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6400.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17:57:38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Fri, 20 Nov 2009 21:31:36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753651 2009年关已近，这一年里，中国媒体在诸多关键点上依然探寻着如何在公众需要、自身建设与客观环境之间有所坚持、有所突破。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表示，高度重视媒体和支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胡锦涛强调，“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对于年来自身新闻不断的国内媒体，别具意义。
　　责任，即“分内应做之事”；人们常说，对一件事情、一项事业的责任。而按照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的理解，责任并非人对事的责任，本质上，责任乃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一项事业的价值不是服务于人的，对它的责任就会颠倒生命的秩序，成为对人的压制。
　　从实际出发，人们不得不问，何为“分内”？谁来定义 “分内”才“恰如其分”？在法治社会，涉及公众知情权等公共领域的责任，如无法条依据进行规定、保障、约束、惩戒，仅以“纪律”指导，媒体也以此在市场化竞争中自我监督，管理效率很难保证。诚实地说，多年来，市场化的中国媒体还是摸索出了一套生存规则的，只是很难总结出来拿到世界媒体峰会上交流。同时，记者已被列入中国十大高风险职业之一。11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十个记者节，这也是业内每逢此时不忘呼吁新闻立法的初衷。
　　本刊素以“关注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自命，力争与寥寥同侪一道成为中国媒体生态的标志性符号；值此公众和政治家对媒体的社会责任空前关注之际，亦不能不有所思考和警醒。
　　首先，需要廓清的是，这份社会责任理应是一份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点明此节，不仅是对现实的尊重，同样是为了避免媒体人士陷入自负的陷阱。有时，人们能够明智地认识到自己能力上的有限，但却不肯放弃道义上想为社会承担无限责任的膨胀性冲动。责任与强迫的区别就在于，责任认识到其他人也是负有责任的人。政治家的责任就在于要把被他管理、被他代表的人的负责能力提高，民众的责任能力欠缺不能成为权利虚置的理由。
　　之所以是有限责任，还因为媒体的出场一开始就处于诸多前置条件的制约下。一家媒体通常可以选择自己的成员，却无法选择自己的对手和管理者。而且，每个组织、每个人的负责任的行为，都必须考虑他所接触的其他人的负责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追求新闻自由或是维护社会稳定，对真正肯负责的人来说，从来就不存在绝对有效的原则，可以让他放弃思考、不顾现实地加以贯彻，他必须做出具体环境下的正当之事。这常常意味着需要他在一件相对较好和一件相对较坏的事情中选择前者，没有绝对安全的道德高地。
　　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面前满脸奴性，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负责任的人，既不奴性十足，也不一味抗拒。负责任的行动不是一时受挫，就凭血气拍案而起，而是在既定的当下做必须做的事，在不了解也不鼓励我们的人中乐观地活出理想与信心的见证。
　　在积极的行动之后，要谦卑地承认，即使我们非常努力、十分在乎的事业，它的结果也总有人所无法把握的可能性存在。如果一家媒体宿命般地沦落了，正如我们屡次见证过的，倘若它的角色是社会必须的，那么必将兴起另一群人取而代之。一事败，可以再兴起一事，事业的平台千百年来流转如席；一人败，则是一颗心灵彻底的失丧，谁有可能重新来活？
　　媒体人有理由为自己参与了推进现实的改善而欣喜，但必须小心检验自己的动机和内心——理想的事业需要我们付出心血，但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格外在意，这个理想一定要由我来主导进行？如果不是这样，又当如何？在当下的环境里，这种追问是否因为要求过高而成为苛责？答案是不，因为负责任的媒体的自我要求是高的，因为你要应民众之需去监督，去批评。这不是熄灭而是净化献身于这一事业的热情，不是破坏而是纯化这一事业的本质和目的。
　　以媒体为志业，更要意识到，没有人可以跳过这个世界建立完美的新天地，媒体不是先知，我们理应进入被我们批评的事物的处境，感同身受地体察到，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批判的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是隐藏最深的那一部分。批评者的眼是冷的，血却是热的，不是任由被批评的事和人在我们的话语风暴中摇转摆荡，站在一旁只拯救自己的德行。这种洁身自好是自私的，这种自以为义与责任无缘。
　　接受这个世界，并非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勇敢地进入它。负责任的行为力争每次都能给世界带来一丝新奇，每次都努力让这个世界的逻辑预想落空。社会的进步，不就是靠一次次原有运行逻辑的失效积累完成的吗？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753651#comment 2097152 Fri, 20 Nov 2009 21:31:36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753651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753648 　　 笑 蜀
　　
　　市场化媒体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这是因为中国媒体实际上是双轨制，一轨是吃财政饭的媒体，另一轨就是市场化媒体。
　　市场化媒体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市场化媒体主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能够允许市场化媒体存在，主要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说白了是卸财政包袱。党报不能不保，但是另一方面，“保”也有限。它要滋润一点，就必须把子报子刊赶到市场上赚钱。赚了钱之后，一方面，它可以给主报上缴很多利润，把主报原本清苦的日子变得滋润；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会——如果子报子刊在市场上做得很火的话，它就是一个上缴税款很高的企业——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利”在里面。当初这个算盘还是打得非常好的，你关门我没啥损失，你赚了钱，我的财政收入更高，经济上稳赚不赔。否则的话它不可能给你一条生路，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无从谈起了。
　　刚开始，算的账就是经济账，没有算新闻账、政治账。从经济角度它是赚的，从新闻的、政治的角度，从历史的长河看它也是赚的，因为市场化媒体对执政党、对政府转型是非常有帮助的。但从短期看，绝对会有很多的摩擦，有很多的博弈，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在哪呢？市场化媒体进程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从潘多拉盒子缓缓冒出来两个精灵，一个是新闻自由的精灵，一个是公民社会不断壮大的精灵。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起初都是边缘化的，都是报摊上才能看得到的，用当时的词汇概括都是一些小报小刊。但是，一旦跟市场结合，小报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变”，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市场化媒体的特殊功能
　　市场化媒体的时代背景，除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型，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这个更重要的转型需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当下其实并不怎么具备，或者说，并没有为这种转型准备好。
　　是哪一点没有准备好呢？主要是在社会自身的组织这点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度管制公民的集体行动，过度管制民间社团，民间因此很难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所有这些本来属于其它社会组织的重任，结果都转移到市场化媒体的身上。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转型期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与别的转型国家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不只是一个舆论机关，而同时肩负着沟通社会、组织社会的重任。
　　但我们的媒体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媒体成熟和强大，承担这样的重任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市场化媒体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躯，拉动着中国的社会运动，拉动着中国迈向公民社会。
　　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特殊作用。这个特殊作用围绕三点展开。
　　第一点是对公共事件的推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个方面是市场体制逐步得到确立，虽然这种确立是有限度的，但无论如何，总比原来一点市场经济都没有要好。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虽然市场经济快速确立，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也制造出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彼此起伏的过程。用权威术语来讲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公共事件的高发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公共事件像90年代中期以来那样频繁爆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跟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增长几乎是完全同步的，这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市场化媒体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也因为如此，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闻富矿。如果你是中国媒体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准备，你这辈子肯定有机会挖到富矿。
　　中国的新闻富矿成就了市场化媒体，而市场化媒体推动了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件。媒体跟公共事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媒体参与，就不可能把它带入公众视野，就不可能把它跟公共利益相联系，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也就不可能被发掘出来，也就不可能成为公共事件。
　　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哪？主要就在于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没有媒体的介入，每个人都被信息的黑洞给屏蔽开来，每个人都呆在信息的黑洞里头，看不见外面任何东西，不知道隔壁的村子、隔壁的县、隔壁的省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某个悲剧跟其他人的悲剧是同样的，你没有去比较没有去联系。信息屏蔽的罪过就在这。任何一个悲剧、任何一个灾难，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案例，它的教训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的因素，就不可能被根除，这样的悲剧就还要反复发生。这就需要媒体，需要媒体尽可能把每个悲剧、每个灾难都从信息的黑洞里发掘出来，带到公众面前，带到舆论的阳光下，让大家来思考，让大家来辩论，让大家来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联系。
　　很多老板跟笔者讲，他们现在做生意到哪做？哪里媒体力量强大他就去哪做，因为如果媒体力量强大，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肯定要好一些，那个地方的政府肯定要规范一些，那个地方的营商成本也就低一些。越是媒体力量弱的地方，就越野蛮越不规范，营商成本就越高，他们就越不敢去。这就是媒体对社会的作用。通过追问，追问公共事件的真相，追问公共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联系，来变革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然后杜绝类似的悲剧，不让它重复发生，这是媒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第一个推动作用。
　　
　　公共辩论提升民族智力
　　媒体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干什么？让公众来讨论。这就是说，媒体能带动公共讨论、公共辩论。这就是市场化媒体的第二个推动作用。
　　如果说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第一个推动，主要由调查报告来完成，第二个作用就主要由评论来完成。中国的媒体评论原来好像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品种，尤其对市场化媒体而言，原来市场化媒体似乎都是摆在报摊上，说的都是一些市井新闻。后来有不止一家报纸扭转了都市报的这种传统。
　　这种以整版评论文章的模式在中国的都市报当中，得到了快速复制，内地但凡有点影响的都市报，他们评论版的操作基本上都差不多。评论在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崛起，就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而这种公共辩论、公共讨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个公共产品。
　　在别的国家比如美国、澳洲、英国，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公共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来提供，一个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个是社会提供的，我们知道主要是通过选举提供的，所有选举都以辩论为前提。而这种选举，是他们的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娱乐化的节日，这个娱乐化的节日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关注，美国的总统辩论，电视转播的收视率那么高就是证明。那些总统，那些市长、州长、议员，他们的政治生活都必须以辩论为前提。
　　但凡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在我们中国表现非常明显，表现在官方就是拍脑袋决策，不需要辩论。表现在民间，可以去看网络上排山倒海的那种吵嚷。辩论的功能主要是训练人的思维、人的智力，我们没有辩论的训练，总体智力水准能高到哪去？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笔者希望它能够逐步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底线共识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因为不存在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不合理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这10多年是市场化媒体高歌行进的10多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的10多年。
