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alala]]>

<![CDATA[alala]]> http://622007783.qzone.qq.com Tue, 01 Dec 2009 06:46:26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30 Nov 2009 21:45:01 GMT <![CDATA[亚洲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9617501
　　张维为

菲律宾近日因为选举而引发的政治屠杀事件震惊了世界。其实从1986年至今，菲律宾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我2005年访问菲律宾时曾问过不少当地人：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一位对菲律宾政治颇有研究的朋友告诉我：“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
菲律宾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制度几乎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宪政民主，但一个世纪下来菲律宾政治却始终掌握在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手中，这次屠杀的背后也是政治家族之间的厮杀。菲律宾曾是东亚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但美式民主并没有带来人民期待的繁荣和富裕，而是动荡和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
亚洲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先后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但从过去数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些民主政体的品质普遍不佳，出现了社会分裂、贪污盛行、经济滑坡等西方民主在第三世界的综合症状。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是政府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惊人、消除贫困乏力。甚至连经济起飞后才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南韩和台湾地区，也是贪腐严重，社会分裂，政治恶斗不断，经济发展不顺。
从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民主品质不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等于形同虚设。”而亚洲社会普遍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传统。二是“公民文化”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其特点是理性与宽容。由于“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搞民粹主义，结果使人民的整体利益受损。
我们自然应该加强司法独立的建设，推动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的发展，但我们也要考虑亚洲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那么亚洲国家则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
鉴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及其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换血”从来不会成功。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世界不存在所有民族都必须照搬的单一的民主模式，而西方政治制度本身也是自己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至今还存有大量的问题，改革也任重道远，否则怎么会有美国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冰岛的破产。
总之，在民主建设汇中，我们需考虑另辟蹊径。我们也许可以遵循这么一个思路：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已经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可以尝试反过来做，即从民主的内容出发来探索民主程序和形式。西方把“形式民主”看得高于“实质民主”，这是对民主的异化。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特别是体现人民的意愿，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和创造，这个进程无人可以垄断。
我们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新体制框架。我们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虽有不足，但其总体效果明显好于盲目采用西方模式的所有国家。政治上也一样，我们最终也会探索出一种源于自己文化的，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品质上超越西方的新型民主制度。

（原载2009年11月30日《环球时报》）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9617501#comment 134218240 Mon, 30 Nov 2009 21:45:01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9617501 <![CDATA[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7839953 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张维为
20多年前，我随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加纳，拜会了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他的总统府设在当年欧洲人运送奴隶的石堡里，紧挨着大西洋边，用他的话说，“我在这里办公，为的是永不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一个布置得异常简朴的会客厅内，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和我们探讨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2008年我再次去加纳访问，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纪念馆，纪念馆书店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是加纳学者的专著，谈的是坚持自力更生，与全球化彻底脱钩。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大力削减政府开支，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结果是瞎折腾，导致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普遍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随着世界粮价飞涨，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忽视了农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又要开始闹革命了。为什么忽视了农业？用联合国贸发大会秘书长素帕猜博士的话来说，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数十亿美金花在所谓的‘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数百万美金花在农业上”。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 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后到1989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崩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但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步西方的后尘，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确切地说是过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资源也比发展中国家多数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会有很多不满，其体制的应对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比方说，按照2008年初的一个民调，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闷闷不乐的，只有4%的人对现状满意，整个社会笼罩着悲观气氛，但因为有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有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的支撑，意大利社会没有出现剧烈动荡。
西方的知识分子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批判，就是“解构”。对于那种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哲学。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的工具理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还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对我们事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但很多都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种道德化的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唧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喜中有忧，忧中有喜，当然有个喜多还是忧多的问题。我们语言中的这种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传统有关，“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要求“穷理致知”和“慎思明辨”。总之，在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时，在使用我们珠圆玉润的文字时，我们也应注意某些语言习惯可能会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准确判断。
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容易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全面而深刻。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赞扬。西方民主制度在英国相对较成功大概与英国人崇尚这种特性有关。
相比之下，我们文化中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从网上讨论就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国家到了灾难的边缘，又要来一场革命了。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从道德高度，对各种缺德的行为挥斥方遒。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参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
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我们要学一点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成熟老练”, 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必须让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占上风，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会比较顺利、比较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7839953#comment 134218240 Tue, 10 Nov 2009 07:59:13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7839953 <![CDATA[张维为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国成功的八个理念]]>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4561054 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以下是该文的中文译文：

