，喜欢“真佛只说平常话”。教授提着笔，喃喃道：逝者如斯，逝者如斯乎，很好嘛！由于看管不严，“美女超粉”的“逝者如斯”不知被谁偷偷收为己有，真的“逝者如斯”了。
今年是重庆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教授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致庆贺和勉励。

·聆听·
教授的演讲安排在九月二十日下午，讲题是《经济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了吗？》。头天晚上我听到是讲这个题目时，笑说在教授而言，是不需要加问号的。是的，教授的文章我基本上读完，有数十篇分析经济学本身的，知道那个问号根本不需要。但教授说既然是重庆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目也就不能太灰心了。
我们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通过蒲勇健教授的内部安排，得以提前进入重庆大学民主湖报告厅落座。按照预先计划，教授的演讲定在三点二十分开始，但前面有两个讲者严重超时，直到四点二十分教授才开始讲。教授的演讲潇洒精彩，夫人的翻译专注投入，夫妇珠联璧合、浑然天成。两小时二十分钟的精神大餐，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教授主题演讲和回答提问的内容，大多都是我读过和深入领会过的，但现场听来则更是过瘾之极。
这里记下我的两处感动和一个感叹吧。
教授在主题演讲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去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研讨会”，有一位中国学生问科斯，到美国留学学经济，要到哪个学校更好？科斯回答说“回中国去找张五常吧”。教授接着说：科斯可不知道，他是老人家，我也是老人家了，我创立的经济学怕是要失传了。听得这句，我心中一阵酸痛，眼泪涌了出来。忍不住想站起来向教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许多真心热爱经济解释学的实际工作者正追随着您！
回答提问阶段，有一个学生问教授如何看待他自己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教授说：我是一个没有小时候的朋友的人，他们都在二战的时候饿死了。我写文章，是想到他们。听教授又回忆起那些苦难的经历，联想到他常讲起的广西逃难和他后来的勤奋拼搏，我的眼泪猛地涌出，只好把两只手掩着脸不停地抹泪。张夫人翻译时，声音也哽咽了。
教授回答提问的时间与主题演讲时间一半对一半，显示教授对耳提面命的重视。有不少问题还是提得较有水平，但也让我喟然而叹：那么多提问者竟然没有一个显示出是真正读过《经济解释》和教授的其它经济散文的！难道经济解释学真的要从实际工作者那里首先普及起来？

·话别·
二十日晚上十点，教授和夫人终于回到酒店。先前曾与张夫人约好，离开重庆前再和教授说说话。酒店大厅的咖啡屋没有了适合的位置，张夫人就带着我们到三十七楼的贵宾酒廊喝咖啡。重庆大学在这个酒店订了房间安排校庆嘉宾入住，所以我们可以免费喝咖啡。
教授喜欢刘翔，当晚十点正好有刘翔伤愈复出的首场比赛，在酒店大厅的时候他就着急地要知道比赛结果。一到贵宾酒廊，我们马上要求服务生把电视节目调到体育频道，教授站近了聚精会神地看。知道刘翔跑了第二名，连说“可以、可以”。
闲谈中我们说到美国金融危机。教授说他至今也不知道美国“毒资产”究竟有多少。我说我去年十月要写个材料的时候查过一些资料，看到的最高的数字是六百万亿美元。教授很疑惑，问有那么多吗？我说反正是美国GDP的几十倍。（现在再查去年我写的那篇文章，二○○七年末，美国有近三百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我记错了数字，向教授夸大了一倍。）然后我又提到写张五常传记和英译《经济解释》这两件我关心的事情（头天晚上我和张夫人聊天时曾说起过）。我说听博管讲，朱锡庆在写《张五常传》。教授和夫人其实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事。听到是朱锡庆在做，他们十分高兴。张夫人笑着说：朱锡庆是个大好人，傻傻的，他是会做这个事情的。我们听到她这样的评语，都会心地笑起来。
谈笑间，时间飞逝。十点五十分的时候，服务生提醒我们十一点钟打烊。我心里想，这哪里是免费咖啡，赶我们走其实是在高额收我们的费！教授其实还没有走的意思，我也巴不得可以和他谈到天明。但他确实很疲倦了，我们就趁服务生催赶的机会，要他回房休息。
道别的时候，我们诚恳邀请教授和夫人安排时间到自贡来，看恐龙化石，赏盐都灯会。他们答应了。步出电梯，张夫人轻轻搀着教授向房廊走去。我呆立电梯门口，目送他们转过电梯走道。

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自贡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8245276#comment 134218240 Sun, 15 Nov 2009 00:34:36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8245276 <![CDATA[《货币战略论》——序]]>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813457 朋友及读者要求我把二十多年来以中文写下的关于货币的文章结集成书，有好几年了。提出这要求的愈来愈多，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处理，只是事前没有想到是那么庞大、艰巨的工程。先由朋友选出有关货币的文章，「边际」上，他们的选择互有出入。花千树的叶海旋接手，采用「有杀错、冇放过」的原则，凡有提及货币的先选出来，共一百九十五篇，再由我删减。我花了好几天反反覆覆地考虑，最后选出九十三篇，其中不少话题重复，但顺着发表日期的先后次序读下去，因为连贯性好，读来有一气呵成、洋洋大观之感。其后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昆明讲话，凭记忆写下来，又要跟克鲁格曼斗一斗，加一篇。共九十四篇，其中十七篇在《多难登临录》出现过，为了整体的完整可读不能不这样做。

其实，如果我按选出的九十四篇的内容重新写一本关于货币的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足够。然而，以重新写书的方法处理，读者无从跟进我在这题材上的思想发展。这发展的过程重要，因为每一篇都是基于当时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而下笔分析。第一篇发表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今期长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观察的地方主要是中国，继而香港，再继而西方。后者我隔岸观火，猜测的成分比较多。二十多年来，中国（包括香港）的货币及有关的现象，不断地跟进的经济学者只我一个。可以说，我是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看货币，得到的启发是美国的朋友没有机会获得的。我坚信经济科学跟自然科学一样，理论的发展要靠真实的现象观察的提点，从而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毫无事实根据的经济理论是纸上谈兵，找到用场的概率甚微。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无疑是经济学中最重视实据的学问。然而，只观察西方，忽略了变化万千的中国，是严重缺失了。虽然大家坚信，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用诸四海而皆准，但从年多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见，西方的货币理论大有不足之处。我从中国的经验思考，用上西方的理论思维，得到的货币观这里那里跟昔日的师友之见有颇大的分离。

有两项处理要澄清。其一，如上文所述，文章的先后安排按发表的日期次序，但内容一律不改，就是「前思」与「后想」不同也一律保留。思想有变是学问之道，读者跟着走会较为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会有今天的想法，同意或不同意总会多一点说服力。说内容不改，文字上这里那里是修了一下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字，今天读来沙石不少。不细读这些旧文，我不会知道自己的中文进步了那么多。虽然当年有舒巷城替我修改文字，但今天叶海旋说我八十年代写的有点像英文。是奇怪的现象。我自觉中、英二文的水平一样，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二者水平是同期一样的。今天多用中文下笔，英文立刻出现沙石，昔日是倒转过来。中、英二文一起兼精谈何容易哉？

第二项要处理的，是在不同的文章中，话题不少重复了。这是头痛问题。一篇文章好一部分以前说过，但有一些是新想到的，怎么办？删去以前说过的，读者可能记不起而读不懂新的想法。可以删去的「重复」而不会影响文章的可读性，我都删了，但合共起来删去的不多。为何重复那么多我清楚：我说来说去读者也不明白。好比我建议的用一篮子可以在市场直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我认为浅而重要，但读者老是不明白——就是经济学水平大有可观的朋友也不明白。重复到他们明白时，他们叫好叫妙，说浅、浅、浅，但我是略为转换角度地重复了多次！