　　
　　新国家主义？
　　笔者为什么要划到2007年为止呢？因为进入2008年之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是市场化媒体比较困难的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局面可能会常态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新国家主义。这个新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清楚，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重要产业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放开。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没有这个力量做，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体制，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市场化准确地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
　　这种计划体制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纵全局。因为你在中端，因为你在低端，因为你仰仗我上端的战略布局、上端的准入限制、上端的资源供给，那么我再怎么向你开放，孙猴子也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本质上仍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的鸟笼主义。只不过鸟儿飞的空间比原来的空间大得多，但是空间再怎么大，仍然没有回到天空中，仍然是笼中之鸟。
　　这是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这种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必然要影响到媒体。因为媒体的例外可能对这个经济金字塔形成冲击，形成挑战，形成制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原来的市场化媒体，就一路遭遇严峻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不是一种过渡状态，好像已经固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因为金字塔上端的某些人，某些寡头集团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被取代，他们要让这个结构永远维持下去。这个结构对他们多好啊，他们现在得到的利益，在计划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无法想象的。而他们现在有力量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取代，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让它固化？
　　那么谁可能挑战这种结构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原来社会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虽然骨头有限，但社会毕竟可以站起来一下，否则根本就站不起来。但如果只有媒体一根骨头，所有肉的压力都压到这根骨头上，当然就会不堪负荷，这种情况下长出其它骨头已经是刻不容缓，靠市场化媒体单兵突进，已经很困难了，已经力不从心。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753648#comment 2097152 Fri, 20 Nov 2009 21:29:20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753648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301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香港
　　
　　星条旗飘扬在“美国大街”上空，打扮成卡通形象的男男女女在游客中间开心地表演和游戏，在包括米老鼠、白雪公主等迪士尼形象演员前面，永远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合影。
　　香港迪士尼乐园自2005年9月开业以来，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尽管地处中国的香港，这个不折不扣的美国文化乐园一直令许多人如痴如醉，但是该乐园开业第一年吸引560万游客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与很多人的期盼不太一样，香港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给香港带来多大的好处，或者说当初它不来对香港也不会有坏处。对比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是全球规模最小的一个。令人不解的是，它从未透露过游客年度人数及变化情况。”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陈允中在2009年10月表示，该乐园的游客人数一直低于预期，而游客们也抱怨其服务欠佳，游乐设施太少，且乐园规模过小。
　　事实上，持有香港迪士尼乐园57%的股份的香港政府一直承受着来自立法会和社会舆论的沉重压力，后者抱怨政府在一个业绩低于预期的商业项目上投资过大。
　　
　　“不平等条约”
　　2005年，占地126公顷、耗资35亿美元的香港迪士尼帮助美国娱乐业集团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中国顺利登陆。此前，“迪士尼”已在美国、法国和日本开了多家乐园，并且已经形成众所周知的投资战略：利用主题公园建立品牌知名度，然后销售其他产品：电影、电视剧、玩具和服装等。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及特别政治待遇等因素的存在，开始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主题公园会慢慢变成一个投资泥潭。
　　 “因为‘非典’的袭击，那时候香港经济非常萧条，大家都被这个项目感动了，觉得迪士尼这样的国际大公司都还能够看得起香港这样地少人少的小地方，香港肯定还有希望，同时大家对迪士尼公司的经营能力和道德标准几乎没有怀疑。”陈允中说。
　　相关资料显示，在此前所有相关项目中，迪士尼方面只投资了24.5亿港元，还得到23亿港元商业贷款；而香港政府除了一块在大屿山岛填海所得价值40亿港元的土地和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还为该园的建设投入了32.5亿港元股份和61亿港元债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香港政府其实投入了约90%的资金，却只拥有57%股权，合约非常不平等，而且随后亏损越大，其损失也越大。”陈允中说，“其实整个谈判香港政府是有意作了巨大让步，甚至甘心一直吃大亏的，我们甚至称此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或‘卖国条约’。”
　　陈允中还表示，按照有关的约定，香港政府只能在门票收入中分成，而相关产品销售收益全部归迪士尼，目前游客数量少，门票收入也少，香港政府肯定要亏大头，但是相关产品销售却不一定会亏，但那却与香港政府无关了。
　　香港的一名资深新闻记者说：“很难想象以前香港政府是怎么样与美国迪士尼谈判的，这样明显吃亏的合同他们都敢签，之前那些每天在媒体上标榜自己水平高的香港经济学者们好像也没有及时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当初相关谈判官员有腐败行为的线索，但是至少我们认为香港政府官员的谈判水平太低了，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个项目被人家吃定了。”
　　 “换一个角度说，在香港投资的国际企业很多，值钱的大品牌也很多，但香港政府偏偏对迪士尼做出了大量的照顾和让步。”陈允中说，“这里面实际上透露出香港政府好大喜功，急于出政绩的心态。与有着多年赢利经验的国际大企业谈判，香港政府显然力不从心，所以合约上虽然是大股东，但其在迪士尼的经营、人事和财政权方面都插手不了，全部被公司方面掌控。”
　　他同时表示，迪士尼方面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游客少，门票收入低的情况，因为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其聪明之处在于把更大的风险以合约的方式甩给了香港政府，无论是以前的建设还是将来的继续投资，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被香港迪士尼“绑架”了。“香港许多立法委员对此非常不满，一再指责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有失误，甚至要求停止与迪士尼的合作。但是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合约精神’，认为必须重合同、守信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合约本身就是不理智下形成的。”
　　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下，香港迪士尼乐园在2005年9月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香港本地、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摩肩接踵而来，大有挤爆之态势。人们都以为在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和让游客开心之后，它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渐渐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地方小、项目少”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一些不满，这样的负面口碑不断传开，尤其许多曾经也到过日本、美国和法国的游客，更容易对此进行比较，结论都是对香港迪士尼表示失望，这样的情绪一度“传染”了许多人，使他们改变了本欲前往香港的计划而改飞别处。
　　“在开业之初，我们曾经对香港迪士尼乐园里的‘血汗工厂产品’等一系列环保问题和劳工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过质疑和抗议，并且促进了它的让步和改变。”陈允中说，“但是当时很少有人会料到，‘迪士尼’在其他地区早已经轻车熟路的运行方式竟然会在香港遭遇了‘滑铁卢’。”各种不利的情况不断在产生负面影响，不过，香港迪士尼开业以来的具体经营情况外界一直无从知晓，甚至包括大股东香港政府及肩负责任的立法会议员。
　　“主题公园回本期较长，一般需要10年以上；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开幕至今只有4年，近年业务增长稳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则说，“展望前景，港珠澳大桥将于2015年通车，这将有助吸引更多内地人流及车流访港，对我们的业务发展也有利。”
　　除此以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在早期还被政府允许拥有“治外法权”，即其内部出现治安、消防等情况，香港警察都不得擅自入内处理，而是由其保安人员自行解决，只有经过乐园方面同意，香港警察才能进入执法。
　　“这样的情况好像香港有个‘迪士尼租界’，大家对政府当初愚蠢的合约签署都感到很气愤。”陈允中说，“还好，在香港各界的批评、监督下，这样的情况已经明显转变，至少迪士尼区域的管理方式不再像旧中国的上海租界了，香港的法律在那里也得到了公平执行。”
　　
　　“美国文化”不火热
　　香港迪士尼一直坚信自己仅仅是初期在营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没有直接面对因面积太小和缺乏具有重大吸引力的景点和服务而遭受的诟病。在遭遇了第一年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后，香港迪士尼乐园才在其主题公园开设背景介绍课程，以便向内地的游客更好地介绍米老鼠和唐老鸭。其高层人士对媒体公开宣称：中国人对迪士尼卡通人物不够熟悉，这是乐园在首年运营中未能实现吸引560万游客目标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不是与这个品牌、这些卡通人物、故事或主题一起长大，你就不太清楚自己正走进什么地方。”香港迪士尼乐园行政总裁安明智曾经如此表示。2006年，为帮助中国内地游客了解迪士尼卡通人物的背景故事，香港迪士尼乐园拍摄了些“游览前”的图片和影片，在游客游览前展示。
　　来自广州一家旅行社的年轻导游陈小姐则认为：“就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局不利的情况来看，除了‘地方小、项目少’的主观原因，还有美国人高估了中国人、亚洲人甚至香港本地人对美国文化迷恋的程度，美国人必须清楚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能完全和他们一样。”
　　为了赢得中国内地游客的欢心，除了把汉字“福”倒挂，香港迪士尼甚至从2008年春节期间让米奇和米妮老鼠换上了特别的红色服装，还前所未有地塑造了一位穿着吉祥的丝袍，围着一条超大腰带的“财神爷”卡通形象，再加上“寿星”和“福星”，然后让演员们不断在乐园里活动，轮流与惊喜的游客合影。显然，如此修订营销策略，目的是要让这个典型的美国主题公园显得更具中国特色。
　　但是，迪士尼的受欢迎程度一再落后于香港本土的竞争对手海洋公园，一直没有成为香港的旅游尖兵，其文化形式及活动内容甚至遭遇了香港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首先是香港在迪士尼开幕前就有的批判运动，市民有所认知，尤其政府跟迪士尼签了不平等的合约有损香港人的利益，所以对迪士尼反感；其次香港好玩的选择太多，而迪士尼门票那么贵，一般家庭不可能常常负担得起，不是求婚与重大庆祝是不会去的。”
　　她表示，根据法国、美国与欧洲方面的一些研究，迪士尼真正赚钱的不是主题公园，而是文化与消费产品，还有外围旅游与旅馆的服务，迪士尼乐园在世界所有地点都赔钱，香港也不例外，唯一赚钱的是东京迪士尼，因为它是日本方面独立拥有与经营，已脱离了迪士尼管理层的控制。
　　陈允中则说：“财政失败和文化不认同使香港迪士尼的旅游项目不能成功，甚至变成烂摊子，说到底还是它的吸引力不行。如果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相信香港不会选择与迪士尼合作了。”
　　
　　扩建计划艰难出笼
　　 香港迪士尼乐园面临着亏损额进一步扩大的困境，美国华特公司不得不在2007年同意豁免其两年的管理费用，并推迟收取期间的特许权费用。
　　 “没有人愿意看到香港迪士尼遭遇困境，无论美国华特公司还是香港特区政府，还包括迪士尼的游客。”陈允中说，“所以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办法，都希望乐园能够走出泥潭，目前都把希望寄托在乐园的扩建上。”
　　 “全球的迪士尼乐园都是透过扩建以发展业务，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亦不例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说，“香港特区政府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双方股东均认为，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需要扩建以取得长远成功。”
　　2001年，美国华特公司在东京迪士尼开设了第二个公园迪士尼海洋乐园；2002年，在巴黎迪士尼建设第一个主题公园10年后，巴黎迪士尼影城开业。由于在其它地方有过成功的战略实验，无论是出于事业扩张，还是出于救急，扩建似乎都成为香港迪士尼的不二选择。
　　但是扩建计划的谈判并不顺利，甚至一度被搁置。作为拥有该乐园57%股权的香港政府初期并不同意香港迪士尼方面提出的计划，并声称不会继续投资这座难以盈利的游乐园，而后者也丝毫不相让，于是这项计划就一直拖延下来。
　　 2009年初，香港迪士尼突然宣布将裁减30名帮助规划和设计新公园的“幻想工程师”，理由是“扩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迪士尼总部还不断放出有意在上海再建造一家主题公园的风声，而上海方面也始终认为迪士尼项目对上海服务业发展甚至带动GDP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自然让香港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自从与迪士尼合作以来，双方不断发生争执的消息就被好事的香港媒体不断传播、放大。
　　 “由于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大家后来都已经清楚这里面涉及香港特首的水平和责任问题。”陈允中说，“以前投资建设乐园是董建华在任，而现在是否继续投资则是曾荫权的难题了，尽管香港政府做事情需要立法会批准，但是特首本身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陈允中说：“现在面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香港政府不愿意继续投入，那么以前的所有投资都将成为泡沫，其将背上巨大的财政债务，还要面对大量失业人员等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如果继续投入资金，谁又能保证一定会让香港迪斯尼免除厄运，或者说谁知道多长时间能够改变目前的窘境呢？”
