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蝴蝶

30年掘金记——从流行语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财富欲望的流布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Fri, 19 Sep 2008 14:01:28 GMT

30年掘金记
　　——从流行语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财富欲望的流布

　　题记：本文只对经济财富有兴趣，政治财富、精神财富等形而上的无法以金钱度量的非物质积累，一概不理。

　　一、１９７８，回归人性
　　还是要回到１９７８，改革元年。在这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说，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后来他又有相似而我们耳熟能详的表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富——财富。若非邓公出此语，出此语者定披风险。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斗资批修，财富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任何为私有财产增殖的想法都是大逆不道和有涉风险的，连养鸡养鸭早已经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在１９８３年以前的江浙一带，如果你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自行车后面的筐子里如果放三只以上的鸡鸭，就是“投机倒把”。
　　在１９５６年全中国完成公私合营之后，个人财富就成了一个卑鄙和政治不正确的名词。个人消失了，在城市，个体依附于单位，在农村，个人消弥于公社。
　　人有恒产，方有恒心。失去了私有财产的人们成了集体主义洪流中的一分子。对财富的欲望被压抑在人性的最底层。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到２２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上来”。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了，革命不再继续了，经济重返中国社会。中国重返世界舞台。
个人致富的大门推开了。人性和欲望蠢蠢而动。

　　二、发家致富　万元户　奖金　第二职业
　　改革肇始于农村，只是因为这里的人更饥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１８位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追求的还不是发家致富，而只想吃饱肚子。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只带来了口粮的充足，也重新恢复了家庭这个经济细胞，聚敛财富有了实际意义。承包也使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为农民进城追逐更多的财富提供了可能。
　　一旦放开手脚，尽管还心存疑虑，人们但对财富的渴望还是被迅速释放，１９７９年底，家里有６个壮劳力的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从队里分了１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此时，经历了太久“越穷越光荣”的国家正需要大力宣扬“致富光荣”，由此，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万元户”，他们是先富起来那一批人。
　　农村涌现“万元户”，城市涌现“万元户”。湖北宜昌的谢明万是一家棉纺厂的工人，每月１８元的收入，一家６口穷得叮当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离开了工厂，从湖北农村往广州贩运乌龟，第一趟就获利２０００元，他用这笔钱从广州进货到宜昌卖，地摊前转得水泄不通，“当时的价格都是随口说的。”谢成了宜昌第一个万元户，也是宜昌第一个“个体户”。
　　广州第一个个体户叫容志仁，他以１００块钱起家做在街边做早点，１９８２年成了万元户。他一天的收入是当时县长一个月的收入。到１９８４年广州个体户已达１４万户６０多万人，他们中很多早已是万元户。
　　全国有多少万元户，就有多少谢明万、容志仁这样的发家故事。有趣的是，先富起来往往是在体制外游荡的人。尽管人们对说起万元户这三个字充满了财富的艳羡，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广州的个体户被蔑称为“站街仔”。
　　体制的政治优越感却不能弥补金钱的不足。１９５６以来，中国靠工资吃饭的人一直没有涨过工资。１９７８年以后，奖金制度恢复。这年的１２月，北京姑娘李玉梅招工进入了公交４０路车队，她的月工资是３４元，另有５元奖金。１９７９年，航天部２１１厂试行月平均奖制度，车间完成任务指标后，每人可得奖金７元。
　　个体户的收入远远高于工厂里的收入，不安分的人为财富所惑，悄悄“走出去”。韩琨是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起他每周日都到市郊一家乡镇企业当技术顾问，到１９８１年底，他拿到了３４００元酬劳。当时上海周边这样的“星期日工程师”很多，都在偷偷地干活，“赚点外快”，鼎盛时期有两万多人。智力变现为金钱，清高的科研人员也未能免俗。在广州，１９８７年的调查显示，有8%-10%的科技人员在从事“星期日工程师”活动，他们一般一天收入四五百块钱，是一月工资的数倍。
　　“第二职业”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出现，到１９９０年代全国超过半数的职工有收入不等的第二职业。
　　改革，人们被压制的物欲和对金钱的渴望爆发了。
　　三、投机倒把　下海　双轨制　倒爷　脑体倒挂
　　中国人的创富热情刚刚点燃就遭遇迎头一盆冷水。１９８２年,温州柳市镇的８个个体户被通缉，说他们“投机倒把”，史谓“八大王事件”，这是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一个缩影。这一年，有３万人因投机倒把被判刑。创富之路并非坦途，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当农民们和体制外的人开始从国企争抢资源和财富，打压应声而至。
　　然而，逃出牢笼的精灵不会再重返束缚。追逐财富的过程就是冲垮计划经济下的流通体制的过程。
第一轮“下海热”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位著名企业家联想的柳传志、健立宝的李经纬、海尔的张瑞敏都是当时的“吃螃蟹者”。这些后来的大人物不仅是创富，也要创业。“下海热”带来“公司热”，１９８４年被称为中国公司无年。
　　时代的激情还原为个体行为时则平实、功利很多。徐建华在哈尔滨一家粮店工作，１９８４年她到广州看病，看到那里的很多人都毫不眷恋地丢掉了铁饭碗，辞去公职做买卖。家庭生活一直拮据的她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凑足２０００元购入１００件羊毛衫开始“掘金”，５年后已做起对俄贸易。１９８７年，第二轮“下海热”袭来，她在哈市外贸局任科长的丈夫许天胜也辞了职，成为该市机关干部中的“第一个”，一时轰动，还被人看作“神经病”。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句顺口溜形象地刻画了１９８０年代已尝到金钱甜头的中国人急于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投机倒把”这个词慢慢不再提了，“倒爷”大行其道，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多少人肩背鱼皮袋在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来挤去，踡曲在座位下面睡觉，做着有关金钱的美梦。
“倒爷”颠覆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过去，财富集中在有权势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现在，多少下里巴人靠着“买空卖空”“皮包公司”大发其财，书里没有黄金屋，黄金屋在敢想敢干敢冒险的人那里，据北京地区1982年调查，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60元左右），比体力劳动者低8元。“脑体倒挂”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财富分配“忤逆”了历史惯性，这个态势要一直到１９９０年代才改变。
　　“倒爷”这个词也揭示了一部分创富者在中国特有的权力结构下掘金过程的“不义性”。在“价格双轨制”改革中，有多少拥有背景的人单靠一张批条在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吃差额就一夜暴富，完成了资金积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中注定要有人经受原罪的诘问。

四　投资　国库券　股市
　　算起来，“杨百万”那时也是个“倒爷”，但他倒的是国库券。从国库券到股票，与其他“倒爷”相较，他的“投资”意味及与“资本”的联系显然早走了一步。
　　当杨怀定认定倒腾国库券有利可图时，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情愿认购国库券，单位通常发工资时就代扣了，惹得民间颇多怨气。由于还本息周期太长，它的财富感无足轻重，没有人对他有信心。杨怀定从合肥收购国库券到上海卖出，数钱数到手抽筋，“钱的力量太大了”“杨百万”横空出世，多少人眼热心跳。
　　创富神话只青睐那些敢于突破现成的人，拘泥于既有规矩的老实人总是利益受损者。其实，早此几年，上海已经出现了第一支面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小飞乐”，一部分人顾虑重重，另一部分人却踊跃认购，在“飞乐”门前排起了长队。中国人还是相信勤劳致富才是正当的，“食利阶层”依然是个有政治风险的概念，对资本的认识尚要等到股市建立之后。
　　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争执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时序进入１９９０年代，资本市场终于成型，上交所、深交所先后成立，股民汹汹，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渠道拓展了，资本运作获利也是正当和无尚光荣的。资本难免让人想起资本主义，可是没有人再管这些了，获利才是现实的。
　　所以，当获知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深圳将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时，１５０万股民涌入特区，“上万的人顶着烈日蜷缩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子、快餐盒子扔得到处都是。”渴望暴富之心昭然若揭，人格和尊严在财富面前尽数消遁。８月１０日，“股疯”了。
　　中国人开始了与股市、与资本同行的岁月，求财求富的人们在牛市里笑，在熊市里哭，在垃圾股炒上天时不知所措，在庄家的推力下状如浮萍，在政策突变里坠入炼狱。最后发现市场规律不是大佬，庄家不是大佬，政府才是大佬。

五、富豪　民工潮　传销　网络
　　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哪些？谁是我们的致富带头人？到了９０年代初，这一群体已经形成：
股票经营中的获高利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歌星、影星和少数体育运动员，乡镇企业及其他集体企业承包人，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和办事人员，企业经理人，建筑承包商，“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员，部分新办公司的负责人，乡镇企业的供销人员。１９９５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２９００亿元，其中百分之二的人占据了这数字的三万。
　　富翁出现了。１９９６年的《求是》杂志资料，全国拥有１００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经超过１００万人。１９９５年，《福布斯》开始公布中国富豪榜，１９９９年，英国人胡润也推出了中国百富榜。
成功者各有各的成功途径，平凡者掘金的路途却大致相同。民工潮成了一个与富豪榜遥远相对的概念，前者在金字塔的底部，后者高居塔尖。他们背井离乡，他们饱受欺凌，他们有310000000人，为的只是从工厂每月领取１０００元上下的钞票，种田无法致富，打工却可以积累血汗之资，力气是用不完的，钞票却并不丰厚。
　　没有哪个群体比民工享受到更多由一张钞票带来的幸福感。为了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他们也最容易被暴富的神话蛊惑。９０年代，直销来了，传销也来了。谎言的蛛网把一个个最低层的、最想享有金钱生活的人一网打尽。创富在这个转型时代失去了道德依附，赚钱才是硬道理，哪管骗的是亲戚朋友。
　　１９９５年，另一个网络也悄然侵入中国，Internet。它将产生更多的财富泡沫，也将生产更多的财富神话。虚拟的世界以如此强大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网是虚的，钱是实的。瀛海威和张树新成了网络先烈，丁磊却登上２００６百富榜第一位。人们的财富观念为之气结：原来玩虚的也可以当首富

　　六、改革不停，追金不止
　　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人掘金３０年。有人高居顶峰，有人沉入末流。不变的，是金钱之魅，财富之望。
　　２００６年，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１６１５８７亿，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资本的意义，大家也熟悉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人们有股民之外，又成了基民。十七大报告说，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还有多少欢笑绽放，还有多少泪水婆娑？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创富神话，“暴发户”任何时候都不缺，并成为人们掘金的指路明灯。３０年财富观念的变迁，只是阐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追逐财富的过程也是追求自由的过程，对财富的追逐使我们变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上海《社会观察》约稿）

名镇突围之石碣：城市化何时追上工业化的脚步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Tue, 16 Sep 2008 02:29:38 GMT

９月１２日见报东莞读本
本报首席记者　贾云勇　本报记者　饶德宏

相对于媒体关于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大批撤离及倒闭的报道，有东江之珠美誉的石碣镇显得平静。这个为东江水所环绕、并诞生了一代名将袁崇焕的３６平方公里的小岛，现在据以自豪的是落脚此处的４００家电子企业。电子企业在石碣目前的１４００家中企业中占据了工业总产值的７５％，可谓一枝独秀，也为石碣赢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的荣誉。
生产成本上涨、世界经济速度放缓，外向型的珠三角经济大叹其苦，石碣镇亦未能置身事外。连台达这样的大企业都说自己是“节衣缩食”。然而，石碣所受风雨却未必如想像中剧烈：电子产业的科技含量本较其他行业为多，利润空间相对较大。石碣有台达、东聚等１４家海外上市公司撑住一方天空，各中小企业则依附于这些大树（为其生产配件）暂避风雨。同时，政府引导、企业自身需求的升级转型也早已悄然进行，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当下又是响鼓重槌。在珠三角产业转移一片风声鹤唳之时，石碣官方表示这里没有出现“关闭潮”。
电子名镇的突围意图诚然已清晰可见，但未来景致能获几许尚取决于政府和企业都忧虑的一个现实：实现了工业化的石碣，城市化的脚步远远落后。人居石碣在何处？人才如何留住？

一、海外大企业的新动作
６名打工仔和打工妹专注于手下的活计。９月９日中国工人装配的这些电子配件，很快就会运到国外，成为DELL、IBM、NEC、SONY等著名公司产品的一部分。工作台前后，也是同样忙碌的６名年轻工人。一眼望去，东莞石碣镇台达电子一厂车间里到处是整齐的６人组。以前环节超长的流水线工作方式在这里消失了，代之以cell-line的工作方式。
“过去流水线上６５个小时才完成的产品现在只要１.5小时即可完成，cell-line对效率的提升是翻倍的。”台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张聪严说，而且，每个小组都会逐渐养成团队意识。
２００４年台达电子完成了这样的生产线改造，这一年前后，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其他生活要素价格也都渐次上张。cell-line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同时适应现时多样化、少量化的订单。
在石碣，台达是举足轻重的台资企业，它与源兴、东聚、太阳诱电等其他１３家海外上市公司一起为石碣贡献了２００多亿元的工业产值，而全镇上规模的９９电子信息企业工业产值一共是276.9亿元。创立于１９７１年的台达集团，现在是全球电力电子产业的领导者，工厂遍布全球。自１９９２年进驻石碣以来，它在东莞现在有７家厂，２９０００名员工。近来受世界经济放缓及国内政策影响，台达的“利润缩小很多”，“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改善管理，以减少成本。”张聪严把现在的境况比喻为“缩衣节食，去掉肥油”。
尽管利润严重缩水，但在张聪严看来，台达仍在稳健扩大规模，近年来台达营业收入仍以每年递增３０％－４０％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７年台达全球营业收入是５０亿美元。
除了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外，去年台达在湖南郴州开设新厂，将一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希望能够比东莞节省十几个百分点的成本。同时，一座６层高的研发中心大楼也于２００５年底在石碣镇台达三厂挺立起来。“与台湾的专业人才相比，大陆的人才价格要低很多。”张聪严说。
台达没有自己的品牌，但它的研发团队可以应客户要求设计出符合要求的产品。台达电子公司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说，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讲，保证技术创新永远是第一位的。现在，４００位从大陆招录的工程师在台达石碣研发中心工作二楼工作。一楼是“高加速寿命测试”“冲击、振动”“失效分析”等实验室。“二楼的研究成果在一楼经过实验后就可以通过生产线变为现实。”张聪严说，过去台达的研发全部放在台湾，石碣研发中心的创建使研发过程更为贴近生产环节和客户。上海浦东的研发中心也正在建设中，明年就可启用。
将１４家海外上市公司的研发环节吸引过来，这正是石碣镇产业转型的用心所在。与生产环节相较，研发设计环节的附加值要高得多。镇委书记刘始团说，14家电子信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仍是生产制造，我们要想方设法促使他们逐步扩充在石碣的生产经营范围，鼓励其设立产品研发中心、客户服务中心，构建产、供、销一体化的企业运作链，提高企业利税水平。
石碣的渴望正是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政界内心的缩影，东莞市为企业升级转型设立了１０亿元专项基金，一个重要用途即鼓励企业引进研发机构，把海外的研发机构搬到东莞，或者在东莞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当了３０年“世界工厂”的东莞急于撕下“制造”的标签代以“创造”的新头衔。这个城市不再满足于仅有隆隆的机器声，加工环节的利润已经被压榨到极限，继续在广州、深圳这两个大城市的夹缝中无虞生存，它必须得到“微笑曲线”中工业附加值更高的那一部分。
另一家上市公司台资企业东聚电子也在石碣创建了研发机构。东聚在石碣已有１９年历史，是最早落户石碣的台资企业，现在石碣有８家厂。它在大陆设有５个研发中心，广州一个，东莞４个。
洪志明是东聚集团下属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自动化用品（HOA）研发部RD协理，“从１９９８年起HOA就在石碣设立了研发中心，那时台湾也有，到２００４年，HOA的研发就全部设在东莞了。”在洪志明看来，研发与产品密不可分，分设于两地成本较高，“过去我们在大陆找不到研发人才，现在专业人才已经很多了。”HOA研发部现在有６０名工作人员，９０％来自大陆，他们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东聚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产品的升级换代在２００６年下半年表现明显。这个以碎纸机、过胶机、裁纸机、装订机等传统办公室用品为主要产品的公司过去一直做代工（OEM），“我们的生产由客户主导，自主能力很小，这实际上潜伏着被替代的危机。”洪志明说，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就要做成ODM（原始设计制造商）。
东聚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的碎纸机前几年销量排名世界第一，现在做同类产品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我们不打价格战，我们强在研发。”洪志明说，现在一些企业的价格优势因生产成本上升而陷入窘境。
这家公司将IT技术导入产品，“注入新血”，他们在传统碎纸机上加上光学感应器，避免了纸张过多卡死马达的难题，“放入的纸张比规定多出一张，碎纸机就会示警，拒绝工作。”洪志明介绍说。另一款过胶机则可以自动根据图片及薄膜厚度调整过胶时间以达到最好效果，“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投入市场。”“我们现在自己决定把产品卖给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洪志明说。
现在，东聚的研发势力主架构在台湾，广州研发中心承担新产品前端工作，东莞研发力量着力于最后进入生产线的调整和修正。这样的模式也招致台资企业并没有把最核心的研发放在大陆的讥评，但洪志明认为“这些环节都很重要。”
大企业的升级转型决定着石碣的方向。在今年４月的石碣镇干部工作会议上说，镇委书记刘始团说，１４家龙头企业的升级转型是石碣镇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切入点，政府一定要集中精力帮助他们顺利推进产品升级换代，不断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曾纪坚透露，广东省答应给一两百万经费支持台达产业升级。

