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教育报人物]]> http://622007740.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19:19:58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Fri, 09 Oct 2009 04:47:58 GMT <![CDATA[钱学森：科学之帜 民族之魂]]>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5063678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科学之帜 民族之魂
　　

任中国科协主席时的钱学森
　　■本报记者 唐景莉 通讯员 钱晓鸣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不久前，钱学森又入选“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走近这位即将步入98岁高龄的老人，我们得以感受他思想的光辉和创造的辉煌，以及“科学家”三个字的深邃内涵。

　　创新动力源自对祖国民族深沉之爱 钱学森对科学的热情和惊人的创新能力总是给人梦幻般的感觉，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祖国、民族的热爱。爱国主义是钱学森创新的最大动力，在他身上充满着作为中国人的自信。
钱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的。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影响，他希望能像“做了外国人做不了的事”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帝国主义侵略。1929年，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铁道门）。但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日寇优势的空军和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因而他的志趣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钱学森获得赴美“庚款留学”的机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一次，一个美国同学在谈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有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着去了教授的办公室，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无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走近一看是钱学森的，同学们都安静下来，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为了给祖国和人民效力，毅然决定回国，但是美国政府为了阻止其回国，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检察官古尔丘问：“你认为应该为谁效忠？”钱学森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人的迫害和拘禁都没能动摇钱学森回国的意志，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只好同意放行。在回国途中，钱学森对美国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荣获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美军上校”影响了美德中火箭 陈纳德将军的美军第14航空队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众所周知，“飞虎队”是美军援华的“抗战英雄”，然而鲜有人知道是谁为美国空军插上“胜利之翼”的，正是钱学森！他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因此获得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的“通令嘉奖”。
其实，钱学森的工作一直与祖国的命运相联系。早在1944年10月，钱学森就曾被授予美军上校军衔，并佩戴上可以参与最高机密的金色证章，经常出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师生三代作为世界现代火箭技术的先驱，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世界火箭科研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作用。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美国，研究火箭也属登不上科学殿堂的旁门左道。那时的火箭、宇宙飞行只能算是和科学幻想扯在一起的无稽之谈。
1936年6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弗兰克·马林纳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了冯·卡门，希望在他的航空实验室做实验，冯·卡门被这些年轻人的真诚打动了，破例允许他们在下班以后利用实验室的部分车间，但不予经费支持，这便形成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5人火箭研究小组。
钱老晚年回忆道：“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解决一些理论计算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那时，他们的工作既得不到理解，又没有经费，只好靠打工挣钱来购买二手材料试制火箭。1937年5月29日，钱学森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这就是被小组称为“圣经”的理论指导手册，它解决了火箭设计中的一系列问题。
火箭实验是非常危险的，还发生过爆炸，他们被全校师生称之为“自杀俱乐部”。在学校实验室发生爆炸后，他们就把设备搬到了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的干涸河床上。那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摇篮。多年后，钱学森参与编写了美军航空航天发展的远景报告《迈向新高度》，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五卷。 《迈向新高度》被誉为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取代德国在航空史上领先地位的理论基础之作。
作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的贡献当然功居榜首。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曾从欧洲大陆袭击伦敦的臭名昭著的德国V1\V2火箭竟然也应用了钱学森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据被俘德国导弹研制负责人赫尔曼交代，其飞弹设计的关键技术正是应用了钱学森两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超声速气流中锥形体的压力分布》。


　
师徒三代（左起普朗特、钱学森、冯·卡门） 　
　　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 钱学森在学术上的不断创新源于他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为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刚刚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钱学森果然说到做到。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选择了几个航空领域革命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正在从螺旋桨时代进入超音速喷气式时代，是典型的速度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但按当时的航空理论制造出来的飞机，一进入超音速飞行就会被烧毁，而且飞机机翼的设计也达不到超音速飞机要求的精度。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
卡门和钱学森的发现使他们在这个领域中领先了几十年，直到战后计算机大量应用之前，他们的发明都是超音速飞机制造设计的基本指导理论。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留苏学生提起“卡门-钱近似”公式还赞不绝口，而且特别强调“钱”是中国人。
当年的美国同事马勃回忆说：“只要你看到冯·卡门和钱学森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计算，过一段时间，他俩就会有新的创造性的成果出现。”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带着全家来看望恩师卡门，送上了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20世纪40年代末在加州理工学院 　　
　　 调来“大炮”创办中科大 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副教授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发起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该校近代力学系系主任的近20年，称得上钱学森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
这个名单堪称空前绝后：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主讲“普通物理”；1957年与钱学森同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主讲“高等数学”；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主讲化学课；钱临照、卞荫贵、林同骥、郭永怀……钱学森不仅邀请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亲自为学生们上课。
钱学森的讲课风格是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因为他讲的都是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这种风格是1938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刚登上讲台时就形成的。1944年，他在组织研究生教学时，专门编著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喷气推进》。美国学者富兰克·E·马勃评价说：“《喷气推进》这本巨著，成为以后十几年间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尽管在此期间该领域有重大进展。”
在中国科技大学，钱学森亲自编著了《火箭技术概论》。当年的学生刘济生回忆说：“它（这门课）涵盖了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钱老将这些领域深奥的理论和技术融化在讲义中，讲课注重深入浅出。”钱学森教学起点高、要求严。米博恩同学说：“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钱学森出的考题很绝，有一次竟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次考试让钱学森感到这一届学生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于是特别为他们延长了半年的学习。后来，钱学森关于学科设置的意见直接影响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系科规划和设置。


　　
1991年10月16日与夫人蒋英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提炼中国人自己的科学思维 1952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新课“工程控制论”。1954年，他的名作《工程控制论》由美国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维纳的《控制论》出版后一直不被理解，哲学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伪科学”。钱学森的著作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献身于控制论的研究，连原来持批判态度的人也转而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
钱学森善于思考，并善于融会贯通。
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大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出应该把人的精力从记忆、计算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紧接着又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必须运用人类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所积累的知识，而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个体系。
钱学森意在建立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其中包括11个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他说：“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而大成智慧学却叫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钱学森的任何思维和创新都是脚踏实地的，同样他对学科的重新划分和大成智慧学的提出，也都是着眼于解决今天我们面对更为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研究难题的。钱学森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这个学术思想应该说直接的来源是钱学森搞“两弹一星”时创设的“总体设计部”，当年这种方式确保了我们在技术条件远远不如苏联、美国的情况下，导弹发射的成功率却在苏美之上。
在这里，钱学森针对的是传统的还原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还原论认为事物的整体性质可以由部分的性质来说明，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学的规则来解释。但当事物经过组织特别是形成复杂巨系统时，这种解释是无能为力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滋用过一种形象的比喻：一只小小的蝴蝶在巴西上空扇动翅膀，可能在一个月后的美国德克萨斯州会引起一场风暴，这就是混沌学中著名的“蝴蝶效应”。这是一种复杂现象，人类可以把物质分解到6个顶夸克，但依然无法解释生命、社会和一些复杂的现象。钱学森用方法论来区分，凡是还原论能够解决的就是简单现象，不能解决的则是复杂现象。要解决复杂现象，就需要用钱学森的主张：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这一方法列为管理科学部的重大项目予以研究实施。




　　“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要” “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写照。对钱学森来说，如何推辞各种名利是他的难题。
钱学森在美国20年，已经在主流社会站住脚并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吸引他，有许多人在美国买了保险，他一块钱也不买，因为他时刻想回到祖国，报效人民。1948年，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时，他就开始为回国作准备了。他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辞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当时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说：“决不能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啦！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为了回国，钱学森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残酷迫害，然而他矢志不移。
金钱对于钱学森如过眼浮云，他把除自己工资以外的几笔大收入全部捐献出去了。
对于官位，钱学森更是淡泊。回国后，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了国家领导人。
对这些官位，他的态度是：“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钱学森向中央建议设立的。成为首任院长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管理技术问题。于是，他果断地向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写了辞职报告。
从此，中央只让钱学森任副职，以便他能全力以赴处理我国重大科技问题，钱学森对此非常满意。
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甚至要求免去自己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称号，每一次都是组织上安排或代表硬选，他才被动接受的。1992年，他给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写信说：“近得1992年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并经国务院同意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看到其中第24条说学部委员可以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称号。您是知道的，我前几年即有此意……特申请辞去我的学部委员称号。”以后，周光召院长和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一起找钱学森谈，周光召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严济慈说：“我们主席团讨论了，大家一致不同意您的请辞报告。”
对待名誉，钱学森更是十分冷静。他的助手涂元季介绍说，1991年钱学森年满80岁，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钱学森即将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中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整个过程钱学森本人一无所知。授奖仪式10月16日举行，10月10日才向他本人报告。钱学森不仅在授奖时十分冷静，而且在之后面对社会上宣传学习钱学森高潮时，他更是十分谨慎。
涂元季回忆，一天上午，钱学森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不同的声音？”我立即回答说：“钱老，既然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汇报，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钱老说，“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将涉及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我对你说要适可而止，我看应该画句号了，到此为止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请你立即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
涂元季立即打了一圈电话，各报刊都撤了，有一家杂志说有两篇回忆钱老的文章已下厂排版了。钱老听到汇报后说：“这种回忆性的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涂元季赶紧打电话给这个杂志社说：“钱老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坚辞了一系列职务、荣誉，却破例亲自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并同意草业委员会用他的名字设置“钱学森草产业科学奖金”，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同意用自己的名字设奖。因为这是造福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的西部人民的事业。
钱学森不愧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智慧的集大成者，他代表着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精神和成就，在他身上更显示出纯粹的人性的光辉。



他的岁月 简历
1911年12月 生于上海
1934年 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翌年赴美留学
1955年 回国。翌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56年-1965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
1965年-1970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0年-1982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1987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副主任
1987年-1998年 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委高级顾问
1998年 被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
职务
1980年-1986年 任中国科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6年-1991年 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91年 被授予“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称号
1986年-1998年 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
1957年 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为院士）
1994年 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年 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荣誉
1957年 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7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6年 获（1985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9年 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小罗科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 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5年 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9年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 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中国地区）“霍英东杰出奖”；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任命为“钱学森星”
2008年 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评选中，被评为“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
2009年 获香港凤凰卫视等十几家全球中文媒体授予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5063678#comment 136315393 Fri, 09 Oct 2009 04:47:58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5063678 <![CDATA[慕容慎行：一部医者“活教材”]]>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2641001 慕容慎行：一部医者“活教材”

　　
慕容慎行在给实习生分析CT片
　　今年教师节前夕，福建医科大学慕容慎行教授被评为福建省第二届“杰出人民教师”。身为医者，他因治愈和减轻了无数患者的疾病与痛苦而扬名业界；身为师者，他因影响和造就了一批医术、医德过硬的医生而饮誉杏林；身为研究者，他因发表了指导医学实践的重要学术作品而盛名远播。当这三种身份互为映衬，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向学生传递着一位医者前辈对工作、对学习、对病人的点滴态度。
　　■本报记者 龙超凡　　在福建省的各大医院及医学院校，75岁的慕容慎行被公认为有口皆碑的大师级人物。记者多次听到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言：有人说，因为他医术高明，名声在外，有的患者只要一见到他，就感觉病好了一半；有人说，挂慕容医生的号太难，花了半年时间才挂到；有人说，从医50多年来，慕容慎行不曾收取患者的分毫赠予，即使患者送来锦旗，他也只是感激地卷起来放在橱柜上，从不张挂；有人说，医术教得来，医德教不了，但是，他不仅带出了业务精英，更带出了医德高尚的神经内科医生团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者？什么样的师者？什么样的科研者？记者希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采访他并非易事。一是因为他一直忙碌于为患者看病与带实习医生，分身乏术；二是因为他不喜张扬，不肯接受采访。在校方和院方的“高压”下，慕容慎行才终于松口，表示接受组织安排的“任务”，同意让记者先到其门诊室直观感受一下。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间普通门诊室里，记者见到了慕容慎行。
　　医者风范
“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视病人如亲人”是他的从医信条。
不到一米六的个头，微胖，精神矍铄，看上去也就60岁出头。眼睛常常眯成一条缝，神情专注，甚至让人难以捕捉到眨眼的瞬间。在诊室里，记者见到了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慕容慎行。作为神经内科的权威专家，他的门诊室与其他医生的没有什么不同。约10平方米大的诊室，摆放着一张病床、两张办公桌、两台电脑，设有一个洗手池，此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仪器或设施。
上午9点零8分，慕容慎行已送走了当天的第一位病人，没有休息就马上迎接了慕名而来的第二位病人。检查中，慕容慎行总是轻声细语地问话，检查结束后，他则开始大声为实习医生讲述病人的病情，指导实习生写诊断书。然后，慕容慎行又会转向病人，详细告知病人用什么药，并细致地解释为何用此种药、药物对病情有什么帮助等。这位病人对记者说：“一般大夫给病人开药从来不说原因，而慕容主任详细告诉我为什么用这个药，尽管听不大懂，但非常放心。”对症下药后，慕容慎行又给病人介绍了一位权威专家，让病人定期去接受检查，并亲自为病人给专家写了一张纸条。
拿到纸条的病人满面笑容地表示感谢，但却不愿离开，突然把陪同他的人拉到慕容慎行面前，希望慕容慎行能顺带为他的同伴看病。慕容慎行微微一笑，和蔼地对这两位病人说：“不少挂了号的人在排队看病，我只能把你们介绍给其他医生，他们是副主任医师，水平很高。”病人点头同意，慕容慎行亲自将他们带到另一位医生的诊室，向医生介绍了这位“临时”病人。
9点46分，慕容慎行开始接待第三位病人，送走这位病人时，已是1个小时以后。
整个上午，慕容慎行只看了六七位病人。几乎为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都不少于半个小时。慕容慎行说，之所以问诊时间比较长，是因为每位病人的病情都不一样，绝对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要争取一次就把病人的病看准、看好，让病人早日康复。写诊断和开药时也一定要认真仔细、反复推敲，因为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意味着责任。
几十年来，慕容慎行都是这样给病人看病的。由于他名气太大，求诊于他的患者长年累月踏破门槛。但因他已年逾古稀，且身患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医院为了保护他的身体，限制其专家门诊的挂号数量。可是，碰上求医心切又挂不上号的患者，他经常经不起病人的恳求而加号，上午的门诊经常要看到下午3点多，下午的门诊有时看到凌晨1点多，限量挂号形同虚设。今年，医院安排他每周三全天看门诊，他一般要从早上8点看到晚上12点。一些外地的病人不知道只有周三是慕容慎行的门诊日，偏偏在其他时间赶来，慕容慎行就只好加班为他们看病。有时，碰到的疑难的神经科病人要作很多检查，按正常程序走，要等一个星期，他就会主动与辅助科室联系，要求加班给病人作检查，并出一个临时报告，尽量给病人提供方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林艾羽说：“慕容慎行教授门诊日的午饭和晚饭经常凑合，看病时间长得连跟班的实习医生都吃不消。”
最让林艾羽难忘的是慕容慎行面对病人时的忘我精神。慕容慎行经常外出会诊，虽然长途奔波比较劳累，但到目的地后，总是先去看病人，而不考虑自己的身体。有一次，福建省云霄县医院有一位脑出血病人，由于出血量大，很快就进入脑疝状态（颅内压增高引起的严重状况，必须作紧急处理）。坐了一夜车的慕容慎行不顾旅途辛苦立即投入到抢救工作中去。当时，医院没有CT设备，他就靠自己的经验和一台B超机作协助诊断，漳州市立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进行手术，清除了患者脑内一个较大的血肿，使病人转危为安。
多年来，被慕容慎行救治过的病人不计其数，不少病人始终将慕容慎行铭记在心。这样一个故事让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王林印象深刻：有一年，他随慕容教授下乡收集病例，来到一个偏僻乡村，村卫生院请吃便饭。其间，当地卫生院一位医生提及20多年前曾找过一位名字有4个字的医生看好了病，一直心存感激。经辨认，那位医生就是在座的慕容慎行，一桌人全乐了。慕容慎行的学生们说，慕容教授经常能在各种场合遇见曾经被他倾心救治过的病人，慕容慎行4个字在病人心中，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健康与希望的象征。
“为什么病人这么信任您？”“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视病人如亲人。”慕容慎行说。
师者魅力
他过硬的医术与医德体现在言行中，只要有一次同他一起看病的经历，就会一辈子铭记在心。
“尽管临床工作紧张繁忙，但我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慕容慎行说。于是，他把病房和诊室变成了最鲜活的课堂。
“神经病学是一门比较深奥的学科，学习起来比较枯燥。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临床经验，结合实际病例，把干巴巴的课本知识讲活。”慕容慎行告诉记者。在教学中，他总是利用查房、会诊和门诊等机会，把诊治的知识和经验教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是就病论病，而是根据疾病的临床特点，让学生举一反三，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观摩机会，遇到抢救危重病人的紧急情况，他总是在亲临现场指挥急救后，待病人病情一稳定，便召集科室的医生、实习生和进修生进行病例讨论，对病人病情及处理方式进行详细分析。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一批业务精良的骨干医生，形成了一个有战斗力和影响力的神经内科专家队伍，他们不仅医术高超，更重要的是，他们人人都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在医德上无愧于心。他们告诉记者，是慕容慎行身上闪现出的医德光辉，使他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林艾羽曾师从慕容慎行，对恩师十分崇拜和敬仰。“慕容教授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做一切事都从减轻病人痛苦和抢救生命出发。”她说，“只要有一次同慕容教授一起看病的经历，就会一辈子铭记在心。”
一次，慕容慎行在一个“挂钩医院”查房，快下班时，一位值班医生告诉他：“医院刚收了一个重病号，已处于昏迷状态，瞳孔不等大。”没等医生说完，慕容慎行就迅速到病房为病人诊断，判断这是一个脑疝患者，需要紧急抢救。他迅速为患者作了紧急处理，随即亲自陪同其他医务人员将患者送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作急诊手术。终于，在他的紧急抢救下，病人转危为安。
有一天，慕容慎行路过医院急诊室，只见一位60多岁的脑出血病人正处于昏迷脑疝状态，已在紧急抢救。医生劝家属为病人作CT检查，家属却担心路途振动会使病人猝死，希望慕容慎行拍板拿主意。慕容慎行对病人家属和医生分析说，从医院急诊室到CT室的路程不到100米，这固然有可能加重病情，但这是一个“小风险”；如果血肿很大，不及时采取外科治疗，有可能使病情加重，则要冒“大风险”。听了慕容慎行的分析，家属点头同意作CT检查。结果，医生通过看CT片发现，病人头部有一个很大的脑内血肿。医生立即将病人送进手术室做手术，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林艾羽说：“慕容慎行不怕担风险、救病人于危难之中的事例不胜枚举。他抢救病人的一举一动，无疑就是‘活教材’。”
在弟子们眼中，慕容慎行的工作作风也对他们影响颇深。“他是一个工作不分上下班，工作之前充分准备，工作之中极为认真的人。例如，对一般医生来说，开出处方后，病就看完了，但慕容慎行开方后还要求病人把药物拿来给他看。一怕药房疏忽发错了药，二怕病人理解不对，把握不好吃药的剂量。”林艾羽说。
王林也是慕容慎行的弟子，他说，师从慕容教授，不仅在行医方面受益匪浅，还学到了如何做人。慕容慎行经常教导弟子做人要以实力作为竞争的资格，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人，要有“唾面自干”的胸怀。如今，这些观点已成为王林教育自己的学生的内容。在每一年的新生见面会上，他都会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要求学生踏实、诚信地做人、做事、做学问。
为了让更多学生能够受到慕容慎行的影响，学校还经常安排慕容慎行到课堂上为学生作讲座。很多听过慕容慎行讲座的学生都在学校论坛上发帖子，表达对慕容慎行讲座的喜爱。有一个帖子这样写道：“听他的讲座想睡都睡不着，因为课堂上总会传来一阵阵的笑声。他讲课形象生动，比如，讲到中风时，他会形象地表演出人中风的形态。他讲课十分精辟、简练，比如，当讲到偏瘫时，他会归纳出8个字：右侧偏瘫，必然失语……这周六他还有讲座，我还会去听……”有的学生则说，慕容教授给附一班上神经病学时，提前了很长时间来上课，他站在教室门口等班长开门，并且笑着看学生走进教室，给人很慈祥的感觉。而他讲起课来就会显示出操控一切的魄力，很让人敬佩。
如今，经过长期的努力，慕容慎行已经带出了一个有战斗力和影响力的神经内科专家队伍。学生中大多数都是业务骨干，其中有1人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提名奖，2人获得“中国青年奖”，3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在病房里，慕容慎行一个专业的动作、一个亲切的问询、一个准确的诊断、一个坚定的眼神，都向学生传递着他对医学的执著、对医生职业的理解、对病人的真切关怀。

