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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不妨“以俄为师”
□  茅于轼

我国的税收征管问题并没有解决，累进税的先进性完全是理论上的。我们不妨吸取俄罗斯税改的先进经验，重新思考我国的个税税制。

国家向老百姓征税，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人头税，是按人头征收；流转税是按交换的额度征收；还有个人收入调节税（下称个税）是按个人的收入征税。个税与其他各种税收相比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优缺点？
个税有两大优点。第一，它瞄准了谁，谁就得缴税，不像流转税可以转嫁给别人——如果流转税是向商品的出售方征收，出售方很容易把价格提高，有一部分税负就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正是我国的情况。
个税的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调节贫富差距。个税一般都设计成累进制，收入多的人税率高一点，收入低的人税率低一点，这样就能做到“劫富济贫”。而且对收入可以作精细微调，一个一个百分点地调，究竟定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在议会里辩论，国家能够非常准确地控制百姓的收入差距。
但个税又是征收最麻烦、征税成本极高的税种。不论税务局或纳税人，都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它的征收远比其他税种困难得多。如果光考虑政府收入，最省事的办法是取消个税，在别的税种上稍微增加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正因为个税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才花费很大的代价保留。
我国的个税从设计上也是为了调节贫富差距。它将月收入分成10个台阶，每个台阶的税率不同，从最低的0%（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到最高的45%（月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部分）。可实际执行下来却起了相反的效果——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基本上没交多少税，税负主要是由一般的工薪阶层负担。
原因在哪里？在于税务局无法察知每个人的月收入。税务局唯一能够掌握的个人收入信息是各单位申报的工资，所以只有工资是按章缴纳了累进所得税的。可是高收入的人工资往往不是主要收入，而主要靠财产，比如买卖股票所得、投机黄金所得、开办公司所得等，这部分的收入税务局根本无法掌握。结果是理论上先进的累进制所得税，在执行中其征税对象仅仅针对了一般收入的工薪阶层。
详细分析我国所得税的构成可以发现，有一半以上来自工薪所得，其次是小业主和个体户，也就是马路边上摆小摊和开一个小门面商店的人，他们也属于低收入者。对开大公司的老板、做金融生意的大款、房地产的开发商，就很难征他们的税。从国际上看，我国的累进税率比大多数国家的更高一些，可是我国的个税收入只占总税收的7%，别的国家能占到一半左右。我国真正的富人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没有征收上来，累进税变成了累退税。
拿个税收入占百姓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看，现在大约只有2.5%；从个税收入占国家GDP的比例来看，只有1.2%。而我国个税的目标税率约为20%（大部分非工薪收入的税率为20%）。作为比较，可以看看美国，它的个税税率比我国低得多，但政府从个税得到的收入是GDP的10%，是我们1.2%的8倍。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我国个税征收中存在着极大的漏洞。我国多数税务专家估计个税只征收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税并没有征收到。
怎么办？加强征管是一般的答案。可多年来加强的结果并没有显著的改进，说明这条路极其困难。最近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在2009年第3期总结了2001年俄罗斯个税改革的经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俄罗斯以前也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起征点为年收入3168卢布，在此以上到5万卢布的税率为12%，5万～15万卢布的税率为20%，超过15万的那部分税率为30%。改革以后起征点提高到4800卢布，而且取消了所有高于12% 的税率，改为统一12%的所得税率（外加1%的社会福利基金）。按理讲，起征点提高了，高税率取消了，税收收入应该大幅度降低，可事实上改革后当年的税收增加了25%，而当年的GDP只增加了5%。这是由于降低了税率，原来逃税的人变为缴税，所以总税收才能增加。
我国的情况与俄罗斯很相似，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老百姓过去都是不交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都很薄弱。俄罗斯降低税率反而增加了税收收入的道理是强加征管不如让人们自发遵守。低税率配以强征管必定能收到效果。从理论上讲，累进税制是一个先进的税制，但只在征管问题解决后才是先进的。我国的征管问题并没有解决，累进税的先进性完全是理论上的。因此，我们不妨吸取俄罗斯税改的经验，重新思考我国的个税税制。等税务机关掌握了高收入者的收入情况之后，再转成累进税制，可能是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要明白俄罗斯税改为什么成功，还必须认识到逃税的积极性和税率的高低有关，税率越高越想逃税。同时个税的征管又非常困难，不如让纳税人自己愿意依法纳税。要想让纳税人从逃税到依法纳税，光降低税率也是不够的，还要加强惩罚力度。不过加强惩罚是有成本的，需要更多的税务干部、更严密的征管条例。而且每一个个案都要投入许多人力物力，才能够把事情搞清楚。尤其要考虑，越是惩罚起作用，也越带来贪污腐化的机会。税率越高，纳税人更愿意行贿，税务官有更多的机会受贿。这是在我国更需要考虑的一点。
为了比较世界各国的税率，请看下表列出的各国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就是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需要征收的税率。
表中列出的，除了中国都是发达国家，它们的征收制度很健全，偷漏税的很少，所以边际税率较高，我国征税的漏洞很普遍，但最高的边际税率不比它们低，偷漏税就是必然的。俄罗斯在税改前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只有30%，尚且偷漏税严重，我国的最高边际税率比俄高出一半，怎么能没有偷漏税呢。可见我国现在的个税设计完全没有考虑边际税率和偷漏税之间的关系，片面认为只要提高税率就能把富人的税收上来，是一厢情愿的设计思想。
自俄罗斯税改成功之后，世界上又有20多个国家采用了统一税制并降低税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我估计这个理性的改变不容易在我国实施。因为要降低高收入者的税率，大概是通不过的。从这一点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俄罗斯政府的果断税改，也羡慕俄罗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能够接受表面上有利于富人，而实际上更公平的税制改革。（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347#comment 136315392 Tue, 17 Nov 2009 08:09:07 GMT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347 <![CDATA[丁学良:关键是纸面上的东西要落到实处]]>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272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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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纸面上的东西要落到实处
□  丁学良