这本奇特的关于货币的文章结集，取名《货币战略论》，是由叶海旋拍板定下来的。这书名取自二○○三年三、四月间我发表了五期的《汇率战略论》，改两个字。后来萧满章替此集加了一个副题：《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验》。加得好，因为实情确如是。

多年以来，我用「微观」的价格理论来分析「宏观」现象，推断的准绳远胜漠视微观的宏观推断。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分析货币问题，用的当然又是自己熟习的价格理论。然而，到今天写此「序」时我才察觉到，分析货币的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我竟然从来没有细说。可能因为自己认为这出发点是那么浅，无意识地假设读者知道。这里说说吧。

从价格理论看货币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会毫无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市场半点沙石也没有，货币不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会按着物品换物品的相对价格及比较优势定理的指引来专业产出，然后贸易交换。人与人之间如是，产出单位之间如是，国与国之间也如是。一国之内的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则一样，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货币，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皆以物品换物品从事，除掉运输费用一律畅通无阻，是多么美好的世界。

费沙的伟大论著——《利息理论》——也没有交易费用，于是没有货币。但为了方便解释，费前辈用上一个计算单位，这单位用什么算都可以，不需要货币，社会于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财富，也算得出利息。作为当时天下的货币理论的第一把手，费沙的利息理论是没有货币的。

货币的起因，是社会有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沙石太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货币也是一个计算单位，协助交易的计算与财富累积的计算。然而，以货币作为计算单位，跟费前辈用作解释的计算单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论的计算单位只是用作示范，口讲无凭，不会吵到官府那里去。货币也是计算单位，但不是口讲无凭的那一种。是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这样看，计算之外，货币是合约。是的，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美钞印上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港钞上印上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都是合约之辞。人民币呢？没有这样说，但说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合约式的保证，应该是昔日中国的钱庄或银号的传统了。

从合约的角度看货币是重要的，而这样看，通胀或通缩的出现算是毁约——无疑是，绝对是——可惜因为种种这里不能细说的原因，政府发行的货币合约没有明确的负责人，官司打不起，惹来的是市民投诉与政治行为，增加了社会费用。我们听到的要求稳定物价的声浪其实是要求守约。

回头说那重要的按着比较优势定理而专业产出，然后在市场交易，货币的引进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带来的沙石。目的当然是要发挥专业产出的功能可以带来的社会收益。单从一个国家看，只要货币作为合约有效，币值稳定，货币可以协助的功能就发挥到尽头了。因为种种这本结集读到的原因，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好。这是为什么货币的处理要讲战略的一个原因。

更头痛的是伸展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这些方面去。因为种种原因，国与国之间各有各的不同货币，有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的局限约束，货币与货币之间的汇率处理所惹来的争议，是我这一代记忆所及的近于无日无之的麻烦。数之不尽的政客，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力，喜欢在国际汇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争取。经济学者之见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货币的战略论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我当然站在中国那边。这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在经济上，我认识的西方学者都站在中国那边。理由简单：中国发展起来，以廉价的优质产品推出国际，对先进之邦而言，其好处不可能不远高于其坏处。倒转过来，我不会反对老外之邦把他们的高档产品贱价地倾销到中国来——免费赠送更好。

是复杂的世界，货币的国际战略当然也复杂起来。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地处理——这是多年来我深信的。《货币战略论》提出的分析与建议是简单的，虽然翻来覆去的分析，表面看有其复杂性。我的主张是北京的朋友不要多管外间的政治言论及压力，要集中于搞好自己的经济与民生，要用自己的方法稳定人民币的币值。贸易国际化有利，金融国际化也有利，于是要减少关税，也要把有实力而又稳定的人民币推出国际。西方的君子们要采取什么惩罚政策，或什么政治报复，一律不要管。有谁知道怎样管才对呢？何况从历史的经验看，受损较大的永远是提出「保护」的那一方。原则上，国与国之间的不同货币的汇率要反映着彼此的比较成本优势，但因为有政治因素的左右，重要的比较优势定理可以因为有不同货币的存在而被违反了。

按文章发表的先后次序编排，但有九十四篇那么多，要分组，怎么办？跟叶海旋商讨良久，决定先后次序不变，而分组也按发表时日的先后，各有各的名目。虽然组与组之间的题材有重复之处，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以时日的先后分组也竟然顺理成书。可谓神助！

张五常
二○○九年十一月


广告一则

《货币战略论——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济》十二月出版。此书收录张教授跟进中国货币发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组合有序，用价格理论打开货币分析的新通道。精装巨册，书厚逾五百六十页，定价港币一百五十。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四十，海外空邮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813457#comment 134218240 Tue, 10 Nov 2009 00:37:37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813457 <![CDATA[自贡行：交流篇（下）]]>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603853 自贡行：交流篇（下）（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续前）


8、货币供应量

24日晚上聊天的时候，也有不少值得一记的话题，尤其是此前的下午与晚饭期间，主要都是与年轻人交流，吴鲜平作为负责人，为了让年轻一辈多些机会，他自己却一直只是在旁相陪，没有提问。这时我便主动对他说：“他们都问得差不多了，该到你了吧？”于是那晚上的聊天，主要就是回答他的问题。

吴鲜平先是问了几个关于《经济解释》中的细节，然后很快就转到他专业所在的货币理论之上。我觉得他跟我聊起的关于货币的话题都很重要，值得一一记述下来。

先是，他提到张五常教授在文章里说过，银根而非M2是央行应该控制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教授的那篇文章里罗列了中国近年来银根增长的数据，那其实是我给他从人民银行的网页上找来的数据，并作了计算之后提供给他的。吴鲜平说，他看了那篇文章之后，也跟着去找来有关的数据重做了一次，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M2的增长率虽然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有很大的波动，但CI（货币发行量，即央行印出来的钞票数量，这个数字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可以找到，与M0的数字略有出入。M0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与CI的区别应该是在于CI中肯定会有部分是银行的库存现金，扣除那部分之后才是流通中的M0）的增长率却是相对较为稳定，而去年以来呈现略有下降之势，这与同一时期的M2的增长率受央行推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大幅上升形成鲜明的对比。吴鲜平还发现，这CI若有所波动，往往是CGPI（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的先行指标，即比CGPI提前半年变动。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关于CI增长率变动的陈述有一个直觉的解释，就是去年以来CI增长率下降，会否是受张五常教授的文章主张央行控制钞票增长率的影响。但再听下去，吴鲜平又提到教授之前有一篇名为《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的文章，里面引述到汤姆逊提供的一个信息，是美国的M1虽然上升了，但M0却是下跌的。这种现象似乎跟他发现的中国的CI与M2的变动不一致类似。

听到此处，我忽然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CI或M0很可能是一个客观地反映经济状况变动所相应需要的货币量变动，不是央行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去主观地改变的东西。一个经济体如果在增长，即实物经济中商品的数量或质量提升了，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支持交易的进行，这种货币量的增长是不会跟实物经济脱节的，不会引起通货膨胀。CI或M0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货币量，经济有增长，对货币量的需求就自然地增长，所以吴鲜平观察到CI的增长率是较为平稳的。而去年以来略有下降，不正是反映了去年以来经济有所收缩的事实吗？而M2的数量却是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结果，央行可以不管经济现状而强行大幅提高货币供应量（通过信贷扩张在相同的货币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存款货币），但如果经济的客观现状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货币，那么M2虽然是增加了，但真正被人们使用起来的货币（流通中的货币）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我感到吴鲜平这一观察很重要，便在从自贡回来后教授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事跟他说了。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关于CI是一个客观反映经济增长、而不受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主观取向影响的猜测抱谨慎的态度。他说，按理说央行是可以主动地多印钞票来影响这个CI的数量的。但我说，如果经济体内的经济活动确实并不需要那么多货币，那很可能即使央行把钞票印出来了投进市场，人们仍然不会积极地把这些货币用于实物经济的活动，而可能又把它们存回到银行里去，钞票就只是躺在银行的库存里睡觉。所以强行逆经济现状而行的货币政策未必能真正地起到什么作用。当然，如果我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更准确地客观反映经济现状的货币量应该还是M0（即从CI的数字中扣除了躺在银行库存里睡觉的钞票量）。事实上，《汤姆逊》一文中汤姆逊提供的信息确实就是，虽然银根（钞票量，应该就是相当于这里所说的CI）和M2都增长了，但M0还是下跌的。