　　在对扩建工程的融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香港立法会在2009年7月通过了美国华特公司和香港政府针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扩建计划的财务安排。华特公司愿意在5年内分期为此项扩建计划融资35亿港元，但香港政府表示不会向扩建计划投入新资本，而计划将相当一部分现有贷款转换为股份，以维持大股东的地位。该计划完成后香港政府的持股比例可能将从57%降至52%，其涉及资金规模约62.5亿港元。
　　作为对新项目的回报，迪士尼公司前所未有地同意从2008~2009年度起，每年披露乐园营运及财政表现的主要资料，当中包括乐园的入场人次及财务表现的主要数据，提高乐园营运透明度。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官员表示，扩建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将增设3个新主题区，分别为“野矿山谷”、“迷离庄园”和“反斗奇兵历奇地带（暂定名称）”，占地约为现有主题公园面积的23%，扩建计划的成本为36.3亿港元，新主题园区将提供超过30项游乐设施，令乐园游乐设施总数增加至超过100项。这些项目将在未来5年内即2014年底前分阶段完成，如此园区总数将达到7个。
　　“扩建后公园生意会略为好一点，但不会好很多，法国的经验也是这样，财政上香港政府是输定的了，签了不平等合约还能怎样办？”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但是其对环境破坏会更大，也会对土地使用规划带来负面的影响。”
　　迪士尼将在上海再建一家主题公园的消息在2009年1月初得到了认可：计划投资240多亿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即将兴建，中美股份分别为57%和43%，其规模可达香港迪士尼的3倍，最早2014年对外开放。
　　无论香港还是上海，都把2014年当作一个工作时间表。当然，对于大量的中国内地游客而言，目前进入香港的手续仍然很麻烦，旅行成本也非常高，比不得随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上海。不过陈允中说：“上海政府不能过分乐观，因为迪士尼纯粹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项目，而且游乐项目更新速度缓慢。应该注意到香港迪士尼的前车之鉴，否则上海将成为下一场投资灾难的主角。”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301#comment 2097152 Thu, 12 Nov 2009 20:15:55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301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298 　　
　　某天清晨，你一睁眼，突觉咽喉疼痛，头昏脑热。一测体温，果然在低烧。可你并不怎么担心。公寓的对面就是私人诊所，公司附近也有公立综合医院，视工作的情况，只要在自己合适的时间随便去哪一家，都可以得到医生的诊疗。然后遵医嘱，去药房开些药物，基本上就没事了。而诊疗费、药费的个人负担额度，也就是千把日元（约合人民币680元）上下。即使发现了什么重大疾患，医师会马上出具介绍函，保证你在最短的时间能去最权威的专科大医院就诊，断无延时误诊之虞。只要本人提出希望、要求，无论是谁，都可以以非常少的个人负担额，享受到技术精湛且彬彬有礼的医疗服务……如此“和谐”的画面，是2005年之前日本医疗现场的风景。
　　但从2006年起，对医师的“强制性过劳”导致医生大量流失、患者个人负担额倍增、医疗设施锐减等问题日益凸显，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受用方之间各种矛盾开始表面化，“和谐”不再，江河日下，“医疗崩溃”成为噩梦般的现实及大众传媒长久的选题。随着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化问题的深化，日本正迎来一个“超医疗格差”社会：据社会学统计，到2020年，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将面临实质性崩盘。届时，一部分支付得起高额诊疗费的患者可以在五星酒店级装修的高档病房中受用世界最高水准的医疗服务；但同时，有至少两成的病患因无力加入民间医疗保险而无法享受哪怕是低级的医疗服务，即使罹患诸如痢疾、贫血或肠炎等普通疾病，也很可能会被夺去生命。
　　日本早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初的1961年，便实现了全民覆盖的普遍健康保险制度，2000年又实施了旨在应对老龄少子化社会问题的国民看护保险制度，加上发达的医学教育和高度的医疗技术，其国民长期以来一直享受以普遍医保为依托的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平均寿命最长、婴儿死亡率最低的持久纪录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即使在OECD国家中，日本也是不折不扣的“优等生”。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优等生”正面临空前严峻的试练。问题还不是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这次连能否“毕业”，都很难说。
　　
　　悲剧说明了什么？
　　 据日媒体报道，2008年10月，在人口稠密的首都圈内，一名临产孕妇突然感到头痛。因系即将临盆的孕妇，一般医院拒收。结果在救护车辗转了8家设有妇产科的医院后，孕妇因颅内出血而死亡。
　　另据报道，今年夏天，在东京世田谷区一处富人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刚结束一天工作的48岁的开业医师K，正准备开车回家，遭人以金属棒从背后重击头部，然后被浇汽油焚尸灭迹。K医师系业界声誉卓著的以导管术治疗冠状动脉狭窄症的专家，诊所开业以来，有许多财界名人光顾，进项颇丰，是典型的医界成功人士。从现场遗留的塑制汽油桶上写的“让猪去死”的字迹来看，颇似一起针对“医疗胜组”的恐怖事件。所谓“医疗胜组”，专指那些在“医疗崩溃”时期的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
　　这类恐怖活动的共同特征是，犯罪者各自不同，但主旨相同。去年12月发生于东京最时尚的地界——表参道的一处专门面向医师的超豪华会员制俱乐部的爆炸事件中，4名医师当场死亡，重轻伤17名，舆论大哗。事发后，各大新闻社共收到7份声称对事件负责的声明，共同的诉求是要严惩那些不顾病患之困窘、一味耽于奢侈享乐的“胜组”医师，大有“替天行道”的架势。
　　诸如此类的事件报道，像一个个尖锐的报警信号，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医疗现场荒芜丛生，乃至走向崩溃的现状。伴随医师的锐减和两极分化，以及医疗机构大面积的倒闭、关张，国民从长年以来形成的对医疗服务“质优价廉”的实感的习惯性依赖，一下子坠入“看病难、看病贵”，甚至根本看不了病（不仅价格贵，而且医疗网点锐减，有些小城市甚至完全没有医院）的境地，恍如“冰火两重天”。
　　对此，从政、财两界到传媒、学界，质疑、批判的声浪不绝，且分贝越来越大，但如此状况的酿成绝非一日之寒，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表面上看，自民党政权虽是“始作俑者”，但成因之复杂，既有政治、社会因素，也有国民心理和文化性因素，甚至全球化也难脱干系，问题绝对是结构性的。既如此，问题的解决就绝非一次单纯的“政权更迭”便可“药到病除”，而有赖于一次对医疗体制的大手术，与此相关的国家战略也将面临重新调整——这无疑需要条件和时间。因此，病灶虽然是因自民党而起，但即使民主党政权具备启动深层改革的足够凝聚力和一定条件，且假定改革的大方向和策略也大致正确，从起跑到初见成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何况，从目前民主党政权打出的政策纲领看，基本还停留在旨在把自民党拉下马的选战阶段，明显缺乏与深层改革配套的具体作战方略。所以，一般来说，日本的医疗“阵痛”应该不太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问题的发生机制
　　 医疗从根本思路及大方向上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美国型和欧洲型，或曰预防重视型和治疗重视型，即欧洲重治疗，美国重预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两种倾向并存，但有一个时间差：战前以德国模式为蓝本，重视治疗；战后又导入美国模式，重视预防的倾向也有所抬头。但各国的长期实践表明，终极的预防基本上是“理想论”，有效、靠谱的方式还得回到治疗。因此，美国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这也是导致其医疗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从2008年4月起，全国对40岁至74岁的中老年人实施特定人群普遍义务性“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体检，旨在预防“南瓜形”（被认为是易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体形）人群及其常见的“生活习惯病”的蔓延。但结果表明，40岁以上男性半数为“南瓜形”，实可谓“防不胜防”。除了吸烟率的降低等极个别伴有配套法律（如公共场所禁烟等）的领域外，预防为主的思路被认为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进而，随着美国医疗问题的“触底”，对美国模式的追随，也被证明是一场政策性失败。而从根源上说，所谓“轻治疗、重预防”的政策倾向，不仅是医疗问题整体思路上的分野，其实原本就包含为削减医疗费而背书的成分。
　　因此，要想探寻日本“医疗崩溃”的起因，需追溯医疗费削减的政策方向选择的源头，而这要从中曾根政权说起。
　　从单纯的医疗技术层面来说，因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之相伴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医疗需求（或者说主要矛盾）。1970年代之前，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最普遍的医疗需求是感染症，被某种或几种病菌（毒）感染，只需对症下药服用抗生素，便可痊愈。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发生变化，糖尿病、心血管病等被称为“富裕病”、“生活习惯病”的病症开始在人群中蔓延，从而导致医疗需求形式的变化，譬如心脏病、癌症等慢性病症逐渐从统计数据上取代了过去的感染症。不用说，医疗费也随之膨胀。这种状况，引发了掌管国家预算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担忧。于是，才有所谓关于削减医疗费的政策讨论。
　　1983年，一位名叫吉村仁（Hitoshi Yoshimura）的资深官僚撰写了一篇题为《医疗费亡国论》的论文，引起了舆论的重视。这位仁兄不是一般的官僚，时任厚生省保健局长，后官至厚生省次官，是在国家医疗政策问题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力主削减医疗费，否则“国将不国”。为了说服当权派政治家，他不惜藏在轿车的后备箱里潜入田中角荣宅邸，凭三寸不烂之舌公关田中，竭力推销自己的政策，乃至其名言“为匡正医疗费的现状，甘化鬼做蛇”经媒体报道后，广为人知。终于，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吉村版”削减医疗费政策方案结成“硕果”，中曾根提出“健保改革系国家的使命”，不顾医疗利权集团“医师会”的反对，把此前医保享受者上班族的个人负担额度从零上调至10%（吉村当初力主20%方案，遭遇反对势力阻击，妥协为10%），此乃战后日本以削减医疗费为政策方向的医疗改革进程之始。
　　医疗费削减的直接后果，是医师的流失。如此结果的形成，除了以吉村为代表的厚生官僚的纯政策性动因外，一些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是所谓“医师数量起因”论，即认为医师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医疗需求的增加；而要想抑制医疗费的膨胀，就要先减少医师数量。这种论调有些类似于那种说美国诉讼过多，是由于律师过多的说法，从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另当别论，但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颇有市场。不过，真正照单全收，并以之为指导思想而从政策上加以调整的，在众多的OECD国家中，其实也就日本和英国。而这两个国家成了按人口平均医师最少的国家（每10万人中的医师数量，英国为156人，日本为184人；而德国为336人，瑞典为310人，美国也有253人）。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日本开始呈现老龄少子化社会的初期症状，从大众传媒到政治家、官僚，无不把老龄化问题当成一个严重的、但又不得不从政策上加以应对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在英美等国，被称为“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甚嚣尘上，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中曾根康弘及其后几任内阁的政策取向。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基于向老龄化社会疾速“俯冲”的发展态势，从财政上予以前瞻性倾斜投入的医疗，却莫名其妙地成了牺牲品，不仅没有随着医疗需求形式的变化和老龄社会引发的需求增加而相应增加医师和医疗网点，反而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取向：削减医疗费，削减医师数量，削减医疗机构。一路下来，在原则不增税的前提下，医疗预算要在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的框架内得到保障，不得不屡屡“削足适履”，一步一步酿成了今天医疗现场青黄不接的荒芜。尤其是2006年4月，根据小泉内阁厚生劳动省颁布实施的诊疗报酬体系改定方案（该报酬体系两年一改），医疗预算锐减3.2%，可谓雪上加霜，加速了“医疗崩溃”的进程。
　　
　　状况有多严重？
　　 30年弹指一挥间。曾几何时，当媒体咋呼“狼来了”的时候，大家都没当真，可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众人才发现手头居然连套狼的绳索都不够。今天，日本成为世界头号长寿国的反面，已深为老龄社会所困。老龄社会的最主要特征，简言之，是更少的劳动力，更多的疾病，需要更多的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而这恰恰是日本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所难以承受之重负。
　　另一方面，医疗产业，就其本质而言是救死扶伤的服务业。而在奉行“客户是上帝”的日本社会，有种传统的社会心理沉淀，认为医疗不能过贵，服务要好，医生务为圣人。这种社会心理如此根深蒂固，乃至日人无法接受过于偏离这种价值标准的现实反差。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充满了对医疗现场各种不满的控诉，不仅花钱多了受不了，待诊时间过长和医师接诊时间过短也受不了。而随着老龄社会的深化，甚至有要求医疗机构年终无休、24小时接诊，成为便利超市型医院的诉求。这无论如何与社会现实乖离过大，多少有些“超现实”的离谱。
　　事实上，连续20年以上的医疗预算削减（正确地说，是预算增加额度的削减。但由于客观上国民人均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增加额度的削减就意味着人均医疗费用本身的削减），已极大破坏了包括国民医保在内的社会“安全网”，医师收入下降，不堪重负，公立医疗机构经营困难，陷入半倒闭状态的中小医院不计其数，有些地方城市已遍地难寻身穿“白大褂”者。
　　以妇产科为例，原来产妇的正常分娩，不属于医保的负担对象，这部分费用由地方都道府县的财政负担，大体标准为一次分娩50万日元左右。近年来，由于地方经济凋敝，自治体财政恶化，该部分费用降至37万日元左右。这种结果无论如何会反映到医疗服务的品质上，于是患者（产妇及其家属）抱怨，院方也叫苦不迭。医学院系的学生都知道日本的老龄少子化是难以遏止的发展趋势，“毕业后去产科无前途可言”。更何况，要24小时接诊，苦、累不说，产妇或胎儿死亡的话，是要发生诉讼的……其结果，妇产科被敬而远之。普通医院不设妇产科，专业的妇产医院则尽量缩小规模。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提到的那名孕妇的悲剧，而这在今天的日本绝不是个别的。不要说地方城市，即使在东京都内或首都圈，孕妇如果没有在预产期前半年预约排队的话，临产之际是绝难找到医院住院、分娩的。很多家庭，妻子一旦被查出怀孕，第一时间便预约医院。乃至近年来民间重新出现了对助产士（产婆）和助产所的需求。在21世纪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妇女不是在正规医院的产房，而是在家里或私人助产所冒险自行生产，可谓是对医疗体制的莫大讽刺。
