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之路

死于不明肺癌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Sat, 03 Oct 2009 16:45:56 GMT

文/龙志《民间》

1死亡

曾令凯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 但她知道他快要死了。

2006 年11 月的一天,31 岁的曾令凯被发现癌细胞从右肺脑转移后, 又移到了左肺, 遍布整个内脏。他躺在靠窗子的病床上, 痛苦地等待着第9 次化疗。前8 次化疗过后, 头发几乎掉光, 只剩稀疏几根。他下肢瘫痪, 剧痛时常来袭, 白色的被单拽成了条形。汗水片刻就会渗满额头, 他已经无力擦拭。窗子外是重庆阴晴难测的天空。他的妻子坐在一旁。他说, 等病好了以后, 一定要和她生个孩子。

但主治医生告诉病人家属, 这基本上是个奢望。他的生命之灯濒临熄灭, 最多还有半年可活。

实际上, 生命期限比医生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月。2006 年11 月27 日, 曾令凯死了。在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 车间里, 他不是唯一一个死于肺癌的工人, 但他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的人。

躺在病床上时, 曾怀疑自己是因为常年在药厂车间工作, 吸收了大量有毒气体后导致绝症。从1999 年8 月19 日, 他的同一个车间, 同一个岗位上的工友韩卫东死于肺癌后, 死就像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 笼罩着药厂车间。至今已有4 名男工友因病而死, 其中3 名已经确诊为肺癌,1 名疑似肺癌。距离最近一个病人的死亡时间, 刚好11 个月。

"为什么同一车间里的人得的都是这个病? 而且毫无征兆。"曾对前来照顾自己的哥哥说。

这些按照时间排列几乎是每年一例的死亡数据, 让所有药厂职工闻之色变。曾猜测, 他和他的同事正是死于此间。他要求回工厂做职业病鉴定。但在跟厂方交涉的过程中, 却发现在中国现行的115 种职业病中, 他的病例找不到依据。工厂发言人也表示,"上述工人之死, 跟药厂毫无关系。"但曾和他的家人一直没有过放弃努力, 他坚持站在媒体面前说,"一定要讨个说法, 为了让下一个工友不死于肺癌,这个病太痛苦了,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

在他死后10 天, 卫生部向全国九省的卫生局发出通知,要求对全国所有KP 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生产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分布状况、检测情况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影响以及现有职工的健康状况。

同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重庆市卫生局对曾令凯所在药厂的调查结果, 就生产KP 的原料氯甲酮等物质的毒理性进行调查研究。

" 目前我国只是把一些危害程度较高的工种列入其中, 对于一些觉得致病因素与工作环境有关、但在职业病目录里并未收录的情况, 只能存疑, 或在学术上进行讨论,"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说,"假如职工想通过诉讼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因为没有法律支持的充足证据, 基本上这条路也走不通, 至少在现阶段难以看到光明的结果。"

曾和他的工友们的死, 或许可以为中国职业病的目录增添内容。但身后事, 他已无从关心。在几乎是与生命做最后赛跑的时间里, 曾令凯并没有等到答案。死亡像座大山, 将疑虑挡在了生命线外。

2 工作

曾令凯的工作是用小铁铲将一堆堆化学原料和酸碱液体缓慢投入反应罐, 在形成升温反应同时, 他要时刻盯住这些粗笨杂乱的瓶瓶罐罐,保持高度注意力,以防它们出现剧烈反应。以至于两天一个反应周期过后, 它们可以生成氯甲酮液体, 倒入下一个反应罐。这样, 每个月他可以挣到一千块钱左右。

在KP 车间里的其他工人则需要将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 轻轻地、呵护婴儿般倒入反应罐。如果操作不当, 用力过粗, 或者原料增减无序, 都会引发剧烈反应。化学液体从沸腾的罐子里溢出来,烟雾腾空, 弥漫了整个车间。这时候, 烟雾里飘荡着辛辣刺鼻分子,"味道大得遭不住, 活性炭的防毒面具失去了作用, 贴到脸上火辣辣的"。

全体工人必须快步跑出车间, 等烟雾散尽后才能重新回到岗位上。此外, 反应过快和原料没有烘干, 也会导致这些意外的发生。在事故难测的车间里, 氯甲酮液体在反应罐里又呆上两天后, 蒸馏出了苄酮, 最终将制成解热镇痛药物运送到国内外的药店里去。

不过曾不会考虑这些, 在这气味难闻、烟雾笼罩的48 小时的工作中, 他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当一天结束的时候, 曾看上去像是一个刚刚从井下冒出来的煤矿工, 厚厚的工作服从头到脚都是灰尘, 疲惫不堪。当他脱下这身沉重的衣服时, 则会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们"。那些腐蚀性极强的液体渗透过帆布手套, 在他焦黄的手掌上留下灼伤的印记。

从18 岁到31 岁, 曾都在KP 车间里拼命苦干, 没有休息过一个年假。重庆市日益高涨的消费水平和地产房价, 使得他仍然处于温饱一线。他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 不敢有任何生活外的花销。甚至婚姻, 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3 年前,28 岁的他和同村的姑娘结婚, 并把妻子也带到了药厂做临时工。

" 他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的哥哥曾令才说。这是在19 年前, 父亲在决定由两个儿子中的谁来顶替自己进厂当工人附加的条件。最终, 小儿子入选。在一年前, 他终于当上了班长。但比以前更忙了,"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从车间里回来, 如果有电话来了, 随叫随到, 哪怕是半夜," 妻子王小平说。

"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 除了上班, 其余时间里就是待在家看电视, 他每天都去楼下的公园打太极拳, 身体一直很好。"他以为一切都会很美好。

2005 年4 月30 日, 曾令凯突然咳嗽得厉害, 他对从广州回来的哥哥说,"最近有点感冒, 不舒服, 在打吊针。"

在去厂职工医院照X 光时, 发现右肺上方有一团状阴影,医生建议外诊; 5 月12 日, 在解放军医院西南医院做纤支镜检查, 确诊右上小细胞肺癌; 之后一共做过6 次化疗, 一直在吃中药治疗。2006 年9 月2 日, 发现小细胞肺癌脑转移;10月12 日, 转移到左肺;10 月17 日, 双下肢麻木。当曾令才国庆前一天接到弟弟的电话再次从广州赶回来时, 弟弟的左手根本举不起来, 右手连拿报纸的力气都没有,而下肢已经基本瘫痪, 大小便失禁, 只能靠灌肠和导尿管才能完成排泄。

医生诊断,他的肺癌已经是晚期,只有半年的时间活命了。在这期间内, 医院所做的也只是药物维持, 而非病理治疗。

虽然没有得到确切告知, 病人似乎隐约感到了不祥。他对哥哥说,"这次, 我可能真的不行了。"

3 工友

在重庆市洛碛镇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 曾令凯的老同事韩卫东的遗像反挂在墙头, 他59 岁的老母亲毛国芳从面前走过, 不敢正视照片里那张年轻的脸。

韩卫东是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KP 车间, 死于肺癌的第一人。死之时, 才28 岁。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具体日期已经淡忘了。毛国芳回忆说,在进厂8 年后,1998 年, 韩卫东开始咳嗽,"最初以为是感冒,总不见好, 而且越咳越厉害, 有时还会咳出血来。"韩最初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这个错误的诊断一直维持到他死前几个月, 才被"确诊为肺癌, 一经发现, 已经是到晚期了。"

"他问我,'妈妈, 我是早期嘛, 还是晚期?'我没法回答他,只是说, 儿呀, 不管早期晚期, 你都要正确对待。他痛的时候,用力抓紧木床两边, 两只脚在床板上乱蹬, 咯噔咯噔的, 病床摇得快要散架, 他掏心裂肺一样叫着, 打一针镇痛剂都不行,要两针。"

在1999 年8 月, 韩开始安静下来, 他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经过一年的病痛折磨后, 这个28 岁的年轻人像个小孩,他头发掉光了, 虚弱得连说话都在喘气, 他对母亲无比依赖。他的三个哥哥也在药厂里上班。在他发病前一年, 他的父亲----一位连队指导员转业的老军人死于病患。他的新婚妻子, 瞒着他把肚子里怀孕三个月的孩子打掉了。他为此非常愤怒, 高声厉喊要跟她离婚。

毛国芳劝他说,"儿呀, 你自己都快要死了, 还找她离什么婚啊。"这样一想,眼泪又流出来了, 毛国芳赶紧把它们擦掉。

韩卫东去世的具体时间是在1999 年8 月19 日, 离他29岁生日还差4 个月。

他是个人缘很好的人。至今, 曾令凯的妻子王小平仍能回忆起丈夫向她介绍这个苦命朋友的情景,"他们都喊他韩四,他人很聪明, 又老实, 很会下围棋。"

为此, 他还成为同事李忠伟儿子的干爹。当他的死作为一个正常死亡的病例, 慢慢被人遗忘后。仅仅过了一年, 李忠伟也死于肺癌。

"最初是在2000 年2、3 月份发现身体不适, 咳嗽, 一直以为是感冒, 后来咳到后背前胸都痛, 痰里带血丝, 一检查,说已经是肺癌晚期。去世的时候也已经是卧床不起, 大小便失禁, 纯粹瘫了, 肌肉萎缩, 坐不起来,"李的妻子郭昌贤说。

此时, 第三例肺癌患者刘书华也被医院确诊出来,KP 车间是"致癌车间"的说法至此传开。在治疗了一年多后,39 岁的刘书华于2004 年2 月去世。曾令凯知道, 自己的生命将跟这些昔日伙伴们一样, 会在某天突然掐断。"都是挣扎了一年多, 然后一个个死去。"

2005 年12 月, 被确诊为肺癌时, 他咳嗽的频率明显比以前增多, 而且引发全身肌肉疼痛。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同样也在剧烈咳嗽的工友闵绪海说,"你也去检查吧, 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

但被闵拒绝了。闵是个胖胖的相貌憨态的男子,至今单身,在他34 岁这一年中,"一直用手捂着嘴大声咳嗽, 连续不断地吃药。"他在刘书华家里看别人打麻将时,"咳得就要缩到桌子底下去了。"

闵绪海曾经流露过, 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他不敢去医院检查, 他害怕这一切得到证实。

2006 年1 月28 日凌晨, 春节前一天。50 多岁的老母亲去叫闵绪海起床时, 发现儿子已经死在了床上。

4 疑窦

"我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会死", 曾令凯穿着蓝色条纹的病号服侧躺在床上, 示意哥哥帮他翻过身子, 他声音轻微柔和,伴随着不时的咳嗽,"我还年轻。我有一个妻子,还想生个孩子,还有父母要赡养。但我要的只是一个说法。"

曾令凯说,"都是年轻力壮的, 最小的才29 岁, 最大的39 岁。为什么别的车间别的岗位没有这么多? 为什么得的都是这个病?"在他生病之后, 这些问题取代了工作时候的专注,满满地塞在脑海里。

这期间, 药厂陆续把正式工员工调出了KP 车间, 从社会上招收了一些协议工补充到这个岗位上。"这个数量大概占了一半之多,"车间一名班长说。

"老工人都晓得那个岗位危险不愿意去, 但协议工就不是人吗?"曾令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看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病房里, 所有人都知道他最多只有半年存活的生命, 唯独他自己不知道。哥哥曾令才在东莞打工, 国庆节当天, 他赶到重庆来照顾弟弟。这番话让他很难受, 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弟弟讨回公道。之前,2005 年9 月, 当曾令凯萌生这个想法时,却被厂里的财务熄灭了。

他打电话给哥哥说,"如果要做职业病鉴定, 厂里将停止支付医药费。"

他当时打印出来的清单显示, 每天的治疗费用大约都在一千元左右。哥哥劝他说,"还是治病要紧, 只要给医疗费咱也就算了。"

但这次, 他终于横下心来,"就算不给医疗费, 我也要讨个公道。我死了都无所谓, 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得这个病太痛苦了!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

"当时只是怀疑, 都是那个岗位, 都是在那个医院做的手术, 医院也觉得是职业病。"在工人刘书华死后, 他的妻子刘桂英也曾去申请职业病鉴定, 厂里也同意, 但当时她只有一个人, 又要找厂里填表, 很麻烦, 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 最后放弃了。

在西南医院周围的一家茶楼里,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厂长唐华坐在曾令才对面, 他一挥大手, 打断对方的话说,"你不要跟我说赔偿, 这病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令才说,"我弟弟是不是职业病, 去鉴定就可以知道。看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厂里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做过职业病鉴定, 要说职业病,我在厂里工作这么多年, 鼻子都烂掉了, 这算不算啊?"唐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随后,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否认了"以不支付医疗费为要挟职工放弃做职业病鉴定的说法。"

他说,"目前, 我国公布的职业病一共有115 种, 我们公司的生产没有会导致肺癌的原料。现在导致肺癌的情况一共三种, 一是砷, 二是氯甲醚, 还有铬酸盐, 我们都没有。因此从职业病的角度来看不存在这个因素。"

在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办公室, 曾令才寻求职业病鉴定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王永义认为,"所做鉴定的职业病必须是国家法定职业病目录里面涉及的种类, 比如职业性肿瘤中只有8 种列入名单, 而涉及肺癌的为5 种, 分别是氯甲醚所致肺癌、砷所致肺癌、焦炉工人肺癌、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 此外, 甲醛、盐酸及水蒸气共存时产生的氯甲醚导致的肺癌也算职业病。如果单位没有使用上述致肺癌的物质, 根本就不能提起职业病诊断。"

"这些人都是无病无灾的, 身体都好, 怎么会无缘无故得肺癌死掉呢? 怎么会跟药厂工作环境无关?"曾令才说。

5 调查

曾所在的药厂始建于1965 年, 原名西南合成制药厂。2003 年7 月北大方正成功控股西南合成, 公司更名为"重庆西南合成制药( 集团) 有限公司"。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化学合成药物生产出口基地及新兴的制剂工厂, 以生产维生素、抗生素、抗菌素、解热镇痛药、胃肠道药等八大类二十余种大宗原料药为主。目前有渝北区洛碛镇、江北区寸滩、南岸区弹子石三个制药分厂。

西南合成制药厂源于国家三线建设。60 年代初, 从东北、上海、山西各省药厂抽调出来的职工, 奔赴重庆洛碛镇, 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建设成全副盛名的"化工小镇"。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始终保持了"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情结。至今,在败落的洛碛镇, 仍可以找到当年鼎盛时的"小香港"的痕迹。

1996 年, 药厂效益开始滑坡,2000 多名职工搬迁到位于寸滩的总厂后, 药厂元气大伤。但至今仍有4000 多职工家属住在镇上。KP 车间正是在此时搬至寸滩。后来死于肺癌的工人,都曾在洛碛镇车间和寸滩新车间待过。

"也许那时候就已经感染了," 李忠伟的妻子郭昌贤说。那时, 她在KP 车间二组, 夫妻俩隔着一个操作台, 可以望到对方的身影。出现故障时, 几乎是同时拔腿逃离车间。

一位药厂车间维修工证实,"当年在洛碛镇的KP 车间,设备更加简陋, 化学原料泄漏, 管道堵塞故障时有发生。一出问题, 车间里顿时烟雾笼罩, 辣得没头没脑。"

他们也承认, 搬到寸滩后, 以及被北大方正收购后, 药厂环境有所改善, 但酸碱性液体仍然会迅速腐蚀管道器具, 造成气体泄漏危害。

郭昌贤说,"厂里的体检制度、规章制度还是很健全的,但没怎么执行过。原来在洛碛老厂, 还有疗养, 现在'连最基础的保健都没有'。"

这些, 都没有被纳入后来卫生部门的调查当中,"他们根本没找过我们了解情况,"死者家属说。

2006 年11 月下旬, 在媒体报道曾令凯和他的工友们连续死亡事件后, 重庆市卫生局和劳动局对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 车间进行了调查, 至今没有公布结论。

重庆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吴颖说,"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不负责对媒体公布, 主管领导正在开会, 不方便联络。"

药厂发言人表示,KP 车间目前正在检修, 公司一直致力于给职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并非亡羊补牢。公司对环保投入相当大, 光污水就花了 8 千万处理, 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但死者家属开始质疑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 是造成肺癌的元凶。多聚甲醛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基于受热时放出的甲醛, 甲醛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体, 是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对人体的健康影响表现在刺激眼睛和呼吸道, 造成肺、肝、免疫功能异常。国外报道, 浓度为0.12mg/m3 的甲醛, 使儿童易发生气喘。在1995 年, 甲醛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确定为可疑致癌物。

苯为无色透明、有芳香味、易挥发的有毒液体, 是煤焦油蒸馏或石油裂化的产物, 常温下即可挥发，形成苯蒸气, 温度愈高, 挥发量愈大。职业活动中, 苯主要以蒸气形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短时间吸入高浓度苯蒸气和长期吸入低浓度苯蒸气均可引起作业工人身体损害。

氯仿有麻醉作用, 在以前作为麻醉剂使用。但是由于其对心脏和肝脏有较大的毒性, 已不作为麻醉剂使用。

动物实验发现, 氯仿有高胚胎毒性和轻度致畸性, 可诱导小白鼠发生肝癌, 但目前尚无人体致癌的研究资料。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和美国把氯仿列为对人的可疑致癌物。

虽然在中国目前的职业病目录中, 导致肺癌的化学原料,并不包括这些。但在KP 车间里, 工人时常接触上述原料。KP( 酮基布洛酚) 是广泛使用的新一代解热镇痛药物, 国内生产企业众多。曾令凯和他的工友的死亡事件, 引起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2006 年12 月7 日。国家卫生部发出《对酮基布洛酚(KP) 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卫生局进一步了解国内生产酮基布洛酚(KP) 同类企业职工的健康状况, 查明职工健康损害与劳动环境危害的关系, 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

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发言人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接到口头通知, 卫生部有关专家将于2007 年1 月前后进入药厂调查。

6 后事

所有这些, 曾令凯都不可能知道。但死亡来临, 还是有所征兆。2006 年11月24日,跟韩卫东一样,曾令凯对哥哥说,"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之前他也说,"等病好了以后,我回到农村老家,自己种地,播上种子, 种上蔬菜, 自力更生, 农村的环境和食品是没有毒害污染的, 还可以照顾父母, 以尽孝心。"

那时候, 曾令才不断安慰他,"你没事的, 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之前病人说话的语气平和, 像是在讲述一个美好的愿景。但这次, 他的语气坚决不容辩驳。曾令才知道, 一定会出事。果然, 三天之后,"弟弟死了, 眼睛睁着, 直直地盯着我, 嘴巴张开, 想要告诉我什么, 但什么也没说。"

最后, 曾令凯被装在一方小小的盒子里, 回家了。他死的时候, 他的妻子, 隔着玻璃门望着他。她还年轻, 才25 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 办理丧事中的曾令才又和药厂二分厂厂长唐华坐在了一起。曾提出弟弟死了, 要赔偿30 万。这个数额, 是他找到一个律师按照正常的职业病赔偿计算出来的。

意料之中, 被唐华拒绝了,"只能出2 万,"他说。

曾令才愤怒地和他吵了起来。

"5 万,"唐华加码说。

最后双方在10 万的底线上达到了各自的平衡, 药厂并且答应将曾令凯的妻子, 由清扫卫生的协议工转为车间正式工。唐华强调说,"这个10 万不是赔偿金, 而是药厂出于人道给受难职工的帮助。"

"你不能跟其他人讲厂里给了10 万块钱,"这是药厂的要求。在曾令凯之前的数位死者家属也在关注着这件事, 如果他们找上门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药厂一次性付给曾10 万元"援助费"。曾令才将弟弟的血汗钱一分为二, 分别给了父母和新寡的弟媳, 然后又回到广州打工。弟媳也开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学着适应。一段时间里,双方都认为,"事情已经平息,"药厂发言人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但远在洛碛的毛国芳还是听到了风声,"他们说曾令才处理好弟弟的事情就走了, 真是没义气, 只顾自己。"最后, 这些事情她亲自从曾令才口中得到证实。"他们把关于赔偿了多少钱的消息, 封锁得很紧, 连曾经是韩四生前的朋友都说了谎,"老太太埋怨说,"你怎么能让你弟媳又进到那里呢? 药厂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韩卫东死的时候, 药厂给了2000 元安葬费和一次性半年工资补助4000 元。其他死于肺癌的职工也是大致如此。如今,这些遗孀们都纷纷改嫁, 另组家庭。李忠伟的儿子和刘书华的女儿也分别有13 岁和14 岁, 他们对父亲的死亡, 甚是陌生。