中国有些纸面上的东西很不错，关键在于有没有起作用。现在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官僚集团的手里，只是分放在不同部分而已，所以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是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也很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

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强调，知识分子是毛，就看附在哪张皮上。不管你是否赞同，这个比喻都是很生动的。那么谁是“皮”呢？以前靠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皮，1949年以后的30年看起来靠的是“人民”这张皮——可如果真的是靠人民这张皮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就好过得多了，“为民代言、以人为本”不就一直是知识分子要求做的事情吗？事实上，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是要使知识分子百分之百地靠在党政即权力这张皮上，这个目标没有变过。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资本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知识分子作为“毛”，要靠在哪张“皮”上？现在有两张皮，一张是权力，一张是财权、金钱。近30年，“财权、金钱”有着相对的增长，但还没到与“权力”并驾齐驱的地步，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某些知识分子还是尽可能地靠“权力”，靠不到“权力”就去靠“财权”。不过，也有知识分子既不“脚踏两只船”（同时依靠两个权），也不完全贴在某张皮上，而是保持相对独立，对社会重大问题，比如在教育领域、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政策、人权等问题上，维持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不是指一定要跟政府或产业界作对，而是指不能别人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如果“权力”或“财权”做的事情是对的，可以支持，可以出谋划策、提供咨询，但如果它们做的事情不对，就不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法治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致可分成两拨，一是知识分子，包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学者，也包括传播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人；二是专业人员，比如会计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对社会问题关切和互动的范围超过其专业本身，正如一个医生，他对残疾人或艾滋病人等群体很关注并做了很多工作，那么他也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上面所说的是“权”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权”与“钱”的关系问题。“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它早就存在，问题在于到了哪一步。现在比较严重了，这是很多人的观察。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以官僚体制为基本权力架构的社会，经济活动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或体制下展开，官僚们始终拥有最终的干涉权和裁决权。改革开放以前，官僚的权力太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在政府官僚的手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政府逐步释放了一些经济资源，但都是较边缘化、较小块的，最核心的部分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金融、电信、能源、航空、铁路等。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领域是官僚的手不会伸过来或伸不过来的，因此，官僚干涉经济市场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官僚代表政府进行干涉，但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二是官僚以政府、权力的名义进行干涉，但实际上是为了个人或亲属的利益，这就由官僚资本主义变成裙带资本主义了。
要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官僚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坏”的东西的变体，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能控制不要让它发展得太过分，否则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近几年“仇官”的问题较严重，主要是因为官僚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限制。一些官僚做的事在老百姓眼里都是“自肥”、自我服务的，所以民间的怨恨情绪在增强，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官僚掌握的权力太多，大部分时候能把来自民间的反弹压下去，但长年累月会压制到什么地步？很难清楚地预言。如果找不到疏通民间不满的渠道，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积压到某个关键点上，所有的不满爆发，可能会出现失控的局面。政府高层出来讲一些很厉害的话，对过分的官员下手，也是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不能让局面失控，因为老百姓对官僚的腐败、特权，对官民冲突都表示很大的关切。
要真正改革，没有足够的压力，官僚阶层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一旦改革，官僚会丧失很多优势，尤其是隐藏着而不是写在纸面上的好处。那么，要考虑的是，来自哪里的压力对他们管用？现在看来，在中国这种大的体制背景下，对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官僚阶层还稍微在乎一点，因为官员是任命制的。但在乎并不等于具有稳定的受控制状况，只是上面真的要“动手”了，官僚才会在乎，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到常规状况，上面也不能总把橡皮筋拉得那么紧，太紧了会断掉的。回到常规状况后，官僚阶层可能不仅故态复萌，还会变本加厉。归根结底，还是对官僚权力的限制问题。怎么限制呢？在世界各国，对权力进行限制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很多，有些人家已经用了200年，不断地改进完善，把人家200年的东西部分地拿到中国来，认认真真地做，几年以后就能成为中国本土的制度条件。比如法庭独立，法庭审讯贪官一定要独立，不受行政部门干涉，香港、新加坡等都是这样做的。另外，中国有些纸面上的东西也很不错，关键在于有没有起作用。现在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官僚集团的手里，只是分放在不同部分而已，所以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是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也很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本文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终身教授、博导丁学良口述，本刊记者曾东萍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272#comment 136315392 Tue, 17 Nov 2009 08:07:52 GMT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272 <![CDATA[韩云川: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了吗]]>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221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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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了吗

