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6088.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18:54:23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17 Nov 2009 07:19:29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8442369 于是我在想两个问题。首先是“华商”问题，如果中国商人在世界上没有地位或者没有特色，那么华商之下的各种地方特色的“商”有什么意义呢？华商有别于“美商”、“日商”、“德商”的精神和特色是什么呢？进而再想一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什么呢？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追求社会公平的精神和理念。那么老华商的儒家传统和新华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和理念是否能使“华商”在世界上有鲜明特色呢？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商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其次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商帮？判断是否形成商帮的标准是什么？我初略地想了一想，觉得至少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是否有与地域文化相符合的独特精神与理念？是否有能够代表这种精神和理念的典型企业家？是否形成了明确的企业家群体并有较为长期而有效运作的商会组织？
我是在福建出生长大的，前段时间回到福建，得知有福建省领导在组织闽商研究会，我高兴之余又想，是否真的有闽商？闽商与福建文化相关的独特精神和理念是什么？其在历史上和当今的代表人物是谁？历史上的闽商组织和当今的闽商组织是谁？他们在闽商中是否有地位和威信？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得出结论。
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是我在介入民政部、中国社工协会评选“中国慈善榜”的工作中，看到福建籍企业家黄如论在连续七年的评选中六年当选“首善”（仅2007年位于第二），其2008年的捐款额为2.7亿；而且，在慈善榜上福建企业家的数量的位次明显高于福建省的经济地位。今年初，福建籍企业家曹德旺宣布捐出其家族名下60%股票，约40多亿人民币（据说现在升值至70亿元左右），成立仁河基金会。为此，我专门到福耀玻璃公司调研，采访了曹德旺先生。今年十月，福建籍企业家陈发树又宣布捐出其资产总额的45%、约82亿人民币成立基金会。黄如论的金源以房地产为主、曹德旺的福耀专注于汽车玻璃、陈发树的新华都以投资为主，三位企业家各有各的成长路径，其捐资也都是独立行为，但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有什么必然性吗？为什么都是福建人呢？这三者已经成为福建企业家鲜明的代表人物，那么其是否代表闽商精神？或者华商精神？
这是一个伟大进步的标志，标志着中国企业家公益精神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企业家主动追求社会公平的精神意识的觉醒。卡耐基在120年前就提出了“拥巨富而死者为耻”的理念，写了《财富的福音》的文章，确立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家的公益精神和具体实践方案，此后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也磨合出了一套公益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和规范。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刚刚开始制造了“巨富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境界会高于卡耐基、福特、洛克菲勒、巴菲特、比尔·盖茨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中，企业家们能够体现和发挥重要作用。
让我们首先为福建的企业家喝彩！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8442369#comment 134218240 Tue, 17 Nov 2009 07:19:29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8442369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6027901 刚刚看完《建国大业》的电影。影片在短短时间内描述了1945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各种人物与事件交互叠淡、精彩纷呈，很多场面大气磅礴、令人回肠荡气，有些细节感人泪下。如淮海战役捷报传来，中共五大领袖醉酒和泪酣唱国际歌的镜头，应该是从当时谁家的两个小女孩的眼中捕捉的，真实而动人。是啊，建国谈何容易，中国共产党建党28年得了天下，又治国60年，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瑰丽的篇章。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史诗，没有任何其它革命可以与之相比美，无论是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苏维埃革命还是古巴革命。所有革命在中国革命面前都黯然失色：建党建军的血色烂漫、万里长征的凄美悲壮、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解放战争的波澜壮阔、抗美援朝的惊天动地。但是，革命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革命是暴烈的、革命是短暂的，相对于革命，革命后的渐近式改良更加重要，建国后如果不能够治国，进一步的革命还会不断地产生。
影片中有一段毛泽东进城后买不着香烟的情节，引发了几位领导人对经济建设的议论。不幸的是建国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还是买不着香烟，可喜的是现在不会有人买不到香烟了。
不能否认三十年社会主义试验的伟大意义，至少它是一场全人类的大规模试验，至少它迫使资本主义进行了很大的改良，至少它从无到有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更重要的是，它结束了自1840年来中国屈辱的历史，使中国人民有了尊严。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像在那个时代有自尊心的中国人的心是多么痛。我们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时倍受歧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现在出国完全今非昔比了。
得知还要拍摄《建党大业》，我相信那一定也会是好片子，因为它本身就是史诗，现在可拍摄的自由度又比较大。专业思维使我想到这两个大业都只有在今天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下才可以称之为“大业”。那么支撑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个企业是否也有可歌可泣的“建企大业”呢？我知道好几个企业正在筹备他们的三十周年。我参加过很多企业的二十周年庆，但二十年还没有心思好好总结，可三十年就不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接下来的联想是，到底党的寿命长还是国家的寿命长？企业的寿命长？