二、民营企业的生意经
年轻的赵星宝站在盈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厅里，他的身后是５台一组的炼钢自动化控制设备，那是他甚为自许的高科技含量新产品。他的面前，放着几十种开关电源，“科技含量较高”；还有几十种变压器，那是公司最早的贴牌产品。
变压器——开关电源——自动化控制设备，从巴掌大的“小家伙”到两米高的“庞然大物”，从纯粹代工到生产高科技产品，１９９６年、１７岁半就到东莞创业的福建人赵星宝去年完成了自己的升级转型。
赵星宝刚开办盈聚公司时，“别人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主要生产变压器和整流器，“生产变压器有５％的利润”，一直这样搞加工利润空间一定要更加缩小的，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赵星宝却想到了提高自己产品的科技含量。
四年前，盈聚开始生产开关电源，“这个科技含量较变压器大大提高了，有１０％的利润。”盈聚公司副总裁王祥仁说，市场上原来选用的一直是台湾生产的开关电源，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客户开始喜欢上我们的产品，２００６年扩产，产能拉到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台/日，现在又上了两条生产线。
赵星宝并不满足，“做企业要提前３到５年居安思危”。２００５年，他认识了一位从德国学习归来的工程师，“我投钱，他出技术”，两人开始合作研究生产电渣炉——即炼制特种钢需要的自动化控制设备。“这个技术国际上刚刚推广五六年时间，国内还没有大的企业开始关注。”王祥仁说。
赵星宝说为了研发电渣炉至少投入了三千万资金，２００６年生产出了样板，去年在东莞市相关部门立项，今年已经开始向市场推介这一产品。“有几个钢厂在用我们的设备，反映不错。当然我们还会不断完善这项技术。”
赵对自己企业的转型很满意，“过去我们靠数量，现在是靠技术，电渣炉设备生卖一个就赚回一个”，他表示，盈聚尝到了生产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甜头，另一个高科技产品光纤光缆传感设备也在研发中，明年会初见成效。这一项目则是与云南的一家研究院合作的。
与科研机构合作在石碣并不鲜见。宇鸿微电机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研究院取得联系，以清华大学教授作为技术依托，聘请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进行产品开发和研究。这种被称为工厂产业化（产学研合作）的方式也是东莞官方所鼓励的。
现在，盈聚已经建立起了６０人左右的研发团队，“我们吸引了一些人才，他们有的是国外留学背景，有的是地方研究院的博士。”赵星宝说，盈聚现在正在向东莞市申报市级研发中心，同时，还在申报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按照政府的相关鼓励政策，这样的研发中心可以获得专项资金的扶持。
恒兴集团是石碣民企中更为知名的一个，２００５年以来，在为一些著名大企业做配件加工的同时，它一直在致力于创建一个自有品牌——恒星光电一体机。“这是我们董事长叶德良一直的理想。”恒兴下属恒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林志明厂长说。
光电一体机是把电脑与电视合二为一的技术，“它既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当电脑上网。”林志明说，光电一体机的理念是办公简捷化，同时避免了手提电脑的高价，它看起来只是一架显示器，但电脑主机的功能都涵盖其中，也符合国家环保、节省能源的政策导向。“这是后PC时代的娱乐多媒体。”
２００５年恒星的第一代光电一体机向市场推介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市场认知度不高，当时是叫好不叫座，要持续不停地进行推广，创建一个自有品牌太难了。”恒星公司品保部蒙爱军经理感慨。
但是，叶德良决心“杀出一条路来”，宁可用大量代工产生的利润弥补研制推广光电一体机所消耗，也要“走在别人前面”，现在，恒星光电一体机项目已经投入近亿元，并推出了第四代产品，修正了前面三代产品的缺陷，下月即可投放市场。“耕耘四年，我们准备收获。”林志明说。
收获确实近在眼前，林志明透露说，已经有大公司准备收购光电一体机，“但我们坚持双品牌战略，商标中一定要有‘恒星’字样。”
正如叶德良对自有品牌的痴迷，缺乏著名商标已经成为珠三角的一个尴尬。就石碣而言，在自有品牌上同样所付阙如。“老实说，我们民营企业数量多，品牌少，研发和创建自有品牌上的确还很薄弱，这也是以后我们努力的方向。”石碣镇政府叶浩平副镇长说。
目前，石碣镇共有个体私营企业12901家，去年民营经济生产总值21亿元，占全镇生产总值的5.63％，占全镇税收总额的３３％，可以说初具规模。镇委书记刘始团表示，石碣民营企业总体竞争力仍然较为薄弱，至今没有一个“中国驰名商标”与“中国名牌产品”，只有两个“省著名商标”。但他同时表示，在大量“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之时，民营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商机。
在恒兴试验光电一体机、盈聚研制电渣炉时，并不是所有民营企业都有这样的资金和魄力。石碣镇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是为台达等大企业做配套加工生产的，由于“主企”尚很稳定，他们也能稳中揾食，还不必像其他行业那样遭遇“大洗牌”。业界人士忧虑，这种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之态恐怕迟早会迎来风景。
在台资企业“台达”改造生产线３年之后，一家并不起眼的民营企业旭田电子有限公司也把长长的流水线变成了“cell-line”。这家专门为联想、方正、同方、惠普等电脑公司生产键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发行生产线，原来１４００人干的活现在９００人就完成了，“少人化”之后成本降低，工人福利也有所上升，工业的产能则提升到２８０００套键盘/日。
旭田电子老板对石碣镇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立慧感叹：如果不是去年改造了生产线，今年我也许就倒掉了。
旭田的生产线改造是在石碣镇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的协助下完成的。

三、政府的引导与主导
２００６年初，石碣镇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启动。促进产业升级，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是中心的重要工作。“转型升级是趋势，大浪淘沙，最后能留下来继续发展的企业，一定是赢在技术创新上。”服务中心主任张可说。
２００５年，石碣获得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的称号，这一年它位列全国１０００强乡镇第５７位，２００７年，这个位次提到第４３位。石碣镇的一份宣传材料表明，去年全镇生产总值突破１００亿，全镇出口总额４９亿美元，居东莞市第三位，人均全市第一位。
现在石碣的电脑资讯产品达１１０种以上，但同样面临产品的升机换代和企业转型。石碣镇副镇长叶浩平同时表示，由于IT产业的科技含量较高，利润空间相对较大，所以石碣不像其他镇区表现得那么困难。
石碣镇技术服务中心主要与民营中小企业进行接触，为他们解决技术难题。张可说，中心与企业合作成功的项目大概有十几个。做一个项目，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单需要大笔的资金，还需要较长的研发时间，也有很多项目企业不愿意等，中途停止合作。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一家生产LED的企业在承接一个订单时，企业内部技术人员解决不了一个照明问题，显示效果总是不够生动。服务中心的工程师进驻该企业，对相关程序重新编写，顺利解决了问题。
服务中心还与企业合作共同建立一个LED实验室，实验室的定向研究将为该企业解决很多研发中的问题。王立慧认为这种专门研发服务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其实是东莞市科技局、石碣镇政府与华中科技大学东莞研究院共同创办的，“大学是我们的技术依托，我们可以把大学里的科研成果介绍给企业，迅速产品化。”中心副主任王立慧说，中心起到了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中介功能，企业有什么项目需要，中心也可以把相关信息反馈给科研机构。石碣镇的一家生产汽车电子产品的企业打算生产有图像传输功能防盗器，中心了解到华南理工大学有此研究项目，即协助企业与大学“对接”，企业引入2.4G无线通讯技术生产出了无线防盗器，既降倒了成本，又提升了产品档次。
王立慧坦言，有些企业对产品升级的需求是比较弱的，“他们安于现状，仍在做着传统的接单加工工作”，为大企业做配件的小企业则一心指望大企业提升产品等级自己受益。
政府所做的更大的一件事是２００６年在兴宁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同年９月这个工业园被定为省产业转移工业园。东莞各镇现在有７个产业转移园，“有的转移园是企业主导的，我们这个是石碣政府与兴宁政府对接兴建的。”叶浩平说。
目前兴宁工业园共引入２１个项目，其中珠三角的项目占１０个，而石碣镇转移过去的只有华容电子一家。这家台资企业把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迁至兴宁，命名“兴华电子”，但总部仍在石碣。这样的结果也正是石碣政府所乐意看到的，政府希望企业的总部还是留在珠三角内。
与其他工业园相较，兴宁工业园的招商还算是好的。石碣政府投入了３０００万元，加上省里的投入一共有１亿元，６０００亩的园区现在已经开发了３０００亩，令叶浩平满意的是，科技含量较高的广东云山汽车公司投入１０亿元在工业园内建立生产基地。但工业园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引进好项目、大项目很困难”，叶浩平表示。
但兴宁工业园仍是石碣产业突围的一个重要寄托，叶浩平透露，两地政府接下来想将工业园扩及１１０００亩。

四、忧虑所在
石碣镇的企业倒了多少家？副镇长叶浩平表示，近来媒体报道珠三角大批工厂倒闭，石碣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形，“今年小企业倒闭的数量与上一年并没有大的差异，属于正常淘汰。”与叶的看法异曲同工的是，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蔡康不久前亦表示今年１到７月关闭的企业数量与最近１０年每年的同一数字相若，并没有出现“关闭潮”。
尽管石碣的重要企业现在都已经建立了研发中心，珠三角也能招到相应人才，但政府与企业都有一个隐忧：石碣能留住这些人才吗？
东聚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HOA研发部李剑波工程师来自湖南，“东莞治安远不如广州、深圳，虽然最近两年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还是让人不能安心。他在公交车上手机被偷，还目睹过两次抢劫，一位同事居所被盗几乎是一扫而空，“社会治安是东莞的最大问题。”
２００６年，武汉大学一位优秀的毕业生来到石碣一家台企工作，在不长时间里他一共只出过厂门四次，四次被抢，２００７他离开了东莞。
城市设施和文化设施的不完善也令一些高端人士苦恼。“东聚”人资行政处协理郑景文有周末到星巴克上网、喝咖啡的习惯，“但是石碣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他每周都要去东莞城区满足自己的习惯。
９月９日，“台达”总经理特别助理张聪严驱车从三厂前往一厂，他说，石碣的街容街貌还是像乡下。这种情形让他忧虑，一个工业化了的区域还远远没有城市化，研发中心里的那些工程师会一直呆在石碣吗？“他们现在还年轻，当然愿意在这里学习和成长，但是当他们成熟了，就会选择到其他大城市。”张聪严说，他们还会结婚生子，大城市将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存环境。
事实上，台达在上海浦东设立的研发中心将于明年建立启用，“石碣和浦东哪个更吸引高端人才是显而易见的。”张聪严说。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比企业更为着急。城市化成为横在东莞各镇区面前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叶浩平表示，石碣大力推进城市升级，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并着力打造袁崇焕文化品牌。城建方面已经进行了“三横三纵”的道路建设，在东江边上还要开发两处高尚住宅社区，吸引高端人士入住。
镇委书记刘始团在今年４月的全镇干部工作会议上说，将大力推进崇焕西路政治文化中心区与西部江滨休闲生活区的规划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与发展环境。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以城市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石碣企业转型升级，路径清晰可辨。而“东江之珠”能否继续熠熠生辉，落脚点重新回到了“人”字上。（完）

一天倒掉一百家企业？——东莞升级转型的流言与真相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Tue, 16 Sep 2008 02:27:31 GMT

一天倒掉一百家企业？
东莞的流言与真相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贾云勇　本报记者　占才强
（９月１６日刊于南方都市报）
　　专门生产消声器的“华联”公司放了三天假过中秋节。１００多名工人的厂子静悄悄，只有两位保安看门。另外一家生产手表的“骏利”公司也为中秋节放了两天假，全球最大的球类制造商冠贺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则只打算放一天假，偌大的厂区机声隆隆，厂门口员工们不断凭牌出入。
　　“冠贺”厂区前面，是另一处安静的厂房，迪吉泰制衣配料有限公司的牌子在９月１３日的阳光下色彩黯淡。去年下半年这里跟冠贺一样忙碌，春节过后，生产了２０年织带的“迪吉泰”搬迁，人去楼空。
　　“东莞堵车，全球缺货”，有“世界工厂”之誉的东莞３０年来何曾为中秋节停止生产？“没有单，就放假喽。”在“华联”两位保安的眼中，１９９２年起就开始在东莞虎门镇龙眼村（现为社区）生产消声器的这家厂效益一直都很好，但是去年以来，“进料越来越贵，产品越来越便宜，效益不行了。”
　　“迪吉泰”“华联”“骏利”“冠贺”都是落户东莞虎门镇龙眼社区的企业，他们目前参差的状态正是东莞乃至珠三角企业的缩影。
　　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需要放缓、人民币升值、原料及人力成本上升、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承接了台湾、香港产业转移的东莞及珠三角加工制造快车在奔驰了３０年之后，引擎突然乏力，劳动密集、附加值低、资源消耗过大等新老题全都凸现。
　　恰在此时，来自政界的推力破空而至，今年３月２６日，汪洋到东莞调研，强调“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随后东莞传出了“赶人赶企业”的说法，一个权威的说法是东莞承载不了１２００万人口，要把人口减到６００万。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时人心惶惶，７月份，温家宝到珠三角调研，而后，政府的口风变了，“腾龙换鸟”的说法变成了“改笼育鸟”，“引导企业就地升级转型”。
　　一股企业“关闭潮”的声浪已经如波而至，民间的说法东莞至少倒掉几千家企业，但政府否定“关闭潮”的存在，称今年１至７月关闭和外迁的企业共四百余家，跟以往１０年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
真相与流言，互为表里，难以说清。

　　倒掉的和迁走的
　　1978年8月，当大陆籍香港人张子弥来到珠江口的虎门镇，租用镇上100多平方米的楼房建起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时，他不会想到这种形式的企业到２０年后在东莞将发展到８０００家，加工贸易企业一共达到１２００家，这些企业为东莞贡献８０％的工业总产值，使原来卫星照片上广州与深圳之间的空白地带１０年间变成一座城市。
　　然而，在２００８年，这些为广东经济腾飞做出贡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却成为一个巨大的尴尬：下一步他们何去何从？处于利润链条最低洼处的加工制造业据以生存的“比较优势”逐年流失：劳动力价格上升、地价上涨、政策转向。从日本、韩国、台湾及香港的经验来看，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移２０年为一个轮回，现在东莞承接的这一轮产业转移已经３０年，它的承接者是谁？还能找到比中国大陆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更强势的政策指引吗？
　　今年３月，本报记者来到虎门镇龙眼社区，这里面积仅3平方公里，却是虎门镇最富裕的村之一，这里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高峰时达130多家，当时已锐减为60多家。龙眼村党总支委、居委会副主任、外经办主任张志航介绍，近一年来，村里已有10几家企业相继倒闭或搬迁，基本上都是外资，而且仍有企业计划于今年离开。９月１３日，记者再次拔通他的电话，他简短的说外迁“暂时停止了”，并不打算再接受记者的采访。
　　在龙眼社区总投资7000万元港币的迪吉泰，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压缩在东莞的规模，将原租用村里2万多平方米厂房缩小到2000平方米，６００多名工人只留下100多人，并开始变卖机器。之前，迪吉泰在东南亚的越南、中美洲的厄瓜多尔建了分厂，并将部分产能转移至惠州。这一年的８月，佛山利达玩具厂老板张树鸿在“玩具召回”事件中上吊自杀，过低的利润空间使这家玩具厂采购了不达标的涂料。
　　“企业迁走主要是利润越来越薄了，另外还有政策的缘故。”张志航说，“我们到工厂，老板永远是抱怨，10个老板有10个说，钱越来越难赚了。”
　　这种抱怨三四年前还声息甚微，那时的东莞乃至珠三角仍沉浸在“世界工厂”的巨大荣誉里，尽管政府和有识之士早已提出“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处于利润“微笑曲线”的最底端，利润微薄，极易受到压榨，“广东制造”应及早转向“广东创造”，这样的声音却总是消弥在机器的隆隆声里。
喊了数年的“狼来了”终于在世界经济放缓的外部环境及国内政策调整之下显露出狰狞，珠三角在享有多年“全球化”蛋糕之后开始品尝“全球化”苦涩一面。
　　今年３月，位于东莞清溪镇的金卧牛实业有限公司宣布停产，它是沃尔玛烧烤炉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东莞５０强企业。人民币升值一举将其击溃。
　　职业经理人孙远福对金卧牛的倒闭相当感叹，而他经营的神彩塑胶颜料有限公司也在今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只有５０名员工、年产值达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万元的科技型企业位于虎门沙角工业区，过去效益一直很好，但其原料石油的涨价“对行业的冲击非常大”。“原料同比上涨了３０％。”孙说，由于原料三番五次涨价，他们的产品也上调价格，客户因此变得很不稳定。
　　由于塑胶颜料科技含量高，孙的企业尚可勉强支撑，而它旁边的一个生产塑胶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在两个月前关闭，２００名工人各自散去。从今年３月份以来，这家企业就不赚钱了。孙远福的一些客户也撑不住了，有三百家客户一夜倒闭，他们欠孙的２０多万元货款收不回来了。“我们现在跟客户是一月一结账（原来６－９个月才结账一次），有时宁愿价格低些也要现金结账。”
　　８月２６日，孙远福参加了在虎门举办的一个中小企业升级转型论坛，这个论坛给出的统计数字是今年１－７月东莞不下２万家企业倒闭，一天就要倒１００家。
　　经济在东莞３２个镇街中并不算发达的茶山镇，一个服装厂女老板在心灰意冷之下丢下了工厂，在安利的直销体系中找到了心理安慰。
　　在厚街镇白濠管理区开厂的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销售总监钱绍雄说，从大的台资企业到小的本土企业，厚街大量厂子倒掉。以白濠村为例，原来这里有３００家企业，今年关闭和搬迁了１２０家，占到了４０％。正常情形下，这个数字是１０％－１５％。
　　记者来到白濠村，随处可见“厂房招租”的大幅广告，“这在以往是根本看不到的。”钱绍雄说。
　　“道明”总部在浙江永康，在东莞的销售点只有５２名员工。９月１２日，钱绍雄赶到长安镇，接收了一家台资同行华旭反光材料有限公司的部分员工，这个企业从营业额１５０万人民币/月跌到了２０万人民币/月。同行的倒闭多少令钱绍雄有些感伤，近两年来从峻雅到旭光，这家企业的名字变了多次，就是为了逃避原来供货商的追债。成本的上升让旭光终于倒下，它的一位副总还曾被供应商绑架索债。
　　在以毛织业著称的大朗镇，林立着３０００家毛织厂，但上规模的厂子只有２００家左右，绝大部分厂子只有十几台织机，小厂全靠大厂分单生存。“很多工厂晚上还在轰轰烈烈地生产，第二天早上，工人们突然发现老板不见了。”安康兄弟毛织有限公司倪国勇说。小厂的倒闭在大朗是不争的事实，大朗民营办负责人表示，这样的小厂难以统计。这显然是一个凸显劳动密集型企业悲哀的年份。