只有闵绪海的父亲,50多岁的老人闵帮贵越发陷入孤僻中。闵绪海是他的独子, 死的时候仍没结婚。老人不与人接触, 把自己关在幽暗的屋子里, 或者出去趴在工厂的围墙上眯着眼睛想事情。他甚至不愿提起那段往事, 他说,"死了就死了, 有什么好说的。"

10 万元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希望。郭昌贤说,"一直想找药厂问个究竟,我丈夫的死是不是职业病?他不能白死啊,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到现在, 他们在等待卫生部的最终结果。而曾令才则把所做的事归结为了替弟弟偿还遗愿。他记起弟弟跟他说过,"我死了都无所谓, 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他说,"从1999 年的韩卫东, 到2006 年岁末的曾令凯,都在等待。"

7 处罚
曾令才似乎看到了曙光。2007 年1 月25 日至26 日, 卫生部派人对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了督办,要求重庆市卫生局依法依职责履行查处职责, 进一步做好监督取证工作, 查处过程中的有关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有关处理情况要向相关部门通报。
随后, 重庆市卫生局对西南合成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行为立案调查。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重庆市卫生局依法对西南合成予以罚款15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 鉴于西南合成KP 车间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和硫化氢、三氯甲烷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等严重问题, 重庆市卫生局已提请重庆市人民政府责令关闭该公司KP 车间。

3 月9 日, 卫生部通报称, 西南合成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公司二分厂酮基布洛芬车间发生4 名职工患肺癌死亡的情况,而且事件发生后, 西南合成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控制危害、改善劳动条件。对监督检查提出的整改意见, 采取应付、拖延的做法, 规避责任。

对于卫生部的通报, 西南合成表示, 目前公司已按要求履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并已对KP 车间进行停产整顿处理, 在职业病危害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前将保持停产状态。

令人们感到意外的是, 西南合成3 月12 日发布遭卫生部处罚这一重大利空消息后, 公司股价不跌反涨: 当日盘中一度涨停, 最终以平盘报收; 次日则收于涨停。从3月1日到3月13 日, 短短9 个交易日, 西南合成股价累计上涨了68.87%。

西南合成董事长戴泽宇认为, 卫生部之所以处罚他们, 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职业病防护职责, 而职工是不是因为工作环境而患肺癌死亡,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论证。

一份《关于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可能被媒体问及的问题》中, 关于病因部分, 详细列出:"4 名职工均死于肺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卫生部下达的文件精神, 均未指出四名患肺癌职工死亡与劳动环境危害有直接关系。"

"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虽然法律上对职业病鉴定有明确的程序规定, 但是重庆仅有的两家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医院以及卫生主管部门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时至今日, 曾令凯们仍死于不明肺癌。

PS：刊发在《民间》最后一期，致以悼念死去和被死去的生命

镜子与水晶球——路透社全球总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Tue, 29 Sep 2009 01:38:05 GMT

（2009年9月17日，路透社全球总编史进德在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演讲。摄影：路透/刘硕）
路透社全球总编史进德 (David Schlesinger)
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邀请我来演讲。

在中国，就“新闻业与金融危机”这个话题发表演讲，与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讨论同一个话题相比，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客观地说，中国的财经新闻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而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财经新闻的行为与目的都在遭受严峻置疑甚至批评。

另外，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遭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降幅远没有其他国家那麽剧烈。中国的独特国情，以及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都令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与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G8国家的境遇截然不同。
我们在审视新闻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这个话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许多媒体的目标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不再相信新闻业。许多人甚至对媒体怒火重重，埋怨媒体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准确预测了金融危机，就能够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至少能让他们减少损失。

此类批评不无道理。媒体的确远不够完美。我们的队伍中有懒惰的记者；有出於善意但没能充分理解自己报导内容的记者；媒体中不乏毫无主见，人云亦云者。也有些新闻机构——包括路透社在内——拥有高尚的理想和严格的标准，但仍旧犯了一些错误，没能完全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这些问题都可能存在。但如果把金融危机归咎为媒体的失败，也是脱离现实的——人们对媒体的预期与媒体现实的职责之间存在差距。[youtube][/youtube]

即便是最高标准的新闻，也只能起到镜子的作用，将社会现状真实地、诚实地披露、反馈给社会。当我们没能胜任这项工作时——比如我们反馈给社会的图像不够清晰，或者发生任何一点点的扭曲时——我们就应该遭到批评。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做到最完美的镜子。

身处北京，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历史巨作，开启伟大史志作品之先河的《资治通鉴》。毕竟，新闻难道不就是最初版本的历史吗？“资治通鉴”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以历史为镜子，帮助治理国家。看来，司马光在1,000年前就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如果说，有关媒体角色的正确答案是“镜子”，那麽什麽样的答案是错误的呢？

我认为，如果期望媒体或某位特定记者拥有可以精确预见未来的“魔法水晶球”，那就是错误的。那并不是我们应有的角色，我们也不应该奢望扮演那样的角色。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过去几年内财经新闻的工作环境与背景吧。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最重大的财经新闻事件，可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一。它已经超越了财经新闻的范畴，这也就意味着许多此前从未报导过财经新闻的人、从未经历过金融萧条的人们也卷入其中，甚至是在很高的层面。结果就是，有些时候，记者们在报导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未能如合格的财经记者那样提供多种不同的角度，照顾到各方面的事实。

作为一名记者，49岁的我有幸经历了异常精彩的时代，我也在工作中学到了从不同角度报导新闻事件的重要性。

我是198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路透社在亚洲雇佣的最後一名记者。你们中的许多人也许那时还没有出生，但请相信我：那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好像整个金融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在仅仅一天之内，全球范围内多个市场暴跌不止，世界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10年之後，亚洲金融危机来袭，“末日”的感觉重现，似乎整个世界的进程将随之改变；而当现今这场金融危机降临时，“资本主义的末日”又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不少人再度认为危机-复苏的周期将一去不复返。

但请记住，一面好的镜子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不会受情绪左右，只会忠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

在危机的空前规模和它引发的强烈情绪之外，我们还要意识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後，西方新闻业本身也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业危机：媒体广告收入大幅下滑；受众人群锐减；高度依赖传统媒体的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媒体感到非常厌倦的一代人。

于是，当记者们报导那些深陷空前危机的公司、产业和国家时，他们自己也身不由己地陷入这场危机。对他们自己来说，局势也是令人恐惧和难以捉摸的。我认为，那些本来应该保持客观立场报导危机的新闻人，由於过於担心自己在其中所处的角色而犯了错误。

就“镜子”这个比喻来说，当镜子中的映像与它反映的物体发生混淆时，镜子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

这场金融与媒体危机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媒体科技的突飞猛进。随着媒体生产与传播内容方式的改变，媒体内容也应该随之转变。例如传播信息的聊天室，手机短信群组，博客和社交网络。这些新传播形式正在改变全世界的人们对新闻与信息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记者”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没有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过，可能没有在路透社工作过，甚至可能从来没读过新华社的新闻，但只要他们通过手机、博客或社交网络报导新闻事件，他们就会成为今天的记者。

对於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新闻从业者来说，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些新生代的“记者”存在的现实，必须学会与他们竞争和合作。

在当前的环境下，读者和客户们有多种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信息，同时也需要娱乐，他们还有社交需求。新的媒体和信息技术不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生活的必需。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对新闻业有强烈的需求。

究竟发生了什麽？为什麽发生？该由谁承担责任？为什麽没早点报导这些情况？危机究竟什麽时候结束？我该怎麽办？

这些问题中，究竟有多少是记者能够真正回答的？从历史上看，能够就未来做出准确预言的记者寥寥无几。首先，没有几位记者具有能够做出预言的高度专业知识。而金融危机更让我们看到，所谓的“专家”在预见危机方面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

同样，就危机给人们做出建议更是难上加难。说实话，我认识的多数记者连自己的财务问题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向别人做出建议了。

记者们真正能够清楚回答的，能够附加最大价值的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麽，为什麽发生。实际上，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我们能真正圆满作答，我们应该感到十分骄傲了。

作为路透社记者，我们一向对自己报导中国经济的专业水平引以为豪。这意味着报导的透明和清晰，意味真实、不偏不倚地讲述事实；意味着独立报导，即使有时候会惹怒某些人、某些机构也在所不惜。这还意味着从读者的角度，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问题，从任何需要了解事实以做出正确商业和投资决策的人们角度看问题。

下面，请让我再具体讲一讲我们的报导，以及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汲取的一些经验教训。

路透社曾做出众多影响重大的独家报导，例如2007年中国大幅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以调控过热的股市。我们在报导中一贯对股市过热的倾向提出预警，例如今年7月27日对成渝高速<601107.SS>上市首日暴涨300%多的报导和分析。另外，中国最近四次降息的消息，路透社在所有外国新闻机构中也都是最先报导。对於中国如何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最危险的陷阱，我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清晰报导。

在报导中，我们一直努力做到那面真实清晰的镜子，真实反映市场中变化和不变的因素。

当我从伦敦启程来北京的时候，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正在开会讨论危机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很明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会被彻底改造，但也不会一成不变地回到危机前的情况：银行体系、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等领域都将发生变革。

必须承认，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因素表现不俗，不但令中国受益，还帮助世界减小了经济萎缩的严重程度。

我相信，路透社的报导从几个关键方面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独特之处：

– 首先是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控。中国多数银行为国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银行挤兑危机；人们非常清楚，政府会不惜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同样，在危机过程中，政府能够向银行施加压力，令它们扩大放贷规模而不是紧缩；从2008年12月开始的爆发式信贷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的重要原因，也为全球市场恢复信心立下汗马功劳。

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国家政府即使是在将银行国有化之後，也无法令它们再度放贷。

现在看来，保持政府对这一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控制，是中国的明智之举。目前欧洲各国决策者们纷纷敦促银行牢记自己的责任，扩大信贷，还暗示如果它们不从，就可能采取诸如强制扩充资本等惩罚性措施，这听起来已经很像中国官员的口气了。

西方国家还不至于永久性将银行国有化，但从目前正在讨论和实施的大量监管改革措施来看，各国政府的确有意更加严密地控制银行的行为。

– 另外一个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危机当前，中国政府迅速制定了多重刺激经济措施，例如家电下乡。当今年早些时候中央政府决定扩大财政开支时，大批地方政府官员们几乎连夜进京，提交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申请。同时，政府还启动大规模资源收储计划，在国际市场价格低迷的情况下购进金属和其他大宗商品，扩大了需求。

与许多西方国家对比，中国的上述对策更加迅捷，更加彻底。例如美国，由於11月大选和随後的政府更迭，大规模刺激计划被延迟了几个月。而多数欧洲国家去年提出初步刺激计划的步调还要晚于美国，部分原因是担心违反欧盟预算规章。也许这就是欧洲衰退程度更高的原因。

我们对中国的报导非常关注天量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风险：效率低下，产能过剩，腐败机会增加，污染环境等等。我们还多次指出，中国经济减速说明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失败，中国需要另寻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这些关於风险的预警都是正确的。从长期来讲，中国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改变，国内消费的比重需要增加；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度介入投资决策产生的益处：中国大规模推动投资，带动整个地区走出衰退，引领了全世界的复苏。

–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对於资产市场的干预。随着去年下半年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大力干预资产市场。在人民币稳步升值三年之後，中国开始以非直接干预的方式让人民币与美元重新挂钩，这种非正式挂钩自2008年7月持续至今。2008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干预股市，刺激楼市，放松了仅仅几个月前推出的限制楼市投机的一些措施。

海外常常批评中国官方干预市场的举措——有关中国“操纵货币”的指责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中国股市也常被称为不按正常商业逻辑运行的“政策市”。但在危机压顶之下，全世界似乎都更加认可甚至采取了中国对待市场的方式。

刚才我提到，新闻业报导这场危机的难处之一在於新闻业自身也遭遇了危机。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的消息来源和读者们也同样遭遇了危机。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媒体报导的关注异常仔细，一旦有令人不快的内容，读者很快就会投诉。

我记得，有一天我的电话从早响到晚，因为一家大银行对我们记者的报导十分不满，他们的公关总监和其他高管不停打来投诉电话。我很严肃对待这些投诉，但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我们的报导绝对准确，没有不实之处，但在写法上的确有可改进之处。

其他一些时候，我们的确犯过错误。但我们都按路透社的严格标准，迅速、公开地更正了报导。作为一家新闻机构，保持读者对我们的信任至关重要。如实报导、准确报导、更正错误、遵循标准都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容不得半点妥协，尤其是在报导重大复杂事件的时刻。

我们从这一时期的报导中也学到了重要的经验。

经验之一是，我们必须不断审视我们的标准，有时需要加强这些标准。由於新闻事件的敏感性，我们将使用匿名线索和报导市场传言的政策修改得更加严格——我们不能制造新闻，只能报导新闻。

如今，反思过去几年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全世界的财经报导水平将有所提高。财经报导仍旧不是财经预言——新闻永远不会是魔力水晶球——但我们能够成为更清晰、更精确的镜子。

但这就够了吗？

对於其他一些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报导、需要读者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仍旧感到担忧。

例如，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报导，能否被称为好的“镜子”？我们对於资源供给问题和即将到来的水源危机的报导，是否正中要害？是否需要再来一场危机，才能改善我们的报导，才能改变社会的思维？

记者们拥有巨大力量。我们手中的镜子能够产生强烈的效果。但无论我们的镜子多平、多亮、多真实，社会必须有勇气正视这面镜子，才能让它起到应有的作用。

谢谢大家。（完）

深圳病人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Fri, 28 Aug 2009 13:07:09 GMT

1.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位于这个城市的中部，沿着火车站附近的小巷拐进去，没有任何标识和广告牌，医院淹没在一片绿树浓荫的住宅区内。与那些高楼林立的公立或者私立医院相比，这里显得破败和寒碜。四年前，在它成立之日，号称拥有700多万产业工人的深圳，从此结束了没有职业病防治专门机构的历史。
43岁的徐瑞乃是湖南耒阳的一个农民，他和他的老乡们躺在住院部三楼的病房里，他们被告知为尘肺病III+——那是最晚期。X光片上，一颗颗被摧残的肺，坚硬如石，全部纤维化，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他们过着一种程序化的生活，除了上厕所和冲凉的时间外，都在病床上。移动10米以内，便喘得厉害。在床边，时刻蹲着一瓶医用氧气瓶，包括睡觉的时间内，鼻孔里都插着两根看起来像水上芭蕾演员用的蓝色鼻塞。病房内，电视上闪烁着画面，音量却开的最小。
这个时候，任何细微的声音都会使得他们心烦气躁。窗外机器轰鸣，医院楼下的一个住宅小区正在赶进度，刚刚完成灌浆工程。工人运输木板，传递中的钢材碰撞，以及吊车的大铁锤砸在钢筋横梁上的咣咣巨响屡屡传来。其中，“吭哧吭哧”的风钻声，是他们最熟悉的声音。
10多年前，深圳大规模建设时，约有几十名耒阳农民工开始从事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他们为自己找到这份对技能要求低，工资待遇比较高的工作暗自庆幸。肥水不流外人田，通过老乡相互介绍，陆续有近200名耒阳市导子乡的农民工来此淘金，在某个时期内几乎垄断了深圳市的孔桩爆破行业。
井下风钻作业由于通风条件差，粉尘浓度高，工人们吸入了大量粉尘。时间一长，不可避免的患上尘肺病——一种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性职业病。而这些，爆破公司并没有告知他们工作的危害性。在早期，下井干活时，徐瑞乃甚至没有佩戴口罩。
在他们的生命进入倒计时里，以“速度”著称的深圳也放慢了步子。这辆高速列车已经狂奔了近20年，当年的“小渔村”变成了千万人居住的大都市，它开始寻求另一张名片。在刚刚落马的前市长的主持下，“深圳速度”被新晋的“设计之都”取代，那些过时的，则被舍弃。紧接着，新任的代市长宣告：深圳“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
他说，“农民工的概念，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离开土地，但是还会回归土地的人群。他们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到城市里来打工。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
这是对徐瑞乃和他的乡亲们最好的诠释，却未必是应得的归宿。发病后，他们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离开深圳，拖着断肢残躯，回到故乡。
他们重新来到这里，则是为了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讨个说法。7月下旬，在南国的烈日下，这些尘肺病人用了一天的时间，坐车从布吉、罗湖、盐田、福田、宝安、西乡，再到坂田。沿途数着曾参与建设的工程，居然有200多家。
他们停下车来，仔细辨认时，保安还以为来了一群大开眼界的乡下人。在69层高的地王大厦前，他们惶然不知所踪；人流熙攘的赛格广场，令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甚至没有坐过一次深圳地铁，虽然地铁一号线的第一个孔桩由他们钻下。
这个城市变化太快，他们是“深圳速度”的缔造者，却也被这辆快车抛到了身后。在一切制度还未建立的草创年代，这些尘肺病人与爆破公司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如今要让那些爆破公司的工头们承认，这些尘肺病人来自他们的工地上，用于支付高额的补偿金，几乎不可能。这也揭示了，职业病检验制度的荒谬性。
最后的结果是，深圳市政府成立了维稳小组，将重症者送入医院免费治疗——他们是深圳病人。

2.

徐瑞乃的家在湖南耒阳导子乡双喜村，这是一个被“诅咒”了的村庄。当地农田严重沙化；在耒阳市地下蕴含的丰富矿产资源中，没有任何资源属于这里；相邻的村子都可以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唯独这里什么也种不了。
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最早一批南下的农民工，也影响着当地人的观念。
12岁那年，父亲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寡母、六个儿女。徐瑞乃排行老五，他的下手，还有个小两岁的弟弟徐瑞宝。他们与最小的哥哥之间年龄相差10岁。
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养着他和弟弟读书，尽管弟弟读到初二后便退学，他还是读完了高中，但他并没有像家人寄望那样跃出农门。
徐瑞乃回忆说，那是因为自己几乎没有语言天分，读完高中，至今仍一口耒阳方言。这也为他的下半辈子的苦难埋下了伏笔。
那时候，农村贫富差距已经拉开，外出打工者带来了财富，最先到深圳的村民徐龙古在1989年春节，带回了一只收音机，令乡亲们羡慕不已，更多的人跃跃欲试。徐瑞宝便是其中一个。退学后，他去了广州，但没有找到工作。他和同伴从南头爬污水道进入特区深圳，最先开始是在黄木岗工地搬石头，一天7块钱。
高考失利后，徐瑞乃则选择去了上海。在一次打架事件中，他的左脚肌腱划伤，门牙也磕断了。弟弟把他从接回来，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1990年，徐家兄弟决定一起去闯深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知识并没有改变徐瑞乃的人生，甚至不如那些从未上过学的老乡。他性格内向，唯唯诺诺，牙齿被磕掉一半后，更加吐词不清。
这时候，距离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树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宣传板有9年，曾经象征“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竣工也过去了6年，新的速度正在发力中。徐家兄弟通过亲戚介绍，在福永建筑工地上获得了一份炸石头的工作，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风钻。他们所在的爆破队挂靠在深圳市三联爆破公司，工资30元/天，而在民工队干活才20元。
明显高于其它工种的收入使得耒阳导子乡的农民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徐瑞乃一家子最多的时候有7人在深圳打风钻。他所在的双喜村11组，约有50户人家，出去做过风钻工的有30余人，死亡10人，患病13人。
“第一天上班挺难受，”徐瑞乃说，打风钻时双手握着钻杆，一天下来，筷子都拿不住，耳朵边好像总有一辆火车在跑，咣当咣当响个不停。
对于新手来说，这种状况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调适，“但你越来越发现，需要面对的远比这些更严重。”

3.