　　 学者楷模
有人认为，取得了如此多科研成果的慕容慎行是难以逾越的，但慕容慎行从未放弃过学习。
除了坚持临床与教学，慕容慎行还一直不忘科研。在他看来，搞好了科研，不仅能让更多病人受益，也能更好地把科学理念、成果、精神传递给学生。
慕容慎行的科研贯穿于他的整个行医、执教过程，孕育于他的学生时代。
1951年，17岁的慕容慎行考入福建医学院（现为福建医科大学）医疗系。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前茅。毕业后，他以全优的成绩留在了福州的附属合组医院工作。那时，合组医院名医荟萃，集中了一批医学界的精英。老师们谨慎务实的作风，使踏实二字深深根植于慕容慎行心中，对他日后的科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8年，慕容慎行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往上海华山医院深造，师从著名的医学专家张沅昌教授，专攻神经内科学。张教授博学严谨、著作等身，是当时我国神经病学的学科带头人。张教授对勤勉好学的慕容慎行关爱有加，经常带他查房、出门诊和搞科研。进修的两年里，在张教授的言传身教下，慕容慎行不仅医术大有长进，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科研和临床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感受到了科研对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1964年，慕容慎行被医院派往上海外语学院学法语，两年后得到赴意大利罗马进修神经生化学的机会。虽然，原定3年的进修因“文革”爆发而提前中断，但一年半的留学生涯使他开拓了视野，了解了国际医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他利用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开展神经生化和超微结构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和材料，为回国后进行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后，通过持之以恒的临床实践和勤奋学习，他在临床上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他并没有止步于已有的成绩。从1985年开始，他边教学、边科研、边著书，认真总结自己探索的经验和感悟。1986年，他把神经遗传病中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社会危害大的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病理研究作为主攻方向。该病系原发于肌肉组织的遗传性变性疾病，其特点是女性为基因携带者，男性发病，患者在3至4岁出现肌无力症状，10岁步行困难，15岁后卧床不起，一般在25岁前死亡，基本为不治之症。20年来，他从临床、电生理、生化、组织化学、超微结构等方面对该病进行研究。首先解决了该病的诊断、鉴别诊断问题，把研究成果运用于临床，进行优生优育指导和遗传咨询，以控制该病的发生几率，攻克了这一医学难题。
1992年，他又把目标转向一种可以治疗的神经遗传病——肝豆状核变性的研究。历时10余年，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外高端学术杂志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慕容慎行还积极开展脑血管疾病的研究。脑血管疾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于中老年患者，轻则偏瘫卧床，重则危及生命，患者自身痛苦难忍，且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多年来，他努力探索其发病机理，为预防和治疗该病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中包括脑血管流行病学检查、脑血管病高凝状态的研究，并和神经外科合作开展“脑搭桥术”、“尿激酶血肿内注入和引流术”等脑血管病新疗法。其中，“动脉硬化性脑栓塞的高凝状态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慕容慎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不仅担任过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福建分会主任委员、福建省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还担任了多家医学刊物的编委、常务编委，发表论文180余篇，以主编或副主编身份主持编写了学术专著4本，参加编写了专著4本。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6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他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我国医生行业的最高荣誉奖项“中国医师奖”。这些奖项与数字，浓缩了他对医学研究的付出，背后则是人们看不到的辛苦。
有人认为，取得了如此多科研成果的慕容慎行是难以逾越的，但慕容慎行从未放弃过学习。慕容慎行告诉记者，他担任了10本杂志的特约编辑、编委、常务编委，改稿过程便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另外，他还向下级医师学习，向年轻人学习，向自己带的研究生学习，注意吸取他们的检查技巧、灵活的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加速自己临床工作能力的提高。
研究成果广泛传播会更有价值。怀着这样的想法，在研究医学难题的过程中，慕容慎行不断总结着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的方法，并将他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的看病基本经验传授给学生和年轻医生：重视临床医学、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形成良好的临床思维、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他的学生即使当了多年的医生后，也总是能从慕容教授那里吸取到养分。
提起对他人的影响，慕容慎行说，他没考虑过太多，只是身体力行地把工作做好，把研究搞好，把学生教好，持之以恒。 （本版摄影 杨新勇）


　　■记者手记身教的力量
记者见到的所有慕容慎行的学生都对他钦佩不已，交口称赞。他的专业水准、学术水平、医德高度，无不给学生强烈的影响甚至震撼。而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讲道理”的教师，学生在他身上得到了与众不同的收获，尤其是收获到在医学领域极为珍贵的医德精神与严谨作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慕容慎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采访中，慕容慎行这样的行为打动了记者：检查病人时，他赤手握住病人没穿袜子的脚，协助病人弯曲腿；病人有疑问时，他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面带微笑且轻声细语；病人取药后，他仔细核对药物，不厌其详地告诉病人药物的剂量、用法；病人需要到其他科室就医时，他亲自带病人前去，向其他医生介绍情况；为一位不认识的普通病人看病时，所花时间往往都在半小时以上。如此，病人怎么会不信任他？学生怎么会不被感染？
在采访中，慕容慎行这样的故事感动了记者：抢救病情恶化的病人时，慕容慎行没考虑个人风险，而是把病人的安危摆在第一位；外出会诊疑难病人时，他把个人疲劳置之度外，想的是如何最快地减轻病人的痛苦……如此，病人怎会不挂念他？身边的医生怎会不向他学习？
事实证明，慕容慎行已经将自己的精神传递给了他的学生。在他工作的神经内科，记者发现，很多医生常常因看门诊耽误了正常下班时间，常常坚持为病人看完病再吃饭，他们人人敢拍着胸脯说：“我的医德也不错。”
慕容慎行的生活很简单：临床、科研和教学。他长期白天看病，晚上改稿，周末外出会诊，基本没有空闲时间。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在家里养了金鱼和花草。工作累了时，他会停下来喂喂鱼或给花草松松土。然而，慕容慎行从不认为生活是单调的，相反，却感到无比充实和快乐！这样淡然的生活态度，也让他的学生感受到了一位令人敬佩的医者前辈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更让记者难忘的是，谈到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慕容慎行十分谦虚，他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自己不过做了一位医者、一位教师该做的事。
采访结束后，记者真诚地请慕容教授在采访本上留下手迹，他几乎想也没想，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慕容慎行。”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2641001#comment 134218241 Fri, 11 Sep 2009 03:50:01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2641001 <![CDATA[费宝莉：为山里孩子打开一扇窗]]>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70304 费宝莉：为山里孩子打开一扇窗

　　
费宝莉在给学生发牛奶
　　 ■通讯员 王国强
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乡亲们亲切地称资教生费宝莉是飞到山窝的一只金凤凰。今年6月19日，在北京大学的报告厅，她和朝阳小学的故事感动了上千名大学生。

“瞒着”妈妈进大山

2007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费宝莉参加了湖北省教育厅组织的“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当年8月，家住江汉平原的她只身一人来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在县教育局了解了整体情况后，她主动请求分配到当地最偏僻最需要教师的燕子乡朝阳村朝阳小学。这所连校门都没有的村小孤零零地立在海拔1600米的山腰上。全校只有6个班，所有学生加在一起才76人。因为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学生全部在校住读。学校的8位老师，既要教孩子们学习，还要照顾他们生活。费宝莉是这所学校唯一的女老师。
报名那天，孩子们一个个被家长领过来交给她。这些学生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13岁，胆怯害羞的眼神，黑乎乎的脸蛋，还有不知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泪水和鼻涕，让21岁的费宝莉心里直打鼓：妈妈知道我参加资教计划，却不知道我来如此偏远的山区，我能照顾好这些孩子吗？
这时，妈妈打来了电话：“孩子，你在乡下还好吗？”
“好啊，挺好的！”迟疑了片刻，她回答。
“那你教几年级呢？”
“我教一年级和……”还没有等她把六年级说出口，妈妈已经在电话那头喊起来：“什么？你教小学呀？”
她连忙改口，“不，不，不！是教初中，初中一年级！”
电话那头的声音这才有所缓和，“哦，那教什么科目呢？”
她脱口而出：“英语！”
“那你们初一年级有几个班？”
“有6个班啊！”
“学校环境怎么样？学校大不大呀？”
“大，大，非常大！校园绿化好得很，学校里面还有山呢！”
妈妈这才稍微放心地说，“那条件还可以，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别人的期望……”

为了乡亲真付出

在欢迎仪式上，50多岁的老校长充满感情地说：“别看我们学校小，但在这里读书的是来自大山深处9个村庄的农家娃娃，我们是带着70多户乡亲祖祖辈辈的期望在教书。”从此，这番话就深深印在了费宝莉的心里。
学校安排她担任一年级语文和六年级英语的教学课程。“一年级虽然只有6个学生，但总有一不小心就从我手里挣扎着往学校外面跑的，看住了这个，顾不上那个，看住了那个，又跑了这个，非常头疼。也有哭喊着要妈妈的，一个小家伙一哭，带动全班都哭闹起来……”刚到村小时的尴尬让费宝莉记忆深刻。她给孩子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在朝阳升起的时候，她一边为女孩子们梳头，一边和她们唱儿歌：圆圆脸蛋扎小辫，张大嘴巴a、a、a……慢慢地，这些学生不再吵着要回家，而开始喜欢上了年轻的费老师。
与照顾一年级孩子的生活相比，教六年级的英语则难度更大。这里的孩子没有任何英语基础，连26个字母都读不准。为了搞好教学，费宝莉带领学生一起唱英文歌，跳兔子舞。起初他们都很害羞，在她的带动下，先是男生加入进来，然后是女生加入进来，跳着跳着，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加进来了。“如果你哪天到我们学校，在空旷的操场上，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不停地踢着左脚右脚，千万不要奇怪，那一定是我们全校师生在跳兔子舞。”她兴奋地说。
“就像妈妈牵挂我一样，我也时刻操心着每一个孩子。”朝阳村离木林子原始森林不远，费宝莉总是害怕夜里有野猪等野兽突然跑出树林子伤害孩子……每天晚上她都要去查寝，帮孩子们掖好被角、关好窗。有时候风雨很大，她就打着手电筒去看好几遍。“每当我在屋外呼啸的山风中，轻轻推门走进学生的寝室，看着床上熟睡的孩子，听到他们均匀的呼吸声，我就感到塌实而快乐。”她这样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山里的孩子没走出过大山，没见过汽车轮船，更没见过火车飞机。所有这些，只能从书本上认识，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无比憧憬与向往。2007年10月，费宝莉通过网络，从浙江一家航模公司募集了47架飞机模型。“当我把模型从县城带到学校，呼啦一下子，全校的孩子都围过来了。”她顾不上进屋放行李，就直接在操场上演示如何组装飞机。顿时，大家都安静下来，后面的孩子因看不清楚试探着往里面挤，而里面的则怕离太近碰坏了那些珍贵的模型，孩子们几乎屏住了呼吸，看她组装“奇怪”的零件……“而当我托起飞机放飞的一刹那，整个学校，76个孩子都欢呼沸腾了！”她自豪地说。在她的带动下，朝阳小学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校小学生航模比赛，所有的学生都动手制作了模型……
山里孩子住校的生活很艰苦，上学时每个人都是用小木桶盛满能吃10天的腌菜，在学校的每一餐都用腌菜拌饭吃……“看到他们稚嫩而瘦弱的肩膀，我感到特别难过。”于是，费宝莉经常把学生带到自己的住处吃饭，给他们煮鸡蛋、下面条。2007年11月，她在县城通过网络了解到蒙牛公司“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大型赠奶公益活动的信息后，迅速提交了书面申请报告，此后又多次联系并提供材料。2008年2月26日，蒙牛公司给打来电话，称决定免费为该校每个学生每天赠送1瓶牛奶。3月3日，费宝莉所在的学校收到蒙牛公司3月份的赠奶。4日早晨，学校正式发放牛奶……“孩子们小心翼翼地从我手里接过一盒盒牛奶，眼里是无比的新奇与兴奋。他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那种陶醉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如今，全校学生每天都能喝上一瓶富含高蛋白的乳酸牛奶！
为了便于到深山峡谷的学生家里家访，费宝莉学会了在山里骑摩托车、开农运车。每逢周末，她都会骑着摩托车或是开着农运车走村串户，与学生家长交流学生的情况，宣传教育政策。同时，了解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