　　东莞有多少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关闭和外迁？民间的说法莫衷一是，有的说上万家，有的说几千家。政府对这些说法予以否认，“传言不可信”，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蔡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１－７月，关闭的企业只有４６４家，外迁出去的企业只有１７家，两者加起来只有４８１家。对于东莞１５０００家企业来说，这个数字非常小，只占３.２％。而且在关闭的企业中，１００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占了７０％，都是比较小的企业。
　　蔡康称，从历年来看，最近１０年东莞每年都有７００到８００家企业关闭，所以今年企业的关闭数字也是正常的。他还强调，今年１－７月东莞还引进了３８０多家企业，引入外资比关闭的多很多，所以企业资金的流量还是正增长的。
　　但是企业老板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信服，他们认为，政府统计的企业都是上规模的，众多关闭的小企业并不在统计在内。
　　９月１３日，在东莞智通人才市场，找工作的人熙来攘往。两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诸多企业关闭，现在来这里找工作的管理层人员比以前多了很多。

　　他们屹立不倒
　　９月８日，东莞石碣镇鹤田下管理区的旭田电子有限公司门前，十几位农民工排队报名，想成为该厂的工人。一位来自四川的工人说，旭田开出的工资是１２００/月，而他之前所在的工厂只发给他８００－９００元钱/月。
　　去年，旭田把传统的流水生产线改成了先进的“CELL－LINE”，这种生产方式将过去的大队人马共同作业改成了单元式的生产小组，“这样不会因为一个人效率降低而影响所有人的进程。”该厂工程部经理李理说，厂里１４００人干的活现在９００人就完成了，人工成本下降，同时工人的福利增加了。旭田的老板曾感叹：如果去年不改造生产线，我今年就倒了。
　　大厂则更早地完成了这样的生产线改造，全球最大的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制度商“台达”电子２００４年就改成了“CELL－LINE”，“过去流水线上６５个小时才完成的产品现在只要１.5小时即可完成，cell-line对效率的提升是翻倍的。”台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张聪严介绍。而台达电子公司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讲，保证技术创新永远是第一位的。一个大厂的屹立不倒意义重大，那些依附于它的众多小厂也因之得以在窘迫的环境中得以生存。
　　虽然都要承受空前的压力，但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同，科技型企业的日子显然还撑得下去。前文提到的“神彩塑胶”和“道明光学”的老总们虽然伤感地看到身边企业倒下，但他们依靠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目前仍能度过危机。神采塑胶现在的月销售额从４００万降到了３００万，毛利率从３０％降到了２０％，但此种情形与那些出口退税后仍然亏损的企业相比已经好了很多。
　　“道明光学”营销总监钱绍雄说，高科技产品利润空间大，我们早就跳出了价格战的圈子。那些只做代工的企业一旦客户倒掉自己也会跟着倒下，我们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强大的销售网络，这使道明不必依赖一家客户生存。“今年７月我们完成的销售额已经与去年全年持平。”
　　像“道明”一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还有石碣镇的赵星宝。赵１９９６年１７岁半从福建跑到东莞创业，后来开办盈聚电子有限公司，开始纯粹做代工，生产变压器，只有５％的利润，后来提高科技含量，生产开关电源，有了１０个点的利润，并且挤占了台湾厂家的市场份额。赵仍不满足，２００５年开始进入高科技产业。经过两年努力，投入３０００万研发资金之后，其电渣炉设备投放市场，“现在国内几家钢厂都在用，反响不错。”赵星宝说，电渣炉利润可观，卖一套赚一套，“过去我们靠数量，现在我们靠技术”。
　　石碣镇一直为世界著名品牌做代工的恒兴集团四年前开始研发“恒星”光电一体机，现在“恒星”四代产品推向市场，已经有知名企业在与恒兴接触商谈收购事宜，但恒星坚持要保持自己的品牌，“耕耘四年，我们开始收获了。”“恒星”厂厂长林志明说。
　　有着２０００名工人的金河田实业有限公司是位于厚街镇的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这家原来做五金配件的小厂１９９３年转入IT领域，并且在１９９８年前后注入品牌元素，“２０００年后开始，我们向研发和销售投入力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金河田商学院总经理曾国庆说，局限在生产加工领域，研发和销售会从两边挤你的利润。没有销售，企业就无法掌握市场。
　　科技含量低和缺乏自有品牌，一直是广东经济的隐痛。那些及早觉悟的企业也恰恰是从这两个途径增强抗击寒冬的能力。加工制造业寒冬来临，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企业也是风光不再，苦苦支撑，但“只要挺过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两年后会有机会。”曾国庆对前途充满希望。
　　然而在东莞，拥有自主品牌和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并不多。东莞工业共涉及３１个大分类行业，其中２８个都是制造业。电子信息和电气机械是东莞的支柱产业，两大产业共有企业１４０２家，完成工业总产值近一半，但是大部分企业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只从事加工装配环节，从高新技术产业的角度来看，附加值较低，而且这些企业九成是外向型，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因而为东莞贡献的利税并不大。
　　纺织、家具、玩具企业同样遍布东莞，但这些企业的劳动密集特征更为明显，绝大部分从事贴牌加工，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
　　变“广东制造”为“广东创造”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在东莞，“自有品牌”和“自有知识”产权企业极少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制造业的冬天到来。

　　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
　　企业迁走，工人流失，对虎门镇龙眼社区居民的影响可谓立竿见影。今年3月14日，本报记者到引处采访，居民阿忠一家5层楼的外墙上，“有房出租”的招牌格外醒目。阿忠唉声叹气地告诉记者，村子以前有家制衣厂，几十名员工都租住在他们这一片，一个月前工厂倒闭，工人全部退租了，很多村民的出租房一下空荡起来，至今很多还没租出去，而且租价也比以前低了一些。
　　９月１３日下午，龙眼社区一位居民告诉记者，以前三楼一间３０平米的居室租金是２７０元，现在只能租到２５０元了。
　　迁走的迪吉泰公司附近，一家小吃店老板也表示受到影响，以前许多迪吉泰员工光顾她的生意，卖炒面一天能卖200斤，而现在只能卖到七八十斤。
　　当政府呼吁企业升级转型、减少人口压力之时，镇村基层的想法也许恰恰相反。虎门镇某村招商引资，一家企业欲买村中5万平方米土地建厂置业，村领导最关心的问题是：“你们准备招多少人？”对方答：“我们采用的是自动化生产和管理，用人不多，400人就够了。结果村里没批。
　　在村一级主政者的产业理念中，企业是不是高科技、高产值、高税收都毫无意义。因为大企业的税收都交到上面，镇一级还有提留，村一级却是一分钱都没有。村里更看重的是，企业有多少员工。越是“劳动密集”，村子越爱。
　　村子有村子的算盘：一个大厂进驻后，一个工人每月按1000元收入算，其中至少有三五百元是要在村里消费掉的，租住房、上餐馆、休闲娱乐等等，工厂人越多，就越能带旺村里的房屋出租、店铺出租，带动商店餐馆娱乐等服务业，这些对村民来说才是真正的实惠。
　　正因于此，一家家工厂从龙眼村搬走后，村民的房子不好出租了，村里的铺面租金下降了，餐馆的生意差了许多，商店的经营开始萎缩。张志航坦承，连续几年，村里可支配财政收入也在减少，今年村委会收入还将继续减少。“仅来料加工企业外汇的提留，去年比前年少了300万，估计今年比去年还会少300万左右。”
　　在东莞的升级转型中，有一项独创是三来一补企业不停产就地转变为“三资”企业。村子对此项政策却未必热心。虎门镇南栅村厂房租金占了全村收入的60%到70%，村党总支书记王惠文向本报记者抱怨说，原来三来一补企业可以收取管理费，现在越来越多转为三资企业，管理费少了很多，但村里要承担的交税压力一年比一年大。
　　在厚街镇白濠管理区，往年居民每年分红都有１０万/人，今年社区里的企业关闭和搬迁了４０％，今年的分红肯定难以维持１０万了。
　　钱绍雄租住在白濠社区，房东方先生以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方家的楼房有七层，常年住满企业的白领。钱绍雄也是２００５年搬进方家四楼的一套三房一厅，“那时村里根本找不到闲置的房子。”钱绍雄说，他以１３００元/月的价格住了下来。
　　现在，方先生为钱绍雄降了２００元租金。“村里过里１０００元/月的房子已经降到了８００元/月。”去年７月份，由于村里一家企业关闭，住在方家六楼、七楼的管理人员全部搬走，到现在还空着。方先生为此有了危机感，衣食无忧的生活似乎到了尽头。
　　厚街镇以娱乐业发达著称，钱绍雄断言，随着企业关闭及外迁，东莞的人口减少，厚街的娱乐业必然会受到影响。
　　东富实业有限公司、车友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的赵守成副总经理告诉本报记者，由于企业外迁，人员转移，汽车销售也受影响，去年同一时期可卖出７００辆车，现在只能卖出３００辆左右。学车的人也减少了２０％－３０％，去年学车收费４８８０元，现在降到４２８０元。
　　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各镇街的利益共生关系可以由以下数字表明：2007年，厚街镇23个村（社区）村组集体经营性收入112030万元，其中厂房物业租赁收入79935万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比重高达71%。企业迁走或倒闭，村组集体经济损失严重。

　　政府的手该伸多长
　　３０年来，加工制造业给东莞带来了荣誉，现在它却遭遇复杂的眼神。当了３０年“世界工厂”的东莞急于撕下“制造”的标签代以“创造”的新头衔。这个城市不再满足于仅有隆隆的机器声，加工环节的利润已经被压榨到极限，继续在广州、深圳这两个大城市的夹缝中无虞生存，它必须得到“微笑曲线”中工业附加值更高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东莞也是在较大的人口压力、土地资源压力和周边地区城市带来的竞争压力驱使下决心尽快完成产业调整升级的。升级转型，已经成为东莞的共识。
　　东莞也成了最近政治高层经常光顾的地方。３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这里说，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随后“腾笼换鸟”的说法即不胫而走，对这一政策的极端解读是“赶人赶企业”。
　　７月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东莞调研，他鼓励企业克服当前困难，不断开创新局面，并叮嘱政府要多为企业排忧解难。
　　十几天后，温家宝总理来了，他在诠释东莞华宝鞋业“发展、转型、升级”的６字经营方针时说，发展是硬道理，升级是核心，转型是调整结构。温家宝此前还考察了江苏和上海，指出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东莞的产业升级转型政策的形象化说法随即发生改变：“腾笼换鸟”变成了“改笼育鸟”，并鼓励企业就地升级转型。
　　东莞市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江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如果把腾笼换鸟简单地理解为是把一些低附加价值的东西转出去，再换一些新的产业进来，操作上是有点问题。“如果企业觉得在东莞发展还有很好的条件，你让它腾出去它也不愿意干；而就东莞来说，如果腾出去，经济承受不了，东莞也不会腾出去。”而在９月初的一次茶话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东莞有９６００多家企业明确表示要扎根东莞。
　　一些专家则对政府的强力推进政策持不同看法，提醒不能“操之过急“，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认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要遵循成本优势规律、区位条件规律、产业配套规律和逐步升有等现实规律。中科院财贸所专家倪鹏飞强调“产业提升要渐进实施”。
　　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认为，“腾笼换鸟”政策并不是将笼子腾空，不是把东莞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型企业全部转移走，而是有所留有所不留。“与其补充更高级的产业形态，不如强调本土企业就地转型，这样会减少大量成本。”
　　东莞企业界相关人士将尖刻地称“腾笼换鸟”为“大跃进”。曾国庆说，政府的政策转变之急让人想起“拔苗助长”。升级转型肯定是对的，只有加工制造环节无法长期生存，但政策应该有一个吹风期，多搞些试点，东莞的企业含金量非常低，这样急迫的大转型，会逼死很多企业。他表示，迁厂的综合成本太高，还要面临人才的流失及适应内地的生存法则，销售成本也会增加。
　　来东莞搞企业培训的王闯认为政府应该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客户来对待，为他们服务，而不赶他们走，“三来一补企业为东莞经济做出了贡献，现在政府的态度会让企业家们想到忘因负义四个字。”
　　政府大力倡导的产业转移园并没有讨得企业的欢心。除了东莞市委市政府在韶关和惠州两个大型的产业转移园外，主要的镇街也都对口建立了产业转移园，电子专业镇石碣在兴宁建立了工业园，但在目前的２１个项目中，石碣的企业只有一家搬迁了部分生产环节，整个珠三角迁入的企业只有１０家。
　　大朗镇２００６年在信宜建立的工业园则更显寥落。虽然从东莞转移到信宜的毛纺织企业就有615家、织机6.1万台，但绝大部不上规模，而且散落于各处，“打死不进园区”。两年过去了，207国道路边一度光鲜的产业转移工业园牌坊锈蚀斑驳， 10000亩的园区目前只有一家本地兽药厂进驻，空地上有水牛在吃草。
　　政府倡导的大企业将研发和销售部门引入东莞则颇见成效。在石碣，台达、东聚等海外上市公司已经在近两年内研发中心从台湾搬到东莞。一些民营企业则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张松涛受骋为东莞市第二届特约研究员，他提醒，一个产业的发展，一个集群的形成，都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可循，政府要更好地做好引导、参谋、规划等服务，为产业提供一个好的软环境和成熟的配套服务，而不是直接去做运动员。
　　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却依然没有引起关注。在寮步镇开电子厂的向先生今年遭遇了空前的压力，人工成本上涨了２５％，工人的工资从１２００元/月涨到了１４００元/月，由于资金链紧张，１２６万元上游客户的货款难以收回。电子厂苦苦强撑，他抱怨升级转型说得简单，“可是没有人给我具体的指导，向何处转型没有方向。”
　　“神彩塑胶”负责人孙远福则苦于没有途径融资，今年没有一家银行可以贷得到款，向亲友借，给一分五的利息仍收效甚微，“没有资金何谈升级？”
　　在东莞这次升级转型的中，政府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也许是如何留住人才。这个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城市治安问题广为诟病，而落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脚步则让高端人士对居留此处心存疑虑。“东聚”人资行政处协理郑景文有周末到星巴克上网、喝咖啡的习惯，“但是石碣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台达”总经理特别助理张聪严最为忧虑的是，研发中心里的那些工程师会一直呆在石碣吗？“他们现在还年轻，当然愿意在这里学习和成长，但是当他们成熟了，就会选择到其他大城市。”张聪严说，石碣与浦东哪一个更吸引他们？

　　本土创新精神失落？
　　东莞正遭遇升级转型的阵痛，这痛楚中凸显了一个让广东人难堪的事实：本土企业家是不是失落、或者从来没有具备过创新精神？
　　“大浪淘沙，最后能留下来继续发展的企业，一定是赢在技术创新上。”石碣镇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主任张可说。服务中心是政府为中小企业设置的服务机构，但张可无奈地看到，很多民营企业没有升级转型的意识。
　　王闯来广东前在浙江做过多年的职业经理人，“广东人务实，但也容易保守，缺乏冒险和创新精神。”“他们善于经营，却不长于管理。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不会有问题，但经济一下滑他们就立刻束手无策。”“去看看那些企业的库房，就知道浪费有多大。”
　　钱绍雄同意王闯的判断，“广东在承接台湾、香港产业转移时占尽地利之便，这么多年顺风顺水赚钱，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创新这回事，很多人得过且过，害怕创新、冒险”。
　　活跃在广东的江浙商人大概从内心比较过与广东同行的不同。“其实１０年前就已经注定珠三角要落后于长三角了，广东中小企业老板缺乏学习能力，学习力就是生存力和竞争力。一起创业的股东们到最后往往成为竞争对手，却很难共同把企业做大做强。”王闯说。
　　２００８年东莞乃至珠三角的痛楚，有人将８０％的因素归于环境，２０％的因素归于企业，也有人扼腕自责：这种困难局面，４０％是大环境造成，６０％是企业自己导致。
　　升级转型，是一次市场洗牌。不适应市场转变的企业终究过不了这个冬天，另外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则把洗牌当成一次机遇，“那里藏着巨大的商机。”东莞石碣镇盈聚科技有限公司老板赵星宝断言。　　（本报记者　饶德宏　何永华　黎明对本文亦有贡献）

深度：宝安任期制改革将探索质询制度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Fri, 29 Aug 2008 03:43:39 GMT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08-28 10:47:23 　作者：贾云勇