查一查中国历史，就统一的中国而言，最短的王朝是秦，只有15年；次短是隋，37年；最长是汉，426年；次长是宋，319年。但汉有西汉、东汉，宋有北宋、南宋。一般的历朝历代都在300年以内。
企业的历史有多长？比较著名的同仁堂历史有340年，荣宝斋从前身松竹斋算起347年，据说广东的“陈李济”有409年。我在家里看到一瓶山西老陈醋的品牌叫做“益源庆”，说其历史从1377年算起，那可是朱元璋的时代，至今642年了，我真希望他们能够考证出来。近代企业江南造船厂1865年成立，招商局1872年成立，清末状元张謇创办的民企江苏大生集团1895年成立，都超过100年历史了。因此现在很多企业的历史的确比国家和政党长。
我们到江苏大生集团调研，得知国民党的蒋彦士的亲属拿着当年买的大生股票现在还套了一点现金。一叶知秋，这是重大信号！说明经过革命的两个政体间还存在着连贯的商业文明。
我们刚刚去过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第一口井是1959年9月26日出油的，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周年大庆，因此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有50年历史了，而且它是中国被迫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极具标本意义。
我们去过长春一汽，自豪的“共和国长子”，58年历史了。我们去过宝钢，改革开放的长子，30多岁了，当然我们去过无数的“80后”企业，例如同样诞生在84年的海尔、联想、万科。
作为管理学者，我们该考虑写作中国的“建企大业”了，尽管它不可能有《建国大业》、《建党大业》那么辉煌，但它是最根本的经济基础。
在此时此刻，虽然还没有看到国庆阅兵式，但我知道它一定令人心潮澎湃泪流满面，我们衷心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但这种感性口号的背后理性是革命再也不会发生，因此中国的企业也可能一万岁！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6027901#comment 134218240 Tue, 20 Oct 2009 08:38:21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6027901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4029727 八月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在山东举办了首场全国巡讲，并见证了山东18 个地市90 家企业的法人代表，与山东省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签订企业社会责任试点协议书。这个试点是在烟台开发区试验的基础上展开的。看着山东省的企业家们认真地听讲，积极主动地参与试点，签订相当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试点条款，耐人寻味。我们看到山东省委宣传部领导、省工商局领导、烟台开发区领导、省级媒体的领导共同重视和推动这个事业，但为什么是山东呢？是否有其他因素呢？是否因为山东是儒家发源地？还是因为山东人急公好义？
即使是山东，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面也不容乐观。烟台会议结束后，我访问了胜利油田，然后乘车从东营到济南，一路上烟雾缭绕。陪我的当地企业家学员说，他小的时候，六七里以外山上的苹果都看得见，可现在连山都看不见了；以前挖地一米的水就清甜可口，现在往下打七八十米才见水，抽上来浇菜，可菜都浇死了。在济南的晚餐中，听到学生们议论济南周边某市的领导都不喝本地的水，还有人议论查获了巨量的假冒青岛啤酒，这种假冒啤酒已生产销售了四五年。在离开济南的飞机上，我又在《齐鲁晚报》上看到了两则报道，一则是济南有个房产检验机构检测了2000 多套房子没有一套完全合格。另一则是有位猪肉商坦言他卖了11 年注水猪肉，平均每天卖四五百斤。他介绍因为图方便，那水甚至是下水道的水，还要在水中加颜料、掺胶水等等细节。现在他不愿意继续注水了，但这几乎成了行业“潜规则”，他也不知如何停止。他愿意停止这种行为并非出于道德觉醒，而是因为大家都注水，没有了额外利润，反而还多了工序。
我当然不会认为此类事件在山东特别严重。前不久，陕西凤翔615名儿童因为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污染超标导致的铅中毒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然后媒体发现近年来甘肃徽县、福建建阳、河北承德、江苏邳州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紧接着我在上海参加了一场全国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教学研讨会，几十所商学院的80多名教师共聚一堂。大家普遍感到这门课的难度很大，首先目前社会上缺失统一价值观；其次，这门课程对教授的知识面和公信力提出很高要求；第三，仅在一门课中讲伦理和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是建立在个人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商学院在学员的录取和培养过程中没有提出对伦理和责任的要求。
“山东人”在全国是有难得的好口碑的，不知这种口碑是怎么形成的，但口碑的形成肯定十分不易。甚至据传在世界某地，说自己是山东人租房子时都可以得到相当礼遇。但山东的法人（企业）尚未形成特别的口碑。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山东人在历史形成的良好口碑基础上，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能够给全国一个印象：山东法人是最负社会责任的法人，山东是全国最负责任、最和谐发展的区域。
比起刺激消费者虚荣心来多花钱购买企业商品而言，注水肉、铅中毒事件显然严重的多，是法律层面或者道德底线的基本问题。当企业于社会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时，企业管理者和研究者们应该经常换一个角度思维和行为。防止企业危害社会的办法无非有：法律严明、政府监控、舆论施压、企业自律，前三者固然都十分重要，而最根本的还是企业自律。如果太多的企业不自律，或者仅仅把社会当作市场，市场经济的成果最终会毁于一旦。真希望看到山东四管齐下、率先垂范。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4029727#comment 134218240 Sun, 27 Sep 2009 05:35:27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4029727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0840101 马克思·韦伯还写过《儒教与道教》，但在世界视野之下看中国、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之中研究“汉学”，我更欣赏丁韪良（美国人）的《汉学菁华》，明恩溥（美国人）的《中国人的气质》，林语堂的《吾国吾民》（英文写作）。丁韪良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首任总教习（相当于校长），明恩溥是促成将庚子赔款返回中国办教育的人，林语堂则不用介绍。他们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修养，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十分热爱。这三本书十分精彩，但我不同意他们的一个共同观点。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在热爱中国的同时都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中国只有用基督教精神来改造才可能拥有辉煌的未来。丁韪良在1901年就大胆预测中国会在一两个世纪之内用现代科技把自己武装起来，跻身于世界三四个强国之列，而西方各大学也会把中国文学做为必修课之一，但是，中国需要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林语堂在肯定中国历史成就的同时，感叹抑或只有上帝自身出场才能匡助中国，使之成为第一流民族。
