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6585.qzone.qq.com Tue, 01 Dec 2009 14:50:26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18 Nov 2009 08:29:24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8532964 温州经济“回暖”了吗？CBN记者孙文祥 发自 温州
10月29日，温州市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温州经济运行简况》，称“继续延续和巩固了上升势头，各项主要指标普遍呈现积极向好的运行态势”。
其列举的理由是，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1720.8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5%；全市财政总收入275.48亿元，同比增长3.9%；全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24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550元。
2009年以来，温州每发布季度经济数据时，都要强调经济“企稳回升”或“回暖”，但果真如此吗？

“价贱伤工”现象
由于企业订单“突增”，招聘热和“用工荒”又出现在温州街头。10月31日下午，记者在温州水头镇著名的皮革街上发现，除了繁忙的生产运输的景象，还有十余家工厂门口张贴着“高薪招工”的招聘广告。
“仅9月上旬，工厂接到的出口订单就超过3000万元，受当地货币升值影响，日本订单增加最快。”温州奋起皮具公司总经理黄兆进说。他认为未来市场需求还会增加，打算加大投入提高产能。
事实上，外贸企业订单、生产情况有所好转的并不只是黄兆进一家。9月中旬，温州市发改委对122家骨干工业企业运行监测显示，44%的企业三季度出口订单比上季度有所增长，40%的与上季度持平。部分大企业7月份以来订单有所增加，如奥康鞋业7、8月份出口68.74万双，比去年同期的55.19万双增长24.6%。
受此影响，温州的部分企业存在技工、普工难招情况。据温州市社保局下属职介中心统计，1-9月份，温州用工需求缺口8.7万人，其中9月份新增缺口1.5万人。
但不能被“订单增、招工紧”现象迷惑。11月1日中午，记者在水头镇一家皮革企业发现，工人们正在替零售商订的皮带粘贴价格标签，价签显示一条皮带在美国的零售价格是15美元左右，但他们订货单上的订货价却低得惊人。
“不到1美元。”该皮革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个月的名牌产品订单的订货价能超过3美元，但仍不及售价的十分之一，最后卖到美国消费者手中是五十元美元左右。
9月中旬，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对CBN记者说，同样一个款式的ZIPPO打火机，他生产的贴牌产品价格是1美元，而日本生产的贴牌产品价格是10美元。
据黄发静介绍，他的温州日丰打火机公司的情况还好些，今年销量仍有两位数的增长，但相当部分的订单是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尤其是广告订单根本就无利可图。
这并非个案。温州市发改委9月中旬调查发现，由于国际需求下降、行业产能过剩、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原因，出口型工业企业普遍存在产品价格下降问题，增产不增收，甚至是减收，利润空间普遍下降，“价贱伤工”现象普遍。
通过对122家骨干工业企业运行监测显示，39%的企业三季度利润比二季度有所增长，有14%的企业利润下降，8月份亏损的工业企业仍有753家。
截止9月底，温州外贸出口总额为79.9亿美元，但国外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
据中国信保温州办事处统计，1-9月份，温州发生出口收汇报损案件49起，是去年同期的3倍；案件金额合计1093万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倍，其中眼镜制造业仅向中国信保温州办事处报案损失金额就达460万美元。
某鞋企业老板对记者分析说，俄罗斯市场风险继续加大，虽然切尔基佐沃市场摊位上扣押的货物大部分取回，但仓库内货物仍被查封，预计俄罗斯继续加大灰色清关的清理力度。此外，俄罗斯近日通过了2010-2012年俄税率政策文件，将对工业设备、服装、鞋等俄罗斯“无竞争力商品”实施“禁止性”进口关税。
“东艺鞋业1-8月份对俄出口41万双皮鞋，而去年全年对俄出口总数为152万双。”
欧盟市场也不容乐观。近日，奥康鞋业等涉及“欧盟皮鞋反倾销案”的中国鞋企接到了欧盟委员会发来的正式函件。函件称：欧委会提议延长对中国和越南进口的鞋征收反倾销税最少15个月，税率16.5%。
尽管这并非最终期满复审的裁决结果，但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黄发静说，2009年的目标不是赚取更多的出口利润，而是能让员工有活干，让企业活下去。“或到2010年下半年，打火机行业的出口可能看到明显恢复。”

能否禁住诱惑？
事实上，制造业之外的温州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CBN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温州市已开业证券营业部17家，开户数比年初新增2.4万户，股票交易额达4449亿元；已开业期货营业部11家，实现期货交易额8399亿元，同比增长75%。
温州楼市更是可以用火爆来形容。今年1-9月，温州市区销售了5524套商品房，销售均价由每平方米1.53万元上升到2.18万元，增幅达42.5%。
温州市委党校诸葛隽副教授甚至表示，2009年信贷政策宽松，从短期的效益来看，制造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投入到股市或楼市的话，回报率显然更好。
今年以来，有没有炒房或炒股？记者随机询问了五个分布于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行业的温州老板，只有两个老板明确说没有。
“2008年，女儿拿了一笔钱投到股市，我也没怎么留心，据说损失了不少钱，这让她明白轻松钱并不好赚，开始对工厂的事感兴趣，现在我给她的职务是‘不管部部长’，管她自己想管的事。”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说。
不是所有的企业主能不为诱惑所动，一些制造企业甚至大举进军房地产业。
8月20日，经过40多个回合的激烈竞价，奥康集团旗下的中瓯地产集团拿下了永嘉瓯北镇商务中心地块，总用地面积106.768亩，其中净出让用地面积为103.599亩，允许地上总建筑面积215908平方米。
这家号称“年产皮鞋超千万双”的民营企业以19亿元的高价成为温州新地王。而据记者了解，该地块曾在2007年和2008年两次拍卖，当时的起拍价为6亿元，但两次最终流拍。此次拍卖中，一些企业为了拿到该块地，在场上场下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现在看来，拍下这块地当然划算。尽管楼面均价16333元/平方米，但瓯北临江房价普遍已涨到2.5万元/平方米以上，利润空间还是有的。”曾参与此地块拍卖的某企业老板对记者说。
记者采访的上述五位温州老板均认为，这种赚钱的事不好说，如果不是山西在煤炭业搞“国进民退”，矿产投资并不是产业转型的最差选择。
胡云辉是柳市镇的一位小企业主，为他的同乡“标杆”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做着各类配套产品。
虽说只有十几个工人，但却凝聚着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胡云辉十几年来的心血。今年以来，他却有要不要关停这家工厂的想法。胡云辉感慨说，“不做这个，我又还能做什么？难到真去炒股、炒楼、炒煤吗？”
另一个让他们谨慎的案例是，一代“鞋王”王跃进，在危机寒冬逐渐淡去时刻，抛弃苦心经营近20年的鞋业企业和矿产企业远赴澳大利亚，留下一条民间资金从制造业转型矿产投资的衰败之路。
而据霸力集团内部销售人员透露，截至停产前，霸力集团还通过因特网出口了33万双鞋子，占公司销售额的65%。而且该公司每两天便可在网上接到一个订货意向。
“现在做企业太累，烟具行业的企业普遍反映比较难做。”黄发静说。一位温州骨干打火机企业的老板，由于打火机生意不景气，几年前就在经营打火机之余，开始向房地产业发展。如今，他干脆把厂房租掉，一年租金收入上百万元。
自去年8月份以来，温州的工业投资比重已连续13个月负增长，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又成为拖累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8532964#comment 136315392 Wed, 18 Nov 2009 08:29:24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8532964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8532844 县域经济的智慧增长？孙文祥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
在连续多年推出中国富豪榜和商业城市榜后，《福布斯》中文版将目光聚焦“中国县域经济”，邀请荣登“福布斯中国最佳县级城市”榜的政府官员和学界专家，探讨经济复苏期县域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如何实现智慧增长。
《福布斯》中文版解释说，在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现了诸多经济奇迹，一些上榜的县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甚至超过中国以行政区划的省级、地级城市。但也遇到了如“县域经济定位”、“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与企业关系”和“招商引资”等难题。
“中国县域经济的智慧增长，极有可能首先在长三角实现。我们非常希望这次论坛能够开启一个发现之旅，使得我们持续地关注县域经济新的变化，发现新的增长模式。”该杂志总编辑周健工说。
10月29日，登上榜单的8位县级城市代表上台领导奖，或如余姚市副市长吴成表感言，他们主政的城市又多了一张“名片”。
作为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区域经济单元，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如周健工总编辑所言，“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有增长潜力、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不仅仅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支撑，而且对于中国将来可持续增长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显示，这些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是：人口82.9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367.26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9.8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9080元。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县域”这个概念，而且发出了“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县域经济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县市级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我在2006年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培训班上曾经做过专门的讲解，并跟100多个县委书记作了互动了解。”中央党校教授曾业松在论坛上说。
但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多数县域经济国有成分比重很小，民营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民营经济机制灵活，竞争意识强，对活跃县域经济有着显著的作用。
《福布斯》这次选出来的17个县级市，也就是榜单100名之内的，基本上集中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省。常熟市市委常委顾国强介绍说，民营经济占到该市经济总量的40%，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就业的二分之一。而上虞市已拥有规模以上企业854家，其中全国民营500强企业9家。
这些荣登榜单的县级市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县份，一般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
但什么是智慧增长呢？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表示，一方面，县域经济的发展不能影响到人居环境，我们要在财富的积累过程中要注意人居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要集中发展、集群发展、集约发展，用比较少的土地够承载更多的人口和GDP。
再反过来，什么又是不智慧的增长、不科学的发展？
吴江市委副书记孙悦良表示，经历这场金融风暴以后，从我们吴江的角度来看，不智慧的增长大概有这几种，一个是不因地制宜的，第二个不自量力的，第三种不遵循上级所要求发展规律的。
但他却援引企业的“不智慧增长”，“比如说有的企业不断举债，超过承载能力；有的企业盲目深入到不熟悉的领域；还有企业涉足跟主业不配套的、不相适应的领域里面，也有的受到了影响。”
诚然，受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县域经济一度是受冲击最严重的经济群体之一：不少企业由于出口市场萎缩、同类产品严重过剩导致了生产大幅下滑，一些民营企业因互相担保过度出现了“多米诺骨牌”式的企业财务危机事件。
比如，绍兴印染行业的江龙控股、纤行业的华联三鑫等财务危机的事件，最终以“易主”重组收尾。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不智慧增长”。
最近的几个月，相继发生于陕西凤翔、湖南武冈的“血铅事件”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武冈“血铅事件”初步调查的原因是当地一家锰加工厂未经环保评估，违法生产所致。而凤翔的原因与之类似，陕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东岭集团在当地的金属铅锌冶炼和焦化项目是灾难制造者。
“血铅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之争，如果继续选择未来经济增长以“唯GDP”的发展理念，那么环境污染事件必将日益加剧。
所谓“智慧增长”，仍任重道远。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8532844#comment 136315392 Wed, 18 Nov 2009 08:27:24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8532844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2153729 CBN记者 孙文祥 实习记者 华琪 发自上海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我国贵阳、无锡、昆明、玉溪等地相继成立了环保法庭。现实生活中，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处于社会底层，缺乏伸张利益的能力，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环境司法保护，尤其是明确NGO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或将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合法权益。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无论是检察建议，还是最终的环境公益诉讼，只是一种事后解决手段。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还需要各级地方政府转变观念。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应该看到环保经济的前景，从而转变现有的经济模式。

首份“检察建议”
2009年7月，刚成立半年的昆明市检察院环境资源检察处（下称“环检处”）发出首份检察建议，要求滇池边一家注资规模逾千万美元的外资化工企业，要么在3个月内整改，要么尽快搬迁改造。
检察建议直指的昆明锦洋化学有限公司（下称“锦洋化工”）前身为国有的昆明市电化厂，1997年因亏损停产，1999年引进外资后起死回生。2005年7月，电化厂所有锦洋化工的25%股份被韩国锦洋公司全部收购，锦洋化工成为外商独资公司，注册资本1200多万美元。
检察机关调查指出，新注资的锦洋化工的不少设备仍沿用原厂早已经老化、落后的生产线。记者掌握的调查材料显示，从2004年11月26日至2009年2月20日间，锦洋化工受到有据可查的处罚即达9次。
此外，该公司还有4次有毒气体泄漏未经处罚。
2000年6月29日、7月29日发生两起氯气泄漏事件，均由断电引起，6月29日这一次造成厂区附近部分庄稼受损害，赔偿300248元，7月造成伤害的是陈家营村，未有人员重大伤害，赔偿1732237.5元。
2004年8月25日，公司装置发生故障，氨气、氯气泄漏，混合产生氯化铵气体外泄，导致局部环境污染事故，送到医院的村民多至169人。2008年9月20日，锦洋化工内车间发生氯气泄漏，导致3名职工中毒入院治疗。
据了解，锦洋化工所在地的陈家营村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报告，要求解决该厂长期污染对陈家营村的毒害。滇池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锦洋化工进行检查时，有4人因强酸泄漏出现中毒情况。此外，另有3名执法人员还再次因查处该企业工业废水渗漏被毒害住院。
2009年3月6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向昆明市政府报告：锦洋化工从成立以来一直向滇池河道排放工业废水，污染了周边环境，给附近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建议按职能由相关部门立案调查。
2009年4月，环检处就锦洋化工的环境污染问题召开专家研讨会，形成先发出检察建议的意见。与会专家还建议，超过一定期限未停止侵害行为的，检察院可考虑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据悉，检察院的报告和建议得到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相关领导批示同意和支持市检察院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批示也建议由昆明市检察院直接进行环境公益诉讼。
7月22日，环检处将检察建议送达锦洋化工。
“锦洋化工污染事件久未解决，一定程度上凸显的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难。”昆明检察机环检处处长李光辉认为，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能总是停留在行政罚款上，应该加大排污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守法的企业受到鼓舞。
9月2日，李光辉告诉CBN记者，锦洋化工已经向检察院报告了整改方案，至于是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还要看三个月后的整改效果。