展现在风钻工徐瑞乃眼前的，将不再是在一堆堆横在路基上的巨石，更多的大厦拔地而起，地基越挖越深，孔桩爆破技术空前运用起来。他需要深入到地底20米，甚至50米的洞井中作业。
根据施工设计，土方工人在地基上挖出直径1.2米、4米甚至6米不等的洞井，遇到岩石时，是该风钻工出马的时候了。接通好地面上的空压机后，风钻钻杆快速转动，三角锉形金刚石钻入岩石内部，将石头研磨成粉末，再通过排风孔吹出来。
分为长风化、中风化、微风化三个等级的风钻运转起来时，整个洞井中灰尘弥漫，强风吹着粉尘往头顶的洞口喷射，1米之内看不到人。不到几分钟，灰尘沾满了洞井中湿漉漉的泥壁。洞中的风钻工无处可逃，只能迎着粉尘，握紧颤动的钻杆，除了能感觉越积越厚的灰尘，他看不见，也听不到。
工地上对安全帽有要求，对口罩却没有规定。起初，徐瑞乃下井时，甚至没戴口罩，呛得难受后，才去工头那里领5块钱一顶的口罩。“几乎没有一点用，鼻子里全是灰，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泥浆。口罩戴烂了才换，一般最少戴一个月。有的烂了，粘起来还继续用，”徐瑞乃说。当他们从洞里爬出来时，只有两只眼珠子在咕噜噜地转动，灰尘像堆雪人一样，将他们重新塑造了一番。
工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到工棚里冲个凉，掬一瓢水，将鼻孔洗干净。但粉尘无可避免的被吸进肺里，滞留在细支气管与肺泡内，不断被肺泡巨噬细胞吞噬。当尘肺病变形成后，即使脱离粉尘作业场所，肺内残留的粉尘还继续与肺泡巨噬细胞起作用，整个肺部纤维化，坚硬如石头。
在年轻力壮的农村劳动力看来，这些潜伏的危险，是没有危险的，没有人告知、提醒他们。相反，工期越来越赶，劳动时间越拉越长。在1993年和1994年的地王大厦两期工地上，徐瑞乃和他的老乡们在深入地下50米，直径长达4.2米的洞井中作业，他们要在被称之为“麻石”的岩层上在钻出8米深的洞。
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竣工，无可争议的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和世界第四高楼。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把国贸大厦当年三天一层的建筑速度，提升到了两天半一层，新的“深圳速度”诞生了。
超大型工程，给风钻工们带来了每天200元甚至300元的丰厚收入，这期间，来自耒阳导子乡的农民工承担了深圳大部分孔桩爆破风钻作业。通过连帮带的关系，他们进入洪坤爆破公司（前身为三联爆破公司）、华西爆破公司、和利爆破公司、中人建设集团公司、浩丰达爆破公司、龙城爆破公司等属下的施工队，参加过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彭年广场、中航广场、市民中心、会展中心、地铁一号线等深圳市著名工程的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
那是导子乡农民工们的黄金时代，双喜村11组的人出去得早，被认为挣了大钱，一度在乡村里风传，甚至有人叫他们“小台湾”。徐瑞宝说，“每次回家时，村里人都很羡慕我们，都想叫我们带出去打工，自己也感觉很有底气。”

4.

以现代用工制度来看，老乡之间的传帮带，给日后确立劳务关系时带来了潜在风险。好比煤矿发生事故后，矿上甚至不知道有哪些工人下井了。风钻工们和爆破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干完一单活后转向另一个工地，结帐后两不相欠。他们把中国乡村维系了上百年的心理契约带到了陌生的深圳大工地上，一旦遭受了风险，则自认倒霉。
但这些隐蔽的危机，都被“深圳速度”一带而过。1995年夏天，徐瑞乃下到20多米深的洞井中部时，掉下来，第五节脊椎骨摔断了。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后，老板将他转出院，安置在工棚里。又从附近请来民间草药师傅，煎药治疗。徐瑞乃感觉这样下去，自己会变残废。他收拾东西回家了，没有找老板要一分钱医药费，“自己摔了，算自己背时，不能怪别人，”他说。
这次事故，导致他至今脖子不能大幅度的转动，长时间戴安全帽，则脖子承受不了。且左边面部神经受损，一到天冷，肌肉僵硬，没有感觉。
休养一段日子后，工头打来电话，徐瑞乃又动身前往深圳，“我们就是这样，这要有活干就去，没想过将来，也没想过会发生什么，”他说。
但肺部能承受粉尘侵害的限度已经终结，从1999年开始，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风钻工开始患病。“先是浑身不舒服，不想吃饭，胸口发麻有隐痛，干活没力气，”来自导子乡的风钻工黄荣说，他被诊断出来为尘肺病III期。
患病后，风钻工人们回到家乡，他们大多数被当成肺结核在治疗。“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事搞垮的，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能找公司赔偿。自己得了病，也不好怪别人，又怕传染给其他人，只有辞工回家，老板也恨不得你马上离开，”徐瑞乃说。他在2000年开始咳嗽，医生诊断说是肺炎，吃药一个星期后没事，他又继续下井作业。事实上，粉尘已经完全侵害了他的肺泡，数天后，他再次咳嗽，且伴随着胸闷症状。这次，医生给出了三种可能：肺炎、尘肺和肺结核。
这是尘肺病的前兆，病发时，风钻工们往往会高烧一场，持续一星期左右，消炎后，病情转入平缓，这也预示着尘肺不可逆转的加深了。尘肺病的普遍症状是胸闷、胸痛、气短、咳嗽、全身无力，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得采取跪姿，最后因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难跪着而死……
导子乡双喜村因为死亡人数多，被称为寡妇村。发生在耒阳乡村的悲剧，注定不会被深圳认可。
2007年2月的《中国职业医学》上，一篇名为《深圳市1990～2005年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对这一时期的深圳市职业病状况做了研究，结果表明：
16年间，深圳市共发生职业病896例，死亡40例，以1996和2001年发病人数最高，2002年以后呈下降趋势；职业病以有机溶荆危害为主，主要发生在电子、机械五金和印刷企业。
其中，尘肺只有34例，死亡人数为0。
而在另一份2000—2007年的八年间，深圳市累计发生职业病调查数据显示：尘肺病61例，死亡2人。
这份报告还特别说明：由于深圳市部分企业和医疗机构没有遵守职业病报告制度，工人流动性大且不懂以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职业病漏诊、漏报情况严重。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患病后被厂方解雇回家，其健康状况无法追综。因此，估计计目前经由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的病例数目远比实际的少得多。

5.

湖南东南部的耒阳，多为山区。徐瑞乃的房子建于1995年，与这个村庄的色调相近，没有装饰的外墙看上去一片灰暗。
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回来时，带着一身伤残。开导湾位于双喜村11组的一个山窝中，14户人家，只有两户男人因为身高问题没有干风钻活。当年在外干活的12个男人，都有尘肺，其中，6人已经死亡。
忙完农活，寡妇们聚在一起。72岁的王翠兰年纪最长，她有5个儿子。1990年前后，王翠兰的5个儿子都去了深圳，下井打风钻。1998年10月22日，老五徐小伍病死，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老二徐新春病死，时年45岁；2007年农历12月19日，52岁的老大徐白春病也死了；9年前，老三被蛇咬死。
她说，1996年，老五发病。到衡阳等地医院检查，医生不开药了，他只好在家吃草药。呼吸不畅，走路都要大口喘气，到后来就不能下床了。死的时候，脑袋摇了几下就没有了。
72岁的王翠兰种了7分田，她踩不动打谷机，只能用原始的办法，将稻谷背到水泥路上摔打。死一个孩子就脱一层皮，如今只剩她一个人在家，眼泪都哭得没有了。
在家休养的男人们要面临随时突发的状况，2007年8月，黄荣肺部血管爆裂，喷出了半碗鲜血，刚到医院门口便昏倒了。徐瑞乃也突发气胸，吸进来的空气从破裂的肺孔进入胸腔，无法呼出，将肺挤压到了30%，医生在右腋下方打出三个气孔，才慢慢恢复过来。
风钻工们治病时将赚来的钱几乎都花光了，村里的房子，空空荡荡，孩子们也赴父辈们的后尘，外出打工，只不过不敢在从事风钻行业了。
邻居徐一龙的死，让徐瑞乃印象深刻，“前几天，他还天天在外面晒太阳，骨瘦如柴，头也抬不起来。是个‘活死人了。他死之前，躺在床上，他的喉咙像被卡住一样，喘不过气来，滚来滚去，挣扎了三个小时，最后，头朝床边狠狠地撞了两下，双腿一伸，就断气了”。
在家时，徐瑞乃走路不到50米，便气喘不行。他时常在想，有一天，自己也会像徐一龙那样死去。
7月的乡村没任何变化，一样死气沉沉。以个体而论，徐瑞乃觉得，在深圳打工那几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财富，赔上了身体，搭上了命。而片面追求“速度”的深圳，其潜在的危机也终于暴露出来。2005年5月，前任市委书记李鸿忠总结说，深圳正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6．

徐瑞宝留在了深圳。导子乡这批风钻工，拖着病体回乡时，他在坂田买了房子，他的妻子已经有5年没回去了。
“我还是要回到农村，那里是我的家，但至少目前为止，呆在城市的好处是，你可以看到事情的变化，”徐瑞宝说，他和哥哥有着不同的性格：一个内向，一个张扬。
徐瑞宝在发病之处也是被当成肺结核治疗，到现在，他诊断出尘肺病III期。
徐瑞宝看到的变化是：去年5月，一个名叫彭飞平的桑植人，诊断出尘肺后，状告洪坤爆破公司，并赢得了官司。在导子乡的风钻工中，很多人，包括他自己，也曾给洪坤爆破公司干过活。
4月22日，徐瑞宝找到洪坤爆破公司的工头，要求赔偿15万治疗费，对方给了10万。
10天后，徐瑞乃被妻子和儿子用箩筐挑着，送到公路上。他和10名病情严重的村民从耒阳老家赶到深圳。他们找到洪坤爆破公司时，对方认为，口说无凭，是否是职业病，需要鉴定。
截止6月初，耒阳导子乡有170多人在深圳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
在一份据称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传真给耒阳市导子乡的《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名单中，共有150人参加检查，尘肺III+有10人，Ⅲ期有23人。除了需再复查的人数，仅有9人为0期，排除在外。
6月15日，前来复查的风钻工与医院院长发生纠葛，他们把院长揪到市政府门口。当天，深圳市成立维稳小组，深圳市委领导批示，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原则下予以妥善处理。耒阳市的工作小组也赶赴深圳，与深圳方面交涉。
一切看似朝好的方向发展，然而，要让爆破公司证明职业病由他们引起，并且从腰包里掏出巨额赔偿金，又陷入了难题。官方称，能确定劳务关系的只有6人，还有上百人仅仅是一张工程工作证，甚至什么也没有。
当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负责人将双方代表召集开会时，面对在手下干了几年甚至10几年的工人，爆破公司的老板们表情漠然，“不确认他们在公司干过。”
博弈还在进行，但风险已经由爆破公司转移到了政府。6月26日，在风钻工人们的要求下，徐瑞乃和其他8名重病患者被送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由政府负责免费治疗。但对上百名患者、甚至死者的劳动关系认定，以及赔偿标准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一切都在谨慎，不张扬下行事。对于政府而言，这是当年在疾驶中忽略的东西，如今，都将显现。
这些，徐瑞乃已无从顾及。时间所剩无几，他十分清楚这一点。这才是最要命的：当一个人还没有走完全部生命的过程，却要盘算一大堆死后的事。徐瑞乃说，他的死将留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一个42岁的寡妇，以及一个刚成年19岁的女儿和一个13岁的儿子。或许，还有一堆不可能自动消除的债务。

本报记者龙志

出蓥华记一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Sun, 17 May 2009 03:54:03 GMT

震后余震不断，蓥华山金莲池广场的帐篷，附近还有遇难者尸体没清理。　摄于一年前

　　这是一个有关选择的故事：一年前，5·12地震发生当天，一群工人正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龙门山脉深处劳作，他们当中有3人死亡，3人重伤，其中，一名45岁的女杂工小腿被砸断，伤情最重。当他们为逃生做准备时，问题摆在了面前———这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
　　起初，他们发誓要将重伤员抬下山，不抛弃，不放弃，但后来谁也没做到。
　　在地动山摇的逃生路上，饥饿、疲累、艰险，还有对各自亲人的惦念不断袭来，沉重的担架越来越成为负累。这支100多号人的队伍，开始不断有人离开，最后只剩6个人。面对无法预知的灾难，人类显得渺小而无主见。行进中的每个人内心都在挣扎，都有所牵挂，都有活下去的理由，人性最自然的部分展露无遗。到最后，剩下的几个人也陆续选择了离开。重伤的女工独自留在山崖边，靠吃野草维生。奄奄一息时，她等到了闻讯找来的丈夫和儿子。
　　离开的人们下山后，几乎都很默契地选择了沉默，但一切并未就此打住。他们试图将这段经历从记忆中抹去，但一年后，它依然鲜活，他们终于知道，当初所做的选择是一辈子的事。
　　一年前，我们获悉了这个故事，找到故事中的大部分人时，重伤员已经保住了性命，正在福建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只不过，左腿高位截肢。
　　妇女邓元秀
　　她到蓥华山风景区工作才20多天，跟男人一样挖土方，一天能赚40块
　　故事中的重伤员叫邓元秀，一个身高1.67米，体重达150斤的中年妇女。她是山下红白镇人，不爱打牌也不喝酒，感兴趣的事是在家种黄连。5年收一次，一亩地1万多块钱，种了三四亩。
　　她曾在水泥厂干活，后来被丈夫硬拉回家，说灰尘太大，赚的钱可能还不够给她将来治病。为此，邓元秀歇了好几年。
　　在去年，刚料理完女儿的婚事，她那一门子心思又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当年19岁，正在县里读职业学校，过年刚交了5000元学费，每个月还要500元生活费。邓元秀感觉缺钱用。她想出去找点钱，存起来给儿子结婚盖房子。
　　她到蓥华山风景区工作才20多天，她是个干活卖力的女人，跟男人一样挖土方，一天能赚40块钱。但她喜欢这份工作更充分的理由是，从山上下来，25公里的公路，只要40多分钟车程就到家了。地震几乎是在她畅想美好未来时来临。
　　如今，邓元秀所有记忆中，都是那条腿，那条曾经活生生的腿，在逃生的过程中，逐渐糜烂，差点要了她的命。什邡市残联给她颁发了一个“二级”残疾证。一年前，红白镇上的女人在饭馆里打工，一个月只能挣400元，而邓元秀可以挣到1200元。“那是件骄傲的事，”她说，而现在，灾区重建紧缺劳力，那些和她同龄、力气曾经不如她、赚钱也不如她的妇女，可以双腿走路，赚得也比她多。
　　邓元秀花了两个月来适应她的新假肢。安装假肢花费了两万元，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赠。在德阳，一位香港人搀扶着她，教会她如何指挥膝盖活动小腿。这是复杂的学习过程，邓元秀的左腿，从根部以下，全部截肢。
　　她内心深处没有原谅那些选择离开的人。地震后，工头过来看望过她，解释说，地震时实在没办法。邓元秀答应着，但她看着自己的腿，心里还是有点疙瘩。她总想着，自己如果能早点出去，腿就不至于被截得这么惨。
　　一次坐三轮车上街，邓元秀碰到了以前背过她的一个工友，那工友笑着和她打招呼，又似乎一惊，说“咦，你好了啊？”
　　震后集结
　　伤亡情况很快统计出来：在活着的146人中，邓元秀伤势最重
　　蓥华山风景区位于什邡市红白镇境内深山中，与震中汶川映秀镇一山之隔。由宏达集团投资2.4亿元，本计划于2008年年底对外开放。去年5月份，投资方下属宏达旅游公司8名索道工和另外三个建筑公司的施工队正在紧急赶工中，他们分别是：华霖建筑公司、通林建筑公司，以及一家负责公路两边花木培植的建筑公司。
　　地震将景区变成了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孤岛。半个小时前，华霖公司项目负责人文思成开着皮卡在阳光明媚的山路上驰骋，这里到成都市区98公里，风景宜人，整个项目月底进入验收阶段。
　　当他将车停在海拔2000多米的广场，刚走出车门，身后的大卡车突然发动了，所有汽车都暴躁地跳动起来，四周翻腾一片烟尘。两名修水库的工人在接待中心工地附近被石头活埋，一名索道维修工吊在了35米高的半空。
　　邓元秀和另一名女工，正在金莲池即将完工的办公楼边上填方。头顶堆着几丈土方，那是挖土机一个上午的功劳。
　　两个人往开阔地跑，邓元秀突然觉得脚崴了，跑不动了。她手脚并用，往边上一个完工的食堂爬。爬进去才感觉到疼。她低头看，小腿中间被石头砸断了，血流了两摊，摸摸脚上滑滑的，黏乎乎一片。
　　邓元秀吓得呜呜哭，她头顶上新房子的预制板在抖抖跳，她害怕房子垮，又不敢往外爬。只听到房子外面，也有个女的在嗡嗡哭，好像是一起逃跑的女工在哭，一会儿就没了声响。
　　等邓元秀爬上来，食堂前面的路也塌陷了。厨师冯福长冲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站在悬崖边上，一名工地测绘工从他眼前陷下去。
　　站在海拔3160米的蓥华山主峰，21岁的索道维修工田波看到：“四面的山全垮了，上山的公路也断成一截一截。”他抱起一张床单，越过流沙，一溜烟地从山顶梭下来。
　　30分钟后，大地平静下来，又听到了鸟叫。景区观音庙，自称“超法大师”的守庙人养的那条名叫“二百五”的土狗站在塌陷的路面上，嗅着空中的不安气息。一切都恢复了，尖叫、怒吼、呻吟和激烈的争吵。
　　幸存者在广场上集结，伤亡情况很快统计出来：包括邓元秀在内，华霖建筑公司重伤两人，一名女杂工被活埋；通林建筑公司重伤一人，死亡两人。在活着的146人中，邓元秀伤势最重。傍晚又下起了雨，入夜后逐渐增大，海拔2000多米高的金莲池广场像冬夜般寒冷。
　　作为主心骨，旅游公司索道维修组组长刘会龙号召大家镇定，“我们要想办法离开这里，情况还不算太糟糕。”他说。
　　地震破坏了通信设备，在没有与外界取得联系之前，他们不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晚上10点多钟，刘会龙终于拨通了公司老总的电话，却不敢把听到的实情散播出去。电话里，他真真切切地听到：山下的情况比这里糟糕千万倍。他在山脚下红白镇上的家没了，整个镇上的房子也都倒塌了。
　　消息只控制在他和三个建筑公司的工头那里，他们在等待山下的指令。问题只有一个：重伤员邓元秀怎么办？
　　她躺在帐篷里，血已经把两床被子染红了。工友们扯烂了毯子，在膝盖上方，把她的腿绑住。“如果不考虑她，逃生的几率大很多。”刘会龙说。
　　整整一夜，他们是在和广场附近的三具尸体度过的，下午的惊恐情绪一直保持到现在。好消息终于在凌晨1点半传来，什邡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晚上会派飞机上山接伤员。
　　“你们点三堆火，十字形或者三角形，等待飞机降落。”指令在电话里反复了两遍，刘会龙才确认清楚。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帐篷里每一个幸存者。邓元秀知道，这个伤员指的就是她。
　　雨水从油布的缝隙中飘进来，打湿了衣服和头发。但飞机要来的消息使得人人都很振奋，似乎忘了晚上仅仅扒了几口半生不熟的米饭。
　　一个名叫王正直的索道维修工自告奋勇站出来，他是一名退伍士官，在空降兵部队服役了10多年。他指挥工人们在广场上烧了三堆火，火堆之间相隔20米远，从空中看下来，那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他们还把所有汽车、摩托车的车灯打开，所有光束射向天空同一个方位。
　　“凭我10多年的地勤经验，飞机还是可以降落的。”王正直向大家保证。
　　然后就是焦急等待着救命的飞机，一夜没睡。邓元秀隐隐约约听到飞机要来把伤员接走后，一直留心外面的动静，她回忆那个夜晚说，“外面有人在烤火，烤会儿火又过来歇会儿。”
　　一直等到早上5点多，火堆熄灭了，飞机还没有到来。
　　第一次分歧
　　要不要带上邓元秀？146人分成两派。剩下的工人决定一起逃出去
　　在确定飞机当天不会到来后，每个人心中的希望都像广场上的火堆一样，被雨水浇灭，只剩灰烬。
　　雨一直在下。清晨6点，刘会龙接到最新指令：想办法自救。电话里说，把伤员抬走，山里还要地震，不安全。
　　邓元秀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怎么走？要不要带上她？146人分成两派。分歧来自负责花木培植的建筑公司，他们共有30多人，没有一个人受伤，他们态度很明确，不愿意受到牵累。
　　根据田波的信息，下山的公路被毁。而更坏的消息是：从蓥华山背后下去，是彭州旅游景点银厂沟大小龙潭，平常下到那只要半个小时。但地震后，小龙潭已被砂石填平；银厂沟接引寺的建筑只剩塔子；整个大龙潭也被掩埋了，不复存在。这意味着，从后山逃生的道路也切断了。
　　刘会龙试图说服那些骚动的工人，却被他们的情绪掩盖了，“我们要自己逃命，不跟你们走。”年轻的工人们对他怒吼。
　　大地震的消息，经过一夜发酵，已经传染到每一个人。从那刻起，他们都是地震灾民。刘会龙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他们朝断裂的公路走去。
　　邓元秀躺在地上，默默地望着这群掌控她命运的人。按照她事后回忆，这时候，包工头王怀忠的兄弟给所有人跪下了，说各位哥哥弟弟，不是在这里打工怎么会碰到一堆？求求你们，帮一下手。
　　王怀忠后来说，他正在叮嘱妻子，下山时要跟紧，别走散了。但他的上司、华霖公司项目负责人文思成再次阐明了立场，“我们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抬也要抬下山。”
　　剩下的工人决定一起逃出去。他们制作了简易担架，让邓元秀躺在被子上，上面还加盖了一床。刘会龙重新商定了路线，决定从金莲池下到飞水岭，翻过这道山梁，就到了景区上山索道的起点峡马口，那里距红白镇只有5公里。如果顺利的话，天黑前可以到达，但他不敢保证。
　　刘会龙看到“超法大师”正在工棚里收集残余食物，“超法”本是绵竹的一个农民。刘会龙劝他一起下山，他相信命运是有玄机的：“你说的话，或许比我更管用。”
　　这支队伍编成四个小队。田波和另外两人负责在前面开路；第二队是妇女、老人和轻伤员；紧跟着，是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身强力壮的男人走在最后，随时可以替换抬担架的人。每一小队由对讲机保持联系。
　　早上9点，来不及吃早餐，每个人抓了把生米，队伍出发了。