9、存贷利差是交易费用吗？

吴鲜平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存贷利差的。他说，张五常教授曾在文章里指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反映的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但他对此感到有些疑惑。由于中国的存款利率是受管制的，可能受到扭曲，不便用来反映纯利率（即扣除了风险因素之后、纯粹反映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利率），于是他选择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来大致地反映纯利率的水平。但他发现这个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

我问他，中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不受管制的吗？他回答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充分的竞争的，因为这个市场的规模很大，单家金融机构不能左右其利率的变动。而除非是为了搞宏观调控，央行对这个市场也甚少干预。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应该是反映纯利率的一个比较好的标志。至于它跟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这很可能是因为存款利率受管制的缘故。不妨可以找香港这种没有利率管制的市场来作对比，看那里的同业拆借利率是否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一致。通常来说，同业拆借利率应该与存款利率的变动大致一样，但有两个因素会导致它们二者有所分离。一个因素，是存款利率即使没有管制的因素，也会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便像同业拆借利率那样随时变动（因为存款利率面向储户，经常变动存款利率，会让储户觉得无所适从，因此存款利率在一段时期之内需要相对稳定，也就是存在着所谓的“价格粘性”，其实这是因为存在着交易费用的缘故）。另一个因素，是香港由于实行联系汇率制，如果遇上像97金融风暴那样有炒家刻意地殂击港币，大量借入港币抛空的话，就会因为一时的供求失衡导致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大幅上升，明显地与存款利率脱节。但这是由于人们对于港币是否能守得住而感到疑惑的反映，也就是信息费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大幅上升了，因此这时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扩大反映的是信息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不能再把这时的同业拆借利率看成是不含交易费用因素的纯利率。

吴鲜平经过一番思考，也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得到了类似的答案。他说，当银行需要一笔资金的时候，它可以选择从存款储户那里拿到这笔钱，也可以选择从同业拆借市场上借入这笔钱，因此存款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是互为对方的机会成本。


10、币值上升与通缩的关系

吴鲜平还问了另一个与汇率有关的问题。他说，张五常教授曾说，币值上升会导致通缩，这个推理过程是怎么样的，他不是很明白。我说，这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不是张教授提出的什么新观点。一国货币对内通胀，就是对外贬值；反之，对内通缩，就是对外升值。这是同一回事来的。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这个问题，我更进一步地举了个数字例子来作示范。例如一国有100单位的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这样该国的物价水平就是平均1单位货币购买1单位商品。假设这就是人民币吧，对外币——例如美元——的汇率也是1比1，这时美元的发行量应该也是100单位。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例如现在是1元人民币兑2个美元。若美元的币值是稳定的，即100美元仍能购买那100单位商品，那么相对来说，50单位的人民币就已经能把那100单位的商品买下来，这时显示出来的以人民币标价的物价就是0.5元，也就是发生通缩了。简而言之，国内的物价水平（通胀情况）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汇率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外国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都是交换比率，所以本质是同一件事。

吴鲜平又问，那这是不是就是教授所说的通胀（或通缩）与物价上升（或物价下降）不是同一回事的区别？

我说，也不是这样。还是看刚才的例子，我们是假设了币值稳定的是美元，是人民币升值了。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了？在上述的条件下，原因一定是因为央行收回了一半的人民币，使市场上人民币的数量从100单位减少为50单位，所以才会出现一单位商品只值0.5单位的人民币的情况。这种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物价的变动就是通胀或通缩。这就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那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与实物经济的变动没有关系。

但是，物价变动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一种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还是刚才的例子。这个经济体内有100单位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就是1。如果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多发了货币，增加为2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会上升为2，这是通胀。但如果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变化，而是因为商品的质量上升了，这等同是现在的商品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商品，商品的属性都发生变化了，那它的价格当然是要跟着变化的。商品质量上升，它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这时的物价上升根本不是由于多发了货币而导致的，怎么能算是通胀呢？这种质量上升所带来的物价上升，反映的是实物经济的实质性增长，我们应该是感到高兴才对的，怎么反而要以货币政策来压制它呢？所以现行的物价指数无法反映质量的变动，把一切的物价变动都归为通胀因素，是有很大的偏差的，是夸大了通胀的。

由此上述的分析，又可以引申出两个话题。其一是上一轮的所谓通胀，张五常教授认为不是通胀，因为分析CPI的结构，会发现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扣除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之后，其它领域的产品的价格水平是相当平稳，甚至有些是有所下降的。这说明那所谓的通胀，其实是农产品对其它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因为如果是通胀，那是货币供应量普遍地增加，会普遍地影响所有商品，应该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普遍上涨的。而不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应该去压制的，否则那就成了物价管制了。因此，见到CPI上升就简单粗暴地归结为通胀，犯错的机会是很多的。

另一个可以引申出来的话题，是教授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国的宏观调控》中提到的，即如果是由于美元供应量大增导致美元币值下降，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升，这是中国控制不了的物价上升，中国不该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货币供应量失控而导致的通胀，自然是不该运用货币政策去调控的。还是继续用前面的例子吧。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1:1上升为1:2，但原因不是人民币的供应量变动，而是美元增加了供应量，使美元贬值了。也就是说，人民币的供应量还是100单位，国内还是有100单位的商品，那么物价水平是不变的，只是美元的供应量现在是200了，变成每单位商品的美元价格是2美元，看起来是物价上升，但这跟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很多商品（主要就是原材料）是要从国外进口的，美元又是国际通用的标价货币，会导致这类商品的价格传递信息失真，进而导致物价指数失真。所以教授才主张要计算一个剔除这些因素（类似于输入性通胀）的通胀率。事实上，美国也会计算一个剔除石油等主要靠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的核心通胀率，应该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说起这些货币理论方面的话题，我就禁不住大发感慨，回想起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最讨厌的是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这类的科目，就是因为觉得里面的东西混乱不堪，远远不如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这类的科目清楚明晰。但自从张五常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货币制度的文章之后，我简直是爱上了货币理论。回想起来，与需求定律、生产理论、利息理论等相比，货币理论实在是太容易了。例如，国际金融的课程里关于汇率决定的理论，足以把人看过晕头转向，其实都是多余的，购买力平价说一个理论就足够了。

有一次，我有某位亲戚也是在人民银行的某地方分行工作的跟我说起，最近人民银行关注的课题是“汇率形成机制”，当时我心里就在暗自的嘀咕：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可研究的？吴鲜平听了我这话，也笑了起来，大有同感。

在汇率理论方面，购买力平价说是唯一正确、也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理论。虽然看起来现实中有很多现象不符合这理论，但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实里有太多的国家干预人为地扭曲了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购买力平价说就是错的，作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铁律，人力可以压制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它总会换头换面地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并惩罚违反了它的人。这就跟价格管制实际不能推翻需求定律，只是使它通过排队轮购、走后门等形式表现出来。掌握了有关的局限条件之后，根据需求定律，经济学家仍然能百发百中地推断出人的行为会是怎样的。类似地，掌握了国家干预是如何扭曲市场的局限之后，根据购买力平价说，我们也能百发百中地推断汇率、乃至与之有关的许多事物将会如何的变动。


11、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的回报率

前已述及，因为吴鲜平是真的把张五常经济学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因此他提的问题往往是很实在的，这里谈到的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问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教授谈及计算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时能得到12％的回报率，虽然不高，但可以接受。他想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向他承诺了回去跟教授问这事情，于是在一回到家、教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教授也很详细地给予了答复。