　　
　　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时宝安已试点5年,下一步将试验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三会”权力机制改革
　　
　　图：7月17日,深圳宝安区13位党代表视察107国道凤凰立交桥。“凤凰立交交通拥堵,群众意见很大。”党代表、福永街道组织人事办主任王珍才说
　　
　　我们选择的是小步快跑的策略，而不是大步迈进，那样容易跌倒。———宝安区党代办负责人
　　在宝安区的制度设计中，开宗明义“党要管党”“党管大事”，这是党代表与其他行政类监督的分野。但是，在一些党代表看来，他们的履职与人大代表们并无区别。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刘娅指出，由于权力授予方向未作实质变革，对党内领导的监督难以进行，所以党代表们在闭会期间解决的也多是民生问题。
　　邱长娇家的房屋每逢下雨就漏水，她没有能力修补自家的屋顶。多次找居委会，居委会也为难，没有这笔专项经费。———邱长娇家的屋顶谁来给修补呢？
　　7月24日下午4时，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石岩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贺瑞芬说起邱长娇家的困难。她对面坐着10位党代表。这是宝安区机关三团党代表的一次视察活动。
　　贺瑞芬还摆出了石岩社区居民文化、体育设施方面的其他困难。宝安区机关三团团长、党代表、区教育局局长郑映通回应，你们反映的意见我们会认真考虑，然后提交给区委研究解决。
　　此次视察，党代表、宝安区文化局局长吴少平还承诺为石岩社区建一个社区图书馆。吴少平不忘点明此次视察应具之义：党代会常任制，就是要扩大党内民主，调动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
　　深圳市宝安区已经试点党代会常任制5年。党要管党、党管大事，然而，党代表们的实践却是从关注民生开始的，这让他们的身影有时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重合。“扩大党内民主”本与“党政分开”相表里，而这时却显得界限不清。
　　就在8天前，《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刚刚公布，条例明确，在全国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
　　执政党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现实逻辑又落下一枚棋子。这一步之前是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的探索。早在1988年，浙江、黑龙江、山西、河北、湖南等省的12个县（市、区），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党的“十六大”后，广东、浙江、湖北、四川等省进行更多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2003 年，广东惠州市、阳东县、深圳宝安区成为“一市一县一区”三个试点。
　　5年之后，宝安党代会常任制试验已经走进了深水区。是继续在现成体制框架内“修修补补”，还是单兵突进触及更敏感的“权力监督”领域？
　　常任制实际上是扩权
　　是把党代会的权利给了党代表，主体从“会”变成了“人”，把只在一次会议上行使的权利扩展到一届任期内行使
　　7月17日，宝安区13位党代表的车从福永街道办事处开出来，就堵在路上了。党代表们是到前面不远的107国道凤凰立交桥视察的。“凤凰立交交通拥堵，群众意见很大。”党代表、福永街道组织人事办主任王珍才说。
　　13位党代表胸前都挂着红色的代表证，有照片有姓名，一行人出现在拥堵现场颇为引人注目。党代表包括福永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周格机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国玲。他们此行视察没有知会任何相关部门。
　　周格机在现场表态说，将请上级交通部门派员进行调研，保障107国道交通顺畅，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在同行的党代表王珍才看来，在宝安区试点的党代表常任制正是通过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来提高自身威信，从而成为与人大代表一样值得群众依赖的名片。
　　2003年宝安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王珍才成为党代表，“是被1000多名党员选上来的”。王多年搞党务，也熟知调侃党代表的顺口溜：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举举手，画画圈，散会就靠边。一个居委会主任曾亲口对他说，当不当党代表无所谓，一定要当上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与党代表换届恰好一起，人大代表那边大家抢着上，党代表这边冷冷清清。”
　　党代会常任制改变了这一现状，它意味着：不但党的代表大会要开年会，党代表们也跟人大代表一样有了任期制，在任期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深圳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刘娅说，党代表常任制实际上是扩权，是把党代会的权利给了党代表，主体从“会”变成了“人”，把只在一次会议上行使的权利扩展到一届任期内行使。党代表闭会期间行使权利实现了零的突破。
　　常任制提法由来已久。它的初衷即是扩大党内民主，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
　　1956年的八大将这一制度明确化了，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
　　事实上这一制度并没有实行下去。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时，党代会常任制又被提出，但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依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
　　2003年3月12日，深圳宝安区成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宝安的党员们对这一制度还不甚了了。大家还都在争当人大代表，有着多年党务工作经验的王珍才预料，在宝安，党代表与人大代表关系的天平开始趋向平衡了。
　　凑巧的是，这一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自荐候选人事件，被谓之“深圳现象”。
　　2003年6月5日，在中共深圳市宝安区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由此开始改“次”为“届”），从1.8万名党员中选出的246名代表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试行）》，2004年，二次会议上，配套的闭会期间党代表活动暂行办法等5个制度也告出台。到2006 年三届四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党代表提案制度及评议暂行办法。
　　“游戏规则”定下了，党代表们有了行使党内民主权利的舞台。
　　与人大代表职责有重合
　　由于权力授予方向未作实质变革，对党内领导的监督难以进行，所以宝安区党代表们在闭会期间解决的也多是民生问题
　　林树基感受到了党代表身份的这种变化。“党代表权利大了。以前有什么问题找人大代表提，现在党代表也可以提了。”林是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居委会书记，2006年当选为宝安区四届党代表。
　　桥头社区原来是桥头村，在当年的城市化过程中，有一块22.5万平方米的土地被征用后一直未拿到钱。从1997年起，每年区人大开会，林树基都要找到社区里的一位人大代表，请他把这块地的问题反映上去，为村民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但多年过去，问题没有解决。林当了党代表后，他自己可以开始通过党内渠道直接向区委反映了。“自己提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党代表、宝安区民政局局长王挹之把这一意思表述为：党代表有了话事权，“敢说，也能说了。”
　　现在，桥头社区这个延宕多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今年4月份福永街道的相关文件显示，按照“退地还钱”的原则妥善安置村民。
　　另一件迁延多年、让桥头社区颇为头疼的官司也在党代表的关注下有了新进展。林把这两件事作为党代表常任制下的新气象。“过去5年举一次手的党代表，现在像人大代表一样，随时发现问题就可以反映上去。”林认为党代表通过办实事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树立起来了。“党代表在群众已经有了权威。”王挹之说，也有困难群众和基层干部找到他，请他代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按照规定，林树基要把事由填在一张专门的《意见建议征询表》上，送到“宝安区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再提交区委。区党代办是常任制的常设机构，是代表们行使权利的平台。林树基也可以选择在一年一度的党代会上提出意见。
　　去年，王珍才也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社区内成人教育设施的建议。“福永街道辖区内的原居民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素质还不高，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接受成人教育的机会。”王珍才说，区里对这个建议很重视，批转由区教育局牵头做调研。“后来给了我书面答复，我对结果表示满意。”
　　试点5年，“党代表们共主动提交了143件意见和建议，另外通过座谈会等形式收集意见和建议76条。”宝安区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说。
　　实践中，党代表们闭会期间最多的活动是“视察”，这是党代表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党代表特别注重群体的力量，显示群体的凝聚力。”林树基深有感触。
　　王珍才比林树基更早地体会到了党代表视察的力量，“党代表视察的都是社会热点、难点问题。”2006年，党代表们到新安街道辖区内的一个板材市场视察。这个市场在107国道旁边，生意很好，但火灾隐患严重，多年来一直威胁着附近居民区的安全。
　　十几位党代表到现场后，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到了，现场办公一周时间内清除完火患。“周边居民对党代表的视察活动很满意。”王珍才说。
　　如今，宝安区的党代表们按所在街道分为10个团，区委机关代表又分为5个团。“今年以来党代表已经进行了7次大的视察活动。”宝安区党代办负责人说。
　　按照宝安区党代会闭会期间代表活动暂行办法，党代表活动的主要形式有调研、视察和询问等多种形式。对于党代表的询问，被询问单位必须及时、认真、如实地答复。
　　当然，有些设计还没有在现实中呈现。“询问等监督手段目前还用得不多，但以后会逐步拓宽。”宝安区党代办负责人说。
　　在宝安区的制度设计中，开宗明义“党要管党”“党管大事”，这是党代表与其他行政类监督的分野。但是，在一些党代表看来，他们的履职与人大代表们并无区别。刘娅指出，由于权力授予方向未作实质变革，对党内领导的监督难以进行，所以党代表们在闭会期间解决的也多是民生问题，与人大代表的职责重合了。
　　在宝安区党代表们看来，刚刚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是对党代表常任制在全国试点成果的肯定。“ 这说明党代表常任制经过多年试点之后已经趋于成熟，代表们在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方面运转良好。”党代会常任制没有铺开，说明“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还要继续进行以获得更多经验”。
　　“党内监督”尚需突破
　　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使“监督”变得极为敏感。“如果你的命运握在上级的手里，怎么去监督呢？”一位党代表坦言
　　作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宝安试验的内容“不只包括党代表任期制，更重要的是党代表要每年开大会，促进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宝安区党代办负责人说，以前是五年只开一次大会，现在是开年会，从制度设计上来说，这意味着同级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从常委会回归到了代表大会。
　　今年1月16，258名党代表出席中共深圳市宝安区第四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对于连任三届、四届的代表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6次开年会。
　　在会议上，区委书记周林祥代表区委作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努力实现宝安发展新跨越》的报告。代表们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审议体现了党代会的权力，无疑也是一个民主和监督的过程。“领导要向我们报告工作，而不是向我们布置工作。”王珍才说，代表们分组讨论时会提交自己的意见上去，从而对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王挹之强调，要保证监督有效，“领导要真报告，代表要真审议。”
　　这次大会上，代表们还审议、讨论了区委区政府向大会印发的《关于促进‘农转居’居民创业就业的决定》，这是宝安区今年的大事情。“党内的重大事项，实施前要向党代表征求意见，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宝安区党代办负责人表示。
　　这种征求意见也在闭会期间进行。王挹之说，党内的一些决策会以书面的形式发给代表，代表可以提交自己的意见。
　　会后《关于促进‘农转居’居民创业就业的决定》作为深宝发（2008）1号文件下发。去年的1号文件是《关于全面实施素质工程的意见》，也在 2007年1月的四届二次党代会上交由代表讨论，文件封面上印有征求意见稿字样。重大决策向党代表征求意见被固定在党代会常任制的制度体系里。
　　党内监督显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焦点，也是微妙和谨慎之处。这样的监督过程显然还带有“分权”的影子，虽然宝安党代表们都尽量避免提这个字眼。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谈及“政改”时，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现象。
　　宝安的党代表们开年会时相当繁忙。他们不但要审议区委和区纪委的工作报告，还要听取区政府党组、区人大党组、区政协党组的报告。在常任制试点中，党代会与人代会、政协会的关系变得颇难处理，“一个党代会听取5个报告，总的原则是有利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突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宝安区党代办负责人表示。
　　更为难以处理的则是党的常委会、全委会和党代会之间的关系。宝安区组织部一位官员坦承，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关系仍在按现实逻辑运作，“权力在常委会”。按宝安区党代会常任制度（试行）的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全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区委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区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使“监督”变得极为敏感。“如果你的命运握在上级的手里，怎么去监督呢？”一位党代表坦言。
　　这种顾虑同样体现在制度设计中。宝安三届四次党代会上，与提案制度一起通过的还有党代表评议工作暂行办法。“评议”是为了“加强党内监督，督促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党代表评议的对象是区委、区纪委工作部门及派出机构，区委委员并不在评议之列。“我们选择的是小步快跑的策略，而不是大步迈进，那样容易跌倒。”宝安区党代办负责人说，但他同时表示，党代表评议工作做得还不够。
　　宝安区一位党代表认为“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为了有序顺利地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目前党代表的监督暂时不宜涉及干部任免问题。”“任免干部是党内民主应有之义，党代表最终也一定会有这个发言权，但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将探索质询和述职制度
　　宝安对未来改革的总体构想：党内权力逐步向全委会和党代会转移，逐步建立起在党代会领导下决策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相互制衡的领导体制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公布，意味着全国都要实行党代会代表常任制了，此时，遍布全国的试点也是各具参差。十六大之后，全国市县镇各级进行试点的单位超过了100个，浙江台州椒江区、湖北罗田县、宜都市及四川雅安、深圳宝安区被认为是探索较为深入的几个。雅安、罗田、宜都、椒江进行了党代表直选试验，椒江、罗田取消了党委常委会，权力交给全委会。罗田和宜都实行了委员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对县（市）委委员和纪委委员进行民主测评。
　　而对于宝安，党代会常任制试点5年之久。宝安方面认为，“就常任制角度而言，能试的基本上都试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涉及到党内民主建设的各个方面，单兵突进已接近极限。在现行党内法规框架下，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哪怕向前迈进一小步都很困难，因为已经涉到了深水区，遇到了深层次问题，走到了一个转折的当口。”然而，宝安突破的方向和动力何在？一个说法是，在既有框架内，突破只能来自权力上层。
　　事实上，宝安的试点一直就是在制度创新中进行的，“改革就是要创新”“改革必然有风险”的思路一直主导着政治层的思维。作为试点单位来说，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如果谁都不敢、不想、也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必将导致党内民主建设停滞不前，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然而，此前不久，一场变革已经在特区悄然揭开。深圳市委四届十次全会通过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深圳市发改办推出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区长差额直选，区人大代表直选，区和部门一把手“公推公选”，扩大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允许参选人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
　　“下一步将探索建立区党代表列席区委全委会、区党代表询问和质询、区党代表向选举人述职制度”。作为先行者，尽管有所顾虑，宝安仍完成了对未来改革的总体构想：
　　1、党内权力逐步向全委会和党代会转移。常委会最后成为执委会或书记处。
　　2、逐步建立起在党代会领导下决策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相互制衡的领导体制。将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党的代表大会，由全委会履行决策权、常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委行使监督权。三个机关领导人选由本级党的全委会提出，报上级党委审批，本级党代会选举产生。
　　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是写在纸上。

白桦：批《苦恋》与文革时的批法毕竟不同了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Tue, 05 Aug 2008 01:46:43 GMT

(此稿与政改３０年一稿同属南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纪念特刊《解放》内容，未刊出）

　　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呀飘。画外配以定音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就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
　　这是电影《苦恋》（又名《太阳与人》）的结尾。１９８０年，文化部电影局审片现场。影片的编剧白桦和年轻的导演彭宁期待着最后的热泪盈眶或者热烈鼓掌。然而，没有出现。现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审片人个个如临大敌。
　　后来，白桦告诉南都记者，这部影片要唤醒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尊严，但在当时，人性是禁忌。“艺术家总是相信以情动人，实际上是大错特错。”
　　影片结尾６个震撼圆点所构成的“省略号”招致部分领导干部的愤怒：“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就在一年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３２００名会议代表兴奋地说：文化艺术的春天来到了。
　　由白桦任编剧、彭宁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于１９８０年拍摄的这部电影，还封存在长影的片库中，至今没有公映。白桦已经７８岁，彭宁则已于前年去世。忆及当年被批判的情形，白桦告诉南都记者：“我以为在文革后所有的人都会痛定思痛，结束荒诞。没想到一切都还在继续。

大大的“？”号
　　《苦恋》主人公的原型是画家黄永玉。１９７８年他刚在胡耀帮的主持下平了反。那一年平反的文艺工作者有一大批，老舍、赵树理、周信芳、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郑群里等等。黄永玉一家人挤在一间１０平米的斗室内，没有桌子画画，黄永玉只能在墙上画。当时导演彭宁请白桦写一部有关黄永玉的纪录片，作为与黄接触较多的朋友，白桦很快就把电影脚本写好了。白桦认为这并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电影诗”：
　　侨居海外的画家凌晨光夫妇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毅然决定重返祖国的怀抱，他们的女儿也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呱呱落地。但这双爱国华侨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女儿从小也受尽歧视。女儿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最后凌晨光在逃亡中冻馁而死，临死前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号。
　　在后来持续两年的批判中，“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成为《苦恋》最大的罪状。影片中“熏黑的大菩萨”则被认为是影射毛泽东。谈及创作初衷，白桦说，想通过一个画家的不幸遭遇，揭露批判“四人帮”敌视、迫害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让人们反思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在白桦创作《苦恋》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发表了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刚于上年底开过，思想解放过程中另一著名的“潘晓”事件大讨论还要等到下一年５月。思想解放的潮水处处席卷，但是，人们思想深处的坚冰完全融化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以“暴露”为主的“伤痕文学”正在激起大家的共鸣，与那些有一个生硬的光明尾巴的创作相比，《苦恋》的结尾无疑更有着现实主义的痛苦和深刻，但是它也让一些人感到不安甚至气恼。
１９７９年９月，《苦恋》剧本在《十月》上发表，在文艺界和读者中引起反响。一位读者回忆说，当时很是震惊！很是感动！
　　１９８０年底，彭宁把它拍成了电影，最初电影也叫《苦恋》，后来送审时改为《太阳与人》。在拍成电影时，影片的结尾已经做了改动。白桦回忆说，彭宁拍好后找他看片，他发现没有拍凌晨光临死前爬成“？”号的镜头，彭解释说，中宣部长王任重认为那个结尾有问题。两个人一商量，决定拍成本文开头所述那一幕。
　　但是电影局还是拿不定主意，决定拿到中央党校和军队上作内部放映，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年轻而心急的彭宁顾不了那么多，跑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厅，邀请了７００多人看片，有外国人，还有新闻记者。看过的人都说好，说片子在替知识分子说话。《大众电影》编辑部还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文艺界人士来讨论这部片子。结果大家还是一致叫好，还有一位导演对结尾的修改提出质疑：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划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
　　白桦在这次座谈会上说，他看自己的电影第一次流了泪，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觉。
　　然而，此种情形在中央党校并没有出现，这里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说是“大毒草”，也有人说好。而军队则对他们自己的这位作家（白桦是武汉军区作家）创作出的东西表示愤怒和反对，白桦当时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说：《太阳与人》命运未定，部队上攻得很厉害。