出蓥华记二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Sun, 17 May 2009 03:51:32 GMT

邓元秀的左腿全部截肢，她曾花了两个月来适应新假肢。

逃生路上
　　余震不断，担架上的邓元秀和湿透的被褥加起来至少有300多斤。人渐渐走得差不多了
　　雨在下。
　　邓元秀惦着她过年新买的100多块钱的红线衣，她还惦着新买的旅游鞋，上山一共带了四双鞋———高跟鞋、旅游鞋、筒靴和胶鞋。她想把它们都带走，工友只带来了红线衣。
　　他们用花胶布把她身上遮着，脸也遮着。她害怕从担架上掉下去，于是把自己的眼睛露在外面，看到外面树林光怪陆离。刚开始是十几个人，大家都没有用肩膀，一起捧着担架。一个人一只手，人都围满了。他们把她抬着走，她觉得很安心。
　　但抬的人却不怎么安心，担架上是一个身高1米67、体重150斤的中年妇女，两床被褥，随着雨水的浸透而沉重，加起来至少有300多斤。
　　前面根本没路，下第一道坡时，几乎与地面垂直。四个人抬着担架，前面的人顶着，后面两人拖着。旁边的人用脚踩在泥泞里，固定后，抬担架的人再踩着这些脚走下去。
　　余震不断，石头滚落下来，邓元秀不敢睡，她凭感觉指挥担架的平衡，感觉到哪边人少了，就会让这边加人。碰到树林子密的地方，工友们让邓元秀把眼睛闭上，小心被戳伤。
　　至少之前两个小时的路程里，是按照刘会龙的意图，“大家都有秩序，抬担架的人累了，后面的人赶紧补上换肩，根本不用歇息。”
　　但也有人开始往前挤，“有人‘超车’了，陆续地背起大包小包向前面跑去。”劫后余生的宋嘉全说。他是抬担架的人中，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宋嘉全的妻子，紧紧跟在后面，“我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地震了，当时我在想，家里只有我们两口子活着了”，她说。
　　宋嘉全夫妇也是红白镇上的人，上蓥华山是为了攒儿子今后的学费，他们的儿子7岁，在红白镇小学读书，当时，他不知道儿子是生是死。
　　这些想法在每个人脑袋里苏醒后，为队伍的溃散埋下了伏笔。大概在700米远之后，抬前排的雷兴奇感觉自己站不稳，胸闷，发干呕，他告诉王怀忠，“我不行了，我要赶紧下山，找先头部队带路，前面的路太艰难了。”
　　“你让我再抬下去，我只有跳下去了。”他站在山坡上指着下面的沟谷说。
　　王怀忠说，你不是干活的人。
　　雷兴奇顾不上这些，使劲往前跑。前面的路况把他吓坏了，他后来回忆说：“桶子那么粗的树，从山上掉下来，眼睁睁地看着下到河沟里，又‘轰’的升起来了，树干还没倒，笔直地竖着。”
　　在飞水岭，雷兴奇发现已经没路了，他返身时，又看到对面的山，呼的一声摇过来，又摇过去，像水浪一样，一波接一波。能否活着回去，雷兴奇对自己没有信心。
　　下午2点多，队伍到达林场时，王怀忠看到田波留下的记号，他们知道飞水岭去不了了，队伍开始休整。工友们把邓元秀浸湿的铺盖、枕头、新线衣都甩了，换上干铺盖给她盖上。邓元秀不乐意，她觉得自己的新被子还能用很久。她心疼这些物事，她是那种会把结婚时别人送的一对花罐子保留一辈子的人。
　　很多人开始不满，“大家都在抬你，命都没有了，还要拿被子？”一名逃生者事后对记者说。但这些不满仅仅是在心里，没有一个人说出来。
　　他们也注意到，人走得差不多了，除了刘会龙，剩下的都是华霖公司的人，也只有10多个，“如果不是一个建筑队的人，估计抬一点点远早走了。”
　　断崖边上“如果再抬下去的话，结果只有一个，大家一起死”
　　飞水岭的路断了。田波和队友返回来，从林场上山，在灌木林和荆棘中，开辟一条新路。当他们快要爬上青草坪时，对讲机电池耗尽，与后面队伍失去了联系。
　　队伍早就溃散了。出发前，王怀忠把一个袋子背在身上，那里装着半只生猪头、一斤干牛肉、十几包花生米和20个皮蛋。在抬担架时，袋子被后面的人背去，过了林场，他看到袋子扔在路边。东西都吃完了，只剩半只生猪头、一包干花生和半瓶水。
　　王怀忠很愤怒，他们饿得不行，口袋里的生米也吃完了，剩下的半瓶水邓元秀喝了一口，好多人没喝到。
　　雨水浸透了被子，担架变得非常沉重，人员疲乏，不到几步就要停下来，但再也没有可以换肩的人了。四个人抬的担架，变成两个人抬，用绳子套在肩上，可以暂时腾出两人休息一下。脚底到处是地震裂开的口子，稍不留心，就会陷进去。他们在没有路径的山林里乱撞，上坡的时候，跪着一步一步挪动，支撑着担架。伤员不断叫着“快要掉了，我快要掉下去了”，让每个人焦虑而又无望。到最后，走了一个小时，才不到200米远。刘会龙用对讲机叫前面的人，没有回应。他对文思成说，“我去前面看看，找些人来帮忙抬担架。”
　　文思成心里明白，能喊到人的几率很小，但他还是抱着希望。他今年40岁，女儿读高二，他有个幸福的家庭，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但此刻，他生命里的所有东西，都跟前面的路一样，变得不可预测。他还想坚持，他对工人们说的是《士兵突击》里的一句台词：“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把伤员抬走，不抛弃，不放弃。”
　　下午5点，雷兴奇跑到了峡马口，在他前面，队伍中的多数人已经走到这里。站在路边，可以看到红白镇，他知道自己得救了。
　　此时，在山林里，只剩8个人。疲惫不堪的宋嘉全正在跟妻子告别，山雾突起，路还不知所终。宋嘉全又想到了儿子，一个小娃，跑又跑不了，肯定凶多吉少。他对妻子说，“你还是先走，万一不测，总要有个人活着。”
　　一起走的，还有王怀忠的妻子。等两个妇女走了之后，文思成看了一下，算上重伤员和自己，只剩厨师冯福长、宋嘉全、王怀忠以及60多岁的叶大爷这6个人。刘会龙跑到前面喊人之后，再也没回来。
　　冯福长年轻时在王震手下当过兵，也是本地人，他知道前面上山就是青草坪，再下去，就是峡马口了。但当他看到前面的路时，便绝望了，山体塌方足足半公里长，仅有的小路随着山坡掉下去了。
　　“可能不得行了，根本走不了，”他对文思成说。正在商量对策时，又来了一次大余震。地动山摇，已经塌下去的山体，眼睁睁看着又陷进去了一大块，形成了一处横切面长达5米的断崖。
　　王怀忠对邓元秀说，“大姐，要不我们背上你，抬是抬不了了。”
　　邓元秀回答，“那可不行，背我，我怕痛。”
　　“最初是看着她活生生的，舍不得丢，死了太造孽了，我们几个就坚持下来，”宋嘉全事后回忆说，“如果再抬下去的话，结果只有一个，大家一起死。”
　　每个人都很绝望，这时候，王怀忠在山体滑坡的地方看到了一双旅游鞋，跟妻子穿的那双很像，几乎肯定就是了，他突然急躁起来，大喊着：“我要去找她，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我不能让我儿子没有妈妈，我回去不知道怎么跟他交待。”
　　王怀忠转身对伤员说，“我们确实不行了，没办法把你抬下去了。”
　　“你们不能把我甩这里，我吃什么？天黑了，我害怕，”邓元秀说。
　　“我们抬得想吐，到前面去喊人，一会儿就上来。”王怀忠说。
　　邓元秀想了想，说：“你们要留个当官的，我下去到医院哪个给我交钱？”
　　在离邓元秀三米远的断崖边，文思成思索了很久，终于回头说：“大姐，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力，今天这些力都出了，我们确实不行了。”
　　都走了
　　邓元秀一个人留在山上，心灰意冷。地一直在抖，头上悬着块大石头
　　众人商议，留下60多岁的叶大爷照料邓元秀。
　　傍晚6点，一看再也没人上山，邓元秀觉得很伤心。
　　邓元秀在山上躺了一晚。老人站在一旁淋雨，邓身上搭了胶布，好心地让老人也搭上。但他只盖了脚，之后也躺在地上，淋了一夜雨。
　　叶大爷是德阳人，在工地上做小工，帮手、打扫清洁卫生，人很老实。
　　邓元秀说：“你不答应留下陪我就是了嘛。”
　　老人回答：“我在人家手下干活路，叫我在这里陪你我就在这里陪你。”
　　下了一晚上雨，路边的水杉和云南松稍微挡住了雨水，夜里寂静得可怕。早上起来，叶大爷便要走，邓元秀吓坏了，忙说，我要跟着你一起走。叶大爷说，你脚走不得，你只要能走到三步，我就带你走。
　　这时候，邓元秀后悔了，她应该答应王怀忠，背她走，可能已经下山了，“我怕痛，不要他们背，现在没人背了。”
　　老人慢慢地说，邓大姐，你焊死在这里，我也焊死在这里，我是无辜的。
　　邓说，那好嘛，你走嘛。
　　老人说，邓大姐你还是造孽，没得吃的没得水。我给你留把米，去给你喊人。
　　叶大爷留了把生米，走了。
　　生米是干的，嚼了一口，邓元秀觉得口干，就揣回包包里。她是山上人，认识石膏菜，抓了一把，放在嘴巴里面嚼。
　　“超法大师”正好看到这一幕。前夜，他跟队伍走散后，便没有下山。这一路根本没有人听他说话，逃命时，脚步永远快于思想，他钻进一丛树林躲避余震，出来后，人不见了。夜里，“超法大师”抱着一棵树睡着了，天亮后，四处无人。他想着山下一个亲人也没有，不下也罢，至少山上还有条叫“二百五”的狗，于是他扭头往回走。
　　邓元秀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流着泪说，“你要是做点东西给我吃，以后我会认你为亲，等你老了后会照顾你。”
　　“超法大师”觉得这女子太可怜，说，你等着，我去给你做饭。说完便朝山林里走去。谁知这一去，他却在深山迷路了，转了四天三夜，才被上山找亲人的家属闻声救出来。
　　邓元秀一个人留在山上，心灰意冷。地一直在抖，头上有块大石头，她瞪着眼睛，抬着头一直看着这块石头，害怕这块石头掉下来。那些鸟雀飞过来，来啄她的头发，扯得生痛，好像邓元秀是死了一样。还啄脑壳。邓元秀用手背反手打散那些鸟。赶了一会儿，鸟雀又来了。就这样不停赶不停来，邓元秀不敢睡觉，一个人，还是憋着。只望着有人来。
　　好像是幻觉，邓听到有人咳，她大声问有人来了吗，没有人应；一会儿又听到有人说话，邓很大声问，有人来了哇？没有人答应；一会儿又听到两个人说话，邓又问，有人来了哇？还是没人。空旷的山谷静寂无声，她被吓着了，莫非是鬼在摆谈？
　　邓元秀开始有点绝望了，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想着要是没有人来抬，我就等，哪天饿死就算哪天。她想起了丈夫冯福礼和两个娃娃，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否比这更糟糕。
　　下山之后
　　要么放弃邓元秀，要么放弃妻子，王怀忠的选择，也瓦解了几人最后的防线
　　蓥华山下，红白镇。
　　峡马口是一条狭长而陡峭的山谷，也是景区的起点，在之前是个煤矿。蓥华山的光缆从这里上山，幸存者们到达这里时，已经是傍晚。雨还在下，但大多数人只是路过，到达镇上还有5公里的路程。
　　晚上，索道队的8名工人在此地寄宿，地震震塌了景区的工房，刘会龙赶到的时候，田波他们已经烧起了火堆。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现在，没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了。
　　似乎没有人问起邓元秀，这在后来幸存者回忆时也感到吃惊，刘会龙说，“每个人心里似乎都藏着什么，也许刻意回避这个名字。”
　　当索道工们偎依在熊熊的火堆旁时，王怀忠正跌跌撞撞地向镇上走去，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妻子，给女儿一个交待。”
　　“我怎么可以不管她呢？”在最后一个塌方边上，王怀忠看到那只熟悉的旅游鞋时，他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放弃邓元秀，要么放弃妻子，对这只遗落在泥石流上的鞋子熟视无睹。
　　“我不知道要怎样跟女儿交待。难道我跟他们说，对不起，我把你们的妈妈弄丢了？”王怀忠的选择，也瓦解了几人最后的防线。
　　当王怀忠失魂落魄地到达镇上时，镇子上空还飘荡着磷肥厂泄漏的80吨氨气。房子倒塌的路边，摆放着死者和伤者。
　　他饥寒交迫，始终没有打听到妻子的下落。正当他跌跌撞撞地经过路边一栋破烂屋子，听到里面熟悉的声音。他冲进去，死死抱住那个说话的妇女———正是他的妻子———哭了。王怀忠的妻子吓坏了，问他怎么回事？丈夫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她哭。王怀忠后来回忆说，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男人，他从没有如此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2008年5月13日晚上8点，宋嘉全在红白镇和妻子会合了。但镇上的惨况比之前想的严重得多，镇小学和中学的教学楼全倒了，压死了好多学生。他们找了一夜，没有看到儿子，也没找到尸体。
　　第二天，这对夫妇心灰意冷地跟随灾民撤离到什邡市安置点，在街上，他们看到儿子时，吓得目瞪口呆，以为出现了幻觉，他说，“地震时，有个人救了我儿子，还把他带到了市区，”宋嘉全说，他和妻子一辈子都要记住、感谢那个好人。
　　宋嘉全认为，这也是善有善报，他说，“我是坚持把邓元秀抬到最后，虽然还是放下了，但我已经尽力了。”
　　上山寻妻
　　冯福礼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邓元秀。17日早上6点过，他们抬着邓元秀动身了
　　冯福礼在5月14日碰到表兄冯福长之前，以为妻子死了。他在峡马口眼巴巴等了两天，没看到她下来。当他回到镇上时，看个两个儿女正在号啕大哭。
　　冯福长告诉他，你老婆还活着，“腿断了，但是身体好，还有50%的把握。”
　　冯福礼说，只要有两三成把握，也要上去，哪怕死了也要找到。
　　他背着干粮和水，带着19岁的儿子山上去找妻子。在林子里乱窜，蹭上山梁子，跟着往山里走。山里人都知道，沿着山梁子走有路，不容易被滚石砸伤。
　　冯福礼在松林煤矿做井下爆破，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妻子不喜欢他的工作，危险，也不稳定，煤矿经常因为事故停产。
　　走了3个多小时山路，冯福礼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邓元秀，发现她躺在一块2米直径的大石头下面，脚骨头被砸断了。
　　她的嘴皮发白，眼睛肿了，打开被子，看到肉都被砸烂了，骨头从里面伸出来，流着黄水，发出刺鼻的恶臭，并且越来越重，那是肌肉腐烂的味道。两天之后，送到什邡的时候，这种味道就像从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一样。
　　看到妻子满嘴嚼着野草，冯福礼吃惊地问，你吃了啥子？邓元秀没有理会他，气若游丝地说，“把水拿出来，我喝一口”。
　　刚喝完水，又地震了。邓元秀头上悬着的大石头直径2米多，三四吨重，仿佛一晃就要砸下来。
　　地震停了，邓元秀开始呜呜地哭，她说，腿断了，以后不知道怎么生活。丈夫安慰她说，没关系，两个娃娃都在，以后我们会照顾你，你要坚强一些。
　　父子俩没有能力将150多斤的邓元秀抬下山。两边的山都在垮。冯福礼在10丈远的地方，用彩条布绑在4棵大树上，搭了10平方米的帐篷，把邓元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晚上，他留了儿子在山上陪着妻子，自己下山找人。
　　夜里，邓元秀高烧40多度，儿子用酒抹在她脸上，像蒸汽一样冒烟，马上就干了。
　　邓元秀闭着眼睛，一边做梦，一边说胡话，把儿子吓哭了。她梦到死去的方老头，然后呜呜地哭，说你不要怪我没管你，我自己也受伤了。方老头60多岁，在蓥华山景区守仓库，地震时被石头埋了，后来爬到地上，痛死了。
　　邓元秀发高烧时清醒了一次，她对儿子说，“如果我死了，你自己慢慢找路下去，我死后，要把我弄回去，埋在家里的黄连地里头。”
　　糊里糊涂到天亮，退烧了。上午，亲家和丈夫来了，邓元秀很高
　　兴。冯福礼对邓元秀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必须活着我们才有体力把你搬下去。
　　第二天是16日，冯福礼重新制作了担架。他计划着，沿着山梁子走，要花两天把邓元秀抬出来。17日早上6点过，他们抬着邓元秀动身了。这已是地震后第5天。
　　在山里转来转去，几个人又迷了路。下午5点，前来营救的解放军战士找到了他们。2个小时后，队伍到达了峡马口煤矿矿区。
　　邓元秀马上被抬上救护车送到什邡人民医院，她的腿已经变成一个脸盆粗，臭气冲天，全都烂了。到达医院十分钟后，左腿被从根部锯掉了。专家说，如果不马上做手术，超不过12点就有生命危险。
　　六天后，妻子脱离了危险，冯福礼倒在医院的地上终于睡着了。
　　一年之后
　　金黄色的小木屋，是冯福礼和邓元秀重建生活的开始
　　一年过去了，邓元秀仍然经常在睡梦中惊醒，哇的一声大叫，把旁边的冯福礼吵醒。出蓥华山的往事，至今仍像一个梦魇。
　　冯福礼现在根本不愿回想当时的情形，他印象最深的是，山梁上拉开的口子，基本都有一两米宽，他们必须从裂口上走过去。一个人可以跑，几个人必须慢慢走。他当时想，就赌命吧，如果垮了就听天由命。
　　邓元秀对丈夫产生了新认识，她说我这个男人平时看起来有点懒，没想到这么勇敢。冯福礼说，这一辈子短暂得很，就想着这个人一定要把她救下来。夫妻之间一定是这样。如果她真的遇难了，我也就没办法了。
　　回来后，邓元秀几乎没见过那些工友。直到今年2月份，拿到工伤鉴定后，她找到公司，要求赔偿60万元。在那里，她见到了项目负责人文思成。
　　从蓥华山下来，文思成回到家，跟妻子讲起逃生的经历后，尽管他强调是迫不得已，妻子还是抱怨说，“你们怎么能把一个女子丢在山上呢？”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女儿去做了志愿者，他哪也不想去，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和血肉模糊的惨状。他总是会想起离开时，邓元秀在哭的样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把她放下。”他说。
　　见到病愈后的邓元秀，他心里多少有些宽慰。虽说不可能赔那么多的钱，文思成还是以私人名义借了9000元给邓元秀夫妇。
　　红白镇上，废墟残垣，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跟震后所有灾区一样，这里只是超级大工地的一部分。冯福礼和亲家、朋友一起，把山上那些被震得七歪八倒的大树搬下来，切割成片，横梁子拉起来，树片加上去，花了800块钱买玻纤瓦，一个房子就这样起来了。
　　这栋金黄色的小木屋，是冯福礼和邓元秀重建生活的开始，打开窗子，就能看到冯福礼工作的煤矿。冯福礼现在煤矿里上中班，每天中午下井，晚上12点才回家。
　　每次下井，邓元秀都很担心，家里一个人腿已经瘸了，如果冯福礼再出什么问题，她不敢想将来的生活。
　　冯福礼成了管家，以前他只要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邓元秀，自己就什么都不用管。现在他必须自己去买菜、买油。
　　在矿上，冯福礼有个交情不错的工友，5·12那天，他老婆在山上种地，地震后失踪。丈夫没有上山去找她。
　　这对夫妇原本感情不错，地震后，他重新结了婚。
　　镇上没有人当面说什么，但私下，乡里人依然会议论。
　　从蓥华山上下来后，冯福礼内心有点看不起这个工友，虽然他从来没当面说过。