原来教授是用工人的收入来大致地当作增值额的大小（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绝大部分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增值额主要就是来自劳力的贡献）。他的计算方法大致上是这样的。以容积率0.8计算，一亩土地大概是660平方米，乘以0.8之后，再乘以每平方米厂房之内可以容纳多少进行工作的工人（不同行业的数字不尽相同，例如制衣业可以坐的人比较多，但教授说他已经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数字），这样就计算出一亩土地上可容纳的工人人数。再把这个人数乘以人均工资（这个数字当时教授写这文章时是1600元，但现在已经不同了），这样计算出来的，就是一亩土地的生产增值额（以工人收入来代表）。

在此基础上，乘以17％的增值税率，再乘以25％的地方分成率，得到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除以9万的土地成本（3万补偿农地，6万把土地从农业用地改造成工业用地），得到的就是那个他估计出来的12％的回报率。

教授在回答之后还特别强调，在这计算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外部效应（即《经济解释》里称为“界外效应”的），一方面是这个数字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来，二来不同情况大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一般化的估计）。如果地方政府招进来的是一个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效应的项目（如飞机制造的项目），那即使远远达不到12％的回报率，地方政府也会义无返顾地免费送地兼给补贴。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教授还提及，虽然名义上工人工资在某个数字以下的不用交税（这是指个人所得税），但其实在增值税这里已经收了工人工资的税。

另外，吴鲜平还问及《中国的未来》系列中《再覆侯运辉》那一篇里有一段话，说县以零地价招商的底线，是投资者每亩的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以容积率为0.8算），他不明白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又以此问了教授，他说这个是投资者支付的建筑费，与县政府的那个12％的投资回报率的计算没有关系。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每平方米800元的建筑费在中国的厂房建筑里是公价（现在可能略为上升至900元一方），以一亩为660平方米算，0.8的容积率，即是800元乘以660再乘0.8，算出来大概就是四百万元的建筑费。


12、从经济史到行为学

在24日晚的聊天，及其后的一些散乱的聊天之中，有一个话题是经常提起的，就是用经济学去研究历史。我个人爱好历史，吴鲜平也是喜欢历史的人，因此我们对此常有不少共同的语言。

我提到，我翻看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国的皇朝灭亡，几乎都是源自通货膨胀：先是由于穷兵黩武或挥霍无度而引起财政危机，然后为了容易地解决财政危机而人为制造通胀，最后造成物价飞涨、经济崩溃，这时只要再来一个天灾，加上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人祸，农民起义就几乎是必然的最后结果。

以往，我认为例外的只有宋朝和隋朝。宋朝这个朝代很有意思，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发展到相当合理的程度，政治上比较宽松，经济上更是相当彻底地推行私产制度，对内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对外则贸易往来极其发达。若非是赵匡胤因为借“陈桥兵变”而获得政权，因此对武将十分忌惮，在军事上推行频繁的轮换制，使得宋朝的军队过于积弱，又适逢其时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强大，终于在这个方面导致亡国，否则从很多笔记野史等提供的迹象来看，宋朝若能一直传续下去，当时的中国很可能自行地发展出很多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我举了有一位学历史的朋友跟我说过的一个例子，是在《梦笔溪谈》记载的一个故事里，显示出当时已经在民间出现了集资从事海上贸易的情况，而这在西方，正是现代的股份公司的雏形。

隋朝似乎是另一个例外。我之所以觉得隋朝是例外（即不是亡于通货膨胀），是因为从史料上看，隋灭亡时仍留下大量的国家财富，几个主要的粮仓里堆放的物资之多，据说足够接下来的唐代用上好长一段时间。从这史料来看，似乎隋朝末年并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也就应该没有必要搞通货膨胀。但后来我在一份关于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的史料里，看到有明确记载隋末发生过通货膨胀。那份史料的大概是陈述为什么要铸造开元通宝的诏书之类的东西，里面的大意是说，由于隋末朝廷滥发货币，导致百姓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现在要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如此等等。虽然我早就知道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隋炀帝三征高丽，而且动用的军队人数之多是数以百万计的，一定会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很可能成为财政危机的导火线。但因为此前在正史的记载里一直看到的都是隋室如何富有、如何财力雄厚，便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有必要搞通胀。

吴鲜平听我说到这里，提出异议，说，会不会发生的其实是通缩？因为如果政府把财富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上，民间缺钱，那发生的可能是通缩。但我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那史料里明确地说隋末发生的是通胀。

这个问题我从自贡回来之后，还一直在想，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一点是，我忽然想到，唐室要铸造属于自己朝代的开元通宝，并不一定是因为隋朝的货币不行，而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既然要新铸货币，总得说出经济方面的理由，于是故意把隋末的货币状况说得不堪，也是大有可能的，只怕不能轻易地尽信。毕竟，除了这条史料之外，我实在不怎么有见到关于隋末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记载，见到的反而都是隋末之时朝廷仍是极为富有的记载。

另一点是，现代所说的通缩，在古代称为“钱荒”，即铸币数量不足以支持交易的进行，导致物价的普遍下跌。我在网上随便地搜了一下关于“开元通宝”的资料，就发现倒是唐代中期发生过钱荒。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作为亚洲大国，通过丝绸之路又与国外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很多与中国有贸易来往的国家也认可“开元通宝”，接受其在国内流通（就如同今天美元的情况），导致大量唐室铸造的钱币外流，中国国内反而是不够钱用，于是出现了钱荒。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勒令地方禁止铜钱出境，另一方面民间则出现了“飞钱”这种钱币的替代物来满足交易之中的汇兑需求。

其实除了货币史之外，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史也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目前看到的很多货币史、经济史之类的书籍，大多都是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掌握很充分，钻研得很细，但他们没有经济学素养，不懂经济学理论，只满足于堆砌大量而琐碎的史料，以致遮蔽了真正重要的、有经济学意义的事实。我个人是比较期待能以经济学为工具来清理史料，反过来能得出一些对经济学理论发展有意义的东西。现代社会的政府是有意识地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干预经济，扭曲了不少经济现象。但古代社会的政府没有这个意识，往往更容易看出一些经济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经济规律。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它们的优势都是比较注重事实的收集，劣势却是它们其实并没有一套真正的理论框架去整理这些海量的事实。经济学的情况与它们恰好是相反：有强大的理论工具，事实调查方面却比这些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科学要马虎草率得多。如果能以经济学的理论为工具去审视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里积累下来的大量事实，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吴鲜平听了我这种看法之后，笑说我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我回应说，其实我觉得“经济学”这个名称是有误导性的，让很多人——甚至是学经济学的人——以为经济学只研究经济行为。以经济学理论的性质来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是一切在局限之下进行选择的行为，因此更准确应该叫“人类行为学”。我再想一下之后，又再补充：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甚至不仅仅只是人的行为，就算是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解释，因此，经济学最准确的名称大概应该是“行为学”。


（完）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603853#comment 134218240 Sat, 07 Nov 2009 14:24:13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603853 <![CDATA[《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目录]]>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470379 （本博客管理员按：此书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版，与之前在香港由花千树公司出版的繁体字版相比，除了正文内容进行了增订，前面还加进了一个序和两篇与正文内容有关的散文。
与中信的编辑沟通过，她说由于物流的缘故，上星期正式面市的书，在广东等离北京较远的地区的书店在本星期之内才能全面大量上架，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的书店都能买到此书了。）


神州增订版序
学术生涯的终结
时代文章

（英文版部分）
I. The ‘China Question’
II. The Impact of Ideas
III. A General Concept of Contracts
IV. Evolu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Contract
V.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Contracts and the Rise of the Competing Xians
VI. The Sharecropping Nature of the Xian System
VII. The Sharing Formula and Its Effects
VIII.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Xian Phenomenon
IX. Side Effects of Xian Competition
X. The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nd the Rise of the RMB
XI. Concluding Remarks
An Unhappy Epilogue