　　不仅是妇产科，越是那些诊疗负担重、危险大、麻烦多的科室，越被敬而远之，医师们开始远离小儿科、外科、内科，而倾向眼科、美容外科、放射科等无人命之虞，相对来说远离医疗事故和诉讼的科室。
　　与此同时，像自由作家、自由艺术家一样，在医学领域也出现了自由医师的职业。一些拥有医大文凭和行医执照的医师，不从属于任何医院，像打零工一样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中打工，或每周几天，在不同的医院值夜诊，按劳动时间计酬；麻醉师的话，则按手术的次数计酬，一个手术多少钱，等等。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工作方式提供了条件，使隔地、在宅问诊成为可能。譬如放射科的医师，完全可以靠公共网络传输电子影像数据，了解病情，制定方案。
　　医疗现场的荒芜，必然引起医师的流失。但医师毕竟是高级技术人才，“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开诊所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于是，一个与公立医疗机构大面积倒闭相应成趣的现象是“诊所乱立”，两极分化。日本按人口平均的医师数量，在发达国家中不算多，但私人诊所的数量绝对过剩，这导致了另一种残酷竞争。在竞争中胜出的有实力者，不愁患者，进项多多，但为了保持竞争力，不得不进行设备投资，为此巨额负债。可市场发展变幻莫测，巨额负债导致破产，开业医师一夜间变成赤贫，甚至沦为无家可归者的案例也所在多有。另一方面，随着“下流社会”贫困化的蔓延，即使少数精英在竞争中一时胜出，也并不意味着可恒久确保竞争力。至于说部分“医疗胜组”的成功人士，显贵露富，过于招摇，乃至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298#comment 2097152 Thu, 12 Nov 2009 20:08:08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298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296 　　 本刊记者 徐 瑗 发自北京
　　
　　魏建国自1973年进入当时的外贸部工作以来，此后的20多年从未离开过外经贸口，2000年6月起他历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商务部副部长。2009年4月，魏建国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继续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出谋划策。日前，魏建国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广东和浙江在复苏过程中争抢第一
　　《南风窗》：除2001年外，2000年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今年1~8月上述三项指标均为两位数的负增长，这也导致了近10年来净出口对于GDP首次产生了较大幅度的负贡献。您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外贸形势？
　　魏建国：目前出口大幅度地下降，而且是连续七八个月地下降，值得反思并重视，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好好研究：第一，我国外贸依存度比较高，所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当其冲。第二，大家观点一致认为要调整结构，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但是结构怎么调，这点有分歧，即现在要不要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一刀切？在当前情况下，我认为加工贸易要保持一段时间。改革开放30年，外贸解决了1.2亿农民工的就业。目前加工贸易是解决就业的最优道路。只要中国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丰富，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比较优势，并争取把这种优势保持得更长久些。
　　与此同时，加工贸易要实现“两个转变”：从低端向高端转变，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变。这是我们当前要抓的，这样可以使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保持20~25年。我们要增加高附加值的、科技含量增高的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引进新的研发机构和新的工业设计机构。只要我们政策得当，措施有力，我们完全可能成为高附加值的世界工厂。
　　对今年的外贸形势，我持乐观态度。最近有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今年以来，我国摩托车外销数量大减，但是电动车出口大幅度增加，这说明企业从金融危机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训，正在按照市场规律完成转型;第二，加工贸易里面进口降幅正在收窄，我在浙江和广东的调研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进口意味着明天的出口。如果加工贸易中进口企稳回升的话，说明我们接的订单就多，这一点是很好的现象;第三，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国家把订单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像拉美、非洲和金砖四国。这些国家的恢复超过了欧美日韩，这也是很好的回暖迹象。
　　《南风窗》：您曾经预言，中国经济的复苏将率先从外贸开始，而外贸的复苏将首先从浙江开始。现在，你如何评价当时所作的判断？
　　魏建国：我还是坚持以前的判断，经济回暖率先从外贸开始，外贸复苏首先从一般贸易开始，而一般贸易浙江占大头，因此，从浙江复苏完全是可能的。8月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个判断，纺织、服装、鞋类、家具、箱包、灯具、玩具这些商品，出口单价基本没有下降，价格没有下降说明市场有需求,浙江正是以这块为主体。我到了浙江发现，民营企业家信心很足，我接触了飞跃集团的邱继宝、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周大虎、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万向集团的鲁冠球等企业家，他们信心都很足。
　　《南风窗》：珠三角的情况呢？
　　魏建国：如果前段时间我说浙江会率先复苏，现在我可以讲，广东和浙江正在你追我赶，在复苏的过程中争抢第一。广东的外贸急起直追，后来居上，1~8月出口同比降幅收窄为17.8%，好于浙江（下降19.3%）。这跟广东实施的中小企业政策以及产品结构调整有关。从企业家信心指数来看，前段时间浙江企业家气势冲天，现在广东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也上来了。现在，我对江苏和上海不是很看好，这是江苏和上海的出口产业结构所导致的，以加工贸易产品为主，以IT行业为主，缺乏灵活的民营企业。
　　《南风窗》：广东由于订单回升，已经出现缺工现象，您认为这种回升是可持续的还是只是由于节日消费因素而出现的短期恢复？
　　魏建国：不是短期恢复。从珠三角用工的情况看，东莞、顺德比深圳好，深圳又比广州好。从出口国和地区来看，东莞和深圳大部分是出口欧美，广州主要是出口港澳、日本，欧美当然也有。新订单主要来自欧美，欧美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带动了以欧美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莞、顺德、深圳、佛山等地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恢复，这是广东外贸有所复苏的主要原因。只要欧美日用消费品消费稳定持续地上升，广东的外贸复苏就是可持续的。而且，虽然欧美国家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口额都是下降的，但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占的份额却是逐月增加的。
　　《南风窗》：也就是说，危机阶段，中国出口商品在欧美市场的份额不降反升了？
　　魏建国：对，这是一个很乐观的现象。我们要注重“土豆效应”(经济危机时，消费者会舍弃高端奢侈品而转向中低端产品，导致对后者的需求上升) ，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的短途旅游增加了，会带动旅游产品和摄影装备的消费;还有“口红效应”(经济危机时,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因此销量大增),危机阶段化妆品的消费会增加，甚至包括葡萄酒的销量和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也大为增加，欧美也呈现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加大动漫、文化产业的出口。
　　《南风窗》：广东和浙江在复苏过程中你追我赶，这两个省是外贸大省，这是否意味着全年外贸走势有望走出负增长？
　　魏建国：从1~8月的数据来看，外贸正在走向复苏。我认为全年外贸能够做到持平和略微增长。以长三角、珠三角订单特点来看，订单来得快、要得急、要的量是试探性的，这说明原有的库存用完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信号。所以接下来9~12月是外贸复苏的最好时期。主要是四个原因：一、世界各国经销商的库存已经基本用完;二、明年或多或少会有新的订单;三、一些国家率先走出低谷，需求会恢复;四、我国外贸企业在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尤其是抢占新兴市场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外贸转内销并不能救大局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促进出口，包括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加强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政策落实情况如何？您如何评价它们的实施效果？
　　魏建国：最大的问题是政策落实的速度不快，企业从政策出台到享受政策优惠的时间太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政策有了，但没有实施细则。如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实施细则时隔很久才出台;二是有些部门的工作缺乏时效性。比如，退税政策怎么能够做到及时足额以及手续更为简便同时又要防止骗退税;三是政策的出台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多变,往往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会有企业抱怨，好政策来得迟了些。“政策来迟了，效果不明显”，这是我下去调研时听到较多的来自企业的声音。现在的客户都是24小时在订货的，应该成立一个类似对外贸易应急小组，统抓政策。
　　《南风窗》：下一步是否还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出口？如有，政策空间主要在哪？
　　魏建国：还是要对外贸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继续加大政策力度，有两点可以研究：一是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服务贸易出口。当前是我国承接世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最好时机。我们在政策上要做好准备，这是下一步外贸改革的突破口。世界服务贸易接近4万多亿美元，中国只占约7%，服务外包仅占2.5%。2002年，印度是200亿美元，我们是5亿多美元。当时朱镕基同志希望我们两年内赶上印度。现在7年过去，我们离印度还很远。在这方面要大力发展，如果说加工贸易是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贸易就是解决大学生就业。
　　二是再加大一些优惠贷款，信用保险等各种优惠支持力度。应该对中小企业和加工贸易制订更好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贷款政策和市场开拓的一些奖励办法，在WTO政策框架下，扩大整个出口市场的份额，抢占新兴市场份额，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后危机阶段，还有一个政策可以考虑启用，即中央财政能不能负担原本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出口退税。我们有一条政策，凡是地方出口增量部分的出口退税中央财政负担92.5%，地方财政负担7.5%。我的建议是，地方不要负担7.5%了，由中央财政负担，以此政策支持出口。
　　《南风窗》：事实上，我国从2008年8月起已连续7次提高了一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鼓励出口,您对出口退税率怎么看？提高出口退税率会不会意味着牺牲内需补贴外销？
　　魏建国：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明确反对。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一旦一个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口的时候，就要去掉国内的税负部分，以最有竞争力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主要是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或者是为了让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加具有竞争力，提高出口退税率是鼓励中国出口的最好的政策。
　　《南风窗》：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左右变为今年上半年的负贡献。外需的大规模收缩是否可以通过内需来弥补？您对外贸转内销的前景怎么看？
　　魏建国：当前外贸对GDP的贡献率确实比以前下滑了很多，但是在短期之内，外需的下滑不可能通过内需来弥补。外贸转内销只能是小量的，并不能够救大局，只能是针对一定的市场、一定档次，以及消费习惯相同的产品。比如，我们对欧美出口的大型号的衣服和鞋子等，就很难转内销，但对日韩出口的就可以。实际上，外贸转内销的比例占得太小。我们有1万多亿美元的出口，除非伤筋动骨把出口结构的设备、营销的思路都改变，否则很难转。
　　外贸还要继续发挥对GDP的贡献作用，这个贡献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非常强有力的。因此，就必须把外贸的结构调整提上议事日程，外贸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外贸的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提高加工贸易的附加值等观念的转变和实施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外贸对GDP的贡献提不起来。
　　《南风窗》：也就是说，出口转内销不可能成为一种趋势，而只是当下应对危机的救急之举？
　　魏建国：权宜之计。内销市场由原有的厂商提供产品，为什么要挤掉这些国内厂商的份额呢？
　　《南风窗》：就“三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投资占50%，消费是40%左右，外贸在今年之前占10%~20%。从长期来看，外贸应该占多高的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魏建国：国际市场是个大市场，从总体来看，外贸占的比例可以适当变化，随着国际市场、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三架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排序应该是：国内消费35%~40%，投资30%~35%，外贸20%~25%（不包括服务贸易15%左右），这样三架马车轮子的转速是均匀的，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我们要争取在未来的10~15年保持这种排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第一、外贸第二、消费最后。
　　
　　要做好打贸易大仗的准备
　　《南风窗》：前面更多的政策是用来应对当下的危机的，我们会不会过分注重短期政策而放弃了要改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中长期政策目标？从中长期来说，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在哪里？