□采写：本报记者龙志杨传敏摄影：本报记者韩涛

自助透析室里的自救人生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Sat, 04 Apr 2009 03:37:41 GMT

2009年04月03日15:19 　南方都市报
　　
他们是尿毒症患者。由于没有医疗保险，或者医保报销比例太低，他们进不了医院，而是买来3台二手血液透析机给自己透析，在北京郊外一个农家小院维持着生命，但昨日下午被政府取缔。这是新医改方案即将出台前，一个让人尴尬的故事

他们为何自助透析？

费用
在医院，一次透析，费用在300元至500元之间不等，另外还需要支付一两百元的其他费用。普通患者一个月大约透析10次，费用在5000元左右。
一旦拥有了自己的透析机，治病成本便降到了最低。每次只要100元买透析粉等必需品，一个月10次也仅合1000元。再加上一些其他药物，每年的医疗费不超过两万元，比医院便宜了近3/4.

风险
没有医保报销或报销比例太低是患者选择自助透析的主要原因。但自助透析室不符合相关医疗规定，风险大，很容易引起交叉感染，造成艾滋病、梅毒、丙肝等传染疾病的传播。

昨日下午4点，北京通州区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对“自助透析室”予以取缔，并对全部设备及耗材进行临时异地封存，但在事情得到妥善处理前，将给10名尿毒症患者提供免费透析治疗。
与此同时，在通州白庙大堤下，20多名执法人员敲开了媒体聚焦中的“自助透析室”小院墨绿色还带着斑驳锈迹的铁皮门，将三台透析机、一台水处理机，以及三瓶过滤罐全部拉走，留守在这里的病人神情落寞。
在这座300平方米的小院内，10多名贫穷的尿毒症患者，依靠三台二手血液透析机，顽强活过了三年。上周被媒体报道后，政府下达了取缔通知书，由于涉及到尿毒症患者的生命安全，此后一直陷入僵局中。
此前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认为，“自助透析室”的出现是由民政、卫生、劳动保障各部门之间衔接不当造成的。在医改方案尚未明晰的阶段，这仍是全国性的难题。

死亡气息

对尿毒症患者来说，死亡就像今天躺在另一张床上的朋友，走出这扇门后，再没有出现
在由肾脏病发展到尿毒症期的最初，内蒙古水果商魏强被家乡的小门诊诊断为：尿管毛细血管破裂。
两年后，1999年，再次病发时，魏强才知道，根本没有“尿管毛细血管破裂”一说。他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此时，体内的肌酐毒素侵害了胸腔内大部分器官。到了2004年，他的肾脏被永久性损害了，需要借助透析器———被称为人工肾的机器———来完成体内的新陈代谢。
“我站在墙角几个小时，一滴尿都滴不出来，浑身冒汗，胸腔要爆裂似的，那种感觉，对男人来说，是种耻辱。活活被尿憋死，说的就是我们。”他说。
尿毒症的治疗办法通常是透析和肾移植。但后者不仅肾源稀少，手术费也非常昂贵，且术后排异反应风险很大。大多数人选择了依靠透析维持生命。
2004年，魏强辗转到北京各大医院求医，最终进入位于河北、北京交界处的燕郊某专科医院时，已经花去了前半生的所有积蓄，在治病途中，妻子不堪忍受，与他离婚了。
在这里，他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尿毒症患者，他们的遭遇大同小异。无论家境如何，等待尿毒症患者和他的家庭的，将是财力耗尽，直至死亡。
发病时年仅21岁的北京密云人王新阳说，透析一旦开始，就无法中断。体内的肾彻底停止工作，透析机就是我们的“肾”。但这个“肾”价格昂贵。在医院，一次透析，费用在300元至500之间不等，另外还需要支付一两百元的其他费用。普通患者一个月大约透析10次，费用在5000元左右。
曾在燕郊这家专科医院担任过透析室主任的白亚男医生说，患者的治疗费一年下来，多的5万多，经济不好的，透得不充分，用药少的至少也要3万。
白亚男说，中国医学界开展透析起步较晚，目前患者透析时间最长的为29年，日本的最高记录为40年。
多年前，王新阳见过这名最高记录保持者，据说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某高官子弟，“由于透析只能排除体内的小分子毒素，大量中、大分子毒素常年沉积，以致每个关节肿大，四肢僵硬，走路一摇一晃，活像个机器人。”
而根据白亚男早年参加研讨会时得到的数据：在中国，得了尿毒症只有10%的人才透得起析。大多数病人，会在中途悄无声息地消失。
“当初和我在门诊透析时的病友，大概有50来号人，到现在，全都没了。”王新阳说。
魏强说，对于他来说，死亡一点都不陌生，就像今天躺在另一张床上的朋友，走出这扇门后，再没有出现。

新的希望

自助透析的治病成本能降到最低，比医院便宜近3/4
“活着，我们要用有限的钱，活最长的命。”王新阳对朋友张伟东说。
2004年，吉林人张伟东换肾一年多后出现了排异症状，最后只得把药停了，继续回到燕郊的这家医院透析室。两个同病相怜的朋友开始商量如何活下去。他们首先琢磨着买台透析机，但这个计划止步于高达22万元的售价。
这时候，王新阳的档案已经从学校调入当地职介所，加入了医疗保险。这意味着，用不了多久，首都优越的医疗保障体系将为他承担85%的费用。
但对于其他省份，比如吉林而言，这样的政策可望不可及。大多数地方，即便新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后，也只能报销45%，且不超过3000元的总数额。王新阳说，到2004年夏天他们决定购买透析机时，完全是出于朋友义气，“我可以享受医疗报销，但张伟东不行。”
这年夏天，他们和另一名尿毒症患者梁军终于以18万元的价钱，买到了两台二手透析机。
机器运到了王新阳租住在燕郊的小院后，他骑上摩托车去找大厂县的病友陈东明。那是一个年仅19岁的男孩，王新阳住院第一天就认识他了。两人同吃同住，关系特别好。陈东明后来感染乙肝，被转入北京市其他医院。
王新阳找遍了大厂县内所有医院，也没有找到朋友。最后要到了陈东明邻居家的电话，对方说，由于花光了所有积蓄，陈东明不得不转回家，不到一个礼拜就憋死了。
这是尿毒症患者的普遍归宿。王新阳觉得自己应该努力活下去，哪怕是丁点希望。
一旦拥有了自己的透析机，治病成本便降到了最低。每次只要100元买透析粉等必需品，一个月10次也仅合1000元。再加上一些其他药物，每年的医疗费不超过两万元，比医院便宜了近3/4.
不到一个月，魏强也加入了。梁军因为解决了医疗报销费用，便把透析机转给了魏强和来自黑龙江的患者陈炳志。
按照《北京市血液透析质量管理规范》规定，开展血液透析的单位原则上应在二级（含二级）以上的医院，个别符合条件的一级医院也可开展。血液透析从业医生、护士、技师应接受过不少于3个月的血液透析专业培训，血液透析室（中心）应由副高以上职称（含副高职）、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主任。
“自助透析室不符合上述规定，风险大，很容易引起交叉感染，造成艾滋病、梅毒、丙肝等传染疾病的传播，”白亚男说。她至今还记得，当年自助透析室带给医院的冲击，“消息传得很快，专科医院、燕郊人民医院的病人都知道有个地方可以透析，比在医院便宜好多。”

第一次取缔

三河市卫生局执法人员一走，患者们半夜就把机器拉跑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生存机会。一台透析机一天最多能透析三个人，还得24小时运转。
在燕郊的出租房内，两台透析机在以最大负荷工作。王新阳已经去了北京市透析，这里还有5名患者。除了四名机主，两名新成员是：来自承德的刘福忠，和一名刚刚上大学的学生康建波。
机主们免去了新成员的购买机器费用，然而，即便是200多元一次（现在降为100多元）的透析成本价，很多人也交不起。刘福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到小院，但他没有钱。他希望先做透析，等他卖了房再付款。看着对方痛苦的样子，王新阳同意了。
一个月后，刘福忠实在拿不出钱，自己也不好意思，一家便回去。5天后的早晨，陈炳志接到刘福忠妻子的电话：“他五天没透了，快不行了。能不能再让他透一次，等卖了房一定给钱。”
“别说这个了，赶紧来吧。”陈炳志说。
几个小时后，电话又来了：“人没了，一站起来就不行了。”
2005年夏天，当地医院向三河市卫生局举报，执法人员赶来没收透析机时，遭到了病人的激烈抗争。魏强打开火机，准备点燃液化气罐，“把机器拿走，就等于不让我们活了。”
僵持了5个小时后，执法人员退让了，没有没收机器，但要求他们搬离三河。
三河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王振亚说，从情理上，我们很同情这些患者，但如果不取缔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就是失职。
魏强回忆说，“那时跟这回不一样，这回有媒体，那时一出事，我们赶快琢磨着要撂了，当天晚上，他们一走，我们半夜就把机器拉跑了。”
惊心动魄的一夜过后，康建波回到了医院，不到一个月，花光了所有费用，回家后活活憋死了。自助透析室的成员又只剩四个人。
王新阳将透析机搬到了一桥之隔的通州白庙大堤下面，这里四周果园环绕，尚属偏僻。而在燕郊的医院里，依然有病人在打听透析室的下落。

白庙的秘密

“哪怕我们再馋、再渴，也不会去偷（当地人家）一个果子……就这样，我们在这个村里平平静静度过了三年”
搬到白庙大堤后，透析室经历了两件事：一是张伟东的出走；二是重新搬家。
2006年秋天，张伟东想回家。家里有妻儿老小。他找到王新阳，支支吾吾：“我想带机器走……”
王新阳犹豫了一下，说：“拉走！”
机器是王新阳和张伟东每人花了5万多元合买的，王新阳有了医疗报销后，有人愿意出6万元转他的股份。他正在考虑当中，但既然张伟东要走，他也打消了转手的意愿。
此后，小院里只剩一台透析机。
到了年底，嗡鸣的机器声影响了周边的邻居，房东接到投诉后，决定不再续租了。2007年五一当天，王新阳们只好又搬到了不到500米的现在的这座小院里。
搬家后没几天，它突然失灵了。陈炳志正在机上做透析，只能暂停。
这次故障给魏强提了个醒。一台机器，一旦出大问题，就是性命攸关的事。最好能有两台，甚至三台机器。这样才比较保险。
这时候，又陆续新加入了几个患者。山西姑娘李丽丹进来的时候，魏强正在为买透析机的资金发愁。拿到了她预先垫付的两万块后，买了两台二手透析机。买机子花费了5万块，回来修理，又花了3万。跟两年前相比，这两台机子，是完全已经淘汰了的机子。但修理一下，还是可以转动。
小院里便有了3台透析机，可以轮换使用，遇到故障也不用担心。
这期间，潘学峰和他的8个三河籍老乡也加入了，最多时有17人，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黑龙江、吉林……魏强算了一下成本，一人出两万，基本上收支可以持平，“一共收回24万，花了23万多。”
机器买回来了，魏强想着对17个人的管理问题，“我们也知道透析很危险，假如一个人死了，整个集体都会解散，必须有个约定，”他说。
他连夜制定了《入股合同书》。除了规定两万元的股金，还注明了：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一切问题（包括死亡），都与合伙人无关，一切自行负责。
王新阳在日记里写道：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住的白庙村，家家都有果园。到结果子的时候，树枝挂满果子，都能垂到外边来。有的过路人口渴了，都会停下来，摘个果子解解渴，只要不被发现就行。可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已经住了三年多，从来没有摘过。我们想，本来就是外地的，又有病，村里人本来就不欢迎我们，我们再做坏事，人家怎么看我们？非得把我们赶走不可。所以哪怕我们再馋、再渴也不会去偷一个果子……就这样，我们在这个村里平平静静度过了三年。

夏天过后，秋天一到，果子挂满枝头，香飘四溢，病人们有时会出去走走，“累了，在阴凉的果树下躺一会，闭上眼睛，如果不去想这病，这样的生活也很幸福。”陈炳志说。

去留风波

卫生局官员指责自助透析室“危险、肮脏”，但患者说，没有它，6年前就死了
3月4日，负责向透析机供纯净水的水处理机最核心的水泵烧了。没有净化水，血液透析就无法进行。那天，原本有4个人要透析，但剩下的水只够一人使用。大家自觉地让最难受的赵春香用完这最后一点存水。
当地一家教会闻讯后，捐助了1万块钱，把水泵修好了，才得以化解危机。
月底，当《京华时报》记者找来，魏强的想法很简单：能上了报纸，给捐点钱。“不是穷缺钱，而是要活命。”
始料不及的是，见报后，通州区卫生局便向“自助透析室”下达了“予以取缔”的公告。
这份公告，至今还在透析室门口，上面写着：“经查实魏强等10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许可，从事血液透析的活动。上述活动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取缔。”
宁静的生活从此打破。每天，几十拨记者和好心人打听着来到这里。找遍每个角落，探访每间房间，打听每个故事。政府部门也会不时上门调查。
3月29日，上午9点多钟，已经来过一拨人了，当地公安局的警察，态度温良，连措辞都很讲究，问了两句就走了。11点多，绿色斑驳的铁门又被敲开。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于鲁明、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李扬带着通州区相关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自助透析室调查。
李扬说：“我刚看完，你们在这么危险、这么肮脏的地方透析是不行的。”
“如果有钱，我可以去大医院，我也会找条件好的地方，我为什么不去？您得知道这个。这里肮脏、条件不达标，我都承认。但依靠这些东西，我活六年了，要是没有这东西，我六年前就已经死了。”魏强高声说。
2004年来北京后，魏强只在去年回了一次家。回家前，透析一次，熬了三天，在老家又透析一次，然后赶紧回北京。
那一次，他花了2000多块钱，心疼的不行。回家发现，母亲炒菜，连酱油都舍不得用。

报销难题

三河市出台新政，患者每年只承担1万元，而经济不好的大厂县，每人每年最多报销3000元
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说，民间透析室的出现是民政、卫生、劳动保障各部门之间衔接不当造成的。没有医保报销或报销比例太低是患者选择自助透析的主要原因。
在卫生局和10名尿毒症患者为去留问题争执不休，专家学者们也提出各种方案设想时，来自三河市的患者潘学峰正躺在燕郊人民医院血透室内，享受免费透析带来的欣慰。
他在白庙大堤的院子里透析一年后，去年8月1日，当地政府出台了《三河市减免慢性肾病患者透析费用的实施方案》。方案称：具有三河本市正式户口的低保人员、优抚对象及持一、二、三级残疾证的慢性肾病患者免除透析费用。具有本市户口的其他慢性肾病患者减除50%的透析费用。减免标准为每人每周不超过2次的单纯性透析费用。
“超出部分及其他费用还可以通过新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这些患者每年需承担的费用只有1万元左右。”三河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王振亚说。
根据这项政策，潘学峰和自助透析室的其他8名三河市病人都离开了白庙大堤，前往正规医院透析。
在以往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和其他疾病一样，尿毒症的报销限额为40%、80%不等，除了起付线，各地又根据不同情况对报销额度设了限制。比如2009年的三河市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尿毒症被列入13种特殊门诊补偿，可报销80%，最高额度为1万元。但在2007年之前，只能报销45%，最高额度为3000元。
“如果只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治疗尿毒症的费用仍入不敷出，尿毒症不仅给病人带来痛苦，也会拖垮一个家庭。”三河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说，必须制定特殊的解决方案。
三河市目前已有104名尿毒症患者享受了此项救助，仅减免透析费用一项，政府每年补贴390万元。三河市民政局副局长贾连军说，三河市政府每年各种民政救助费用高达6000多万。
这些令人艳羡的优惠政策是不可复制的，三河市在河北省有着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去年财政收入高达28个亿，“除了为民办实事的心，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实力。”贾连军说。
与之相对比的是，三河市的邻县———大厂县，去年财政收入仅为4个多亿，大厂县的尿毒症患者，每年最多能报销3000元。
央视报道称，2009年新医改方案公布在即。据专家介绍，尿毒症患者透析将被纳入医保范畴，治疗将由社区卫生机构负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燕绥教授说，按新医改方案，患者无论从参保范围还是服务项目，都在保障范围内。

人来人往

更多的患者前来求助，但政府加强管理，患者们的念想是，“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
3月30日午后，徐永红到院子最南端的房间收拾东西，这个高挑的石家庄姑娘，2006年卫校毕业后，在当地医院透析室实习，之后被介绍到这里当护士，整整一年。
玻璃窗外，尿毒症患者和记者们在春日午后的天空下，懒洋洋晒着太阳，“他们也是一群可怜的人，”徐永红说，“好不容易活了几年，谁知道呢？”
三天前，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来下达取缔通知时，一名警察说，“你应该去考资格证，没有资格证是要犯法的。”
他们走后，徐永红向魏强提出辞职回家。
结算好上个月的工资，总共2200元。车子已经在门外等了。
最小的病人李丽丹说，“姐姐，你要来看我们啊。”
徐永红匆忙跳上出租车，头也没回，“走啦，走啦。”
护士走后，院子出奇安静。陈炳志拿着记者的相机在拍照，而记者则当了他的模特。
徐永红走后不到半小时，一名老人带着患有尿毒症的儿子从宁夏赶来，在此后的两天里，共有5名尿毒症患者家属找来求助。
政府也担心事态进一步不受控制，4月1日下午，三名工作人员赶来说：“就你们10个人。新来的人不要再接收。最新的医改政策正在研究中，看看根据新出台的政策能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夜晚，大风从河堤上刮起，卷起灰尘，从果林的西边吹来，沙粒撞到了铁皮门上，发出“哐哐”声响。
院子里，下午刚透析回来的王新阳感叹说：“活着就好，能活着就好。”
到昨天晚上，院子里所有机器都被卫生局拿走后，他不再说这句话，而是———“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