□  韩云川（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确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说来，现代社会具有五大特征：
市场经济。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不是指早期完全自由放任的传统市场经济，而是指国家能够进行宏观调节的现代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¾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点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作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完全是自由放任的，这种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表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当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客观上要求在市场机制之上产生一种能够调节市场活动的社会机制，以克服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混乱状态，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国家的肩上。可以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
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进一步说明了加强国家对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任何国家，不管意识形态如何，都要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对经济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宏观调控，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微观经济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这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首要标志。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与形形色色的非民主政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的主体不同。非民主政治是某种政治势力成为权力的主体，这些政治势力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而民主政治的权力主体是人民群众，国家的重大事情由人民群众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决定。换句话说，非民主政治是“治民”，人民群众只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民主政治是“民治”，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人。
二是权力的结构不同。非民主政治是某种政治势力垄断权力，这种权力是不容挑战的。谁要挑战，必然受到惩罚；而民主政治则通过一定的形式对权力进行制约和限制，某种政治势力垄断权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非民主政治体制下，公民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较好的保障，腐败现象容易受到遏制。
三是权力的来源不同。在非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的组成是由少数人来安排的，各级行政首长是任命的；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是通过人民授权而组成的，各级行政首长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政府权力的来源不同直接导致国家公职人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来源于任命者，往往眼睛向上，想方设法取得上司的信任和好感，对上负责而听不到群众的呼声，甚至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来源于人民群众者，往往眼睛向下，想方设法为民众办实事、办好事，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四是社会的稳定程度不同。在非民主政治体制下，由于民众的诉求难以表达，民众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政府容易产生腐败行为，因此，社会往往是不稳定的。权力的垄断者往往通过高压手段来维持社会表面的、暂时的稳定。而这实际上潜伏着重大危机，随时可能出现社会动荡。许多国家的¾验已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下，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社会发育比较成熟，民众诉求有较好的表达渠道和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治腐败，而且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使社会更加和谐。
五是社会的活力不同。在各种非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往往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高压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往往死水一潭，缺乏生机和活力。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有比较充分的自由权利，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容易得到发挥，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近代以来世界上各种重大发明创造几乎都来自民主国家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已成为世界的进步潮流，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纷纷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从各种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自由思想。自由思想是思想自由Ô则的实现。思想自由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信仰的自由，二是表达的自由。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传统社会往往禁锢人们的头脑，人们既没有信仰的自由，也没有表达自己意见和主张的自由。而现代社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获得自由，国际歌所唱的“让思想冲破牢笼”也是这种意思。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人的自由。思想自由不仅有利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还有利于繁荣自然科学。思想自由也有利于消除人们的意见分歧，促使形成共识。大量事实说明，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压制，容易压掉正确的意见，压掉真实的想法，压掉人们的积极性，就会使问题越积越多，使社会失去生机和活力。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创造的活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群众不敢讲话，思想不活跃，缺乏创造性，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希望。是否实现了思想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正如工业社会是对农业社会的一次飞跃一样，信息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一次飞跃。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信息资源已成为一个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社会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信息社会的到来，对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开放舆论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治国家的治理往往寄希望于贤人、圣人，以个别领导人或某种政治势力的意志为准则，某个人或某种政治势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国家则不同，国家的治理主要不是寄希望于贤人、圣人，而是建立在一个良好的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之上，真正代表全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完善的民主制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法治国家具有比较充分的人权保障，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权力制约是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一般说来，法治国家就是民主国家，人治国家就是非民主国家。从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型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
总之，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具体说来，就是从自然¾济、计划经济等非市场经济或传统的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从形形色色的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从形形色色的专制思想向自由思想转型，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从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革的过程。（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221#comment 136315392 Tue, 17 Nov 2009 08:07:01 GMT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8445221 <![CDATA[《同舟共进》获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年度媒体奖”（杂志类）]]>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7242236 大奖组委会给《同舟共进》的颁奖词