高层的动作
　　１９８１年对于白桦而言是痛苦和无奈的一年。有本书把邓丽君作为这一年的“年度人物”，有人说她是“歌坛皇后”，有人斥之为“靡靡之音”，但老百姓热烈地追捧她。这一年还将发生很多大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当然，这一年的年末，白桦还要为《苦恋》公开做检讨。
　　年初，由《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举办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召开，白桦和彭宁携《苦恋》参加。会议主旨标明“民主、争鸣、团结”，由于大家刚刚从文革和“两个凡是”的阴影中走出来，会议气氛自然是“反左”的倾向。谢晋导演带来他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大家交口称赞。与《苦恋》一样，该片也是命运未卜，有人认为它“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苦恋》也获得大部分与会者的肯定，但影协五位党组成员中有三位对之一直持否定态度。
　　白桦还去找了胡耀邦，“我希望胡耀邦能看看这部影片，我相信他能理解它。那时求见胡耀邦比较容易，是最容易求见的中共总书记”。文革后胡在家里搞一个“无拘无束”的作家座谈会，他对文艺主张“题材多样，作家有选择的自由”，白桦觉得“共产党从此可以面对真实了”，但后来他相信这是常常会发生的“知识分子的错觉”。
　　白桦的请求也许令胡很为难。“他一定意识到这些现象很怪异，他尽量在回避。”白桦说：他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请求，但他同时指示：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这个批判已经发生，他希望尽量早日结束，尽量温婉结束。”白桦说。
　　事实上，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开始沸沸扬扬之时，针对白桦与《苦恋》的危险已经悄悄酝酿，风气颇有几分肃杀。负责编辑《时代的报告》的诗人黄钢向中纪委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查处《太阳与人》。但中纪委对很慎重，征求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意见，后来中宣部回复中纪委：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邓小平也看了《太阳与人》。白桦说，批判我的人反复让邓小平表态几次，开始第一次邓小平不大注意。他就说“批评可以，不要一棍子打死”。文化部的周巍峙说，要批判的话大家就要看片子。邓小平就又表示“那就不要批了吧”。
　　但白桦显然并不了解一位政治家思考问题的方式。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有其底线的。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７日，邓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发表了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谈话，他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但他同时表示，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邓小平对《苦恋》的批判态度不免要与一年前波兰的局势相联系。１９８０年，在波兰的罢工怒潮中，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形成对垒，统一工人党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波兰的教训使中国的领导人百般警惕。
　　时至今日，７８岁的白桦依然谈吐敏捷，思维清晰，不过眉宇间有一层淡淡的忧虑神色。“我是个很乐观的人，现在反而不是那样乐观了，也许是年龄渐渐大了的缘故。”他说，中国的机器运转得很缓慢，童年时的向往，看来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当初创作《苦恋》时，白桦并没有对这部带有实验性质的东西有过高期望，当然，也没有想到它会给自己的一生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

新时期的批判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７日早晨，白桦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电话，让他赶紧听广播，听听正在播什么。“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知道胡耀邦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文艺作品引起一场运动，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一听，果然在批判我。”
　　这一天的《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了《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批评了文艺界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文章指出：有的作品公然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描写得一团漆黑，歪曲和糟蹋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发泄不满，恶意嘲弄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像这种在政治倾向上有严重错误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批评吗？
　　第二天，解放军又用半版刊登三封军队读者来信，批评《苦恋》有严重错误。
　　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是“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决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最后指出：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随后，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杂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也都发表了批评《苦恋》的文章。最为踊跃的是《时代的报告》，它在增刊专门刊出了《苦恋》剧本，“供批判用”，在大街上叫卖。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卖报人高声喊着：“哎！快来看反动作家白桦用眼泪向社会主义进攻！”
　　白桦回忆说，全国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播发解放军报的文章。事后分析，有些人的矛头公然针对的是胡耀邦。但是，还是有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都抵制了转载的要求。
　　批判给白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在不同的人心头造成不同的影响。刚刚由“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评反的贾植芳在４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前天《解放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批白桦《苦恋》的文章，帽子一大堆，上纲法又来了，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在5月21日继续写道，这是近来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有人又想点火，但柴湿了，会燃不起来，反而熏起满天大雾，熏得点火的人满眼是泪。
　　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在５月７日的日记中写道，老教授们对解放军报批白桦文章很紧张，北大师生大都反感。
　　胡绩伟回忆说，批判文章一登，社会上以来“狼来了”，“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国内国外都引起震动，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恐慌。
　　韦君宜在一个座谈会上说，在公共汽车上，人们说，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海外华侨听说又要批《苦恋》，怕发展为反右运动，十分忧虑。
　　其实，同一时期受到批判的还有另外一位部队青年诗人叶文福，他的诗作《将军，不能这样做》，尖锐批评了军队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他在离开军队后，到处演讲批评腐败现象及社会制度的弊端。在受到批判后，叶从此销声匿迹。
　　《苦恋》惹的风波要大得多。但是，思想解放路途中的这次批判，显然已经不可能再像文革时对《海瑞罢官》和《武训传》那样的大鸣大放和人身迫害了。

批判与文革不同
　　“我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后来我一天收的信有几千封。”白桦说，这使他感到文革后与文革是大大不同了。“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
　　一位内蒙古姑娘写信给他说，倘若这次“在劫难逃”，真诚地邀请他到草原上的蒙古包来，她会给他准备一双筷子。
　　一群在武汉市就读的大学生前往武汉军区大院，要求声援和保护白桦。其中一名学生将一个红包放在他的桌子上便转身离去。打开红包，里面装着一块石头。
　　“人们不再像文革时候一样，脑子连想也不想，就去参加批判。而且他们觉得这些批判的语气跟文革仍然别无二致，所以很反感。”白桦说。
　　事实上，对《苦恋》的批判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全国文联主席周扬说，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是对作品采取“枪毙”的办法。后来他又讲，社会要让作家要于讲话，敢于负责，而不是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这才是我们国家兴旺的景象。要人们敢于讲话，也难免要讲些错误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可怕，人们不敢讲话才是可怕的，危险的。
　　5月22日出版的《文艺报》刊发读者来信，认为对对《苦恋》的批判“采用了不够慎重的方法”，“使得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即使《苦恋》有原则性的错误，也只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分析，不能无限上纲”。
　　由于人民日报不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有人认为胡耀邦是后台，把状等到了邓小平那里。７月１７日，邓小平召集文艺界领导谈《苦恋》批评问题，他说，《解放军报》对《苦恋》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无论《苦恋》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
　　邓又指示，《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
　　８月，有３００人参加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召开，胡耀邦在会上说，《文艺报》要写出好的批评文章，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白桦同志也是个帮助。但他同时表示，为了避免围攻，批评还是适可而止的好，不要集中在一个人、一部作品上面。对白桦，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他还是写过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得，应该批评。
　　９月２５日，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解。１０月，胡又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说，批《苦恋》的事了结了。
　　《文艺报》发表了《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１１月，白桦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进行检讨。“检讨五次都没有通过，压力很大，后来检讨内容经过中央领导修改让我在上面签字。”白桦告诉南都记者。
　　检讨信在《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后，《人民日报》又予以转载。至此，《苦恋》风波归于平息。次年，因为《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了《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还将惹起一场风波，到１９８３年，中国还要进行一次清理精神污染的活动。
　　白桦并不认为这是一次正常的文艺批评，“正常的文艺批评应是没有党政干预。这次批判不惜惊动最高层，哪里是为了一个电影剧本的争论呢？”
　　在批判过程中，白桦并没有再遭受文革中那样的境况。5月25日，在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中青年新诗的优秀作品评奖会上，他的诗《春潮在望》获得了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新诗奖。７月份他还应约在作协下的《新观察》杂志发表了《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

人是不能够改变的
　　过去近３０年了。现在，白桦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位霜发雪白的老人。你在南京路上看到一位老者穿着件黑色大衣，戴着顶鸭舌帽，背着台笔记本电脑，那也许就是他。１９８５年，白桦到了上海作协工作。
“我觉得人从根本上来讲，是不能够被改变的。”他说。
　　《苦恋》不是白桦写的第一部政治敏感题材作品，在“四人帮”被抓之后，他就创作了《曙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戏没人敢点头公演。在《苦恋》之前，他的另一部戏《今夜星光灿烂》已经被批判。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还问过他“怎么老是朝枪口上撞”？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也是很遗憾的事情。”他说，“我相信，历史老人是公正的”。
　　其实，就在《苦恋》挨批过程中，１９８０年７月，白桦还在黄山笔会上说，“作为一个作家，是被人民抛弃掉呢？还是让权势者抛弃掉？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只能站在人民一边。”
　　“我这个人是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但是我必须走向真实。”白桦说。
　　现在，老人依然在“走向真实”的路上，继续写小说、剧本，他的性格完全没有改过。１９９７年他写过一首诗《从秋瑾到林昭》，里面有这样几句：
　　我自己知道，即使把我放在砧上，
　　我都会像冰山那样沉重和冷峻；
　　虽然我的脸上挂着儿童般的天真，
　　那只是为了衬托鬼魅的狰狞。　　　　

本文参考徐庆全《<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及本报记者黄长怡对白桦的专访。

奥运北京：残疾人——期待与改变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Mon, 21 Jul 2008 00:37:36 GMT

日期：[2008年7月21日] 　　周丙杰家外的无障碍坡道。　　心目影院志愿者在引导盲人去车站。　　牛正午和一位精残人士为他画的像。　　智障人士赵立明在码信封，30个一撂，来“温馨家园”前他只能数到5，现在能数到30了，而且正在向40努力；周丙杰的家经过无障碍设施改造，他可以自己操纵轮椅出门了；每次到了“心目影院”放电影，盲人王秋生、杨春夫妇都会来听电电影。
　　在处处鲜花的7月北京，一些残疾人正在享受着奥运会、残奥会给他们带来的变化。
　　跑车的速度飙升。周丙杰坐在轮椅里，自由操纵。他戴着耳机，《极品飞车9》的音效在耳边轰响。鼠标边，是塑料尿壶。
　　在暑假里，他比平时更多地沉浸在这款追求速度和超越的游戏里。此时，他的父亲驾驶着公交车行驶在北京街头。七月的北京，处处鲜花。
　　7月15日，距第29届北京奥运会还有24天，距第13届残奥会53天。
　　周丙杰母亲王秀红在看电视。现在她不必再担心抱不动儿子出门。大门外修了平缓的斜坡和不锈钢栏杆，院内装有公园金属活动式斜坡，经过无障碍设施改造后，周丙杰可以自己操纵轮椅或由王秀红推着出门。到附近的河边公园坐坐，或是到超市看看。
　　5年前，被“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病症折磨的周丙杰完全无法行走，坐上了轮椅。周丙杰每一次出门，王秀红都要喊东家叫西家，或者随便“抓”一个正从门前经过的居民，两三个人七手八脚把他从屋里抱到院外。这个过程可能让15岁的少年感到屈辱。
　　今年助残日前，周丙杰家进行了无障碍设施改造，卫生间马桶旁边还安了扶手，墙上安了折叠式浴凳。周丙杰不用再麻烦妈妈在卫生间照顾自己，这在过去难免有些尴尬。奥运会和残奥会即将举办之际，轮椅男孩周丙杰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
　　2008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牵手残疾人，走进残奥会。北京的残疾人感受到了这种改变，公共场合完善无障碍通行有目共睹，奥运会、残奥会场馆为残疾人准备了专用通道。好处也直接“分配”到个人身上：海淀区成骨不全患者张燕燕获得了一张轮椅，宣武区盲人杨春家常积水的低洼处垫平了，朝阳区盲人马新宇听力也不太好，最近他将得到一副新的助听器。而在朝阳区高碑店社区“温馨家园”内，患精神分裂症的牛正午、王长河从劳动康复中体验到重返社会与人群的快乐。
　　去年，北京市对1530户重残人家庭进行了免费无障碍改造，今年上半年，东城区又有600户重残户进行此项改造。在去年9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中国残联理事长汤小泉说，举办残奥会，给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温馨家园”
　　“牛正午刚来时非常冷漠，不跟人说话，现在他是没完没了地说，特愿意表达。”
　　7月14日上午，牛正午在专心地叠信封，其他十几位精残人士，有的在叠，有的在粘。信封上写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人民政府”字样。智障人士赵立明把粘好的信封码好，30个一撂。在来高碑店社区康家园小区“温馨家园”之前，赵立明只能数到“5”，现在，他能数到“30”了。
　　牛正午今年23岁，两年前，他第二次参加高考，依然没有考上心仪学校，而且，分数更低。以前爱踢足球爱唱歌且“一根筋”的牛正午忧郁了，不再跟人说话，却听到总有人跟自己说话。经诊断，他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那个并不存在的人固执地在牛正午看不到的地方絮絮叨叨，而且说的全是他的坏话。牛正午住了3个月的医院，但每月5000元的费用让家庭难以承受。他回到家，继续吃药，过了两年。两年间，所有的朋友都与他失去了联系，吃饭、看电视、睡觉、沉默。
　　2006年，朝阳区高碑店街道（乡）在康家园小区筹建温馨家园，投入500万元的温馨家园是高碑店街道10个重点工程之一。温馨家园是依托当地公共活动中心为残疾人提供综合性活动和服务的载体，残疾人不出社区就可以得到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维权、生活照料、文体活动、托养等各项服务。目前，全北京市温馨家园共有1400多个（其中150个是示范点），可以覆盖北京市一半的残疾人，北京目前共有99.9万名残疾人。
　　去年5月份，在第十七个助残日，康家园小区温馨家园投入使用。11月份，牛正午被母亲带到了这里。当时家园正组织残疾人开联欢会，牛正午为大家唱了一首歌，“把我们所有人都震住了。”温馨家园职业劳动康复管理人员孟永红说。
　　可是新环境让牛正午发怵，“我有点害怕”，但逐渐地，大家都主动找他说话，“没有人会歧视你，彼此都一样”。牛正午开始喜欢上温馨家园。
　　“牛正午刚来时非常冷漠，不跟人说话，现在他是没完没了地说，特愿意表达。”“残疾人士来温馨家园之前都已经几年不出家门，在温馨家园的集体生活、工作其实是一个重返社会和人群的过渡、适应过程。”孟永红说，刚开始精残和智障人士都需要家人的护送才能到达温馨家园，半年之后，他们都可以自行前来了。
　　失去的世界正慢慢找回。老同学恢复了联系，牛正午又开始上网QQ聊天。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半，他从家里出发，步行半小时到温馨家园。8点半到九点，大家一起跑跑步做做操，九点到九点半，读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之后是劳动康复时间，残疾人士一起粘叠信封。11点后，在等待吃午饭的这段时间，大家一起做游戏或者打纸牌。下午2点到4点继续粘叠信封。4点后，就可以回家了。
　　7月15日上午，结束劳动后，牛正午抱着一把吉他弹起来，赵立明与王长河则一个唱歌一个伴舞。赵立明拿着两把彩扇，扭起秧歌，这个舞蹈在高潮时有一个“高难度”动作，赵一腿向后高高跷起，上身伏下，用嘴把放在地上的一把彩扇叼起来。
　　去年11月，残联主席邓朴方到康家园小区视察温馨家园，赵立明表演了这个舞蹈，还与邓朴方合影留念。
　　赵立明是一位智障人士，温馨家园一启用他就被家人送到这里。34岁的赵此前一直到处捡垃圾，到温馨家园后他依然按自己的想法收拾和摆放办公物品，他刚来的那段时间里，孟永红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赵藏起来的东西找回来，比如赵通常会把桌上的材料放到柜子顶上。
　　赵立明刚来时只能数5以内的数，现在他能数到30了，目前正在练习数到40.
　　变化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47岁的王长河吃了30年的药，脾气粗暴，原来在家时常打骂父母，现在他情绪好多了，很少有过激行为；曹广富穿着上像个普通人了，没人再好奇地看着他，以前他经常戴着顶列车乘务员的帽子到处走。
　　康家园温馨家园劳动康复中心现在有16名精残、智障人士，目前已经有三人实现了就业。在孟永红看来，很多人都可以重返社会了。这些人都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低保，他们在温馨家园的午饭费用从低保金中扣除，这里还备有药柜，每个人吃什么药标注得很清楚。
　　年轻的牛正午认为这些药“挺毁人的”，温馨家园的作用比药物好。“我想重拾课本，以后读个夜大学什么的。”
　　无障碍改造
　　改造后，周丙杰可以自己到卫生间方便和洗澡了。
　　周丙杰5岁时，摔了一跤，很久才爬起来。他变得越来越爱摔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随着年龄的增长显露出来。丙杰上到了三年级，拿回了一张百字测验的奖状后，再也不能去学校。2003年，周丙杰已经离不开轮椅。
　　让周家人感到幸运的是，从2004年开始，高碑店残联组织了“送教入门”活动，两位退休老师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到高碑店村来，教周丙杰语文和数学。现在，他已经上到了六年级的课程。
　　王秀红没法继续工作，在家照顾儿子。每天，她把儿子抱进轮椅或者抱下轮椅，儿子大了，她一个人抱不动周丙杰了。下午，王秀红照例会推儿子到外面走走转转。她先把轮椅搬到院子外，再喊邻居一起把儿子从屋内抱出来。邻居家没人，谁从家门外走过她就叫来帮忙。这种情形令周丙杰宁愿呆在家里打电脑游戏。
　　4月份，高碑店残联派来的施工人员来到周家，在三天时间里，周家门前的台阶变成了一个平缓的斜坡，辅以不锈钢扶栏，院内的台阶处则安置了金属斜坡。接着另一支队伍将卫生间换上推拉门，并在马桶旁安装了扶手，在沐浴处安装了一个折叠式浴椅。
　　今年高碑店残联投入78000元，对18户重残户进行了无障碍改造，“被改造家庭是在生活最困难的重残低保户中选取的。”高碑店残联理事长凡细火介绍说，这些重残户中最多的投入了3万，最少的也花费了4000元。改造项目包括残摩车棚、门前坡化、室内无障碍化改造、卫生间改造等。
　　周丙杰很喜欢那个黄色的充满卡通趣味的折叠浴椅，他用一把锁把浴椅锁上，“这是我专用的”。
　　无障碍改造后，周丙杰可以自己到卫生间方便和洗澡了。下午，不用再找人帮忙，王秀红自己就可以推儿子出门，或者周丙杰独自摇轮椅出门。
　　4月时，海淀区的重残户、成骨不全患者张燕燕家也准备进行无障碍改造。施工人员打算在一楼楼梯处铺设一道斜坡，但发现这栋楼的楼梯宽度根本不容许再做改造。“后来残联说设计一个活动坡道。”张燕燕说。
　　近一年的变化令张感到欣慰。春节前，她从街道残联得到了一张新轮椅，生锈的旧轮椅终于得以替换，有的残疾人则申请到了马桶或者尿不湿褥子。“政府确实为残疾人办了不少事”，外出时，“医院和银行都有了轮椅通行的斜坡，比过去方便多了。”她说，奥运会、残奥会前增加了残疾人福利。
　　45岁的张燕燕个子只有50厘米高，下肢严重萎缩。成骨不全患者往往被称为“小矮人”或“玻璃骨”，他们极易发生骨折。张家住一楼，从外面回来，她先把轮椅放在楼梯下，然后拄双拐登上三级楼梯入屋。她的母亲72岁了，父亲已经过世，她白天常常在楼前的树荫下坐着，或者到邻居一位大姐姐家交流刺绣经验。活动坡道做好后，张燕燕进出将变得方便。她还知道离家三站地的马甸建设了一家“温馨家园”。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中国残联理事长汤小泉曾说，残奥会将惠及普通的残疾人。这一说法正通过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变为现实。北京市无障碍设施重点改造项目达6000多项，投入资金6亿多元。作为迎接残奥会的重点工程，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在文化保护前提下进行了无障碍改造。还有机场、车站、地铁、公交、商场、旅游景点都开通了无障碍通道。
　　在东城区，共600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设施改造，380余户残疾人家庭居室卫生间安装了抓杆、上翻扶手和折叠浴椅，13户盲人家庭门前铺设了盲道。
　　高碑店地区是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宾客项目定点接待社区，街道残联理事长凡细火说，高碑店地区有残疾人1048名，有880名实现了就业，没有就业的享受了低保。现在，除了康家园小区温馨家园外，高碑店社区残疾人温馨家园也正在紧张建设，“它具有服务、教育、活动、展示四大功能，让残疾人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这也是全北京市两个重点宾客接待项目之一。
　　民间的关怀
　　心目影院刚开办时，很多盲人几年没出过家门了，身上的衣服很大味，现在，盲人们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7月12日，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30多位盲人正在倾听一部反战类的电影。随着影片的推进，一位志愿者正在向盲人们讲述画面上的细节。这里是“心目影院”，为盲人“说电影”的地方。
　　这种形式已坚持了三年，“盲人们聚在这里，与志愿者们交流，减少他们与社会的隔阂，使他们走向社会，从接受者变成参与者。”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官员申权说。红丹丹是一家民间组织，它像政府一样，悄悄改善着残疾人的生存状态。
　　“说电影”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一位志愿者介绍说，心目影院刚开办时，很多盲人几年没有走出过家门了，身上的衣服很大味，现在，盲人们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王秋生、杨春夫妇家住宣武门外，先坐上102或者105路车，再转5路车，每次“听电影”在路上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杨春的眼睛完全瞎了，王秋生还有些光感，“能看到点路”，但两人还是坚持常来。“眼睛越来越差，窝在家里老瞎想，到这里听听电影、跟人聊聊天，心情会好一些。”王秋生说。
　　王秋生夫妇“听电影”时，马新宇正在红丹丹交流中心二楼录节目，录制的内容将拿到电台为残疾人播出。在工作间隙，他打开收音机听奥运火炬传递的现场转播，那天祥云火炬正在大庆传递。马享受政府低保，最近残联还将向他提供一副新的助听器。
　　26岁的马新宇少年时期就因青光眼看不到东西了，耳朵也不好使。盲校初中毕业后，他参加了北师大的心理培训班，后来在信息台为残疾人做心理辅导。他乐观，常拿自己开涮，“集几十种病症于我的一双眼。”他来到红丹丹文化中心工作已经5年了。“残疾人大都比较敏感、多疑，这种心态下他们没法跟健全人交往。”马认为心目影院通过讲电影引导盲人融入健全人生活之中。
　　马新宇的工作是帮助其他残疾人，而他本人也是受益者。在“红丹丹”的工作中，他变得更为乐观和通达。
　　“瓷娃娃关怀协会”是关注成骨不全残疾人的民间组织，遇到困难时，张燕燕经常向“瓷娃娃”求助。协会去年5月成立，负责人王爽说，中国目前有10万名成骨不全残疾人，但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协会在治疗及维权等方面向成骨不全残疾人提供帮助。
　　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大背景下，政府及民间组织都在努力改善中国残疾人士的生存处境。
　　还欠缺什么
　　“在发达国家，经常在街道上可以看到轮椅人士，但北京街头能看到多少呢？他们更愿意呆在家里不出来。”
　　今年4月24日，胡锦涛签署第三号主席令，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申奥成功显然加速了北京乃至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北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张秋平坦言，北京的无障碍设施跟国际发达城市还有差距，“但申奥成功后的这6到7年，北京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2004年5月16日，北京在全国率先颁布了《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条例规定，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与居住建筑及城市道路，必须建设无障碍设施。
　　对于盲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出行。北京市1991年出现了第一条盲道，如今盲道已超过880条，加起来有1541.3公里。马新宇欣慰地表示，原来家门前经常被小贩占压的盲道现在让出来了。
　　但盲道被占压现象仍很普遍，汽车和摊贩车辆经常停放在盲道上。盲道施工也多有不合理现象，据朝阳区盲人协会的调查：有的新修的盲道没有避让道上的大树、电线杆等自然物和公共设施；有的盲道在不长的距离内曲曲折折，盲人难于行走；还有的盲道时断时续，不知所终。
　　更大的不便也许存在于人心。前不久，张燕燕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轮椅摇到路边，多辆出租车驶过，都没有停。“他们还是觉得载我们太麻烦。”王秋生、杨春夫妇说，等公交车时，你问人是不是102路来了，有时候根本没人理你。
　　张燕燕原本是有工作的，她家在临街的墙上开了个小窗口经营日杂用品，后来这条街道搞“示范工程”，窗口被填平了。虽然现在享受低保，但张对有工作的日子仍很怀念。
　　“他们需要的不是好奇和同情目光，他们需要社会的公平对待，融入社会。”瓷娃娃关怀协会负责人王爽说，很多残疾人名义上就业了，其实只是从企业拿份工资，为企业完成残疾人就业指标。马新宇认为，残疾人融入社会才会消除歧视，正像红丹丹中心所倡导的，“从接受者变成参与者”。
　　令王秀红忧虑的是，虽然家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但周丙杰越来越沉迷于《极品飞车》的虚拟世界里，宁愿不出门。年龄在一天天长大，小时的玩伴却在悄悄离去。“过去他们还到我家来玩，现在都不来了。”王秀红发现儿子变得越来越孤僻了。她安慰自己，也许周丙杰能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坐着轮椅。
　　“残疾人上街，仍被健全人像看动物一样看待。在发达国家，经常在街道上可以看到轮椅人士，但是，北京的街头能看到多少呢？他们更愿意呆在家里不出来。”王爽说。
　　现实中的障碍正在一点点消除，人心的樊篱却依然顽固。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中国残联理事长汤小泉说，“我希望在北京残奥会之后也能够给中国留下一座无障碍的城市。”