采写：本报记者龙志

手足口病疫情:名单外的死亡患儿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Tue, 24 Mar 2009 01:55:29 GMT

他们都有手足口病的典型症状,他们都未被列入疫情死亡名单；他们消逝的生命背后,都有乡村防疫体系薄弱、迟钝之祸石宇航的奶奶申玲芝说起孙子的死亡过程,时而悲怆,时而愤怒:“钱花了,人也没有了。”　　

手足口病防疫形势再度严峻。去年5月，手足口病（HFMD）终于被中国卫生部正式列入丙类传染病名单，成为第38种法定报告的传染病。此时它已在全国夺去数十名患儿的生命。今年以来，手足口病又开始在河南、安徽、山东等省的交界处频频发威，而值得深思的是，在疫情暴发的初期，这种常被误诊为感冒、口腔炎等的“怪病”，在乡村看来仍是陌生而不知所措的。在河南民权和山东菏泽，本报记者调查到3个“名单”之外的死亡患儿，他们的遭遇看起来如此相似。相似的境遇背后，有没有漏报瞒报或许不只是追查的重点，如何能杜绝这样的悲剧发生，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

　　河南民权一龄童石宇航：
　　他的死因至今未写明
　　虽有医生口头确诊，但并未上报

　　3月18日，河南省民权县因被媒体披露“手足口病瞒报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卫生部及河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前往民权县进行详细调查后，专家组认为：民权县在防治手足口病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而事件中有关直接负责人已得到处分（民权县卫生局局长杨保军被降级，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在启被免职等）。
　　除了已被媒体披露的2名死亡患儿（民权县野岗乡杨林庄杨奥和民权县程庄镇李河沟村胡文艳），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另一名曾被数名医生向家属口头确诊为手足口病，但最终未出具病历的死亡患儿———民权县程庄镇毕集村1岁零2个月的石宇航。在他死后两天，民权县启动手足口病疫情紧急预案。因为被乡镇防疫部门认为死因不明，石宇航的死亡并没有列入政府的疫情汇报数据中。民权县政府称，当地至今未发现一例（手足口病）死亡病例。

　　死亡并未上报
　　石宇航的死亡只在镇卫生院防疫股长的工作笔记中有所体现

　　病毒袭来，1岁零2个月的石宇航和出生11个月的表弟呈现出相同症状：发烧、烂舌头、手脚长疱，并且伴随着持续上升的体温，身子不时抽搐。在这前后，民权县程庄毕集村40多个小孩均有类似表现。
　　这是2009年2月19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离民权县启动手足口病疫情紧急预案还有3天。在偏远的豫东农村地区，受当地落后的医疗条件所限，患儿起初被当成普通感冒、皮肤过敏、口腔炎等各类常见疾病治疗。历经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乃至县医院辗转求诊，当最终到达市区医院时，往往病情已发展至最后阶段。2月20日下午6点，由民权县人民医院转至开封市儿童医院，石宇航在急症室内抢救了5个多小时后，不治身亡。由于送诊时间不超过24小时，直到火化，医院也没有出具病历。
　　更多的患儿涌入民权县人民医院。2月22日———石宇航死后两天———民权县人民政府依据疾控部门的数据启动疫情紧急预案时，上报手足口病已有 77例。该县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朱华光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讲述说：“由于医院缺乏经验，也没有引起重视，患儿都被集中在儿科诊断，没有将传染类的手足口病和一般的儿科疾病分开，场面一度混乱。”他承认，这也是导致手足口病交叉传染的主要因素。
　　自从去年3月上旬，安徽省阜阳市爆发手足口病疫情，致22名儿童死亡后，2008年5月2日，手足口病（HFMD）终于被中国卫生部正式列入丙类传染病名单，成为第38种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但要确诊，仍是一条漫长之路。60岁的申玲芝站在院子里，旁边是倒地的玩具车，车子的主人已经不在，院子一片凄凉。在讲述孙子石宇航死亡经过时，她时而悲怆，时而愤怒，“钱花了，人也没有了。”
　　她说，石宇航的父亲石二鹏今年28岁，一直在宁波打工。在村里，她和石宇航祖孙俩相依为命，从没想过，一个好好的孩子就这样没了。
　　从发病到死亡，石家小兄弟经过了曲折的诊断之路。石树仓是石宇航的大伯，他在2月19日下午，将两个小孩送到民权县人民医院时，“医生否认了是手足口病，但也没有具体说是啥病。”晚上，到病房输液时，一名医生私下里告诉他，这就是手足口病。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在病历上呈现。
　　第二天，石宇航病情加重，“腿站不起来，脖子也歪在了一边。”做完脑电图后，医生建议将两个小孩都转到开封市医院去抢救。石树仓说，在送往开封的途中，石宇航口中吐血，病情凶险。
　　在开封市儿童医院，重症室的方大夫，以及内六科的崔医生都明确地告诉石树仓，石宇航确诊为手足口病，并引发了肺出血。但直到火化，答案仍没有公布。在政府疫情汇报中，石宇航的死亡是个秘密。
　　这个秘密在程庄镇卫生院防疫股股长牛会仓的工作笔记中有所体现。这份写于2月22日的调查笔记记载：毕集村，三例（手足口病患儿）在开封儿童医院治疗，一例死亡。
　　牛会仓说，死亡患儿是毕集村石宇航，笔记是根据毕集村乡村医生石志强的电话汇报写成，因为死因不明，所以没有向县疾控中心上报。石宇航的死到此为止。
　　石志强也没有做具体调查，他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死者家属回来后，他得知消息，才向镇卫生院上报，因为死因不明，所以也没有去调查。
　　3月18日，当地另外两名小孩的死亡引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怀疑。记者报道称，在民权县采访时发现，当地通过病历造假的方式，隐瞒手足口病实际发病人数。报道还采访了两名死亡孩子的家属，并质疑县疾控中心没有采取防疫措施。
　　随后，政府回应说，关于野岗乡杨林庄、程庄镇李河沟村两名儿童患病死亡病例，被开封市儿童医院分别诊断为肺炎、病脑和脑出血，均不属于传染病，所以县疾控中心没有对其家庭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毒。
　　民权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伦生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截至3月21日24时，民权县共报告手足口病248例，分布在全县17个乡镇、157个村。该县疫情排在河南省手足口病重点县、区之首。当地政府称，至今没有发现一例死亡病例。

　　陌生的怪病，艰难的上报
　　河南省卫生系统之前规定，必须三名副主任医师确诊才能上报疫情

　　石志强从医10多年，现今50岁，是毕集村的村医。作为乡村医生，除了正常治疗，他还承担了防疫任务。
　　“百白破、麻疹、卡介苗、糖丸……这些疫苗，逢单月轮流打。”石志强说，这是作为体制内的医生区别于个体户的鲜明标志。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构架中，石志强这类乡村医生属于最底层，肩负着监控并上报传染病病情的重要任务。
　　他说，必须上报的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传染病比如鼠疫和霍乱，6小时内上报镇防疫股；乙类传染病和检测区域内的丙类传染病，12小时内上报疫情。
　　手口足病在2008年5月2日，列入丙类传染病名单，属于法定报告的传染病。对于石志强而言，这是种陌生的怪病，“只是在开会闲聊时，谈起过安徽阜阳的疫情，但不知啥病，从没见过。”
　　春节期间，当地一些小孩开始出现发烧、烂舌头等症状，石志强无一例外当做感冒治疗，在没有效果之后，他让家长去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随后，越来越多的患儿令他恐慌，2月23日下午，他向程庄卫生院防疫股股长牛会仓上报了这一情况。此时，毕集村已经有40多个小孩得了同样的“怪病”。
　　记者在程庄镇卫生院防疫股股长牛会仓的诊断日志上看到，第一例手足口病记载日期为2月17日，患者正是毕集村一名两岁半的小男孩。该镇从 2008年12月29日便开始对手足口疫情动态向上级网络报告，“其中，开封儿童医院报告17例，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报告1例，涉及到2150个5岁以下儿童，情况十分严峻。”
　　按照中国传染病上报程序，在一周内，同一个自然村出现两例疫情，可视为聚集性发病，如有三例，则为暴发流行，需要引起卫生部门以及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2月22日启动预案之前，这些疫情并没有得到重视。朱华光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解释说，民权县手口足病病例出现在春节过后，以前也有过类似病例，但都不重，从未有过重的表现。
　　他认为，疫情一直在疾控部门系统内上报，医院、疾控部门是分离的。比如乡村医生，他主要的业务可能是看病，防疫任务不占重点，所以难免轻视。
　　此前，县政府对手足口病疫情尚不知情，直到2月22日，商丘市疾控中心派人检查，说上报了77起病例，已经很严重了，县政府这才介入，启动疫情紧急预案。在随即成立的卫生防疫指挥小组中，朱华光任组长，并开始对全县5岁以下儿童进行排查。
　　民权县卫生局主管医政的杨副局长认为，疫情暴发之初，医院是按照河南省卫生系统的规定，必须三名副主任医师确诊才算手足口病，才能上报疫情。
　　他说，这个规定的出台，是因为河南省对传染病上报的程序要求很严，不能瞒报，也不能谎报。事后证明，这也是导致很多手足口患儿没有上报的主要因素。在乡镇卫生院，根本没有这么多专家。
　　上述杨副局长说，3月21日，河南省卫生系统内部明电，修改了这一规定，在临床表现明显，症状能够明确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位执业医师即可确诊手足口病，并且上报疫情。
　　3月21日，河南省卫生厅以《内部明电》的形式对民权县在防治手足口病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进行通报，其中一项是：责成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朱华光向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对于受处分原因，朱华光说，自己工作不力，负有领导责任。他也认为，从这次手足口病疫情事件中看出了一些问题：与防疫相关的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认识；对于手足口病没有充分重视，县医院毫无准备。
　　作为分管卫生的副县长，他坦承：“对于手足口病，即便是我，在启动疫情紧急预案之前，也仅仅是听说过而已。”

　　谁为高额的医疗费埋单
　　手足口病不但威胁到孩子的生命，也导致了患儿家属沉重的经济负担

　　作为多发于婴幼儿的一种传染病，有多种肠道病毒都可以引发手足口病，其中包括萨柯奇病毒A16型（CoxA16）、肠道病毒71型（EV71）以及回声病毒（Echo）等。民权县卫生局杨副局长告诉记者，调查了15例病患均为肠道病毒感染，此次当地暴发的疫情，可以确定为EV71感染。
　　对于患儿家属而言，手足口病不但威胁到孩子的生命，也导致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以石家兄弟为例，在石宇航死前，家里总共为手足口病交付了3000多元治疗费，而他的表弟，则花了15000多元才存活下来。
　　其间，更有县人民医院趁火打劫的贪婪之心。申玲芝哭诉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在医生建议将石宇航兄弟俩转到开封市儿童医院后，向家长索要每人700元的运费，其中100块钱为护理费。在讨价还价中，又耽误了近一个小时，“比坐飞机还贵。”
　　并且，县疾控中心也趁机向患儿家属推销一种名叫“伊康初乳胶囊”的药品。
　　3月21日，卫生部及河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前往民权县进行详细调查，认为：民权县人民医院存在患儿病历描述不够仔细、医务人员病历书写质量较差的问题。在疫情发生过程中，民权县卫生部门中存在救护车收费过高（超收400元）、县疾控中心推销药品等问题，相关人员受到处分。
　　病愈之后，谁来为手足口病患儿高额的医疗费埋单？
　　朱华光说，政府也考虑到了这点，正在积极寻找对策，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他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已经涵盖了这一块。对于已经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河南省而言，每个农民每年只需交纳10元的医疗保险费，便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报销补助。
　　“民权县农民参保率为90%，按照政策，患儿家属在乡卫生院治疗的，在100元的起付线上，可报销医药费70%；在县医院治疗的，在300元的起付线上，可报销55%.”
　　其他转入市区其他医院治疗的患儿，转院后5天内上报的，可以报销45%，超过5天，则只能报30%.
　　3月1日，民权县政府再次规定，从即日起，凡5岁以下儿童，因病到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的，起付线为零，费用百分之百报销。
　　这项政策不溯及过往。“政府不可能负担得起这么多的费用，”朱华光说，即便这项政策也是暂时的，仅仅是针对已经参保的农民。“并且，除了个别现象，一般的话，治疗手足口病费用并不高，几千块钱左右。”
　　“对于没有参保的农民，这时候应该后悔了，”朱华光认为，为了稳定这部分人的情绪，当地政府正在制定相应的救助措施，但在3月21日的会议上刚刚提出，具体内容还没确定。

　　疫情起因仍未确定
　　发病数排前的多在豫东贫困落后的乡村地带，相邻的安徽、山东也出现疫情

　　3月23日，卫生部专家组在民权县北关镇卫生院检查，该院医疗覆盖了全镇8万多人。在发热门诊，医生拿出来的登记表记载了100多号患儿，其中，有数十起明确记载有手足疱疹等症状，但该院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只有两例。
　　专家问：你这里面不是明显写着手足口病吗？
　　医生答：没有确诊，只是疑似。
　　专家说：这病根本没有疑似，只要有明显症状，就可确诊。
　　在检查中，专家还发现了用药混乱等诸多问题。
　　河南省报告发病数排前五位的为开封、商丘、郑州、焦作、洛阳市。排名前五位的县（市）、区为民权县、兰考县、杞县、金水区、睢县。
　　从地图上看，河南省此次暴发手足口病疫情地区由西往东，除焦作偏于北隅，其他的几个地区都在陇海线一带，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集中在开封市的兰考、杞县，商丘市的民权、睢县、宁陵等地。而这片布袋型区域正好是豫皖苏鲁四省交界处。
疫情也与周边地区也有关联：东南方向，与安徽接壤，今年1月以来，安徽亳州、阜阳等地出现数十例手足口病患儿，其中亳州市利辛县1例疑似手足口病患儿在转诊途中死亡；东北部，山东菏泽地区，一些县市医院里也住满了手足口病患儿。
　　从经济上划分，这片区域也是豫东地区贫困落后的乡村地带。朱华光说，民权县是全国重点扶贫县，而这次手足口病疫情暴发也暴露了当地农村十分恶劣的卫生状况。
　　疫情的起因，没人知道，政府报告称：今年因冬季无雪、天气大旱，发病时间提前，症状比往年较重。但是，即便抵达民权县的专家们也找不出具体原因，这就意味着，手足口病———这种常见的传染性疾病，在当地无法对症下药。
　　牛会仓说，目前，对乡村疫情重点在预防，已经运了1吨多的消毒粉在辖区30多个村子喷洒。而乡村医生石志强则每天在毕集村5岁以下的儿童家走访，他说，这是他走路最多的阶段。
　　一名几年前报道过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故的记者说，疫情在当地暴发并非偶然，他曾调查发现，在苏皖北部，一个庞大的地下疫苗交易市场活跃已久。
　　诸多因素，预示着河南省此番手足口病疫情防治工作并不轻松，5-7月份，才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
　　另据新华社电，截止到3月20日，河南全省累计报告手足口病2512例，重症患者18例，死亡1例。河南省副省长宋璇涛介绍，目前手足口病将逐渐进入高发病期，疫情正处于上升期，河南的防控工作形势不容乐观。

　　山东菏泽两患儿：
　　辗转求医终不治
　　他们不在最新通报的死亡名单上

　　今年1月1日至3月21日，菏泽市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502例。这是山东省卫生厅22日对外通报的疫情。而此时距离菏泽市暴发手足口病已经过去了1个月。
　　在此期间，3月8日，男孩张怡柯1岁零3个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几天后，一个名叫崔淑月（音）的3岁女孩也停止了呼吸。最新的消息是，山东省菏泽市报告2例手足口病死亡病例。不过，他们并非本文采写的两个患儿。

　　辗转求医
　　一个被当作扁桃体发炎，一个被当作“口腔炎”

　　3月8日，在菏泽市立医院传染科，张怡柯躺在爷爷张明玉的怀中，身体慢慢变凉。
　　3天前的早晨，张怡柯不好好吃奶，看起来得了感冒。家里人把他送到附近集镇上的私人诊所。这里距离张怡柯居住的曹县王集镇张店村不过5分钟车程。
　　在那里，医生按扁桃体发炎给张怡柯打了一针，治疗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天，体温逐渐上升的张怡柯再次前往诊所就医。张明玉发现孙儿手掌出现“针扎一样”的小红点，“但是医生说，那没事”，张明玉回忆说。
　　现在家人回想起来，正是私人诊所耽误了分秒必争的救治时间。但在菏泽农村，以乡村诊所作为看病就医的第一站，往往是村民们的普遍选择。
　　目前菏泽当地已经出台规定，要求农村诊所及乡镇卫生院不得收治5岁以下的发热幼儿，如遇类似病例要迅速转诊。
　　3月7日一早，仍然发烧的张怡柯被送往曹县县立医院。小孩验血后，医生坦白地告诉家属：这里治不了，赶紧送县人民医院。
　　曹县人民医院仍然束手无策，家人只好沿着基层医疗体系上行。最后到达位于市区的菏泽市立医院时，已是傍晚6时。
　　崔淑月和张怡柯有着类似的经历。她在鄄城县什集镇梁屯村卫生室首诊，被当作“口腔炎”治疗，症状描述为“烂嘴，不好好吃饭”。第二天，崔淑月出现发热、呕吐症状，家人将其转往县医院。
　　村医梁衍训后来告诉记者，以村医的技术和能力，根本无法诊断手足口病。

　　患儿逼爆各大医院
　　“楼上楼下全是孩子”，11家定点医院手忙脚乱

　　张怡柯抵达菏泽市立医院时，家里人被眼前的场面震惊，“楼上楼下全是孩子”，张怡柯的爷爷张明玉回忆说，他们只能被安排在设在走廊的临时病床上。
　　这种情况大概是应对疫情的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手足口病暴发后，菏泽市确定了11家医院定点收治患儿，涌入的小孩让这些医院手忙脚乱。
　　菏泽市传染病医院是市区两家定点医院之一。3月21日晚上，住院大楼二至四层，挤满了小孩和家属。因为床位不够，几位父母只好在走廊铺上硬纸板，席地而卧。
　　市民马兵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3日晚上入院时，他排上了三楼最后一个床位，“当时二楼已经满了，第二天，四楼也满了”。据他估计，3层楼共有病人220名左右。而马兵之所以带小孩到传染病医院就医，是因为另一家定点医院———菏泽市立医院，“早就住满了”。
　　另一位家长则表示：每天出院的患儿不多，“出院5个，能进来10个”。