司法介入环保
2008年10月，震惊全国的“阳宗海坤污染事件”催生了昆明市将环保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新机制，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环保警察”，检察院设立“环保检查处”，法院设立“环保审判庭”。
“为了有力执法，我们设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司法机构。”昆明市副市长王道兴介绍说。
此举意味着环境污染事况的处置，将从过去主要隶属于行政管辖的领域，转向行政管理与司法深度介入的双重轨道。
为明确环境司法保护的目标和工作程序，昆明中院与昆明市检察院、昆明市公安局、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共同出台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
该《意见》从加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力度，规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操作程序，建立环境保护司法机构，建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建立环境保护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络员制度等5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将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建立环境保护系统性机制，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记者查阅到的这份《意见》规定，环检处负责办理涉嫌环保方面的犯罪案件诉讼，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起诉，支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及环保法制宣传；环境保护审判庭对涉及环境保护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及执行实行“四合一”的审判执行模式，并积极探讨环境公益诉讼和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诉讼。
这意味着，追究刑事责任将使排污企业负责人面临着刑罚可能，而环境公益诉讼使企业可能面临的巨额经济赔偿也将远远超过行政部门的罚款。
2009年8月26日，玉溪市中院对“阳宗海坤污染事件”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因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处罚金1600万元；三名管理人员分别被判处4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若干。
　　事实上，设立环保审判法庭，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瑞典在1969年出台第一部环境法之后，随即成立了环境法庭，以便快速有效地处罚环境违法行为；美国在环境的司法保护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授予环保局以全面、永久的法律调查执行权。
在我国，环境司法保护蹒跚起步。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我国的贵阳、无锡、昆明、玉溪等地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对环境司法保护进行探索。
“建立专门环保法庭，可以更好地保证环境案件判决的公正性。环保法庭集中受理特定地区的环境案件，有利于尽可能地实现同一类型、相近事实的环境案件的统一裁判，也可以尽量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告诉CBN记者。
然而，因为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实践中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明确规定，制约了环保审判工作的开展，无论是昆明还是无锡的环保审判庭都曾遇到“门庭冷落”的现象。
导致“门庭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诉讼主体的缺位。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人才能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这就在法律上给环境公益诉讼带来了重重困难。由于存在着起诉主体缺位的尴尬，致使环境损害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预防和纠正。
云南省高院的李思明副院长表示，“目前我国在环境污染诉讼中，只能由直接利益相关者提起诉讼，这大大限制了环境污染事件进入诉讼程序。而充分利用各种民间环保组织、研究机构的专业及资源扩宽公益诉讼的参与面，不但能给予这些受害者更多的援助，也能更好地监督污染者。”
2009年6月，因为阳宗海环境污染案件的审理，云南省高院召开了全省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建设及环境保护案件审理工作座谈会，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和受案范围上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环保公益诉讼为特定国家机关或者组织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司法实践中，这些先行试水的“环保审判庭”均以《会议纪要》或内部规定的形式向NGO组织打开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一道门。也就是说，只要在我国境内经过依法登记的，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NGO公益诉讼破冰
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探索时有出现。
2008年11月，为保护一条名为石榴岗河的河流，广州海珠区检察院提起了广东首例环保公益诉讼。此后，各省的“环保公益诉讼第一案”屡见报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例都是以检察院和行政部门为原告，试图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团组织和普通公众，依然在法院大门外徘徊。
　　这一切，直到2009年7月才获得改变。
2009年9月1日，贵州省清镇市环保法庭对我国第一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清镇市国土局行政不作为案进行公开审理。
这起诉讼来自群众的举报。
“今年5月，中华环保联合会接到有关群众举报，称清镇市有一未完成全部建设的冷饮厅加工项目，对该市百花湖风景名胜区的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告诉CBN记者。
中华环保联合会赴实地进行多次调查后发现，清镇市国土局于1994年位于百花湖乡三堡村屯坡脚的面积为800平方米的4号宗地转让给李万先，出让期限为50年，规划为建设冷饮加工及宿舍、办公室。
然而，李万先的工程并未如约完工。按照合同约定，清镇市国土局应无偿收回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地块上全部建筑物或其他附属物，但该局一直未履行职责。
7月27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要求清镇市国土履行职责，收回上述土地使用权，以保护百花湖的环境不受侵害。
9月1日的庭审中，清镇市国土局的答辩状称，在原告起诉后，该局于2009年8月28日做出的《关于无偿收回清镇市百花湖冷饮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对中华环保联合会关心、关注清镇市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感谢。
“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此无异议，我们认为诉讼的目的已达到，故当庭向法院申请撤诉。”马勇说。至此，中国首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告馨。
其实，今年7月6日，江苏无锡市中级法院下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正式对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立案审理，这是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我国首例社团组织环境公益民事诉讼。
马勇告诉记者，无锡这个案件委托当地律师在操作，具体开庭时间还没有定，可能不会在近期内开庭。
据介绍，当地居民反映遭受该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铁矿粉粉尘污染和噪音困扰。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签约律师吴晓宇和环保技术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如该公司每天凌晨5时左右，冲洗场地上的铁矿粉，冲洗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下水道，经黄田港（锡北运河）流到长江。
　　“无锡、江阴饮用水取水口均在其下游。”吴晓宇律师说，该公司的环境污染问题已不仅仅是周边居民了。
为此，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对港口周围居民的妨碍；立即对铁矿粉冲洗水进行处理，消除对饮用水水源地和取水口产生的危险（威胁）；立即将黄田港（锡 北运河）和港口附近的下水道恢复原状，铁矿粉泥作无害化处理；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含鉴定费、律师费）。“环保法庭安排了一次原被告的会面，双方进行证据指认，那次会面的内容是对方口头提出要搬迁，但至今没有给出书面的东西，目前在等待开庭的时间。”吴晓宇律师告诉CBN记者。
马勇告诉记者，法律中心有一个面向全国的投诉电话，他们每天都要接到各地很多污染投诉，还有环保部信访局等部门转来的举报。在接到两地群众的投诉以后，由于被投诉企业地处当地环保法庭的管辖范围，法律中心开始对这两个投诉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最终决定要做环境公益诉讼的实验。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漫长。”

救济之困
“首例”、“第一例”这样的字眼，标志着中华环保联合会在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取得的突破，有着很好的示范意义，但其背景势力也是其他草根NGO组织难于望其项背的。
据介绍，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一家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环境保护部主管的全国性社团组织。自成立之初，它就已经具有特殊色彩，主席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副主席则包括现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等人。
马勇告诉记者，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目前大的法律框架还没变的情况下，法院也会非常谨慎，只能局部的尝试。当然，希望能通过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举动，吸引更多的民间社团组织来做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即便允许NGO组织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难题也会很多。
“目前，通过诉讼解决环境纠纷并不是公众的首选，大多数受害者还是想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这样比较省钱、省时。通过司法手段解决环境纠纷，要求证据和程序比较严格，还要交诉讼费。但是通过行政机关解决环境纠纷，受害者可以一级一级地解决，最后多少可以得到些赔偿。”王灿发说。
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6年因环境问题的举报平均增长率约为87%，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2004年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4453件，2005年只有1545件，2006年略有上升，但也仅有2146件。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的王灿发，他领导的法律中心十年之内接到了12000多千个投诉电话。一共支持了130多个案件，大约1/3胜诉，1/4败诉，还有一些地方法院不受理驳回起诉的、证据无法收集的案件。
“环境纠纷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的企业。既然这个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税收，就会受到当地政府部门或暗或明的保护。起诉难、取证难，判决难，执行难。”王灿发告诉记者。
比如起诉，很多时候，法院根本不给立案。有的法院连不予受理的裁定书都不给，想上诉都不行。究其原因，还是地方行政力量的干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贵阳、无锡、昆明等地在司法实践中探索成立环保法庭，都是基于当地的环境压力。比如，昆明上述《意见》的出台和“阳宗海坤污染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昆明的首份检察建议的背后，也凸显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困局。
一方面，昆明要求那些派驻全国各地的上百名招商官员们，2009年实际引进外资要达6亿美元以上，引进市外到位资金600亿元以上；另一方面，昆明也提出招商引资不能以污染为代价，凡是有污染、可能破坏资源环境的企业坚决不引进。
“我们进来投资，引进资金，养活了很多职工；现在昆明招商引资，外面商家在看着这个事情，如果处罚我们了，那么外商会不愿意到云南来投资。”
排污企业经营者的这番话，让环检处处长李光辉陷入深思。他说，“要是有一天，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加上一条环境目标管理责任制，以及环保工作问责制，环境保护的施行才可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王灿发说，虽然各地出现了环保法庭的尝试，但仍难以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并且存在着很多问题，多数法官没有受过环境法的专业训练，案件判决的执行非常困难，最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
他介绍说，最高法院迄今为止共颁布了3400多条司法解释，其中与环境案件审判有关的司法解释仅有18条，约占总数的0.5%。并且，这些有限的司法解释主要针对环境刑事案件，有关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数量极少，与环境司法实践以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为主的环境诉讼现状极不相符。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我认为能够受理就是一个进步。以后更多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2153729#comment 134218240 Sat, 05 Sep 2009 12:28:49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2153729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1259716 CBN记者 孙文祥 实习记者 华琪 发自西安、上海

在很多地方政府看来，现在是城建设施投入多年难遇的良机。一是信贷政策宽松，银行贷款容易；二是投入成本低，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正处于低谷。
近日，CBN以古都西安为例，试图管窥一豹。西安的模式是和银行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成立诸多融资平台，以政府资产作为抵押，财政收入作为还款保障，向银行贷款获取建设资金。
随着融资市场的悄然放松，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信贷资金快速、无障碍地流入西安市政府支持的235个重点建设项目。经济发展也因此提速。今年上半年，西安实现生产总值1076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3位。
然而，在经济低迷期间的大举融资和全力投资，对西安未来的财政压力也不容忽视。
根据财政部对全国65个大中城市建设的财政性资金来源调查，1997年各种用于城市投资建设的财政性资金来源总量只有190.19亿元，2004年财政性资金总量增长到965.64亿元，共增长5倍多，而同期城市建设负债却以50%的高速增长，增长了25倍多。
“在这轮政策扩张期，（地方债务）加重是可能的，但简单禁止融资也行不通的，堵不如疏，关键是如何发展，鼓励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内部的自律和加强管理。”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接受CBN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地铁GDP诱惑
“西安现在是一个大工地，我们最不愿意走有地铁施工的道路。乘客浪费钱，我们浪费时间。”8月9日，在前往西安“8·2”地铁坍塌事故现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CBN记者说。
聊起最近的这起地铁坍塌事故，这位王姓司机不惑的说，“每次事故后，报纸上总是说政府在分析原因、查找隐患、制定安全措施、下发紧急通知，还有一连串的安全大检查，可事故还接二连三的发生？”
悲剧发生在8月2日上午9时许，在西安地铁一号线TJSG-8标莲湖路洒金桥站施工现场，3名工人拟进行沟槽支护时，沟槽中段南侧坑壁突然坍塌。
“塌了。不知是哪位工人喊了一声，随着喊声响起，只见已经挖好的沟槽，被塌方的泥土‘回填’，一名工人满身是泥土的跑了出来，一脸的惊慌。”事故现场的目击者向CBN记者回忆说。
据记者了解，约10方泥土突然塌方，53岁的四川籍民工甘祥宾和22岁的云南籍民工涂千军被埋在了里面，后因窒息时间过长抢救无效死亡。
8月10日，西安市通报的调查结果认为，“8·2”事故是一起因基坑开挖支护不到位、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足、相关人员职责履行不力，在较差自然地质和连续降雨下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董军在通报会上说，今年1月8日召开的地铁安全生产工作会上，他针对两次着火事故就地铁施工安全生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各参建单位都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信誓旦旦地立了军令状。
然而，“7个月零2天后，我们又在这里召开会议。”董军说。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加上此次塌方事故，西安市地铁建设已在7个月发生了4次事故。
事实上，从2008年12月30日第一起事故发生起，西安市市长陈宝根公开向市民道歉、一系列安全检查、严惩事故责任单位责令其退出西安建筑市场并处罚金、设“百万巨奖”保证施工安全、签订安全生产“军令状”等措施多管齐下，但并没有杜绝事故的再次发生。
和许多大中型城市一样，拥有地铁是西安的梦想。自2006年9月29日西安地铁二号线工程在城北张家堡广场南环岛破土动工，这座具有3100年建城史、1100年建都史的古城冀望着进入“地铁时代”。
按照2005年的规划设计，西安市计划建6条地铁线路，总长251.8公里。已经开工建设的地铁1、2号线将首先形成西安地铁的“十”字骨架，缓解城市东西、南北方向的交通压力，随后将推进3、4、5、6号线的建设工作。
《华商报》今年5月29日的报道称，据西安市地铁办结合西安实际情况和铁路建设对经济增长1∶7.83的贡献率统计，西安地铁项目对地方经济的综合贡献率保守估算可达1∶7。如果简单以此估算，每年25亿至30亿的投资，将每年能带动175亿―210亿的GDP，地铁项目还将建设多年，而西安2008年GDP才2190亿元。
在“大项目支撑大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的决策是“大干快上”。西安市地铁办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地铁建设共完成投资15.58亿元，完成年计划投资任务28亿元的55.6%，提前一个月实现投资任务过半目标。
西安市地铁办主任、地铁公司总经理陈东山曾表示，地铁建设将支撑西安的总体规划，拉大城市骨架，增强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功能，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对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视。