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
张维为
北京今天庆祝人民共和国诞辰六十周年，这种盛大庆典无疑会使一些人不爽，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无法容忍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此自豪。但是我们有必要客观地看待中国，看一下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国家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批评中国的人总是说尽管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绩，但中国未能提供大的理念，而本人认为，正是中国的大理念带来了中国戏剧般的崛起。这里概述一下八个中国理念：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也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座右铭。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应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民主化通常出现在现代化实现之后，而非之前。北京因而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不断试错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民生为大。北京信奉这个古老的中华治国理念，并突出强调消除贫困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个理念使中国在一代人时间内实现了近四亿人的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成就。中国可能纠正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人权方面的一个疏忽（尽管这一点会有争议），即西方把人权几乎完全界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个中国理念对于全世界的穷人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整体思维。受其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至今，一直推行着一个整体的现代化战略。这使北京能够在中国变革的各个阶段都确立轻重缓急的优先顺序。一般都是相对容易的改革先行，然后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更为艰难的改革。这一点与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形成了对照。
第四、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的时代都离不开比较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人所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不同于米哈伊· 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旧体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帝国轰然崩溃，邓小平把中国的旧体制从追求乌托邦转化为追求现代化。不管这个体制存有多少缺陷，它有能力凝聚整个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能够执行艰巨的战略目标，如强制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全球衰退等。
第五、良政比民主化更为重要。中国拒绝“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老生常谈，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包括其合法性，应由其实质内容，即良政来决定；应由政府能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来检验。尽管中国国家体制还缺少透明度、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但它还是主导了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根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在中国所做的调查，76%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乐观，位列被调查的17个主要国家的榜首。
第六、政绩合法性。受儒家择优选拔精英制度的影响，中国在其整个政治体制内广泛地推行择优选拔，尽管这样的努力并不都成功。中国把扶贫、环保（现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中国领导人能干、老练、久经锻炼。
第七、有选择的学习、适应。在中国的世俗文化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选择性学习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自我调适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迅速地拥抱了信息技术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
第八、和而不同。中国今天重新推崇这个儒家用来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社会时所信奉的和谐理想。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并力求尽快建设一个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百姓的社保网。
中国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如解决腐败问题，减少地区差距等，但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可能还会继续沿着这些理念演变，而非拥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原因是这些理念似乎可行，而且大致符合人们的常识判断和中国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于中国数千年延绵不断历史演变，其间包括了20多个朝代，至少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长。
中国会继续向西方学习，因为这对中国有益，但西方今天也许应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为了西方自己的利益，西方需要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国理念，甚至学习一些中国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显得多么陌生奇怪。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再次对这个重要国家（其本身是一个文明）做出意识形态驱动的误判，这也是为了丰富整个世界的集体智慧，以应对消除贫困、气候变化、文明冲突等问题带来的挑战。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4561054#comment 134218240 Sat, 03 Oct 2009 09:10:54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4561054 <![CDATA[西方“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2387096
张维为