　　
费宝莉和学生
　　无限收获助成长
“我付出真爱的同时，也收获了十分珍贵的情谊”。费宝莉满足地说。她的办公桌上经常会出现学生为她采摘的野生猕猴桃、山核桃和山花。她说，虽然不知道是谁送的，但是心里感到非常甜蜜。在参加全国大学毕业生建功立业报告会之前，她的学生刘小凯给自己制作的飞机模型画上了眼睛和羽毛。刘小凯说：“老师，我们这里的山路很难走，我给飞机画上眼睛，可以帮您看路。他还说，老师，总有一天我要制造出真正的飞机，要带着您坐在飞机上，飞出大山，飞上高高的蓝天。”
“家长们很尊重我，都争着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还有学生的妈妈教我学会了绣鞋垫……”
2008年，费宝莉被任命为学校校长，还兼任了朝阳村村委会的会计，参与村委会的管理。
2009年，她入选由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共同组织的“大学毕业生建功立业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6月19日，在北京大学作首场报告，她的故事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7月13日，她荣获湖北省政府“三支一扶”标兵称号。
“没有什么比资教更能使人快速成长了，我的努力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扇望向外边世界的窗子。在这里资教的经历是我人生旅途中永久的财富。”费宝莉深情地说。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70304#comment 134218241 Tue, 01 Sep 2009 01:58:24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70304 <![CDATA[我这一辈子]]>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9684 “聚焦农村教师”系列报道（三）

我这一辈子——一位乡村教师的自述　
龙承松与学生做游戏
　■通讯员 田亚君 本报记者 李伦娥/采访整理

我叫龙承松，湖南湘西保靖县择坝界村小一名普通的教师，从18岁全村的老少爷们敲锣打鼓把我送进这所学校起，34年了，我就一直在这个乡里打转转，从来没离开过，除了中间要民师转正拿文凭。
34年了，过去的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点点滴滴，怎么也忘不了呢！

一件苦尽甘来的事：劝学垫费
我的家乡在湘西州保靖县一个叫择坝界的地方，那是个至今还未通公路、村民们一年四季围着瘦田薄土转，以秋收多打几挑谷子、多挖几挑红苕而引以为荣的土家小山村。1975年6月，我从保靖县葫芦二中高中毕业。那年9月，村里从20多里外的马路寨请了20多年的民办教师因年岁太大教不了书了，村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七八十个学生的村小学堂面临着停办的难关。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把目光停在我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身上，大家希望我能捡起老先生那根用了20多年的教鞭。村里以拿队里最高工分外加一个月5块钱的待遇，敲锣打鼓把我送上村口那建在老茶场边八面来风的学堂。这是一个由择坝界村小分下来的一人一校的教学延伸点，我的教书生涯就在那里开始了。
山里的学生求学很艰苦，他们一年四季打赤脚不说，甚至连笔和本子也买不起，更不要说交学杂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学校贫困学生多，需要救助的面大。作为学校唯一的代课老师，我和所有在农村工作的一线老师一样，除了要教好书育好人外，还要自觉担负起“劝学”的责任。
学校所在的涂乍乡山大沟深，土地贫瘠，村村寨寨如同残局盘上的棋子，散落在大山深处。择坝界小学服务涂乍乡经济最落后的择坝、小寨、卡巴虎、所夫、业夫、车巴舞、让落7个自然寨的孩子，到学校周围哪个村，往返一趟都至少要走10公里陡峭的山路。1987年春季开学，全校214名学生到3月1日才报名注册162个人，而前来报名的162人中，又有百把个学生学杂费分文没交。作为一校之长和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我望着空荡荡的教室心里不是滋味，孩子们的前途不能因为交不起学杂费给断送掉了。我赶紧把学校另外3个老师召集起来，兵分四路，顶着连日的细雨飞雪，踏着泥泞的山路，翻山越岭走遍了学校周围10多公里内的每个村组，见到了所有学生的家长，用减、缓、免等多种方式，苦口婆心把学生一一劝进了学堂。
因为贫困，学生失学的“戏”常常是一演再演。要翻五个山头、爬两道陡坡才能到达的卡巴虎，与葫芦镇麻阳交界，是我和同事最牵挂的村寨，也是路最难走的村寨。一村人围着山高水寒的簸箕大的两丘田过日子，一无特色产业，二无经济来源，学生失学是无可奈何的事情。1990年5月24日，教室里突然空出龙先枣姊妹的位置。晚饭后，我独自一人去了卡巴虎。到了龙先枣的家，家长却不理不睬，我怄了一肚子气，只好往回赶。在回家的途中火把熄了，又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任何雨具，弯来拐去地走在四野无人的漆黑山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了半夜才到家，两只手都被路边的野草划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又去了龙先枣的家，磨破了嘴皮总算把姊妹俩都劝回了学校。
30多年来，我打着火把从东寨跑西寨，从界上跑坡脚，足迹踏遍了这里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在山里做家访，摸底子，搞劝学。有的家长不高兴：“又来收学杂费了，不是说猪儿卖了再交吗？”有的家长反感：“哼，催书钱像催他命样的。”也有的家长老远见老师干脆绕道走，或见老师来上门，水都不让喝一口不说，还“哐当”一声故意把门拴得铁紧，等你脚杆站直站麻，一边拍板壁，一边说好话，家长也许才会把门打开。为了保证学生“一个都不能少”，每学期一开学，老师们就要披星戴月，打着火把和电筒去学生家里做工作，有时去一趟不行还得去两趟。
1986年和1988年，我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娃儿，家庭本就不宽裕的我因为替学生垫学杂费而感到力不从心。那年头，犁田种地帮不上忙，妻子想得通；但到涂乍场上称了两斤面，买了斤酱油，再也拿不出一角钱买两根冰棒给哭闹的儿子，妻子很恼火。1992年秋，迟迟没发的工资到放寒假一算账，扣除担保的学杂费，结果还倒欠学区200多块钱。不到半个月就过年了，担保的学杂费又收不回，时值年关，兑现不了给孩子买新衣服的事，两手空空回家的我在家人面前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从“普六”扫盲到“普九”达标再到“两基”攻坚，大大小小的标语我一笔一画写了30年，而且每次满田坎满土坎、村道路口到处都是，有的标语还“爬”到坡头，到了山腰。有时为把标语写在显眼处，我就先用柴刀砍草，再用锄铲把草皮铲掉，调好石灰浆子，然后用稻草把一笔一画地写上去。2006年，农民盼来了福音，我高高兴兴地把“农民种田不交税，娃子上学不交费”这条标语刷在村头墙上。新义务教育法修订实施后，全面启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现了农村教育由“农民办”到“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两免一补”让我们这些农村老师一下子轻闲了好多，现在一到开学，报名只要半天时间，学生就到齐了，上学第一天就能按课表开课。从“请不来”到“不用请”，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高了，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高了。再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家长把子女“压”在家里，等老大毕业了，再让老二念书的害羞事。老师不必再把精力花在劝学上了，备课、上课、钻研教材、管理学生，我们可以一门心思教书了。

一封冒冒失失的信：“化缘”修校

我刚到择坝界村小教学延伸点时，学校是队里出工出力建的茶场用房。用坡头坡尾的野竹子稀稀拉拉地一围，割几挑茅草一盖了事。光线暗淡，条件艰苦，桌凳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开学带来，放假拿走。每年我都要给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的草棚教室添几大挑草，勉强维持着山里的教学。
1987年9月，应上级要求教学延伸点撤并入择坝村小，教室是地主留下来的4间木制结构老房子，比起草棚学堂条件算是好多了。两亩多的草坪操场和两个松松垮垮的木制篮球架，让孩子们乐翻了天。但作为一校之长的我，开始着手学校的发展，想通过抓内部管理来赢得领导的关注，争取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资格。经过全体教师的努力，学校创下了连续3年所有年级统考在学区同年级中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县里把村小教育教学现场会开到了学校，并发起了向择坝界学堂学习的决定。1990年9月因转正学习，我离开了择坝界小学，但改善学校的梦想没有熄灭，想法一直在脑壳里打转。1991年9月转正实习，学区老领导把我安置在择坝界脚下人去人怕的尧洞片完小，后因工作需要在那里连续干了8年，直到1999年9月才回到择坝界小学。
尧洞小学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破庙改成的老学堂。墙壁倾斜、裂缝，墙面岩石裸露、千疮百孔，地面坑坑洼洼，条件极为简陋。1992年，县里掀起集资建校的高潮，连续3年，采取国家补一点、乡镇筹一点、群众献一点、学校勤工俭学聚一点“四条腿”走路的办法，改造薄弱学校，但效果不好。本村的人捐不出来，上面的钱又不到位，学校搭不了这趟车，吃不到政策的饭。1995年县里再次发起集资建校的号召，但仍没有多大起色。学校无教室，无寝室，无篮球场，没有的东西太多了。而山外不少学校已修得亮亮堂堂、漂漂亮亮了。
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我写了一份请求解决尧洞小学教学楼条件的报告，也不晓得吃了啥子冲药，我居然冒冒失失地用快件将这封信投向了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希望奇迹出现。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古道热肠的省人民银行行长亲自批示，并带来一路人马实地考察，一口气划拨了13.5万元建校款。我请来了工程队，挑土、挖泥、抬料，顶烈日，冒酷暑，建学堂。后来，我在不通公路的地方想办法建校的热情感动了香港同胞，他们又送来了9万元爱心款，学校终于改头换面，成了大山里最气派漂亮的房子。因为这件事，我获得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还被州里记三等功一次。现在国家政策好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农村，修房子，买电脑，农村学校也走上了现代化的路子，再不用校长们跑上跑下到处“化缘”了。

　　
龙承松带学生行走在山路上
　　一次难忘的求学经历：民师转正
民办教师难，主要是两难，一是生活难，二是转正难。虽然从1985年开始上面有了转正政策，但一年才转三四十个人，要转正除了自己有厚实的底子外，还要看有没有运气。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与外界接触又少，见不到几个体面的人，机会等了几年迟迟未来，但转正改变命运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在看不到希望的那些年里，我把读书时的教材、教书时的资料，还有一些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统统找来，白天安心教书，晚上我在呛人的枞膏油灯下发愤苦读，老老实实当了一回挑“灯”夜读的学生，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默默地努力着。
机会总属于那些时时刻刻准备着的人。1990年4月，我这个一年要烧几大挑枞膏油的书生，经过学校、县里两次严格的考试，拿到了意味着命运转变的通知书，同年9月，我放下拿了15年的教鞭，跨进了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大门。
可以说在民师读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也最刻骨铭心的日子。从学生到老师，又从老师到学生，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跑琴房，进画室，流连于图书馆……除了上课，我的课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学校每月有2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其他开支和几百块的学费，全靠我妻子和老父老母种田犁地卖粮食，打草喂猪卖猪娃及假期里自己砍野竹子编筛子挑到涂乍、水银、水田河等乡场上卖，一点一点凑起来。手头紧巴巴的我，上学期间没吃过一餐肉，菜基本上是从家里带的酸菜；也没坐过一趟车，全是跋山涉水穿老寨，过堂朗，进默戎，再沿古丈跑吉首的老车路到学校。一趟下来要翻一座又一座山，过一条又一条河，花上八九个钟头。
1991年农忙插秧，妻子多年的老病又犯了，栽倒在秧田里。为照顾妻子，我两个星期得回一趟家。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学校抓得紧，星期六还要上半天课，所以每次回去都是半夜才到家。第二天，搞半天生产，把牛粪、大粪挑上坡，来不及休息，又得带着书本和酸菜、红苕等往学校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我，碰上雨雪天气常常是连滚带爬，弄得满身泥水。但是我的功课从没落下半点。1991年6月实习期满，我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中师毕业文凭，学校领导还给我戴了大红花，发了“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心里美滋滋的。
随后两三年里，教育系统又推出了“五五四”工程，这从某种程度上给我们老师立了个标杆，让我们不断反省，不断超越，不断完善。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各项工作越来越规范，教育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里对我们进行了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简笔画即“三字两话（画）”的特别训练，通过集训，我还拿到了教师基本功合格证，取得了电脑高级培训证书和学历提高的大专文凭。

一座崭新的学校：村小将被改造

离县城40多公里，离乡政府也有20多公里，去年学校才修通了“毛毛路”，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简易公路”。从县城出发要翻两座山过两条河，那条绿绿河还要摆渡，另外一条河下雨一涨水就没法过去了。30多年来，我就一直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当然想过到城市去，但如果大家都离开，这偏远乡村里的娃儿们怎么办？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呆在家乡，别人有谁肯来？
我今年55岁，马上就要退休了，乡村教师这辈子就要画上句号了。现在，许多漂亮的寄宿制学校建起来了，我的学生也由100多人减为现在的22人，由4个年级减为两个年级，老师由3人减为我一个。学生少了，教书却不能马虎。我将娃儿们分成两间教室，将教室中间的板壁拆掉一截，这样，两个年级的娃儿我都能照顾到。
本来我以为，我就要守着这4间破平房退休了，没想到我们要建教育强省，保靖这个当年在全省最后实现“普初”的国贫县，也要建设教育强县，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学校直接受益——今年被县里划进村级小学改造的范围。我高兴啊，没想到快退休了，还能看到新学校！
学校背靠的这座山，叫云峰山，当地人都说：“云峰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当地人喜欢把云峰山叫做择坝界。
如今,每天清晨，当茫茫的大雾还没有散去，我就在择坝界上领着22个山雀般欢笑的孩子上学；日头搁在对面山梁的时候，我才领着孩子一路撒着欢踏上回家的路，我们常常眯缝着眼欣赏被余晖染成金色的群山。那时，我总会给孩子们讲述“夸父追日”的故事。在海拔1000多米的择坝界，这样的故事我已经讲了30多年，但每次讲都会赢得孩子们热烈的掌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孩子们需要，只要我们的教育需要，我愿意在这高高的山脊上，一辈子接送娃儿们去学校，一辈子给娃儿们讲“夸父追日”的故事。 （本文配图田亚君）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9684#comment 134218241 Tue, 01 Sep 2009 01:48:04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9684 <![CDATA[农村教育的草根研究者]]>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8807 “聚焦农村教师”系列报道（二）

农村教育的草根研究者　　
■本报记者 郝文婷 文/摄
刘风，68岁的退休教师，农村基础教育的草根研究者。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有人说，刘
风的研究，也许并不美艳绝伦，但却散发出“荠菜花”的淳朴芳香，孕育着无限的生命力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人说，刘风的执著，也许并不惊天动地，但却流出汩汩源头活水，放射出农村教师理论自觉的光芒。