　　疫情曾被否认
　　只有省级医疗部门才能确诊是否手足口病

　　22日山东省卫生厅的通报，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原因被归结为几点：一是去年同期未将手足口病纳入丙类传染病管理，疫情报告不完善。今年纳入疫情网络直报后，病例报告敏感性上升；二是群众手足口病防治意识增强，就诊率提高；三是出现新的疾病流行特点，今年发病时间提前，较去年约早4周。
　　但在消息通报之前，菏泽卫生系统多名受访官员均一致否认当地存在手足口疫情。“我们县一例也没有。”鄄城县卫生局副局长崔汝冰说。他还解释说：只有省级医疗部门才能确诊是否手足口病，县级医疗单位只能临床判断“疑似手足口病”。
　　据知情人士透露，3月18日，鄄城县卫生局在县人民医院召开会议。根据会议部署：疑似病人要有3-5人专家组进行认定，且认定为疑似病人的要由专家组组长、分管院长、院长签字才上报卫生局。分管局长、局长则要再签字才能上报菏泽市。这次会议还特别提到两点：治疗方案要经得起上级考验，舆论方面注意媒体暗访。
　　省厅公布消息后，菏泽当地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赵玉贞昨晚告诉记者，该医院没有手足口病死亡病例，但是有一例小孩死亡，而该患儿正在接受PCR检查（PCR是一种专门针对手足口病病毒EV71的检测手段）。
　　菏泽市委宣传部昨晚10时提供给记者的材料则特别强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只有国家卫生部和山东省卫生厅有权发布疫情信息。
　　但这仍然无法解释张怡柯病例和之前零死亡报告的矛盾。3月8日中午，张怡柯突然高烧，退烧处理后，体温迅速下降。晚上8点，他停止了呼吸（家人说，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上写着：因手足口病治疗无效死亡）。医生告诉家属：这就是手足口病的特点，“说变就变，很难掌握”。

　　山东两名手足口病患儿死亡
　　昨日，山东省菏泽市报告2例手足口病死亡病例。
　　据介绍，菏泽市牡丹区安兴镇一名7个月大的男性患儿22日10时在菏泽市传染病医院急诊入院，于20时23分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手足口病并发病毒性脑炎。鄄城县郑营乡一名1岁3个月的男性患儿22日上午到鄄城县人民医院就诊。于23日12时 35分死亡，死亡诊断为手足口病并发呼吸循环衰竭、肺出血、脑水肿。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龙志贺信

老无所依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Tue, 20 Jan 2009 01:25:07 GMT

老无所依
一家三代以及紫金县62户农民残破的深圳梦

　30年前,刚刚出嫁的三女儿成了第一批到达深圳的紫金农民,随后是18岁的儿子“下深圳”；1985年,杨时若也跟随而至,全家人在故乡从此没了根基。如今他已82岁,但一家三代生活奋斗多年的深圳仍然融不进去,而故乡也难以回去。

依然破败的“紫金种养场”,记录着垦荒者们的艰辛,如今即将成为永远的过去。

杨峰的外来人员登记卡。在生活多年的深圳,他们依然是外来人员。

杨家第三代———杨时若的孙子小白在深圳出生长大,对故乡很陌生,原本以为自己就是深圳人的他,现在渐渐觉得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他们被家乡和居住、奋斗了30年的深圳一起遗忘。
　　30年前，河源市紫金县一批农民响应政府号召，拖家带口来到深圳大磡村从事种养，成为特区最早的一批外来拓荒者。1984年，两地官方牵头成立了林果场（后改称种养场），更多的紫金人陆续迁来。经1992年、2002年两次续约，合同到2008年底解除。新年到来，大限已至，农场将被拆除，而这个已由最初几十人繁衍至277人的小村落里的人们将被遣散，唯一的宽限是可以安心过完这个春节。
　　30年过去，在这批拓荒者眼里，其间付出的汗水、青春与融入特区的梦想，将变得毫无意义。当城市变得巨大而有力量，它就不需要这些最早为之苦苦奋斗的外乡人。更让他们难受的是，他们在故乡已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没有依存的底气，甚至已被遗忘。他们像难以融入特区一样，难以回家。
　　本文选取一家三代的30年变迁，对即将消逝在2009年的这段往事作一个忠实的记录。

　　黄昏时分，男人们从城市边缘下来，三五成群沿土路走进荔枝林，山林一片寂静。当男人们出现在村子里时，妇女们也回来了，在山坡与山坡间的缓冲地带，炊烟袅袅升起。
　　这个被称为“紫金种养场”的地方，聚集了62户来自河源紫金县的农民。在深圳建设初期，成千上万的外乡人汹涌至此，以家乡命名的部落还有很多，但在深圳崛起后的今天，大多数都已消逝，紫金种养场是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个。
　　82岁的老人杨时若坐在种养场唯一的杂货店———“永星商店”门口。夕阳里，他半眯着眼，左手夹着烟头，正在吞云吐雾。从荔枝林下来的人用客家话向他问好，让他恍如身处200公里外的家乡，河源东南部紫金县的一个小山村。
　　林中烟雾散去，他回到现实。远远望去，那些荔枝林顺着山势纵深蜿蜒，深浅不一的山脊像一只有力的臂膀，将深圳和她的繁华拥入怀中。对于此刻坐在夕阳下回顾往昔的杨时若来讲，这些山脉也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在过去的20多年里，把他和众多乡亲挡在了深圳之外。而随着春节来临，他们将在制度上断绝与这里的一切。

“下深圳”
悲壮似于“走西口”、“闯关东”，先后两批共62户农民组成种养场

　　杨时若户口本的学历栏填着：中专。在紫金县，他是一个民办老师，先是教初中英语和语文，初中停办后，又去教小学。
　　他的前半生，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与深圳联系在一起。与他同时代的人，更多的是想从这个当时还叫“宝安县”的边陲小镇，逃往另一个世界：香港。从 20世纪中期至改革开放初，广东各地及外省人口途经宝安，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潮”，至1979年，宝安本地已逃出6万多人口，而民间说法更达30 多万。此时，宝安劳力只剩8万人。
　　次年，深圳特区成立，但耕地抛荒、粮食和蔬菜问题仍是执政者的燃眉之急。1982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提出，组织外地有种菜经验的农民到深圳来种菜。市政府曾到潮汕地区和广州郊区分别组织了5000名菜农到深圳种菜，但菜价太低，不久，菜农纷纷回家。
　　此时的杨时若在距离深圳240多公里的镇上教书，他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前三个都是女儿，中年得子，还没来得及从传宗接代的喜悦中走出来，就要面临生计问题。河源一带，直到今天仍是广东经济滞后地区，人均4分地，土地贫瘠，又无其他经济来源，农民一年收成，难养一家人。
　　当地流行一个词：“下深圳”。除了对年轻经济特区释放出的活力的向往外，也是一种类似于“走西口”、“闯关东”的悲情。背井离乡，只为了一口饭吃，找条活路。
　　1978年，30多个紫金县农民去深圳办砖场，倒闭之后回到家乡，这群失败者却给当地带来了利好消息。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们向苦无出路的乡亲们讲述意外发现：深圳地多人稀，只要有力气，就有饭吃。
　　许多农民回忆这段往事时都会感叹，那时真是孤注一掷。仅仅是依据一段传闻，他们便卖掉牲畜、交待后事，举家迁移。
　　第一批农民于1979年夏天进入当年砖场所在地：西丽大磡村。他们下车后，翻山越岭，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这个外逃成风、只剩老弱病残的村子，土地荒芜多年，遍山荆棘。外来者们在山坡的树下扎营，开垦荒野。
　　在第二批农民于1983年到达此地后，1984年，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与深圳市南头区农业局农牧公司合作开发成立了王京坑林果场。后者提供土地 260亩，来自紫金县的这两批共62名农民，以技术员身份组成林果场，向大磡村交纳土地租金。1992年，林果场改为大磡种养场（当地称紫金种养场），62人变成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
　　类似的以籍贯地命名的部落展现了深圳特区的人口结构特质，即便在今天，仍能从不同的方言中找到当年建设者们的痕迹。
　　杨时若刚刚出嫁的三女儿是第一批到达深圳的紫金农民。女儿的出走，对这位老教员触动并不大，他全部希望寄托在已经读初三的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考入师范，子承父业。
　　“根本没想过要离开家乡，”在退休前的最后几年中，杨时若当时面临着一次转正机会，前半生职业生涯，为他攒下了良好声誉。至少在这里，他是个受爱戴的人。

垦荒人
儿子违背父亲意愿不辞而别，1年多后父亲也追随而至；他们在故乡从此没了根基

　　198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杨时若起床后，发现儿子不见了。几分钟后，他找到18岁的杨峰留给他的一张纸条：爸爸，我不是读书的时候了，我要下深圳了。
　　对于这段历史，现年41岁的杨峰解释说，“父亲中年得子，读完初中，看着他年纪这么大还要供养一家人，心里很难过。”
　　跟1979年姐姐去深圳讨生活不同，此时深圳速度已经初显端倪，“下深圳”的定义，去掉了悲壮，增加了奋斗色彩。建筑工、打工仔、求职者和他们的家属大量涌入，在1981-1982年间，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如今已有千万之巨。
　　杨峰揣着兴奋，在父亲找到纸条的那天早上，已经在深圳东门车站下车，转车到南山后，他捏着姐姐留下的地址，又走了3个多小时。这一路所见，是家乡没有过的大工地，人人都在流汗、忙碌，热火朝天。后来，他在蛇口看到了那句著名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回忆说，想起那些还在家乡等着继续升学的同学，当时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丝毫没有退缩，尽管他已经被高中录取了。
　　经过四年多的垦荒，紫金县的外来者们已经在山坡上安定下来。政府的批文已经下来了，王京坑林果场正式成立，在距离西丽水库约两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在荒废的田野上重新播种，砍去漫山的荆棘，植下了荔枝树。砖房取代了草棚，屋顶铺上了油纸，垦荒者不用担心屋内有蛇出没，下雨满身泥泞。
　　杨峰来得正是时候，却没有了路上所见所闻的兴奋。等待他的是，更多的山林要砍伐，每天凌晨四点，便要出去开山刨荒。“原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深圳啊！”激情满怀的少年蔫了，连续3天都不愿去劳动。直到今天，山外的深圳繁华似锦，山林里却毫无动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倒是属于年轻时的勃勃生机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杨峰的乡亲们回忆说，除了自己耕种，他们也帮本地人开荒，换取每天2-3块钱工钱。在本地人大兴土木盖起水泥房时，他们捡来被丢弃的瓦片，取代了屋顶的油纸。
　　种养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修缮的，他们在异地山坡上建立家园时，1979年，中国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了，第二轮则是1997年。紫金种养场绝大部分农民在原籍没有承包土地，在故乡从此没了根基。
　　从他们收拾细软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紫金人已视他们为“深圳人”，而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也信心饱满。1985年，当杨峰回到老家，亲友和同学听说他要在深圳建房子，都投来艳羡目光。这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他在老家呆了数日，变卖了所有家产，然后接父亲来深圳。
　　杨时若没有责怪儿子一年多前的不辞而别，在这期间，胜券在握的转正机会被领导亲戚霸占了，他离开学校后，灰心丧气，激情从此逝。对世事不再抱有希望转而顺从子女的生活。他是全家最后一个到达深圳的人。

30年变迁
征地，禁养，禁种，拆迁……“深圳成熟了，种养场老了”

　　杨峰西装笔挺，看上去精神抖擞。一年前，他的三间矮房成了危房后，便带领父亲和3个孩子搬到了1公里外的村委会所在地，借住在当地朋友家的六楼。当他走在店铺林立的街道上用带着客家方言的普通话跟人打招呼时，这身打扮是不合时宜的：在种养场，他的同龄人穿着随意，毫无修饰地出门。他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沿着荔枝林的土路走出去，在大磡村或者更远的西丽街道打听哪里有活可干。
　　杨峰相信，比起留在那里的同龄人，他应该是出色的。种养场没落后，他在1993年学会了开车，这项技能使得他现在每月有超过1500块的固定收入。更重要的是，相比固守在种养场脏乱环境中自成体系的乡亲们，他的社交圈更宽泛些，有不少本地朋友。
　　深圳不可思议的变化，瓦解了种养场成立以来的乡土观念。很多人能描述当年一起在树下埋锅造饭，互助建房时的感人情景，而现在，紫金种养场从当年的60多人，繁衍成277人的村落时，感情却在日益凋敝。从20世纪末后期，随着土地开发和水资源保护，这里已经丧失了种养场的功能。有能力的人，搬出去了；或者有门路的人，在别的地方承包了荔枝林。对于大部分还是清晨外出找活干的农民而言，曾经奋斗过的光辉岁月，对现状没丝毫改变，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越来越沉默。杨时若说：“深圳成熟了，种养场老了。”
　　紫金种养场现任党支部书记丘增云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刚来深圳头两年，还能在过年时收到来自家乡县政府的慰问信，感谢他们在他乡为家乡增光。到后来，没有一点音信。当年送他们出征的县政府领导们，几经更替后，早已没有了影子。继任者忘记了在繁华深圳，还有这群农民。
　　1月9日，紫金县政府官员终于来到这里已是24年之后。站在永星商店门口，望着风吹婆娑的荔枝林，县劳动局副局长钟金明感叹说，“这就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这里的成果，真的有点心痛，即便在紫金，这样的房子，也可能看不到了。”
　　在紫金种养场成立之初，类似的种养场深圳有多个。有的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蔬菜生产企业，更多的则自动消失。在丘增云看来，紫金种养场的名字之所以保存到现在，是妥协和抗争的结果。
　　80年代末，最开始是深圳市民政局征收了30多亩肥沃菜地；接下来，因建水库移民到大冲村的本地村民，拿走了河畔的荔枝林；2002年，当地政府征收国营果场土地办企业，又从紫金种养场要走了最后一块水田，作为补偿，合同延续到2008年12月。
　　而种养场前几年即已名存实亡。2003年，深圳市政府在通往种养场的路口竖起了三块告示牌，这里被划为深圳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告示警告农民说：严禁饲养猪、牛、羊等家畜；严禁开荒，毁林种果。
　　“站在别人的土地上，他们要，给他们就是。”说起这几十年与本地人的相处之道，充满辛酸，当年20多岁的年轻小伙丘增云，如今也已经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父亲了。
　　紫金人“绥靖政策”的目的是求得最终能融入这片热火朝天的土地，像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杨时若在这里已经繁衍出了第三代，看着挡在前面的围墙，他会说，总有一天，他的子孙们会翻越过去。这是时间问题，他们试图用一代又一代人的余生，与深圳的世俗偏见抗衡。
　　但在2003-2004年，深圳市开展的以拆除违章搭建为重点的“梳理行动”中，他们还是差点被扫地出门。
　　丘增云当时拿出合同抗议说，紫金种养场建成时，深圳市国土资源局还没成立呢。这封抗议信使得种养场被拆除的厄运推迟至今，但也彻底粉碎了他们多年的“深圳梦”。

杨家第三代
少年沉默寡言，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紫金人还是深圳人
　　
18岁的小白身形单薄，面带苍白，体质明显不如父亲杨峰，同时，他又是个内向、沉默寡言的人。
　　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也是生性内敛，在种养场的后代里，这种性格特征十分明显。种养场的孩子从小缺少玩伴，也没有游乐设施，他们的父母成天忙于农活，稍微大一点，又要帮忙做家务，活动范围始终是在山坡上。
　　村民魏石福回忆说，孩子生下来没人带，早上出门用箩筐装着，挑到山上，上面盖着树叶，夫妻俩一整天则在树林里开荒。
　　小白和两个弟弟的童年生活大抵如此，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深圳人，“只要在深圳出生，就是深圳人。”他说。
　　直到读书后，他才发现和其他人的区别。当老师和同学都说白话时，他就无法交流了。并且，除了正常学费，他们每学期还要交纳上千元的借读费。他们的衣服永远没本地学生穿的那么得体，见识永远匮乏，放学后永远要一个人低垂着头走进那片山林。
　　外来人口犯罪已占到深圳全部犯罪总数的80%以上，但在大磡警方的档案里，紫金种养场的子弟们没有一例犯罪记录。丘增云说，从这里出来的大学生有27人。
　　“这些孩子很听话，懂事早，读书刻苦。”他说，大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了本地村民子弟。
　　按照这个标准，小白学习并不优秀。他小学毕业后回到河源市读初中，那是他第一次回到家乡，却从没在紫金县住过一宿。
　　“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所有人和东西都陌生。”他说。
　　后来，他在河源市读了一年技校，便退学了。一来十分想家，二是两个双胞胎弟弟初中毕业，考进了职高，父亲的工资难以供养。杨峰补充说，小白之所以没有在深圳继续读书，是因为非深圳户籍来深圳上初中需要提供房产证和社保卡等证明，种养场搭建的房子不可能有房产证的，也没有社保卡。3年后，两个双胞胎儿子考上西丽二中时，杨峰想到了对策，他在大磡村租了一间房子，提供了房主的证明。
　　和父辈们不同，小白对深圳有很强的认同感，“我在这里出生，我的亲人在这里，我的家就在种养场。”他说。当他回到紫金，感觉立刻疏远起来，“他们以为我是深圳人，”事实上，在深圳，他又是孤独的。
　　他没有朋友，种养场童年的那份孤独感，一直伴随到现在。“我在本地人面前很自卑，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看起来很高贵，有时候他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他说。
　　长到19岁，他还从没有一个人去过深圳市中心，最远的距离只是坐公交车到沙河。他现在和父亲在同一个修理厂当学徒，下班后，则回到家里帮妈妈穿 2毛钱一根的皮带珠子。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未来。当他回到自己那间挂着蚊帐，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卧室时，他顺势躺下来，听着窗外街头喧闹嘈杂的声浪，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这种过分的乖巧，有时让杨峰十分困惑，在儿子这个年龄，杨峰已经从紫金来闯荡深圳。他以那段经历激励儿子们时，小白对此深信不疑，肃然起敬。而双胞胎弟弟则不以为然，他们会选择跟同学去学外语，以躲避父子间尴尬的气氛。小白说：“弟弟们有他们的同学，有喜好的兴趣，也经常出去玩。虽然同样是内向，但他们还是愿意跟外面的人接触，他们只是害羞而已。”
　　当小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紫金人还是深圳人时，他索性不去想这个问题，“是哪里人重要吗？不是深圳人，我照样可以在这里生活，这里是我家。”他用客家方言说。

坚硬的合同
一纸合同掩盖了许多历史问题；合同期满，当年壮年汉子，都已人老力衰，无家可归

　　在紫金种养场，杨时若一家三代的故事，都在雷同上演。
　　当这些足有一尺厚的文件摆在面前，故事也就清晰起来。第一份文件签署日期为1984年5月9日，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办“王京坑林果场”的批复》，上面写明：同意南头区农牧公司提供麦园山岭旱地120亩、水田140亩作为林果场生产基地；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提供种养场管理和技术人员52人及半场资金……同时注明：合同期限为十年，期满人员退回原籍。
　　在1992年6月，由深圳市南头区农业局批复的《关于申办“大磡种养场”的批复》显示：更名后的种养场山地120亩，水田已经缩减到80亩。种养场由丘增云经营，期限为十年。
　　第三份为与大磡王京坑村的《租地合同》，也就是丘增云上述提到的“当地政府征收国营果场土地办企业，又从紫金种养场要走了最后一块水田，作为补偿，合同延续到2008年12月”。
　　“实质上，紫金种养场主要是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经营，并维持至今。”中国市场学会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家委员会调研员彭传佳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持续关注着这个地方。
　　在彭传佳看来，一纸合同掩盖了许多历史问题，“当初两地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的协议具有行政合同性质，却没有充分考虑和安排农民进入以后的发展和生存问题，事后也没有及时根据深圳的发展变化而作出适当调整。”比如这些农民变卖了家产、放弃了土地承包的机会，合同期满，当年壮年汉子，都已人老力衰，无家可归。
　　“更为严重的是，签订合同后，两地政府也没有按照合同的规定投入土地和资金技术，导致农民承受了一定的损失和某些不合理的负担。”
　　丘增云说，这批自发从紫金过来的农民很显然不是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提供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资金。而对于南头区农牧公司来说，是没有资格出租大磡王京坑村土地的。这也导致了紫金农民在种养场土地问题上，一退再退，最后走投无路。
　　上述问题同样困扰着现在的深圳和紫金两地官员，大磡王京坑村一位杨姓负责人称，合同已到期，原则上要停水停电，如何安置，将推迟到过完春节再和农民们协商。紫金县官方则表示，这事发生在深圳，应该由深圳政府妥善解决。

落叶归根
他这一生中总被命运推着走，“只有死后，你才能回到故乡”