最近，中国网络上流传一种声音，称中国“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这使我想起了今年春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讨会，话题慢慢转到了中国的民主建设，我谈了自己对中国探索新型民主制度的看法。此时一个美国学者站起来，不容置疑地说：“实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竞举，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我问他：“如果您这个观点也能成立的话，那么美国1965年黑人获得投票权之前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表情有点惊讶，显然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接着说：“其实，我担心的并不是您对民主的这种过分狭隘的解释，而是担心您这种民主教条主义的态度。难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怎么破产的？难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条主义给第三世界带来多少灾难？”
他不服气，问我：“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难道您不知道吗？” 我说：“丘吉尔这番话是他1947年在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讲的，他本人则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他一直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了。”我还告诉他：“我倒是可以套用丘吉尔的这个句式来表述另外一个观点，即‘中国发展模式可能是最不坏的模式’，特别是与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西方的民主模式基于一个所谓社会多元利益条件下的“现代政党制度”，即多元利益一定要由不同政党来代表，然后它们进行公开的竞争和博弈，最后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但这种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率极低，因为其所需要的法治传统、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按照共同的游戏规则出牌等条件，在这些国家几乎不存在。我倾向于把民主建设比作开门，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所以我们应该在汲取各国民主建设经验的同时，多从自己的文化中汲收养料，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
我们还要思考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因为这样做的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支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最高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就打不了仗；那么一个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这样做而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力，结果就是“暴民”政治，要么选出了坏人，要么无法容忍好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文化和教育水准低下，政客往往只需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掌控多数票源，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
那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而不破产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西方国家过去不搞一人一票，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没有搞一人一票。英国是18-19世纪的超级大国，到20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以上，还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国搞一人一票是一战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
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这些国家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了；三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四是西方精英阶层通过数百年的政治历练，已经获得了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如国会、金融、媒体等）的能力。这些条件满足后，发达国家终于开始搞一人一票了，在许多国家里这种制度更是演变成了“游戏民主”。 “游戏民主”的特点是把民主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讲的话无需兑现，选民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这是“竞选语言”，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选个演艺明星，选个美女，毫无政绩可言，也都顺理成章、无可非议。
“游戏民主”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品质迅速走低甚至恶化：第三世界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欧盟惊讶整个东欧20年民主化竟然没有选出过一位政治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冰岛的哈尔德政府，误读经济走势，主动放弃了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结果整个国家就破产了。美国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直线下降，还成了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世界也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坦率地说，我认为一个满足于“游戏民主”国家将竞争不过一个致力于制度创新的“非游戏民主”国家；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制度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一个只知道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知如何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越来越力不从心；一个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体制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游戏民主”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的家产，他自然可以继续“游戏”和挥霍，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可救药。
回到开头的那场讨论吧。那位美国学者接着问我：“你所谓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还在探索，但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他摇头，说：“西方不会承认这种民主。”我笑了，告诉他：“这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验和实践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承认谁呢。”
　　（原载2009年9月7日《环球时报》）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2387096#comment 134218240 Tue, 08 Sep 2009 05:18:16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52387096 <![CDATA[“接轨”还是“不接轨”？]]>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9395635 在《环球时报》评论版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2009年7月18日）