一百年后的今天，丁韪良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三四个强国之列，但肯定不是依靠基督教精神的改造和上帝的恩典。遗憾的是，我们自己还说不清楚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什么精神气质或者将走向什么样的精神家园。我们的企业家们在重要场合都穿着西装，但似乎不具有西方气质，好像也没有东方气质。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确发展起来了，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支撑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华人到世界各地都是经商的好手，尤其不能解释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发展与文化有关系的话，倒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气质了。
在写文章的同时，我随手翻了几本书，看到三段故事。
一是瞿秋白的故事。瞿秋白临终的最后一个夜晚睡得特别沉，应验了他平日所说的“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小休息小快乐，大休息大快乐”。那天早上他用韦应物、郎士元、杜甫的句子凑成一首七绝：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然后，独酌独饮、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瞿秋白在他人生36 岁的定格上演绎了儒家的入世理想、演绎了道家的豁达超然、演绎了唐诗的烂漫优雅，这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而不是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气质。我又想起周恩来说过的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但我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也是一位极具中国精神气质的政治家。我想我们现在有具有唐诗气质的企业家吗？
二是读到有一位担任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元老在上世纪90 年代时（说明这个时点很重要），对子女们说，“你们谁若经商，我就打断你们的腿。”解读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避免腐败，但其背后的逻辑是经商一定导致腐败，另一种解读是对商业和商人的深恶痛绝。这两种解释，都是中国当代商业和商人的悲哀。今天中国商人在民间和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什么？
三是有位中国高级将领感叹解放军中的女兵今不如昔。他说二十年前几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名女兵总有亮点。今天一百个女兵也看不到闪光。他由此感叹今天军人的质量，说今天已经不是最好的矿石都往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送了。我于是想，今天最好的矿石往哪里去了？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如果说有不少跑到商界去了，如果说他们在商场上百炼成钢了，那么仅仅赚钱是钢吗？他们能够满足于做没有精神气质的商人吗？
据说拿破仑说过，男人过四十岁以后就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那么，一个成熟的中国商人阶层也到了应该对自己相貌负责的阶段了。何况他们脚下踩着的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特精神气质的经济体。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0840101#comment 134218240 Fri, 21 Aug 2009 07:35:01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0840101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0839963 但是，通用汽车怎么可以破产？通用汽车是什么公司？它是《财富》500强的常年冠军，它是工业革命的代表，它是现代企业的化身，它是美国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它是20 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成名之作《公司的概念》产生之基础，它是20 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斯隆实践之基地。美国有位政治家曾经豪迈地说过，只要对通用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通用汽车破产，MIT 的斯隆管理学院和美国管理界颜面何在？美国颜面何在？于是，美国政府出面挽救通用汽车，出资300 亿而持有通用汽车60% 的股权。但是通用汽车1700 多亿美元的净债务尚不知怎么解决。结局如何，还有两三个月见分晓。
通用汽车的破产对世界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通用汽车当时看起来像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可以时而赚100 亿美元，时而亏100 亿美元而宠辱不惊。中国企业正在追求成为像通用汽车那样的航空母舰般的“百年老店”，但看来航空母舰般的百年老店也不意味着“基业长青”。前一段查资料，看到世界上最长寿的企业是日本的金刚组建筑公司，成立于公元578 年。但是再仔细一查，在2006 年1月，无力清偿庞大负债的“金刚组”株式会社在其家族第四十代传人金刚正和的手中宣布清盘，被高松建设收购合并。这种千年企业黯然收场的结局令人惆怅。具有1400 多年历史的企业，历经40 代人，度过多少战乱和经济危机都没有倒下，却倒在了似乎不该倒下的今天，原因也是规模过大和负债过度。看来活得久和活得大还是有矛盾的。企业破产一定有企业的原因，但是当一些曾经十分优秀的百年企业、千年企业纷纷破产之时，社会是否也要反思是什么逼迫或者纵容他们过度发展、过度负债？现在的公司制度安排和金融制度安排是否有问题？
这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巨型股份公司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政府和社会是否要出手援救？在企业发展历史上，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会有几次危机，如果能度过危机，企业会更健康、更成熟，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尤其像通用汽车这种公司，不救太可惜，救起来可能又有100 年的辉煌。但是，是否救援的标准是什么？救援的方式是什么？救援的程度是什么？为什么AIG 该救而雷曼兄弟不该救？克莱斯勒公司在30 年前被救过一次，现在又出问题是否还该救？在经济危机环境下和正常经济环境下的救援是否有差别？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德隆是否该救？以后万一具有340 年历史的北京同仁堂公司出现危机是否该救？社会对这一系列问题恐怕要有政策与制度的安排。
