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6559.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17:12:28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hu, 08 Oct 2009 08:16:37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4989797 招聘启事

　　香港《凤凰周刊》因发展需要，现诚聘专业校对一名(专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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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简历邮箱：huangnan@phoenixtv.com.cn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4989797#comment 134218240 Thu, 08 Oct 2009 08:16:37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4989797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585799 300台胞受邀国庆观礼
　　□ 记者 郑东阳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36期 总第339期
　　“我还没接到邀请，不便多说。”9月1日，正在台湾开会的台商廖万隆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名片比一张扑克牌还大，上面写满了他的身份和头衔，包括其经营的6家企业的头衔，以及在10多个社团的任职，其中最显赫的身份是中国国民党中常委。
　　一周前的一则报道，让这群头衔颇多的台商领袖们手机响个不停。来自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称，中共各系统已开始邀请台湾各界人士出席国庆阅兵式观礼，预估至少有300人将受邀出席。
　　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武警、戴着红袖章的大妈、正在训练中的大中小学生、出租车上的国旗、消失的乞讨者与摊贩……都标志着这场世纪盛典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到时，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劳动模范、少数民族、优秀留学人员、港澳地区、海外华人和华侨，都会有代表出席。　　而海峡对岸的台湾代表，自然也不能缺席。
　　“煞费苦心”的台商
　　8月26日，在大陆对台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全国台联部分证实了台媒的报道。全国台联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典礼将会邀请比往年更多的台湾人士参加，邀请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具体哪些人会在名单里面？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称，邀请的台湾人士将来自各地，也有“广泛的代表性”，已经准备邀请的人士在商量之中，但是还没有正式发出邀请。“往往是台胞本身提出要求，希望来参加”，之后还要经过商量决定哪些人能参加。
　　“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人数也还没有确切数。”但纪斌承认，今年的“规模会大一些，人数会多”。
　　虽然人数和界别还未确定，但是有台湾媒体预估，最少会有300位以上的台湾人将受邀出席观礼，他们由统派政治社团、黄埔军校的退役将领、台商领袖、原住民代表等各界人士组成。
　　统派政治社团没有任何政治包袱，出席典礼应该不成问题。而纪斌所说的“台胞本身提出要求，希望来参加”的这部分人，最有可能是台商领袖们，他们也很有可能占据名单的一大部分。
　　据悉一些在大陆的台商正在为一张阅兵式的邀请函煞费苦心。一些台商坦言，如果能换取一张阅兵式的邀请函，愿意为大陆做出更多贡献。
　　天津台商协会会长丁鲲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国庆60周年阅兵式在大陆被看作举国上下努力的成果，不像台湾的阅兵活动那样简单。“国庆阅兵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展示，是国富民强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会关心。能获取一张邀请函，显然是目前的头等大事。”
　　而民进党籍台商则担心大陆不会邀请民进党籍台商观礼。民进党籍台商张先生说：“尽管在政党间的价值判断和认识不同，但毕竟场面难得，我愿意一睹风采。” 张先生表示还未收到阅兵式邀请函。
　　不过，现在或曾经有过特殊身份的台商则谨慎得多。除了廖万隆外，曾经担任过新竹市市长的知名台商童胜男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自己已经在大陆扎根多年，这种机会应该让给不太熟悉大陆、愿意促进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有些台湾人对大陆存在刻板印象，太陌生了，这样可以让他们全方位了解大陆，消除两岸间的误解。”童胜男最希望的不是参加庆典，而是两岸能多给台商一些政策。
　　8月28日，北京的“台商总部”全国台企联副会长兼秘书长裴超告诉本刊记者：“尚未接到通知。名单还没有确定，应该会有我们。”若不出意外，出席国庆典礼的台商代表将由台企联负责沟通和协调。
　　台商参与大陆各项大型活动早已不是新闻，大陆举行的各项涉台活动、论坛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自2005年来，台商也得以在大陆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各省市政协会议，邀请台商列席，甚至还有台商成为政协委员，就座主席台。
　　台商西进20年，能获得成功，与其“台湾身份”有很大关系，中国大陆的特殊照顾成为关键。适逢大陆甲子阅兵，若能收到邀请，就如同一起登上观礼台的各阶层模范，必定是“台商领袖”，被大陆官方贴上“对大陆经济发展做过贡献”的标签，台商为之煞费苦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而与台商们相比，另外一群特殊的人群则受到更大的关注——国军的退役将领们，届时他们是否出席将受到极大的关注。
　　被劝阻的退役将领
　　“我就不明白，曾经的败军之将，看着解放军盛大的阅兵式，他们不难受吗？”台湾雅虎奇摩网站上，相关报道的跟帖中，一位台湾网友说道。
　　在受邀的台湾人中，黄埔军校的退役将领压力最大。老爷子们让整个台湾都在焦虑，党政军等各个管道都在劝阻他们。
　　一向与台湾黄埔退役将领们联系紧密的大陆“黄埔同学会”接受本刊咨询时称，彼此有沟通管道，但他们尚未得到授权负责邀请工作。《中国时报》的报道称，邀请工作由中共统战部与解放军总政、总参等系统筹备。据接获邀请观礼者透露，早在一两个月前，中共统战部和解放军总政、总参所辖的涉台机构，即征询台湾相关人士的意愿，如愿意受邀观礼者，则必须填具数据表格。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26期 总第339期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585799#comment 136315392 Tue, 22 Sep 2009 02:16:39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585799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585692 □ 特约撰稿员 戴平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6期 总第339期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如无意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一如往年，组织一个庞大的国庆观礼团于9月底访问北京，出席国庆盛会及阅兵仪式。
　　这个一向被视为透露成员社会地位和政治前景的赴京观礼团名单，包括了哪些香港社会名人，背后又包含了中央对港的哪一些新思维，也成为近来香港政坛解读的热门话题。而今年又逢60周年大庆，“谁在名单上”更指导了多方近期活动的动向。
　　邀请卡背后的政治内涵
　　九七回归以前，邀请香港人士赴京参加国庆活动观礼的工作，一直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协调部负责。回归后，这个重担就落在特区政府及中联办身上。至今特区政府已有两次统筹国庆赴京观礼经验。
　　10年前的9月底，时任特首董建华率领一个200人观礼团，到北京出席50周年国庆大典。其成员包括了23名高官、10名行政会议成员、6名立法会议员、5名司法机构人员，以及155名来自五大类别的“各界人士”。
　　所谓五大类别，是指“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及社团”、“原政界”及“其他”（如学术、传媒、文化演艺界等）。当年获邀人士，全是中央眼中的传统爱国爱港人士。
　　2004年，获邀访京的观礼团名单出现了细微变化。与往年的观礼团相比，当年中央特别“厚待”香港观礼团，240人的访京团人数是全国获邀单位之冠，规模比1999年的50周年国庆访问团有过之无不及。而且不再局限亲中团体，而是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界别，就连传媒、大专学生也有代表获邀上京。