张维为

我觉得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十年有这么三个潮流：第一是宗教化的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大，这个潮流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第二是半宗教化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以小布什为首的美国，以一种基督教传教士的狂热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但效果不好，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已经偃旗息鼓，整个第三世界也找不到真正成功的例子，东欧情况也不好，我最近去了不少东欧国家，对此深有感触。匈牙利2008年的民意测验发现62%的人认为今天的生活不如20年前卡达尔时期，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他们“最好的时期”，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好的时期”，这说明了很多问题。第三是世俗化的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引领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不管这个潮流本身存在什么问题，但中国大力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其影响已辐射全世界，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
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所谓“接轨”的问题。有些方面，我们要接轨；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有些方面，最终是别人和我们接轨的问题。“认可”问题也是一样，很多问题上，我们不需要西方的认可，中国是个大国，你做好了就行，很多问题上最终还不知道谁认可谁呢。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任何事情只要用中国模式来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套新的坐标，这些新坐标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进步，比如说办奥运会、残奥会，我们这么做了，西方可以不理解，但最后他们还是受到了震动，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明年的上海世博会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也是这样，西方突然感觉到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难于对付的对手。关键是西方模式在非洲竞争不过我们，你把自己的“民主”、“人权”模式搬到非洲，要非洲一样做，很难成功。中国模式强调“实事求是”，我们先问非洲：“你们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最需要解决的是农业问题、吃饭问题，其次是疾病问题。所以我们的官方援助和西方的重点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看最终是西方要同我们接轨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自信一点。
中国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基因太强了，你不想要中国特色，也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不要用中国特色拒绝学习别人好的东西，而是要用中国特色来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就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潮流，它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并将改变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图。
至于被人家骂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标准不同引起的。实际上，世界上经济、科技、政治的竞争，最激烈的竞争就是标准的竞争。我们一些学者还是非常认同西方的标准，但我看西方的标准存在太多的问题。我找不到采用西方标准而能够真正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一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二是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东欧也没有做好。前面不少发言谈到智库问题，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高估计西方智库的质量。你可以西方最好的智库和最有名的中国专家排出来，看一看他们过去三十年对中国的预测有多少是正确的，也可以把《经济学人》和《国际先驱论坛报》过去对中国的预测拿出来看一看，实在不敢恭维啊。我们现在所有的国际关系专业学的都是西方的理论，但我们要有一点新思维，要分析为什么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预测老是出错？为什么小布什和美国这么多的智库会犯“大中东民主化”这么低级的错误？我看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太强，另外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理论和方法论都有太多的缺陷，我们要超越这些东西，要解构西方话语。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西方话语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荒谬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这是彻底解决西方骂中国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这个研究做好了，我们就能在标准竞争中胜出。中国模式背后有其自己的理念，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但我一直说我们的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模式有很多缺点，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东欧的发展模式效果要好得多。
大国的崛起一定要有话语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崛起也一定要有中国话语的崛起。我不是说中国话语要取代西方话语，而是说双方要取长补短，最终中国和西方将是世界新秩序的共同建设者和领导者。希望在座的学者都一起来解构西方话语，一起来构建中国话语。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9395635#comment 134218240 Tue, 04 Aug 2009 14:20:35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9395635 <![CDATA[张维为专访之一：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6552727

张维为专访之一：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

编者按：究竟什么是民主？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合理性在哪里？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探索出一个民主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关重大话题，记者采访了著名政治学者、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人民网记者陈叶军采访和编辑）

精彩观点：
●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其实是对民主的异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中成功率极低，因为他们没有西方“程序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土壤。我认为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
●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看不够全面，这就象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
●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
●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范式，因为我们比较好地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
●从“内容”和“结果”出发，可以为我们探索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创造巨大的空间。这个观点对于只强调“程序正确”的西方话语是一种颠覆，这种颠覆也实在很有必要。

民主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
记者：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一种程序、手段、制度安排、游戏规则、价值观？您对此有何评价？您能为我们阐释一下究竟什么是民主吗？
张维为：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争议。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例如，在讨论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时，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几乎没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为多党选举制，只是20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品质普遍低劣，选来选去，选出来的大都是投机政客，选不出优秀的政治家，这些国家有了名义上的“宪政”和“三权分立”，但无法遏制腐败，民生得到改善的不多，陷入混乱动荡的国家很多，西方国家对这波“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是对民主的异化
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其实是对民主的异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中成功率极低，因为他们没有西方“程序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土壤。我认为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民主的内容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愿，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这个探索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民主的最大问题是过多的资本驱动
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离理想的民主制度就相差很远。美国民主的最大问题是过多的资本驱动。民主怎么可以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花这么多钱不就成了“钱主”吗？不就是资本驱动的民主吗？这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吗？资本开路，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这个模式搬到其他国家很快就演变成了“黑金”政治，在韩国和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了。
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导致了很多颇为荒谬的情况，比方说美国人投票选出了小布什当总统，那么他八年治国无方是不是也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意志？陈水扁执政八年贪腐泛滥是不是也代表了台湾人民的意志？这使我想起了法国思想家卢梭200多年前对这一类民主所作的评论，他说“英国人民自认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讨论民主一定要回归“实质民主”
我个人认为讨论民主一定要回归“实质民主”，回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从“实质民主”出发，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适合自己的最佳的民主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摆脱了西方僵化的民主话语的束缚，就海阔天空，我们可以大胆探索适合中国民情和国情的新型民主制度。