由此联想到当年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它们在没有政府和社会监管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了百年，并摸索出一套金融企业的制度和管理办法，有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也不过时，在它的鼎盛时期一定也被想象成是可以永续经营、基业长青的，但百年之后还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当时它们向政府求援，但政府爱莫能助。如果那时有条件把它们救下来或者国有化，中国金融企业的历史可以延伸到近200 年？
面临破产的已经不仅仅是企业了，美国加州政府也面临“破产”的危险。相当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加州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243 亿美元，正在靠卖监狱度日，而且美国50 个州中的46 个州都面临财政危机。现在该救Who 呢？Who 救Who 呢？通用汽车的破产能否警醒一大批其他的“百年老店”和中国的20 年企业和30 年企业？社会与政府能否改良制度与政策环境？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0839963#comment 134218240 Fri, 21 Aug 2009 07:32:43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50839963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5395572 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以捐款人命名的大学，历史上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而不叫嘉庚大学，当今李嘉诚创办了汕头大学而不叫嘉诚大学。在中国和华人社会里，以巨款捐赠大学的不多，原因不外乎是中国的富豪还不够富、不够多，在中国传统的慈善概念中主要是救穷救灾等等。中国开始有在著名大学之中冠名学院的了，如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等，但是以基金会或者企业品牌冠名而不是个人冠名。大概也是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
最近看到了“中国造富大学榜”，该榜以产生了亿万富豪人数为排名依据。排名如下：第一名北京大学，产生富豪35 名；第二名浙江大学，产生富豪23 名；第三名清华大学，产生富豪22 名；第四名复旦大学，产生富豪20 名；第五名中国人民大学，产生富豪16 名；并列第六名是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产生富豪9 名；并列第9 名的是深圳大学、南京大学，产生富豪8 名。产生5-7名富豪的大学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等12 所。
尽管这个排行榜未必严肃、严谨，还是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一是什么样的大学容易产生富豪（第一代富豪大多数还真可以算是企业家）？二是富豪们对大学有什么回报？
多年以前，我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位著名教授有过一次争论。我说北大更容易产生企业家，因为北大文化中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独立与创新精神、科学与民主精神更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职业经理人精神。但那位清华教授说清华更容易出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更容易从具有理工背景而非文科背景的人中间产生。我想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以上数据似乎支持了我的观点，在北京，北大产生的企业家人数高于清华，在上海，复旦的人数高于交大。
富豪们对大学有什么回报吗？据说上榜富豪有1500 多名。这个排行榜的标准底线是亿元，因此其总财富至少在2000 亿以上，但看到的大笔捐赠只有丁磊（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校友）和段永平（浙大校友）联手向浙江大学捐赠了4000 万美元。这里有什么问题？是他们还不够富？是他们没有捐赠意识？是他们不愿意捐赠大学而更愿意捐赠弱势群体？是大学的体制和机制有问题？
我最近参加了由民政部等国家部委指导、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会。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款为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其中捐赠过亿元的个人有5 位、企业有20 家；捐赠过1000 万元的个人有34 个、企业有310 家。在这个榜上，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七年捐赠额过亿元的企业家。2009 年“首善”的捐款额是2.74 亿元。我的好奇心仍然是，这些捐款中投向大学的有多少？这也许很难查证。可参考的是，在34 位捐款过千万的个人中将教育列为捐赠方向的只有4人，在310 家捐赠过千万的企业中，将教育或助学列为捐赠方向的只有两家。还可以猜想这些钱也只要是捐助了贫困地区的小学。从我了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国名校的基金会每年募集的款项都是不大的数字。
中国是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有人经常用“中国的什么像欧洲，中国的什么像非洲”来形容中国不同事务的差别。例如，“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等等。中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需要有航天、航空、造船、计算机、生命科技等高精尖产业，中国需要解决普及教育问题，也需要世界一流大学。就慈善捐赠而言，需要扶贫救灾，也需要用财力滋养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中国一流大学的教育工作者，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从事扶贫救灾的公益事业，但我更希望看到，慢慢地有企业家把捐赠大学作为自己的公益方向或至少是公益方向之一。即使有些中国农村的小学像非洲，也要使有些中国的大学像欧洲。