《同舟共进》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言论旗帜。
《同舟共进》坚持理想，特立独行，对中国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论说，特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清晰。
2009年，《同舟共进》以大量锐利的评论文章，开掘历史、聚焦现实，继续“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延续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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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在杭州揭晓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24日22:35 青年时报

帕萨特新领驭“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于10月24日在杭州揭晓各大奖项。这也是迄今为止评论界覆盖面最广、规格最高、评审最为严格的年度盛会。
　　在颁奖典礼上，包括年度作品奖、年度人物奖、年度媒体奖、年度思想贡献奖等四大类共计17个单项奖被一一揭晓。
　　其中《南方周末》获得了份量最重的“年度思想贡献奖”；《新京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则同时获得报纸类“年度媒体奖”；《同舟共进》、《中国新闻周刊》获杂志类“年度媒体奖”；新浪网、红网获网络类“年度媒体奖”；
　　长平、杨耕身、马光远、单士兵4人分获时政类、财经类、文体类“年度人物奖”；陈方获得“年度新人奖”；邝飚《脱吧，到你了！》、胡舒立《莫让“回暖”遮望眼》、梁文道《汉字、国家与天下》等9篇作品获“年度作品奖”金奖，郭光东《代表委员换座体现平等参政？别逗了！》、时寒冰《我的民富路线》、陈四益《忽然想到——关于“扯淡”》等14篇作品获“年度作品奖”银奖，曹林《质疑29岁市长：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陈建利、丛城《住房公积金不能再“劫贫济富》、毕诗成《没有“大师”的日子怎么过》等22篇作品获“年度作品奖”铜奖。财经类“年度作品奖”银奖空缺1名，铜奖空缺5名；文体类“年度作品奖”铜奖空缺3名。
　　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是由媒体与高校发起的媒体类奖项，以独立、公正、理性、建设性为评奖原则。参赛机构、个人与作品，通过特别邀请、自荐、媒体推荐、评委推荐、网民推荐五种方式产生。本届大奖自8月29日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近百家都市报刊和网站及个人、网友推荐的各类评论作品1200余件，有 40位作者参与年度人物候选，50家媒体参与年度媒体的角逐。经过初评、复评和终评三轮评审，最终有45件作品、5位评论家和5家媒体获得上述各项大奖。评审过程在网络上全程公示，采用评委投票与打分相结合的方式，公开、透明、公正。
　　此次评审委员会由专家评委和专业评委组成。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著名时事评论家曹景行等6位专家评委及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等15位专业评委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评审团队。
　　颁奖典礼现场云集了百余位国内资深的媒体人和评论家，包括此次评论大奖主协办机构负责人。本届评论大奖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出版报、新浪网、中国周刊、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青年时报联合主办。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重庆时报、潇湘晨报、浙江经视协办。青年时报社承办。上海大众帕萨特新领驭冠名、浙江电信特别赞助。
　　为让公众分享这场思想盛宴，组委会在颁奖典礼前特别设立了两场演讲，邀请了著名时事评论家曹景行、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张庭宾分别做了题为《革命一百年，两岸怎么走》、《大变局中财经媒体的立场和方向》的互动演讲。
　　颁奖典礼现场还举办了本届评论大奖承办方青年时报社挂牌“浙青传媒”(全称“浙江青年传媒有限公司”)的品牌发布仪式。作为中国青年报刊三强，浙江新锐主流媒体，《青年时报》创刊八周年，完成了以《青年时报》为核心，两网、两刊、两大公司、全网手机报、DM等在内的立体传媒布局。
　　另据了解，本届评论大奖获奖作品集，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7242236#comment 136315408 Tue, 03 Nov 2009 09:57:16 GMT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7242236 <![CDATA[政改的最佳切入点在哪里]]>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7242192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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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的最佳切入点在哪里