（中文版部分）
第一节 中国的问题
第二节 思想的冲击
第三节 合约的一般概念
第四节 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
第五节 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第六节 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第七节 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节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第九节 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第十节 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结语
不愉快的后记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470379#comment 134218241 Fri, 06 Nov 2009 01:19:39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470379 <![CDATA[从金融危机看人民币困境]]>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209398 （五常按︰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在昆明以《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为题讲话，内容不少在其它文章发表过，事后读报，一般没有误解，可能因为讲得够清晰。细想之下，这清晰应该源自我把题材的先后安排改变了，于是要凭记忆把这次讲话写下来，作为将要出版的《货币战略论》的压轴文章。
正要动笔，三位朋友不约而同地传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题为《中国格格不入》（The Chinese Disconnect，《信报》按内容翻为《中国策动人民币大贬值》）。克大师之文措辞刻薄，态度轻浮，颠倒是非，敌意明确，看不出是学者之笔，而其中所谓经济分析我没有半点同意。因为克大师之文与区区在下的昆明之说息息相关，遂决定把二者混合起来潇洒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读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经济学者骂战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发一年多了，但经济学行内还没有明确地解释发生了些什么事。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学者之间吵得那么厉害，互相对骂无日无之。我隔岸观火，对资料与实情的掌握当然比不上美国的行家君子。然而，我们的苏东坡曾经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这话题上，我远看庐山，可能有旁观者清的方便了。

我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起自他们的货币制度与金融制度一起出现了问题。美国的货币是无锚的，学术上的称呼是「法币」制度，fiat money是也。这是说货币或钞票的本身没有实物本位或外币本位的支持。历久以来，在这制度下，稳定物价的调控主要是调控货币量，有几种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师兄Alan Meltzer提出单以调控银根（monetary base，有几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钞票的发行量）的方法来调控币量。币量是包括钞票之外的支票及其它银行存款了。那所谓M1、M2、M3的计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为币量调控这个话题，有了数十年的大争议。师兄一九六三的贡献，是有说服力地指出，单是调控银根，货币量就会得到适当的操控，因而可以稳定物价。然而，需要的调整时日通常要六个月至十多个月才见效果，所以不管怎样算币量，币量的调控与物价的反应是有着不容易处理的困难。货币理论的大争议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离开美国时还是争论不休，虽然那时行内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货币观是胜出了的。

大致上，师兄的鸿文发表后几年，欧洲与美国都接纳他提出的以调控银根的方法来调控币量，从而调控物价。问题是一九九五师兄访港，在雅谷跟我进午餐时，对我坦言感到困扰。那是因为美国的货币量——不管用哪种算法——相当急速地上升了好几年，但通胀却没有出现。他当时提出的解释，是美元奇怪地强劲，而强劲的货币是不容易有通胀的。我当时的看法跟师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美国显示的军力举世无匹，苏联解体，各国争持美元作为储备，而这样促成的美国币量上升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换言之，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困难，是当一种货币在大量国际化、电汇神速的情况下，调控物价的变动我们不知以哪种币量算才对。

可能是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转用调控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美国的经济。他对多方面的经济数据掌握得充分，于该年七月把联储局的利率下调，二十六个月内一连下调了十八次，跟着是调上七次，调落三次，调上一次，调落三次，调上六次，调落十三次，调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虽然联储调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银行借钱的利率，但有直接的关系。读者可能记得我说过几次，这样把利率辘上辘落早晩会辘出祸来。市场的利率应该由投资的回报率决定，而投资的回报率与市场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个重要的价，刻意地把利率辘上辘落是价格管制，会扰乱市场的运作功能。当然，市场的投资者会看着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个平均利率的预期。事实上，为了赚钱，市场的金融机构利用各种富于想象力的工具，包括国家债券的买卖，来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几年甚至多年利率不变的合约安排。问题是，如果市场一般对联储利率调控的预期大幅地猜错了，灾难不容易避免。

灾难终于出现。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调高利率第十四次后退休，伯南克接掌联储，再调高利率三次，然后坚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贷出事才把利率下调。当时大家知道，美国的房价上升了很多，那里的居民很多以几年不变的利率购买了房子。这使我推断，次贷出事起于利率辘上辘落终于使市场的利率预期大幅地出错，闯大祸。当时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场对这样的观点敏感，没有写出来。

我可没有想到，我认为是严重的其实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后，才知道通过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借贷与抵押的比率竟然远高于一；才知道保险的安排把金融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才知道这种复杂无比的金融体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评级机构维护着。无锚的货币制度失败，在于有关当局逼着要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经济。金融制度的失败，在于贪婪的众君子把它弄得复杂无比，就是经济专家也搞不清楚如何运作。君不见，金融风暴事发后，美国数百位经济学者签名说是伟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复杂难明的证据吗？

美国的经济前途怎样了？复苏的机会是有的，但重振雄风的机会，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出现。这两点，经济学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间的理由可不一样。我自己对雄风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来没有机会引进。撤销最低工资会解困，但政治不容许，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为三年前定了下来，美国的最低工资还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胀会有大助，好些美国学者知道，但从伯南克的言论猜测，政治上也不容许。其二是财政赤字的问题。目前美国的财赤只是近于纪录，但各方面的估计，说未来的财赤会破纪录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计，但所有估计都高得发神经。

佛利民当年认为财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国家负担得起，对经济不会有大影响。他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美国面对的未来财赤会是那么庞大的吧。未来的庞大财赤，会使市民担心抽税会增加，或债券之价会下跌，使联储无从约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负债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税收打主意，或美元会暴跌，导致通胀与利率上升。无论哪一项，市民采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没有一项防守对经济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 ，九十四岁的大师森穆逊（Paul Samuelson）在《纽约时报》为文，重复了他不久前说过的观点。主要提到两方面。一方面他认为他的孙子那一代会见到中国的实质总国民收入超于美国，成为地球上的经济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国际币值会暴跌，导致灾难。我不认为中国当上地球上的经济一哥是好事：这几年北京已经未富先骄，树大招风可免则免吧。客观地看，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出那么多，物价调整后的实质总国民收入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则遥遥无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气地指出「人均无期」这一点。在美元可能暴跌这话题上，森前辈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还没有呈现大弱势，主要因为人民币钩着美元！

后者的经济逻辑是简单的，用不着多说。我的本领是可以提出证据。有经济触觉的人，如果跟踪人民币的国际汇率转变，会察觉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币从单钩美元转钩一篮子外币之初，该篮子内的美元含量应该还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比重其后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年来，我的观察是人民币再加重以美元为锚的成分，有时甚至全钩美元。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过后再说，但绝对不是因为什么阴谋或什么「格格不入」。是的，我认为人民币加重钩着美元是帮着美国一个大忙，克鲁格曼的恶意言论是浅见。他在专栏的最后说：「一个大国向邻国行乞的行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对中国的货币做点事。」说得潇洒，但要对人民币做点什么事，才有利于美国呢？此君在国际贸易的分析上拿得诺贝尔奖，堪称奇迹！

克鲁格曼认为美元下跌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因为可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圣的经济学了。弹性系数与贸易逆差这个话题是本科三年级的学问，而美元暴跌会使美国债券之价暴跌，等于美国利率暴升。与债券之价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联储局无技可施，房价不知会跌到哪里去。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经验——债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经验——怎会这么快就忘记了？

在同一文内，克氏提出一些其它美国经济学者的看法：因为中国购买外地的资产，促成美国的楼市泡沫，带来金融危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年外资涌进中国，比中国投资到美国去的钱，多出很多，北京可没有哭出来。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黄子孙能投资一点钱而把美国的经济搞垮，将来的历史学者怎会不哗然大叫，心脏病发呢？