　　魏建国：确实，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将面临一场贸易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国都在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实际做法却不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看，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对我们反倾销、反补贴案的数量和金额都在增加，案件的频率也在加快。更重要的是，使用的方式已经超越了世贸组织规则，启动了特保条款。这次轮胎特保案，美国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起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中国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做好长期准备。
　　在推出中长期政策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使各项政策符合WTO的贸易规则。我们即使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也要做好被人诬陷的准备。遇到像特保案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当机立断、毫不客气。我很赞同商务部迅速就轮胎特保案作出贸易反制策略，对从美国进口的鸡肉和汽车启动反补贴审查程序。同时,我们也要培养一支队伍，对中长期政策及其实施进行审视。贸易战导火线一旦点燃，不是通过G20匹兹堡会议等协商机制就能解决的。一旦某国的领导人遇到国内团体的政治压力，肯定首先保位置。
　　《南风窗》：很高兴您作为原商务部官员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实，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不乐观。2008年，全球发起了20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的就有73起，占35%；2009年上半年，共有17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两反两保”及其他形式的调查，共67起，上升11%。以这次美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来说，这实际上是一起恶性事件，它已经超越了WTO所允许的规则，这样的事件未来很可能会不断出现，正如您所说，我们要面临一场贸易战。我们是否能有一套制度性的办法从容应对这样的贸易冲突？
　　魏建国：我想，有四项措施必须要采取：一、首先要讲清道理，要跟贸易摩擦国讲清中国是受害者，并不是事端的制造者和挑起者；二、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把国内企业的法律、数据以及国外的进口商、消费者甚至是同业公会都拉进来。因为现在很多产品不单是中国本土企业制造的，也是美国的同业公会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制造的；三、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也可以随着案件的进展灵活处理。比如说轮胎案，如果第一年税率不能改变，我们可以在改变第二年的税率上施压；四，要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南风窗》：您所说的四点不仅应用于美国轮胎特保案，也适用于其他的贸易摩擦案。您刚刚还提到，贸易战可能会打响。
　　魏建国：对，一定会。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贸易战会在两条战线打响:一个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像欧盟、美国;另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好可能腹背受敌、同时应对两条战线的准备。
　　《南风窗》： 讲的是全面的贸易战？
　　魏建国：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我们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长期仗的准备。
　　《南风窗》：也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时期之内，会越演越烈。在我看来，就美国轮胎特保案来说，中国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固然很好，但对于出口企业来讲耗时太长。我反而觉得迅速推出贸易反制策略更为直接和有效。
　　魏建国：你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和心情。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296#comment 0 Thu, 12 Nov 2009 19:49:40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8296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5012 　　10月18日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10周岁生日。在这个本该欢庆的日子里，长城的不少人却心情沉重。存续期将满，未来究竟何去何从？——恰似行至“水穷”处的AMC，在政策不断松绑和如饥似渴的探索之下，能否迎来下一个“风起云涌”？
　　按照当初的设想，中国AMC的存续时间为10年。不过，为了继续“活下去”，AMC几年前就开始了转型探索。种种迹象都昭示着一种结果：AMC的转型已经到了无法拖延的地步。而奔向“金融控股集团”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却始终困扰着AMC前行的脚步。
　　可以确定的是，国务院在近期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让信达作为试点最先实行转型，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是最终目标。无论如何4家AMC的转型方向已经确定，即商业化转型，朝着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包括长城。
　　
　　债券延期突破10年生死大限
　　引发最近对AMC转型话题关注的，首先源自9月21日建行发布的一则公告。建行接到财政部通知,该行持有的信达公司债券到期后延期10年,利率维持现有年息2.25%不变。财政部将继续对建行持有的信达公司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
　　这份公告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中国新发现的银行业成功景象根基不稳，而且目前有人担心今年政府推动的放贷狂欢，可能又会制造大量不良贷款。目前的财政状况决定这一问题不得不再拖10年。
　　再获10年时间并不意味着能偿还本息或将问题最终解决，但对于正在努力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AMC来说，至少是赢得了时间。
　　信达公司债券由信达公司于1999年向建行前身，原中国建设银行定向发行，也是信达公司收购原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的对价。财政部对这部分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10月23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考虑到目前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如果把1.4万亿都拿出来的话，会影响财力，因此暂缓10年。” 政府目前看来并不急于为资产管理公司偿还未还清的部分债券，这并不令人吃惊。
　　也有金融界人士质疑这种做法，“国家应对不良贷款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什么呢？把它扫到地毯下面藏起来，每隔10年扫一次。”债券的延期意味着政府方面不必非得救助信达公司。这样做建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也不会有“窟窿”，即使这批债券的偿还希望渺茫。
　　AMC是国家为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贷款而对口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10年前，由财政部向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4家公司各提供了100亿元资本金，同时由央行发放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AMC以固定利率为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为对价，收购了四大行剥离的1.4万亿元金融资产。
　　1999年处理国有银行坏账的安排中，一直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缺陷”：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目的是为四大国有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以向国有银行发行10年期债券的方式，来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如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向建设银行发行2470亿元10年期债券，来收购建行的不良资产。但这些债券到期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根本无法偿还10年期债券。
　　贾康同时透露，延期也符合各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其后陆续到期的其他几笔债券也将采取延期的方式来解决。
　　目前工商银行持有价值人民币3130亿元的资产管理公司债券，这些债券将于2010年、2011年到期。中国银行持有人民币1600亿元将于2010年到期的资产管理公司债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则是利用央行资金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人民币3450亿元的不良贷款。
　　业内人士表示，财政部将债券延期并为其偿还提供支持，这意味着AMC在下一个10年内将无生存之忧。
　　“国家担心的是1.4万亿那块怎么解决的问题，这块本来是由财政负担的，将来怎么解决还得看政策层，所以再一个10年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西南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张刚表示，“最理想的设想可能是以后赚一部分还一部分，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发展中，10年之后局面应该会有所不同。”
　　
　　AMC转型之机？
　　事实上，中国AMC是仿照美国1980年代处理不良资产的方式设立的——当时RTC（重组信托公司）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完成了使命的RTC在10年后顺利关门大吉。
　　如今，通过一系列收购,4家AMC触角已涉及证券、银行、信托、租赁和基金等诸多领域,这些相当不错的“副业”，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利润来源。此间，四大AMC的高管曾多次公开表示，他们转型的方向就是金融控股集团。
　　对于四大AMC来说，转型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定位。“转型往哪里转？什么才是特别符合自己优势的定位？目前还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向记者如此表示。
　　他认为，改制完成之后，AMC将变成一个纯粹的市场化的主体。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处置不良资产，还有既定的业务，那么未来必须到市场上去找。而无论做证券、保险、信托还是投资，AMC都要和那些已经很成熟的企业竞争——“可以说，它面前这条路非常漫长。”
　　10年之间，中国金融市场鬼斧神工，吴晓求认为中国变化给了AMC继续生存的机会， “本来预计资产公司是10年为限的，可是谁也想不到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谁也想不到这些商业银行都纷纷上市了。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转型，而这个转型必须是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转型。”
　　事实上，随着商业银行纷纷股改上市，今后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多数将自行消化，或采取商业化运作来处置——除非出现美国金融危机那样严重的状况，否则绝不会再像10年前那样由国家出资剥离。“财政部给时间让转型的真正原因就是资产管理公司所拥有的正在创造利润的金融牌照。”
　　
　　被财务游戏押后的金融风险
　　粗略估计，AMC政策性业务的亏损将超过万亿元。1999年4家AMC都以账面价值收购对口银行总额约1.4万亿的不良资产，央行再贷款和向金融债实行固定年利率2.25％，据此计算AMC每年需支付利息315亿元。
　　4家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的现金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这样，超过万亿的政策性业务亏损挂在了AMC的账上。这部分亏损以何种方式处置将是AMC转型的最大悬念。
　　根据政策层2006年做出的设想，对AMC向对应银行发行的金融债，财政部将会通过发债的方式将其置换，剩余政策性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专门用来支付AMC债券转换为国债的利息；而对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则停息挂账。但对这部分损失如何处置并未明确规定。
　　有猜测是将由财政对这部分亏损进行核销。“先发特别国债对坏账进行置换，然后用财政收入逐年进行核销。”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分析。但核销超过万亿的资产，将给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坏账的处置涉及财政预算，还需要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这也会受到很大的质疑。“上到人大的可能性不大。”
　　而另一种说法是，这部分亏损可以和国有银行上市所获得的增值放在一起考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正如国有企业改革，坏资产、历史包袱留在集团公司，而将好的资产包装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以上市公司的收益以及股权增值的部分用于弥补集团公司的历史包袱。国有银行“剥离—注资—上市”的路径和国有企业改革类似，把坏账、历史包袱拨给了AMC，而以好的资产成立股份公司上市。建行、中行、工行3家国有银行改革上市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值增值部分也非常庞大，国有银行股权增值的部分拿出一部分来弥补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亏损理所当然。
　　实际上，国有银行注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看成是银行为重组和改革分担一部分成本。不过，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否认分担代价之说，强调这是银行综合化发展的需要。以信达为例，旗下包括资产管理、证券、信托、保险等方面的业务，按郭树清的话说，“离开了银行的销售网路，信达很难做大；如果我们没有它那些牌照和产品，我们也拿不到那些中间收入。”
　　如此看来，国有银行入股资产管理公司，完全可以看成是商业银行来分担10年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本，只不过这次加上了多种金融业务的营业牌照。
　　当初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不得不选择相信国有银行的说法：巨额不良资产和沉重历史包袱是国有商业银行推进综合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只有国家出面、老百姓出钱解决这些历史包袱，银行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也才不会进一步增加未来财政负担甚至造成金融风险。