□  汪玉凯（作者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

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都需要任命的话，这还是什么民主？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一些地方的权力运作和社会运行为何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二是应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是未来改革可能的路径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深感忧虑，而这些问题，都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有关——
一、利益失衡。整个社会的利益失去整体平衡，表现为三大差距在加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看，财富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看，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看，向垄断行业集中。
二、权力失控。800万党政公务人员一共有五级政府，权力链条非常长；800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人都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都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安排，靠主要领导的榜样力量是不可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约束的。腐败如此蔓延，足以说明权力失控的现实。仅这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已超过50人，所占比例非常之大。
三、市场变形。市场被扭曲，有欺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垄断，以及权力与资本结合等问题，所以吴敬琏先生说，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在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很多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扭曲了。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有这么多的机构管理食品，只要有一个机构能担起责任，事件都不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社会溃败。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我很认同。中国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底蕴，但社会的道德底线正逐渐失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一直在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革”期间相比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有了比较广泛的自由表达权，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如果说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春天，那么，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基本以经济改革为主导。1992年以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不尽如人意。笔者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分为上端和下端，行政改革主要包括转变职能、政企分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最多只算是政治改革的下端，而政治改革的上端有四个更关键的要素：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四个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上端改革不能有秩序地推进，下端改革是没能力完成某些使命的。实际上，很多政府管理的问题都与政治体制的上端改革滞后相关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拼资源、拼环境、搞政绩、搞形象工程，表面看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问题，但根子是官员选拔制度、官员考核制度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变革，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已不可逆转，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及时配合，整个社会将会被严重扭曲。
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趋势，笔者概括了四句话——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规范党权。这也可以看作未来民主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四方面如果能够真正有所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就能得到较大的推动。
就废除特权来说，要敢于在一些很不合理的特权上动手术。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如何规范党权是最核心的。
下一步如何发展？如何改？这里主要讲两个路径。我是个学者，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人寄来的信，有退休将军、建筑工人，也有打工者。他们寄来的方案让我感到很震惊，原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索中国政治的出路，他们的招法有时是我们专家学者想不到的。这里难以展开篇幅具体讲述。就我个人从学者的理性来思考，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最好的切入点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要敢于在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明显的特权问题上入手，给老百姓信心，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制度的建立，真正给老百姓提供监督的途径。第二是“三公”改革要启动，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吃喝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公车消费，问题很严重，这就改到政府自己头上了。还有就是要建立官员的官邸制，最大限度地避免“马路边的腐败”。第二个层面，是从党内开始，首先解决党内民主问题。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都需要任命的话，这还是什么民主？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等额选举。所以说首先应该从党内解决问题，真正发挥党内民主，给党员以挑选的机会，由党内的差额选举，扩大到社会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差额选举，这样官员就会对党员和老百姓负责，而不是一味地向上级负责。只有从这个层面入手，我们的政治改革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一步。（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专题策划国防战略：新思维大视野2009年第11期（11）

国防战略：新思维大视野

谁控制了天空，谁就占据优势2009年第11期目录 [ 同舟视点 ]

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了吗韩云川 [ 议政论坛 ]