我更期待大学里产生的富豪以捐赠母校为方向，帮助自己的母校进军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富豪很多而名校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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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我们说的富人和穷人往往是极富者和极贫者，我们来看看这两极的情况。刚刚有一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人持有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32万人，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人民币。这样算来这一部分人的平均可投资资产在3000万元左右，人数是万分之二点三。至于极贫者，中国的极贫困标准是什么、人口有多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问题，国际通行的赤贫标准是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根据我国最新的资料，官方在2009年把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贫困线合二为一，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067元，总人口为432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4.6％，占全国人口的3.3％。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社会矛盾不激烈，富人更富，穷人也在变富。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富人虽然变穷一些了，但穷人可能活不下去了。因此，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要解决好社会矛盾，经济不景气的时间越长，主要矛盾就越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危机时间长了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当然在政府，但社会各界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人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富人”的责任就更大一些。富人履行社会责任有两条途径：被动和主动。被动是指被法律强制性纳税，主动是指依靠道德做纳税之外对社会有益的事。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和体现社会公平，是通过政府对富人征税而加大对穷人的社会福利来解决的。比如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向富人征收的个人最高所得税从24%上升到63%，又上升到79%，公司资本收益税从14%上升到45%，遗产税从20%上升到45%、60%、70%、到77%。1929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20%的财富，经过政府税收的调节，到1950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10%的财富。贫富悬殊有所下降。但后来又慢慢减税，据统计，1979-2006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被减半，从70%到35%；资本增值税率的消减也近一半，从28%到15%；公司所得税率降低四分之一多从48%到35%。以个人最高所得税为例，里根1981年减到50%，克林顿减到39.6%，小布什减到35%。借美国的例子我是想说，对富裕人群的征税是不可避免的，征税的程度会根据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而变化。
后来，产生了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除了依法纳税之外，富人们依靠道德主动向社会捐赠，并逐渐成立了基金会，形成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持续地进行公益事业。这是所谓的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靠政府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靠道德进行的分配。
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仅仅依靠税收、依靠政府、依靠慈善公益来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够了，产生了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理论，富人们、企业家们自觉的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慈善公益了，包含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善待劳工、社区关系等等。
简单归纳一下，富人对社会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纳税、慈善公益、其它企业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在文中我举了一些数据，说了一些理论上的话，但重点则不在于此。
我想说三个很朴素的问题：
第一， 作为富人，扪心自问我们何德何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迅速致富？是这个时代好，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大把的机会，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我昨天的文章“《高考1977》·2000年不遇的历史”。有人形容说台风来了猪都在天上飞，我不敢说在天上飞的都是猪，但大家的确碰上了台风，甚至是龙卷风。大家在天上飞的时候千万要冷静，不要以为都是自己的本事，要知道是这个社会时代给了我们飞起来的势能，因此，在自己受益的同时要多思考如何回报社会。很多穷人并不比富人差，只是没有机会。
第二， 人是群居动物，人类社会是群体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如果大多数人不幸福，少数人也就幸福不起来，或者只能获得短暂的幸福。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幸福有赖于他人的幸福。作为富人，哪怕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也应该尽量使身边的他人幸福，这样自己才能够获得真正和长久的幸福。
第三， 撇开各种社会客观因素，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相对于可比人群，大部分人总有其能力比别人强的地方，中国话说能者多劳，能者当然应该比相对不能者多承担一点责任。所谓多承担一点，主要是要有这种意识，也不见得多多少，能多一点是一点。人的境界有高有低，在某些宗教团体中倡导十一原则，每个人尽量拿出自己财富的十分之一为社会做一些好事，例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晚年实行倒十一原则，只留十分之一给自己用，其它的捐出去。钱少者也可以拿出自己十分之一的时间为社会做好事。我看哪怕从百分之一做起也行，从小事做起，只要有这种意识就行，在想自己事的同时想一点点别人的事和社会的事就行。即使这个社会有千不好万不好，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努力使它在某些地方能够变的好一点点。但大家都这样做可就了不得。