“冲动”的西安
地铁建设只是这座城市规划的235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事实上，整座西安古城，被东西长25.3公里的地铁一号线、南北长26.4公里的二号线地铁切割成四个大工地，二环路内的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道路扩建、房地产等项目则点缀其间。
8月11日，记者来到西安市北二环上的未央桥。经未央大道向北，整个地区包括未来市委市政府所在的凤城九路附近，基本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在建的楼盘，一幅“沸腾景象”。
单以房地产为例，过去的2008年，西安的房地产开发投资540.10亿元。
全市335家建筑企业的房屋施工面积2985万平方米，竣工面积89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317.56亿元。而记者获取的《西安市2008—2012年住房建设规划目标》（以下简称“住房建设规划”）显示，西安市确定未来五年的住房新开工面积总量为5866万平方米。
这个庞大的住房建设规划将耗资1846.06亿元。其中，商品住房开发规模预计达到3654万平方米，投资额约为1337.29亿元；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规模预计达到573万平方米，投资额约为131.79亿元。
对于建设资金来源，上述住房建设规划称，“积极协调金融信贷部门对重点开发企业给予金融支持，鼓励开发企业多渠道融资，适度引进资金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客商投资西安市住房建设项目。”
此外，西安还要从每年约2万亩左右土地供应指标中拿出6000亩来保证房地产开发的用地需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上述住房建设规划将给西安来的总产值约为2315.20亿元，净产出为469.14亿元。
城市建设繁荣的背后，是中央和地方投资计划的双重刺激。
在2008年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出台后，西安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策划、提出符合国家资金投向的项目911个，总投资3253.8亿元，并及时向国家和省上申报。
“2008年，经过和国家、省发改委的沟通衔接，我市共有175个项目进入国家1000亿元计划盘子，争取国家资金10.64亿元。”西安市发改委的文件称。
在落实中央扩内需的项目尚捉襟见肘的同时，西安市又提出了更为庞大的投资计划。2009年，西安提出要确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78亿元。安排重点在建项目233个，2009年计划投资571亿元，比上年增加206亿元。
仅2009年全口径的西安城建投资，更是创纪录地达到230亿元。
其中，市本级实施项目投资规模为110亿元，涉及四大领域数百个项目，包括修编全市轨道交通规划，加快地铁一、二号线和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进程，配合地铁一号线实施一批交通疏导线工程……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开工建设面积分别达到350万平方米和200万平方米，按期回迁率达到100%。
而根据西安市财政局2009年预算报告的数据，西安全市2009年的一般预算收入162.7亿元，加上中省补助收入55.95亿元，减上中省支出19.9亿元，全市可安排的财力为198.75亿元。
简单对比即可发现，单是2009年全口径的西安城建资金就超出全市可安排的财力，而年度投资总额571亿元的重点项目几乎是全市财政总收入的3倍。按平均30%的项目资本金要求，启动资金就要171亿元，与财政收入相比，地方政府的再融资压力可见一斑。

钱从哪里来？
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钱从哪里来？在《2009年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市长陈宝根提出5种筹措建设资金的办法。
首先，西安希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中、省大盘子。
“从去年中央扩大内需，加大投资政策实施以来，截止6月底，我市共争取中央、省扩大内需投资23.48亿元。其中市属以下项目投资322个，项目总投资62.4亿元，共争取上级资金9.85亿元。”西安市发改委答复CBN记者的书面采访称。
与全国各地一样，招商引资的作用在西安也被一再强调，鼓励民间资金广泛参与政府主导的各种民生工程、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西安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西安市招商引资实际完成430.7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6.5亿美元。
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还是银行信贷。
2008年11月底，在4万亿政策出台后，西安市率先组织了一个未来几年投资总额高达5000多亿元的项目对接会落实中央政策，市上领导悉数出席，西安市所有银行，甚至包括两家外资银行的行长都应邀出席。
“银政合作”也在这一背景下登台，其实质是银行寻求政府信用为其贷款提供或显性或隐性的担保。为此，西安市成立开发性金融合作领导小组，推进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的快速实施。
“由杨广信副市长任组长，国开行陕西分行行长茆君才、市发改委主任王学东为副组长，各区县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基投公司、市地铁公司为成员单位。”西安市发改委答复CBN记者的书面采访称。
记者发现，在西安的这轮城建投资中，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提供的信贷资金不可或缺。
今年3月，西安市和国开行签署第四轮《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未来3年，国开行将为西安轨道交通、市政公共设施、保障性住房等88个重大项目提供贷款约530亿元。其中，市本级项目32个，总投资648亿元，国开行承诺贷款384亿元；区县项目56个，总投资312亿元，国开行承诺贷款146亿元。
比如，总投资220多亿元的西安地铁项目，也是由国开行作为牵头行的银团提供贷款。其中，地铁一号线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122.7亿元，项目资本金49.2亿元列入财政预算，银行贷款73.5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68亿元，美元贷款8000万元）。
目前，西安市与国开行的合作经历了四个阶段。数据显示，到今年上半年，国开行陕西省分行已经与西安市各级政府融资平台签订贷款合同金额427.5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向西安市发放贷款62.1亿元。
此外，应西安市政府要求，国开行还曾为其出具财务顾问书，建议市政府统一部署，建立覆盖各级财政的投融资体系。西安市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西安市共成立融资平台24个，其中市级融资平台4个，各区县、开发区融资平台20个，同时推动区县设立担保公司13个，建立创业促就业贷款平台6个，形成一个多渠道融资和多平台运作的格局。
随着这些融资平台的陆续建立，西安出现了一个更为活跃和高效的银行借贷市场。
记者从西安市统计局获得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末，西安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4268.05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2483.16亿元，短期贷款余额1269.45亿元。新增贷款连创新高。整个上半年，西安新增贷款952.51亿元，为2008年同期的3.6倍，是2008年全年的1.5倍。
“政府利用融资平台加强与开发银行合作，极大地加快了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环境治理、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棚户区改造、城市容貌提升工程建设，为西安市城市道路网扩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城市轨道交通、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建设解决了资金瓶颈问题。”西安市发改委答复CBN记者书面采访称。
但是，找银行的部门太多，银行的钱也不是随便给。据一些地方官员透露，政府推荐给开行的项目，政府提出的资金需求，一般只有五分之一能得到满足，并且是根据政府资本金到位情况和需求情况逐步到位的。
为此，陈宝根在《2009年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策划一批市政债券、企业债券项目，争取国家债券发行额度。

地方财政压力
搭建平台、筹措资金只是故事的开端。
尤为重要的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融资能够确保低成本资金快速、无障碍地流入政府支持的项目。
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底，西安235个重点在建项目实现投资431.7亿元，完成年计划的76%；较上年同期增加194.4亿元，增加10.7个百分点；171个重点前期项目，14个提前开工建设，完成投资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3亿元。
经济发展也因此提速。2008年在沿海地区一片危机声中，西安实现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15.6%。而今年上半年，又实现生产总值1076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3位。
然而，在经济低迷期间的大举融资和全力投资，对西安未来的财政压力也不容忽视。这些平台的负债规模究竟有多大，暂没有公允的估计，但从一个侧面可窥其一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底，陕西省的债务总额达1272亿元，已相当于GDP的23.2%。其中，三大政策性银行共贷款522亿元，占41.0%，商业银行贷款426亿元，占33.5%，其它债务为324亿元，占25.5%。
这一研究仅测算了政府债务总额中的显性债务，并不包括隐性债务。然而，仅此存量债务规模已然超过了全省的财政总收入。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安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91.25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56.1%，同比增长19.8%，但一般预算支出100.79亿元，同比增长33.2%。
尽管财政性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规模不断增加，但仍然无法满足城市大规模建设所带来的庞大资金需求。随着项目建设力度的加大和节奏的加快，项目资本金需求越来越大，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将突出。
而且，出现项目资本金不足、超概算投资等情况，最终还要西安市政府以财政资金增加专项资金方式补足缺口。比如，西安地铁一、二号线工程的总投资为227.9亿元，共需项目资本金91.16亿元，比原建设规划增加 19.1亿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按照西安市确定的追加方案，在原筹资方案的基础上，这多出的19.1亿元被分解到西安的市、区财政负责落实。
也就是说，从2009年至2015年，西安市级财政每年新增0.97亿元，沿地铁线的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和长安区每年新增0.1亿元，浐灞生态区等4个区每年新增0.13亿元至0.3亿元不等。
此外，新增灞桥区和航天基地两个筹资单位，灞桥区按7年筹集，安排0.14亿元/年，航天基地按5年筹集，安排0.3亿元/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根据国开行的要求，经市级人大批准西安市确定了贷款偿还方案，西安市为地铁项目还款拨出专款，同时财政每年拨款建立专门的地铁基金，为地铁贷款的安全性负责。
“这项贷款进一步加大了我市财政的风险，市财政局要统筹考虑政府信用资金的归还问题，制定详尽的还贷计划，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西安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决议称，并要求市政府定期报告地铁建设项目的进展、资金使用和还贷情况。
说到底，这些政府全资窗口公司贷款所形成的负债，最终必须政府以财政收入偿还。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曾撰文指出，地方政府超常规进行城市建设的深层次原因既有“政绩考核”方面的驱使，也包含着城市建设和开发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
“一方面，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对GDP增长有更加直接的拉动作用，有效缓解城镇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并且通过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明显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使城市土地得到大幅度升值，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缓解财政一般预算的紧张状况。”
然而，随着这一轮投资热潮的涌动，未来政府背负的巨额债务，或将成为西安繁荣新起点不容忽视的暗疾。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1259716#comment 134218240 Wed, 26 Aug 2009 04:08:36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1259716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1259406 CBN记者孙文祥 发自宁夏石嘴山
作为全国“十大煤炭基地之一”的宁夏石嘴山，因产“太西煤”享誉国内外。
依托资源发展工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许多资源城市的惯用模式，石嘴山这座“塞上煤城”也不例外。
过去的几十年，石嘴山的产业围绕着煤炭做文章。200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构成中37.7%来自煤炭开采、洗选业和电力生产与供应业。
当赖以生存的资源因过度开采而逐渐减少，一些矿井被关停或闭坑，留给这个城市的除了一系列光荣的记录外，还有是被污染的环境、撕裂的地壳和数万的下岗失业者。
这些资源城市将何去何从？

“塞上煤城”的兴衰
2009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CBN记者沿着贺兰山穿行，来到位于石嘴山40公里外的石炭井矿区，两座矗立的煤矸石山的阴影下，几辆运煤车缓缓驶过。地面沉陷损害了道路和房屋，一些工人获得政府补贴搬离了这里。
石炭井矿区共有13个煤层露出地表，高高矮矮的山坡中嵌着塌陷的深沟，一眼望过去，可辨认盗采煤炭者留下的洞口。煤矿工人说，在盗采最猖獗的2004年，上山拉煤的汽车绵绵不绝。
最繁华的时候，石炭井有9万人，如今只剩1万左右的常住人口。一幢三间独门小院的平房卖500元钱，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在清理废墟中的砖块。一块砖3分钱，他们每天能赚上50来块钱。
2002年10月，石炭井区划归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管辖，更名为石炭井镇。
石嘴山大规模开采煤炭始于1956年。当时，西北煤矿管理局按照煤炭部“贺兰山北段、黄河两岸以石嘴山为中心，建立西北煤炭生产基地，责成西北煤炭管理局派得力人员开始筹建”的批示，在进行地质勘探时成立了石嘴山煤矿筹建处。
来自陕西、山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河北等10多个省市成建制调入的两万多名干部职工（不包括随迁家属），奔赴石嘴山参加煤炭工业建设。
当时，包兰铁路尚未开通、包兰公路的路况和桥梁又不能承运大型设备。在这种情况下，矿区筹建处雇用黄河船工，与筹建工人一起，用木排将矿区建设所需的木材、钢材和机械设备等从兰州顺黄河陆续转运抵石嘴山。
1976年的春节前夕，辽宁籍老矿工胡永昌的女儿胡艳丽到矿上过年。在她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偏僻的深山沟，从矿上食堂打来白菜萝卜或土豆白菜，顿顿是馒头，但管吃饱。
“因为住房紧张，那些带着农村家属的老矿工们，在山坡上盖起了一间间平房，一家人挤住在一起。”胡艳丽说。那时的矿山，高音大喇叭里，或播放着京剧样板戏的精彩唱段，或播放着放高产、献厚礼、迎佳节的口号。
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援建的煤矿工人挖出了被称为“黑色的玛瑙”的太西煤。
20世纪70年代，太西煤以三低六高的内在品质远销日本、法国、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宁夏第一个和世界对话的商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宁夏40%的创汇一度依靠太西煤。截至2007年，太西煤出口创汇6.4亿美元，美元换回了宁夏急需的工业设备和原材料，促进了宁夏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自建市以来，石嘴山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开采煤炭5亿吨，贡献工业总产值2000亿元，利税200亿元，发电量1500亿度。”石嘴山市委书记李文章告诉CBN记者。
已退休的河南籍老矿工段玉生说，他在1959年来到石炭井矿区挖煤，每天上班前，都可以看到不远处火车载着满满的煤离去，那是生产繁荣的象征。事实上，忧患就像煤炭一样深埋在地壳里，等待被一起挖出。
太西煤以宁夏汝箕沟、白芨沟、大峰矿所产最佳。根据测算，如果每年开采550万吨，这种煤的储量只够开采40年。
2005年，宁夏明确提出“限采令”，将年产量被控制在500万吨以下。