　　当中，候任信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单仲偕，更是唯一获中央邀请的民主党成员，与香港200多位社会贤达出席中共成立55周年国庆典礼，并获得中央领导人接见，成为自1989年之后15年来的“破冰之旅”。而2004年时尚未组党的45条关注组成员余若薇、梁家杰、汤家骅及吴霭仪，以及泛民的民协冯检基、医学界郭家麒、卫生服务界李国麟，都获邀前去北京。
　　按照惯例，特区政府将于近期公布今年赴京观礼团名单。据本刊记者获悉，在约200人的名单中，曾荫权将率团北上，两大司长包括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及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也将在访京团名单之中；至于留何人在港主持大局，上次是让律政司司长留守，估计今年也会一样。
　　不过，由于港府已将部分官方庆祝国庆60周年活动安排在10月1日下午及10月2日进行，故特首和部分商界及社团领袖可能需要在10月1日出席北京天安门阅兵仪式后，随即匆匆赶返香港主持香港举行的活动。
　　据香港传媒报道，特区政府对于这份名单颇为头痛。官场中人谓，政府内部已着手组织今年的国庆观礼团，但至今未有最后决定。不过，稍懂官场运作的人都可预计得到，今年国庆观礼团的规格应与5年前及10年前的前例大致相同，否则很易自找烦恼，随时会陷自己于顺得哥情失嫂意的险境。
　　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除特首和3名司长外，行政会议召集人、立法会主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以及大紫荆奖得主，均会被列入邀请名单之中。
　　另外，一些传统的爱国爱港社会名人也会如往年获邀上京观礼。据本刊了解，在工商界方面，多个财团负责人包括李嘉诚、郭炳湘、郑裕彤及工商机构负责人等，以至商会代表均有获邀；在专业界方面，一些专业团体负责人也会获邀；宗教界则有六大教派负责人获邀。在一些传统亲中团体方面，工联会等机构也会有代表入选。
　　演艺界方面，成龙及曾志伟等有很大机会获邀；传媒界方面，大部分香港传媒界的投资者、老板及负责人，也会在名单之中，这包括何柱国、杨受成、马澄坤、吴天海及冯绍波等。地区基层方面，则有18区区议会主席获邀。
　　由于僧多粥少，熟悉北京政情人士指出，今年国庆观礼团的邀请卡备受商界关注，因为不论官场或政界，都视此邀请名单为该人士在中央眼中的地位，可谓身份象征。消息指，有一些政商界“边缘”人士近月不断努力打听名单，“万一发现自己不在名单之上，自然好积极向北京游说斡旋”，以能敬陪末座参加国庆典礼。
　　今年三看点
　　香港政坛人士分析，虽然今年国庆观礼团的规格及名单应与以前两届次大致相同，但相比往年，今年的香港国庆观礼团名单仍有三大噱头。
　　第一，由于极其棘手的香港政改咨询档今年第四季便会出台，而香港政制能否跨出一步，很大程度上要看立法会内手握逾20票的泛民主派的姿态，所以本地政圈中人正注视着，北京与特区政府能否借今次观礼安排，让立法会的泛民中人有机会跟中央领导见面，从而为日后的政改对话营造良好基础。
　　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26期 总第339期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585692#comment 134218240 Tue, 22 Sep 2009 02:14:52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585692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082081 近百处历史民居被拆
　　□ 特约撰稿员 何谦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6期 总第339期
　　
　　北总布胡同24号院“受伤”了。
　　“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7月10日，以《城记》一书记录了北京城变迁和古建筑命运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其博客里疾呼。事情的起因是6月26日，一纸拆迁通告贴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墙上，某房地产公司对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北总布胡同24号院已经开始拆除。其中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正房、倒座房尚存。
　　就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面临拆迁遭受质疑之时，北京35中新址地块拆迁工作的启动，让一座曾经诞生《阿Q正传》，曾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并承载过周氏兄弟恩怨的四合院——八道湾胡同11号，成为北京的又一处“伤口”。
　　这样的北京的“伤口”还有很多。据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京城名人故居中已被拆除的比例高达1／3，其中市、区级文保单位和文物普查项目都有。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京城名人故居所经历的一场生存困局始终在延续。
　　旧城之变
　　北京旧城古迹及名人故居的“生死劫”由来已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都避免了战火的摧残。当年3月，梁思成先生在《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提出的一项文物，即“北京城全部”。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北京旧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拆除改造，众多庙宇、会馆、戏楼等古建筑被毁，城门、城墙、牌楼被拆除殆尽，成片的老街区被夷为平地。北京旧城仅占中心城面积的5.76%。据2006年清华大学根据卫星影像图作出的分析报告，经过历次持续的拆除，旧城面积已仅残存约四分之一。
　　而在一次次的旧城改造过程中，作为北京文化坐标的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北京市政协2005年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建议案显示，2005年时，老城区308处名人故居中，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其中近半数(97户)已被拆除，大多是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期的建筑。
　　据一位网名为“城西布衣”，常年致力于名人故居保护的民间人士回忆，在北京名人故居的拆除中，“最典型的便是10年前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遭遇”：在是否拆迁的争议过程中，由于东城区文物局“确定这个四合院不具备文物保护单位身份”而被房主赵景心以“放任开发商拆除这一文物建筑”的缘由告上法庭。尽管当时有侯仁之、郑孝燮、吴良镛、罗哲文等诸多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但出人意料的是，赵景心最终败诉，该院落被强行拆除。如今，那里是一座商业建筑门前的停车场。
　　2000年是文物专家及“城西布衣”记忆犹新的一年：7月，报界爱国先驱林白水故居在宣武区椿树小区危房改造中拆除，“易地迁建”承诺至今未兑现；年底，位于广渠门大街207号院的曹雪芹故居“埋葬”于广安大道扩建工程中；紧接着，著名宗教界爱国人士赵紫宸先生故居因扩建平安大道及周边危房改造工程于12月26日“在逾百警察和20多名外国记者眼前”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有报道说当时“清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2004年，舒乙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形象地说，一些地方的领导“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破坏文物”。仅他本人在北京参与营救而没有成功的文化名人故居，就有曹雪芹的“十七间半”故居，和美术馆后街22号院旁门赵紫宸、赵萝蕤故居。
　　位于西单北大街43号～47号，李鸿章及其弟住过的扎公府被拆除的原因，据国际在线（CRI）报道，是为地铁四号线建设工程让地；原棉花头条的林白水故居虽然是区级文保单位，仍被突袭拆除，现在那里是一家公司的大厦，旁边有个新建的漂亮小院──据附近的居民说是用来“冒充”林白水故居的，可又并未挂牌；北沟沿23号院——梁启超功成名就之后在北京的住所——据其院中居民谢女士回忆，文物局的人来这里做过调查，说这座宅子已经没有保护价值了。
　　从西海西沿的梁漱溟故居到砖塔胡同的张恨水故居，从尚小云故居、荀慧生故居到张君秋故居、奚啸伯故居等，大量名人故居均被“合法”拆除。
　　比之梁思成当年那句“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梁先生的“肉”与“皮”早已被生生剥落，其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大声疾呼的话语犹在耳旁，可如今，就连他本人的故居也陷入这场生存的困局。
　　拆保之争
　　七八月的北京，一场京城舆论之争围绕“名人故居的拆与保”而展开。笔墨战之外是真正的行动者哭了，痛心疾首：北京还能不能保护名人故居？名人故居距废墟一步之遥时究竟该追究谁的责任？城市发展规划还会格式化多少历史记忆？