　　10年来轻装前进的国有银行，在完成股改、上市，享受了银行改革以来的多种好处后，甚至成功跻身全球规模前几大的银行，现在当资产管理公司遇到问题时，实际上也是银行自己的问题，需要国有银行伸出援手，“不能再由财政解决，也不能把这些问题一概押后，转移未来的金融风险，难道可以无限期向天再借多少个10年吗？”王小广坦言。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5012#comment 0 Thu, 12 Nov 2009 19:43:12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8055012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860121 　　随着汽车成为人类主要代步工具，有人说，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害”。而汽车保有量仅占全球3%的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更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年均死亡人数飙升至10万人以上，占全球16%。
　　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离不开“人、车、路”三大要素。
　　前几年曾有北京媒体报道，按中国机动车发生事故原因分析，司机违章占70%到80%，行人违章占15%，而机动车机械故障原因小于5%，道路及相关设施占1%。从数据表面看来，国内交通事故主要原因是公路使用者的问题。是以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公众首先着眼的也是驾驶者的驾驶责任，鲜有追究肇事车辆的车况及安全性能问题。
　　而公安部门每年的车辆年检制度，也是公众的“定心丸”之一。殊不知，在一些业内人士眼里，恰恰是车辆年检的“短腿”以及年检制度无处不在的“猫腻”，使我国汽车的安全性能隐患成为了交通事故高发率背后的“隐形杀手”。
　　
　　安全隐患被低估？
　　 2009年5月2日下午2时50分许，一辆载着16名韩国游客开往江西的大客车在杭遭遇车祸。据悉，事故发生当时下着小雨，路面湿滑，一辆轿车突然从后面窜出，司机猛地踩了一下急刹车。在惯性作用下，失控的客车向右侧发生了侧翻，轧断了护栏，滚下一米多高的路基。事发后，有记者听到司机称，“路太滑，刹不住车”，而一位韩国游客也透露，旅游车的车况不是很好，轮胎有翻新的痕迹，磨损严重。
　　类似的事情经常可以在新闻中看到——司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踩急刹，车子控制不住，向旁边翻侧，从而酿成车祸。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机械工程师向记者表示，车祸中机械故障发生率低，并不代表我们的汽车已经足够安全。因业内统计数字表明，制动跑偏和侧滑，特别是后轴侧滑一直是造成车毁人亡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种情况下的车祸原因通常并不被归类为汽车本身的问题。
　　公安部2005年统计的一组数据或多或少亦能说明这个问题。
　　据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450254起，造成98738人死亡，万车死亡率从2004年的9.2人下降到2005年的6.9人，呈现下降趋势；但其中轻卡车万车死亡率却高达9.6人，远远高出全国死亡率，由于轻卡自身安全问题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达7000人以上。
　　由轻卡车造成的死亡率高企，并不是国际普遍现象。缘何独是中国轻卡车危险特别大？“因为与汽车相比，国内轻卡车的安全标配与国际上的差距更大。”该机械工程师解释。
　　早在2005年以前，欧洲轻卡的标准配置已是四盘制动与安全气囊，主动安全性能得到有效提升；而相比之下，同期的国内轻卡不但没有ABS系统和安全气囊配装，且绝大多数只配置了鼓式制动，刹车系统对复杂路况的适应性能不高。
　　其实，主动安全性能落后于国际水平并不是轻卡车独有的现象。
　　20年来一直持续关注中国汽车安全性能问题的资深业内人士孙都向记者表示，50年前的抗美援朝英雄车油门踩到底是70公里/小时，当时汽车安全性能是刹不刹得住；但是汽车技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车速大幅提高，高速运动车辆的危险不再是刹不刹得住车的问题，而是失控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刹车防抱死ABS的普及应用，就是防止制动时轮胎抱死时制动力和惯性力使车辆甩尾失控；而90年代和本世纪相继出现ASR和电子稳定系统ESP更加得到欧美汽车生产商的大力拥护，美国以通用汽车公司为前导的生产厂，现在加装ESP的产品品种数已经过半。
　　而反观国内，对汽车主动安全性能的追求始终滞后于国际。时至今天，ABS已经成为卡车的必需配置，但使用ESP装置的却仅有东风和深圳的比亚迪等少数轿车生产厂商。
　　
　　重复检测不等于安全增加
　　对于因轻卡车及其他车辆的安全性能不足引发的高事故率，主管部门不可说不重视。然而无论公安部门也好，交通部门也好，对控制车辆安全性能，采取的无非是唯一的武器——年检。
　　广州一家大型商业企业的物流车队队长罗鑫感觉到，这几年的车辆年检明显抓得严了很多——尤其是处于风口浪尖的货车。“汽车新车头6年只需要两年一检，6年后一年一检，而货车每年都要检三次。”
　　罗鑫的车队共有30多辆货车及20多辆汽车，每年三次的货车检测总是令他非常头疼。“现在国内的车辆交通问题是典型的多头管理，公安部管，交通部也管。货车一年三次的检测里，一次是公安部的年检，另两次是交通部的检测。”
　　交通部插足车辆检测，目的当然是为了更严格地控制货车的安全状况，这样的初衷无可厚非。但是在业内人士眼里，新增的检测程序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地重复走过场，除了增加车主负担外，未必能起到预期作用。
　　“如果检测根本不能起到保证车辆安全的作用，那么每年测一次跟测三次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广西开了5年出租车的司机唐鸿9月份刚刚通过了年检，车是由公司合作的代理统一送到协定检测站过检的。据他所知，只要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每年所有车都会一次性顺利过检，鲜少有意外。
　　“至于车的实际情况就另说了。”唐先生所开的车已有10年车龄，不要说制动等性能大不如前，外观也已明显老旧，玻璃上还有肉眼难察的微小裂缝。“年检既然过了，不出大问题公司不会拿去修理，只能自己开的时候小心点。”
　　“在我们这里，年检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协作。私人车主与大代理得到的待遇是两个极端。自己开车去年检，那是检测站说什么是什么，如果你不交高额费用或交给‘黄牛’代检，总能给你揪出点问题来，让你不断修理、复检。”
　　但是一旦送检方的车辆总数上了一定规模——比如长期代理出租车公司和物流车队送检的代理公司——就有了与检测站的“议价能力”。不但年检费用可以比国家标准大为降低，甚至连一些制动、环保甚至外观明显不符合标准的车辆都能顺利过检。
　　
　　利益博弈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一点都不奇怪。”李警官现任职深圳某区的车管所，属于检测站的主管部门。底下的检测站有多少猫腻，他心中有数得很。“说到底不外乎是利益驱动。”
　　2004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实行社会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由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行为已经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一种行政行为转化为由第三方检验机构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的行为。各大城市的大部分检测站纷纷实施对外承包，或根本就由民企经营。
　　自负盈亏的检测站经营压力其实并不小。法例对检测站的开设定了一系列条件：包括要有足够大的场地、路试条件、检测设备及人员配置等。而在市内租用场地首先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检测设备的硬件投入和更新动辄就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为了尽快回笼成本，很多检测站采取的其实完全是企业化经营方式，不断激化竞争、谋求利益最大化。
　　“比如国家规定一辆汽车检测的费用是125元，如果是公安部开设的检测站，不管是谁来检测，一分钱都不会少收。但据我所知，现在一些民营检测站能把价格压到80元左右。”很多违规行为也在利益角逐中催生而出。
　　行业违规现象与主管部门的监管总是处在不断的博弈之中。
　　李警官与检测站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几年前他还任职交警的时候。当时他发现一家检测站的几十份车辆年检检测报告数据惊人地雷同，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发现这个站的批量送检车辆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进站检测，站上出具的全是假报合格的伪造数据——这就是很多检测站协议低价检测和一次性全数过检背后的真相。
　　撤掉了这家检测站的站长不久，又曝出另一个检测站私自雇人改动制动力传感器，目的是令很多不合格的车辆可以顺利“瞒天过海”。
　　“2003年至2006年，检测站私下把检测不合格的数据修改成合格的情况真的十分普遍。”后来，车管部门把检测站的硬盘换成专用硬盘，并将其加密，成功地杜绝了更改硬盘数据造假的方式。
　　
　　统一平台
　　时至今日，双方的博弈段数不断提高，在李警官看来，深圳车管部门目前技高一筹。“现在深圳做的是全国领先的示范性平台，市内所有检测站的数据都放在一个平台上管理，并配备了远程监控系统，以往的很多做假手段在这个统一平台上肯定再难生效。”
　　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一家较大型检测站的余站长表示，从各个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深圳的这个监控平台的确对众多不规范的检测站起到很大的监督作用。“起码据我所知，在深圳，不太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做假了。”
　　有鉴于此，广州也开始尝试架设数据平台。虽然目前来看还没有深圳方面做得完善，但监管力度已经加强了不少。比如对车到了线上后的“进线-出线”时间有了相应的规定和监控，保证每辆车在线内至少要5分钟等……这些都能有效减少检测站之间的恶性竞争。
　　“路面上的黑烟车和外观破旧的车辆也明显减少了很多。”罗鑫说，现在只要在广州拍到尾部冒黑烟或外观明显不达标的车辆送交主管部门，他们就会找到这辆车，追查其在哪个检测站进行年检，进一步追究检测站的责任。
　　“大概就是这两年里的事，增槎路的第七检测站被查封了半年，相信他们损失非常惨重。”显然，一招杀鸡儆猴，检测站马上“乖”了很多。
　　不过，虽然深圳、广州等城市为全国起了一个示范性作用，但平台监控要在全国实践推广，非一时所能及。而另一方面，除了更改数据外，检测站还有很多其他的做假方法，只不过更隐蔽，更具技巧而已。
　　“比如说你现在车在外地，只要找到有能耐的代理，他会让你直接把车牌寄回来，找一辆同颜色同型号的车代套牌替你过站。”李警官说。
　　关于检测站的违规博弈，远远还未到可以喘口气的阶段。
　　
　　技术人员良莠不齐
　　而重要的问题是，即使检测站的做假猫腻真正能够得到控制，也并不意味着年检真的可以100%为汽车安全性能保驾护航。
　　在余站长负责的检测站，技术人员正在线上忙碌地察看着每辆车的车况和检测数据。记者掐了一下时间，以线上检测计，每辆车从上线到下线的整个检测过程不过历时15分钟左右，据技术人员说，即使时间最长的情况，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
　　“每辆车里至少有3万多个零部件，只要其中一个部件有任何问题，车辆的安全性都会打折扣。而仅靠15~30分钟的观察和检测，的确很难保证对所有问题都能检查到位。”余站长承认，“而且，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发现问题，与检测人员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
　　根据国家车辆检测标准的要求，针对摩托车的检测站至少要配备6个线上技术人员，而针对有汽车年检的检测站线上技术人员则要有12人以上。
　　“这个只是人数的标准配置，但同样的人数，技术人员素质不同，检测的效果也大不相同。”虽然检测线上技术人员的操作程序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拿着一个记录表，按部就班去做，但几十辆车排下来，不可能一个一个零部件去看，首先肯定是从车体的周正程度去判断。如果技术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比较强，哪怕一个细小的地方也能关注到，但若没这方面的经验技术，还来不及多看几眼，车一下子就过去了。
　　余站长任职的检测站内配备有4名高级工程师，其他技术人员均为专科以上学历。但一些对成本控制得很严格的民营检测站，工程师级别的技术人员可能一个都没有。
　　
　　路试成为空谈
　　而与技术人员素质同样良莠不齐的，则是检测站的场地问题。
　　曾经参与汽车年检的车主都清楚，国内检测站通常仅采用台试方法检验行车的车速、制动性等性能。“台试方法检验的原理，是以静态模拟高速动态，实际上是脱离了车辆高速行驶的实际情况，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反映车辆的各项性能。”孙都表示，由于以往很多加装了ASR的进口车型无法通过静态台架检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国车辆检测采用了“双重标准”——对进口车用动态检测，而对国产车则采用静态台架检测。
　　也就是对进口车的动态年检，曾经查出过7000辆五十铃的制动隐患，可见动态检测即路试对传统线上检测补充作用的重要性。
　　而按照国标GB21861~2008《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的规定，对二、三轮机动车的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以及四轮机动车的行车制动、驻车制动及车速等，先采用线内检验；但对于不能在车速表检验台上检验的车辆，以及部分台试检验制动力差不合格的车辆等，需采用路试方法重新检验。
　　但是，规定是这样规定，真正执行者少之又少。
　　罗鑫告诉记者，广州市荔湾区的检测站他了如指掌，根本没有哪个检测站具备路试即动态检测的场地。10多年的年检经验，他从来没有见到一辆车进行过路试复检。
　　余站长告诉记者，虽然国家规定必须具有路试场地方能开设检测站，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检测站都以“共用”的形式，花很少钱“租借”别人的场地对付资质检验，但实际上这些“租借”回来的场地长期都另有用途，他们根本难以随意使用。“很现实地说，如果在市区内有这么一大块地，谁会用来做检测站呢？”
　　除了缺乏场地，耗费人力物力也是检测站对路试规定阳奉阴违的原因之一。
　　“路试的成本很高。不要说制动力动态检测还会造成轮胎损耗等问题，即使只是检测尾气的路试，在国内也难以推行。”李警官说，传统的尾气检测费用是25元，时间花费极少；而动态检测尾气每辆车的费用是85元，耗时15分钟。检测站不愿做，车主同样不愿意。“所以尾气动态检测曾在北京搞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不搞了，国家也不敢强制推行，毕竟需要投资那么大的场地。”
　　
　　美国没有车辆年检
　　“既然交通部门新增的半年检测是在同样的检测站进行，同样是线上检测而没有路试，与原来的年检技术和程序基本没有差异，那么重复检测的必要性在哪里？这样就能使车辆更为安全吗？”罗鑫不无怨气地反问。
　　对此，余站长表示，根据目前我国的安全性能现状，除了通过年检保证老旧车辆的机械安全问题外，促进汽车改进主动安全技术装置更为重要。而国内汽车年检标准的每一次改动，都间接起到了这个作用。
　　“国标经过三版修订，每次都对检测技术和标准有一定的改进。比如2004年以前，轻卡车因为没有安装ABS，造成大量交通事故。但现在如果还有车辆不装ABS或其他自动安全装置，那么他必定不能通过1276这个标准的踩车实验。”余站长说，“欧洲早期对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不太注意的时候，碰撞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要知道，美国万车死亡率非常低，但是他们是没有车辆年检制度的。”
　　与中国的国家认证相较，美国对汽车采取的是自我认证制度，厂家必须证明自己生产的车质量符合联邦法令要求，政府每年会抽一些汽车进行检查，如果查出问题，汽车厂商需要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国外一些实力雄厚的汽车生产商一般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和实验场地，非常主动地追求对汽车安全性能的改进。
　　而相比之下，中国汽车生产商既没有这个意识、责任，暂时也没有这个实力——毕竟欧美汽车生产已积累了数十年经验，而我国刚刚起步。