沉重的转身
在繁华年代，煤炭矿务局是典型的小企业、大社会，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蓝色工作服、工具包曾是一种优越的象征。“那时候矿务局的人到市里，反到是觉得到了乡下，因为当时市里公共设施都不能跟矿上比。”河南籍老矿工段玉生说，当时一个月发50来块钱，全家人都够用。
现在能够开采的煤越来越少，石炭井矿务局已不复存在。老矿工段玉生告诉记者，一部分工人下岗了，一部分转战到宁夏其他的煤矿，还有一部分依旧在矿区轮流开采。
5月28日下午，石炭井二矿采煤区，几名年轻的工人从矿井的升降机上下来，径直前往不远处的洗澡堂，满面的煤粉让他们难辨本来的面目。他们身后的一位老工人，边走边拍打着身上的煤灰，满面煤粉遮掩不住额头的白发。
依托资源发展工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许多资源城市的惯用模式。目前，石嘴山市辖区内的国有矿山2/3进入了中老年期，多座矿山已经闭坑或面临闭坑，现有储量5.3亿吨，最多可开采15—20年。
当城市随着矿业兴起时，它们被冠以“汞都”、“煤都”、“石油之城”等美誉；经过十几年甚至上百年开采后，它们濒临困境：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
2002年，国家发改委《资源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确定了全国共118座资源型城市，其中煤炭城市63座、有色金属城市12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石油城市9座、森工城市21座、其他城市5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8%，涉及总人口1.54亿。
无论是煤炭城市，还是其他资源城市，有着近似的成长轨迹：“矿业兴则城市兴，矿业竭则城市衰”。
所谓“资源枯竭”，一般是指主体资源生产能力下降（产能型枯竭），或者主体资源产品价值下降（经济型枯竭），或者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功能缺失（环境型枯竭）。
课题组称，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2/3已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闭坑，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资源衰竭，300万下岗职工、1000万职工家属的生活受到影响。
在此背景下，2007年12月，国务院出台文件《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业界称之为“38号文件”，其中提出了5大任务和6大政策措施。
“对资源已经或濒临枯竭的城市，国家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偿社会保障、生态、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欠账。”文件称。
和许多资源城市一样，就业难无疑是石嘴山最头疼的事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石嘴山各煤矿安置了许多富余职工及其家属，煤矿不景气后，失业潮波及面更广。
“1996年，石嘴山市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度达到9.7％，高于全国临界线4个百分点。”石嘴山市劳动就业局局长陈鸿思告诉CBN记者。
20世纪90年代，由于煤炭工业结构不合理，小煤矿低水平重复建设，全国煤炭市场总量严重过剩，加上煤炭下游企业的不景气，石嘴山煤炭企业和全国煤炭企业一样陷入困境。
“由于部分矿井关停和企业改制等因素，全市失业或半失业人员达7万多人，3万多煤炭职工下岗或转岗，涉及家属10.7万人。”石嘴山市发改委的材料称。
“老矿工们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不再下井，不再干重体力活。”石嘴山“蝶恋花”鲜花店老板黄支军说，1958年，父母从徐州煤管局调到石嘴山的煤炭基建公司工作，家里两代人都跟煤炭打交道。
黄支军在矿上工作了5年，1998年因效益不好下岗。刚下岗时，他帮别人跑运输，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后来用攒下的钱买了辆车跑出租，但发现这一行并不适合自己。
2004年9月，他决定开一家鲜花店。“开张第一天的晚上，卖出了第一束鲜花。”黄支军说，要将鲜花店经营好并不简单，前四个月赔了不少钱。
在石嘴山市劳动就业局的帮助下，黄支军获得了2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解了燃眉之急。经过兄妹俩的共同努力，花店的生意慢慢好起来，还清了贷款。2007年，根据市场需求，黄的鲜花店增加了婚礼庆典服务。黄支军告诉记者，他刚从山东青岛、烟台考察回来，等5万元的小额贷款下来后，会扩大经营范围，向婚礼庆典一条龙服务的方向发展。
“2006年以来，全市有664人享受了小额贷款，贷款金额1290.5万元，享受贴息补贴78.98万元，带动从业人员1499人。”陈鸿思告诉CBN记者。
像黄支军这样发展自己实业的下岗职工毕竟是少数，作为劳动局官员，陈鸿思希望国家能够投入更多的培训经费，援助困难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沉陷区的治理
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还有那些一家两代以“挖煤为生”的煤矿工人，但他们生活的土地已经沉陷。数据显示，石嘴山曾有9万多煤矿工人及其家属，生活在充满着危险的塌陷区的房屋中。
在两代煤矿工人的奋斗下，石嘴山依托煤炭生产成为宁夏的工业重镇。一个在建设初期没有预想到的问题逐步呈现在人们面前，高强度的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沉陷区。
石嘴山市发改委提供给CBN记者的材料显示，采煤区形成的沉陷面积达41.35平方千米，因采区塌陷破坏地表原始自然形态，坑深最大为21米，个别塌陷裂缝直通井下。沉陷区涉及住户30359户。
以该市惠农区为例，有7个沉陷的大坑。42岁的吴学虎曾住在这样的大坑里，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家人的生活靠他出外打点零工维持。拮据的生活状况，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吴学虎说：“有一年夏天，连着下了3天大雨，屋里漏得一塌糊涂，靠西边的那间小屋还顺着裂缝塌了半边，幸亏当时屋里没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从大坑里的旧房子里搬走。
每遇下雨天，沉陷区居民的安全也困扰着当地政府。2005年7月的一天，突降暴雨。那天，沉陷区44户居民的房屋倒塌，607户居民的房屋严重裂缝。
“整整一夜，大雨中展开了一场生死大营救。沉陷区里715户、共2700多人被安全转移，妥善安置。”随行的政府官员告诉CBN记者。
惠农区煤炭系统职工王孝良全家10口人原来在矿区的沉陷区居住，过去院子和路一样高，随着沉陷加剧，院子外的路逐渐变得比院子还高，一下雨，水就往院子里涌，全家就得“抗洪”。
沉陷区煤矿工人的居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曾表示：“趁着现在煤炭价格高，企业效益好，国家又有政策扶持，赶紧把沉陷区的群众搬下来。不然，再过几十年，煤挖完了，没资源了，搬不动了，就把群众撂到山沟里了。现在哪怕少发点奖金，也要在企业效益好的时候把群众安居的问题解决了。”
为解决沉陷区居民住房问题，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实施宁夏采煤沉陷区治理方案，项目总投资11.25亿元，其中石嘴山市采煤沉陷区用3年时间新建住宅建筑75.54万平方米，安置居民12590户。
在采煤沉陷区生活了38年王孝良，最近告别了沉陷区“坑里”生活，住上了楼房。“作为沉陷区搬迁户，花了4.1万元在静安小区买到了一套原价6.4万元的房子，政府补助2.3万元。”王孝良说。
　　王孝良所在的静安小区是执行项目之一，房子按照成本价出售，已经建成6个居民区，计划安置沉陷区居民6521户。惠农区计划在沉陷区种上适合西北地区生长的植物，并将“7号坑”建设成一个地质生态公园。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不仅仅西北地区，在煤炭富集的东北三省、山西省等地，都加大了对煤炭沉陷区的改造力度。

一个城市的努力
2003年，被列为全国113个空气污染重点城市第4名，让石嘴山“出了名”。
应该说，那时并没有冤枉石嘴山。“当年，石嘴山市的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年均日均值分别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一些工业较集中地区的空气质量甚至超过国家三级标准。”石嘴山市环保局党组书记李斌告诉CBN记者。
李斌说，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对环保的要求较低，石嘴山市曾上了一批耗能高、污染重的企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高耗能企业生产出“傻大粗黑”式的产品。
被评为污染重点城市后，贺兰山深处的石嘴山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这一年开始，石嘴山市淘汰了一批装备落后、能耗高的企业。比如说，关停城区内98家小型污染企业，取缔64家落后生产能力的企业，搬迁182家煤炭加工企业，拆除200多台燃煤锅炉，拔掉600多根烟囱。
“难度可想而知，阻力很大。整治时，闹事的企业很多，甚至发动工人围住市长带队的执法组。”石嘴山市环保局污染管理科科长陈厚杰说，“还有企业老板放出话来，你们把我饭碗端了，我就到你们家吃饭”。
“这几年，我们先后投资近9亿元，完成工业污染治理项目750多个。”李斌说，在经济转型的同时，石嘴山开始实施“蓝天碧水”工程。
经大武口区山水大道进入石嘴山市区，沿路两侧的人工湖泊叫星海湖。2003年以前，这里是滞洪区，但电厂、洗煤厂排放的粉煤灰和煤矸石堆积如山，杂草丛生、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石嘴山市民张辉说，如今会经常打开自家楼房窗户换一换清新空气，这在几年前却是一件 “奢侈”的事。“天上是灰的，脸上是黑的”，石嘴山人这样形容那时大武口的居住环境。
为了把这里的生态恢复起来，石嘴山市先后投资1亿多元，清走乱石2000立方米、砂子2150立方米。经过五年的治理，建成湿地保护面积43平方公里，形成常年性水域23平方公里，2007年被国家水利部为“水利风景区”。
“星海湖实现了雨洪水的综合利用，确保了城市防洪安全，缓解了城市生态用水的困难，有效调节了城市小气候。”石嘴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胜英告诉记者。
迫于环境的压力，这个城市的干部每年要抽出近一个月的时间去义务种树。目前，整个城市绿化面积达6430公顷，人均绿地11平方米以上。
马胜英告诉记者，贺兰山脚下的北武当庙附近过去寸草不生，石嘴山人用钢钎、镐头硬是在石头山上凿出树坑，一筐一筐地向山上背土，种活了两万亩的树，如今那里已是一片葱绿。
2004年，石嘴山跳出污染城市“黑名单”。2008年，石嘴山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7天。
“过去，环境污染不得了，风吹煤灰跑。现在，水清了，地绿了，天蓝了，企业也愿意来投资。”石嘴山市委书记李文章告诉记者。
此间，石嘴山市提出打造一个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做大做强机械装备制造、新材料、能源化工三大产业。按照规划，石嘴山希望到2012年，三大产业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达到85%以上。
李文章说，石嘴山积极发挥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试点项目的带动作用，已经发展起了电力、重化工、新材料、冶金建材、热电联产等一批关联度大、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
他坦言，经济转型时的困难是缺政策、缺资金。为此，石嘴山争取成为国家第一批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2007年，我们还和天津海关达成协议，建设宁夏（惠农）陆路口岸，这将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对周边500公里半径的区域会产生直接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力推进石嘴山市的经济转型。”李文章说。