灾区志愿者札记（原载南方传媒研究第１３辑，发表时有删节）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Fri, 18 Jul 2008 09:17:29 GMT

志愿者札记
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　贾云勇
一、送米五福村
　　５月２２日晚上八点多，北京绿野户外救援队的的“不困”（绿野户外的网名）带领一支六辆车的车队到达安县五福村。天已经完全黑了。车队停在公路旁，以车灯照亮。我也掺杂在其中，我的写稿任务已经结束了，在离开四川的最后一天，我决定跟随自己采访过的这支志愿者团队，也做一天志愿者。
　　这种心态缘自某种补偿的需求。在大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中，记者这一行当的不义性在我的意识中突显出来：别人都在救灾，你却在想着写出一条符合专业要求的稿子来。在平时的采访中这不是个问题，但在四川我有点说服不了自己。我的同事小东说，我们写稿子就是救灾。但我觉得我不是。
　　车队运来了一吨大米和６０顶账篷、１１捆彩条布。绿野救援队征得牛博网的罗永浩同意，用他募得的捐款采购了大米，账篷则来自天使妈妈基金的捐赠。车辆全是成都当地的志愿者提供，他们还将充当搬运工。其中有一对母子，都是高高大大的。还有一位四川省公证处的女工作人员，我已经第二次看到她为绿野队寻找车辆。上一次，我看她身材挺胖，劝她不要到灾区去了，“那里需要棒小伙”，她为此还生气不理我。
　　志愿者原打算把物资背进五福村的一个村民组，这个村民组离公路有几公里山路。地震后，这段路被倾覆了，极其难走，还要经历余震的危险。这个村民组并没有经历大的伤亡，一位老太太遇难，但也因此被政府救灾网络忽视。村民没有东西吃，也没地方住。绿野队已经往里面背了几趟物资。
　　背大米进山的计划被夜幕粉碎。志愿者们决定把物资缷到路边，“不困”带领３名有户外经验的志愿者进山，带几个村民下来看过物资。明天由村民自行把大米等物背进山去。
　　“不困”等人出发了，他们戴着头灯，钻入大山与夜幕。我有些遗憾，背米计划于我而言是次道德救赎，它搁浅了。但我随即又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羞耻，做人真是左右为难。
　　路边是五福村的另一个村民组，这里的人能够吃上政府送来的饼干、面包和水。但是灾民连续地吃面包和饼干已经变得焦燥，他们想吃上平时吃惯的大米。志愿者们跟这个村民组的老乡拉家常谈疾苦，但没忘关闭了车门，以免村民们哄抢大米。
　　这种危险并非不存在。车队经过小坝镇时，在往那里的救灾医疗队缷药品时，几位老乡拒绝了志愿者的面包，但恳求缷下一些大米。志愿者考虑到五福村里还没有基本生存物资，无奈地拒绝了。
　　４０分钟后，山上那个村民组的几个村民下来了，他们打着木柴和树皮扎成的火把。“你们的人还在后面，我们都已经睡下了，叫人起来下山得花些时间。”
　　过了不久，“不困”等人又领着一批村民下来了。“不困”的头发被汗浸得湿淋淋的，在头灯下冒着烟。这个小伙子显然发现把所有物资都给山里的村民组容易引发两个村民组之间的矛盾，于是他找来两个村民组的组长在一直商量，商量的结果是：两个组大致各分一半物资，山上的村民组得到份额稍大一些。
　　志愿者与村民排成了队，把各辆车上的物资缷下来并传送到物资堆放点。这个过程志愿者充满了快乐，忙活了一整天也许等的就是这十几分钟的“体力活”。
　　两组村民各自看守自己的物资，他们搭起临时账篷，在物资旁过夜。两个村民组的组长分别给“不困”开具了收条。山上那个组的组长是个瘦削的老人，他向志愿者表达感激之情，并对“不困”说：我以为你们今天来不了了。“不困”回答：我说了今天来，就一定会来。
　　二、道同，路不同
　　在牛博网罗永浩团队看来，绿野队的做法并不可取。“我们从来不把物资直接送到灾民手中，我们送到村委村干部那里，由他们统一发下去。”罗永浩团队的志愿者廖新说，直接分发物品满足了志愿者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但是会造成其他灾民的不满，他们会到政府去上访要求得到相同的份额。
　　廖新所批评的个人英雄主义心态　，我相信志愿者们内心多多少少都有点儿，绿野队的那帮哥们也概莫能外。
　　罗永浩团队募集了大量的文艺界名人捐款，有１５０多万元。北京《新世纪周刊》编辑记者的捐款都进了老罗的账号。他们用大货车把善款换成的物资运到绵竹等地灾区的村庄里。
　　但这个团队因在网上的“冒头”也遇到了麻烦。５月１９日，他们在建行开的捐款账号被冻结了，捐款只进不出。廖新说上述那番话时身处成都市公安局信访办的门外，那是５月２１日。他的伙伴罗永浩和黄斌正在信访办跟公安谈判。大批媒体记者聚焦在门外，等着谈判结果。“我是暗处打埋伏的，如果他们两个出不来，我就得赶紧回去想办法捞他们。”廖新笑着说。
　　老罗这人看起来很犟，在跟公安谈判前，他对陆续赶来的记者说：“我表明三点，第一，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违法的，如果违法，是违的哪个法律的哪条哪款；第二，如果不违法，为什么不让我做。第三，如果不让我再做，捐款全部退还捐款人，我不会把它移交给红十字会（此前他的助手黄斌说，公安劝他们停止活动，把捐款移交给红十字会或者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
　　事情不像他们想像得那么坏，２１日下午建行的账号解冻了，老罗的民间救援活动继续。
　　老罗的压力很大，他跟绿野救援队的一位志愿说，账号被冻结那两天他在宾馆里哭了几次。让这位前英语老师更感到无奈和恼火或者委屈的还有后方的审计，忙活一天累得要死回来还要仔细清理发票和单据以及应付后方的“挑刺”，这的确让人窝火。“不能提供正式发票的商家的帐篷我们不会买，即便灾民正站在露天的雨中等着，不能提供带公章的收条的受灾村我们一粒大米也不会捐赠，即便村民正在挨饿，即便村长不能提供公章的理由是公章和村办公室一起埋在倒塌的山里。”
　　老罗想以后再有救灾活动时要设一个信任账号，就是全凭良心，不需审计的那种。
　　与老罗的团队相比，绿野队的另一名成员“叽叽歪歪”在审计方面却轻松得多。他本名叫杨艳武，是北京一家公司的员工。他没跟绿野队的其他成员扎堆，自己单干。当时，在成都市红十字会，很多志愿者带有大量的物资，却不知送到哪里去。“叽叽歪歪”的长处是对灾区熟悉（他前期曾参与搜救活动），于是他专门找这样的志愿者，再联系货车，把物资送到最需要物资的村落。他只需要对物资捐助者一人负责并提供相关手续，自然要轻松许多。
　　后来，他经手的物资越来越多，甚至有四个希望小学的捐赠者请他选址。５月２９日，淘宝网的人找上他，只问一个问题：东西为什么不给红会给你？饥饥歪歪回答说，“红会当然也会把你的东西一件不少地发到下边，但可能要三四天，我当天送到，最多第二天。”
　　三、红会门前半小时
　　地震后，大慈寺旁边的成都市红十字会从最冷清的地方就变成了最热闹的所在。物资、车辆、志愿者……５月１８日上午，我与绿野救援队在这里“接头”。
　　红会门前立了几个帐篷，红会人员在下面办公，分为车辆、物资等不同的组。虽然媒体对红会的物资分流速度有不同的质疑，但是我觉得红会门前这一块还是基本有序的，这么大的受灾面，任谁估计也难做到很从容。红会的人物大概也不够，所以我看到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志愿者充当。
　　大量的志愿者站立在这里等待，我不确定他们都在等什么。因为当有缷货任务到来时，大部分志愿者显然并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在他们的想像中，最好的工作当然是到一线去挖人救人。但是这已经是地震后的第６天，前方最需要的是医护人员和退伍兵，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医护志愿者请到这里集中。”两个红会的小姑娘举着牌子足足喊了十分钟，而前也没有站立一个人，后来俩人都疲倦了。从河南来的一个中医上前问了一下就失望了，“他们要有医师证明，可是我来时没有带。”
　　很多志愿者无所事事地坐在马路边，有的在专注地发送手机短信。不断有满脸兴奋的刚直到的志愿者涌进来。一个志愿者对他的伙伙伴们说，刚才红会的人说咱们在这里照个像合个影，就可以回去了。这话招致志愿者的愤愤不平。
　　这时候一家药厂来捐物资，负责人与红会的人在红会招牌前合影，有人扛着摄影机在记录。不久，现场的红会人员就都换上了这家药厂的广告T恤。
　　４名来自廊坊的志愿者跟上了绿野队的一个分支，他们带了几车货想送到灾区。但直到半路听说要去的地方有可能发生了疫情，所以去的人越少越好。四名志愿者坐飞机来到灾区，就是要亲自出把力，但提供车辆的当地志愿者产生了犹豫。最后这支车队到了小坝镇灾民安置点，没有干上活，四名志愿者很失望。不知道后来他们有没有机会上一线。
　　疫情的说法有时并不确凿，在５月１７日晚，一位空军的人士来到绿野队营地，在他的描述中成都以久的很多地方，包括什邡、彭州都是不能再去的。这个说法让绿野队的部分队员莫衷一是。后来证明灾区的信息传播还是一团混乱，因为在１８号到２５号这几天，来自广州妈妈网的两名女志愿者，她们分别带着物资去了彭州、什邡等地，那里没有实行交通管制。我们对政府过去的一贯的看法可能会干扰对客观形势的判断。
　　四、志愿者的力量
　　“叽叽歪歪”：离开灾区时，不但把随身带来的２万元钱全部买成了救灾物资，在此期间他还经手了上价值上千万元的别人委托的物资。
　　“同心会”：两周时间里这支由广东医护人员、野外救援专家等人组成的救助队在重灾区绵阳辗转10余个城镇，救护了1500多人，从废墟中扒出15名垂死老者。这是一个由QQ群成员临时召集起来的团队。
广妈网：有着２０万成员的广妈网专门求助灾区的儿童和母亲。她们捐款１６万元，两名爱心大使深入灾区，举办了一次大型赈灾主卖，先后向灾区发送四批救灾物资。
　　它们并不是成型的NGO，但这次地震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我们再一次受到教育：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不是万能的，它虽然宏大但不可能做到无孔不入。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我们的生活空间一直以来是“有国家，没社会”。这一次，官方应该明白，民间力量并不是他们想像中的老想着颠覆他们的政权，民间力量是与国家力量搭配的共同的社会价值。
　　前几天，听到法国台的一个评论：这次中国的大地震中很多NGO组织从黑暗中走出来，但不知道将来他们的命运怎样。
　　很不幸这里有一个例子：５月２２日，由志愿者临时组织的信息平台“爱心通道”被警方宣布为“非法组织”，在场的志愿者都哭了。“爱心通道”其实是一个物流机构，它把机场的物资与灾区灾民对应起来，实现迅速流转。它在运作中壮大，最后登记志愿者２００名。他们的理想是一个没有领导的集体，只有协作，这样可以保证高效和没有官僚化的危险。５月３０日，“爱心通道”成都总部正式解散。
　　志愿者和NGO，在这次大地震中改变了很多灾民的生存状态。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今后能否在官方的视线中有所改善。（完）

奥运志愿者：改变与被改变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Fri, 11 Jul 2008 14:57:01 GMT