　　
刘风说，翻开为教研留存的1200多篇学生作文，就像在与学生进行心灵对话。

　　 “聪明人”眼中的“傻老头”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教育圈里，刘风的名气很响。“农村教研名人”，有人这样评价他。“是个奇怪的傻老头”，也有人这样评价他。因为，在一些人眼里，刘风对教研的痴迷有点傻。 在刘风老师的书房里，记者翻开了他珍藏的“宝贝”——按年代装订好的学生作文本，共1200多篇作文原稿，来自他教过的20个班级的学生。每一页作文纸上都留有刘风当时用红笔批改的字迹，浸透着他对教育与教研的投入与执著。
刘风告诉记者，多年来，他在作文教学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学生上交作文后，他都会选出比较好的文章，让学生反复修改，誊抄后张贴在教室墙壁的“生活园地”上，两周后将优秀作文存档，其中一些一直保存到了现在。在这些作文本中，有一册已“年过不惑”，首页上写着：1962年，四村小学六年级。这本厚厚的册子里有印着格子的作文纸，有信纸，有白纸，也有薄薄的粗糙草纸。纸张有的发白，有的泛黄，有的已经发黑。“文革”期间，为了保存好这些作文本，刘风把它们用塑料纸包好，藏在柴禾堆里、藏在地窖里、藏在废弃的鸟窝里……在不得不离开学校时，他还将几十本没有批改完的学生作文带到了他干活的工地上，用休息时间为学生修改作文，周日再让学生来取走。如今，这些作文本已成为刘风最珍惜的“宝物”，每次给别人展示后，都会小心翼翼地收起，生怕折了一页纸、抹掉一个字。
有人对刘风的作文本情结有些不解：“这些稚气未脱的学生作文有什么好保留的，怎么还拿它当宝贝？”每当这时，刘风就会平淡地说：“我想留着研究一下，看怎样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写作文。”
刘风的退休生活状态也引来了一些人的议论：“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了，他怎么还是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搞研究？”就连他的妻子郝玉春也对痴迷于教研的丈夫有些无奈。多年来，每次做好饭后，郝玉春都要一遍又一遍地叫刘风吃饭。郝玉春算了一下，每顿饭叫丈夫的次数，最少也有3次。有时刘风明明应答了，就是不从书房里走出来。久了，连邻居们都很诧异，悄悄问郝玉春：“你家老头儿是不是傻了，怎么连吃饭都要叫那么久？”
就是这样一位一些人眼中的“傻老头”，在他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坚持一边教学，一边思考、探索、研究。退休后，依然坚持教研、笔耕不辍。如今，他共写出200多篇教育随笔，既有对宏观教育问题的关注，也有对微观教学问题的研究，其中100多篇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有30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教育创新论坛》等文集。


　　逆境中萌生的教研梦

　　刘风的教研情结源起于他前半生的坎坷经历。 1941年，他出生在伊克昭盟（如今的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因为地主家庭出身，他从小就立志要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不能被人看不起。196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伊克昭盟师范学校毕业，原本已被学校保送内蒙古师范大学，然而，因为戴着“地主出身”的帽子，他没有等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是等到了到一纸赴小学任教的分配令。
刘风带着怨气来到了达拉特旗一所半农半牧地区的村小——四村小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教学成绩在全旗64所小学中排名倒数第二。在教学中，刘风慢慢发现，这里的孩子就像当年的自己，淳朴而好学，但学校的教育方法太落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能让我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不好而吃了亏。”怀着这个简单的愿望，他把埋怨压在了心底，开始探索先进的教学方法。
在探索过程中，刘风查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学习教学方法的相关理论，最终决定以启发式教学为突破口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1964年，刘风带的毕业班在全旗语文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班里30多名学生全部考上了初中。做教师才两年多的刘风在方圆几百里出了名，连黄河对岸包头市的教师也常来听他的课。从此，刘风爱上了教师职业，爱上了教学研究。“那时，我找到了方向，我要当一个研究型的语文教师。”刘风说。
然而，“文革”的到来几乎打碎了刘风的教学梦。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迫离开学校回到了老家马场壕乡。在“文革”的十年里，刘风经历了数次文批武斗，跪过铡草刀，脖子上挂过拴着铁坨子的钢丝绳，锁骨和两根肋骨被打断。但他都撑了下来，因为曾经在三尺讲台倾心育人的经历让他收获了患难岁月中的真情。一位学生的姐姐认定刘风是一名好教师，不顾他的“反革命”身份嫁给了他。学生和家长们也总在刘风受苦时，悄悄给他塞个板凳、递碗开水，或者向他微笑着点点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些举动就像冬日里的太阳，让他倍感温暖，也成了他日后认真教书、刻苦教研的强大动力。
1978年，“文革”结束，刘风重返讲台，重拾起他的教研梦。


　　草根研究者的大力量

　　重返讲台后，刘风的教学与研究劲头很猛，引起了很多学校领导的注意。1984年，达拉特旗蒙古族中学开办了一个蒙语授课班，进行“蒙汉双语齐头并进”教改实验，该校领导对刘风的教学与教研能力早有耳闻，邀请他承担该实验班的语文教学，刘风应邀转调到了该校。为了研究双语教学，年届不惑、一句蒙语都不会说的刘风开始学起了蒙语。不知看了多少书，熬了多少夜，他终于摸索出了蒙汉双语对等、转换、干扰的规律，找到了一条提高实验班学生作文水平的路子。3年后，该实验班在全区毕业会考中取得了平均89.5分的汉语文成绩，一名学生还在全旗环保征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在没有接受双语教学之前，该班的汉语文平均成绩为37.5分。 此后直到退休，刘风曾在８所学校任教。不管在哪里，他都一边认真教学，一边刻苦研究。
1996年，刘风带着自己的论文《就导向论趋向——全国高考作文刍议》参加第六届全国语文教育研讨会。他的论文对内地历年高考作文题作了比较分析，还收集了大量台湾、香港等地的作文题与内地作文题进行比较，在会场上引起了轰动。大家为这位偏远农村教师论文中的翔实数据和新颖立意赞叹不已。钱梦龙、于漪、宁鸿斌等全国闻名的语文教师开玩笑地说：“想不到，在库不其沙漠里还埋着你这样一颗珍珠啊！”
至今，刘风已先后5次参加了全国语文教育研讨会，这使他视野大开。他阅读了更多的教育名著，从《学记》到《论语》，从《陶行知文集》到《给教师的100条建议》……教育大师们总结的精深的教育理论给了他无数次思想启迪，他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草根研究者”。
有人说，刘风的一些观点和思考早已被大师阐述，并非原创，无太大意义。但也有教育专家指出，大半生生长在乡村的刘风，给予了经典教育理论和成熟教育思想本土化、个性化的诠释。钱梦龙在为刘风的《杏坛余韵》作序时也写道：“草根研究者拥有教学研究中最宝贵的东西——实践和经验，即使未能上升到科学的层面，至少也提高了他们自身教学实践的理论自觉，并且已经使学生受益良多，这就是草根研究者的价值所在。”


　　退休教师的新期望

　　“每天早晨４点起床开始看书学习或整理文稿，连午饭后都不休息。”刘风的女儿这样描述父亲的退休生活。她说：“父亲在退休后的这七八年中，没给自己放过几天假。” 刘风说，30多年的教学实践，给了他丰富的教学感悟，但一直没有时间把这些感悟写出来，所以，他要在退休之后完成对自己教学经验的整理与总结。
2009年３月，刘风自费出版了３本教育文集。其中包括他从1200篇优秀学生作文中精选并加以点评的作文集《蹊边履痕》，还有总结他多年来语文教学实践经验的文集《杏坛余韵》，以及教育教学心得和随笔集《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
“一个矮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会比巨人看得更远一些。”退休后的刘风这样鼓励自己。他除了整理自己的文集，还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哲学经典著作。在大量的阅读过后，他将退休后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教育理论的探索上。“教育是什么”、“我们的教育该是什么样的”，刘风几乎每天都在思考着这些问题。爱因斯坦说，所谓教育，就是忘却了在校学得的全部内容之后剩下的本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亚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些教育理念给了思考中的刘风很多感悟。他常常回忆一生波折坎坷的经历，思考他对教育的付出，感念家长和学生给予他的温暖。慢慢地，他对教育的本质有了自己的理解：“教育就是萌动爱心，唤醒良知的过程。”
如今，刘风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提出了3个期望。第一，把教学研究与写作继续下去，因为，他想把自己的哪怕不够成熟的教育感悟与教育思想总结出来、传播出去，只要能影响一位教师，他也觉得很值。第二，希望能再次走上讲台，拥有一块儿教学研究的实践基地。第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要出台了，他要在“纲要”出台前将自己的文集全部出版，发出一名普通农村教师对中国教育改革的鼓与呼。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8807#comment 134218241 Tue, 01 Sep 2009 01:33:27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8807 <![CDATA[黄行福的幸福教育生活]]>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8070 “聚焦农村教师”系列报道（一）

　　编者按
中国教育中，农村教师是个庞大的群体，在自然条件和精神环境相对贫乏的现实之下，他们以一种坚持和坚忍成为教育的脊梁。我们常歌颂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他们作为教育主体的自觉和自省，有时却为我们所忽略。
从本期开始，本刊将连续三期把目光锁定普通的农村教师，希冀通过他们对自身职业和生存环境的认同，他们于艰苦环境中生长的草根梦想以及对环境和自身的改变所抱有的感恩心态，解读新时代下农村教师群体呈现出的丰富元素，感受他们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黄行福的幸福教育生活
　　■本报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雷杰能 他出身农民，扎根农村执教26年，虽因教学与科研成绩突出，多次被领导钦点调离农村，却仍痴情于乡村教育无怨无悔，拒绝“更上一层楼”。
他所在的学校地处江西省南丰县最边远的山村，教学条件艰苦，科研氛围不浓，但是在“Google”上输入他的名字，有19100条搜索结果，其中包括他在各大媒体发表的120多篇文章，他的专著名为《教育看上去很美》。
他收入不高，赚来的钱大半都用来邮购图书，虽然获得了很多荣誉，物质生活质量却在同事中排名垫底。只要捧起书，他便会忘掉一切，美滋滋地陶醉其中。
他就是黄行福，多年来面对无数诱惑依然坚守农村教育，条件艰苦却自得其乐。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沮丧，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悲伤。他经常说，农村有农村的优势，乡村有乡村的美丽。总结起自己的乡村教育生活，他只用了一个词——幸福。
什么是幸福？缘何幸福？怎样获得幸福？
黄行福用他的经历诠释了一名当代山村教师的幸福观。

　　



　　武夷山麓，江西与福建两省三县交界处，有一所简陋的乡村中学——江西省南丰县傅坊中学。学校背后有一座小山,山上林涛阵阵，小径蜿蜒其中。
　　 每到傍晚，黄行福便会拉着他的妻子来这里散步。黄行福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南丰县政协委员，妻子姜霞芳是中学英语一级教师，南丰县人大代表。夫妻二人在当地小有名气。然而，在大自然面前，他们就是一对最平凡的夫妻，尽情地体味乡村，放飞心灵。每当这时，黄行福都感到幸福极了，因为这极为平常的乡村景象，在他的眼里是那么美。

　　“不错，我就是要在乡下呆一辈子”

　　从出生至今，除了两年高中、3年大学期间离开家乡在外地求学，黄行福一直生活在傅坊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这样的坚守并非易事。黄行福说：“刚做教师时，生活确实清苦。那时，我的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41元5毛钱。当时学校的条件极差，两个老师共用一本教学参考资料，共住一间10平方米大的房间，共用一张办公桌，备课、批改作业，只能轮流进行，从来没有在晚上十点半以前睡过觉。”即使到了现在，黄行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仍然与城市教师相差甚远。
然而，他并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想方设法走出这穷乡僻壤。相反，他一次又一次放弃甚至拒绝了很多农村教师梦寐以求的离开乡村的机会。
1983年，黄行福被分配到南丰县傅坊中学当语文教师。两年后，他就迎来了第一次的“跳槽”机会。黄行福当时是恢复高考后全乡唯一考上大学又回本乡工作的大学生。那时国家正提倡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乡政府干部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极少，急需一批年轻人去充实。乡党委书记找到黄行福，表示想调他去乡政府工作。在一般人眼里，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发展前途，当教师都无法与做乡干部相比。黄行福却婉言谢绝，选择了三尺讲台。
1966年，机会又一次垂青于他。由于发表了较多文章，黄行福在全县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县委宣传部的领导看过他发表的文章，想调他到县委宣传部工作。那时，他与全乡教师一样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但他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1998年，黄行福已当了多年的县政协委员。县政协希望调他到办公室从事写作工作。面对县政协主席的邀约，黄行福第三次选择了做乡村教师。后来，县政协主席找他谈过几次话，劝他改变主意，可他就是不动心。有好心人劝他：“你都35岁的人了，难道要在乡下呆一辈子吗？”黄行福回答得很干脆：“不错，我就是要在乡下呆一辈子。”
2000年11月，黄行福的一篇学术论文入选第五届“亚太华文教育新路向”论坛，他走上了设在泰国曼谷的论坛讲台，面向来自亚太地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作了学术报告，成为南丰县近3000名教师中第一个走向国际学术讲坛的人。因此，黄行福名声大震。县一中的领导邀请他到县一中教书，用到了县里教研环境更好的理由劝说他。黄行福还是婉言拒绝了。这位领导佩服黄行福扎根农村的坚定决心，为黄行福留了话：“县一中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10年过去了，黄行福依旧在全县最偏远的傅坊中学教书，因为这里有他快乐、幸福的生活。


　　“扎根乡村，像草根找到了沃土”

　　经常有亲朋好友问黄行福：“乡下究竟有什么好？这么多机会都浪费掉了，你究竟想在乡下干什么？”记者也忍不住问他：“乡下到底有什么让你这样迷恋？” 不是为了实现华丽的梦想，不是为了取得伟大的业绩。黄行福的回答很朴素：“乡下的山好、水好、空气好，乡下人际关系简单，乡下教师虽然比城市教师收入低，但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
两年前，有人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发了一篇关于农村教师生存状况的帖子，几乎99%的农村教师都在回帖中表示农村学校是必须离开的地方，个别人甚至说农村学校“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看到这个帖子后，黄行福心里非常难受。他立即回帖开导那些怨天尤人的农村教师：“换一种眼光来看，农村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宽和的家长、淳朴的孩子、单纯的人际关系、与大自然的亲近、安宁的工作心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在农村收获的种种幸福中，黄行福最钟情于淳朴的农村学生给予他的真挚牵挂。一名学生爱好写作，在黄行福的鼓励下，参加了由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全国中小学生作文竞赛，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并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典礼。这次获奖激发了这个学生的写作热情。上高中后，这个学生更加专心于写作，并因写作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被保送上了大学。到现在，这个学生一见到黄行福，还会不停地感谢老师的知遇之恩。一名黄行福当年严厉批评过的女生毕业之后，常对自己的同学说“虽然黄老师批评过我，但在初中阶段，我最感谢的老师就是‘福哥’”。去年的腊月，几个学生打电话给黄行福，说28日要去拜访他，没想到那天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气温骤降。但是，几位学生仍然如期而至，并在饭店里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邀请黄行福全家赴宴……
黄行福对记者说：“只要吃得苦，在农村学校也能实现价值，只要沉下心，在农村学校也能收获果实。”他常常把自己比喻成扎根泥土的草根。在一篇文章里，黄行福这样写道：“扎根乡村，像草根找到了沃土。草根生于土壤，长于土壤，即使枯萎了，仍离不开土壤。枯萎了的草根，一遇春风，便又发芽、滋长。”

　　

▲读书成了黄行福感受幸福的一种方式。

　　

▲与淳朴的学生在一起，黄行福常常感到很享受。　

　　

　　“与书为伴，是我的一种人生幸福”

　　能够在乡村生活里获得宁静与幸福，黄行福说，还因有书为伴，书便是他这个草根的春风。 20多年来，黄行福平均每天读书的时间不少于3小时。家人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每天早上5点起床，晨练后，黄行福会习惯性地手捧书本，翘起二郎腿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沉浸在知识带给他的快慰中。黄行福说：“每当这时，我总觉得生活无限美好。这种悠闲自得，恐怕是在城市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的吧。”
然而，读书这种幸福对黄行福来说得之不易。1983年，他刚到山村学校参加工作时，学校除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外，其他的书籍一本也没有。苦恼的黄行福决定每月从工资中节省出一大半来邮购图书。为了买到好书，他还从邮局订阅了《社科新书目》等报纸。报纸一送到，他就会趴在报纸上“淘金”，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之后再按照列好的书单购买。
为了买书，黄行福总是省吃俭用。他的妻子介绍说，即使下了少买点书的决心，最后也总是买书的开支大于一切。黄行福虽然没饿着肚子，但吃穿质量却在同事中倒数第一。有时，他进城办事，在商店里看到喜欢的东西，打算掏腰包时，总是算算同样的价钱可以买几本书，然后就打消了购物的念头。
在同事眼中，黄行福一遇到与书有关的事情就有点“犯傻”。他的一位同事告诉记者，1985年暑假，学校派他和黄行福去上海买蛋糕机。在鹰潭火车站买好车票后，因为候车时间较长，他俩一起来到新华书店。在书店里，黄行福看到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魏晋南北朝》分册。一看书价，8块多，实在有点贵，但他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不料，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找不到地方避雨，黄行福就把书从包里拿出，捧在怀里，弓着身子走了一路。路人纷纷奇怪地打量他，以为他有什么毛病。
对读书如此热爱，黄行福说，除了因为能获取一份悠然，还因为教师的成长与发展也需要阅读。由于教授的是文史课程，他把阅读的重点放在了历史与教育领域，这样既符合了自己的兴趣，又能开阔视野、促进教学。1987年到1989年，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牵头，在北京大学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开办了一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很多大学教授纷纷报名，黄行福这个乡村教师也成了函授班的一名学员。《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比较法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哲学》，等等，在认真学习这些国内一流学者编写的教材过程中，黄行福身处乡村，却全面地接受了一次东西方文化的洗礼。这使得黄行福对教育、文化学科的兴趣更浓了，这两个领域的阅读充实了他此后的乡村生活。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普及为黄行福的阅读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他是当地第一个买电脑的人，虽然那时工资还比较低，他仍把打印机一起买回了家。黄行福说：“那时上网用电话线，网速慢，还特别贵，4元钱一个小时。上网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先把要看的文章下载下来，然后再慢慢欣赏。”现在，黄行福上网方便多了，成本也低了。“我的读书生活越来越美了！”他说，“读书，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一种人生幸福。”