新的蓝图
石嘴山市工业的复杂性在于，其经济依靠煤炭资源形成了一个煤炭开采、电力工业、高耗能工业和金属镁等工业体系的支撑。这个起步于“一五”期间的国家重点项目，至今让石嘴山充满着复杂的情感。
现实的问题是，石嘴山的煤炭资源濒临“枯竭”，而100多公里外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列为宁夏“1号工程”，蕴藏着1400亿吨的煤炭资源，占全区探明总量的85%。
石嘴山人只好把那块刻着“太西乌金”的78吨重的煤块搬到青山公园的一个角落。但无论经济如何转型，一个完全摆脱工业的石嘴山不现实。
以煤炭开采、洗选及高耗能产业为“擎天柱”的石嘴山市工业结构尚未改变。尤其是高耗能行业，2008年其实现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31.6%，产值占40.5%，从业人员为2.73万人，占全市规模工业从业人员的44.9%。
对于石嘴山而言，要想实现转型，又不被其他兄弟城市拉开距离，最终只能从工业寻求突破口，这也是见效最快的行业。
贺兰山又给了这个城市一个机会。从包头为起点，延绵500公里的贺兰山像一堵灰蒙蒙的城墙，位于贺兰山脉中部的石嘴山，除了拥有煤炭资源外，还深藏着42.8亿吨硅石资源。
石嘴山市提出，未来投资数十亿元把石嘴山市建成国家级光伏产业基地。
硅石是光伏产业和电子工业最主要的功能材料，由硅石制成的多晶硅，是太阳能产品中电池的主要原料。
中国多晶硅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20多家工厂。因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重，成本高等原因，绝大部分企业亏损而相继停产或转产。
2006年下半年开始，多晶硅概念在国内逐渐升温，许多上市企业纷纷涉足其中，包括南玻A、川投能源、天威保变、特变电工、江苏阳光、乐山电力等十余家。
从高速公路口出来，几分钟就能看到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硅业”）的指引牌，一条双车道的柏油路将工厂分成两块，蓝色的宣传板就竖立在路边。
公开资料显示，阳光硅业的项目总投资40亿元，建设规模为年产4500吨多晶硅，分二期投资建设。首期的1500吨生产线在今年5月正式开工生产，据称可实现销售额约20亿元，利税约5亿元。
对多晶硅生产企业来说，但利用硅矿开发多晶硅，产业耗能大。电、硅粉、液氯、氢气、水、硫酸等资源的供应非常重要，这也是企业选择生产地的重要指标。
现场的一位工程师介绍说，阳光硅业的周边有化工厂和电厂，可以提供稳定可靠的氯气等化工原料及电力资源，通过管线直接输送到生产现场，大大节约了成本。
“石嘴山年平均日照时间达到3000小时以上，戈壁荒地多、矿产资源丰富、产业配套齐全、电力供应可靠、基础设施完备，是我国最适合光伏产业发展的地区之一。”李文章告诉记者。
近几年，石嘴山的招商队伍活跃在“长三角”区域，他们希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替代煤炭资源型产业。今年5月中旬，李文章带领的考察组在上海签约了6个项目，协议资金30亿元，其中5个项目跟太阳能有关。
他说，随着阳光硅业和宁夏太阳能有限公司多晶硅项目的逐步建成，石嘴山市将成为国家万吨级多晶硅基地，每年可新增产值200亿元，同时为下游产业的配套提供可靠优质的多晶硅材料。
一个事实是，多晶硅的核心技术和市场仍牢牢掌握在美、日、德少数几个生产厂商中，如何避免低水平项目的重复建设，保证产业的有序、可持续发展，也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1259406#comment 136315392 Wed, 26 Aug 2009 04:03:26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51259406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9609796 国企改制江西样本：融资40亿盘活土地资产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9年08月07日 02:11 http://www.china-cbn.com 孙文祥

　　2009年，江西省计划对95户地方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
　　“对一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妥善解决计划经济遗留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江西省国资委副主任李键对记者说。
　　但现阶段面临改制的国企大部分处于负资产状态，特别是已批准的破产企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根本无法支付改制成本。“值钱的，就剩下那块地了。”
　　江西提出的办法是“盘活企业土地资产”。由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公司向银行融资贷款40亿元，用于省属42户下放企业和省属32户改制企业可变现土地收储，进而推进国企改制。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主任胡援成表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江西这种融资办法通过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转变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了用金融手段保经济增长。

　　融资40亿元

　　“目前，已有29户国企破产终结，进入破产程序的有36户，还未启动破产程序的有30户。”在江西省国资委7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李键说。
　　他介绍说，目前省国资委13位副厅以上干部每人带领一个工作组，分别挂点2至3个企业，按年底前全面完成改制任务的要求，分门别类，一企一策给予指导协调和督促，加快推进32户省属企业的改革。
　　现实的问题是，改制时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
　　李键认为，“钱从哪里来”是江西国企改革最紧迫的难题。
　　“近半个月来，省委省政府领导相继主持召开了八次会议，研究部署国有企业改革，要求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土地如何变现，改革怎样进行’等重大问题。”江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在6月26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拿出指导省内国企改革的二十二条操作要点，其中包括融资53.8亿，用于各级改制企业的土地收储，这个中部省份的国企改革战略进入全面攻坚阶段。
　　而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对国企改革“杠杆资金”的处理。省委常委会上，先有景德镇、萍乡等地方负责人介绍各地国企改革进程，其中大多有言及“地方资金紧张，希望省财政能给予倾斜”等。
　　比如，九江仅市属84家企业改制成本就达41亿元之多。
　　“省属国有企业改革所需资金由省政府统一筹集。除财政专项安排外，省国资委从国有企业的资产变现和资产收益中解决一部分。”江西省国资委主任李天鸥说，为了不因资金问题延误改革，还将筹集20亿元备战省属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李天鸥说，2008年，省国资委通过出售一部分国有股权、国有资产，收集了将近9个亿的资金。既没有贱卖国有资产，又筹集到了资金，土地收储起来，待市场回暖后，价格就会增值。既解决了改革资金筹措问题和成本的问题，同时又保护了国有资产。　
　　但在经济没有实质性回暖的背景下，通过收取国有资产收益的方式筹措改革资金的难度加大。此外，战略投资方对大规模的收购行为普遍采取审慎、观望的态度，江西部分国有产权出让也屡遭搁置。　
　　显然，“盘活企业土地资产”成为筹措改革资金最为快捷的方式。
　　今年6月，江西省出台《关于全省设区市政府闲置土地收储回购及整理开发项目融资、转借、偿还实施方案》（下称“融资方案”），解决国企改制中土地变现和改制成本问题。
　　融资方案称，以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资产集团公司”）为平台，向银团贷款融资40亿元，用于收储回购及整理开发低成本、低价格的闲置土地。
　　省资产集团公司是江西省三大政府融资平台之一。2008年8月6日，江西省财政厅在全省84家行政事业单位宾馆、招待所、商铺等价值150亿元的经营性资产打包捆绑的基础上，正式组建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这笔被称为“几乎被人遗忘”的资产充当了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角。江西省省长助理、省财政厅厅长胡幼桃说，实际上这块资产的日常经营收益一年也就几亿元，而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来经营，却可一次性贷款几十亿元。
　　成立后不久，省资产集团公司以部分资产向银行抵押，获得60亿元银团贷款，使全省85个污水处理设施顺利开建，并直接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此次贷款40亿元帮助各地市“回购闲置土地，并进行整理开发”，是省资产集团公司成立后的第三笔融资业务。据介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西省分行牵头组织银团答应在国家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给予下浮10%的优惠。其中，省资产集团公司转借设区市按下浮5%确定，另5%作为管理费用开支等。
　　还贷来源主要是闲置土地收储回购及整理开发后进行二次出让产生的土地出让收入，而省资产集团公司以“委托代购协议”项下的“代购资金应收账款”向银行提供质押担保。
　　“适当的时候，根据市场的需求，我们有计划、有秩序地逐步出让土地，收回资金，再还给财政。”李天鸥说。

　　冀望“土地变现”

　　不难发现，上述融资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以地融资，解决改制成本。但如何盘活“企业闲置土地”呢？
　　以九江市为例，目前未改制国有企业183户，涉及职工5.6万人。其中，市属国有企业84户，涉及职工3.9万人。
　　九江市委书记钟利贵认为，国企改制是躲不开、绕不过、拖不得的一道“坎”。不改，资产会流失、矛盾会积累、成本会增加。他说，九江仅市属企业改制每拖一年要增加改制成本3个多亿，而且涉及几万职工的切身利益。　
　　据介绍，江西这次贷款融资的土地收储资金将重点向九江倾斜支持。此外，九江也在借鉴“用未来的钱支付现实的改制成本”的融资思路，并确定了整体运作的改制办法，即建立政府融资平台、打捆企业资产融资、全面置换职工身份、处置资产还债重组。
　　首先，成立一家有收储土地职能的国资公司，作为政府融资平台；然后，把企业可融资的土地等资产打捆注入国资公司，目前已注入可融资的土地1619亩、资金3亿元；最后，由国资公司用土地等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
　　如果一切顺利，拿到贷款后，就可以全员置换改制企业的职工身份，并适时处置企业的土地等资产，偿还银行的贷款。但以地融资的前提是，能否搞好土地资产变现，把土地及时盘整出来，做到“净地、无债、可用”。
　　“要把土地盘整出来，就要在消除银行债务的基础上，处置好厂房和职工住房，并做好规划和周边环境，把生地变为熟地，具备使用价值。”九江市的国有企业改制文件称。
　　这样的话，单是九江市属84户国有企业可盘活的闲置土地就有2500亩。
　　“根据测算，如果按常规的办法卖地，每亩均价最多80万元，只能筹集改制资金20个亿，资金缺口近一半；而进行整体运作，先做好环境，等市场好转再卖地，预计每亩均价可达150万元左右，可基本解决改制资金。”钟利贵说。
　　钟利贵认为，因为土地是国有企业最主要的资产，是国有企业的最大价值所在。搞好城市土地经营，必须在控制土地的基础上，做好土地的环境，使土地升值。
　　“同时，科学供地，有效调控土地市场，处理好卖地筹资与收地融资、政府投资做环境与开发商投资买地做房子的关系。这样，才会放大土地价值，使土地经营效益最大化。”
　　按照这个思路运作，目前九江已融到近10亿元的银行信贷资金。此外，江西其他地市都冀望于“土地变现”来支付国企改制成本。
　　近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召开的会议上，厅长刘积福以新余市为例，指出各地市要走内涵挖潜之路，清理关闭企业的闲置用地，清理批而未供、供而未建、建而未用、用而未尽的项目用地，盘活存量。
　　最近的案例是，新余市国土局仙女湖分局对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有的123亩土地实施了收储，分局土地储备中心通过银行贷款已支付给赣锋锂业土地费900万元。
　　“由于当前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比较冷的状态，土地变现难度很大。受土地价格变动影响，即使现在出让土地，也不会获得好的收益，从某种角度讲会贱卖国有资产。”李天鸥说。
　　江西省认为，回购闲置土地可以遏止当前土地价格下滑的势头，稳定土地供应和价格，而且有望赚取溢价收益。
　　最近的两个月，全国各地“地王”频频诞生，但在2009年整个上半年，南昌市的土地交易显得平淡无奇，即使是在楼市“小阳春”之后，土地交易中心挂牌大厅也没有迎来激烈的举牌情况。今年6月，一块面积近30亩、位于南昌市昌东大道的居住用地，挂牌起始价为100万元/亩，最终只以120万元/亩的价格成交。
　　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南昌市共出让土地2885.566亩，虽然工业用地大幅增长，但纯住宅用地和商住用地双双出现下降，尤其是商住用地，从2008年的636.851亩直接降到58.3亩，下降比例为90.85%。
　　用开发商的话来说，南昌的土地市场还是有点“冷”。
　　“我们不允许国有资产随便由哪一个单位进行贱卖。当然，在改制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出现过贱卖国有资产的情况。江西一旦发现这类问题，或接到举报，我们就会进行调查核实，要依法纠正。”李天鸥说。
　　作为江西省财政厅的负责人，胡幼桃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回暖，这些回购的闲置土地将变为一笔巨额财富，经整理开发、二次招商还清贷款后，将有一定盈余纳入财政预算。



附表_江西省国有企业改革动态和进展情况

　　一、省属32户改制企业情况
　　形式：
　　1、整体出让企业7户
　　2、股权多元化企业12户
　　3、内部重组企业5户
　　4、破产企业7户
　　5、租赁经营企业1户
　　完成改制时间的进度安排：
　　1、已完成改制企业有8户
　　2、10月底前完成改制任务的企业7户
　　3、11月底前完成改制任务的企业5户
　　4、12月底前完成改制任务的企业12户
　　
　　二、政策性破产95户企业的情况
　　其中，中央在赣企业有9户、省属企业有9户、市县企业有77户。
　　目前已终结29户、进入破产程序36户、还未启动破产程序的30户
　　
　　三、设区市国有工业企业情况
　　各设区市国有工业企业共有327户；其中有改制任务的255户。
　　改制形式：
　　1、政策性破产企业58户
　　2、依法破产企业18户；
　　3、整体出让36户
　　4、内部重组2户；
　　5、租赁经营30户
　　6、股权多元化14户；
　　7、其他形式改制97户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9609796#comment 134218241 Fri, 07 Aug 2009 01:49:56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9609796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9609671 CBN记者孙文祥 发自浙江
放贷人称为“小姑娘”的杜益敏如果能活着，或许要感慨自己网织的集资链断裂的太早了。被检方指控涉嫌集资诈骗近3.9亿元的东阳女吴英，仍在金华市看守所等待法院的判决。
类似的“集资故事”仍在不断上演。2008年浙江曝光了多少起非法集资案或非法吸储案？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记者采访的数起集资案发现，借贷双方都心知肚明，高利贷融资犹如十个瓶子九个盖，总有一个盖不住的，但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大家又在博自己不是最后那个傻瓜。
谁是傻瓜只有揭幕时分知晓。
每起案件都有令人不惑的问题。钱都到哪儿去，仅称还本付息或经营不善是经不起推敲的，若隐若现的官员在案发后总是隐而不现。随着主角的逃逸或刑拘，案件难见后续，最终小而了之，像“小姑娘”或吴英这样被冠以“集资诈骗”罪名的案例或将越来越少。