　　王军等“民间斗士”、学者专家等不断地在媒体和博客上疾呼和表达愤怒，“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保护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岂是一个噱头”。他们愤怒的对象是发出“不能凭借简单的口口相传，就认定其应受到文物法保护”等言论的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有关负责人及“一位资深文物工作者”。
　　王军犹记得几年前，他曾带一位法国艺术家到梁林故居参观，本以为可以一见自己崇敬的偶像的故地，结果，当法国朋友走进院子，看到破败不堪的景象时，那位40多岁的中年法国画家竟泪流满面。
　　“哭不是软弱，是为北京名人故居之死而悲，为北京珍贵的历史和灵魂之死而悲。”一位参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学生志愿者这样告诉记者。他们正更加积极主动地以实际行动努力呼吁、奔走。
　　最早为此事奔走疾呼的并不止王军一个人。7月13日，NGO组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发表公开文章《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破坏，北京市文物局该当何罪？》。文章中指出：“北总布胡同24号院落被破坏尤其令人愤怒，因为这个事件纯粹是北京市文物局对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冷漠，以及对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的绝对不作为造成的。”该文还要求国家公诉机关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在拆保之争中，舆论的高音区聚集的依旧是媒体、专家以及官方等意见领袖，但是，最早挑头反对梁思成故居被拆问题的王军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分别代表公民个人与民间组织发出呼声。继而多种民间力量次第生长，网络也成为公民参与这场空前的名人故居保卫战的关键平台。一场以舆论之争为发端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演变成为公共事件，呈现出公民参与机制中多方力量的互动与博弈。
　　6月，民间组织“梓人学社”发起“逛逛西长安街快要拆掉的老房子”的活动；“城西布衣”在博客中发布梁林故居生态变化的照片并建言北京名人故居保护工作“保护的前提是保存”；媒体报道八道湾11号面临拆迁危机后，网友秦桑在“豆瓣网”上传了5张实地拍摄11号院现状的照片；“老北京网”论坛里有个文卫调查版，供网友提供各种拆迁或需要维修故居的线索；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邀请公民参与梁林故居问题的论坛，组织志愿者拍摄保护梁林故居的纪录片，并向网友发放文化遗产保护地图，他们的口号是：“这个夏天，为文化遗产流汗是北京新好青年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随着事情的进展变化，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又发出“让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成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纪念地”的呼吁。正如其所倡导的，七、八月的北京酷暑难耐，而为文化遗产流汗已经成为这个夏天北京新好市民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积聚力量的过程中，文化遗产的价值在民意互动中升华，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个人价值也得到彰显。近乎废墟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其价值已经超越了名人故居本身，围绕它的去留之争也彰显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
　　“可以说，这一事件与2007年东四八条历史街区、西四北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行动一样，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王军这样总结道。
　　重启“保护”
　　土耳其诗人N·希格梅有句名言：“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北京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是定格在北京乃至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批呼之欲出的鲜活图标，镌刻着一个民族千百年的记忆，又是延续着的历史经脉，存储着不可再生的人文生态。名人故居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其中“人”的价值，正是存储城市记忆最为深刻的“人”和“灵魂”的生命遗迹，它们组成了庞大的历史文化记忆的生命体系，既是传统文化的“根”，又是民族情感的“魂”与“寄托”。
　　因此，名人故居现状令人堪忧，其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观的探讨与反思。“北京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名人故居的保护，问题很多，应该按键重启了。”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勇教授说到反思，依旧忧心忡忡。
　　据相关专家的观点，名人故居大量被拆的现状实质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执行不力的结果。在新华社记者王军看来，由名人故居冰山一角所引出的是整个北京贯彻执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问题。从北京“名人故居”问题引至“旧城改造”问题乃至整个大陆都普遍面临的“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各种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处于激烈的矛盾冲撞之中，历史遗留问题中的利益变量所造成的多重困境反映出亟待解决的矛盾。国家文物局官员及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有关专家分别给出针对这些矛盾的具体解决办法：
　　“拆”与“保”的抗衡遍存于关于名人故居以及文化遗产的讨论中。推土机下救出的名人故居或是历史遗迹都是曾经要被“大拆大建”解决问题。但“拆”与“保”又并非二元对立，因为“旧城改造”与建设又常常还有“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北京师范大学有关专家这样告诉记者，“被拆掉的文化记忆不仅仅是通过‘拆’或者‘保’来完成的”，“政府需要做的更多的是加强制度化的专家论证以及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
　　与此同时，“利”与“情”也常常形成博弈：名人故居所引发“旧城改造”问题，如梁林故居的去留之争，一方面是房地产开发商对投资效益的美好愿望，一方面则是居民对精神家园的无比眷恋，二者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事实上，解决这个矛盾最终取决于情与利的价值判断。被拆除和破坏的名人故居其实是整个民族受伤的精神故地，而呵护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应该是政府、专家、媒体以及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省思和坚守的底线。”刘勇院长这样总结说。
　　关于“权”与“法”的较量一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其著作《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中提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乃至旧城改造同样面临代表“政府意志”或是代表投资方利益的权力阻碍。名人故居或是旧城改造都无“法”保护，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此，明确规定名人故居的保护原则、保护政策、保护内容、保护职责及利用指导原则等应该是解决与局部利益驱动的权力意志抗衡的当务之急。据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一份名为《北京文化名人故居的现状与开发调研》的报告显示，保护名人故居最根本的办法是出台必要的《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并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及旧城改造建设进行详尽有效的规范。
　　尽管分别于2004年11月和2005年1月，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规定停止大拆大建，整体保护古城，但拆迁的步伐似乎从来没有放慢。据悉，今年为迎接建国60周年大庆，北京市耗资350亿元，实施了长安街大修和沿线景观建设，计划完成300个老旧小区、150条胡同的整治，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境水平。历史城区的发展与保护，尤其是名人故居修缮保护的具体实施直接成为城市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命题与挑战。