最后，回答我在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与全国相比，我们城里人，尤其是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城里人大部分都算是富人，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至于30万极富人群更是如此。第二，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富人比穷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地以改良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穷人比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地以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
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很严重，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引发社会危机，中国的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尤其是“富人”，都应该一起努力啊。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5395438#comment 134218240 Fri, 19 Jun 2009 07:10:38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5395438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5395122
刚刚看完电影《高考1977》。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看电影的同时我在搜寻32年前的往事，比如看到考生报名需要单位敲章的时候我在回想我当时敲的是公社的章还是大队的章？看到考生们进考场时我努力地回想当时我在哪里考的试？32年中国沧海桑田、地覆天翻，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太多了，往事恍惚如隔世。对于77级的学生而言，能够直接参加高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天大的事，对中国而言，恢复高考是历史巨变的信号。当时，我们不知道中南海的斗争，我们欣喜若狂地回了城、进了大学，但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个信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时点对中国历史意味着什么。
今天，站在2009年的中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1977，来看改变我们命运和国家命运的高考，我们深感幸运，我们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巨变而深深地感谢邓小平。离那个时点越远，我们的认识就越深刻，我们的感激之情就越深。我们今天的一切收获和成就都起于那个时点，基于那个事件，此后，我们遇到了中国历史上2000年不遇的大好时机。
根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和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中国在之前的2000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在182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但从1820年到1950年，中国的GDP占的世界比重降到了4.5％（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在1978年的时候是4.9％，变化不大。但此后迅速增长，到了2003年达到15.1％，仅次于美国的20.6％，成为了世界第二。根据他的测算，中国在2015年就会恢复在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到2013年，GDP占世界的23％。
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年中从200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又恢复到了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地位。如果我们想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历史机会，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中国经济再跌入历史最低点，二是在一代人的手中又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这样的历史机会，过去的2000年才发生过一次，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发生，如果国家有幸的话，也许未来2000年都不会发生，但愿永远都不会发生。
在这样历史机遇中的我们多么幸运啊，1977年的时候，放大了胆子也不敢想象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现在，我们要学会用50年、100年，甚至1000年的时间跨度来思考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看几段的语录：
毛泽东在1962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我劝同志们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邓小平在1987年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
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有一个美国人丁韪良（中文名），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提他，但可以看一看他在1901年（那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年代）出版的《汉学菁华》中的一段话：“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他还说，“我们可以轻易地预见，两个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将来会远比过去大得多。当中国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开发出广袤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并用现代科学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跻身于世界三四个最强大的国家之后，你认为全世界还会继续对它过去的历史无动于衷吗？不仅人们认为了解中国历史对于文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乘我现在灵感附身，我还要预言——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也将成为西方各大学的研究科目。”
丁韪良1901的寓言正在实现，毛泽东1962年、邓小平1987年的预言正在实现，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们可以畅想一下2049年的中国。