　　“所以，虽然汽车年检制度一直存在着种种问题，但目前也只能沿用，希望不断将其完善，将来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860121#comment 2097152 Thu, 29 Oct 2009 23:47:06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860121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860118 　　1904年3月，中国还处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在东北，日俄战争正炽，当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笼络了一批江浙知识分子，在上海办起一本名为《东方》的小杂志，刊载中国知识分子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议论，没有人想到，这本小杂志，自此开始一直到1948年，一口气办了45年，书写了中国期刊界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东方》杂志的作者从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到鲁迅、胡适，再到钱穆、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等等，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卓越的一批知识分子。其议题涉及那40多年间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经济改革、科学进步、公路铁路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以及外交关系等方方面面，其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
　　百余年后，在数字出版的大潮中，依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将这本一个世纪前的老杂志重新翻检，当超过一亿字的老杂志被数字技术全部呈现在互联网上时，仍然备受读者好评，陈旧的历史被数字技术整合出一股鲜活之气，除《东方》杂志外，商务印书馆还计划将112年来的历史出版物全部数字化，超过100亿字的出版量听起来相当庞大，且耗资颇巨。
　　但是，越来越习惯了互联网阅读的年轻一代读者，谁还会对这些陈旧而严肃的历史读物感兴趣呢？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那些刻板严肃的读物已经越来越难以赢得受众的青睐，“《东方》杂志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刘成勇说，希望能够为这些有巨大传播价值却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历史读物，在数字出版的新时代找到一个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兼具的新形式。
　　
　　杂志里的国家历史
　　不管是历史教科书，还是流行的影视剧、畅销书，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都被描述成一段革命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国共两党从主义之争到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但是，《东方》杂志里呈现的国家历史，却是另外一种风貌。战争和革命之外，那些贫苦百姓、社会精英是怎样在生活，思考；筑路、纺织、冶炼等等工业技术如何一点点艰难进步？国家的法律、经济、文化、娱乐等等事务如何在行进？这些革命之外的议题占据了这本杂志的主要版面。
　　“凡所谓民权宪法，皆为浮光掠影之虚谈，而不足为馈民之粮，起沉疴之药饵，全国民应尽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不可。”类似的论述，在《东方》杂志上反复出现，如此保守的杂志，与那个暴风骤雨般革命的年代，看起来是如此格格不入，毫无疑问，它也遭到了那个时代的先锋媒体，诸如《新青年》、《新潮》之类杂志的多次炮轰。
　　整个办刊期间，《东方》杂志几乎与每个历史阶段的先锋媒体以及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挺立潮头的著名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每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奇怪的是，他却成了寿命最长的杂志，屹立近半个世纪不倒，始终在传媒一线，保持着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多年的平均发行量远远超过同类杂志。
　　在后来研究者的视野里，《东方》杂志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刊”，但大多数时候，这本杂志总是扮演那种保守的、反动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管哪个时期，他们几乎总是在夹缝中挣扎，在困境中生存，他们的思想主张总是要受到来源于或左或右，或激进或顽固的双重力量的夹攻，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的传播和思想价值很少在即时即刻的社会活动中显现出来，更多的是在过后的社会反思与经验总结中被重新回味。
　　比如，在1919年五月号杂志中，正是五四运动高潮时期，杂志的编者们丝毫不提五四运动，只是花费大量文章笔墨在论述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困境，认为数十年来中国振兴民族工业呼声虽高，但经营不善，成效不高，核心技术落后，其根源在于从事者事事模仿，急功近利，因此还提出一种“消极实业主张”，要求政府注重对国内实业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养智识与经验”，维护中小企业主的生存利益，不能徒求规模之宏大，而忽视实际效果；而中国之资本阶层，“当守其勤朴之素风，毋役芬华而希图侥幸”，中国社会存在着徒慕西方物质昌盛之末，而漠视其商业精神之本的现象，奢侈之风，游荡之习遍行，“故道德信义，日渐堕落”。
　　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实业不振的一大原因是政府干预和扰乱过多，“捐税之繁多，关卡之林立，税章之凌杂，胥吏之留难，实为商业之大害”，认为中国各类实业，“大抵含有官僚臭味”，“官僚实业”压制着民间实业的生存，逼使商家不得不接近官僚，也沾染了不少官臭味，“此种趋势，足使实业界空气日就腐败，不加铲除，而欲实业之兴盛，不可得也”。
　　这些论述在那个五四高涨的时期，可谓冷门生僻，乏人问津，如果不是杂志的记录，历史也没有给这批人留下应有的记载和位置。但在今天的阅读者面前，对照今日之中国社会，这些近百年前的媒体文章依然光彩熠熠，毫无过时之感。皇皇过亿字的老杂志中，这样的闪光点绝非一处两处，而是比比皆是，不仅涉及经济改革如此，在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对西方文明的警惕和对中华传统的自省中、在教育改革、发展工业化等等诸多议题无不如此。
　　虽然今日读来光彩，但在历史情境中，这本知识分子杂志却处境凄凉，其拳拳之心、皇皇之论，丝毫没有影响革命席卷一切，最终，它所极力抨击的“共产革命”一统中国，开创了崭新的历史，《东方》杂志也于1948年彻底停刊。
　　
　　老杂志，新时代
　　一直到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往事，中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数字技术的进步才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窥探这本老杂志的全貌，人们也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前人已经争论了无数次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深深困扰着我们，而不得其解。于是，那一代曾被认为“保守而腐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打造的公共刊物，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对照前人关于国家建设、民族未来的思考和探索，今天的传媒和知识分子群体，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前辈们高明。比之百年前，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于，强大的中央政府已经有能力将知识分子们提出的种种设想变为现实，这其实也正是《东方》杂志几十年“文人论政”式的办刊生涯中，所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他们一直在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国家能力逐渐强大时，这些一直呼唤国家能力的媒体人，自身却面临惨淡之境，这大约是中国媒体的宿命。
　　一直以来，对于清末以及民国那段传媒史，研究者都有着深深的怀念情结，认为那是中国传媒业的黄金时代，但是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却是以整个国家的混乱和惨淡为背景的。中国百余年的传媒史清晰地昭示这一点：当国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时，就一定是传媒业的乏善可陈时，《东方》杂志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如此，而今，我们所处的21世纪亦如此。所谓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有一整套规范政权与传媒关系的法统，而是政权无力也无暇管制媒体所致。
　　刘成勇说，现在中国强大了，自信心有了，所以才能够更加宽容地对待那段历史和那些争论，但是，还有谁会来阅读这些陈旧的刊物呢？数字版的《东方》杂志已初步建设完成，商务印书馆的定价是8万元一套，用户索取密码后，即可在网上全文浏览，目前的用户大都是全球各地的图书馆，真正的个人用户还很少。“我们的目标是5年之内卖出去400套。”刘成勇说，这个目标完全可以完成，计算下来，投入只需200万，而盈利将会有3000多万。
　　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中国最古老的现代出版集团而言，这些只是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出版计划的一小部分，先将经济效益能够做到良性循环的资源拿来数字化，也是为更庞大的同类出版资源数字化做一个试验。
　　如今，出版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方面是技术革新，从2008年开始，数字阅读率已经超过了传统阅读率，新的传播技术将从根本上颠覆文化生产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文化软实力”的阶段，中央政府号称要投入近500亿来打造文化软实力，出版业将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在汹涌的数字出版浪潮中，这本小杂志，看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对于大多数掌握着国家文化生产资源和权力的传统出版机构而言，它的试验意义却不可忽视。出版业所面临的技术革命承载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价值那么简单，未来的文化传播、思想传播，将会以怎样的形态呈现，技术、资本和内容供应商，谁又会占据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技术革命将会让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更加开放，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产将会是主动的生产，而不再是被动的、单向的传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读者的需求将会更加直接地决定文化的生产，在这一轮文化战略中，很多尘封多年的出版资源，只要有市场、有受众，或许都将会被用新形式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当毫无价值信仰的技术和资本机构主宰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后，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满世界的肤浅和浮躁的阅读产品，而重新将那些真正有营养的文化资源淹没。
　　“如何让那些严肃的有价值的读物在数字传播的新时代转化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产品？”刘成勇说，这将是件艰苦而漫长的工作，对于我们这样的传统出版机构来说，只能是一点一滴从一个个产品试验做起。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860118#comment 0 Thu, 29 Oct 2009 23:42:57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860118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760030 　　近60年来对于喀什的记述，目前尚无公认值得推荐的版本，而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喀什的情状描述，却大致有一个被认可的必读书目。这其中，就包括我手中这本《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在“7·5”事件与针刺风波之间的月余时间中，当我走在喀什老城曲折幽长的巷子里，装在背包内的就是这本回忆录。几乎每个路上遇见的维族小孩都会冲我大声喊“hello”，显然，来此地的外国游客很多。而“7·5”之后，更几乎清一色是欧美人和日本人，在一间专门接待旅行者的古城青年旅馆里，我耐心地等待着说汉语的机会，直到遇见一名香港记者。
　　喀什是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族的文化之都，维族历史上两部最伟大的著作《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词典》的创作都与这所城市密不可分。在当地新华书店里，全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CD，24张仅售120元，女店员幽幽然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我们维族的东西卖得这么便宜。”
　　如今，喀什老城，有着数百年历史、国内仅存的伊斯兰特色的迷宫一般的街区，部分房屋正在拆迁，泥墙倒地后溅起的尘土如一团黄色的雾，在南疆明亮的日光下转瞬散去。街旁的宣传牌上登着一组照片，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实地考察后对拆迁保护方案的一致好评。这一切都太熟悉不过了，喀什和无数个内地文化古城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中国新疆，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的地方，现在由中国人治理着。汉族人与中亚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朝时代。在其后的许多世纪中，汉族人在这里的统治曾多次减弱乃至中断，这样的时期相当长。但是中华帝国的威望与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汉族人总是能成功地返回这里。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使用多少武力和军队，而是本地人自己似乎一直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
　　“……汉族人的治理方式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表面上的统治，而在同时尽可能地征收各种税，使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转。除此之外，我应当说，从整体上，他们对本地人的治理相当严厉。同时，在制定法律方面，他们又留有余地，而不是去惹怒本地人。例如，制定法律时，他们很慎重，不知不觉地使制定的法律取悦于人民。”
　　这是本书作者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对20世纪初喀什噶尔政治生态的理解，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她的丈夫就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首任领事、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他1890年来喀什，1912年升任为总领事，总共在喀什工作生活了27年）。马嘎特尼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格兰来华的传教士，他本人的中文名字叫马继业，1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南京。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英国在迫使印度沦为殖民地后，正撞上占据了中亚广大地区并进一步南下扩张的俄国，双方对峙在帕米尔高原。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上的国旗，是在印度和北极之间广袤大地上飘扬的唯一一面英国的旗帜。于是，喀什噶尔就俨然成为亚洲内陆中心地带的一处国际舞台，两个原本与中国相隔万里的国家，一时间竟都成了正处于衰退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
　　昔日的俄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在一度被用作政府招待所后，现在是外国旅行者聚集、人气火爆的“色满宾馆”。而马嘎特尼夫妇苦心经营的英国领事馆在成为供长途汽车司机落脚的旅店之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在今天的城市地图上已无迹可寻。