　　历史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冲突引发人与区域空间乃至环境之间关系的终极命题。要解决这个命题，除了需要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专家论证、公民参与机制的完善、相关必要法律法规的出台保障，应与之跟上的还有人心与意识，及相关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加强，保护过程中对于个体价值的尊重与对城市化、现代化终极命题的反思。
　　1999年，世界建筑师协会第20届大会发布的《北京宪章》指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北京宪章》针对当今的许多建筑环境仍不尽如人意，人类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正危及自身的生存的现状，提出：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发展要保证“人类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要“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的融合”，在建筑、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应当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也是北京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应该踏上的“重启之路”。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6期 总第339期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082081#comment 136315392 Wed, 16 Sep 2009 06:21:21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3082081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2388019 □ 特约撰稿员 严飞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如果要截取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来标注香港回归这10多年来的曲线走势，可以很轻易地找到诸如亚洲金融风暴、网络科技热潮、SARS疾疫、经济通缩、财政赤字、负资产、CEPA、港人北上消费潮等宏大的叙事。然而将这些事件串联在一起，引导香港人从与香港休戚相关的命运发展中寄托同感、追寻香港人本土精神价值的，却是一只粉红色的小猪——麦兜。在香港本土的一次“香港生存的十个理由”调查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香港人有成人的童话——麦兜故事。
　　麦唛：Call齐朋友出黎饮杯
　　“我名叫做麦兜兜，我阿妈叫麦太太，我最喜欢吃油麻鸡，我最喜爱吃鸡屁屁，一起吃鸡一起来歌唱。”
　　在香港，一听到这样的台词，大家就知道，是那个单纯憨厚的小猪麦兜来了。
　　麦兜诞生于1988年，是香港漫画家谢立文、麦家碧夫妇创作的《麦唛》漫画系列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这一系列漫画故事的主角并不叫麦兜，而叫麦唛。
　　麦唛最早在《明报周刊》和其附属的儿童读物《小明周》上出现，后来因为愈来愈受到读者欢迎，遂发展成为独立的刊物《黄巴士》，并随《星期天周刊》附送。
　　在谢立文笔下，麦唛是一只生活无忧的幸福小猪，他成长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受尽宠爱，随心所欲，能画得一手好画，中英文基础也很好，有事商讨会“Call齐朋友出黎饮杯”（叫朋友出来喝茶），是个典型的香港“醒目仔”（Smart Boy，即精明的意思）。麦唛的母亲也经常会给麦唛买衣服穿，买手表戴，还开了一张附属信用卡给麦唛用，允许他请朋友吃饭。在有一集故事中，麦唛便在苦练签名之后，得意地邀请朋友分别上酒楼、车仔面档和高级西餐厅吃饭，并在付账时豪爽地拿出金卡大喊“埋单”。
　　这一时期的香港，正值好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物质横流，楼市股市兴旺，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无论是对内对外，香港都被看作是经济神话、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个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国际大都会。在“东方之珠”的美誉下，香港人享受着一个时代的富贵与浮华、灿烂与飞扬，很多人一夜之间就发了财，在无意中就晋升成了社会成功人士，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
　　“精叻醒目”的麦唛，就此投射出香港人当时自觉的身份和精神体现：中英文俱通，懂多门技术，灵活多变，无论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都比国内或周边国家进步，对自己的香港身份充满了乐观和自豪。
　　麦兜：大难不死，必有锅粥
　　灰色的城市，楼宇之间电闪雷鸣，单亲妈妈麦太躺在产床上。一只橘红色的塑料脸盆从天而降，虽然是脸盆，但无端端飘来总有原由，妈妈麦太单纯地想到“好运临盆”的话：“保佑我的孩子像周润发、梁朝伟……小猪麦兜呱呱落地，他当然没有成为发哥和伟仔，他和我们之间大多数蠢蠢无为的人一样，成为一个上班族、一个普通的负资产者、一个吃饱了饭感谢上苍的庸民。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麦唛角色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主角便是麦兜。
　　麦兜和麦唛外表很相似，同样爱吃、爱睡，也很长肉，差异仅仅在于麦兜的右眼多了一块圆形胎痣。但是，这两只小猪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麦兜出生于香港九龙大角咀的一户单亲家庭，与母亲麦太相依为命，社会经济地位贴近于中下阶层，性格虽然单纯、乐观，但愚钝、资质平平，生活中充满挫折，似乎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麦家碧在早期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曾坦言，麦兜的性格是“蠢、憨居居、心慌慌，是一个不聪明和不醒目、受欺负的人物”。
　　2001年圣诞期间，经漫画改编的动画片《麦兜故事》在香港上映，票房超过同档播映的宫崎骏作品《千与千寻》，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个本土票房奇迹。
　　2002年4月，《麦兜故事》进一步获得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项。《我个名叫麦兜兜》、《春田花花幼儿园主题歌》、《麦唱ABC》、《大包整多两笼》、《麦兜与猪腩肉》等与麦兜相关的乐曲，也一时间成为香港人的最爱，而麦兜小猪的造型更是人人皆知。
　　电影将漫画中的麦兜放置于香港的真实地名、街景之中，从他出生、上幼稚园和中学，一直讲到他成为上班族，直到最后变成负资产。于是，一个小时候曾有过豪气梦想，长大后在酸楚现实面前挣扎的普通小猪形象，顿时激发起了整个香港的共鸣。每一个香港人，在麦兜面前，都有说不尽的感慨，感慨年华易逝，感慨美妙好景不在。他们都从麦兜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或是自己现实的写照。特别是麦兜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变身成为负资产，一句“垃圾股果然会让人跌到跳楼”，更是一下子切中了经历过金融危机洗礼的香港人的命脉。
　　“臀结就是力量”，“大难不死，必有锅粥”，电影里屡屡遭遇失败的麦兜，依旧积极而乐观，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出一片美好的生活。在香港帆船运动员李丽珊获得奥运金牌的感召之下，麦兜亲赴长洲拜师学习帆船技术，当他站在船头上迎风高呼“香港运动员不是腊鸭（垃圾）！”的时候，好多香港人都为之共鸣而激动，似乎又从现实的经济环境困局背后看到了希望。于是，从电影院走出来香港人，一面凝聚自己零碎的集体梦想，一面团结在一起，共同迈过最艰难的经济衰退期。
　　麦炳：抖脚，好像会让时间过得实在一点
　　“抖脚，好像会让时间过得实在一点。”麦炳对依偎在身边的麦太说。
　　2004年，《麦兜故事》续集《麦兜菠萝油王子》上映，续集以麦兜父亲麦炳追寻“菠萝油王子”身份的童话为包装，展开了一场旧香港的回忆之旅。
　　麦炳是菠萝油国一名王位遭篡夺的落难王子，“没骑过白马，没斗过恶龙，没救过公主，没燕子也没花，更没从自己身上挖出一颗宝石拯救苦难的人”。虽然看似呆傻沉默，一事无成，菠萝油王子却始终一心想寻找失去的光辉王国，甚至不惜抛弃温暖的家庭，留下麦太独自抚养麦兜。
　　麦炳缅怀昔日，麦太则眼望将来，不过沧桑面前，未来是如此的飘渺不定，于是麦太前往“逸海陵园”墓地，周详计划身后的安葬之所，以做自己“理想的永久居庭”。
　　3人之中，“爸爸活在过去，妈妈活在未来”，只有麦兜一个选择活在当下，却在沉闷的大时代中拿掐不到进退，“不太想动，又不想只坐着不动”。无力之下的麦兜只能像父亲一样选择抖脚，“至于我抖脚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拖裉枰谎豢醇思叶叮乙不岫丁８魑磺胱⒁獾剑彝尾康募∪庠诓涫担夷囊膊幌肴ァ薄?