　　“在科研中寻找农村教师的舞台”

　　在书海中徜徉多年，黄行福开始思考写作。写教育故事、教学感悟，写教学设计、备课札记，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慢慢地，他又开始思考科研，将自己的读写能力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农村教师可以不进城，但不可以不发展。”黄行福常常向记者提起全国十佳师德标兵杨瑞清说过的这句话。在黄行福看来，“作科研是教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学校也是作科研的练兵场，在这里照样可以练就不凡的科研素质”。 黄行福还记得，刚开始作科研时，连应该看什么书都不清楚，农村学校也没有像样的图书资料。于是，他从教学实践入手，从最简单的如何写板书开始思考，像模像样地写出了第一篇科研论文，还获得了一个全国论文大赛的二等奖。初次的成功增强了黄行福的自信，他开始了更为勇敢的开拓。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稿子要用手写。一篇文章他通常要写3遍，修改3遍。即使上万字的文章，他也要修改过后再用格子纸誊抄一遍。天热的时候汗水把稿纸都浸湿了，天冷的时候手冻得几乎要裂开。因为长期写稿，黄行福中指关节处的肌肉都凹下去了。
那时，在偏僻乡村邮寄稿件也很不方便。傅坊当地的邮政所只有很小的信封，黄行福写的很多稿子篇幅很长，无法装下。他只得借到城里办事的机会去县邮局买信封，经常一次买上几十个，以备后用。
黄行福遇到的困难还不止这些，周围同事常常对他冷言冷语，这让他感到很难受。黄行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同事看到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并没有取得多少让他们看得见的‘成果’，便当面挖苦：‘你买的那些书，一钱不值！’‘你的文章，还不是抄的？’‘你写文章，还不是为了钱？’那时，我咬牙告诉自己，不争论，用事实来验证一切！”
慢慢地，坚持换来了收获。在陆续发表了课堂教学、学生能力培养、作文教学、城乡教育差距等方面的文章后，从1997年开始，黄行福又发表了科研专论三大系列：农村教育系列、教育游戏系列、教育哲学系列。《被严重挤压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姓什么》、《农村教育缺什么》、《农村教育有什么》、《农村学生缺什么》……他的文章有对农村教育的深刻思考，更有发自内心的鼓与呼，让更多人较全面地了解了农村教育的真实状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2004年，黄行福申请的课题“语文教育哲学”被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批准立项。他用了３年时间，从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3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于2008年成功结题。
黄行福对教育与游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写作的论文《教育：游戏》上下两篇，洋洋万言，一发表即引来了许多关注的目光。在《失去了游戏的中国教育》一文中，他深刻分析了中国教育为什么会失去游戏、中国的学子为何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在《中国的教育是怎么失去游戏的》一文中，他纵观古今，从中国游戏的起源、发展写到游戏的日渐枯萎，找原因，谈对策。有关教育与游戏的文章，共写了6万字。有读者评价：“江西省南丰县傅坊中学黄行福，是国内系统研究教育与游戏的第一人。”
有了网络以后，黄行福的文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中国教育先锋网”、“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中国基础教育网”等网站都设有他的个人集，“教育教学论坛”等网站还把他在论坛上发表的60多篇文章链接在一起，并起了个动听的名字——“行福之家”。黄行福说，如今的科研探索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苦涩，这种探索给他带来的是更多的满足与快乐。

　　

▲通过网络，黄行福推广了自己，认识了世界。　

　　“把幸福‘传染’给更多农村教师”

　　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取得了优秀成绩，在文章中传递着自己身为农村教师的幸福，这使黄行福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一位女教师给黄行福写信说：“今天读了您发表在《教师博览》上的文章《守望中的美丽》，心情十分激动。我十分羡慕您描述的那种宁静平和的生活，更佩服您那份怡然自得的心境……2002年，我在乡村工作5年后被调进了县城。如今，我衣食无忧，在学校担任了教研组长，文章也发表了，我为什么还闷闷不乐？”
黄行福很快给这位教师回了信：“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把握分分秒秒，读书、写作、思考，便能获得充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有了精神支柱。”
“我曾经的理想是在城里买一套房子，通过奋斗，我实现了理想，今后我应该干些什么？”、“我一直追求的职称到手了，还需要奋斗吗？”、“农村教师的幸福感从哪里来？”、“在山沟学校里，我的人生坐标在哪里？”更多的农村教师纷纷向黄行福倾吐烦恼。
在为这些教师解答困惑时，黄行福说：“幸福是什么？问不同的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一些人认为，农村教师地位、收入不如城里教师，也比不上公务员等其他职业，但我认为，为孩子上一堂好课、与学生作一次成功的谈话、发表一篇好文章、获得家长的一番赞美、看到学生的一个进步……这些，都是农村教师的幸福所在！”黄行福还经常向内心苦闷的教师传递这样的幸福内涵：“一个中心”，以健康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潇洒一点，糊涂一点；“三大作风”，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
他的乐观心态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教师。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一位农村教师给他来信：“我1988年师范毕业，在农村中学教了20年英语，最近想来有点‘后悔’。但看到您这根脊梁还顶在农村，就又感到‘无悔’了。您是农村教师的骄傲！”江苏省徐州市的一位小学教师，在读了《中国教师报》刊载的《一名农村教师的精彩人生》一文后，被黄行福的事迹感动了。不久，这位老师也毅然放弃了到区里最好的实验小学教书的机会。他给黄行福写信说：“我并不后悔。您那句‘只要好好干，认真干，总能干出些名堂来’的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您的行为时时激励我在农村学校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黄老师，我愿和您一起幸福地坚守！”
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教育办公室主任雷印迎，读了黄行福的一些文章后也被深深打动。他敬佩黄行福不仅业务精湛，而且在边远的农村仍如此幸福。他热情地邀请黄行福为全镇农村教师作一次演讲。黄行福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想把幸福“传染”给更多的乡村教师。（本版摄影 徐光明）

　　
　　 ■黄行福说

　　留守乡村，我为何感到幸福

　　我的一位中学时代的朋友，反复劝我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山村。他问我：“不进城，那你读书干什么？”言外之意，读书的目的就在于进城。在现代城市文明高度繁荣的今天，很多人把享受城市文明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把读书上学的目的定位于过上理想中的城市生活。于是，农村人往城市涌，小城市的人往大城市涌。而对我来说，20多年的农村教育生活，让我体验到了乡村教育的种种美丽。 美在闲适中。“捧书阳台上，悠然见南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在农村，我常常能感受到这种乡村读书生活的宁静与安逸，自由与闲适。每当我在课后，捧着一本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就会深深地感到，守望农村教育，是一种异样享受，是一种另类体验。
美在如愿时。作为一名教书匠，我最大的愿望，一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创造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一是在教研上有所收获。对于前者，我把所有的工作时间投入其中。对于后者，我把业余时间基本上都交给了教研。在我们这里，民风淳朴，很少有人沾染上世俗习气，同事之间不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我虽然在学校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却有时间一心一意地投入教研中。如今，我的科研成果引起了一些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的人士的关注，我感到基本如愿以偿了。如果没有农村学校的工作环境，我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美在精神收获。我1983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工作在这所乡村学校。和我考进同一所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十多位本地同学，如今全都离开了农村。选择了乡村，就意味着选择了贫穷，放弃了富裕。我粗略地算了一笔账，相比城市教师，我每年起码要少收入上万元，其中还不包括妻子进城后所增加的收入。太多的放弃，太多的拒绝，在一些人的眼里，我的确有点傻。其实，我放弃城市选择乡村，也是另外一种舍不得放弃。舍不得放弃什么？不是这个根本就上不了“品”、论不了级的“官”，而是我花了20年精力积累起来的对农村教育的思索与热爱。好在天道酬勤，我对农村教育的思考与付出得到了回报：一批批农家子弟在我的倾心培育下走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我发表的文章也影响了更多的人。失去的是经济收入，收获的是足以让我自豪的精神享受。在我看来，值！
美在键盘。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网虫，但我上网，一不聊天，二不玩游戏，我主要进教育论坛，与同行们切磋，与网友们交流。饭后茶余，我一般都端坐在电脑前，通过一根细细的电话线，把自己与外面那精彩的世界连接起来，去感受最新的教育理念，去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同时，我每周都在各大教育网站的论坛里发几篇教育随笔、教学感悟，或教育教学论文。每当看到自己从键盘上敲出来的文字得到同行、网友的“美言”时，我就会欣喜于自己存在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人生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情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我这个山旮旯里的教师真的很幸运。
守望乡村，美丽无限！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8070#comment 134218241 Tue, 01 Sep 2009 01:21:10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768070 <![CDATA[何镜堂：“大器晚成”的建筑大师]]>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690581 “其实搞建筑设计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序幕、高潮、尾声等，其中蕴含着很多道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领衔设计师何镜堂在他倾力创作的“小说”中，试图表达不同于一般建筑设计的深刻寓意，让人们从“阅读”中领悟“国强则民强”的道理。

何镜堂：“大器晚成”的建筑大师

　　■本报记者 唐景莉 通讯员 孙宏志 刘慧婵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由中国政府主办的全球盛会。届时，中国将敞开胸怀迎接各国宾客。随着世博会开幕日期的临近，中国馆领衔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何镜堂和他的设计团队正日益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在世博会开幕式倒计时300天之际，本报记者走近这位建筑大师，聆听他那凝聚心血的设计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何镜堂
　　“东方之冠”：历史责任支撑着我
在黄浦江边眺望世博会中国馆，国家馆居中升起，形如冠盖，层叠出挑，而地区馆则平卧于国家馆之下，提供大量的活动和会展空间。国家馆的外形酷似中国古代的斗拱，也有人认为它像一顶官帽。何镜堂院士则倾向于像一个粮仓，寓意“天下粮仓，富庶百姓”。
作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轴四馆”的永久建筑之一，中国馆无疑是世博会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国家名片”。中国馆所承担的使命令何镜堂院士和他的设计团队感到任务的光荣和艰巨。中国馆必须是中国的！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究竟用什么才能既表现中国的历史特色同时又具有时代特征呢？中国红！何镜堂抓住了三点：体现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民族特色；体现当今中国的气质与气度。他和团队拿出的方案是一个令人惊艳的大红色斗拱。人们看到，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形成“东方之冠”的主体造型；地区馆水平展开，形成华冠庇护之下层次丰富的立体公共活动空间，并以基座平台的舒展形态映衬国家馆。国家馆整体以大气的建筑造型整合丰富多元的中国元素，传承经纬网格的传统建造文化；地区馆建筑外壁镌刻叠篆文字，传达中华人文历史地理信息。
世博会期间，国家馆将展示“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地区馆将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提供展览场所，展示中国多民族的不同风采，以及全国各地的城市建设成就。世博会后，国家馆将成为中华历史文化艺术的展示基地，地区馆将转型为标准展览场馆，和世博会主题馆一起，作为举办各类展览和活动的场所，并与周边的世博建筑共同打造以会议、展览、活动等功能为主的现代化服务业聚集区。
从2008年4月20日动工以来，中国馆已在建一年多。为迎接明年五一世博会开幕，布展工作必须提前完成。由于时间紧迫，设计调整、建设、布展是交叉进行的，完工一部分就交付一部分，这种施工的难度是以往少见的。
“我跟你打赌，如果因我的图纸影响了施工进度，就算我输了。”自从向世博局中国馆项目部作出这样的承诺后，不论是将建筑方向调整为与世博轴平行的正南正北，还是增加地区馆的面积以满足展览的需要，何镜堂院士领衔的联合设计团队从未在“打赌”中输过。50多人组成的设计团队日夜奋战，年逾七旬的何镜堂院士成了“空中飞人”，随叫随到，有时候上午赴沪，解决问题后下午就要匆匆回穗。去年一年，他仅乘飞机往返于穗沪两地就达58次之多。“支撑我的，是作为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是我从参与这一项目的第一天开始，就深切感受到的。”何镜堂深有感触地说。
站在展馆工地上，他充满信心：“今年12月31日前，气势恢宏的‘东方之冠’一定能完成交付使用！”

人生之旅：时代推着我往前走
何镜堂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可他的建筑设计事业40多岁才起步，这样的传奇是怎样炼成的？他说：“这个时代令我备受鼓舞。整个社会在推着你往前走，你不走，就太对不起社会了。”
何镜堂出生在珠江三角洲著名的渔米之乡——广东省东莞市。小时候，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背上干粮和画板跟着哥哥去野外写生。家乡那玲珑的小桥、潺潺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树木构成一道道迤逦的岭南风光，在绘画中，他体会到无穷的快乐。而他又渴望当工程师，听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这职业正合他意，后来他便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建筑系。“从那时起，我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爱这个专业，特别爱。”
缘于对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建筑专业的浓厚兴趣，何镜堂大学毕业时又报考了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成为华南理工大学第一批正式报考的研究生。他把对建筑专业的酷爱全部倾注在刻苦学习上，每天速写本不离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抓住空闲认真练笔。1964年，何镜堂到北京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找到一份很切题的英文资料。他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坐在床边一笔一画地把这本厚达58页的英文文献资料全部抄了下来。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很笨的事，但却考验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如今，何镜堂偶尔会把这本珍藏的手抄本拿出来给学生看，面对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小字、徒手勾画的图表，学生们无不感到惊讶与佩服。
毕业与“文革”同期而至，何镜堂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在灰暗的政治阴霾下一禁锢就是十年。那时，单位被撤销了，全部工作人员被派到湖北的一个偏远山村插队落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年轻的何镜堂常常在农耕的间隙躺在草地上，看着眼前绵延不尽的山水，梦想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当那段岁月成为历史，他却告诉记者，那段日子并非只意味着苦难，他体会到的是八个字：学到很多，终身受益。
尽管被荒废了很多时间，何镜堂并没有随波逐流，意志消沉，而是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学会了辩证思维和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抓主要矛盾。直到现在，这还是他搞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他说：“我始终觉得，做人要有追求，人生方向始终要把准。”“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航向，他却把握住了自己。
“文革”结束后，国家提出了有关研究生归队的政策要求，而此时的广东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建设经济特区。参观过深圳之后，何镜堂被改革开放最前沿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深深感染，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征得夫人的同意后，他们举家南迁，回到了广州，回到了母校华南工学院。那一年，他已45岁。
何镜堂刚刚回到母校，还没安顿下来，院长陈开庆就告诉他，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但时间只剩下短短的三个星期，不知他能否参加。
当时托运的行李还未到，全家都还住在潮湿闷热、多蚊虫的招待所，何镜堂马上与夫人商量参加设计竞赛的事。夫人李绮霞是一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设计师，她毅然支持丈夫迎接回归后的第一个挑战。经过近20天的日夜奋战，何镜堂和夫人全力以赴，把十几年来的热情，以及当时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到了设计之中。方案送到深圳，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建筑事业的头炮由此打响了！
“我这个人，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有计划，有定位。”从这个项目开始，何镜堂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任何一个重要设计，都要作专题设计，都要出精品，都要写学术论文，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杂志上发表。不久，深圳科学馆的项目论文被《建筑学报》发表，这是何镜堂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勤奋和卓识，走出了一条将设计、研究、建筑三者相结合的道路。
从1989年开始，何镜堂被学校任命为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1992年任院长，1994年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荣誉称号。1999年，何镜堂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次转折。那个时候，他已经年届花甲，但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全国各大设计招标现场，仍然活跃在建筑施工现场。
当时正值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大学都开始新建或扩建校园。何镜堂对此很感兴趣，投入了很大精力准备竞标。因为准备充分，他的团队在浙江大学新校区设计方案的招投标中一举中标，何镜堂又一次感受到了新时代蓬勃朝气的巨大鼓舞，感到自己豪情壮心犹胜青年人。他带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创造着建筑设计领域一个又一个奇迹：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摔跤馆、广州西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由他领衔设计的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不断问世。
机遇只眷顾有准备的头脑。再回首，大器晚成的何镜堂是上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大发展、21世纪上台阶，他常常感叹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不少成果。可是他厚积薄发的经历却是用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用十年、几十年才走完的路。