7月8日，离第29届北京奥运会还有一个月。北京街头，处处可见城市志愿者的身影。外省招募的赛会志愿者，也陆续于近日抵京。而100万普通志愿者，早已活跃在车站、地铁、胡同……　　“志愿者的微笑是奥运会最好的名片”，这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口号。1500余名前期志愿者、10万赛会志愿者、40万城市志愿者、100万社会志愿者，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他们的微笑和汗水，这是商业化体育赛事减少成本的必然途径，也使公众更多地参与其中，使体育盛会成为文化盛会和交流盛会。同时，因一场体育盛会而茁壮成长的志愿者精神也必将继续影响这个社会的后奥运时代。它必将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紧张与神圣
　　20岁的李光明对服务奥运充满神圣感；大三女生肖旭则为生日与北京奥运会同日而倍感骄傲
　　总部酒店“80后”
　　秦斌吸了口气，不免还是有些担心，但他沉稳地推着餐车行走在17楼的走廊里，接近那套VIP包房。
　　这个18岁的男孩走在散发着百年历史气息的北京饭店A座里。东长安街与王府井交叉口处的这个建筑群见证了100年来中国的风云际会与曲折坎坷，众多的历史人物于兹留下足迹。1949年10月1日，这里举办了“开国第一宴”，59年后，这里成为第29届奥运会的总部酒店。今年4月，桂林职业高中学生秦斌在学校的“奥运志愿者”招募中成为进驻总部酒店的服务人员。
　　秦斌以为会被保镖搜身，但是没有。他把餐车推进VIP包房，看到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以前他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这位政治人物。“他们夫妇对我很和蔼，很亲切。”4月29日上午，连战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水袖”雕塑揭幕，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连战进行了会晤。
　　另一批招募的38名“奥运志愿者”于5月4日早晨来到北京。这是来自河南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也是总部酒店的服务者。
　　20岁的李光明刚到北京有点“晕”。这个从来没有出过河南的旅游管理系学生对成为奥运会总部酒店的服务人员充满了神圣感。这种情绪弥漫在同学们中间，“80后”的青春因奥运而更显荣耀。
　　北京饭店的装修并不比李光明以前实习过的酒店光鲜新潮，甚至有些地方显得陈旧，但“你明显地感到它独特的政治气息”。这种气息让人荣耀并略感紧张。李光明被分配到了“送餐部”，送餐部的任务是把客人的点餐送到客房，76元一碗的小馄饨让来自农家的李光明不胜感慨。
　　李光明的工作白天夜间交叉进行，5月下旬他曾连上4个夜班。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前不久摩洛哥首相以私人身份到中国，由于来的人很多，点餐分外繁忙。在夜间到早晨这段时间，李光明持续为首相的两名保镖送了十几瓶啤酒。
　　李光明的同学、19岁的洛阳女孩戴培培被分到饭店18层工作，这是个神秘所在。戴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她可以经常在18楼看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召开会议，她还在这里为到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服务。“7月中旬北京饭店就要封楼了，那时才是我们最紧张和忙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戴培培将不能向外界透露她在工作中看到的一切，“这是保密纪律。”
　　引语记者
　　赛会志愿者、北京体育大学大三女生肖旭的紧张时刻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作为2005年江西省高考英语科状元，在2006年8月份举行的“好运北京”第 11届世界女子垒球世界锦标赛中，肖成为一个“引语记者”。“那次比赛被北京奥组委看做首个奥运会‘测试赛’，所以备受关注。”
　　肖旭的工作是在每次比赛后迅速采访双方队员和教练，把他们的感想译成英文后放在场馆媒体发布的终端上，这样，各国记者就可以从终端上查到队员们的这些“引语”。这些志愿者的角色实际上是奥组委的官方通讯社。
　　高尔夫管理专业的肖旭此前对垒球赛事一无所知，她与其他志愿者一起观看录相学习垒球规则。到比赛开始时，肖旭已经可以为不熟悉此项运动的记者答疑解难。
　　去年8月，“好运北京”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举行，肖旭进行了持续一个月的培训。那次比赛只有她一个来自中国的引语记者，其他3人是美国的志愿者。当对伊朗队进行采访时，她发现对方说的是波斯语，英语全然没有用武之地。肖旭只好缠住了惟一的一位伊朗记者，软磨硬泡，请他当起了传声筒，才完成了“引语”工作。“测试赛是对一个场馆奥运比赛的预演，志愿者服务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好运北京”测试赛中，共有15000名赛会志愿者提供服务。
　　这样的经历让肖旭对即将正式到来的赛会志愿者工作“不太担心”。一个月前她接到了奥组委的通知书，她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担任奥运会摔跤比赛的引语记者。好消息尽在意料之中，显得波澜不惊，“引语记者还是很缺乏的。”肖旭的生日是8月8日，与北京奥运会同一天，她因此而倍感骄傲。
　　成长与喜悦
　　邱玉平最回味的话是:“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志愿者立方”
　　女孩王旭穿了双新鞋子，走到王府井步行街时，她的两个脚趾磨破了。城市志愿者、隆福医院护士商翠为她处理了伤口。她在记录簿上写下“用去了两块纱布”。
　　7月1日，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38天，200个网点的城市志愿者开始上街服务。在以后的100天里，将有40万城市志愿者在550个网点为公众提供信息咨询、应急及语言翻译的服务。
　　8时30分，邱玉平和她的伙伴们，在一分钟之内打开了“志愿者立方”，使它成为一个服务亭。他们面前是繁忙的王府井步行街。服务亭备有宣传资料、小药箱，小黑板上的当日天气情况吸引了不少路人观看。为王旭处理磨破的脚趾成为服务亭第一起“应急服务”。
　　家住怀柔的志愿者、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生王希当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了，但紧赶慢赶还是晚到了半个小时，这让她深感惭愧。王的同学、家住昌平的刘洋也是5 点半起床，则早到了一个小时。第一天上街，城市志愿者们沉浸在兴奋中，他们向每一个走近的路人微笑，送上北京最美丽的“名片”。
　　邱玉平是这个城市志愿者服务点的站长，她和队员们一样兴奋。在以后的时间里，她与另一位站长将带领十几位志愿者分成两组，为公众服务。
　　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巨明告诉南都记者，城市志愿者是北京奥运会的独创，“运动员和观众不但在场馆内得到赛会志愿者的服务，在场馆外也会得到城市志愿者的服务”。
　　骨干训练营
　　入选的年轻人经历了必要的培训。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团工委副书记郭燕说，志愿者要熟悉奥运知识、北京的传统文化，针对残奥会，还进行了手语及引导盲人过马路等训练。
　　邱玉平这样的“骨干”则经历了更为严格的遴选和全面的培训。今年4月，在递交登记表时，她注意到需要填报身份证号，这意味着要经历“政审”。在河南，李光明的政审早在去年7月就已进行，他老家的村委会向警方出具了证明，表明他的父母亲戚没有参加过非法组织。“政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往届的奥运会志愿者也同样要经过相关的背景调查。”张巨明说。
　　5月末，邱玉平等来自全北京市的300名骨干在昌平的一家高校内封闭培训。到6月份时，这样的训练营已经办到了第三批。300人被分成30个班，邱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她学到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比如新闻发布，“要做到有问必答，积极热情。”奥运会英语总培训师郝斌的话令她回味良久: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邱玉平的能力在繁忙而充实的学习中悄然上升。“守护天使”活动及拓展训练提高了她的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她写的一首抒情诗被摘抄到班报上，在诗中邱热情洋溢地把青春与志愿精神联结在一起。
　　志愿者火炬手
　　奥运会改变着每一个参与者。从去年4月通过学校的“奥运志愿者”选拔之后，李光明就沉浸在快乐中:身高1.77米，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用英语会语，对一个农家子弟而言的确不容易。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把通过选拔的88名学生组成了“奥运班”，他们成为近万名同学眼中的“宠儿”。
　　在培训中，他的普通话和英语口语水平得到了提高，“因为我们在北京饭店服务，直接接触国际奥委会人员，所以还专门进行了形体和服务姿态的训练，并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李光明说，他们还要熟悉各种菜式的英语名称。
　　肖旭的幸福时刻在5月16日就到来了，在江西南昌，她手举祥云火炬“跑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路”，“太激动了，跑得太快了，没能充分享受。”她说，自己不是明星，也不是名人，如果没有志愿者的经历，肯定选不上火炬手。
　　谁改变谁
　　肖旭为了奥运会而选择了北京高校；而邱玉平这样的“骨干”在奥运会后则有可能面临新的机遇
　　2001年7月，当中国政府宣布第29届奥运会将于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开幕时，13岁的肖旭还在上初中，她决定奥运会开幕那天在北京庆祝自己的20岁生日。
　　高考填报志愿时，本来对上海复旦大学充满向往的肖旭决然将全部志愿选择北京和天津的学校，她成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尽管她对体育并没有特殊爱好，“就是想确保奥运期间自己身在北京”。在奥组委开始招收赛会志愿者时，肖旭报了名。
　　肖旭算得上北京奥运会的第一批志愿者。事实上，奥运把这个江西女孩带到了北京，肖旭也同样以自己的工作在微观上影响着奥运。在参加的两次奥运测试赛中，她以自己的工作为媒体记者提供了便利。
　　肖旭的很多同学都成为赛会志愿者，有的做了篮球或者网球比赛的球童，被球“砸死也幸福”；还有些人的岗位显得很不起眼，比如看守一条通过路面的通讯线路，向中国人说“小心”，向外国人说“BE　CAREFUL”；或者是在转角处告知观众卫生间的位置。“但大家都很热心。”肖旭说。
　　孟雅星的梦想是当一名空姐，但当2006年底昌平职业学校航空服务专业学生集体报名参加奥运会颁奖礼仪志愿者选拔培训时，她又多了一个目标。但1.65米的身高妨碍了她顺利通过选拔，在一年的培训中，她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即使当不上颁奖礼仪志愿者，她还希望能利用自己在英语口语方面的优势，成为鸟巢内的售卖志愿者，为以后做空乘服务积累经验。
　　李光明的人生路途则因奥运发生了转向。他学的是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今年已经完成了中专学历，打算专升本继续学业。学校选拔志愿者时，李的哥哥反对他参加，怕耽误他的学习。但李光明和父母把服务奥运作为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经历，“国家那么重视，这是百年一遇的机会。”
　　在北京饭店服务的经历显然会成为这个年轻人的一笔财富。这所豪华五星级场所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气息让李光明大开眼界，这里的服务实践在学校学不到，其他宾馆酒楼也永远无法相比。谈及这次北京奥运之旅，李光明和他的同学们难抑自豪津津乐道。“我原来想去旅行社工作，做个导游。现在改主意了，回郑州后到大酒店工作。”李光明说。
　　另外一些学生则产生了奥运会后在北京就业的念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服务奥运改变了他们人生的方向。 ”带队老师郭防说，88名学生在北京饭店和鸟巢的工作，是他们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锻炼，这是一次过程+结果的磨砺。在神圣感之外，他们也有实际的考量。“ 在奥委会总部酒店和奥运会主场馆服务的经历无疑是一张够分量的就业‘名片’。”
　　像邱玉平这样的城市志愿者中的“骨干”，在奥运会后则有可能面临新的机遇。第29届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巨明说，这些骨干是志愿精神的最好的载体，赛后将从中提拔一批年轻干部。
　　志愿者和这个城市在互相潜移默化。更多的市民参与到了“微笑北京”活动中，争做文明市民，营造友善人际关系，这项奥组委志愿者部的主题活动起始于2006年8月，现在仍在延续。
　　志愿精神
　　“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遗产转化”成为赛后项目，志愿精神将成为北京的精神财产是可以预见的
　　留学生志愿者
　　7月4日上午，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一位臂戴红色“志愿者”袖标的40多岁的志愿者告诉一位问路人:往前面走，左边一拐就是金宝街。
　　100万社会志愿者活跃在街头和车站、地铁沿线。他们可以是一位看似不苟言笑的精瘦老汉，也可以是一位圆脸上绽放笑容的大妈。
　　7月8日，由奥运会摔跤馆邀请的一批国外志愿者抵京。国外志愿者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为29届北京奥运会服务。这一天，首批海外媒体志愿者也进驻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开始服务。
　　德国人杜文凯也将在主新闻中心为国外媒体提供语言服务。第一次穿上天蓝色的志愿者服装出现在街头时，他发现路边的人都在看他。杜文凯很骄傲，觉得这套“到处都写着‘北京’的志愿者服装很帅”。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代表，杜文凯是被奥组委直接录用的志愿者。23岁的杜文凯学过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7种语言，德语、英语自然不在话下，流利的汉语中还夹带着“京味儿”。他的父母都在德国汉堡，为了留在北京，杜文凯曾经和父母有过很大的分歧，但是最终父母还是支持了他。成为奥运志愿者后，杜文凯“感觉自己是奥运会一部分了，哪怕这一部分实在是很小”。
　　“现在在北京的外国人太少，在国外的中国人太多，这造成了交流的不对称和不客观。”杜文凯想尽自己的力量弥合这些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我理解中国人，也理解西方人。”
　　“志愿者工作遗产”
　　评价志愿者时，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说，奥运会离不开志愿者，志愿者为奥运会添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向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致词:“志愿服务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
　　“平等、友爱、互助、积极、进取，奥运志愿者传播的是普世价值观。”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巨明告诉南都记者，作为第二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奥运会，29届奥运会被各界寄予更多希望。
　　在张巨明看来，志愿精神有很深刻的东西，志愿者愿意无偿为社会服务并从中得到快乐，他们发自内心的微笑对环境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把志愿精神普及，就是通向和谐社会的路径。”“志愿精神将成为北京的精神财产是可以预见的。”
　　“奥运会志愿者工作遗产转化”是奥组委志愿者部工作的六大项目之一，这个项目将在奥运会、残奥会之后进行，它将推动志愿服务由集中型服务向日常化服务转化，由组织化动员向社会化动员转化，由利他型服务向促进服务对象和志愿者和谐发展转化。奥运志愿精神将转化为推动北京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资源。
　　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刘剑表示，我们将把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成果转化为强大、持久的“原动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

风神来袭好大雨　那些人又要水上生活了吗？

622006583@qq.com(风吹蝴蝶) — Thu, 26 Jun 2008 00:24:00 GMT

超50年一遇洪水袭粤: 水患泽国　因何难设防
　　（６月２４日南方都市报）
　　采写:本报记者　贾云勇　庄杨杰　林劲松　摄影:本报记者　刘可

　　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吹向亚欧大陆的中国南方,它带来了丰沛的降水。今年的汛期来得早了些,6月中旬,广西、广东暴雨频仍,北江、西江水满为患,两条脉络和它们的末梢覆盖着南粤大地,东莞、佛山、封开、德庆、乐昌、韶关等地遭灾,一些地方顿成泽国。

　　德庆龙母庙的居民把自己的地盘叫做“水上威尼斯”。当西江20年一遇的浊黄色洪水涌进这里,二楼变成了一楼,家家户户把小船撑出来,安然过起水上生活。“习惯了”。

　　封开是广东承接西江上游洪水的第一站,水情汹涌,洪水入城,老城区尽成泽国。这是一座不设防的县城,居民们在搬迁与留守之间徘徊。

　　今年的乐昌比较幸运,50年一遇的洪水一掠而过,来得快,走得急,没有像2006年那样让城市在水中浸个四五天。地处“三江六岸”的险地,乐昌可谓“十年五灾”。但乐昌人现在有了希望,一座防洪控制性水库正在修建。

　　这个6月,甚至东莞、佛山这些地方也被水淹了。

　　6月21日,西江、北江全线退出警戒水位。全省928万人受灾33人死亡。

　　但是,水利专家警告,不排除8月份再发一轮洪水的可能。

【德庆龙母庙】洪水漫出的水上生活

　　6月13日下午5点多,陆彩月和家人正在二楼吃晚饭时,洪水进屋了。她并不着急,一天前一楼的东西就全部搬到楼上了。一家8口人继续吃饭。

　　她的家在悦城社区广大街3号,三层楼。从她家看出去,背后是浊黄色的西江,前面是德庆县悦城镇悦城社区,现在,洪水把江和社区连在了一起。12日镇里在街上贴了公告,告诉大家洪峰将在16日到达。居民们都把一楼搬空,上到了二楼。

　　洪水以每小时18厘米的速度在一楼涨起来,这是陆彩月打德庆县“三防办”的电话问到的。

　　当水涨到半米深时,她的丈夫梁智坚到旁边的“梁氏宗祠”里取出了家里的两条小船。一条船跟梁的父亲年纪差不多,60多年了,另一条船是2005年购置的。“悦城社区家家户户都有船。”

　　他把两条船系在一楼的货架上。14日早晨,陆彩月看到一楼的水已经涨到1米深。悦城社区5323人今年夏天的水上生活开始了。

洪水漫出的“威尼斯”

　　梁智坚每天划着小船出去一次,到321国道上买菜。居民们闷了就划着小船到龙母庙前,看看那里水淹了多深。小船来来往往,陆彩月说“我们这里是水上威尼斯”。

　　15日晚上,陆彩月看到一楼的水已经涨到了2米多一点。几个小时后,夜里11时,19.16米的洪峰通过德庆。

　　“住在悦城就要有水浸的心理准备,大家都习惯了。”陆彩月说,悦城社区的居民这么说,社区主任林庆也这么说。

　　有着2100年历史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龙母庙就在悦城社区,这是德庆旅游的一张名片。龙母庙面对悦城河与西江交汇处。在民间的说法中,水淹龙母庙是吉祥象征,意谓龙子为母亲打扫门庭。

　　陆彩月并不同意每年被水淹才吉祥的说法,但她也承认“没办法”。32岁的陆在悦城长大,记忆中至少有十几次家中被淹的经历。

　　1994、1998、2005年的洪水让悦城人记忆深刻,“1998年水最大,洪峰21米,差一点点就上我家二楼了。”梁智坚说,当时全家人都搬到亲戚家去住。

　　1998年的洪水使梁家的房子成了危房,梁家盖起现在的新房,一楼4.2米高。“为了防水浸,悦城的房子都盖得结实,一楼尤其盖得高。”陆彩月说。

　　2005年洪水时,陆彩月一家在二楼安然度过。“1998、2005洪水都退得比今年快。”

　　6月16日下午,水开始退了,一小时1厘米。19日晚上,洪水退出了房间,但还淹没着陆家门外三级台阶。

　　陆彩月家房屋处在17米水位,她的一些邻居则处于16米水位。德庆的警戒水位是15米。“西江水一过警戒水位我们这里差不多就要被淹了。”

　　陆彩月家与西江之间平时有60米的距离,那里种的蔬菜还淹在水下。去年,西江水最高的时候也到了她家台阶上。

巴掌大地方难容堤坝

　　20日中午,71岁的麦伟泉趟着齐膝深的水从社区走出来买菜,他家没有船。“还是不想被淹啊,可是这里没有堤围。”

　　“悦城社区九成居民被水淹了。”社区主任林庆祺介绍说,“现在社区的楼房都起到4层以上,一楼高达4米。没有堤围,只能这么办。”

　　悦城社区处于悦城河汇入西江处,地势低,常被水浸,媒体称之为“水大才正常,水不大就不正常了”。然而,这里的居民与西江、悦城河之间没有任何屏障。

　　“这里巴掌大一块,根本没有地方修筑堤坝。”林庆祺说,10年前,也就是1998大洪水之后,有关方面曾经到这里勘查,但发现如果修筑堤围这里的居民就没有地方住了。即便修起来,也没了围护居民的价值。　

　　德庆县委一位官员也告诉南都记者,龙母庙那里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修建堤坝,“当地有水淹龙母庙的风俗,他们也都对水淹习惯了。”

　　悦城社区居民没有人因为常被水淹离开此地。“大部分居民靠在龙母庙周围以做生意为生。”林庆祺说,离开了吃什么呢?