　　这一时期的香港，政经情况都已经大不如前。在外部，全球网络经济神话破灭，冲击着香港正处于转型期的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在内部，资产价格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又高企不下，香港名义上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经由1997年的11%急速跌至2003年的负3.4%，香港的失业率也由1997年的2.2%跃升至2003年的8.6%之历史最高，加之2003年SARS疾疫袭港，香港政府推出的“八万五”、教育改革、公务员改革等连串政策失误，外忧内困之下，香港经济降到了回归10年里的最谷底。
　　香港人的心情，也在这一时期跌入底谷。如果说在2001年前后的那波经济衰退中，香港人还只是失望和怀疑，并依然对香港前景充满憧憬与希望的话，那么到了2003年前后，伴随着资产缩水、通货紧缩、高失业率和政府管治失效等问题，香港社会已经陷入到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气氛当中，看不到成功的曙光。
　　于是，香港人开始集体沉默，很少说话。“从前有个小朋友，有一日，变做个懵佬（他变成了一个傻瓜）。”这种“哪也不想去”的失语心态，导致了整个香港社会对香港八九十年代黄金岁月的深切怀念。　　对此，谢立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曾自言：“麦炳复国，也可被说成是追求帝国的光辉，是暗示缅怀殖民地。”
　　麦兜响当当：仲有最靓的猪腩肉
　　今年7月24号，麦兜系列又早于香港在内地推出了第三集《麦兜响当当》（香港上映时间为8月13日）。在这最新一集动画中，故事的场景被转移到了内地：麦太来到武汉做食肆生意，跟随妈妈一起北上内地的麦兜，只好被“暂寄”在武当山的武术学校“太乙春花门”学习太极拳，开始一段普通话的生活。
　　一直与香港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麦兜系列，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香港可以从当年经济衰退的阵痛中平稳走出，很大程度得益于内地元素的影响。在经济遭受重创的2003年，中央开始实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又开放个人港澳自由行，以帮助刺激香港经济复苏。
　　在香港与内地的频繁互动之下，越来越多的内地人通过自由行计划涌入香港，挤满铜锣湾、尖沙嘴、旺角的大小商铺。粤语也因此不再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交流的唯一语言，普通话的地位愈发受到重视，成为他们必须学习的新技能。
　　在此情况之下，香港人开始选择“北望神州”，去主动思考中国、认识中国。他们不仅北上消费，也北上工作，甚至定居。仅以定居为例，香港回归前，到内地定居对很多香港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在回归10年后的今天，香港人返回内地生活反而成为大的潮流。根据香港规划署2006年的调查发现，到内地定居的香港人每两年就以50%的速度递增。2001年到内地居住的港人有4.1万，2003年则有6万多，而到了2005年，则增加到9.1万，增幅超过一倍。
　　然而港人北上的大潮之下，也多多少少增添了几分困境下的迷失与无奈。当麦太带着麦兜进入内地之后，整个剧情的叙述模式仿佛突然间改换了基调。影片中开始出现大段大段冗长的展示城市现代化的3D画面，乃至最后出现的那座恢宏的三峡大坝，据说这完全都是按照内地投资方的要求所增加，以展现内地的风貌。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反而是前2集故事中所出现的春田花花幼稚园及其周围破败的唐楼场景，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黄秋生的《月光光》也只剩下了伴奏，而国语版的主题曲《麦兜响当当》更是与粤语风格的麦兜故事格格不入，显得似乎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至于新增加的角色麦子肿肥，很明显是借着孔子（字仲尼）这一符号去缩短陆港差异，以追寻文化上的融合。
　　虽然这只是麦兜故事第一次在内地上映，但为了满足上映而进行的诸多修改，似乎也契合了麦兜的命运。北上虽然风光，但很多坚守的东西却不得不被迫地选择流失，抉择难断，是守望香港，还是迎合内地？最后挣扎的结果，麦兜也不得不融入到这个势利的世界里，而北上的香港电影也不得不接受这样面目全非的结果。
　　或许，这已经不是香港本土的成人童话麦兜故事，而仅仅只是一部国产动画片——麦兜响当当。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 总第337期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2388019#comment 136315393 Tue, 08 Sep 2009 05:33:39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2388019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2301374 □ 特约撰稿员 周为筠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总第335期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老人们的记忆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
　　与燕京大学经历同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勿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勿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没在之江大学呆多久，就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司徒雷登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筹款时的真实感受。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目下仍为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归葬到杭州这块成长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园里，当年他的居所——独立洋楼“下红房”，在郁郁葱葱中百年如一日。然而，这里曾经的之江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修缮一新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只有遗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经济学馆等老建筑，才显露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历史。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000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辐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教会大学里的异教徒学生越来越多，当年哲学家方东美在金陵大学上学时就从来不祷告。这样的现象在震旦大学尤为严重，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异教徒。到了1930年代，像沪江大学干脆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这些教会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办学各具特色
　　除此之外，各个教会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如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可以说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的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是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这些大学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熏陶，大多在政府系统而非党务系统任职。那些小有名气和运气好的人，则在如医学、农业、新闻、法律等教会大学较有优势的行业工作。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常能担任国际新闻处和西方报纸的要职，金陵大学在农业界、东吴大学在法律界诟髯灾耙堤斓乩镉稳杏杏唷?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争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了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3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的反帝情绪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热潮，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的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的，1950年10月政府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它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革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　　忘却的纪念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这些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它们可以充满骄傲地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大学，无一不有着教会的影子，几乎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这些教会大学就这么集体消失了，并因政治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是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材，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宋子文就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等其他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总第3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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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总第337期
　　　　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
　　6月下旬，以山东曲阜南辛镇43个村庄2000多个家庭中1186位65岁以上老人为调查对象，3位大学生历时两个月完成的一份《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考察报告》震惊了世人，有媒体甚至动用了《孝文化发祥地曲阜孝道不再》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给这场围绕着“孝道在今天是否存在”的论争，带来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色彩。