　　晚上9点过后，落日的余晖为喀什老城投下最后一抹依恋，这里曾是好莱坞电影《追风筝的人》的外景地。在这部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口味的影片中，矛头所指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真实的街道上随处映入我眼帘的“私自朝觐是非法宗教活动”等字样的标语，无缘出现在镜头中。某天早晨，我所住的旅馆的老板正给一名在这实习的英语专业的维族大学生出具一份证明——“实习期间并未参加违法宗教活动”。这个男孩眼神阴郁，英语水平高过汉语，在旅馆的庭院里和我打台球，第一天他一直赢我，第三天我连赢3局。
　　“汉族人信奉孔子儒学，但他们一点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县官们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交往都通过本地人中的伯克（突厥语音译，意即维族地方官吏）和头人们进行，这些伯克和头人们则心安理得地或多或少地剥削着自己民族的平民百姓，只要这些剥削行为不过分，汉族统治者就不干预。”凯瑟琳继续着她的观察。
　　想要了解新疆，就要走近喀什。想必官员们也熟知这个说法。这从最近乌鲁木齐政坛的人事变动中可见一斑：曾长期在喀什工作的朱海仑成为新任的乌市市委书记。在凯瑟琳笔下，当地人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而今，恢复各族人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同样很关键。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760030#comment 0 Wed, 28 Oct 2009 19:52:05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760030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758942
　　
　　 缥 缈
　　在国内民众都沉浸在国庆和中秋节的假期之时，正常运转的国际资本市场，却因澳大利亚央行的一次加息行为，“扰乱”了原本的运行轨迹。
　　10月6日，澳大利亚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其基准利率提升至3.25%。这是澳央行最近19个月以来首次升息，在发达国家中是紧随以色列之后加息，在G20国家中则是开启加息进程的“领头羊”。
　　资源密集型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是最早一批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的经济体——经济回暖首先便使得各种资源的需求和价格快速上涨，这种情况在今年上半年就已显示出来。因此，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速度要较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更快、反弹的程度也更大，率先加息具备了一定的经济现实基础。而选择在这一时点率先加息的行为，被市场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很可能快于预期，这才给了澳大利亚加息的底气。
　　由此，加息所释放的信号意义和乐观情绪，使得国际汇市、股市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美元汇率出现了明显贬值，而澳元等商品货币以及新兴市场的货币都面临着升值压力；受经济复苏乐观情绪的推动，国际主要股市在10月5日之后大多出现了明显上涨；对经济复苏的期待，也推动国际原油价格重回70美元/桶以上；而美元的下跌则让国际金价屡次飙破纪录，10月8日盘中已达到每盎司1059美元的历史高位。
　　
　　暴跌去的是财富还是浮筹？
　　与全球其它股市纷纷创出新高的走势相左，8月的A股，在创出新高之后，最终是以长阴收场，半年线击穿。
　　据相关统计：在这一个月里，上交所的A股总市值从7月底的18.54万亿，跌至8月底的14.57万亿，深交所的A股总市值从4.88万亿降到了4万亿，共计4.85万亿元。如果计入近期成“批次”发行的新股，所带进来的扩容数量，市值损失，还将更大。
　　上证指数从3478点（8月4日），一直跌到2639点（9月1日），度量跌幅839点。指数跌一个点，市值要跌58亿元。
　　从技术意义上讲，8月暴跌，抹去了6、7两个月的全部涨幅，21个交易日里，股民按户计算，人均亏损4万元。
　　走得好端端的A股市场，为何从8月初开始，从中国建筑上市开始，疾风暴雨一般杀跌，动不动就是100多点的盘中涨跌，开始走成中级顶部了？
　　对于A股市场的“8月暴跌”，至今并无仔细地研判。很多人还沉迷在短期见顶的思维之中。
　　其实是在宏观经济数据开始向好之后，特别是IPO重启之后，所出现的突然性的转折；总计22%的度量跌幅；都让人想到了电影《芙蓉镇》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运动了！”
　　据相关统计，能逃脱本轮回调的，只有少数机构，以及不到10%的中小投资者。
　　如何看待股票市场，特别是中国股市在全球经济环境中的权重，不但在内地，在海外，也是一个令业界、包括国际顶级大行十分困惑的难点。近期，比如花旗与高盛的宏观研究，也让人感觉“底气不足”；业界对于自2008年以来，对于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趋势，也曾发生大量的错判与误判，特别是2009年上半段，产能过剩甚至产能的“退出”，美元的不跌反升，逆势上行，令资本市场走得十分“困惑”，曲折；这种状况意味着，2009年上半年的市场走势，其中，包括海内外的资本市场、甚至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也把“宝”押在了全球经济的触底之上。
　　正是因此，对于内地资本市场，持续9个月的反弹的转折，笔者认为，值得我们在意、总结的内容，主要有三。
　　首先，我国上半年GDP中的有效成分，到底是多少？在笔者看来，GDP是9％还是7％，并不重要，因为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哪些“经济成分”，真正发挥了作用。
　　从近期的统计数据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若想在提高居民收入、国家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同时，兼顾“保8”以及环境资源的良好，几乎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当前我们观测到的是税收增幅和企业利润增幅，都在下降，而名义GDP却有7.9％的增长。 数据本身不容置疑，但人们还是以为：一定是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说了假话。
　　其次，如果居民收入增幅继续为负（可支配收入，城市增幅降4.6%，农村增幅降11.7%），这意味着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和劳动者（就业与工资）的收益，只能是负增长，对此，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变数，如果没有，那么股市调整，本来就是必然，没有别的办法。
　　其三，在投资与信贷超强的背景之下，政策的雨点都落在了谁的头上？如果未来是可以预期的，那么很显然，通胀不可避免。通胀预期的收益，或许会是资本收入的一部分，但大部分工薪阶层并不掌控资本。
　　那么，比“保8”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脱离地面，直接去建造“第三层楼”？
　　其实从今年7月开始，市场各方均非常关注居民消费水平。
　　“消费升级”是个老话题，既然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下降，那么，新一轮的消费升级从何而来？楼市与车市，真能在股市跌去20%之后，“独牛”下去吗？
　　然而，一个大家关注不够的数据是，流入股市与楼市的资金，到底来自何方。这是两个资金聚集度最高的市场；价格的弹性系数很大——但是如果就业持续不景气，加之股市“趴”了，谁还“有心”炒楼？
　　对于2009年的第四季度，我们将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将会更多：除了市场扩容之外，宏观经济会减速吗？商业信贷会收缩吗？通胀指数会上去吗？原油将会涨到多少？美元是走强还是走弱？
　　所有的问题都充满了争议，而且讨论这些问题并不创造任何价值。
　　
　　跟着资金走
　　事实上，自8月A股下跌之前，场内资金已经出现撤离的迹象。
　　7、8两个月（7月3500亿元，8月有说3200亿元，中长期贷款占比达到51%），信贷水平较之于上半年的月平均数（上半年平均为1.23万亿元），环比下降77%，明显“收紧”。
　　虽然央行官方及有关方面一再表态，下半年的信贷政策只是“微调”，不会大幅收缩，但是很显然，当时的信贷数据，与股市与楼市的涨跌，已经绷得很紧，关联度越来越大。
　　对此，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市场的交易功能——信贷本无所谓，但是信贷的涨落，一旦成了股市的“心病”，进而影响到投资者持筹的信心，反而会是问题。
　　而内地股市所担心的政策变化，主要有两点。
　　首先，因为此前信贷的强烈增长超常，可能导致央行与官方动手“纠偏”，并且撤走部分头寸；并且这种纠偏，近期已经开始。这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市场的选择”，解释为受到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影响。
　　其次，A股市场的反周期企业仍然较少。中移动回不来；创业板拖了十几年；《国九条》也只落实了“一条半”；眼看着行情转折，资金撤离，市场机构，无不忧心如焚。
　　看一看周边市场，人家的反弹，大有“A股化”的趋势。各国央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直升飞机撒钱”的路数，越来越“野”；从去年的“去杠杆化”，到今年的“量化宽松”，以至于没有杠杆的信用，现在已经不成其为“信用”；没有杠杆的钱，已经不成其为“钱”了。
　　有毒资产和有毒债券，纷纷暴涨；“次贷危机”中的“毒王公司”，纷纷走牛。
　　其中，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的总市值不断回升，半年涨幅，超过5倍。此外，以8月的收盘价计算，AIG月涨幅为245%，房利美月涨幅233%，房地美月涨幅269%。
　　“我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事实告诉我们，市场的FPI（金融品价格）对于经济的拉动，远远强于CPI（消费品价格）。
　　世间的问题，只要是人能理解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都是信心的问题。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市场内的资金，从来都是高成本的，人力都是低成本的，如果我们的“资金”现在就撤走了，舞会进入零点，“金马车”早晚变回“南瓜马车”，市场真的会有危险。大家都想赚钱，而不是股票。今后如果“没钱”了，行情该怎么走？
　　与此同时，自8月开始，黄金价格续升，9月开始放量突破；日元同样受到买盘的“追捧”，股票二级市场的“拆仓潮”，再现江湖。
　　但是直至今年的黄金周之前，所有迹象都表明，A股市场的资金非常谨慎，成交持续低迷——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在今年第四季度，内地股市仍会震荡、寻底。
　　
　　货币政策逢节点
　　黄金周休市，周边市场，震荡剧烈。
　　10月3日，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公报说，世界经济虽有复苏迹象，但增长前景脆弱且受失业率上升威胁，经济刺激计划应继续执行。这是G20“升级”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后，G7首次召开部长级会议：尽管与会代表强调七国集团依旧重要，但难以回避这个“最富国集团”影响力下降的现实。
　　汇率问题是这次七国集团财长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而在内地“超长黄金周”期间，欧元对美元汇率，仍在延续其自3月以来的大幅上扬，纽约外汇市场升至1欧元兑1.47美元上方。日元升破88日元；黄金突破1050美元；业界通常认为，美国政府有意把允许美元贬值作为加强美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途径之一。
　　美元暴跌，对于中国来说，其影响会在三个重要的方面逐步显示出来。不但影响到中国中长期的货币政策，而且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走向。
　　首先，是外储升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达到7.9%，但广义货币量（M2）增长28.46%，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24.79%。同期外储增加1856亿美元，同比少增 950亿美元。
　　当前的出口面临压力，如果四季度楼市成交继续下降，需求就难以启动。相应地，在人民币资产方面，股市从去年的1664点，涨到3478点，已经反映了今年的基本面。楼市成交相对海外市场属于前景不明，除非四季度全球经济出现进一步向好的数据，否则市场很难重拾升势。
　　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何时加息。G7称，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和全球经济实现更平衡增长”，其潜在的问题是：“平衡增长”之后，人民币的汇率比价会比现价更为合理吗？
　　如果反过来思考，我们是否应该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压制汇率呢？明年前两个季度，国债利率定在多高的水平，才是合理的？在存贷利差已经稳定并且逐渐“敞口”的情况下，人民币存款利率还能不能提升？
　　第三个问题，美元将会在多大的汇率区间之内震荡、整理。近期美元的趋势很弱。对于美元来说，如果长期贷款利率始终在零附近，那么美元未来还会深幅下跌。美元的问题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沉淀中的货币太少；联储的问题正好相反，是沉淀中的货币太多，流通中的货币太少；说穿了，这是狗和狗尾巴之间的关系。狗永远咬不到自己的尾巴，仅凭“主观愿望”，只恐“无计可施”。
　　除了美元的弹性之外，我们必须同时看到，美国仍是一个具有战略意识的超级强国。事实上，美国有实力随时收紧银根，再次发动通缩；换个说法，美联储也许逆势加息——只有强币，才有强国。
　　所以，大家千万别“赌”美元的“单一趋势”。虽然说，“货币战争”的思维不入学院派学者们的法眼，但市场之间的资金争夺，却是经济常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理所当然地是不怕通缩的；作为正在改善其资产负债表的华尔街的金融机构，照说应欢迎通缩。所以，站在美联储角度，实在没有比适时通缩更“明智”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即使跌成现在这个惨样，美元也很难在此位置，一路暴跌下去；只是，美元的每一次反弹，都会受到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未来的反弹空间，并不很大。
　　
　　A股底下有底
　　其实对于A股近期的低迷，业内的讨论，已经非常深入。笔者更注重资金的流向。
　　在短期之内，人民币资产的中期弱势，可能并不是什么坏事，尤其对于当前的市场而言。
　　首先，由于黄金、原油、欧元、日元，均在A股寻底的过程中走高；这有利于未来行情的发展；相对而言，A股的场外资金，仍然比较充裕，调整的关键，在于价格。
　　以上证2800点为市场的正常估值区域来分析，A 股市场的动态PE为24.5 倍；同期中小企业板动态PE为40倍；三年期国债收益率3.7%，相当于PE27倍；一年期国债收益率2.7%，相当于PE37倍。很显然，股票市场的投资前景，并不悲观。
　　其次，近期市场的发行市盈率数据告诉我们，新股价格，贵于老股。比如，主板市场今年的新股，其平均发行市盈率是38倍；高开低走；创业板（相当于海外的二板市场）首批的发行定价更高，10家企业，平均发行PE52倍；前10家创业板公司，融资66.76亿元，较招股说明书中的预计募资总额31.47亿元，多融35.29亿元。
　　很显然，近期有备而来，可以持续沽空的筹码，将主要来自新股，这个问题不解决，股指只会一路向下！
　　其三，当货币资产价格处于低位的时候，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无非就是怎样留住“热钱”，怎样才能真正保护投资者。只是，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不在资本市场内部，四面八方都向股市伸手要钱……因此，仅凭资本市场自身的力量，无力解决这么重的政策压力——股市中期的低迷，只恐很难避免。
　　总的分析，在近期，特别是四季度的市场风险，应当不在主板，而在二板（就是现在的创业板）。二板市场是否走得出“见光死”或是“过把瘾就死”的老套路，值得关注。
　　 ]]>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758942#comment 2097152 Wed, 28 Oct 2009 19:36:51 GMT http://622006400.qzone.qq.com/blog/1256758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