处世之道：先做人，再做学问
“我很幸福。”回首自己曲折的人生之旅，何镜堂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他说，幸福的人生是能够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不能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关爱。真正幸福的人是即使退休了、不工作了，人们依然记得他。
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雪片一样飞来的会议邀请，紧锣密鼓的工程设计，何镜堂也有累的时候。偶尔晚上在校园小道上散步，会感觉疲倦像潮水一样向他袭来。可当沿路许多不认识的人喊他“何老师”时，他顿感精神倍增，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有一次，何镜堂在一个设计规划论坛上作主题发言，介绍中国馆设计的有关情况。讲完后有个女孩跑过来抱住他，热泪盈眶，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何镜堂微笑着问她原因，她说：“中国人能设计这样伟大的作品，真是太了不起了！”
虽然何镜堂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但是那一份来自陌生人的真诚肯定和信任所给予的感动，却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何镜堂最难忘的一个生日是在他的花甲之龄。那一天，他的很多学生聚在一起，送了一个生日蛋糕为他祝寿。令他感动的是，这个生日蛋糕的形状是他来到广州的第一个作品——深圳科学馆。
对于何镜堂来说，最看重的也是这份师生情。“因为做设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作为团队领军人物的他深深认识到，一个人是做不出来今天的成绩的，一个项目没有人扶持是完不成的。采访中，何镜堂一直强调，自己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华南理工设计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单位跻身到全国一流的设计团队，这一切都与这个年轻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何镜堂的学生说，他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他对建筑事业的热爱，学到怎样与人为善，怎样做一个诚实、诚信的人。在他们看来，何老师的思想是兼收并蓄、开阔包容的，他毫不保守，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的设计已经超越了建筑狭小的范围。他对建筑设计、学术研究、培育后辈是如此的投入，在讨论中，在旅途上，在会议的休息中间，他总是不断地勾画草图，完善设计构思；他随身的包中，总是带着草图纸笔，也常常会有一本需要修改的研究生论文。“何老师都这样搏，我们更得搏啊！”设计院的同事们都这样说。
何镜堂说，他的幸福还在于夫人李绮霞多年来的默默支持与帮助。这对夫妇的和谐美满已成为华南理工校园的一段佳话，在他的一生中，夫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风风雨雨一起走过，真正称得上相濡以沫。在何镜堂的旅游相册里，能看到许多这样的照片：巍峨青山的小路旁，华丽风情的欧式建筑台阶前，浩瀚碧波中的大型邮轮上，何镜堂搂着夫人，一脸甜蜜。

为师之乐：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1996年华南理工设立了建筑设计专业的博士点，何镜堂成为建筑设计理论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重点研究民用建筑创作，特别是岭南地区新建筑创作，发挥产学研三结合的优势，走建筑设计与培养学生相结合的道路。在何镜堂看来，集中培养人才与不断地出成果，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
“大学生有共性的一面，同时不同专业也有各自的特点。”每年新生入学，何镜堂的第一句致辞便是：“要做设计，首先要学会做人。”他认为，现在是人才之争、教育之争的时代，社会要求大学培养的是开拓型、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而具体到建筑学，人才培养方式又在共性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专业特点。“建筑是文化的载体，要给人以熏陶，要求知识面广，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方方面面都会影响设计师。面对各种因素的影响，作为设计师就要培养建筑‘哲理’，知道先抓什么，后抓什么，怎么定位。”比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提炼中国文化是个中关键，同时，由于世博会又是面向世界的，是文化交流的场所，因此中国馆就应巧妙结合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来构思设计。为什么要用中国红？这是设计师从中国文化符号得到启发，从中国的很多出土文物中得到启发，从中国的古建筑中得到启发。建筑设计要求以广博的知识为根基，由此可见一斑。
何镜堂认为，建筑设计师是艺术家、工程师素质兼备的综合性人才，要善于从各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还要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一个建筑是100分的，即使是大师的作品，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文化底蕴、心境、看法不同。建筑和纯科学不同，不是简单的1+1=2，所以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进行大学校园的建筑设计时，由于南方北方不同，水边和山边不同，何镜堂要求学生拿到设计项目不要先忙于设计，而是首先找准定位，每个题目要解题，先找出有共性的东西。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何镜堂确立了独具一格的建筑观——“两观三性”，即整体观、建筑的可持续发展观，及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种观念是通过多年的团队创作总结出来的，现在我们也用这样的理念指导学生。”
一个建筑作品，不可能由一个人创作完成，它是各个学科、各个行业的专业优秀人才合作的结晶，何镜堂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强调团队作战。每当面对新的项目，他都会安排两个有经验的教师和2至3个青年学生组成一组。第一次课先分析建筑的共性，再分析个性，找答案。在设计浙江大学校园时，他们根据该校园有很多湖的特点，提出了“曲水流乡”的概念，从其环境、地域地貌、文化等多角度找特点。第二次课，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设计方案，分别放开来讲。这时候也许几个人就有几个方案，何镜堂常常以鼓励为主，给学生以分析、指导，让大家充分交流、讨论，最后发展成自己的思想成果。第三次课，再把修正过的方案不受任何束缚地拿出来讨论，然后根据大家讲的情况归纳出2至3种组合。第四次按照组合的小组意见继续深化方案，予以个别指导。到了第五次课，老师定下项目设计基调，进行下面的设计细化。这样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竞争、严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70多岁的何镜堂，还积极参加很多公开的招投标，同行中有人劝他：“这么大年纪，别干了，太辛苦！”面对不理解，何镜堂总是一笑置之。他告诉记者，建筑从来没有100分，敢于竞争就说明自己还有这个实力，还有当运动员的勇气。在竞争中，何镜堂带领团队把握了机会，团队中的年轻设计师、学生从中收获了书本里学不到的实战经验。通过参加大项目的招投标，何镜堂锻炼了他的队伍，培养了一批青年设计师。
现在，何镜堂和他的青年团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大品牌。第一个品牌是大学校园设计。迄今为止，华南理工设计院已经完成了近200个大学校园的规划。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浙江大学、江南大学、广东药学院大学城校区、华南理工大学城校区、重庆大学等等。第二个品牌是纪念馆、博物馆。代表作品是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汶川地震遗址公园。第三个品牌是体育场馆，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馆、摔跤馆，以及广州亚运会的部分场馆。第四个品牌是会展建筑，代表作品是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第五个品牌是超高层建筑，代表作品是广州西塔。这五个品牌各具特色又互相补充，充分印证了华南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是一个靠硬功夫、敢于竞争、能打硬仗的设计团队。
倾力之作：寄寓民族深情
说起自己最为自豪的作品，何镜堂选取了两项震撼人心的工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两件有分量的杰作，恰似百年中国从屈辱悲怆到伟大复兴的两个坐标，蕴意深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何镜堂选择了众多的建筑元素来表现理念，表达对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悲痛悼念。他在入口广场、在新建纪念馆屋顶的两侧、在纪念公园的水池旁，都设计了长长的墙体。这些墙体或以文字、或以浮雕、或以其扭曲转折的形态、或以绝望封闭的房间来无声地诉说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悲情故事，传递当年遇难者无处逃避的绝望心情。而入口广场“死亡之庭”则以无生命特质的砂石铺装广场，行走时的“沙沙”声犹如大地的哭诉，令人感受到“生与死”的场所精神主题。经过“万人坑”，沿着墓道般的入口，迎面而来的是以烛光之路为主题的“冥想厅”。相对而立的两面巨大镜子让漂浮于水面上的烛光无限延伸，仿佛世人沿路洒下的祈祷之泪。而和平广场则以缓缓流动的水来体现“期望和平”的意境。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都在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人们仿佛又看见了汹涌逃难的人潮、悲戚的妇孺、呼啸的炸弹和那些摇曳在狂风之下晦暗的生命薪火。
国家强大，人民富庶，我们方能谈及尊严、独立和文明。
这也正是何镜堂设计中国馆所传递给人们的信息。
“其实搞建筑设计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序幕、高潮、尾声等，其中蕴含着很多道理。”何镜堂说，在这些倾力创作的“小说”中，他试图表达不同于一般建筑设计的深刻寓意，让人们从“阅读”中悟到“国强则民强”的道理，引发共鸣。
今年3月初，何镜堂亲赴汶川，前往原阿坝师专校园实地勘察，然后率团队“神速”完成了四川汶川“5·12”地震纪念园一期的设计——两周内完成设计方案，两周内完成设计图。何镜堂说，他想要把这样的理念贯穿于纪念园设计始终：“不仅要让人们记忆这场地震惨痛的一面，更要去表现人性坚强和光辉的一面，播撒希望的种子，以此纪念逝者，抚慰生者，正视这场灾难，积极面向未来。”他的设计团队同时还承担着映秀镇纪念体系的规划任务，包括“5·12”震中纪念地、飞落巨石、“5·12”汶川大地震纪念馆。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感，牢牢支撑着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全身心投入到这一个个寄寓民族深情的伟大作品创作之中。
从深圳科学馆到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从华南理工大学人文馆到浙江大学，从市长大厦到会展中心，从广州西塔到奥运会羽毛球馆、摔跤馆，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世博会中国馆、汶川地震纪念园，何镜堂在倾注了生命心血的建筑设计道路上坚定自信地走来，并正迈着依旧充满活力的步伐，继续前行。

　　
[他的身影]
　　
在现场指导施工

　　
与设计院同人在一起
　　
带领团队设计方案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690581#comment 134218241 Mon, 31 Aug 2009 03:49:41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690581 <![CDATA[蔡振国：从“木炭男孩”到硕士生]]>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688669 蔡振国：从“木炭男孩”到硕士生

　　
假日，蔡振国和朋友在户外休闲

■本报记者 张兴华
　

　　20年前，年仅3岁的蔡振国被一场大火严重烧伤。大夫说：“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孩子的四肢恐怕永远也伸不开了。” 然而，奇迹真的出现了。被人们称为“木炭男孩”的蔡振国，8岁学会直立行走，13岁生活基本自理，2009年以专业第一的考研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
是什么，让他笑面不公的命运？
是什么，让他把苦难变成财富？


　　2009年6月11日，蔡振国在山东建筑大学的报告厅里讲述了他的励志故事。掌声响起的那一刻，蔡振国脑中闪过这样的图景：三伏天时，妈妈不停地为他打着扇子，否则他身上会很快落满苍蝇；为了直立行走，他一次次艰难学步，多处植皮的腿上渗出血水；为了练习写字，他硬是把一双木制假手练成身体的一部分；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他日夜苦读，孜孜不倦…… 生命的坚韧
“我活下来了，能站起来了，会使筷子了，会用电脑了。”
在20年前的那场火灾中，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市一个农村家庭的蔡振国全身三度烧伤，烧伤面积达65%，面部扭曲，皮肤脱落。送到医院抢救的第一天，他曾21次停止呼吸。经过先后7次的手术救治，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但是，原本活蹦乱跳的小振国，却成了四肢蜷缩的一堆“木炭”，被人称为“木炭男孩”。
为给振国治病，父母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又借遍了村里的家家户户。想到孩子的未来，多少次，父母流下了辛酸的泪水。但他们从未放弃，妈妈田秀英更是将所有的爱倾注在振国身上。
烧伤后，振国的大小腿粘连在一起，成了90度，根本无法站立行走。看着其他孩子健康快乐地玩耍，妈妈问振国：“你想不想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在外面玩？”振国拼命点头。妈妈含着泪把振国的双腿用强力松紧带绑起来，用围巾把他吊起来。振国就这样艰难地一步一步练习站立走路。由于全身多处植皮，振国皮肤非常敏感，绑松紧带时，一碰就疼。一开始，振国只是趴在地上大哭，一动不动。后来妈妈扳住他的脚，一步、两步、三步地向前挪。一天下来，两条腿上的松紧带都被血水、汗水、脓水浸透了。
受不了疼痛，振国后悔了，不止一次地哭着、喊着让妈妈给他松开松紧带，但妈妈总是坚决地说：“你要想站起来，身上就必须绑着松紧带！”
就这样，振国身上的松紧带一绑就是5年。这5年，他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终于，振国在8岁那年重新站了起来，重新学会了直立行走。
此后，振国用更多时间训练自己的自理能力。只是，由于双手被严重烧伤，直到13岁，振国还不会用筷子，吃饭一直用小勺子。那时，振国要升初中了，妈妈对他说：“到了初中，同学们一块吃饭时，还要专门为你准备一个勺子？”在妈妈的鼓励下，振国开始尝试用各种不同的姿势握筷子，可是练了很久，他还是把菜掉在了身上、桌子上。“我就不信我会被两根木棍难倒。”振国对自己说。终于，经过无数次练习，振国学会用筷子了。此后，振国接受了3次整形手术，又慢慢学会了洗衣服、用电脑，完全实现了生活自理。
心灵的顽强
“只有让人看不起的人，没有让人看不起的脸。”
仅战胜身体上的残缺是不够的，能否以健康的心理融入多彩的社会，才是蔡振国面临的更大挑战。
被高温灼伤后，振国的肌肉萎缩，身体畸形生长，头部被脖子下的一大块皮肤粘连牵拉着，不仅抬不起头，还拉得满是疤痕的脸上五官错位，两只胳膊也伸展不开。这曾使振国饱尝自卑的痛苦，不敢出门，不敢见人。
振国记得，上学第一天，当他小心翼翼地走进教室时，同学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有的同学甚至被吓哭了。那一刻，羞愧、无助的振国只能缩在教室的角落，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孤独。
那段日子，妈妈察觉到振国的情绪变化，告诉他：“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哭也是活，笑也是活，为什么不笑着活呢？只有让人看不起的人，没有让人看不起的脸。”妈妈还不断给他讲张海迪、朱彦夫的故事，帮他树立自信。
慢慢地，振国开始主动和同学交朋友了，有时还邀请同学到家里作客。同学生日时，他会送上一张祝福的小卡片。在日常学习中，他也经常解答同学的疑问。当他敞开心胸，真诚待人时，他也收获了同学们的友谊。
虽然，他敢和同学交往了，但自从被烧伤后，直到13岁，振国也没有走出过他所居住的村庄。有一天，妈妈对他说：“振国，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外面的世界吗？今天妈妈带你出去逛庙会。”
去庙会的路上，振国第一次坐上了公共汽车。他兴奋地对妈妈说：“车跑得真快，比走路快多了。”可振国的好心情并没持续多久，刚下车，他和妈妈就被街上的人围住：有的指指点点，有的赶紧抱着孩子躲闪。妈妈担心振国受到伤害，但振国拉着她的手，笑着说：“妈妈，别管别人，咱们玩咱们的，您不是说要带我逛庙会吗？”
回家的路上，妈妈还在观察振国的情绪，她发现振国好像真的更勇敢了。“既然走出去了，也挺住了，我就再也不会退缩了。”振国告诉自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要好好生活，体味人生。”
　学业的奇迹
“我从用木头手写字开始，走向了北师大。”
烧伤后的那几年，蔡振国整天呆在家里。由于面容被毁，双手残疾，上学成了一种奢望。于是，他只能羡慕而又失落地看着小伙伴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终于有一天，对知识的热切渴望让振国忍不住对妈妈说：“妈，我要上学！”
但是，上学对振国而言，意味着要克服更多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
第一道难关就是写字。振国双手烧伤后畸形发育，长成了两个肉球，只有两个拇指能活动，无法握住笔。妈妈绞尽脑汁，让村里的木匠比照正常人的手型做了两只木头手，用绳子绑在振国的胳膊上，让振国用木头手练习写字。刚开始练习时，不要说横平竖直，连画曲线都很费劲。不知试了多少次，那支小小的铅笔还是不听使唤，振国的双手磨得起泡、流血，也写不出一个简单的字来。懊恼、沮丧、灰心的振国把笔扔了。“妈，我不练了！”“难道你不想上学了？你就这点出息？”在母亲一次次严厉的督促和积极的鼓励下，振国咬紧牙关努力坚持着，光是画“一”这条杠，就练了整整一个月！
几个月后，振国终于可以驾御木头手，字也写得有些模样了。
学会用木头手写字后，振国上了小学。无论刮风下雨，他总是第一个到校，在课堂上听得比谁都认真。回忆起那时的努力，振国说：“我不想让老师和同学看不起。”
振国的努力换来了收获。直到小学毕业，他的成绩都稳居班级第一。1999年，振国升入肥城市安站镇第二中学。3年后，又以超出分数线47分的成绩考入肥城市最好的高中泰西中学。2005年高考，振国考出了604分的好成绩。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山东轻工业学院提前录取了他，振国终于圆了大学梦。
踏入了大学校门，振国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在大学的第一年，他就拿到了一等奖学金，并且两次获得“素质拓展”奖学金。
从2005年开始，蔡振国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获得了学校和社会给予的多次荣誉。他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也打动了更多的人。人们从他的身上汲取了生活的信心与力量，振国也从中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他决定跨校跨专业考研学习教育学。“我想影响更多人。”振国说。
经过艰苦的努力与拼搏，2009年，当初别人眼中要饭也走不出门的蔡振国，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李杨桦 绘
　　 助人的快乐 “在感恩与助人的旅程中，我收获了幸福。”
蔡振国曾经感受过太多痛苦、自卑、迷茫，因此，当他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时，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珍惜。“我要怀着感恩的心，把对生活的热情传递给更多无助的人。”振国说。
从2005年被共青团山东省委聘为“青少年素质教育志愿者”，2007年暑假到“卓越成才”夏令营做心理辅导老师，全国各地向蔡振国求助的人越来越多。2005年11月的一天，振国接到了湖南女孩谭一芳的电话，她19岁时在一次事故中被烧伤。烧伤后，父母经常打骂她，哥哥因不想再见她而离家出走。为了重新得到家人的爱与他人的尊重，她决定卖肾，用换来的钱做整容手术。振国一听就急了：“一芳姐，你别急，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那段时间，振国一边通过电话安慰一芳，一边东奔西走为她呼吁。
2006年元宵节，正在和家人看元宵晚会的振国接到了一芳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她再也活不下去了。振国慌了，放下电话就和父母商量对策。最后，全家人决定把一芳从湖南接到自己家来。
几经周折，一芳来了。家里房子小，没地方睡觉，振国就把自己的床让给她，自己睡在沙发上。一芳没钱做整形手术，振国的父母就打算把老房子卖掉为她凑手术费。但是，振国家的老房子实在不值钱，即使卖了，得到的钱也是杯水车薪。
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时，济南市中心医院通知蔡振国，医院决定在暑假为他免费做整形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振国在短暂的兴奋后，陷入了思考。深思熟虑后，振国对要好的同学说：“我决定把这次整形手术的机会让给一芳姐”。同学们都劝他再好好想想，毕竟这种机会很难得。但他坚定地说：“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可以养活自己。而一芳是女孩，比我更需要这次机会。”
他的决定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在谭一芳手术期间，振国的妈妈一直在医院照顾她。一芳住院期间，振国和同学也多次到医院看望她。出院之后，一芳又在振国家住了一个多月，直至完全康复。如今，她已经在广州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生活过得很好。
“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如今，蔡振国开导、帮助过的人，能叫上名字的已有十多个，间接获得他帮助的数不胜数。在助人的道路上，他结识了一位与自己有着相同理想与信念的阳光女孩，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喜爱音乐的振国经常为女友唱歌。听着他优美的歌声，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曾经经历过巨大灾难的人……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688669#comment 134218241 Mon, 31 Aug 2009 03:17:49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688669 <![CDATA[“布朗王子”苏国文的扫盲传奇]]>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445667 “布朗王子”苏国文的扫盲传奇