　　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2009年2月20日，黑龙江鸡西大学的学生田景军、付玄、王彪3人以“中华孝道调查”之名开始了山东曲阜之行，资助他们调查的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多年关注孝道、践行孝道、弘扬孝道的翟玉和。
　　2006年秋，翟玉和在鸡西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部分农村老人生存现状调查报告》的演讲，听了当时他所讲的事例，田景军等3位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子深受触动，决心通过调查让更多的人重拾“百善孝为先”。翟玉和表示，之所以资助他们，是因为2005年自己作的调查只是“走马观花”，他希望这3名学子能“下马看花”。而之所以把调查地点选在山东曲阜南辛镇，是因为这里既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孝文化发祥地。
　　从2月20日到4月20日的两个月时间里，田景军等3人以问卷、个别访谈和进户查看等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9大项40余小项。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就是通过调查3位大学生得出的结论。
　　西龙泉村的一位老人有3个儿子，其中二儿子还是教师。老人曾赴镇上告发3个儿子不尽孝，二儿媳认为老人“成心丢儿女的脸”，不顾2月下旬夜晚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把老人的窗户砸了，还扬言要放火烧屋。
　　每日中饭、晚饭时，屯里村88岁老太太便准时坐到儿子家门前的石墩上“乞食”，村民都熟悉这“村中一景”。据邻居说，“给不给饭，全凭儿媳妇高兴”。
　　同样是在南辛镇，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仅仅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则几乎天天馒头泡水度日。“有钱我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对于儿女的不孝，一位老人无奈地表示：“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近年来，农村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后，被儿女视为“累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老话常说的“享儿孙福”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可笑的奢望。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安云凤看来，当前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有的老人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但儿子们常常互相推诿，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状；有的老人独居一处，儿子每年给一些口粮和零花钱，但老人一年的供养费常常不如孙子一个月的零花钱；有的老人子女多，分家时一旦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就有可能引火上身，成为儿女不肯供养的最佳托辞；还有的老人由于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无人照顾，只好自己下田耕作，处于完全自养状态。
　　不过，不少农村老人对此却都看得十分坦然。“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60多岁的黄老汉道出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生病，他们就会抛弃你。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今，老人只要还能动，种上几亩田糊口，儿子、媳妇对老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在湖北京山，仍靠种口粮地维持生计、年龄最大的老人是86岁。
　　而由此引起的是，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年鉴中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在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一进村，他们就被一句“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回答震撼了。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至于自杀原因，不是因为得了重病没钱治，就是因为子女不孝。
　　一位调查对象甚至跟调查组当面算了一笔账：60岁的公公得了早期癌症，治好要花数万块钱，若老人再活十几年，能否赚回超过此数目的钱？“如果能赚回的话，就花钱给公公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会出。”还有一个案例更离奇，儿子为了外出打工，竟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上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
　　如今，年轻人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孝道伦理、传统价值的支配，完全步入了“理性算计”的时代。
　　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一首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尴尬。
　　调查归来，田景军们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此行。通过整理调查报告，他们将“不肖子孙”分为如下类型——家庭积怨型(房屋、田地分配不均)、情感麻木型、身不由己型、无理取闹型、有利可图型、怕老婆型、甩包袱型、教育失当型。
　　不孝种种，成因何在？解剖中国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即可管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调查组发现，“三不管”老人多感叹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就拿被南辛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的“躲儿庄”来说，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也一定要修漂亮，否则很难娶上媳妇。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则另觅栖身之地。“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村头。”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种反常现象恰恰助长了子辈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后的不孝埋下了伏笔。而面对这种“风俗习惯”，即使是身为父母官的村基层干部也深感“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插手。
　　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一位年过70、儿孙满堂的农村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了婚，并且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两年前贺雪峰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时，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他极为吃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像这样嫁给城里退休工人的老太太已有3位。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农村老人越来越感到指望不上子女时，他们就会留下更多的后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有9000多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5％以上。如何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
　　安云凤分析说，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基本由国家承担。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一方面，农村老人失去劳动力之后就不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农村老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同时，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在为农村养老的困境推波助澜。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到本世纪中期，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多。如此巨大的白发浪潮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由于农村老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难的问题非常普遍。许多老人生病后不愿进医院，小病扛，大病熬，严重时用偏方，能省就省。”安云凤举例说，在翟玉和曾经调查的10401名老人中，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比例达86％。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只有9.5％，而老人所占比例则更低。
　　安云凤认为，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如此看来，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没有全社会孝文化意识的增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在安云凤看来，继承传统孝道推行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财力支持；其次，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孝道教育也在升温。面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面对在更大空间，以至全球范围的求学、求职、谋发展，家庭集聚时间被极大缩减，面对各种不讲亲情，不讲道德，只讲金钱与竞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行动起来，重拾这一民族传统美德？