政改的最佳切入点在哪里汪玉凯

关键是纸面上的东西要落到实处丁学良

个税改革不妨“以俄为师” 茅于轼 [ 前沿观察 ]

阿富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廖燃 [ 文化广角 ]

童祥苓：换人间，沧桑依旧施京吾

祝希娟：“百花影后”话当年刘澍 [ 以史为鉴 ]

抽刀断水
——国界的哀愁李黎

民国：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李扬帆 [ 新中国60年纪事 ]

1960年代，文艺界的春天与冬天涂光群

珍宝岛背后，一场被化解的“中苏大战” 刘志青 [ 人物春秋 ]

胡耀邦与华国锋（上）
——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沈宝祥

“中南王”黄永胜吴东峰 [ 灯下话旧 ]

被忽视的1935年
——兼说王明与《八一宣言》王彬彬

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宗道一 [ 舟边絮语 ]

谁能对自己“三七开”
——夜读抄邵燕祥

把握“爱国真义”大不易毛志成

“被主动”的表彰柯云路

中国，谁还肯站出来认错毕星星 [ 编读往来 ]

编读往来 ]]>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7242192#comment 134218241 Tue, 03 Nov 2009 09:56:32 GMT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7242192 <![CDATA[什么是“癣疥之疾”，什么是“心腹之患”——论当今中国的国防战略方向]]> http://622007777.qzone.qq.com/blog/1257242032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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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癣疥之疾”，什么是“心腹之患”
——论当今中国的国防战略方向

□  薛理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一个国家选择当前的主要军事战略方向，犹如面临十字路口——方向选对了，日后进退自如，左右得宜；选错了，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会令国家面临危局，至少整体安全利益在关键节点上会遭受重挫。

中国面临数个涉外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是对战争全局产生关键性影响的作战方向，无论进攻还是防御，战略方向都有主次之别，在同一时间段内，应只有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中国涉外关系正逢多事之秋，当前面临数个涉外战略方向：
1．疆独与境外势力密切勾联，蠢蠢欲动，有可能在西北制造事端。
2．朝核问题积重难返，朝鲜半岛无核化无解的趋势似已不可逆转，如果在东北亚触发美、日、韩同朝鲜的紧张对峙，中国可能被殃及。
3．在东南方向则是台湾问题。此外，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两国三方就东海油气田和钓鱼岛可能引起争端。
4．在南方存在中国同越南及若干东盟国家就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争端，对方蚕食南沙岛礁愈演愈烈，并且加大了开发所占岛礁周围海域资源的力度。
5．西南方向，中、印两国为领土主权问题争执不休，印度气焰日趋嚣张。
那么，究竟哪个是主要战略方向？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考虑现阶段中共中央赋予军队哪些历史使命，军队经由何种途径方可应付挑战……至于围绕热点军事新闻发生的争议，看似非常热闹，其实只是读者对媒体报导的浅层次反应而已。这些争议仅值博识者一哂。
在中共中央对军队提出的历史使命（“三提供一发挥”）中，当以军队要为中共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以及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关键点。

疆独、朝核等仅为“癣疥之疾”