还有多少借贷案
最近采访的一起民间借贷案发生在“五金之乡”的浙江永康市。
7月17日上午9点，酷热。
在经历几个月的苦苦煎熬之后，借贷涉及永康每个乡镇的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为尔”）的634户债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
这天早上，永康市广电大楼戒备森严，数百警力被安置在各处维持秩序。永康各乡镇、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在会场四周待命，每个债权人带着事先编发的凭证才能入场。
CBN记者获得的债权人名单显示，浙江为尔共收受4.25亿元民间借贷，最大的债权人借款8000多万元，最少的一个人只借了1万元。634户债权人中，借款20万元以下的个人，占了绝大多数，均为永康各乡镇的农民。
永康市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敏感内容作出定性，但浙江为尔的借贷之路已然渐次清晰。
从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浙江为尔和永康市供销总社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2000年7月，刚成立的初始注册资金1390万元，由永康市供销总社和56位职工出资，其中供销社出资330万元。一年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20万元，其中永康市供销总社出资1260万元，为最大股东。
2002年，浙江为尔改制，永康市供销总社持有的集体股全部转让给个人，公司股东变更为50个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也增加到3000万元。
名义上，浙江为尔从此与永康市供销总社脱离了隶属关系，但在大部分债权人看来，两个单位都在永康供销大厦办公，此前两个单位的负责人也都是黄洵丰，类似“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关系。
工商资料显示，黄洵丰在浙江为尔占有8.4%股份，为公司最大股东。黄出生于1947年，在永康市供销总社担任主任长达1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退休。其余大部分股东的持股数以在供销总社的职务高低排列，如当时两位副主任陈祖礼和胡有兴，分别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其他股东则出资30万元，占有1%的股份。
应该说，没有“永康市供销总社”这个招牌，也就没有曾在永康风光一时的浙江为尔。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销总社曾借款8000万元给浙江为尔，后来又陆续借了8000万元。”浙江为尔破产清算组组长、2007年走马上任的永康市供销总社主任颜锋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在永康市供销总社一直存在股金会这样的操作模式，用做下属企业流动资金之用，交纳股金者可以拿到比银行高许多的利息。
起初，股金会成员都是供销社内部职工，后来不少社会人士也把钱借给股金会，最高年息达到8.16%。一些债权人正是从股金会尝到了甜头，后来把钱借给浙江为尔。
接受记者采访时，颜锋称浙江为尔和永康供销总社没有任何股份和隶属关系。

钱呢？
每起集资案发生后，人们总要问，钱呢。
“小姑娘”杜益敏先后向非法集资7.09亿余元，除归还部分本息外，用于购买房产、汽车、挥霍等，至案发尚有1.28亿元未能归还。
至开庭审理之日，东阳女吴英借了9亿多元，还有3个来亿没还。
吴英的两位辩护律师寄书至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对吴英借款的金额、去向，吴英及本色集团资产价值等进行司法鉴定。”尤其是“吴英借款的资金流向”一项，即哪些钱用于公司经营、哪些钱用于还款、哪些钱用于个人挥霍。
于律师而言，这是一个辩护策略。对社会公众、或那些债权人来说，搞清楚借款资金的流向更为必要。
事实表明，这样的追问总是没有结果的。
比如说，记者新近采访的永康这起民间借贷案。浙江为尔破产清算组组长颜锋用不确定的语气说，初步审核浙江为尔涉及4.25亿元的民间借贷，但资金流向不确定。
在“集小钱办大事”的运作模式下，浙江为尔成立了多家企业，涉及房地产开发、五金产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期货经纪等七大行业，并将触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赣州等地。
2002年，浙江为尔的营业额为33.9亿元，年底资产额为6.1亿余元。而到今年4月破产清算时，浙江为尔目前账户上只有2000元货币资金。
“固定资产也少得惊人。”颜锋说，只有一辆破车、几台电脑和几张桌椅，合计不超过3万元。
在清算过程中，颜锋发现浙江为尔的“帐面资产”主要表现在“应收款”和“长期投资”两项上。“应收款有10163.7万元，包括个人和单位，长期投资有15695万元。”颜锋告诉CBN记者。
分析浙江为尔所谓的“长期投资”，不难发现蹊跷之处。
比如2002年8月，浙江为尔与北京华通视讯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通”）合作成立北京华通为尔广视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9000万元。北京华通以“非专利技术”作价5500万元入股，浙江为尔现金出资3500万元。
“这是浙江为尔的投资失误，成立的新公司这几年根本没开发过。”颜锋说。事实上，北京华通成立于2002年4月，仅比新公司早成立4个月，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
这样的投资失误比比皆是。2000年，浙江为尔还曾与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鸿博”的投资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因为混乱的账目，至今尚不知浙江为尔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多大亏空。
现在看来，投资失误的背后实质就是“转移资金”。
为了填补窟窿，浙江为尔就在账面上挂了一块叫做投资收益，或是下面的几个公司间做空账。“资金流向不太准确，但不应该这样挂账。”做审计出身的颜锋说。
目前，浙江为尔剩下的一块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就是杭州建德市的酒店项目。
2002年浙江为尔出资8000万元，成立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城投”），计划投资4.6亿元建设新安江国际大酒店为核心的旧城区改造项目。
2005年10月，28层的新安江国际大酒店顺利封顶。其后，因为牵涉合同纠纷，华东城投与建德市的关系发生矛盾，酒店项目就此沦为“烂尾楼”。
颜锋说，华东城投在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言外之意，浙江为尔在建德市的数亿元投资，都来自民间借贷。
“华东城投与建德市交恶后，资金越发吃紧，为还前期借贷的高额利息，浙江为尔开始大举借贷，挖东墙补西墙，最终越陷越深，难于自拔。”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
高利贷崩盘的故事结果总是这样。
有媒体援引浙江省工商局的调查称，2008年该省至少已有1200家企业停产倒闭。其中，企业资不抵债、资金周转困难或逃避债务而逃匿的占20%左右，其中不少是为了躲避高利贷追逃。

谁是傻瓜
“浙江为尔借钱几乎来者不拒，不管是浙江为尔股东的亲戚还是他们的邻居，也不管是拆迁户还是下岗职工，即使只有几千元，浙江为尔全都笑纳，其社会危害性比吴英和张世强还要大。”一位债权人说。
这并非新鲜事。
无论是东阳还是义乌，或是浙江的其他县市，一般放钱都是熟人在操作，亲戚连亲戚，朋友带朋友，亲戚赚亲戚的钱，朋友赚朋友的钱，也不是秘密。在他们看来，谁能借到越多的钱，谁的本事就越大，钱借给他就更放心。
追踪吴英案时，曾采访过一位义乌苏溪的金姓集资受害人，他主要跟吴的资金掮客杨卫江打交道，起初约定月息是3分，时间是6个月。金告诉记者，“既然借钱给他，就要相信他，我说这是家底钱，不能乱投资的，你给我掌握好。”
“到最后是身不由己。”金某感叹道。2008年10月，他想抽身而退，但杨卫江已经拿不出本金来，“我只能拿利息，一点一点往回拿。”
“非法集资到后期，就是赌徒心理。”金华市一位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告诉记者，“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非法集资，已经是拆东墙补西墙，但是都希望集资人别垮掉，因为大家都等着拿利息，都希望拿回自己的钱，一般非法集资都到利息付不出来垮掉为止。”
这个过程中，金某也由“集民”变成集资人。他以3分的月息借给杨卫江，自己又以1分或2分的月息从亲戚朋友处筹款，如此恶性循环。
金某们想要回借出去的钱，结果是失望而归。博到最后，他们率先成为填补“窟窿”的傻瓜。在采访的数起集资案中，记者还没有发现能稳妥善后的案例。
“资产怎么处置，我们会征求广大债权人的意见。把资产拍卖很简单，但我们都知道，卖不了几个钱。重整是一个机会，好比是把蛋糕做大，集资户当然能追回更多的损失。”颜锋说。
浙江为尔的危机爆发后，永康市多次与建德市商讨新安江国际大酒店“烂尾楼”后续开发等问题，并获得浙江省高院同意，将浙江为尔等公司资产的拍卖管辖权，全部集中到金华市中院。
但永康的债权人告诉记者，不论怎么估算，浙江为尔都有2个亿左右的“窟窿”，他们对重整所抱信心不大。“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钱快点拿回来，如果要重整还要拖个两三年，其间可能存在变数，过程也不太可靠。我们宁肯少拿点钱，也不愿拖到两三年后。”
徐世国控制的温州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温州云天”）及其关联公司通过社会借贷、一房多卖等手段套取资金近20亿元，债权人向温州市政府提出一个债转股的解决方案。
温州这些财力雄厚的债权人想通过自救方式促使温州云天各个项目良性运作。他们的心态是矛盾的，各债权人之间心存芥蒂，都不希望温州云天破产，但在不破产的基础上，每个债权人又想争取最大利益。
一位债权人最近打电话告诉记者，如果温州市政府不出面来解决，这个事没有办法搞下去。
此外，不到万不得已，债权人仍愿找人痛打一顿债主，或是胁迫其想办法还一部分钱，而不愿意将高利贷的事曝光。如果债主逃逸或是被刑拘，就意味着还钱无望。
这个时候，谁是博到最后的那个傻瓜，自然见分晓。

出路
记者至今还记得金某接受采访时的情形。
吴英案庭审结束后，他来到记者住宿的宾馆，疲惫而憔悴。“我真的很后悔，贪图利息，冒了太大的险，在亲戚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从集民变为集资人之前，金某是一家小衬衫厂的老板。
上世纪90年代起，义乌苏溪、大陈镇已是中国著名的衬衫之乡。过去的10来年，金某还算一个成功的衬衫厂老板，雇有近百名员工，但2000年以来，衬衫的利润一直下滑。“那个时候，每年都有几十家衬衫企业关门，苏溪镇的衬衫厂大部分规模不大，产品档次低，无法与大厂进行竞争。”金某说。
当利润降到10%以下，几乎都没法做了，金某就关掉了衬衫厂。“一辈子都在做生意，也没什么文化，厂子关闭了，就想着用这些钱投资来获得利润。”
2006年，金某将一笔100万元的钱交给了杨卫江。他说，当时把钱放在杨卫江那儿，能按时的拿到利息，而且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在做，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这种民间借贷市场的利润被充分发掘后，不少人专靠利息差过活，成为“吃息一族”，其他生意反而成了副业，原本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游离于生产经营之外。
在金某的身边，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工厂关闭，他们把工厂卖了之后去找更赚钱的生意做。在义乌的街头，随处可见“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公司”的民间借贷公司在变相放贷，“几个亲属、朋友之间相互借贷或共同出资组建”。
记者撑握的数据显示，2008年温州的民间借贷总规模为580亿元左右，民间借贷的利率为14.37%。以地方经验而言，浙江民营企业之所以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都表现得非常顽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民间借贷比较发达，中小企业可以用高利贷的方式渡过严冬。
然而，回顾过去一年多的浙江民间金融动态，是十分让人感慨的。
在2008年上半年，由于政府采取了坚决的银根紧缩政策，导致民营企业哀鸿一片，高利贷崩盘事件频频发生。企业倒闭、老板失踪的背后有颇多相似之处：大量涉足巨额民间高利贷，债务链条极其复杂。
在银根最为紧张的2008年7月底，浙江省试点设立100家小额贷款公司。以每家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来看，100家的总注册资本金为200亿元，只相当于温州6000多亿元民间资本的3.33个百分点。
“合法不合法先不说，现在的局面下，温州庞大的地下金融市场，仅凭几家小额公司能够全部吞下？”温州的放贷人曾对CBN记者表示，“目前，老高（高利贷公司）依然是主力。”然而，当高额利息开始挤压企业的利润以及可支配资金，借高利贷融资过冬的弊端亦不容忽视。如何让民间资金发挥应有的活力，并让中小企业拥有融资渠道，大家都寄希望于亟待出台的《放贷人条例》。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作为“消除制约民间投资体制性障碍”的系列调研之一，国家发改委和央行组成的调研组，赴浙江等地专项调研“鼓励和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在调研报告的政策建议中，首先提出给民间金融法律身份，即修订《贷款通则》和出台《放贷人条例》，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非法定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使民间借贷阳光化。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撰文说，很多人士希望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看到《放贷人条例》被提出来进行实质性的讨论。然而，这一推进在后来的几个月里被停滞了下来。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由过热迅速转入过冷，中央政府从2008年11月起突然放大信贷，而且一路持续。到2009年上半年，新增信贷高达7.37万亿元，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年的信贷投放总量，银根压力顿时缓解，民间金融改革的试点推进被“理所当然”地延缓了下来。
“银监会在（今年）6月初颁布的这个《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让人重燃希望，表明政府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完全的停止。”吴晓波在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中称，这个《暂行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它可以被看成是金融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也许，很多年后，我们将发现，就如同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发生的事实一样，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竟也是从农村开始的。”他说。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9609671#comment 134218240 Fri, 07 Aug 2009 01:47:51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9609671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8348359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3日 03:55 第一财经日报