　　今年4月18至1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行了“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并通过“中华孝道弘扬书”向全社会呼吁：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干部、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建议立法机构适时补充修改有关法律、法令，用法制的力量保证孝行的全面实施。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屈忠说。
　　据屈忠介绍，目前，新加坡法律已有孝的相关条款，韩国也于2008年7月通过并颁布了《孝道资助奖励法》。早在2004年，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不久后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能为“孝”立法。这些事例说明，在中国孝道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用法律的力量调解民事行为、推动善行，尽管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具有更直接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安云凤表示，像韩国那样通过奖励法来为孝道做出示范、引导、鼓励、褒奖，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一种善行的全面实施，目前来看，在我国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4期总第337期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2035014#comment 136315393 Fri, 04 Sep 2009 03:30:14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2035014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1960394 江丙坤亲赴灾区考察重建
　　□ 记者 郑东阳 来源：2009年第22期总第335期

　　留在四川工作一年多，台湾人陈大诚已经习惯川菜的麻辣味道。
　　去年5月16日，台湾红十字总会搜救队第一时间前往四川灾区参加救援时，陈大诚是搜救队的副领队。同样于第一时间赴川的还有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下称“慈济”）以及台湾各个NGO的志工们。
　　一年后，陈大诚和同事苏琼华依然留在四川，并担任台湾红十字会驻四川代表，监督和协理台湾红十字会的援建项目。
　　同样忙碌的还有台湾慈基会营建处主任林敏朝。慈济援建了13所学校，他是这13所援建学校工地上的大忙人，代表慈济同承建方、监理方一起调配工程资源，优化施工方案。　　　这是一群驻守在四川重建区的台湾人。川震已逾一年，除了陈大诚所在的红十字会在四川设立专案办公室外，台湾慈济基金会、台湾国际佛光会等NGO也有驻点。这些来自对岸的志工，除了继续提供医疗服务和心理抚慰外，还参与到灾区的援建工作，在提供协助的同时，更确保每一块新台币的爱心捐助都落实至看得到的地方。
　　事实上，高度关注赈灾善款流向，是台湾民众自“9·21”地震起就培养出的习惯动作。而在民众的监督下，台湾在慈善捐款的管理、志工服务等慈善事务方面，渐渐以高效有序闻名国际社会。
　　7月14日，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关怀川震重建暨台商访问团”抵成都，主要目的之一即是前往四川探视地震重建情形，同样基于台湾当局需要对于民众的“爱心”有一个交代。性转赠给海协会后，肯定要尊重对方，不可能随时要求查账。我们不像红十字会、慈济那样可以亲赴第一线，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慈善机构，没有重建的人才。”而且，两会也为众多台湾慈善组织承担了许多“后勤工作”，包括协调包机事宜、与大陆官方协商等。 　
　　　　“57亿”的台湾爱心
　　四川地震发生后，还有6天就要下台的民进党扁政府当即作出承诺，表示要募集20亿元新台币的援助。募集善款的任务落在陆委会身上，该会开设了“中国大陆四川震灾捐款专户”，最后一共募集12亿多元新台币。
　　除了交由陆委会转赠的善款之外，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台湾各界人士透过海陆两会、红十字会、宗教团体、企业集团等管道，赈济四川大地震的善款累计约达57亿元新台币。
　　其中，台湾红十字会募到约16亿元新台币，慈济面向全球一共募集到5亿元人民币（约等于25亿元新台币）的善款。
　　也就是说，台湾民众的善款实际上主要交付给台湾红十字会、慈济和陆委会这三个机构了。其中，红十字会是具半官方背景的民间机构，慈济则是纯粹的民间组织，而陆委会成为官方的善款入口。海基会转赠的款项要特别认真对待，确保来自台湾的钱能用到实处。 　　　如同当年质疑“9·21”大地震时的善款管理一样，台湾民众在此次捐款的同时，不断“敲打”台湾政府和各大慈善团体，要将善款落实到四川灾区。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里氏7.6级的世纪大地震。台湾社会各界于灾后纷纷慷慨解囊，捐款纾难，但也普遍质疑政府对于善款使用的公正性。
　　该次地震最终成为台湾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一次大洗礼，尤其是善款管理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有序的曲折过程。直到政府成立“财团法人9·21震灾重建基金会”，以基金会形式运作官方所募资金，争议才告一段落。性转赠给海协会后，肯定要尊重对方，不可能随时要求查账。我们不像红十字会、慈济那样可以亲赴第一线，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慈善机构，没有重建的人才。”而且，两会也为众多台湾慈善组织承担了许多“后勤工作”，包括协调包机事宜、与大陆官方协商等。 　　　这一次，高达57亿元新台币的善款捐往对岸后，最终流向灾区的哪个地方？是否被合理运用？这些都成为台湾媒体和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正是在他们的关注和敦促下，“台湾经验”经由以上三个渠道——分别代表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力量，透过每一分钱、每一个人，一点点流进大陆。而三种不同形态的“慈善”，恰好互为映衬，成为在慈善事业方面后发达地区的参照。
　　　　对官方“苛刻”的台湾民众
　　据悉，江丙坤此行原本定在6月中旬，但因参访地点重庆发生山体滑坡灾难,以及他原定要拜访的深圳市长许宗衡遭到“双规”，所以行程延至7月中旬。
　　如此高调的到访，最重要的原因即是，陆委会与海基会再次成为台湾民众的质疑对象。
　　2008年7月，路透社一则消息称，由于担心大陆对四川地震捐款的管理“缺少透明度”，台湾官方将暂不捐献当时已经募集到的10多亿元新台币的赈灾资金，并正为这笔资金寻找“安全”的捐献渠道。
　　当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证实了这一信息。刘德勋说，大陆方面只是给出两个窗口——红十字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我们能做的只有转账而已”。在不少捐款者的“提醒”下，陆委会方面表示希望大陆能提供具体项目，才能放心把善款汇出。
　　但陆委会的谨慎引来非议。当年9月4日，台湾《壹周刊》题为《官僚无能，12亿川震捐款滞台》的报道，批评台湾政府政治作祟，迟迟不将善款送达对岸，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令马政府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性转赠给海协会后，肯定要尊重对方，不可能随时要求查账。我们不像红十字会、慈济那样可以亲赴第一线，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慈善机构，没有重建的人才。”而且，两会也为众多台湾慈善组织承担了许多“后勤工作”，包括协调包机事宜、与大陆官方协商等。 　　　其后，陆委会遂将募得的约12亿元新台币由海基会转赠海协会，并指定用于“小区重建”及“校园重建”项目。
　　这次，捐款固然没有滞台，争议却没有结束，台湾民众更不满意官方最后选择了将捐款“一赠了之”的处理方式。“把钱一次性由海协会转交给灾区，台湾监管得到吗？怎么知道善款是不是被合理运用？”陆委会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对此，刘德勋向《凤凰周刊》解释：“台湾的援助属于外来援助，当然得以大陆重建规划为主……采取一次性转赠的方式，希望能让灾民集中体会到台湾人的情感。”　　陆委会提供给本刊记者的图表《我方震灾捐款使用情形》显示，海协会告知海基会，善款一共要运用到45个项目，但在这个表格中，每个项目需要多少善款并没有标明清楚，只有各个省份所需的资金总额。以重庆为例，该市有3个项目，包括重建3所小学，一共需要约1073万元人民币，但是具体每个小学需要多少善款，没有详细的说明。
　　面对舆论质疑,刘德勋认为，大陆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的监管体系，他们充分尊重对方。据了解，海协会向建设部建议，对海基会转赠的款项要特别认真对待，确保来自台湾的钱能用到实处。
　　面对如此“苛刻”的民间舆论，台湾官方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大陆方面能及时公开每一个项目的进度。“我们也希望能多了解这45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已有的资讯，我们在政府的网站里公开，包括工程进度和支出情况，让民众可以上网查询，接受民众的监督。我们台湾的审计单位也要求对这部分能了解到更多资讯，希望更加透明。”刘德勋告诉记者。海基会转赠的款项要特别认真对待，确保来自台湾的钱能用到实处。 　
　　台湾红会的严格监管
　　台湾民众之所以对官方如此“苛刻”，还源于对比。有不少民众拿陆委会、海基会与慈济、红十字会等民间慈善组织对比，甚至有台湾网友列举数据称：“海基会转赠给海协会的12亿元新台币善款一共只用于45个项目，而台湾红十字会募集到16亿元新台币，仅比陆委会多出4亿元，但单单硬件建设方面就有88个项目。”　　台湾红十字会一共募集约16亿元新台币，除5000万元新台币用于灾后捐款、派遣搜救队、医疗队、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等紧急期间用途外，其余15.5亿元新台币全数投入各项软硬件重建工作。
　　台湾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林秀芬向记者介绍，整个款项运用到三个部分：硬件建设，总共88个项目，包括43所学校、44个卫生院、1个残障人士康复中心，这部分款项约占总额的90；软件建设，包括在援建地点建立社区重建中心和“寒梅计划”，约占款项的6，其中“寒梅计划”是一项助学计划，每个学期都会有800多名灾区学生受益；而综合计划部分，占善款比例最小，主要是用于研究和心理咨询工作。
　　作为有半官方背景的机构，台湾红十字会的做法既不同于官方的陆委会、海基会，也不同于纯民间的慈济。　　同样要把善款先交由大陆红十字会转拨至地方，再进入建设规划，但两岸红十字组织特别签订了援建项目合约、协议书。大陆红十字会根据合约，要将援建工程的进度、财务状况，定期向台湾红十字会通报。而15.5亿元新台币的善款也不是一次性转交大陆红十字会，而是分成4期，严格按援建进度转赠。
　　对援建地点的选择、援建项目的确定、工程的实施，台湾红十字会更是全程参与，以此对善款流向一清二楚。除了在成都设立专案办公室，由陈大诚等出任常驻代表外，台湾红十字会还聘请了台湾营建研究院负责重建工程的专业营建管理。
　　从选择援建地点开始，陈大诚便会认真记录每个地区的人口、受灾程度等各项指标，作出科学评估。待援建项目开始启动，他便经常奔赴援建县市，与当地政府部门、承建单位实时沟通。
　　比大诚更辛苦的是援建项目工地上的台湾营建院“工地经理”，这些经理都是资深工程师。从设计施工图阶段，营建院就开始与大陆承建方密切合作。在援建项目已开工的地区，营建院会派出人员驻地，除协助解决工程问题外，还不定期进行施工查核，同时要求监造单位每月提送完整的施工监理记录供审查，确保施工符合设计标准及施工规范。
　　如果大诚和工地经理们与当地政府、援建方沟通出现问题，还可汇报至台湾红十字会，再由总会透过大陆红十字会管道协商解决。如此严格的流程，被林秀芬称为“三管齐下”。
　　 强势动员、独立运作的慈济