　　春节临近，随着合同的终止，紫金种养场在2008年12月底画上了句号。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停水停电，是打算让这62户277个农民安心过完年。
　　剩余时间里，杨时若每天都会到山坡走走。男人们都外出工作了，连妇女们也是这样，亚热带的暖阳照耀着，很长的山路都碰不到一个人。有几天，丘增云会呆在“永星商店”里，他现在的工作类似于包工头，他向附近公园景区联系工作，提供种养场的男劳动力。
　　他抱怨说，在美国待20年可以拿到绿卡，在香港7年可以拿到香港户口，在这里种了20多年地，老了还要“卷铺盖”。
　　一方面，他对壁垒森严的现行户籍体制愤慨不已；另一方面，他需要和当地政府保持友好态度。前些天，一名政府官员对他说到一个比喻，本来可以补偿10万，你们这样一闹，结果补偿5万也说不定。
　　这让这群寂寂无名之辈感到惶恐，2008年12月30日，紫金种养场62户农民包车回到紫金县，他们找到县劳动局和信访办。家乡官员们首次听到紫金种养场的故事，震惊之余许诺说，这是发生在深圳的事，应该由当地政府解决，我们会配合做好一切工作。到了1月9日，紫金县劳动局官员乘坐一辆小车，第一次来到这里。
　　在杨时若看来，这种从情感和道义上的安慰，是需要的，尽管最后可能起不到实质作用。种养场已经不复存在，相比那些汹涌进入深圳的外来人员，他们对深圳的感情更为复杂，但在户籍这堵高墙前，一切都是空谈。“深圳户口可能不代表什么，你可以和很多人一样，在这里工作、学习，结婚、生子，只是有时候你搞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他说。
　　和紫金种养场的农民一样，杨时若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他这一生中总被命运推着走，从没有主动选择过一次：先是被教育界的官僚体制打败；后来又被生活打败，被迫离乡背井；然后是，在深圳数十年中，被铜墙铁壁的户籍政策打败；现在则是被年纪击败。
　　他今年82岁了，只有到他这样的年龄，才有可能坐在荔枝树下享受阳光。一起来深圳的同龄人都已经去世，只留下他和另一个年过83岁的老太太。那些人都没有安葬在这里，落叶归根，他们的骨灰送回了紫金县。
　　2004年，杨时若的老伴患癌症后，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过世了，骨灰由子女们埋在200公里外的已经倒塌的老屋后面的山坡上。走在种养场的山路上时，杨时若回过头说，“只有死后，你才能回到故乡。”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杨峰和小白为化名）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龙志

人为油亡:重庆家乐福踩踏背后的百万底层

622006475@qq.com(原乡之路) — Tue, 25 Nov 2008 17:17:10 GMT

PS～
见报日期：2007年12月05日。
首发媒体：南都周刊
新闻背景：家乐福超市重庆沙坪坝店十周年店庆，一款菜籽油特价促销，原价每桶51.4元的5升装只卖39.9元，随后发生的踩踏事故，致3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位于歌乐山下的三峡广场，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广场，也是重庆市迅速崛起的众多商贸中心之一。在这个8万平方米的繁华地带，百货商场鳞次栉比，街上游人若织。
11月10日，上千名重庆市民清晨出门，赶赴至此，只为买到比市面上便宜11块钱的菜籽油。随后发生的踩踏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对于那些出入其中的城市精英阶层来说，11元钱，在这里，或许买不到必胜客的一块披萨，甚至不够到新巴克喝一杯咖啡。
但在重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高涨的物价和严重失调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在折磨着数以百万的下岗工人、退休老人，以及农村进城务工者……由于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未来支出缺乏信心以及对政府某些宏观调控缺乏信任，对于他们而言，哪怕是也再微小的涨幅，都触及到敏感的生活底线。
从11月9日起，持续三天的家乐福超市沙坪坝店十周年店庆，期间一款菜籽油特价促销，原价每桶51.4元的5升装只卖39.9元。前来血拼的市民凌晨4点已经排在超市门口，他们很快被列入了伤亡者的名单。
75岁的汤远秀如今躺在病床上，她和三张桌子一起滚下10多层台阶后，汹涌的人群踩着她的身子，扑向堆满货架上的商品，她被踩断了几根肋骨。她说，今后再有促销的信息，她仍会赶去抢购，“我现在是有饭吃，但我怎么知道明天会怎样？”

工人村的生活

家乐福促销的消息，在9日下午通过一个内部清洁工的转述，在这栋暗黑的筒子楼里传开。汤远秀看到邻居小彭拎着两瓶油回来，有些焦急，但还不算太晚。
不到傍晚，消息已经传遍了沙坪坝工人村的14栋楼房。1951年，当时的重庆市政府为了解决周边重棉一厂、二厂、印染厂、合成化工厂等大型国有企业上万名工人的住房问题，建造了一大批租赁房，并以“工人村”命名，昭显其光荣的地位。
在今天，重庆的政治家和商人们憧憬着把整片的峡谷和山林在最短的时间内都变成如同著名的解放碑那样高楼耸立，一些老城区如工人村却依旧像50年前建成时那样，呆在原地。一直老到窗户一扇扇脱落，木质结构的楼板腐烂后变成一孔孔森然的黑洞。纵横交错的电线和年久失修的屋顶使得这里危机四伏。工人村周边的工厂已经纷纷倒闭，工人们也步入晚年，他们蹒跚的走在树荫下，和这些危楼一样苍老。
“这些房子都是苏联人设计的，楼道封闭，一层楼12户居民，总共四层，厕所和厨房是公用的，阴冷潮湿，什么时候都有一股臭味，”汤远秀说。
但城市发展的触角已经延伸至此，推土机挥舞着巨大的铁臂正将这个城市推倒重建。在工人村右下方的合成化工厂厂址上，去年动工的32层高级住宅楼——上岛郦舍和雪里奥正在预售中，均价超过了3280元/平方米，这还不是重庆房价的最高点。再往前推进时，工人村的高坡地形和复杂结构，使得开发商们认为失去了开发价值，却步不前。
汤远秀爬上楼，即便是晴天，楼道也是漆黑一片，她凭着记忆躲过脚底的陷阱。在四楼楼梯对着的这间14.2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张大床占据了大半个空间，木楼板走动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声响，除了一台影像已经变形的电视机和女儿送的微波炉，没有其他的电器。
唯一的光源来那扇朝北颌开的窗子。站在窗边远眺，高耸的雪里奥切断了视线，四周拔地而起的大楼，将工人村紧紧裹挟着。通常这时，她会觉得密密匝匝的透不过气。对于这些工人村里的老人们来说，窗口风景日新月异，他们却被遗忘在这里。
与汤远秀的家一墙之隔是男厕所，再往前是淋浴室，以及两扇窗子脱落、搭满电线的厨房。孤独是这里的流行病，有门路的都搬走了，下岗工人和农民工聚集在这里，但最多的还是老人。汤远秀一个人住，她的丈夫，沙坪坝酒店的部门主任，在1983年病逝。现在，两只名叫“平平”和“安安”的小乌龟陪伴着她。乌龟是4年前，刚考上大学的孙女送给她，今年，小女孩也成了中国480万大学毕业生之一，面临着找工作的艰辛和压力。
汤远秀在衣柜里找到了一个米黄色的布袋，那是由一块床单缝制而成的简易背包，她顺便将手电筒放进去。凌晨5点起床，对于一个75岁的老人而言，可要费一番周折。
她恰到好处的调整了生物钟，在10日早晨5点半出门时，外面还是伸手不见五指，冬天的清晨寒风瑟瑟，她又加了一件厚厚的外衣。后来报道，那天去抢购的有上千人，39.9元一瓶的菜籽油意味着物价又恢复到年初的水平。
过去一年，中国食用植物油批发价格大幅上涨逾40%。今年10月份，其涨势有所加剧。重庆有着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发展速度，物价上涨也是一马当先。进入10月，重庆市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了4.0%。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2.3%。
在食用油这一块，最高涨幅达到60%以上。统计局称，今年10月，部分食用油的价格分别是：花生油102.13元/5升，同比上涨27.98%；色拉油54.50元/5升，同比上涨41.56%；散装菜籽油5.20元/500克,同比上涨了60.99%，创下1992年重庆食用油价格放开以来的新高。
今年以来重庆市场上菜籽油价格已经连续涨了三波。5升装小蜜蜂菜籽油4月份卖40.5元，5月份卖52.5元，这个月，金龙鱼5升装菜籽油从57.8元涨到62.8元。
年初，重庆市政协委员陈成宽在提案中写道：“天然气涨价、电费涨价、水费也涨，米、油……什么都在涨。”陈委员说，今天这样涨几毛，明天那样也涨几分，表面看起来对老百姓生活影响不大，但累计起来，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了。
这份提案表明，重庆市民收入涨了67倍，但花费却涨了76倍。当地媒体报道，“28年前266元办体面喜酒，如今婚宴花5万涨了200倍”。
靠着210元低保金和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的低收入者们，在节省方面表现出竭尽所能，汤远秀永远是在黑的看不见人时才开灯，她买鸡蛋从来是挑选破壳的，那样会比平常少一毛钱。她说，穷人，有的是时间。因而，她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去周边几个菜市场挑选最便宜的青菜的路上。当在家乐福作清洁工的邻居小彭说起油价时，旁边至少有5个老太太发出惊叹之声并后悔消息来的太晚，这些老人们当即决定第二天去抢购。
汤远秀说，“这么便宜，是不是骗我们呦？”其实在心里，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
一辆高速驶过的列车

列车驶过沙坪坝车站时，汤远秀打着手电筒走到了对面的三峡广场。
这是一辆已经提速的火车，如同重庆高速发展的经济。直辖10年，重庆拥有了数个兴盛的中心商业区，高楼林立，百货商店云集，交通系统完备。
1942年，美国人费正清从飞机上看到重庆时，这座中国战时陪都给他的印象还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着厚厚的灰尘，要在城里往来，得像山羊一样，忽上忽下。”
今年6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重庆：中国未来城市的样本》的报道，从当初“不适合人类居住之地”到“中国未来城市样本”，美国人惊讶于重庆发生着的一切。
当汤远秀走进时，列车拖着车厢，瞬间穿过城市，将她以及那些昏暗的楼房远远抛在身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奢侈品销售最具潜力市场的重庆，面临如何增进财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缩减城市低收入阶层与富人之间的差距，使之生活得到足够的保障。
汤远秀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从数量上本应人丁兴旺的家族，如今四个家庭却各有心酸，他们都成了重庆市上百万下岗工人中的一员。
汤在退休之前是当地一家集体企业建筑工队的一名杂工，她的退休工资直到去年仍是300多元，比当地低保金多80块，她是全家唯一有稳定收入的成员。
她的大女儿付全兰一家三口也住在工人村14.2平方米的屋子里。52岁的付全兰，目前正在贵州遵义打工，当她月底坐5个多小时的火车回家时，25岁的女儿必须在地上打地铺睡觉。
她的丈夫，57岁的江兴杆之前是石桥铺塑料七厂的工人，1988年厂子倒闭后，一直流落在重庆的餐馆和建筑工地打杂，这些工作都不会长久。在沙坪坝区小龙坎地段的劳动力市场门口，每天都有数百名像他们这样的下岗工人，站在寒风凛冽的街头，捧着写有家政、清洁、修理……字样的纸牌，等着雇主前来认领，但现实是，“年龄大、缺乏专业技能、家庭压力剧增，几乎没有人想雇佣他们。”
去年9月份，江兴杆在807路公交汽车停车场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每天早上6点必须赶到停车场，在6点30分头班车发出之前，他要冲洗好汽车，然后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内，他将剩下的公交车全部清洗完毕。在下午1点30分，他又要赶到车场，清理车上的呕吐物，直到5点多钟下班。他每个月可赚取900元的固定工资。
他每天作完事，就是快速回家。由于妻子不在身边，这时候，岳母汤远秀已经帮他买好了今天的菜，江兴杆进入厨房开始煮饭。透过窗子就能看到对面的高耸的新房，但他从来没问过房价，“经过那里也是脚步加快，我们是买不起的，”江兴杆弱弱的说。
这一代年过半百的下岗工人，对前途已经丧失信心。物价上涨、工作摇摆不定，生活压力剧增，一波三折的日子望不到尽头，他们看不到任何保障。如今的江兴杆只埋头生活，关心自己，他每天坚持走路上班，只为了锻炼身体，他说，“我们甚至看不起病。”
尽管重庆市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险方面做过不少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全民医保，跨区域的医保，并没有惠及广大农民工和低收入市民。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文天平说，目前重庆城镇的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271万，这是9月份的数字。但是目前在这两个之外，还有不少的空白人群。
“在这个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急剧转型中，大量脱离体制的产业工人承受了改革的成本，”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以增强他们抵御价格周期波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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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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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到一个重庆市经济发轫的节点，1997年最适合不过。刚刚宣布成立直辖市，难抑激动的人们用缤纷的大礼花来庆贺这一喜讯。这一年，刚从四川大竹县农村进城的34岁农民黄新田，第一次看到烟花。他爬上沙坪坝的平顶山山顶，望着夜空中绽放的绚丽火花，他憧憬着在这座城市将要翻开的新生活。
跟成千上万从汇入重庆的农民一样，黄新田选择了棒棒这个只需要气力的职业。如今，棒棒军在主城区常住人口达到600万的重庆，有将近10万人，也就是说6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棒棒，已成为发展中的重庆不可忽视的一群人。
黄新田第一笔收入是1块钱，然后是2块、5块。每天清早，他捏着扁担从租住的简易棚屋里走出来，在码头、商场和主干道上转悠，等待工作机会，一直要到凌晨才能回去。
进城时他的大女儿4岁，小儿子刚刚出生，他的妻子承担了所有家务事和照看孩子的任务。日子艰辛，但新鲜生活仍使他们乐此不疲，在农村种地的黄新田身强体壮，那时候能担400多斤。
1998年，家乐福在重庆市渝中区小什字棉花街第一家分店开业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外表光鲜的商场，跟小卖部有什么区别。零售业已经全面开放，在这个被注入活力的城市，充满了机会。尤其是之后的5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每项交通工程的立项到施工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一片崇山峻岭中迅速建成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比渝中半岛上林立的高楼对重庆重要得多。
2000年，黄新田用三年来所有的积蓄1万8千元买了在平顶山背面的一栋倚山而建的小木房。房子终年黑暗、下雨漏水，但他仍然庆幸，在这个城市里，终于有了立足之地。之后，他更加拼命干活——成为城市人，是每个棒棒的终极目标。
但肩上100多斤的货物每天都在消耗着他的体能。在2004年，他的腰部的旧伤再次扭伤，他已经丧失了作棒棒的资本。
忙于架桥修路、招商引资的政府没有将目光投入到这群人身上。直到今年6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重庆设立首个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 (另一个是成都)，这意味着，打破城乡藩篱的重庆，今后将要在农村务工者身上，倾注更多关怀。
数据统计，重庆有400多万农民工。11月4日，黄新田在电视上看到“重庆市首个农民工日”的报道，他难抑兴奋，给妻子打了电话。
但在2004年，丧失劳动力的黄新田突然觉得陷入绝境，女儿已经上小学，每年要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他托关系交了3800多元，才将妻子的户口转到这里，每次街道的干部见面都说，“你们这群农村人，在城市买了房就以为是城里人了？”
黄新田走投无路，决定离开这座城市。他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只身一人前往新疆帮别人照看厂子。“我这一辈子算是就这样了，但我的儿女不能这样，我要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城里人，”黄新田在背井离乡前，跟那群棒棒朋友们说。
在新疆，他留下生活费后，每个月将剩余的1000多元工资如数寄回重庆，这里有三个嗷嗷待哺的亲人。对于城市生活，他们早已冷却了乐观，夫妻俩如劳燕双飞，一年见面一次。他的妻子卢大川说，在这里，每一分钱，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尽管如此，黄新田坚信，他对儿女的投资还是值得的。尤其是11岁的儿子黄亮，现在正在上六年级。他聪明、活泼，体格健壮，成绩一直很好。
黄新田说，他看到了希望。

挤压……挤压……伤亡

节省，再节省，这是每个重庆底层人士的持家要诀。
家乐福沙坪坝店是家乐福在重庆的第四家分店，这次十周年店庆促销活动，计划从9日持续至11日，低价菜籽油是活动的卖点之一。
在75岁的汤远秀到达家乐福门口时，65岁的蔡仪明凌晨4点出发，已经等候在那里。他是无线电厂有30年工龄的老工人。在中印战场上，他所在的班的战友全部战死，只有他一个人捡了条命活过来。
现在的日子看起来更加难以言说，他每个月800元退休工资，两个儿子下岗，没有工作。为了给已结婚的儿子们提供更宽敞的住所，老人以1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厂里的集资房，申购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上个月，老伴动手术，一下花去9000多元。
这个性情沉默的老兵，听到菜籽油特价消息时，和众多中低收入者一样走在抢购队伍的最前面。
从经历者的描叙中，可以看到，11月10日早上8点一直排到马路上的抢购队伍，毫无队形可言，随着人数的增多，队伍开始膨胀，向前挤压。汤远秀从前面的位置被挤到了中间，而卢大川和妹妹卢大蓉则因为晚到，排在最后，她祈祷今天能够有好运气，不至于让前面的人将所有的特价油都抢光。
这时候，11岁的黄亮成了妈妈的探子，他站在了队伍的前面。8点30分，店门刚刚打开一个小口，就有数人被挤倒在地，黄亮也被卷入进去。家乐福对这样的场面显然准备不足，每个入口只有两名保安和一名警察在维持秩序。
汤远秀被后面的人推倒在地，和三张桌子一起滚下阶梯。她一直清醒着，看到无数双腿在眼前踩过。在这个由脚力、鞋跟构成的洪流势不可挡，蔡仪明和穿高跟鞋的邻居孙茁被踩压致死，另一名40多岁的妇女杨素绣也因抢救无效，当晚在医院死去。
卢大川还不明白前面发生了什么，冲进商场的人，抢到了特加油，留下一地哀嚎遍野的伤员。当她找到儿子时，黄亮已经脸色发黑，没有了气息。
他被列入当晚的死亡者名单，但经过抢救，却又奇迹般的醒了过来。从死门关拉回来的黄亮，从此性情大变，有时候，他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姐姐。医生说，黄亮颅内损伤明显，还需观察一段时间。
13日晚上，黄亮的脸开始扭曲变形，脸上的肌肉向外挤压，整个鼻子都朝天突起。卢大川吓得不知所措，赶紧给丈夫黄新田打电话，让他从新疆回来。
而当天，三名死者中，孙茁和杨素绣家属与政府达成赔偿协议，只有蔡仪明的两个儿子仍在抗争。蔡仪明的大儿子蔡翔说，协调会上，街道办的领导和他们相对而坐，家乐福代表却坐在第二批，完全由政府出面。死者家属说，本来是与商家之间的协商，变成了与政府和谈。
当代表家乐福的三个律师走进会场时，蔡翔对领头的一个50多岁的穿披风的律师说，“你们是大公司，而我们什么都不懂，请你们离开。”
在11月15日下午重庆首场自主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文天平说，对于日前家乐福发生的11?10踩踏安全事故，政府深表痛心和遗憾。
面对媒体，新闻发言人更乐意聊“重庆1小时经济圈”。“用15年时间，造一个重庆1小时经济圈。”这是市委书记汪洋上任时带给重庆最新的憧憬。具体的内容就是在围绕着重庆主城区的3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再建3条快捷交通线，使这片区域内的1600万人都能在1小时之内到达主城区，享受到城市建设带来的社会公共服务。
11月18日，连夜坐飞机从新疆赶回来的黄新田，从医院看过儿子后回家，他对儿子的未来以及自己的希望，有些忐忑。经过李子坝时，一辆新型列车从桥梁上滑过，那是重庆的轻轨。当它悄无声息的滑过城市上空时，一座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对面江北耸立的高楼、以及路上的行人，显得那样渺小，被远远的抛在后面，“真可怕，”黄新田吸了口气说。

 本报记者龙志发自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