“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记者：有学者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越发展，我们对于民主的价值越是认同，您认为有好民主和坏民主之分吗？
“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张维为：我们讲的“人民民主”指的是优质民主，不是指劣质民主。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看不够全面，这就象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速火车、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
我讲的“好民主”，指的就是“优质民主”，我讲的“烂民主”，指的就是“劣质民主”，这是对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国家实际状况的一种品质鉴定。我不倾向于使用“好民主”与“坏民主”的概念，因为“好”与“坏”容易被误解成一种道德判断，而“好”与“烂”是一种事实判断。我这个观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在世界各地强行输出其民主模式，结果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大量灾难而有感而发。仅在近期遇到了西方民主困境的就有泰国、蒙古、肯尼亚、巴基斯坦、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我几乎都去过，其特点是社会持续动荡，经济陷入困境，甚至绝境。
中国的民主应是使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
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中国四分五裂，无数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民主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但现在西方把它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条件都可有可无，只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出现了一大批“烂民主”。
一人一票制选举已演变成政治游戏
我们还要思考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因为这样做的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个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打不了仗；那么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第三世界搞一人一票而破产的例子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能力高低，品德好坏，都行使同样的权力，那么结果就是“暴民”政治，或者选出坏人，或者无法容忍好人。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由于整体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准低，政客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收买和掌控许多票源，老百姓总被政客玩耍于掌心之间，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柏拉图两千多年前的警示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而不破产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西方国家过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们在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搞一人一票的。英国是18-19世纪的超级大国，但到了20世纪初，到了它的城市人口已经占了自己人口的90%，还是不搞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他还是对选举权设了很多限制，例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美国也是经过了约200年，到了1965年才基本实现了一人一票。

现代化完成了以后，这些西方国家形成了至少三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他们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富裕了，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了；三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这些条件满足后，西方国家才开始搞一人一票，而此时的一人一票实际上也已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游戏。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资源紧运行，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中产阶级弱小，让他们也玩西方一样的政治游戏，结果就是从希望到失望，甚至绝望，现代化事业饱受挫折，甚至一败涂地。

中产阶级和法制因素是优良政体的基础
记者：橄榄型社会比较稳定，具有法治和中产阶级的民主，其民主的品质比较高。中产阶级和法制因素对于民主社会的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张维为：这是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论述优良政体时提出的一个观点，对我们今天建设优质民主也具有参考意义。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的理由很有意思，他说中产阶级比较倾向稳定，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他还强调法治的意义，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会成为独裁和暴君。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也确实是这样，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香港就是一个例子，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佳，甚至低劣。以肯尼亚为例，2007年底的总统大选出现争议后，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来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厮杀，还造成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错过了耕种季节，加上干旱，今年就开始闹大饥荒，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挨饿。肯尼亚很长时间内都是非洲一个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如今一落千丈，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从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并推动法治建设。西方自己的一人一票也是在这些条件形成之后才开始的。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6552727#comment 134218240 Thu, 02 Jul 2009 16:38:47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6552727 <![CDATA[张维为专访之二：走民主创新之路]]>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6552565 张维为专访之二：走民主创新之路
政党制与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记者：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多党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许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对于发展中国来说，采取多党制会带来很多麻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您怎么看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张维为：我把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国家，如菲律宾、泰国、蒙古、巴基斯坦、孟加拉、马达加斯加、黎巴嫩等；另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国家，如海地、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等。纵观整个第三世界，我找不到一个能够通过西方政治模式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现代化的例子，而采用西方政治模式导致了动乱甚至内战的例子举不胜举。
西方多党制强化了部落冲突，导致分裂、杀戮
出现这样的结局有诸多原因，比方说，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前提是他们已经大都形成了“民族国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民族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至今甚至还是部落国家，即人民对自己部落的认同普遍高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而多党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强化了部落冲突、导致族群更大的分裂，甚至杀戮。
西方多党制是社会多元利益博弈的结果
西方多党制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社会存有多元的利益，这些利益应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然后互相竞争和博弈。这种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斗争的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这种模式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庞大的中产阶级、比较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存在，所以这种斗争哲学带来的更可能是社会分裂和冲突。中国文化强调不同利益的和谐、融合、共生，我看这些理念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盲目采用西方制度，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结果后患无穷，整个社会都可能陷入永无休止的党争和内耗，而西方一定只支持他亲睐的那个党，只要这个党不上台，你就不是民主国家。这种干预将导致你的国家永无安宁之日，现代化事业化为乌有。
中国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好民主的基础
在民主建设的问题上，中国一定要超越西方的僵化思维。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这样说，“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