　　

　　他，人称“布朗王子”，因让山里的孩子认识到知识的力量，被族人称为“更丁”（唯一尊敬的人）。

　　 他，放弃成为“大官”的可能，致力于扫盲工作32年，让近10万同胞摘下了“无知”的帽子。
　　他，建学校、写史书、修寺庙，传承了布朗民族濒绝的历史与文化。
他，倾尽一生，播洒文明的种子，滋养古茶飘香的大地。
　
消瘦的苏国文，向族人传递着智慧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杨云慧 文/慧

　　回忘过去，“王子”身份因何而来
到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寻找布朗族的苏国文时，记者发现他的知名度颇高。遇到的当地人都知道他，说起他来，还都不忘加上一句，“他是布朗族的‘王子’”。
终于见到这位65岁的老人，只见他形体瘦削，皮肤黝黑，面孔轮廓分明，眼神中透出冷峻与坚定。记者与他悠闲地坐在屋檐下，面前摆放着一把茶壶和几个土陶小碗，一起品着千年古茶树的茶汤。山中突然下起了绵绵细雨，在慢慢升起的雾霭中，苏国文开始讲述布朗民族的古老传说、他的“王子”称号的由来、被人津津乐道的扫盲经历，以及内心深处的教育情结。
苏国文的父亲苏理亚是当地布朗族的最后一位世袭土司，也是一个开明的爱国民主人士。按照布朗族的习俗，土司之位是世袭，但并非一定传给长子，而是传给最勇敢、智慧的孩子。苏理亚在病重时，将自己想做未做及未竟之事嘱托给了苏国文。当地布朗族老百姓就认定，苏国文是他们尊贵土司的继承者。
“苏国文”这个名字是父亲给取的，他还有一个活佛给取的名字，叫“赛帕南勐”，意为彩虹。按照当地的宗教习俗，苏国文在启蒙年龄进了寺庙当和尚，在寺庙学会了傣文和计算。10岁那年，他执意还俗，并插班到小学三年级继续学习。
当时村子里的那所小学，只办初小。若想上五年级，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读书。一开始，和苏国文一起到远乡读书的同学有２０多个，但因为路途远、困难多，同学们一个个都辍学了，最后只剩下苏国文。由于上学的路实在难走，苏国文也动摇了，不想再继续上学，可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够读书识字，运用所学的知识，改变当地落后的面貌。在父亲的坚持下，苏国文坚定了继续读书的信念。到了考初中时，50多人的班级，只有4人报考，而最后考上的只有苏国文一人。
就这样，知识改变了苏国文的人生道路，为他日后致力于扫盲及民族文化的推广工作提供了可能。


　 执教经历，萌发毕生扫盲愿望
初中毕业后，颇具舞蹈天赋的苏国文想报考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舞蹈。可是由于父亲身份特殊，他没有通过政审。不仅学不了舞蹈，甚至连本地的高中也读不了。于是，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7的苏国文到竹塘乡战马坡村做了一名教师。
这是一个有113户拉祜族村民的寨子，却从未有过办学历史。于是，苏国文成了这个寨子第一所学校的第一位教师。苏国文是布朗族人，到拉祜族寨子任教，碰到的最头疼的事就是语言不通。全寨子近500人，只有一人能用汉语说些简单用语。面对50来个年龄参差不齐、不会说汉语的学生，苏国文犯难了。他尝试着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在黑板上写，用小木棍比划，反反复复教了学生一道算术题：“1+1=2”。可最后的测验结果却让他傻了眼，很多学生将答案写成“1+1=111111”。苏国文百思不得其解，认真分析两三天后才悟出，当地很多拉祜族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刻木记事的水平。因他在授课时用了6根小木棍进行比划，学生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这次教学经历使苏国文意识到，语言上的无法交流导致教学进程极为缓慢，不懂这个民族的语言，不用双语进行教学是不行的。于是，苏国文苦学拉祜语，边学边教，边教边学。一年后，苏国文能说一口流利的拉祜语了。在授课过程中，他用拉祜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进行对比讲解。学生们听得懂了，记得牢了。后来，他的拉祜语说得比当地人还地道，他的声望在拉祜族村寨也越来越高。
1972年，苏国文被调到一个叫糯科的完小担任负责人。他发现，那所学校的学生流失现象严重。他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家长的蒙昧密切相关。家长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对孩子的学习不关心，也没有能力管教孩子。苏国文意识到，要教好这些孩子得先教好孩子的父母。主意一定，便凭着他在拉祜山寨的声望，要求学生家长来学校接受扫盲。就这样，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为家长扫盲。苏国文通过办成人夜校，稳定了全日制学校的学生。文化之风吹进了山寨，寨子里生产搞上去了，民兵素质提高了，学校还连年获得先进称号。就在那时，苏国文认识到，若想在当地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做好教育工作，就必须进行地区性的整体扫盲工作。做好扫盲工作的信念在他心中愈发坚定了。
1980年，苏国文被调到乡中心完小主抓扫盲工作。他将在糯科的做法在全乡57个校点全面推广。因为扫盲，苏国文的名气愈发大了，被评为全省先进教师。


　　“扫盲专干”，足迹遍布村村寨寨
1989年底，有两个单位同时要调苏国文，一个是县教育局，一个是县政协。到县教育局是做“扫盲专干”，职务只是股级，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了。到县政协工作，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担任的官职比“扫盲专干”大得多。“做了这么多年教育，就是对教育情有独钟。”苏国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局。
1990年，苏国文到教育局报到。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澜沧这个四五十万人的大县，文盲率居然高达59%，青壮年的文盲绝对数是11万多人。要在10至15年内将文盲率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任务十分艰巨。有人开始说风凉话了：“老苏，11万的文盲你咋扫呀？叫神仙来扫都扫不完呢！”
苏国文通过分析发现，文盲人口中，拉祜族人占到80%，这是因为拉祜族是直过民族，教育发展十分缓慢。于是，苏国文将拉祜族的扫盲工作作为突破口。第一步，用拉祜文扫盲。第二步用拉祜文和汉文对照扫盲。这样扫盲的效果好、速度快，一年就见了成效。之后，便扩大扫盲规模。第一年办起11个扫盲班，第二年30个班，第三年80个班，第四年就有200个班了。到了1995年，县政府下达了加大扫盲力度的死命令。于是从那一年开始，每年办起400个班，而接受扫盲的人从原来平均每年约5000人增加到一两万人。这样一直持续到2003年，参加扫盲班的人数才降下来。
为了扫盲，苏国文的足迹遍布了澜沧的村村寨寨。教育局对苏国文的扫盲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将局里最好的一辆“北京吉普”配给他专用。由于跑的地方太多，苏国文硬生生地将那辆车用到报废。苏国文说，数不清有多少次，车子冲到了悬崖边，过后想起来就害怕。苏国文遇到的更大困难是，很多地方无法通车，司机往往只能把他放在半途。而澜沧很多地方都还没有通电，苏国文每次下乡，都要背着准备分发给扫盲班学员的课本和油灯步行于山间。有一次，在完成了一个村的扫盲工作后，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到另一个乡扫盲，虽然天色已晚，苏国文还是冒着大雨在山林里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回赶。“哗哗”的雨声，远处传来的野兽嚎叫声，使这个常年生活在山中的布朗族男人，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他爬到树上熬了一夜，天一亮，就下树继续赶路。
经年累月地跑，老百姓都认识了这个布朗族的“扫盲专干”。在一些拉祜族地区，乡村干部办不了的事，苏国文出马就能办成。记者问：“为什么老百姓都愿意听你的？”苏国文说，要真心对待他们。苏国文下乡从不忘带两样东西——烟和酒。要发动寨子里的乡亲们接受扫盲，得先做好寨子里有威望的老人们的工作。每到一处，苏国文都会将老人们找来闲聊家常。有时，拿出酒来，一人满上一杯，或是拿出烟来，每人递上一支。有时来的人多，带来的烟不够，苏国文就将烟掰开，一人递上一截。苏国文说，这里的少数民族平均意识很强，你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老百姓就认为你人不错，就愿意听你说。做通了这些老人的工作，青壮年文盲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1988年，苏国文当上了县政协委员。1993年，他在县政协会议上作了关于到2004年扫除全县青壮年文盲的发言。发言引起了全县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从那一年开始，县政府加大了对扫盲工作的经费投入。
2002年，县里又要调苏国文到县文化局，他找出好几个理由推掉了。组织部长急了，指着苏国文说：“全县就你一个党员是调不动的。”苏国文说，他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扫盲工作。他说：“从1972年在小学教书时搞扫盲开始，到2004年退休，我搞了32年扫盲啦！”
一年又一年的艰难推进，扫盲工作有了成效。有村干部和苏国文开玩笑说：“你把老百姓都教‘坏’了。”原来，过去那里的许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也没有商品经济意识。如果1角钱卖3个水果，有人要用1块钱买30个，那里的人是不会卖的，因为算不清楚。脱盲后的老百姓可不同了，买卖东西时会看斤看两，还会与人讨价还价。
2004年，澜沧县通过了扫盲验收。苏国文做“扫盲专干”的15年间，扫除了9万多青壮年的文盲困扰。这件被人说成是连神仙也难办到的事，却让苏国文做到了。
苏国文因此也获得了不少荣誉，“全国扫盲先进个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个人”等。他还被聘为教育部设在西南师范大学的扫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在抓扫盲工作期间，他编写的汉文、拉汉文、佤汉文3版扫盲教材，在全省范围使用。

这里，是苏国文深沉守护的家园。

回归布朗山，完成父亲的三个心愿
扫盲工作取得了成就，苏国文的教育情怀愈加笃定，他觉得该回到家乡完成父亲的心愿了。这些年来，他虽然奔忙于乡间扫盲，但一直牢记着父亲在１９８７年临终时交待给他的三件事。2004年，也就是扫盲通过验收的那一年，苏国文递交了退休申请，离开拉祜族聚居区，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布朗山。那时他已经６０岁了。
苏国文父亲的第一个心愿是建一所好学校。苏理亚一直觉得教育很重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在布朗山办起了私塾。1955年，苏理亚亲自选址，用茅草建起了当地的第一所小学，再后来改建成了砖瓦房，但条件都太差。1988年，澜沧地震，布朗山上的这所小学变得破旧不堪。回到布朗山后，苏国文申请县里财政支持改建学校，但县里只给了8万元。他只好请建学校的包工头先垫资金建设，学校建好后，他去找县政府要钱。县政府的领导一看到建好的学校还有二十几万元的款项未支付，一下傻眼了。苏国文对领导说，学校建好了不能拆，可以抓我去劳改。县领导考虑到这所功能齐全的学校已经建成了，只好想办法将资金缺口补上了。
仅有小学还不够，重要的是孩子们都想上学。前几年，普洱茶价一路上扬，有着万亩千年古茶园的布朗山成了茶商们蜂拥而至的地方。苏国文敏锐地意识到，“茶价上涨了，教育受灾了”。学生们不愿再到学校读书了，因为出去采茶，每天可以轻轻松松挣到一两百元。苏国文请村委会支持，召开了全村大会，在会上提出了三个“要纠正”：一是娃娃不想读书了，要纠正；二是老百姓不种田了，要纠正；三是青年人开始高消费了，要纠正。
会上说了还不行，苏国文在自家门前建起一间“扫盲教室”，将寨子里的70多个年轻人召集到教室里活动。其实，这次的扫盲活动比较起苏国文从前为不识字的乡亲们进行扫盲上升了一个层次，因为这70多个年轻人都曾接受过教育，苏国文帮他们扫农业科技知识的盲，扫布朗族历史与文化的盲，扫做人做事道理的盲。他还组织起40多人的“古茶花艺术团”，自编民族歌舞，农闲时到各寨子巡回演出。为了后继有人，苏国文又在小学里组织起一个“小古茶花艺术团”。山寨里赌博、斗殴的事少了，布朗山的人们渐渐养成了文明的生活习惯。布朗山上的学校，学生巩固率也达到了100%。
父亲交待的第二件事是续写未完成的《芒景布朗简史》。苏国文刚刚回到布朗山，就有5位了解布朗族历史文化的老人相继去世，这让他感到十分痛心与遗憾。因为没有文字，布朗族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口口相传，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世，布朗族的历史与文化将有消失的可能。经历了几番周折，甚至到邻国寻找同族的历史记载，苏国文最终完成了《芒景布朗简史》，抢救了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他要做的，不仅是守望着那片千年万亩古茶园，更要守护这个民族优秀的文化精髓。
回到家乡做的第三件事，是遵循父亲的意愿重建在“文革”中被毁的“帕哎冷寺”。“帕哎冷”，就是布朗族传说中的祖先。为了重建“帕哎冷寺”，苏国文动员了布朗山寨的群众捐资献料，将祖先的塑像、原始的压茶饼工具、祭祀所用的面具、古老的布朗族日历等都陈列在寺庙中。当这座寺庙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它不仅成为布朗族的精神家园，更成了一个对外展现布朗族文化的小型博物馆。
谈起尽心完成父亲的遗愿，苏国文认为，这和他曾从事的扫盲工作一脉相承。因为，在苏国文心中，他的扫盲心愿不仅仅是教人们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用教育改变同胞守旧的思维方式，用文化来熏陶族人的素养。
“只要我还能动,就要为美丽布朗山的教育与文化发展做点事。”布朗“王子”苏国文不再年轻，但在开启家乡民智的道路上，他想做的还有很多……