　　孙文祥 刘朗
　　“云铜腐败案”余波未了。
　　昨日上午，陈少飞案在昆明中院第二大法庭审理。据检方指控，曾为云南铜业(28.82,2.62,10.00%)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铜业”)董秘的陈少飞涉嫌受贿400万元、挪用公款7.6亿元。
　　“本案中，陈等人是用云南铜业的信誉去银行贷款，只有票据的流转，没有实际的资金流动，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将作无罪辩护；关于受贿的指控，有好几笔钱陈都退回行贿者，并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陈少飞的辩护律师李肖霖告诉记者。
　　昨日的庭审持续了一整天，李肖霖律师说，(今天)还要继续审理。
　　挪用7.6亿元
　　据悉，陈案是“云铜腐败案”牵出的案中案，被云南省纪委称为“云铜股票案”。
　　2008年5月中旬，在云铜集团的一次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突然会议室里进来几个人，把时任董事会秘书陈少飞带走。云南铜业在随后的公告中称，陈少飞辞去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原因是“因工作变动”。
　　经云南省检察院侦查终结，陈少飞、郑汝昌等人于2008年11月被移送昆明中院审查起诉。
　　据起诉书指控，2006年云南铜业准备非公开发行股票，郑汝昌为解决认购股票的资金，与陈少飞共谋，以“贸易融资”的方式帮助北京富邦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富邦公司”)、云南昌立明经贸有限公司(下称“昌立明公司”)解决认购资金的问题，以及为富邦公司其他经营活动拆借资金l.9亿元。
　　被指控挪用公款的金额高达7.6亿元。检方认为，在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中，陈少飞、郑汝昌系主犯。
　　昌立明公司的成立亦缘于陈少飞与郑汝昌内外勾结。
　　郑汝昌，1971年出生，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投资专业研究生、会计师，与陈少飞相识多年；曾任云南富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为博闻科技(8.89,0.11,1.25%)，600883.SH)董事、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此后进入云南云锰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此番郑与其手下的具体操作者，昌立明公司的副总经理戴琨，亦同案被起诉。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初，云南铜业与昌立明公司签订合同，由昌立明公司向云南铜业在未来一段时间提供单价为38746元／吨的铜精矿8000吨、单价为38471元／吨的铜精矿18600吨，金额合计10亿元。
　　现在看来，在整个交易中，合同只是个形式，购销行为从未发生，铜精矿一直都在云铜的仓库里。但在陈少飞的安排下，云南铜业给昌立明公司签发了7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和3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在相关银行存入4亿元的贴现保证金。
　　2007年2月7日，郑汝昌和昌立明公司副总经理戴琨到银行办理了汇票贴现，获得贴现资金人民币9.8137亿元，并参与3月初云南铜业的定向增发，以每股9.5元的价格认购了2500万股。
　　此外，昌立明公司还将贴现资金中的3.325亿元拆借给富邦公司认购3500万股。随后，根据陈少飞的通知，郑汝昌、戴琨等人从贴现资金中再拆借1.9亿元给富邦公司。
　　两家公司因此成为云南铜业十大股东，持股合计占比达4.78%。
　　起诉书称，云南铜业签发给昌立明公司的10亿元汇票到期后，该公司于2007年8月2日、8月6日向银行归还了人民币共计10亿元。
　　随后，昌立明公司以购买铜精矿的名义，陆续将上述用于购买股票和其他经营活动的资金归还给云南铜业。
　　贸易融资的“奥妙”
　　这是个精心设计的“贸易融资”，其实质在于内外配合，借用云南铜业开出的票据，依赖云南铜业的信用，昌立明公司向银行贴现获得资金，申购云南铜业增发的股票获取利润。
　　起诉书称，2006年下半年，云南云锰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的郑汝昌，在得知云南铜业计划增发之后，就和陈少飞商议，希望组建新公司，主要与云南铜业开展“贸易融资”，并以公司身份购买云南铜业增发的股票，所获利润的一半许诺分给陈少飞，得到陈少飞的默许。
　　与此同时，另一位资本市场的玩家——富邦公司法人代表郑海若，也向陈少飞提出借钱参与定向增发的要求。郑海若早在1992年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就曾写过炒股方面的书籍，此后一直活跃在资本市场中。由于昌立明公司已经从云南铜业获得可供贴现的10亿元票据，为此，陈少飞让郑海若向昌立明公司借款。
　　经过一年限售期之后，昌立明公司在200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抛售了全部云南铜业增发股票；按抛售期股价最高值计算，其最高获利可达5.7亿元。
　　富邦公司持股云南铜业股份限售期为15个月，直到2009年一季度市场再次反弹，富邦公司才选择抛售云南铜业1600余万股。目前，富邦公司仍持有云南铜业超过1800万股。
　　由于并无证据显示陈少飞已经获得此笔利润，检方只是指控陈少飞在云南铜业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的过程中，收受富邦公司总经理吴宝灿100万元。
　　因害怕问题暴露，2008年1月，陈少飞将受贿款退回给吴宝灿。
　　类似的“贸易融资”并非孤例。
　　2005 年，云南铜业与上海金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下称“金山公司”)签订了电解铜购销合同，总金额为1.061亿元。
　　同年8 月，云南铜业开出1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给金山公司，后因金山公司长期不能按要求提供电解铜，云南铜业要求其返还预付的资金。这在媒体的报道中被描述为，“金山公司利用融资中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骗取了云南铜业1亿多元的资金”。
　　云南铜业的澄清公告说，2007 年9 月，云南铜业通过票据结算的方式全部收回了该笔资金，并且至今也未有新增业务发生。对上海金山是否具有骗取资金的动机无法作出判断。
　　类似的故事，相似的情节，只不过是换个场合，却屡试不爽。
　　如果不是因为“云铜腐败案”的查处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这个“案中案”来，陈少飞等犯罪嫌疑人内外配合，通过虚假循环贸易，借助云南铜业的信用，以票据贴现的方式，从银行套用资金的运作模式恐怕到今天也很难为外人所知。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8348359#comment 134218240 Thu, 23 Jul 2009 11:25:59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8348359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7494380
类似的遭遇已经是第三次。
出差在某个城市的深夜，腹部疼痛交加，又吐又泄的，硬扛了一个小时后，还是打电话给朋友，让他赶过来送我到医院。
这次发生在南昌。
到医院的时候，痛的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冷冰冰的说，很痛是吧，先去验血，再去化验大便。约摸折腾了一个小时，化验结果出来了。“真是痢疾啊。”该医说。当时，我真有杀了他的心思。
然后是开药输液，直到第一瓶输完后，那种绞肠子般的疼痛才缓了下来。
大概是凌晨3：30到的医院，折腾到早上8：30才回到酒店。宾馆的服务生送来一份热牛奶，喝完便睡下，到下午1点醒来，记忆中，恶梦一个接一个的，爬起来，到医院继续输液。
上次患痢疾是2006年出差北京，也是在深夜犯病，朋友们离得都很远，硬是自己打车到宣武医院，折腾到天亮。
痛的最厉害的要数2007年在西安出差的那次。尿结石积小成大，终于在一个黎明时分爆发，那种疼痛感只能用刻骨铭心来形容。单是做诸类纷繁复杂的化验就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其中一个化验项目，医生要我边喝矿泉水，一边做起跳的动作，还不能停下来，我是边跳边在心里问候他母亲。