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应主要从自己传统中衍生而来
记者：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基于自己的特定国情。在您看来，中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合理性在哪里？
张维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有当它符合这个国家的民情和国情，才可能正常运作，才能持续，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为最大多数的老百姓所接受。中国是一个连绵五千年的文明，怎么可能想象任何一种制度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你不想有也要有。没有中国特色的任何东西都很难在中国扎根或生存。当然我们不是以中国特色来拒绝别人好的东西，而是以中国特色来吸收和消化别人好的东西，使别人好的东西最终也溶为我们自己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19世纪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对我们有启示，他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象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到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认为英国的体制改革必须是“有保留的改革”。法国为其理想主义模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170多年的跌宕起伏，其政治制度才回归现实，稳定下来。

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新思路和范式
记者：张教授，您觉得中国模式是否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您能否进一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新的思路、范式包含哪些内容？
张维为：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路，因为我们比较好地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比方说，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冲击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模式对此都作了肯定的答复。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不久前，我在布鲁塞尔与欧洲学者讨论中国与欧洲在如何帮助非洲问题上的理念差别。我说，欧洲把重点放在“民主化”、“促进人权”等问题上，这个方法在非洲行不通，如果我是欧盟，我会从中国的理念出发，先了解非洲多数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根据我对非洲的了解，应该首先帮助非洲发展农业，解决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促进人权，如果还有余力，就应该帮助非洲推动计划生育，非洲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人民怎么可能富裕起来？今后10年内，如果欧盟能帮助非洲做好这两项工作，已经是功德非常圆满了。我还说，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50-70年的专心致志的发展，那么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100年到150年专心致志的发展，但是西方民主化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动荡，每4-5年就折腾一次，非洲怎么发展得起来？民主化本身也一定要从非洲的实际出发，欧洲的民主模式在非洲行不通。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范式，如果还是以非洲为例，我可以坦率地讲，欧洲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我对欧洲人也是这么说的。

从“内容”和“结果”出发，探索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
记者：张教授，您认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从理论上可以探索出一个民主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吗？
张维为：去年12月，我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讲学，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印度学者问我“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good governance）比‘恶政’(bad governance) 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香港特区, 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恶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就要破除西方所谓“民主”与“专治”的话语，确立“良政第一”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中汲取大智慧。这种智慧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一、从“内容”和“结果”出发来判断政策和制度的品质。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进行政治改革也很有启发，其最大的益处就是：从“内容”和“结果”出发，可以为我们探索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创造巨大的空间。这个观点对于只强调“程序正确”的西方话语是一种颠覆，这种颠覆也实在很有必要。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一个思路：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民主形式。从“内容”和“结果”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三个一流”，即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实现“三个一流”的过程中，我们将大胆探索各种民主形式，直至成功。
二、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探索之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并逐步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外国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但以我为主，决不盲从。
三、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而不是从虚假的内需出发，更不是由美国人制定游戏规则，我们来玩，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在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应该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这些领域可以成为我们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四、民生为大，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频频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大力推动的“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国家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难以为继。
有了这四条，我想中国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最佳民主形式，最终在民主的品质上超过西方。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6552565#comment 134218240 Thu, 02 Jul 2009 16:36:05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6552565 <![CDATA[卢武铉悲剧与“民主化”困境]]>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3851240 张维为

卢武铉如此惨烈的自杀身亡，令人震惊。不管如何评价卢武铉一生的功过，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总是一种悲剧，而这个悲剧背后折射出的是韩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化”所遭遇的困境。第三世界 “民主化”成功率极低，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教育基础太薄弱，采用什么制度都难奏效，但韩国情况不一样，韩国通过强势政府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到8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了经济、社会、教育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之上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可是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并不顺利，卢武铉的悲剧某种意义上只是浓缩了韩国“民主化”所面临的困境。