我们都好好珍惜吧，也好好努力吧。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5395122#comment 134218240 Fri, 19 Jun 2009 07:05:22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5395122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3754733 在现实中我们说的富人和穷人往往是极富者和极贫者。刚刚有一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人持有可投资资产在1000 万元以上的有32 万人，资产规模超过9 万亿人民币。这样算来这一部分人的平均可投资资产在3000 万元左右，人数是万分之二点三。至于极贫者，中国的极贫困标准是什么、人口有多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问题，国际通行的赤贫标准是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根据我国最新的资料，官方在2009 年把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贫困线合二为一，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067 元，总人口为4320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4.6％，占全国人口的3.3％。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社会矛盾不激烈，富人更富，穷人也在变富。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富人虽然变穷一些了，但穷人可能活不下去了。因此，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要解决好社会矛盾，经济不景气的时间越长，主要矛盾就越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危机时间长了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当然在政府，但社会各界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人也都有一些责任，每个“富人”的责任就更大一些。富人履行社会责任有两条途径：被动和主动。被动是指被法律强制性纳税，主动是指依靠道德做纳税之外对社会有益的事。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和体现社会公平，是通过政府对富人征税而加大对穷人的社会福利来解决的。比如20 世纪30 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向富人征收的个人最高所得税从24% 上升到63%，又上升到79%，公司资本收益税从14% 上升到45%，遗产税从20% 上升到45%、60%、70%、到77%。1929 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20% 的财富，经过政府税收的调节，到1950 年时，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占有美国10%的财富。贫富悬殊有所下降。但后来又慢慢减税，据统计，1979-2006 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被减半，从70% 到35% ；资本增值税率的削减也近一半，从28% 到15%；公司所得税率降低四分之一多，从48% 到35%。以个人最高所得税为例，里根1981 年减到50%，克林顿减到39.6%，小布什减到35%。借美国的例子我是想说，对富裕人群征税是不可避免的，征税的程度会根据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而变化。
后来，产生了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除了依法纳税之外，富人们依靠道德主动向社会捐赠，并逐渐成立了基金会，形成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持续地进行公益事业。这是所谓的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靠政府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靠道德进行的分配。
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仅仅依靠税收、依靠政府、依靠慈善公益来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够了，产生了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理论，富人们、企业家们自觉地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慈善公益了，包含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善待劳工、社区关系等等。
与全国相比，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城里人大部分都算是富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假设中国有百分之三的富裕人群，数量就是4000万左右，与绝对贫困人口差不多。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富人比穷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地以改良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穷人比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地以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很严重，但愿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引发社会危机，中国的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个人都应该一起努力。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3754733#comment 134218240 Sun, 31 May 2009 07:25:33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43754733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38751273 战略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外部环境可能产生的变化，眼前就处在外部激烈变化的环境之中，这种变化对一些企业是致命的打击。对这种环境变化是否能够有所预测和做好预备方案呢？这显然是可能的。如同打仗一样，尽管所预测的情况不一定发生，尽管预备部队有时不一定用的上，但在做战略的时候永远要有预备方案和以防不测的预备部队。前些天我与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弟子圈的核心人物聊天，他说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圈子的人一个也没有损失，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分析经济形势，有所预见。例如，完全依赖出口订单的企业，尤其是仅仅依赖一两个大客户的企业，难道不应该对可能导致订单下降的因素做一些预测和采取一些可能的对策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人民币购买力指数的差距很大，出口企业对人民币的升值是一定要做准备的。几年前我到一个著名的出口家具制造基地时就有这样的担心，曾经对他们如何开始开拓国内市场提过一些建议。但对于出口顺畅的企业而言，内销的市场相对很难。但现在就更难了。