我不是个能扛住痛的人，估摸着在抗战年代，肯定经不起日本人的严刑拷打。
总结这几次犯病的经历，基本上都是发生在深夜，起初有些痛疼并不在意，直到扛不下去的时候，才想到上医院，这个时候又是痛的最难受，到医院还有因各类化验折腾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基本上，可以折腾掉你的半条命。
因此，有病要趁早治，不能抱侥幸心里硬扛到天亮。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多年来的差旅生活养成了极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规律。比如，出差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起来吃早饭，晚饭又很难按点吃。通常的时候，三五成群的朋友们，在某个热闹的大排档或是酒吧，吆喝到凌晨三两点。
应该告诫自己，记着这些疼痛的经历，不要再自诩年轻身体好，那怕再小的疾病面前，人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比如，此次犯痢疾前，我还练习了50个俯卧撑，后来疼的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此外，应该逼自己了解些疾病的基本常识，比如痢疾、肠炎、结石、阑尾炎等疼痛病状，平时注意保养，犯病及时医治。
这些病可能要不了命，但疼痛能折腾掉你半条命。
出差的时候，要好好照顾自己，以我为诫。 ]]>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7494380#comment 134218240 Mon, 13 Jul 2009 14:13:00 GMT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7494380 http://622006585.qzone.qq.com/blog/1247207293
CBN记者 孙文祥 发自温州
拖了两个月，这些债权人终于“跳”了出来。
今年4月30日，温州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温州云天”）的董事长徐世国涉嫌合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数十位温州云天的债权人自发成立清算小组，处理徐留下的烂摊子。
“根据初步匡算，温州云天及其关联公司向银行、社会借贷、一房多卖套取资金等手段涉及的金额近20亿元，直接债权人（单位）60余人，间接债权人八、九百余人，范围波及温州龙湾、泰顺、平阳三个区县的数千名购房户。”债权人提供给CBN记者的一份清算材料称。
这些债权人按各自持有的债权凭证分成若干个小组，有温州市平阳县的购房户，有温州市区的放贷人，有徐世国的合伙人，还有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15个村的安置户。
6月底，CBN记者分别约访了数批债权人。一些场合中，他们相互交流案情，每个债权人都是话中有话，背后隐藏的部分避而不谈。
零碎的事实残片，拼凑出一个疯狂的温州地产的民间融资故事。
重复备案售房？
首先暴露出来的是“一房多卖”。
“从2006年起，徐世国与其女儿徐雅对已经建成尚未通过验收的平阳‘鳌江21世纪商住广场’（以下简称“鳌江21世纪”）项目实施一房多卖、重复登记备案等手法套取广大购房户购房资金达3亿多元，重复备案登记38人。”清算小组递交给温州市政府的材料称。
鳌江21世纪是徐世国2004年投资的地产项目，由旗下的温州佳和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佳和公司”）投资建设，计划建成商品房380套，店铺6000平方米，被购房户称为平阳的“第一小区”，当时的开盘价约3000-4000多元/平方米。
2006年11月，李青（化名）与佳和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买下鳌江21世纪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并办理银行按揭。双方约定，佳和公司须在2007年10月30日前，将已验收合格的房子，交付给购房户。
“不知什么原因，房子一直没交付。”李青说，“开发商以各种借口推诿延迟交房。”
2008年，购房户按合同约定，向温州仲裁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开发商支付违约金。今年3月18日，仲裁部门决定，佳和公司需要向业主们支付违约金470多万元。
“当时约定两个条件，4月18日前交付违约金，房子6月30日前交付使用，两个条件必须满足。”购房户陈旺（化名）说。到了4月18日，开发商拿不出钱，只写了担保书，承诺一定支付违约金。
4月22日，徐世国拿出50万元，称余下的钱5天后支付。“到了4月27日，徐世国说他没钱了。”陈旺回忆说，次日，购房户穷尽各种“门路”，从平阳县房管局内部打听到，鳌江21世纪的房子的合同备案出了问题。
这个消息在购房户中炸了锅，他们纷纷涌向平阳县房管局，要求查询合同备案信息。
“原本答应第二天下午3点公布备案名单，但当天不了了之。”参与此事的购房户余先生说，5月4日，他们终于拿到了房管局出具的《公示》。名单显示，鳌江21世纪355套房子，258户明晰了备案登记信息，另外97户备案信息为“空白”。按法律规定，商品房购买30日内必须到房管局备案。
“我们赶紧联系，发现97户中，很多都有人买下了，有的人按揭都还了好几年了。”余先生说。购房户还拿出了合同、购房款收据，以及同样盖有房管局公章的“房地产档案利用费”发票，但这些“手续齐全”的房子都没有备案。
“很多房子都办了按揭，合同上都盖了房管局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备案专用章’，我们找人辨认了，章都是真的。”陈旺说，鉴定公章的是房管局内部人士。
与之相佐证的是，该项目300多套房产销售中，有171户在银行办理了按揭，有37户办理了公积金贷款，至少有33户没有查到备案信息。其中，193户涉嫌重卖，大部分按揭人和公积金贷款人，支付了3年多的房款，却并不知情。
“难道这么多人，都用假材料办出了按揭？”陈旺说。
“现查明一房二卖、三卖甚至多卖的不是个案而是比较普遍，而且很大部分是多次经过平阳县房管局的登记备案，最多一套房经平阳县房管局登记备案达12次，堪称天下之最。”郭姓债权人告诉CBN记者。
据上述清算小组统计，鳌江21世纪项目剩余3套房产未出售外，其余全部销售资金为2.2亿元，但温州云天通过重复抵押及房管局重复备案的形式又多销售3.3亿元。目前，该项目共涉及资金5亿多元。
也就是说，原本价值2.2亿元的房产卖了5.5亿元之多，平均下每套房子重复销售2.5次。“现在不清楚平阳怎么处理此事，我们到平阳县上访，但政府说也不一定是你的，但也不一定不是你的。用这样的鬼话来糊弄大家。”郭姓债权人说。
除徐世国被拘留外，“鳌江21世纪”项目负责人陈凡和平阳县房管局鳌江房管所工作人员杨希前也被刑事拘留。目前，三人都被平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20个亿的“窟窿”
4月30日凌晨，徐世国在他的办公室被警方带走。
案情说明称，2006年8月至2009年2月间，佳和公司涉嫌采用“一房多卖”的方式，将平阳县鳌江21世纪的房产重复预售。
这些购房户们发现，徐世国扔下的烂摊子远不只是“一房多卖”这么简单。
一个令人担心的事实得到证实。佳和公司把已经卖掉的和没卖掉的房子，像文件一样打包抵押给一些温州老板，向他们融资筹款。这些温州老板们看到还钱无望，即将借款转为购房款，少的七八套，多的几十套。
“其实，这就是高利贷借钱。”一位购房者说。更多持有购房合同的债权人涌了出来。
一位郭姓债权人告诉记者，徐世国的银行贷款不多，据初步统计他大概借了20个亿，这里面也是有水分的，有些是利滚利滚上去的。比如，最开始他可能是借1000万元，但几个月之后要支付200万元的利息，他就又打下了200万元的借条。
2008年3月，郭姓债权人借给徐世国1500万元，3分的利息，约定9月26日到期，徐世国还了500万元，剩下的用鳌江21世纪的房产来偿还。
郭说：“此前我也询问过律师，借款转为购房款合不合法。”随后，徐世国给了个房产清单供他选择，当时鳌江21世纪楼盘均价3300元，郭以打9折的价格将900万元借款换成购买17套房子的购房款。
郭姓债权人说，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徐世国的资金紧张，抢先将17套房子在房管局备案。但没想到，徐世国更是技高一筹。“2009年4月，我准备卖掉这些房产，有人看中3套，但在房管局查询发现，这些房子都重复备案出售了。”
郭牵头的这个债权人小组有14个人，涉及金额2.1亿元，共持有163份鳌江21世纪的购房合同。“我们14个人，初衷不是要房子，主要是投资，房子只是重要的抵押物。”郭说。
他们由债权人转为购房者主要因为借款约定。一种情况是，当时借钱给徐世国，房子先押给借款人，双方约定回购房子的时间；另一种情况，先借钱给他，如果还不上钱的话，再到鳌江21世纪购买房子。
这是债权人惯用的一个保护措施。
“确认下来，我们知道大致20个亿左右的债务，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温州这边的6－7亿元，有借贷的和打白条的，龙湾区的农民安置房3个多亿，还有土地抵押是6.6个亿等。”另一位徐姓债权人告诉记者。
徐牵头“白条子”债权人的债权统计，约有90来个人。他解释说，白条子就是没有任何抵押，也没有银行进账凭证，就是徐世国在一张纸条上打的欠条。
但确定一个债权人都能接受的清算规则很困难。
有债权人提出，债权人很难取得银行原始进账凭证的微缩备份档案，没有对应的银行进账单并不能说明借款不存在，债权人遗失银行进账单并忘记了汇款日期或汇款人姓名。
“我们现在清算是放开式登记，只要有徐世国打的欠条就算数。”徐也承认，20个亿的统计是有水分的，比如6个多亿的土地抵押。第二个清算阶段，就要以银行兑款凭证为依据，现金借款不大可能的，十来二十万元的现金借款行为银行是承认的，100万元以上是极少的。
徐说：“清算小组聘请的会计师发现问题后，会写个报告交上来，我们就以清算小组的名义就找那债权人谈话，问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他不承认就找公安的经侦大队去调查。”
另一位戴姓债权人告诉记者，到后来徐世国搞乱了，白条子乱打。比如，某笔借款的月息是60万元，3个月就是180万元，借款人跟他说前两个月的利息也要滚动，徐世国也无所谓，就给人家加20万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债权人依据各自的债权凭证归类，比如自称“白条子”的或有购房合同的，还有就是土地抵押的。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都承认20个亿的统计是有水分的，指责有些债权人想混水摸鱼。
但谁又是那个摸鱼者呢？每个受访的债权人都是话中有话，背后隐藏的部分避而不谈。
疯狂的融资
梳理这些债权人提供的信息，不难发现徐世国的融资手段。
第一类，如鳌江21世纪项目的“一房多卖”，多套取购房资金3亿多元；第二类，提前收受购房户的首笔购房款，弥补开发资金的不足；第三类，以售房的名义搞社会借贷，郭姓债权人是个典型，他们小组共持有163份鳌江21世纪的购房合同；第四类，没有任何抵押物，直接打白条子的借贷；第五类，私下约定利息，将土地抵押到银行进行委托贷款。
这些融来的钱又流向哪呢？
受访的债权人坦言，和其他的集资户不一样，徐世国借来的钱没有挥霍或转移出去，主要是耗在这个利息上。打个比方，2008年他借了10个亿的社会资金，平均5分息的话，一个月就是5000万元，一年的融资成本就是6个亿。
“我们知道的，徐世国是没什么开销的，老婆、亲戚的房产都被抵押了。”郭姓债权人说。
郭解释说，徐世国的融资都不是进到公司财务帐上的，而是个人账户上。他们判断，在徐雅的7个银行卡上，有些人拿到很多利息，不但本金拿回去了，还有可能是赚的。
“2008年5月，他女儿徐雅开始负责公司的财务。徐雅取保侯审后，我们要求她到银行将账单打印出来。2008年至案发，她7个银行卡上往来的资金有50亿元。”郭说。
戴姓债权人说，在被警方带走的前几天，徐世国天天被人追债，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躲在办公室吃方便面度日。在看守所提出让他先安心睡一觉，所有的情况都会交待。
现年45岁的徐世国，原籍浙江青田，不仅是佳和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温州云天的“掌门人”。工商资料显示，2003年5月28日，温州云天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2007年增资到5000万元，具备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主营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截止目前，温州云天下辖佳和公司、温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建福鼎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乳山市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个子公司。
该公司网站上称拥有9个项目：300亩温州滨海园区项目、134亩泰顺银都花园项目、38亩平阳鳌江21世纪项目、72亩福建省福鼎云天花园项目、5.6亩福鼎云天大厦项目、山东省乳山市海景花园项目、温州市区葡萄棚项目和鱼鳞浃等项目。
记者调查发现，福鼎的项目在徐世国出事前，全部股权通过工商变更转让给中城集团等，泰顺银都花园项目因工程款纠纷陷入司法诉讼中。
“温州云天初始在项目开发及资金流转方面应该还是有序与良性的，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都还不错。但后来徐世国头脑发热，不顾公司自身能量开始盲目扩张。”债权人提供给记者的一份材料称。
盲目扩张是指徐世国在2008年5月拿下温州市的滨海园区B601B－1和B601B－2号地块，中标价分别为4.7亿元和1.71亿元，分别高出出让起始价7408万元和2589万元，两块地的每平方米楼面价也分别达到2400元/平方米和2380元/平方米。
这还不包括市政配套费、其它需缴纳的邮电、消防等零星配套费和每亩10万元征地成本。
上述材料分析认为，当企业资金出现困难时，徐世国没有及时调整盲目扩展的步伐，反而加紧更大规模的所谓土地储备，在向各类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开始向民间借贷。
受访的债权人表示，徐世国在这个“滨海地块”项目上越陷越深。
“2008年末，徐世国饥不择食地大规模地向民间高息举债，6分－7分的利息去借钱，最高的甚至有9分息，这个时候他想拼命赌一把。”戴姓债权人说。
然而，旧的窟窿没填上，新的窟窿又形成。
“为弥补资金缺口，他又不计后果地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应付，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上述材料称。
“抢夺”滨海地块
2008年12月，徐世国领到了上述两块地的土地证。
一份公布于网络的评估报告显示，浙江博南国土资源规划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在2008年11月就对B601B－1号地块进行评估，评估价格为94936万元，土地单价为7861.25元|平方米。
仅过半年，这块地的评估单价是摘牌价的3倍多。2009年2月，B601B－1号地块被抵押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东城支行和广东发展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债权人提供给记者的《土地抵押登记分割协议书》显示，上述两家对B601B－1号地块设定抵押担保债权总额为60000万元，授信本金为31000万元，授信对象为温州云天不包括董事长在内5名高管，授信金额分别为6000—7000万元。
此后，中国农业银行温州龙湾支行对上述土地设定抵押担保债权总额为34000万元，授信本金金额为20000万元，借款人为徐世国、徐雅。
3月30日，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成为第七抵押权人，对上述土地设定抵押担保债权总额为4937万元，授信本金金额为3000万元，借款人为徐雅。
这是上述债权人所谓的6.6亿元的土地抵押贷款的一部分。
“6.6亿元的银行贷款，实际上6.1亿元是委托贷款，真正贷款的只有温州银行的5000万元。银行只收取手续费和佣金，实际上还是社会借贷。”徐姓债权人告诉记者。
2007年下半年以来，温州市各大银行就纷纷着手控制个人按揭业务和房产抵押贷款业务，包括提高贷款门槛、严格审查制度、减少贷款额度等。这个时期，委托贷款则成为徐世国的另一根救命稻草。
通常，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合法来源的资金，委托业务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业务。
但在实际操作中，温州的放贷人又结合当地的民间金融进行“创新”。
比如，借贷人和放贷人先行约定3分的利息，然后再通过关系找一家银行进行操作，放在银行帐上的利息以1.2分计算，另外借贷双方私下再约定一个1.8分的民间借贷利息。
“这样的现象在温州地产界很多。”戴姓债权人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对三方来说都是好事，借款人获得急需要的资金，银行做大了业务量，还稳赚佣金，放贷人得到更可靠的保证。
然而，拼死一赌也没有让徐世国获得生机。
急于清算的债权人都盯着滨海园区的两块土地，他们向温州市政府提出一个债权转股权的解决方案。
“95%的债权人签字达成共识，由黄明华（徐世国的合作伙伴）接盘和债权人通过自救方式促使温州云天各个项目良性运作。”上述方案称。
这些债权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不希望温州云天破产，破产清算的话就没多少钱，但在不破产的基础上，每个债权人都想争取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但又要求温州市政府出面来解决，否则没有办法确定大家的债权。
“至今，还没有一个债权人告徐世国诈骗，法院最多判他个无期徒刑，但对大家债权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一位债权人说。
几方债权人多次坐到一起商议，但又各自打着小算盘。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放贷，但又指责其他债权人是“老高们”。有债权人放话说，（温州）市政府不出来搞的话，这个事就要往领导上去弄。
暴露的“银背”们
温州人喜欢称放高利贷的人为“老高”，那些牵线搭桥的人则被称为“银背”。
如果说，放贷人以赚取高额利息为生的话，银背则从搓合的借款业务中收取不薄的“中介费”。一个“成功”的银背，不但能从借款人处拿回扣，还能从放贷人处得到抽头。
这好比一根绳上的蚂蚱。
徐世国被警方带走后，有债权人放话说，必须让这些银背吐出来，还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首先暴露的“银背”是温州市龙湾区的原纪委副书记丁宗河。多位债权人向记者证实，丁宗河涉及的担保金额高达1.9亿元，但他们认为丁的遭遇很无辜。
“放贷人不停的催丁还款，到他家里闹，黑社会还曾绑了他。这个事情温州市纪委都知道，但调查担保协议发现丁没有大问题，今年5月将他从龙湾区纪委副书记的位置上挪到区司法局做副局长。”戴姓债权人说。
徐姓债权人曾在“营救”丁宗河的现场。他说，当时徐世国还没有进去，听说丁宗河被绑架，对方只有7个人守着，徐派40个人将丁拉出来，“丁这个人太软弱，明显超出他的担保能力，后来这个债务其实也已转掉”。
7月7日，记者致电龙湾区纪委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丁宗河）可能是请假了。”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也听到社会上的一些议论，但不了解具体情况。
查阅龙湾区纪委网站，丁宗河最近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今年4月10日。
当日下午，龙湾区纪委监察局召开“讲科学、强素质、严纪律、树形象”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丁宗河以区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宣读了《龙湾区纪检监察系统“讲科学、强素质、严纪律、树形象”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
另一个暴露的银背是温州某银行状元支行行长许某，涉及一笔3000万元的借款担保。
“3000万贷款是许个人担保的，徐世国到银行直接找许办理，还盖了银行的公章。这个事他结清了，包括3000万元的本金和300万元的利息。为了保位子，只能这样。”戴姓债权人说。
徐姓债权人则告诉记者，许某和朋友凑了1200万元，要许某担保的人也出了1800万元。记者多次致电或发短信联系该温州某银行行长，但都没有回应。
此时的平阳县亦不平静。
因涉嫌严重违纪，平阳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安波被浙江省纪检机关“双规”。
1962年出生的黄安波系浙江乐清人。2006年11月起任平阳县县长，黄安波在平阳县最后一次亮相是今年5月底带队检查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随后即被省纪委带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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