这里顺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认为北京蠢，购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这可能又是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扰乱美国经济的原因。我不会为北京朋友的智商辩护，但他们多买美债是源于不好写出来的政治压力，神州大地一些担瓜卖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说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应贝加（Gary Becker）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谬误。人民币从一九九四至二○○五这十一个年头紧钩美元，不可能有操控汇率的空间。其后人民币转钩一篮子外币，是美国的议员逼出来。不知是谁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师们，少说几句不是较好吗？要向克鲁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币兑美元的黑市汇率是十一元七角兑一美元，今天没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兑一。这反映着些什么？反映着这些年中国的生产力增长，远超美国的。虽然伊拉克之战对美国不利，但人民币兑美元的大强势始于二○○三年初，在伊战之前。除非是蠢才，没有谁不希望美国的经济继续强劲，但事实是在地球一体化这个严重关头上，美国的经济结构的确是出现了不少问题。他们不应该向往着昔日的雄风，漠视了落后之邦的人也有头有脑，有手有脚。这一点，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我跟佛利民解释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当时也有点轻敌。但我深信，如果佛老还健在，他会支持我的看法。

回头说人民币的困境（是的，人民币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还要钩着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兑美元的汇率。这不是要向美国行乞，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业产出外销主要还是用美元结算。说过了，基本上中国的产出不是与先进之邦竞争，而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后者竞争大致上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如果中国的产出外销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让其它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杀下马来。千夫指着骂中国，只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哥。所谓树大招风也。

要脱离使用美元结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种费用最低，麻烦最少。这是撤销还余下来的不成气候的外汇管制，把人民币自由外放，从而使中国的厂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币结算。这简单的处理有复杂的一面。解释过多次，撤销汇管给中国带来的利益数之不尽，这里不再说。这里要说的一个重要的复杂点，是撤销汇管后让人民币兑所有外币自由浮动，人家要搞你，或联手来搞你，有得搞。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坚持人民币要下一个固定的锚的其中一个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经验应该教训了大家，以任何外币为锚，或以一篮子外币为锚，皆非善策。中国的央行要选货币以外的实物为锚，然后让人民币兑所有外币自由浮动。我建议的下锚制度说过无数次了，这里只再说其中一点︰依我的建议，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实物储备的。转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人民币之锚，对央行的君子们只有一个不利之处。那就是他们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权力会大减。但货币政策是不应该用作调控经济的。每次我听到周小川先生说他的货币政策是多目标的，必摇头兴叹。货币的基本用场是什么我解释过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标也闯大祸。

放开汇管，采用我建议的下锚之法，聪明的发展中国家会知道怎样做才能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条件。这对中国有利。先进之邦呢？他们会考虑作为人民币之锚的一篮子物品来选择他们的策略。北京不用管这些。富有的老大哥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选择。

我很欣赏森穆逊十月二十四日说的两句话︰「当一个工资低、可以学习的民族能仿效先进之邦的科技时，他们会仿效。这是为什么保护主义像疱疹毒素，我们一定要预防染上。」这才是经济学。

（五常再按：区区在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神州增订版已经出版，印制精美、价格相宜，只在神州大地销售。一百元买四本送给亲友吧。）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209398#comment 136315392 Tue, 03 Nov 2009 00:49:58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209398 <![CDATA[自贡行：交流篇（上）]]>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033421 自贡行：交流篇（上）（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以下第二部分是选取此次自贡行中的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来进行记述。因为各个议题比较零碎，大致上是按时间顺序一一记录。

1、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

24日上午是“地区竞争制度与自贡经济发展”，主要内容是我根据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介绍有关的理论，这一部分内容因为是单向陈述，此处从略。

接下来的每一个议题，都是24日下午到25日（主要是24日）期间与自贡的朋友们交流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时涉及到的一些我认为值得记述下来的内容。


2、经济发展与保障最底层人民收入的关系

有一位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张五常教授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他是基于这一法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害的立场来提出这样的意见的。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应该就是保障最底层的人民的收入吗？或者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推出的呢？更进一步，当中国的低廉劳动力的优势失去之后，我们怎么参与国际竞争，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当时我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你这样的提问，似乎是把经济发展与保障最底层人民收入这两件事看成是互相对立的。可是，要保障最底层人民的收入，就得发展经济。经济不发展，蛋糕不做大，永远也不可能让他们分得更多的蛋糕。

而中国要怎样发展经济呢？这就要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中国有着大量的低技术、甚至是无技术的劳动力，纯粹只能靠出卖体力来参与生产，因此其成本很低廉。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你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你用不用来生产？你不利用起来进行生产，你的成本就高，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一大竞争优势；反之，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个答案，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生意头脑的商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我国主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来发展经济，是符合经济学上比较优势定律的理性选择。只有这要遵从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最快、最好，也就能令我们的蛋糕更大。此其一。

其二，你说要保障最底层人民的收入，但怎样才能保障他们的收入？最底层的人，没有技术，只有体力，所以他们的劳动卖不起钱，收入很低。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你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国家出钱把他们当懒人养起来，或者是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前一个选择，姑且不论养懒人肯定不是个好选择，就算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那么多钱去养起一大堆懒人。后一个选择，不但可以让他们得到收入，而且还可以让他们通过工作而学习到技能，从完全无技术、纯粹靠出卖体力变成有一点点技术，再从有一点点技术慢慢地学习到更多、更高的技术，积累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从而从底层摆脱出来，获得较高的收入。

今天上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经济学上的“收入分配理论”，解释了要素收入是怎样决定的，解释了无所谓剥削的存在。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工人的工资是由老板决定的，老板不能决定它们，决定它们的是“收入分配理论”这经济规律。如果政府以为它弄个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出来，就可以“人定胜天”，即使违背经济规律也能成功地提升最底层人民的收入水平，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早就应该更加成功才对。事实却是，如果政府人为地强迫老板提升工人的工资，而这个工人根据“收入分配理论”就是不值这么多钱，老板的选择就只能是把这个工人炒掉。好比说，自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我就见过这样的实例：一个老板，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购买一台价值100万的机器，因为这机器太贵，所以他很犹豫不决。当新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他再也不犹豫了，马上就买下了那台机器，然后就以这台机器替代了相当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力，也就是把那部分工人炒掉了。在此之前，这些人即使收入低，但还是有收入；在此之后，这些人连工作也丢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了。所以你说，新劳动合同法是保障了他们的收入，还是害他们失去了收入呢？

然后，你问到如果以后中国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后怎么办。什么时候中国会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那是中国所有的无技术、低技术的劳动力，都通过工作而学习到技能、提升了自己的租值（人力资本）、于是同样是根据“收入分配理论”而使得自己的收入不再低廉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中国到达了这样的境地，那我们应该拍掌称快，为中国高兴才对。因为这时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跟越南、印度这些国家在低端产品的市场上进行竞争——正如现在的发达国家不会再与我们在这些产品上竞争一样。我们的竞争力没有消失，我们的竞争力转移到中、高端产品上而已。但是，这应该是由市场自己发展，通过把所有无技术、低技术的劳动力全部“改造”完毕之后自行升级而成，而不是政府搞几个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之类的手段就可以揠苗助长的。


3、如何发现关键的局限条件

这个问题是跟《经济解释》里的内容直接相关的。也是在24日下午的座谈会上，有朋友问及，如何在实际中运用张五常经济学去解释现象时，发现关键的局限条件。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实践方面的问题，有如问怎么在游泳里保持身体浮在水面一样，很难用语言在口头上回答，只能靠你在实践过程中去体会。我作了简单的回答后，一直相陪的吴鲜平又作了一个很详细的补充。他说，要在实际应用中寻找关键的局限条件，一方面是要靠经验，另一方面也要靠筛选。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中提到过，现实世界里有八大局限条件，包括产权、成本、财富、知识等。在实际运用时，不妨按照在这八大局限条件中逐一筛选，例如先看是否有产权方面的问题，如没有，再看有没有成本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个一个地排除，余下的就很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关键的局限条件。