【链接】
历史悠久的布朗族
布朗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景洪，临沧市的双江、永德、云县、耿马，以及普洱市的澜沧、墨江等县。
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的“濮人”很早就活动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各地，部族众多，分布很广。“濮人”中的一支很可能就是布朗族的先民。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朗族人数为91882人。部分布朗族人自称“布朗”或“巴朗”。语言为布朗语，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量丰富的民间故事只能口耳相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布朗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布朗族聚居区仍不同程度保留着原始社会痕迹，有的已进入封建社会。如今，布朗族聚居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商业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普洱市澜沧县布朗山等地都是“普洱茶”的重要产地。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445667#comment 134218241 Fri, 28 Aug 2009 07:47:47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51445667 <![CDATA[韩德培：不曾“退休”的法学教授]]>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45115039 韩德培：不曾“退休”的法学教授 70多年前，一节旁听的法律课促使韩德培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他说：“这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在这条路上，他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罗曼 通讯员 王怀民
九十有感
岁逢庚辰年，九秩入高龄。
虽云桑榆晚，犹存赤子心。
满园百花放，盛世万象新。
鞠躬尽余热，接力有来人。
韩德培作于2000年
伏案研究
　　他的人生
　　韩德培，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杰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1年2月出生于江苏如皋。
　　　1928年师范毕业。
　　　1930年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后改学法律，广泛涉猎中外法学名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40年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学习、研究国际私法和英美普通法。
　　　1942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
　　　1946年，应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之邀，回国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
　　　1947年出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并被推举为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予以彻底平反。
　　　1979年，开创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推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他在国际私法范围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法理论，构建了中国国际私法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私法逐渐走向成熟。他主编的《环境保护法教程》、《现代国际法》等成果成为中国国际私法和中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2009年5月29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5月30日晚，暮色深沉，微雨过后的珞珈山带着丝丝凉意。武汉大学法学院门口，99支蜡烛摆成心形，烛影映照下，神情庄重的师生们胸前别着白花，双手低垂。“泪水涟涟，流不尽绵绵思念；哭声片片，诉不完屡屡哀怨……”一位学生哽咽着念起悼词，动情处，不少女学生失声痛哭，也有男生别过脸，摘下眼镜，悄悄抹去泪水。
　　在这座有着11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法学一代宗师韩德培先生是最年长的教授，被武汉大学师生深情地称为“珞珈山镇山之宝”，再过8个月，他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师生们甚至已经开始为庆祝活动作准备，然而大家没有等到那一天。5月29日晚9时，韩德培教授因病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溘然长逝，这位不曾退休的资深教授从此安息。

　　开国际法和环境法研究先河
　　时光追溯到30年前。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韩老又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而此时，“环境保护”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词，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
　　更令武汉大学人自豪的是，30年来，这两个研究所一直是全国研究和教育的重镇，不仅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武汉大学另一位法学泰斗马克昌教授称“武大法学院能有今天的辉煌，与韩德培先生密切相关”。
　　“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话，头脑不僵化”，这是韩先生的治学之道，也是他对学生的谆谆教诲。韩德培教授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就对一些留学生仅为取得学位而不认真读书的态度提出过批评，他认为“认认真真地在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写一篇不痛不痒并无真正价值的学位论文更有意义”，并以此致函过中英庚款董事会。他于1942年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后，遂决定不再攻读学位，而是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力收集有关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尽量收集资料，广泛阅读并做了大量详细的笔记。
　　韩德培教授是以学术为第一生命的大师，在国际私法、环境法、国际公法、法理学及法学教育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绩。他不仅在国际私法范围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法理论，而且构建了中国国际私法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私法逐渐走向成熟，为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他主编的《国际私法》获国家优秀教材奖，《人权的理论与实践》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国家教委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他主编的《环境保护法教程》、《现代国际法》、《中国冲突法研究》、《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私法新论》等成果成为中国国际私法和中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德培教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载有传记条目的中国十大法学家之一。
　　为探寻新中国法制建设前景，韩先生曾于书信、面谈中三问董必武，并于多年以后与之结为忘年交。
　　1945年，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后来又到纽约，应“华美协进社”的邀请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过程中，有一些受国民党唆使的中国留学生在会场捣乱，向董老提出种种无理取闹的问题。韩德培从华文报纸上得知此事后，就写信给董老，说明这些留学生只是在美中国留学生中的少数，他们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其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董老还很明确地告诉韩德培：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如何适应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董老的回信坦诚依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就能把握法学教育的方向；法学教育，我们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经验。韩德培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
　　韩德培教授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国际私法。简单地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法律不同，如果民商事纠纷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该按谁的法律来解决？国际私法就是在解决这种法律冲突中发展起来的。韩德培教授运用自己的学识，曾为国家挽回了数亿美元的损失。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联邦德国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可以，但要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账算下来，需赔偿好几亿美元。
　　有关部门想到了韩德培。韩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一道，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的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中方的损失减少了3/4。

　以97岁高龄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
　　爱才护才充满仁爱之心
　　“泗上风高文曲星沉悲讯传天下，五洲学人痛悼贤哲挽韩老；程门雪冷仙山鹤去哀声震寰中，四海弟子泣承遗志哭恩师”。5月31日，庄重肃穆的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黑纱低垂，体育馆正中韩德培老先生的遗像慈祥含笑，音容宛在，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表达哀思。
　　著名法学家、武大法学院博导、已72岁高龄的余能斌教授，跪拜在韩老遗像前顿首痛哭，苍苍白发的他不顾旁人的拉扶，一声声叩响在木制地板上，悲痛的哭声撕扯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韩老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我这么多年教书育人的楷模。”心情略微平息之后，余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81年5月的一天，70高龄的韩德培先生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邀请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余能斌来武汉大学执教。为了推辞，余能斌向韩老提出两项苛刻的条件：一是为他在湖北武穴的妻女4人解决武汉户口；二是为他们解决住房。他以为这样的条件足以让韩老放弃邀他来武汉的想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也的确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没想到韩老回去后，便拉着时任武大校长的刘道玉先生为我四处奔走，仅两个月便将我全家户口迁至武汉，还为我们找了一套新房子。得知消息，我被他的一诺千金打动了。随即来到珞珈山下，追随韩老投身教育事业至今。他既是我的教学榜样，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说到此处，余教授似又想起历历过往，竟是哽咽难语。
　　著名国际法学家、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82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韩老的学生，他对韩老师的课印象特别深刻：“我上学的时候，韩老师教两门课——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韩老师讲课从来不拘泥于形式，每次上课前他都要花很大的工夫备课，他讲课不但思路清晰，而且见解独到。”
　　“韩老师对学生很负责。有一次我去他家里交作业，他正在吃饭，不等把饭吃完，他就开始批改作业。韩老师的师德对我影响很大。”
　　梁西说，他后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也是受韩德培老师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年。先生多次跟我说武汉大学师资紧缺，希望我能为母校做些工作。后来，韩老师又写了三封信给我做思想工作，最后我决定回来。"
　　韩德培教授为学为师为人堪称学者典范。他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他总是从学科、院系和学校的大局出发，对人才大胆推荐、大胆提拔。“上世纪50年代，韩教授不幸蒙冤，遭受不公正待遇，当时的月工资从194元陡降到30元，不够一家人生活，但他依然笑对坎坷。1979年，冤屈得以洗清，他并不计较过去，对那些整过他的人，该提拔的照样提拔，我非常佩服他的气度。”武汉大学另一位法学泰斗、83岁的马克昌教授说。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是韩老带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国际私法专业第一个博士。5月29日晚7时，得知韩老病危消息，他立刻买了当晚的火车票从北京赶回。
　　在黄进的记忆中，韩老提携后人不遗余力，“我1984年留校任助教，到1993年就成为博导，这与韩老的提携密不可分，在他那里，有才能的人可以很快进步，他乐于成人之美。”他说，韩老对有利于同事和学生发展的事，比如提职、提薪、获奖、深造或出国进修等，他尽量支持和玉成。面对学生的急躁，韩老告诫学生要有“三心”，即对自己要有“信心”，干事要有“决心”，成长和发展要有“耐心”。他说，与韩老在一起学习、工作，他老人家的光芒“不仅照亮了我们、温暖了我们，而且感化了我们”。
　　执教60多年来，韩德培先生身体力行，为我国培养了200多位高级法律人才。他培养的弟子和他的弟子指导的弟子已有两人成为全国中青年法学家，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一位是武汉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现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他的学生还有很多在重要岗位任要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博士、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徐宏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教授等都是他的高徒。而直到90多岁高龄，韩老仍在亲自指导博士生，每逢研究生入学复试，他都必定拨冗到场，一待就是一整天。
　　5年前，94岁的韩老身体还比较健康，有博士生上门请教时，他一定会站在家门口，亲自为学生开门；学生离开时，他也一定送到门前，看到学生离开后才会放心关上门。在学生眼里，韩老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很有童趣”。博士生付文轶不会忘记，2006年圣诞节，几个学生陪韩老过节。韩老那天兴致很高，给大家讲述自己在美国过圣诞节的经历，还戴上圣诞帽，扮起了圣诞老人，憨厚的神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帅颖也是韩老的博士生，她说，韩老特别喜欢和学生们交流，每次都是在保姆的“强令”下，他才依依不舍地送走学生。“老先生每次都特别舍不得我们离开，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走出门。”帅颖记得，2007年6月，她和两名同学要出国做访问学者，临行前去看望老先生，时间约好在下午两点半，她们两点刚过就到了韩老家楼下。“我们怕打扰他午休，就迟迟没有上楼。但是就在我伸手按门铃的时候，门突然自动弹开，原来门并没有关，保姆说，老先生那天没有午休，一直在阳台上等我们。”
　　山东政法学院的王立武，是韩先生2006年招收的博士生。据他回忆，2007年6月，他到韩先生家里去时告诉老师，自己的儿子要高考，必须回家一趟。一个月后，他从山东回汉探望老师时，韩先生第一句话就是“孩子考得怎么样”。
　　今年5月12日，已住进重症监护室的韩老突然提出要见他的学生、武大青年教师徐祥博士，但徐祥当天有课，韩老只好请陪护转告他三件事：自己带的5名博士生原定于5月30日论文答辩，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认真修改；一位很有才能但学业时间延长的女学生，希望她能顺利通过答辩；今年刚招收的博士生，面试情况如何。当晚，韩老病情突然加重，再也无法清晰说话。徐祥悲痛地说：“没能当面听到先生最后的话，这将成为我的终身遗憾。”
　　韩先生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叶斌本来拟于5月30日毕业答辩，没想到答辩前一天恩师仙逝。“读了先生三年博士，先生竟没能等到这最后一天。”叶斌对先生的豁达大度念念不忘，“韩先生谈起过去在‘文革’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时，总会哈哈大笑，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而说起李达老校长等人在‘文革’期间的遭遇时，经常潸然泪下，好像在说自己的事。”

最后一次过生日
　
　 一言一行昭示学者风范
　　走进韩德培教授生前的寓所，陈设简朴，但藏书丰富。一进大门，两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了中外法律、文学书籍。大量奖杯、奖牌，无言地诉说着他一生中的建树。一座骨雕上的红绸，书有“武大执教50周年纪念”几个字，这奖品虽是6年前得的，却保存得完好如初——这是韩老最为珍惜的荣誉之一。
　　在旁人眼中，韩德培先生堪称泰斗，但在其两子一女的眼中，他只是一位平凡的父亲。在韩先生次子韩健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特别自律的人。他回忆道，父亲生活很有规律，近两年，他吃完午饭会休息一下，但从来不在床上休息，而是靠在躺椅上或沙发上，他说怕睡过头耽误时间。
　　女儿韩敏对父亲的“认真”记忆最深。她说，当年父亲在武大负责教务，任何细节都亲历亲为。学生考试期间，他会特地去食堂检查伙食，怕学生吃不好影响成绩。法学院组织大型会议，他也会提前去会场，检查桌椅摆放、横幅悬挂。但是家里的摆设格局，自1998年后却没有变过。
　　韩老家中摆设十分简单，三居室干净利落：客厅入门靠墙处是一排书架，旁边是旧式的用了七八年的灰蓝色皮沙发，橱柜上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瓷盘、时钟等物件。子女们有时想帮他装修一下，他不同意。在场的亲友们回忆，韩老生活俭朴，随手关灯、随手清理垃圾已成习惯。他的家人说：“先生最看不得浪费。他眼睛近视很深，有一次吃饭时看到桌上有个‘饭粒’，就拈起来放到嘴边，没想到是一个粉笔头，还蹭得一嘴粉笔灰。”
　　韩老的学生徐祥告诉记者，几年前，有一次韩先生兴致勃勃地让他猜，他身上穿的衬衣是从哪儿买的。徐祥想，老人近几年也没有出过国，便肯定地说，这肯定不是从国外买的吧。岂料，这件衬衣竟真的是上世纪80年代老先生到国外做访问学者时买回的。
　　徐祥哽咽着说，他没有想到20多年前买的衬衣，老先生竟然一直没舍得丢。韩老逝世的那天晚上，他把老先生从病房送往太平间时，发现老先生身上穿的，正是这件已经洗得变色的衬衣。
　　韩老总是教导子女们：做事要认真，做人要正直。韩健在武大求学时，不少老师都是父亲的学生，从他们嘴里听说了父亲在治学、处世方面的许多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仁山教授曾经告诉韩健，他至今珍藏着当年读研究生时韩老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对他论文的得失进行了详细分析。韩健曾在武大读法律并任教几年，后来到深圳从事法律仲裁工作。他的女儿继承了爷爷的志向，在深圳大学教法律，祖孙三代时常讨论法律话题。韩健说：“父亲每周六10点钟会准时给我打电话，主要是问我女儿的情况。因为我女儿也是教法律的，所以他会特别叮嘱要认真备课，还挑选教材托人带到深圳。”
　　在子女眼中，这位严谨的老人也很有生活情趣，爱好广泛。年轻时，韩德培酷爱体育运动，经常踢足球、打乒乓球。年事渐高后，仍很喜欢看球，还时常熬夜收看重要的足球赛事。在去年底的体检中，韩老被诊断出患有间质性肺炎。今年住院后，即使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只要神志清醒，他跟子女念叨的就是法学院今后建设应该怎么办、5名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准备得怎么样了这些“别人的事”。
　　深受众人敬仰的一代大师已化为一颗夜星，永远沉睡。珞珈山上再也听不到他的爽朗笑声；他的弟子永远无法再聆听他的教诲；他开朗的笑容，从此只能在记忆中定格。韩德培教授给他的弟子留下了两个未了心愿：一是希望武汉大学法学事业在国际上享有一席之地；二是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世界级的法学大家。
　　“韩老高寿，且德高望重，他的故去不仅是法学院，也是武汉大学，乃至中国法律界的重大损失。”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说，现在他们可以做的就是继承韩老的学术风范和学术思想，并将之发扬光大。
2009年06月05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45115039#comment 134218241 Tue, 16 Jun 2009 01:17:19 GMT http://622007740.qzone.qq.com/blog/1245115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