说一个老生常谈，现在说起来意味深长的故事。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山中同行，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日本人立即放下背囊，掏出跑鞋穿。美国人不解地问：你跑得过老虎吗？日本人说：No，我只要跑得过你就行了。这是美国人在80年代编的故事。在战略管理课上，我把它改编成版本二和版本三，版本二是：日本人穿上跑鞋跑开了，美国人笑着拿出一只钢笔模样的东西，那是激光动力火箭推进器，美国人按了一下按钮上天了。在版本三里加上了中国人：三个人在山中行走，老虎来了，日本人正在穿鞋，美国人拿出了一支钢笔模样的东西，中国人怎么办？在课堂上大家讨论出五种方案：一是学武松打虎，当然要有武松的本事；二是乘日本人穿鞋时在他脑袋上打一拳，把他打晕了抢鞋穿；三是赶快爬树（损招）；四是抱着美国人一起上天；五是装死，据说老虎不爱吃死的东西。这个故事典型地说明了要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预测和准备自己可能采取的应对方案，否则当情况发生时一定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在很多战略管理的实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如果事先有心做一些分析，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变化和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应，都是可以预估的。军事战略上之所以这么重视预案是因为军事决策的时间十分有限，企业决策的时间相对较宽松，因而更容易忽视了预测和预案。
由于大环境的幸运，中国的企业习惯了在不断增长的形势下生存，而这次经济危机使得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些企业目标和发展模式问题。
例如在目标的选择上，是做得大还是做得久。一个立志基业长青的企业在百年之中一定要度过两三个重大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低迷期，只有能够安然度过，才有可能基业长青。因此，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仅仅是成长，还要考虑安全，要留有余地准备度过难关。德国学者赫尔曼·西蒙在《21世纪的隐形冠军》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德国公司一百多年来一直只有30多位员工，今天，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管风琴就是他们做的。西蒙在北大做过两场讲座，正好都是由我主持的，当时有学生问他，一个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还只有这么小，这也算成功吗？这个问题放在一次经济危机之后或者几次经济危机之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时不是沉舟侧畔千帆过，而可能是千舟沉没一帆过。
在企业增长的速度上，如果不考虑未来可能遇到的重大危机，企业就会在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就拼命扩大各种规模，扩产扩能，招兵买马。一旦危机来临，则削砍机构，减产裁员。这看似符合经济规律，但任何一次减产裁员、抛售公司或者资产，都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是对人心和文化的伤害。例如，联想在上一次网络泡沫危机中的裁员，引发了一篇著名的网络文章“公司不是家”，对联想的品牌形象、公司中的人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注重社会稳定的环境下，企业的裁员更被赋予了非经济意义，因此，今天各级政府都在号召甚至强制企业不裁员。因此，企业在形势好的环境下发展时，一定要考虑控制哪一天经济形势转坏时可以不裁员的规模，在发展中能够外包的业务尽量外包。
在公司制度的构建上，中国的理论界一直对家族企业有所批评。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有几千年的家文化，这种家文化如果能与市场经济结合，将会既有利于家庭和家族，也会有利于社会。德国之所以长期占据世界第三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中小企业的贡献，而这些中小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中国似乎还很少有人在创业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世世代代的家族企业，用自己的名字作为公司的品牌，准备世代相传。其实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家族企业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自我约束能力较强和凝聚力较强。可以想一想，如果某人以自己的名字注册公司，并立志做一个百年企业，某人就会对这个公司的声誉十分珍惜，并且有很长远的打算，不太容易急功近利甚至干一些不利于社会的事，例如在牛奶中加三聚氢胺之类。
在业务战略的选择上，如果在一个持续增长的环境中，中小企业最好集中资源专注于某一专业化业务，但是，在经济环境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中，过于专业化的风险很大，而适度的多元化有助于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尽管在正常时期，适度多元化的经济效率可能不如专业化，但是当危机来临时，适度多元化就可以帮助公司度过危机。也就是说，在战略思维上，要把公司稳健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摆在重要的地位。在今天的环境下，如果中集公司还只是做集装箱，比亚迪还只是做电池，可能就十分危险。
在国际化与内需市场方面，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国际市场是我们难以直接把握的，尽管仅仅接单做生产相对轻松，但市场一旦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世界市场证明了汇率的变化决定着做国际市场的企业之命脉，而汇率的变化往往不是由于经济规律决定的，同样的生产成本，汇率变化后马上就失去了竞争力，企业难道可以不做防范吗？一个国际大客户固然好，但没有了这个客户的订单企业也就随风而去，企业难道可以不做防范吗？
中国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千年不遇的大好发展时机，也必然会遇到一次百年不遇的不好时机。经历过低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经历过危机的企业才是成熟的企业，在低谷中的思考往往比在高峰上的思考更有价值。 ]]>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38751273#comment 134218240 Fri, 03 Apr 2009 09:34:33 GMT http://622006088.qzone.qq.com/blog/1238751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