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贪腐问题有增无减。从1987年开始上台的每一任韩国总统都信誓旦旦地承诺消除腐败，但结果却无一善终：卢泰愚早因非法敛财而锒铛入狱；金泳三因儿子贪腐而颜面丢尽；金大中也因3个儿子和12名亲属涉嫌腐败而丧失民心；卢武铉更是上任不到一年，就遭国会弹劾，自杀前他也承认了自己家人“收了钱”。怎么韩国“民主化”之后就选不出一个勤政廉洁的领导人呢？ 2003 年，韩国的一个民调显示， 58% 的受访者认为韩国公务员腐败严重，其中最腐败的部门依次为 : 建筑 75% 、税务 61% 、法律事务 57% 、警察 55% 、国防兵役 48% 。

二、社会严重分裂，特别是“道籍矛盾”变得更为尖锐了。政客们为了争权选票，争相打地域牌，加剧了韩国原来已经存在的地域矛盾，特别是庆尚地区（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庆尚南北道的人 )和全罗地区（包括光州市、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人 )之间的 “道籍矛盾”。卢武铉是庆尚南道人，他的死可能会进一步引发“道籍”冲突，也使韩国社会变得更加难以整合。

三、经济遭受重创。由于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和政府监管严重失误等原因，韩国不幸地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害最重的国家之一，但韩国似乎未能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竟然又成了这次金融海啸的重灾区，韩元大幅贬值，民众资产缩水。最新的民调表明：多数韩国人认为韩国的民主制度未能改善韩国的民生。

台湾过去20年的情况也非常类似韩国。台湾“民主化”一路走来，结果是经济严重滑坡，社会“蓝绿”分裂，腐败更为严重，最新的亚洲政经风险公司报告，认为台湾的腐败程度超过中国大陆，马英九为此痛心疾首，本想让台湾成为照亮大陆前进的灯塔，但现在台湾自己有点迷失了方向，方方面面都要靠大陆的支持才行，好在台独的势头已遭重创。台湾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8年贪婪敛财，令人发指。

有人说，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民主转型的代价，但愿如此，但问题是人们要为这种转型付出多少代价？这些社会是否能够承受住这种代价？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最终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要是像菲律宾这样试验了美式民主近一个世纪,或者像泰国这样试验了英式民主70多年，还是不成功又该怎么办？

不久前，我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关于亚洲民主问题的讨论会，一位韩国学者问我：东亚社会政治发展的特点是从极权主义转向权威主义，然后再转向西式民主制度，中国现在处在哪个阶段？我说：你描述的是一种“政治体制转型”的逻辑，它的预设是西方政治制度代表了人类历史的终结，所以韩国、台湾、东欧国家都按照这样的逻辑去“转型”了，但这些地方我都访问过，转型效果不佳，东欧的情况比韩国、台湾还要糟：东欧国家政府的支持率普遍低于20%，贪污腐败严重，经济命脉也大都给外国公司控制了，真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度过这次金融危机。发达国家自己制度改革也任重道远，否则怎么会有冰岛的破产，怎么会有法国百万人罢工和美国祸及全世界的金融腐败？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人类探索最佳政治模式的努力正未有穷途。

我说“政治体制转型”不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逻辑是“政治体制创新”，我们将学习西方制度的长处、也注意克服西方制度的短处，结合自己的优势，大胆地探索新型民主制度。我们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一路探索过来，虽有种种不足，但远比那些跟着西方模式亦步亦趋的国家做得好。我提到了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的一句名言：“仿我者死，学我者生”。他的意思是：机械地模仿别人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学习别人的长处，才是生路。我还加了一句：“超我者达”，就是说，在民主建设上，要想达到理想的境界，就要知己知彼，最终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