限于篇幅，笔者在下面将对各个战略方向予以浅析。
在新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目前基本上还处在潜伏阶段。它们同中亚乃至中东的穆斯林世界有着广泛联系，发展趋势值得警惕。然而，中国通过上合组织同中亚国家一直保持良好关系，俄国出于内政理由也对中亚国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施加遏制性的影响。这些因素钳制着境外势力同新疆三股势力勾联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况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激烈冲突正在进行中。原本这两股力量都可能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压力，如今，它们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激烈碰撞，彼此消耗了力量。只要美军尚未撤出阿富汗，不但对阿富汗，而且对其他中亚国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是一个震慑，塔利班及其他原教旨主义势力就腾不出手来，增加对新疆三股势力的支撑力度。在这种国际形势下，疆独不大可能“揭竿而起”，直接挑战北京的权威。
鉴此，笔者认为，在可预期的将来，西北战备固然紧急，但很大程度上仍属由民族矛盾引起的、以暴力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内政问题。中央和地方以军队为后盾，由武警出面在新疆震慑足矣。
至于美、日、韩同朝鲜的紧张对峙，由来已久，却迄今未爆发军事冲突，因为在东北亚牵掣战争爆发的因素颇多。何况，不久朝鲜恐将拥有核导弹，今后美、日、韩更不可能大动干戈了。如果在朝鲜拥核之前，美国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无非是为了解除朝鲜的核武装而已，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衡量，美国决不可能同中国就朝核问题发生正面冲突。以笔者管见，美国似无可能为解除朝鲜核武装而对朝鲜发动猛烈的空袭。
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是否会引起风云突变，主动权操在中国手中。越南及若干东盟国家早已开始蚕食该海域岛礁了，却各怀鬼胎，无法形成对付中国的合力。中国要付诸军事手段反制，自不待今日。既然过去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时机，今日又何必急于用兵解决呢？
何况，南沙群岛在中国空军常规军机作战半径之外，却在越南等国空军的作战半径之内。中国军队攻占若干岛礁自无问题，长期守住却不容易。再说，东盟国家背后还有美国撑腰，是否会在关键时刻变生不测，中国实在摸不准。摸不准事态发展的趋势，又岂能莽撞地一头撞进去呢？
不妨拓展一下政治视野：南沙群岛主岛太平岛是该群岛唯一适合人居住的岛屿，由台湾军队长期驻守，在可预期的将来，这是越南和东盟国家无论如何无法取代的。这是嵌入该群岛的强有力的锲子，也是中国日后恢复行使主权时“文事”和“武备”双管齐下的基础。
无论眼前越南和部分东盟国家的气焰如何甚嚣尘上，只要它们拿不下太平岛，历史将会证明，在中国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以后，当前它们这样、那样的行动，只是瞎折腾而已。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不必急于争一日之雄长。
谈到中、印领土争议可能在中国西南方触发边境冲突，众多网民对此表示担忧。但笔者并不悲观。
首先，出于宗教、种族矛盾，印度同巴基斯坦是宿敌，印度在巴基斯坦周边部署了70%的军力，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尖锐矛盾尚未解决之前，不可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中国，因为两线作战乃兵家大忌。
其次，由于核武器空前巨大的破坏力，自从核武器问世以来，在两个核武国家之间就从没发生过战争，甚至连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也没有。而印、巴于1998年同时拥有了核武器，难以想象今后两国会轻易大动干戈。
试想：印度征服巴基斯坦之日尚遥不可及，要全力同中国相拼，又谈何容易？假如印度敢于同中国殊死一战，则西方学术界关于核威慑和两线作战的理论就彻底破产了。既然印度不可能倾全力对中国作战，则西南方向亦不为主要战略方向。

西太平洋才是“心腹之患”

上述任何一个作战方向发生动荡、冲突，固然令北京头疼，却只是“癣疥之疾”而已，不可能对中国产生全局性、长久性影响。因而这些方向在未来都不应是中国的主要军事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铁骑南下，向来是中国中央政权的大患，近、现代史情况则不同。除了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后半期，中国患于苏联庞大的坦克集群对华北平原的突袭以外，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太平洋海面上外国的军事压力及摧毁力。
苏联解体后，俄国综合国力一蹶不振。迄今俄GDP远低于中国，经济活力也远逊于中国，而且受困于包括种族冲突在内的各种国内矛盾。在可预期的将来，俄国多半不足以构成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
而一旦来自西太平洋的严峻的军事挑战成为现实，摆在国门前边，则足以直逼京畿，并对沿海所有特大城市构成巨大威胁。这种挑战势必对政治心脏地带造成巨大冲击，对中国精华区域的政治、经济活动带来震撼性的干扰，而且必然在周边国家引发涟漪效应，或许会形成对中国“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局面——这才是中国的“心腹之患”。
笔者认为，来自西太平洋的外国军事威胁未酝酿成型则已，一旦成为现实，必然令人备感棘手。况且，在当前几个战略方向中，也唯有来自西太平洋的威胁才能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构成对解放军历史使命的重大挑战。
两岸关系平稳发展，则有可能对来自西太平洋的外国军事威胁实行釜底抽薪，达致防患于未然的政治目的。2008年，国民党终于重返台湾政坛，而试图直奔台独终点站的民进党铩羽。倘若未来中国能崛起成为一个发挥至关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则日后读者诸君回顾此次台湾政坛巨变，诚所谓“不惟人谋，抑亦天意乎”？（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专题策划国防战略：新思维大视野2009年第11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