　　梁智坚、陆彩月家的生意离不开西江,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与西江及洪水为伴。

　　陆彩月对堤围的看法并不乐观,“没有堤围水是一点点涨起来的,涨得高了就跑；但是如果发生了崩坝,哪里跑得及呢?”

龙窟村:50条棉被填住管涌

　　59岁的覃二河在夜里听到了鞭炮声,这是要转移的信号。村边的堤围15日傍晚时发生了管涌,16日凌晨1点时又发生了渗漏,怕是顶不住西江洪水了。6月16日凌晨,43名新墟镇龙窟村村民被政府用中巴转移到德庆县委党校,随后共有70多名该村村民被安置到此处。他们将在这里度过5天政府安排吃住的生活。

　　龙窟村的大堤没有崩毁,抗洪人员用50条棉被包裹大量沙袋填进管涌和渗漏处,“就是用5000条棉被也值啊。”村主任覃燕兴和村委覃容兴感慨,近千亩即将成熟的水稻和村里的房屋全部保住了。

　　龙窟村位于马墟河边,西江汛期涨水倒灌,龙窟村就成了险地。这里的堤围高21米,村子房屋的高度与堤围相当。“这里若是崩坝,全村就会夷为平地。”新墟镇副镇长谢棣雄说。

　　龙窟村的600名、120户村民以种植水稻和沙糖桔为生,马墟河平时是农业灌溉的水源,但到汛期就成了悬在头上的利剑。被淹多次,人们也“习惯了”,很多人家有船,没船的也会在汛期前捆扎木排,还要准备蜡烛照明。

　　覃二河在被转移前,已经把家里的鸡鸭鹅都转移到了山上的果园里,牛也赶上了山。他认为政府的安置之举是接受了1998年和2005洪灾的教训。

　　2005年汛期,马墟河水位达到了21.58米,洪水漫过20米高的堤坝下泻到龙窟村的稻田里。村民冒险主动把大坝挖开分洪,“决口处的洪水就像瀑布一样。”谢棣雄说。

　　洪水在龙窟村呆了5天才退,8间房屋倒塌。覃二河一家9口全都搬到了楼顶,那里搭了个塑料布篷。他下到二楼,发现水到膝盖上面,“我想起1998年洪水,那次水到我的大腿根儿。”他说,1998年洪水水位22米,堤坝崩了。

　　1998年洪灾后龙窟村的堤围加高了,“但都是泥堤,不经泡,高度也不够。”谢棣雄说,每年一到汛期,就很紧张。新墟镇一共有5段这样的堤围,在6月的这次20年一遇的洪水中都大家严防死守,终于没出大事。整个德庆沿江39条堤围也无一崩决。

　　覃二河对村边的这条大堤感情复杂,“如果没有这个大堤,我们年年都得被淹,但是有了这个大堤,我们晚上还是睡不着觉,怕它崩了,那就连人带房子都没了”。

整体搬迁“太不现实”

　　在谢棣雄看来,村民们一到汛期就睡不着觉,关键还是堤围防护能力偏弱。“农村的堤围都是泥堤,亟待加高加固。”但他也明白政府的难处,“没有那么多钱,现在只能优先加固那些围护1000亩以上田地的堤围。”德庆有12条千亩以上的大堤。

　　在19日下午向杨浩明等领导的汇报中,德庆县委书记谭培安说,德庆河岸线长、堤线长、堤围标准低。

　　德庆的39条堤围,除了围护德庆县城的德城大堤是石堤,其他都是泥堤或泥石混合的。1994年后,7.5公里长的德城大堤陆续投入1亿元进行了加高加固,现在堤高22.1米,堤面上可以对开汽车。它顶住了1998年和2005年的大洪水。

　　6月19日下午,肇庆市长杨浩明到德庆察看险情。新墟镇大同村堤围16日出现了一条20米长的纵向裂缝,并多处管涌,经过紧急抢修堤围无恙,三个村委会的3000多亩稻田得以保全。杨浩明表示,汛期后要对堤围整修加固。自1994、1998年洪水后,这里的堤围不断加高加固,现在堤高22.5米。

　　龙窟村村委覃容兴也希望本村的堤围能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他知道,目前政府没有财力把堤围改造成泥石混合的。

　　住在江边的村民有没有可能整体迁移出去呢?覃二河说:“能搬出去当然是好,可是搬到哪里呢?”

　　新墟镇镇长李渭平向南都记者表示,整体搬迁可以一劳永逸,但太不现实了,没有地方,也没有资金。多位政府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了同一意思。

　　龙窟村曾经有一次向山上搬迁、躲避洪水的机会,覃容兴介绍说,2005年洪水后,政府想在龙窟村搞个居民新村,把现在龙窟村后面一座小山推出一块平地安置村民,由政府负责平整土地并对村民建房进行补贴,但这事最终没有搞成。

　　据李渭平介绍,在目前情形下,洪水到来,政府通常是鼓励村民投亲靠友渡过难关,但很多村民并不愿意这样做。另外,一些家境富裕的村民们在山上果园里另修一处房子,不但有看护果园之利,遇到水灾也可以作为庇护所之用,水退后再搬回来,不会特别影响生活,这个方法比较可行。但对于贫困的村民来说,另修一处房子也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

下一轮强降雨将会怎样

　　21日,西江水位落到了15米以下。这次20年一遇的洪水给德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192万元,受灾人口4.6万余人,倒塌了651间房屋,但没有一人死亡。大水还损坏了24处堤防。

　　6月19日下午5时,在西江边上,德庆县委书记谭培安向肇庆市长杨浩明汇报灾情,他委婉地希望上司能多拨些钱给德庆修补加固堤防。市长则提醒下属在退水期内尤其要警惕薄弱堤围出现险情。水利界人士警告在未年的7月和8月两个月内不可掉以轻心,做好迎接下一轮强降雨的准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未雨绸缪,与其在洪水肆虐时战天斗地英雄辈出,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如在平时多投入,防患于未然,减少“失防”现象的发生。

　　20日中午,烈日当空,覃二河回到了龙窟村家中。一切都安然无恙,浸泡在内涝水中的稻田就等待排水,大堤外面的马墟河水位正在稳步下降,预计再有一天就回落到15米以下。他看到堤围出现险情的一段堆满了白色的沙袋。这条大堤10年前曾崩坝,3年前则是大家亲手挖开了它,两次都令村子一片汪洋。今年,19.16米的洪峰让它险象环生。下一次呢?

【封开县城】

习惯了水来人走,水退人回

　　西江洪水入粤,封开首当其冲,此次20年一遇的洪水,封开淹城过半。但对于这次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大洪水,封开居民却是坦然处之,他们觉得再也寻常不过的了。相反,如果哪一年洪水没来,他们才会觉得奇怪。每年来袭的洪水已经成为这个“不设防”县城的一部分。

洪水来袭家里不断水不断电

　　6月15日下午4时许,洪峰以23.34米的水位通过了封开县,水位在此高度僵持半个小时左右,以每小时约2厘米的速度开始缓缓下降。县城的居民们扶老携幼在尚未被淹的高地上或者大桥上,观看洪峰通过,他们觉得十分庆幸,这次洪峰那么快就到来了,而且水位也不是很高。此时,他们的县城已被洪水侵袭将近3天了。

　　“这次洪峰没有2005年高,那年洪峰将近26米,当时几乎整个县城都被淹了。”站在县城贺江一桥看洪水的居民李先生坦然地告诉南都记者。记者发现,虽然此次洪峰与2005年相比还相差约3米,但整个封开县城除了中间高处的小学、医院和部分商铺外,四周几乎已经被水包围。在封开县机关事务局当司机的陈先生说,西江每隔几年便发一次大洪水,将大半个县城变成一片泽国,靠近贺江这边的地方更是每年都被洪水“光顾”一两次。也正是由于封开县城经常有被水淹的经历,县城居民也早已习惯应对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县城也已经形成一套很成熟的应对洪水的方法。水一到哪个水位,就会提前几个钟头通知在这个水位下面居住的居民做好撤离,在此以上则没必要搬。住在一楼的住户如果家里被淹,就往二楼邻居家搬,二楼如果也被淹了,就再往上搬,等洪水过后再搬回来。供电局会根据水位预告来断电,现在已经能做到同栋楼分层断电,也就是水将淹到哪一层,就断掉这层下面的居民楼的电源,而在同栋楼水位以上的楼层则可以不断电,将对居民的影响减少到最小。当地政府也将自来水公司设在县城最高的地方,洪水一般淹不到。

　　“其实洪水来的时候,如果住在二楼或者更高的楼层的居民只要不出去,整天呆在家里,根本感觉不出洪水已经在县城四处侵袭,因为家里不断电、不断水,生活还是以前那样。”陈司机说。在封开,政府机关、银行、医院等机构在洪水来袭时会照样正常上班。一楼被淹了,就搬到二楼办公。

街道变河道,“专车”变“专船”

　　封开县城什么都与船有着紧密的联系。咆哮的西江、婉约的贺江在封开境内交汇,交汇处形成两江夹峙的半岛形陆地,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仿如一艘正欲冲向大海的帆船,封开旧县城便坐落在这艘船上。不仅仅县城地形像一艘船,事实上,小船也成为居住在此的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数住在一楼的居民们都自备有一条小船。

　　6月13日,洪水开始入侵封开县城,居民们便将平常收藏起来不用的小船纷纷抬出来,放到家门口的街巷上。6月14日,持续上升的洪水水位已经达到21米多,超出警戒水位4米多,大概一半的城区已经被水淹了。很多建筑的一楼已经不见了,以前是车水马龙的街道变成了以船代步的河道,很多居民乘坐小船在封开县城“走街串巷”,记者经过的一条小巷中甚至停着十几条兜客的小船。

　　凌阿婆住在县城东堤路29号三楼。13日晚上,洪水涨到东堤路,一楼全部被淹,二楼也淹了七八十厘米深。居民们无法再像原来那样从一楼走楼梯上楼,凌阿婆一家便将自家阳台的防盗网打开一个洞(这个洞之前就已经准备了,洪水没有来袭时,是锁着的),然后放下一架铁梯,与水面相连。楼上住户要回家,就从船上爬上铁梯,钻进防盗网打开的洞,然后借道凌阿婆家回到自己家中。对于其他住户经过家里来来往往,凌阿婆一家并无怨言。

　　不仅仅居民有自备船,当地一些政府机关也备有专用船,以前单位的“专车接送上下班”此时变成了“专船上下班接送”。记者在贺江一桥下面的水面上看到一艘刻着“财政”两个红字的小木船。县城所在的江口镇党委副书记植丽云告诉记者,这是县财政局的专用船,由于财政局一楼已经被淹,他们搬到二楼继续上班,该局便用船来接送单位员工上下班。银行等单位则用船来接送前来办理业务的居民。

建堤防太“怪”,迁新城不便

　　据统计,在这次洪水中,旧县城有9000多住户家里又被洪水侵袭。“封开几乎年年遭遇洪水,主要原因是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太低,并被两条江河夹在中间,而且封开旧县城没有任何的堤防,洪水来袭时,县城四周没有任何的堤防阻拦,只好让洪水四处侵袭,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县城,这在全省靠江的城市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封开县县长温桂安坦言。

　　既然经常受洪水侵扰,为什么还不设防呢?温桂安说,以前的省领导和县政府早就想到了这一点,1992年,县政府请上海同济大学的专家组前来搞城市规划,将县城用堤防围起来,至少要建十多公里的大堤,而且堤高8米,才能抵御西江洪峰,预算下来,需投入6亿元人民币,而封开县的财政收入才区区几千万元,建堤防谈何容易。而且,将堤防建起来,效益也不大,因为县城面积仅0.96平方公里,人口两三万。另外,8米高的堤防,相当于三层楼高,如果这样高的堤防建起来,整个县城就像一个大围城,成为一个大怪物,人生活其中会觉得非常压抑。当征求老百姓意见时,他们也反对,觉得自己家门口无端端竖起8米高的“大墙壁”,采光会不好。“专家们的最后结论是建议搬迁,搬到地处江对岸高处的国道旁一块平地上,封开新县城建设的工程也已经开始启动。

　　但搬迁旧县城,就意味着要新建一座新县城,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广东最西边的山区县封开,并不是一件易事。“虽说年年受浸,但水流缓慢,对县城造成损失不大,即使西江发大水要搬家,也只是浸几天,我们并不惧怕洪水要来,也都习惯了,水来人走,水退人回。更重要的是叫我们搬往别处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再去买新房子,新县城那边的新房子每平方米要2000多元。况且买了新房,这边的旧房怎么办,放弃了又可惜,出租又难。”封开县城一名退休干部陈老伯告诉记者。他的儿子陈先生说,住在这里已经习惯了,上班方便,上市场买菜不远,上小学的孩子自己也可以走路去上学,而且政府那边正在建的新县城许多设施尚未配套,不如旧城这边方便。

　　“要吸引群众过新城居住,首先要搞好新城规划”,温桂安说,新县城距旧县城不远,只隔一条江,地势较高,再大的洪水也淹不上来,县城规划面积将扩展到15-20平方公里。封开县目前正在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房地产,我们会将房价控制在大多居民消费得起的水平,并推出一些只收成本的限价房和更低价的安置房,鼓励更多的居民往这边搬迁。

【粤北乐昌】

水系“咽喉”奠基,将不再“失防”?

　　继2006年7月15日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之后,今年6月13日,武江乐昌段又遭遇50年一遇洪峰,洪水再度漫过堤坝,涌进市区。乐昌市政府公布,洪灾造成乐昌全市17个镇(街道)不同程度受灾。倒塌房屋156间,两人死亡,预计造成经济损失约1.98亿元。

吸取教训,十万人大转移

　　2008年6月14日下午6时许,乐昌城区街道上的洪水渐渐退去,残留下厚厚的一层污泥和垃圾。被转移的市民们逐渐返回住所,底层的一些居民纷纷打开屋门,忙着将屋内的淤泥清理出来。记者看到,这些屋内的东西大多已经被转移,被浸泡过的财物并不多。

　　“这次幸亏我们提前做了准备,安排进行了人员和财产转移,所以损失相对才没有那么大。”乐昌市委办公室的朱裕超对南都记者说。

　　2006年7月15日,受台风碧利斯影响,乐昌遭遇超百年一遇的洪灾。乐昌城被困整整五天五夜,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失踪。朱裕超说,在这次洪灾中,乐昌市吸取了当年的教训,提前启动了应急预案,进行人员和财产转移。

　　据称,6月13日下午16时,乐昌市根据天气预报和监测情况,启动了城区防御特大洪水三级应急响应预案,国土部门也紧急启动了地质灾害预案。有关汛情信息迅速通过电视滚动字幕和手机短信以及宣传车等,传递给乐昌民众。

　　紧急抢险小组走上街头,组织市区低洼地段的群众进行安全转移,九艘冲锋舟被调派过来,接运转移受困群众；学校停止上课,孩子们被护送回家或被疏散转移到安全地带；街道旁的商铺被勒令停止营业；商户们纷纷请车请人,把有关货物转移出去。一些商户还在商铺大门外,用沙包堆成堤坝挡住洪水。

　　乐昌市政府通报称,此次洪灾中,乐昌市共转移群众9.8万人。

乐昌峡水库,彻底解决粤北洪涝?

　　用“十年五灾”形容乐昌很是恰切。据乐昌水文资料记录,从1952年至2002年的50年间,乐昌市区因武江洪灾水浸街1米以上的就有45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异常,洪灾更为频繁。“武江对于乐昌老百姓,既是母亲河,又是灾难河。”乐昌市政协主席李雄涛对媒体说。他提到2002年的洪灾,受淹人口超过20万,“这次洪水说是两百年一遇,可对乐昌而言,是四年一遇啊!”

　　在洪水面前,乐昌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乐昌沿武江两岸呈条形分布,堤围防洪能力低。在专家们看来,乐昌仅靠堤围防御,既不现实风险也高。长久之计是在武江距乐昌14公里处建设水库,对洪水进行调节。

　　乐昌峡水库讨论已久,也有着多份详细的项目建议书。2004年,李雄涛到政协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关于修建乐昌峡水库的,这是“几届政府和市民的愿望”。但是,多年来,乐昌依然“失防”,乐昌峡控制性水库依然躺在纸上。

　　然而,希望还是等到了。今年1月9日,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奠基,2月22日,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标志着粤北水系“咽喉”的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加快兴建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按设计,水库总库容3.4亿立方米,计划到2010年底大坝具备防洪功能,2012年竣工。

　　水库建成后,可有效调控洪水,削减洪峰,使乐昌市的防洪标准从目前的1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它与湾头水库联合调度,也使韶关市的防洪标准从目前的2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将彻底解决粤北地区长期以来的洪涝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