4、地区竞争制度并不确保每个地区都胜出

24日下午的提问中还有些是涉及到上午所讲述的地区竞争制度的。有一位朋友问，诚然像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在中国这种地区竞争制度之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可是也有一些地区在这种制度下是表现得很差的，这是否说明地区竞争制度也有它的弊病所在？

我的回答是：对于竞争，很多人存在一种误解，以为竞争就是能让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都成功。但这是不对的，竞争并不确保每一个参与竞争的主体都成功，它确保的只是做对的胜出、做错的被淘汰出局，因此从整体上是有利的。正如市场竞争并不确保所有企业都是成功的，而是确保哪怕是像通用这样的百年老店也要因错误而受到惩罚、甚至于破产——因此有些人拿通用也会破产来说明市场经济并不怎么样，这是大错特错。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企做得再糟糕也不担心会被淘汰出局，恰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同理，地区竞争制度确保的不是每个地区都胜出，它确保的只是做对的地区获得飞速发展的回报，而做错的地区则明显地落于人后，于是给了它们巨大的压力、促使它们要改弦更张。


5、金融监管当局的作为

还有朋友问及美国金融风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美国金融风暴爆发以来，一个普遍流传的误会，是认为这是自由市场失败的证明。而张五常教授在多篇有关的文章里已经清楚地阐明，美国的金融制度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市场，而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混合在一起的，而且还是最糟糕的混合，即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但是，到底政府该管些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在很久以前，张五常教授曾就金融监管的问题写过一篇文章，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金融监管很困难，政府最好的做法，要不就是索性完全不管，跟大家说：那里是个赌场，政府是不管的，你有胆子就进去玩吧。但是如果给骗得倾家荡产的话，不要来跟政府诉苦。要不就是要管得极其严格，严格得像美国那样。这番话他是在美国的金融风暴发生的很久之前说的，我想，如果今天要他再说一次，这番话的最后一句估计他会把它删掉了。（这时在场的众人大笑。）所以，于今回顾，可能最好的金融监管，就是完全不管！只是要在事前就跟大家说清楚了，那是个赌场，你愿赌就服输吧。这样即使出了什么事，人们也没办法去埋怨政府监管不力，不会愤怒于政府声称他们有严格监管、结果还是害他们上当受骗了。

如果政府完全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市场会自己自生自发地形成它们自己的监管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监管金融机构的服务。而这即使不是绝对完善的监管，但也一定比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要好。为什么呢？原因有二。其一，是一个政府要监管那么多的金融机构，那是忙不过来的，客观上有很大的困难。其二，则是主观上的原因。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它对于金融机构有没有做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切肤之痛的。它不是投资者，没有拿出真金白银去交给金融机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动力去帮你好好地看管金融机构？它又是政府机构，不是提供监管服务以赚取收入的私营机构，它做得好你又不会多发钱给它，它做得不好也不过是被你骂它几句，你说它能有多上心去履行监管的职责？但如果市场自己形成自己的提供监管服务的公司，一来可以进行专业分工，可能一家公司只是盯住某类投资、或某几家金融机构；二来它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收了投资者的钱就要替投资者尽心尽力地服务，这不是比政府主持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有效率吗？


6、租值的概念

24日下午的座谈会是从3点进行到6点，据统计前后回答了二十多个题目。时间所限，座谈会不得不结束了，但与会众人的情绪都很高昂，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还在很热烈地谈论着各种各样跟张五常经济学有关的话题。

吴鲜平说起，他本来想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租值的概念，可是没想到座谈会的气氛那么热烈，中间没有一点冷场，都空不出来一个时段可以说这个事情。于是我就在吃晚饭到差不多的时候，主动地说起要谈一下租值的概念。

仔细阅读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尤其是卷二与卷三，会发现张教授在不同地方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租值”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我们看张教授的其它文章提到租值时，要先想清楚他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然后再相应地理解，才不会出错。

一种意义上的“租值”，是《经济解释》卷二的第二章里说的“租值”。那个租值的概念最早起自“地租”的概念，地租以外的称为“准租金”，最后由马歇尔以“经济租”（economic rent）一词把它扩大成一个广义的概念。

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活动主要是农业生产，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人们觉得土地与其它生产要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它的供应是固定不变的。普天之下就那么多的土地，无论土地分配到的收入（即地租）是高还是低，那么多的土地还是那么多的土地，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于是就有人认为，地租是个多余的东西，因为即使不给土地分配收入（不支付地租），土地还是照样存在，照常供应。进而甚至有人（佐治）极端地认为，政府应该把一切税收负担放在土地上，因为即使土地的收入全部被征税征走，也不影响其供给。

无论地租如何变动，土地照样存在，照常供应。这句话是关键，关键在于前半部分（照样存在）是对的，但后半部分（照常供应）是大错特错。照样存在并不等于照常供应，如果只看到土地总是存在于那里，就以为它的供应都是一样的，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我们都知道，土地可以选择成为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同的用途其价值千差万别。而即使在古典经济学时期那个多半只能是选作农业用地的时代，是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具体种植什么农产品，种植什么品种，种植密度有多大……无数的选择存在，意味着无数不同的供应情况的存在。到底怎么才算是照“常”供应呢？因此，当地租的收入变动时，土地的供应其实是一直都在随之变化，若以为没有选择、因此没有成本、进而认为地租这收入是多余的，那是看的人少看了很多选择而已。

土地是如此，其它生产要素其实也是一样的。如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二中举的猫王的例子。假设猫王还是当司机时的周薪是100美元，唱歌之后是10000美元，如果单看猫王是选择做歌手还是选择开车，那么唱歌的收入除非大幅下降9900美元之巨，猫王还是一直会选择唱歌。这样看，我们歌迷大可不必给猫王那么多钱，减去少于9900美元的钱他都还是会为我们唱歌，这9900美元看来是类似于地租那样多余的东西，称为租值。可是，谁说猫王选择了唱歌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他选择哪家唱片公司，选择唱哪首歌，选择唱的时候要不要多跳几下舞步，这都是选择，都会随收入的变动而增减其对歌迷的讨好程度。这样看，猫王的收入并无所谓多余可言，也就无所谓租值可言。如果把看问题的角度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推到尽的话，何止那9900美元是租值？做司机时的100美元也可以看成是租值。因为只要你给他钱，他就会去工作——无论那工作是做司机还是唱歌。只是从是否工作这个选择来看，只要有钱，猫王活着的时候总是选择工作，跟一块土地总是存在于那里是一样的。这样看，猫王所有的收入全部是租值，无论如何高低变动，都不改变猫王选择工作的供应行为，跟地租无异。

因此，这里的租值概念，是一个看选择的角度的问题，会随着看选择的角度不同而显得时有时无、时大时小——看得越细致，租值就越小，甚至于无；看得越粗疏，租值就越大，甚至于等于收入的全部。

另一种意义上的租值，其实就是资产价值，是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所要求获得的收入的折现。这种意义上的租值与前述的租值的联系在于，以最粗疏的角度看选择时，租值就等于收入的全部。把这收入加入时间的维度之后，就是在时间上一连串的收入流，折现后就是资产价值。

其实，张五常教授提及租值这个概念时，绝大部分情况里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租值，即资产价值。例如“租值消散”里的租值，是指如果资产是无主的，竞争是不受约束的，人们就会一哄而上地争夺，使这资产所能带来的收入全部消失殆尽。又如《中国的经济制度》里说地区竞争制度之下，地区政府（县政府）追求的增值税收入最大化，就等同于追求了整体经济的租值最大化。这里的租值也是指资产价值，是指整体经济中各类生产要素的资产价值的总和。接单工业是帮助工人增加租值的手段，这里的租值是指工人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也是资产价值。