　　慈济作为台湾乃至世界知名的NGO，其资源调度和动员能力一向令人惊叹。此次，除在全球募集到5亿多元人民币、超过其他各方捐款数额外，慈济启动了“安心、安身、安生”的赈灾计划，善款也均匀运用在这三个阶段。而在赈灾及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慈济几乎全程不假手他人，尽可能在自己主导下完成。
　　慈济新闻发言人何日生向记者介绍，“安心”是指“心灵抚慰、热食供应、医疗服务”。灾后第一时间，慈济先后在绵竹市遵道镇、汉旺镇，什邡市洛水镇和罗江县的金山镇建立了4处热食供应站，3个月中就提供了81.8万份热食；慈济有自己的医院，在上述地区也建立了医疗站，3个月中，1374人次的医护人员为4.6万人次提供义务的医疗诊治和心理抚慰；此外，慈济还让两万户灾民“告别帐棚入住板房”，还为每户灾民赠送了米、油、锅碗瓢盆、洗洁用品、毛毯等31项日用品和100元现金组成的应急物资礼包。　震后3个月，则属于“安身”阶段。“安身”主要是建立临时的抗震学校。慈济在第一时间援建了6所抗震学校，让4300多名学生尽速回到校园，同时还建立了9所寺院简易房。
　　“安生”则是灾后重建，即援建学校，为灾民重建屋舍。在这些援建项目上，“营建处”都是慈济的“自有单位”，不似红十字会外聘而来。一年来，慈济的专业工程师营建志工团队坚守工地，进行工程质量监督。
　　在慈济的网站上，几乎每一笔善款的运用都会公示，甚至细致到发放了多少条毛毯、多少个环保碗筷、多少人受益，整个善款流向接受所有捐赠人的监督。
　　最难得的是，台湾红十字会等NGO没有收取任何的“捐款管理费”，行政费用也尽量控制到最低，令“9·21”的良好传统得到延续。
　　“9·21”大地震时期，所有台湾的慈善机构一共收集高达103亿元新台币的捐款，而行政费用只占捐款额的0.007%，其间未有爆出一宗侵吞捐款丑闻。台湾NGO的行善效率之高，令本港NGO也不禁汗颜。自去年“5·12”至今，本港媒体即多次对比台湾NGO仅0.007%的行政费用，检讨本土NGO：“为什么本土的民间组织，常有占善款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逾20%的行政费用？！”
　　慈济与红十字会的善款流向如此公开透明、合理运用，难怪引来台湾民众对比。甚至在去年11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时，主动要求新增行程，在会面马英九之前先造访慈济，以答谢慈济在四川震中的协助。
　　不过这种对比对陆委会、海基会来说可能并不公平，海基会综合服务处相关负责人即向记者抱屈：“我们一次性转赠给海协会后，肯定要尊重对方，不可能随时要求查账。我们不像红十字会、慈济那样可以亲赴第一线，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慈善机构，没有重建的人才。”而且，两会也为众多台湾慈善组织承担了许多“后勤工作”，包括协调包机事宜、与大陆官方协商等。
　　来自另一场地震的“财富”　　　　因为汶川地震，2008年被称为“中国的NGO元年”。据大陆媒体报道，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的国内ＮＧＯ达到170多家。但无论是大陆官方的红十字会还是民间的NGO组织，都受到民间的质疑。与参加川震救灾和重建的台湾相比，大陆红十字会的善款管理不够科学，也不够公开透明，而民间NGO则缺乏救灾经验。
　　因此，台湾留给川震的除了57亿元新台币巨额善款外，这些活跃在震区中的台湾人以及“台湾项目”同样令人震撼。
　　从选择援助地点开始，这些台湾的慈善团体就开始借鉴“9·21”的经验。它们没有选择“明星灾区”，而是选择川甘陕的偏远灾区，如四川的广元市、甘肃的西和县、陕西的勉县等。这些地区虽然受灾程度比不上汶川等地，但由于道路崎岖，受援助机会少，同样损失严重。以甘肃的西和县为例，到省会兰州车程约6小时，而从县城到各援建学校及卫生院需要2至4小时，容易成为援助的“空白区”。　　经历过地震磨难的台湾志工，也相对更多一份细心、一份经验。比如提供热食服务，台湾“9·21”大地震的赈灾经验，让慈济志工认识到“热食”是支持灾民最直接的动力，故以此作为服务四川乡亲的起点。“热食不仅仅是一顿饭，捧在手上，会让人情温暖直达心底。”慈济志工何日生说。
　　慈济和台湾红十字会还不约而同在灾区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经验还是来自“9·21”。林秀芬介绍，台湾红十字会与台湾多个专长于社工、小区营造及心理重建等非营利组织合组了“5·12川震台湾服务联盟”，联盟里的每个NGO都有自己的长处，它们根据自己的考察确定项目后向红十字会申请资金。比如，伊甸基金会是台湾著名的协助残障人士的NGO，他们的任务是开设残疾人复健服务培训班；儿童福利联盟则承接绵竹市天河社区重建中心，因为那里是城市社区，儿童人数很多　　台湾红十字会聘请的台湾营建院，在“9·21”地震时就曾协助办理“筑巢项目”之小区大楼修缮补强审查工作，对于工程鉴定及建筑质量管理研究的经验相当丰富。“四川灾区以前建筑的混凝土强度可能连C20都不到，这也是地震以后造成很大损伤的原因之一，我们设计的学校，混凝土强度在C30以上。”营建院的“工地经理”钟伟舜说。　
　　当57亿元新台币的“台湾爱心”全部用完后，留给灾区的“台湾项目”和“台湾经验”或许意义更重大。
　　陈大诚估计自己还会在灾区呆两三年。在他“管辖”的各个社区重建中心，刚刚聘用了35个大陆社工系毕业的大学生，大诚最喜欢与他们交流，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除了那些大学生外，我们还透过开办相关专业训练，培训当地学校、NGO、政府相关单位或其他有关专业组织人士，使其对灾民之服务能够永续经营。等他们都成熟的时候，也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总第335期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1960394#comment 2097153 Mon, 31 Aug 2009 02:42:36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1960394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1960392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总第335期

　　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数据大幅好转，人们开始议论GDP不是“保八”而是“超八”的问题。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难题，泛化为社会层面的难题，显示经济结构正在加速扭曲。

　　隐形失业包藏社会不安”
　　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好转主要因为银行的天量信贷与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这导致投资增加，直接转化为GDP。
　　上半年新增信贷超过6万亿元，全年超过9万亿元，如此之高的信贷、投资增长为1949年以来所仅见。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保持平稳略增，出口下滑已是定势，只有投资在疯狂增长，这使得三驾马车成为一驾独行车，速度越快，风险也就越大。
　　经济风险已经表现在社会层面上，今年以来爆发了一连串社会事件，邓玉娇事件，江西南康、湖北石首群体事件，昆明处女卖淫等案件，共同点就是爆发力强、影响力大、对抗情绪强烈。”使得政府在无据可依情况下，不得不面对农村基层社会更多的骚动。 　　　在社会问题中首要的就是农民工与大学生的就业难。去年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的失业农民工数量是3000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给出的数据是2000万。这两个数据仅指外出打工的失业农民工，更为庞大的在乡失业农民并未包括在内，而且每年还有500万新增待业农民工，他们既不能纳入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不纳入任何一个失业衡量指标。
　　从失业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城镇失业问题一直不严重，2007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0%，2008年4.2%，到2009年一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3%。如果仅看城镇登记失业率，会认为中国根本没有经历经济下行周期。但不被纳入统计数据，不证明庞大的农村失业人口不存在，相反，这个庞大的“隐形人群”使得政府在无据可依情况下，不得不面对农村基层社会更多的骚动。
　　与农民工失业问题相类的是大学生就业率。今年毕业大学生在611万人，往年未找到工作“沉淀”的大学生大约在300万人，两者累计约为900万人。7月9日，教育部宣布，截至今年7月1日，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就业率达到68%，与去年持平。此数据一出，引来无数网络板砖，包括教育界人士、大学生本人及其父母，对于大学生就业率数据中存在的猫腻，毫不留情一一挑明。其中广为人知的一招就是，没有签订就业意向书者不得拿毕业证书，这就逼得大学生四处托人，签假意向书蒙混过关，甚至大学参与在内，寻找挂靠单位联手作假。　
　　税收之刀难解财政之结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7月7日和9日两次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经济专家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意见和建议。在会上温家宝指出，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他认为，目前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就业压力短期内尚难根本缓解，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使得政府在无据可依情况下，不得不面对农村基层社会更多的骚动。 　　　　就业难，财政难，财政难到什么程度？渣打银行最近研究测算，中国政府债务总额接近GDP 的60％～70%，而根据2004年财政部财科所的研究测算，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91.18%，远远超过官方数据的20%。今年政府财政收入下滑而支出大增，6月24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透露，今年1至5月，全国财政收入27108.67亿元，同比下降6.7％，而同期全国财政支出22496.98亿元，同比增长27.8％。为了弥补缺口，税务部门紧急动员，查税、罚款、预征税等一齐上阵，江西南康就是地方政府试图向利润单薄的当地支柱产业家具行业加征税收引致。
　　向需要政策救助的中小企业动税收之刀，与政府恢复经济、涵养税源的使命背道而驰，显示财政收支之紧，已到了不惜于此的地步。如果维持此政策，江西南康事件将不会是惟一。
　　另外，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地王层出不穷、成品油价上调增加工业成本等，这些经济结构问题，也都正向社会层面转化。在网络论坛上，油价、房价、就业成为社会民生版面热议的话题，政府官员对高房价与高油价的辩解，成为网络争议的导火索。　　此时，政府理应改善统计办法，公开信息取信于民，同时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特别要加快制定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措施，有效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打破垄断和限制，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只有靠市场化的中小企业，才能解决我国庞大的失业大军，否则都是缘木求鱼。 (作者为著名财经评论员）

　　 ]]>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1960392#comment 1 Fri, 14 Aug 2009 09:52:12 GMT http://622006559.qzone.qq.com/blog/125196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