看他脸上还有点疑惑，我说给你讲个政治笑话吧， 1976 年中国有个“批邓运动”，人家对邓小平说，现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邓小平笑了，说：“很好，继续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来”。如果大部分韩国国民都愿意，那就继续勇往直前地碰下去吧，中国人就不奉陪了，让你们把劣质民主进行到底，最终碰出个大彻大悟，然后再来建设优质民主吧。

我还顺便谈了一个现象：我看到的所有民调都表明：尽管“民主化”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在韩国，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始终是韩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势领导人朴正熙，其支持度比后来的所谓民选总统高出三、四倍；在台湾，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始终是亲民而又强势的蒋经国；在匈牙利，声望最高的政治人物仍然是当年领导改革事业的卡达尔；在前南斯拉夫的所有国家，政治威信最高的仍然是意志如钢的铁托，历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20年的“民主化”换来的是一片“今不如昔”的唏嘘，卢武铉又在这样一片唏嘘声中自杀身亡，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对所谓“民主化”问题的反思吗？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3851240#comment 134218240 Mon, 01 Jun 2009 10:14:00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3851240 <![CDATA[给西方话语霸权划上句号]]>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3241059 张维为

　　大概是受宗教传统的影响，西方总有一些人坚信“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并以传教士的精神在全世界强行输出其政治话语和制度，结果就有了伊拉克战争的悲剧和“颜色革命”的闹剧，使很多国家历尽劫难，遭受重创。伊拉克是一个只有2千3百多万人口的国家，但这场战争已造成了数十万平民丧生、八分之一的百姓流离失所，美国自己的阵亡人数也已超过4千，美国国际影响力也随着战局的演变而不断下降，其鼓噪一时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最终也偃旗息鼓、烟消云散；“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内斗不断，国无宁日，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国家经济已濒临崩溃；“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为了南奥塞梯问题竟贸然开战，迄今尚未从战败中喘息过来；“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坛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国家南北分裂加剧。

　　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为人类历史将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其实，任何一种宗教，话语或者意识形态，包括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一旦被推向唯一和极端，就成了原教旨主义，其信徒也会失去理性，结局自然不佳，甚至一败涂地，今天伊拉克战争的困境、“颜色革命”的失败和金融海啸的深层次原因都在于此。

　　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于西方模式？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世界不同民族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世界政治未来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否则怎么会有今天冰岛的破产和美国堪称世界第一的金融腐败和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

　　西方有识之士对这些问题也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如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史密斯和作家理查德·科克就撰文《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指出： “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后面这个选择与中国人主张的“和谐中道”理念不谋而合。如果西方主要国家都能这样反思，人类前途就会比较光明，否则世界不同文明冲突恐怕只会愈演愈烈，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以和谐终结霸道是历史大势，但和谐必须以实力为后盾。

　　中国人“和谐中道”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文明之前的《周易》，一般认为，“和谐”概念由“中道”衍生而来。 “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这种理念使中国避免了欧洲上千年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这些战争曾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回头看中国过去 30 年的相对成功，其最大特征也是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走一条比较理性和稳健的中间道路，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

　　崛起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再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应该用“和谐中道”来解决。这就像开门一样，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张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我裂，所以中国将继续走自己的路，当然也会借鉴别人的一切好做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国以和为贵，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挑战。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却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民主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造成的，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困境和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化，人们也日益了解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不智。中国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过“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响这个世界，揭示“唯我独尊”思维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点破意识形态偏执狂的愚昧，给西方话语霸权划上一个句号，从而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繁荣与和平。 ]]>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3241059#comment 136315392 Mon, 25 May 2009 08:44:19 GMT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3241059 <![CDATA[中国改革：当以法国为前车之鉴]]> http://622007783.qzone.qq.com/blog/1240194087 中国改革：当以法国为前车之鉴

张维为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
对第一种观点，由于那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中国的崛起当然不是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优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从国际上的历史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也要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长达63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作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作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六千万法国人不会错》一书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千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发展来看，前30年有点像法国的理想主义，后30年有点像英国的经验主义，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得到了实惠，最关键的是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比较积极稳妥的改革之路。现在，有些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的那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激进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只会欲速而不达，甚至会导致国家解体。我们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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