7、云南鲜花市场的例子

在晚饭的时候，吴鲜平又提及一事，说在博客里看到有人写了个例子，是关于云南鲜花市场的，说那里的市场是买方叫价，与别不同。他说本想让大家在座谈会时讨论一下这个实际例子，也是时间不够，就放在这吃晚饭的时候。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信息费用的缘故。云南那里的鲜花市场是面向批发商的，也就是买方都是批发商，他们又是面向零售市场上的消费者的，因此他们相对于那个鲜花市场里的卖方而言，掌握着更充分的关于零售市场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是信息专家。而由于那个市场竞争很充分，造价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由信息较充分的买方来报价，能最快捷、准确地定出反映这些信息的价格。


（未完待续）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033421#comment 134218240 Sat, 31 Oct 2009 23:57:01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7033421 <![CDATA[[五常问答室]克鲁格曼抨击中国不是学者所为]]>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6826273 网友 问：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尖锐抨击中国的货币政策。无论人们赞同与否，他的观点表明人民币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焦点。请问张老有何评论？


答：

2009年10月17日我在昆明讲话，事后读报，一般没有误解，可能因为讲得够精辟。我于是决定凭记忆把这次讲话写下来，作为将要出版的《货币战略论》的压轴文章。殊不知正要动笔，三位朋友不约而同地传来克鲁格曼10月2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题为《中国格格不入》。因为克大师之文与区区在下的昆明之说息息相关，遂决定把二者混合起来潇洒一下。

我很少写批评他家之见的文章，历来不喜欢在文字上骂人，虽然认为如果自己要做，文字上要写得有千钧之力，我是可以的。克大师之文措辞刻薄，态度轻浮，颠倒是非，敌意明确，看不出是学者之笔，而其中所谓经济分析我没有半点同意。为此，老人家发了脾气。上述的要写的潇洒文章，一动笔就写了四千多字。下星期二（11月3日）在这里刊登。读者到时来热闹一下吧。 ]]>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6826273#comment 134218240 Thu, 29 Oct 2009 14:24:33 GMT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6826273 <![CDATA[欧风欧雨话当年──代序]]> http://622006057.qzone.qq.com/blog/1256604702 关兄愚谦来信，要求我为他的新书──《欧风欧雨》，游记也──写个序言，却之当然不恭了。他可不知道我是个不喜欢游览的人！天下间不喜欢游览的可能只我一个，说来恐怕话长了。

简略地说几句吧。我六岁开始逃难，九岁在佛山寄宿，十二岁回港后东住一下西住一下，二十一岁赴北美后还是居无定所，要到三十三岁才在西雅图安定下来。我于是怕搬，怕走，可以十多天足不出户。在家中我既不读书，也不看电视。做什么呢？行来行去，想看些什么。房子要大的，窗外要有可观之景，其它一律无所谓。

愚谦兄比我年长几岁，说风谈浪，他生长的时代不会比我的安宁。事实上，他写自己的生平以《浪》为题，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读《浪》，知道他少小时的奔走没有我那么多，但遇到的风浪却比我的大。我想，一个从小走得多的人长大后不喜欢游，但惯于惊涛骇浪的，年长后则喜欢多游一下。游览可以一舒胸怀，是中国骚人雅士的传统了。

自己不喜欢游，但还是到过欧洲三次：一次是学术会议，一次是替科斯在瑞典讲话，最后一次真的为游览而去。后者是带着孩子们去见识一下，而自己作为一个准导游的本钱，是在洛杉矶加大念书时，作过短暂的欧洲艺术史的助理教员。恨不得当时愚谦兄已经出版了《欧风欧雨》这本书，能让我读后才去。今天，神州大地的炎黄子孙有点钱，听说到了欧洲受到礼待，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礼仪」可不是神州独有。

话得说回来，尽管今天高楼大厦满布神州，公路、天桥车水马龙，炎黄子孙跑到欧洲去不可能没有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的感受。欧洲的文化水平了不起，不同地区变化多，可以夸夸其谈的典故所在皆是。几年前我的书法老师周慧珺到欧洲一游后，对那里的建筑物叹为观止。

游览游览，究竟览些什么呢？一曰风景名胜，二曰文化品味，三曰历史留痕。关愚谦这本书对游欧者的贡献，可不是风景名胜的介绍──这些一般旅游刊物提供无数──而是欧洲的文化与历史，二者加起来是文化历史了。愚谦兄的书当然也提及他擅长的政治知识，但政治这回事，可以读到，可以听到，却不可以看到。个人认为，只为看风景是不值得游览的：没有谁可以学王石，爬到珠峰之巅去拍照留念。余下来的游欧重点，是体会一下他们的文化历史，大开眼界之余会变得谦虚一点吧。

我认为在人类五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只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出现了足以雄视百代的光辉。其一是从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到宋徽宗（一○八二──一一三五）那段时期的中国；其二是从达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到毕加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段时期的欧洲。不是没有战乱动荡，但说这两段时期与地方是人类文化的光辉是没有疑问的。奇怪，二者皆各自马不停蹄地走了大约四百八十年。更奇怪的是，上面提到的四个人都是艺术天才。宋徽宗、达芬奇、毕加索的艺术成就众所周知。唐太宗呢？他的书法绝对一流，而如果不是此公慧眼识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不知道曾经出现过王羲之这个人。

双方各自走红地发展四百八十年，中国是比欧洲先走八百多年的。后者迟了很久才起步，加上他们对文物保存得好，游览欧洲的确大有看头。中国的文化古迹呢？太久，保存不易，可幸有以物品陪葬的风俗，中国的文化遗物被埋在地下，保存得好的无数。可惜北京的朋友棋差一着：他们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国内的市场出售，但盗墓者众，大量文物贱价外流。我几番建议北京尽早打开秦陵与乾陵，指出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读者多，私下间一律支持，但北京的朋友忙顾左右。

虽然我不喜欢游览，但○三至○五年大搞摄影，加上久不久到各地校园给同学们讲话，再加上要作实地调查来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我和太太差不多走遍神州。

要怎样欣赏中国的文化才对呢？没有欧洲那么多的保存得好的文化古迹可看，以游览的方式来欣赏中国的文化，你要读很多古文及古诗词。我曾经说过，西方的景物不容易让我们看到一个李太白或一个苏东坡。中国的江山自成一家，有点苦味，有点古意，不华丽，但幽美。昔日李白见到的江山，大致上我们今天还可见到。不读古人的文字，游览神州不容易体会到中国曾经有伟大的文化。这是说，游览神州不容易「看」到中国的文化，而是可以让我们「怀古」，而怀古是深一层的欣赏了。昔日苏子写《赤壁怀古》是一例，清人孙髯翁在大观楼写「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也是一例。我们历代读书识字的人，没有谁不怀古一下。

要懂得怎样怀古才可以在游览中深入地欣赏到中国的文化。这方面，来自西方的游客是不容易体会的了。另一方面，倒转过来，炎黄子孙游览欧洲，欣赏他们的文化历史是远为容易的。介绍欧洲文化的中语书籍多得很，而到了那里近数百年的文化遗物，还留在地上的多得很。这数百年是欧洲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

国内的朋友要游欧洲吗？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可能是先读《欧风欧雨》这本书。愚谦兄对欧洲很熟；他的记忆好，观察力强；文字可读，而更重要是他很懂得掌握着有趣的话题下笔。后者是天赋。炎黄子孙不容易找到另一本游览欧洲的书可以学得那么多。

是为序。

张五常，二○○九年九月


博客管理员按：

今天我收到了中信出版社寄来的“神州增订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制作非常精美，让人爱不释手。这么漂亮的一本书才订价25元人民币，可见中信这次确实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向喜爱张五常教授的作品的读者朋友们作出了很大的让利。
　　
我赶紧写了个电邮给中信的编辑，感谢他们，并转达了读者们急于看到此书面市的心声。编辑回复说，这两天网上书店就可以买到此书，京津地区本周内可上架，较远的广东地区下周应该也能在书店看到了。特别在此补充这一条消息告诉读者朋友们，敬请各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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