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03.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19:31:49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Fri, 13 Nov 2009 09:41:24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284 11月9日上午，《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提交辞呈，另有消息证实，胡舒立去职后，将赴任广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然而, 带领采编团队直接前往“新刊”的传言未必就是空穴来风，如《财经》执行主编王烁在TWITTER上透露，整个编辑团队174人有147人同时辞职，据此推断，传言中的新刊物应在筹备当中，胡舒立“回锅”主持新刊的几率仍相当之高。
一个媒体人的去就能引来如此关注，足以证明《财经》以及胡舒立个人的的影响力和符号价值，在同行和学者的眼中，归于这一符号的有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主义、“社会守望者”、操守……等诸多标签，而于大众而言，《财经》就是琼民源、基金黑幕、银广厦、SARS系列报道、审判陈良宇……等一系列揭露性报道的集合，体现为一种敢于行走在边缘，直面真实的品格。而在另一面，以《财经》为枢纽，10余年来已然组织起了巨大的财富流和人脉资源，表现为《财经》令人咋舌的利润数字，以及每年年会上人头攒动的主流精英群体，从这一角度，《财经》非但一点都不边缘，反倒是那么的主流。那么，如何来解读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呢，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个人的魅力吗？
《财经》初创的那几年，笔者也正好混迹于媒体界。今日回望，各种条件——诸如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的削弱、积极准备加入WTO，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法制的完备——正在当时聚集，而与此同时，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件——诸如缺乏约束的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资源配置过度向国有部门的倾斜、以及分配的日益悬殊——也依然故我，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判断，在乐观者看来，当所有有利条件渐次出现后，巨大的发展也将随之来临，中国之崛起不再是梦。而在悲观者看来，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将给所谓巨大的发展打上问号，甚至所谓的崩溃也未必一定能够避免。作为一份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而言，创办于1998年的《财经》很难回避这样的争论，而其所选择的立场，又，不仅是学术界内的激烈争论，也必然影响到一个新创刊物的存活和发展。
从表面来看，近10年来的发展已经表明，事实更贴近乐观者的期待，而反驳了悲观者的预言。但是，《财经》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是建立在押宝式的选边，而是因为采取了更具智慧的方式：在广为传诵的揭露性报道之外，《财经》也一直弘扬着一种我称之为“中国梦”的图景，从王志东到黄光裕，细数《财经》的封面故事，这类近乎弘扬的主题，或许要远远超过所谓的揭露性报道。这10多年来，《财经》既站在乐观者的角度，提供期望，同时又站在悲观者的角度，提出批评，前者使得《财经》贴近主流商业人群尤其是新兴企业家，后者又使得《财经》不乏反思的力度，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财经》的话语逻辑保持着一致性，一种以市场化和全球化（或者如某些人贬称的自由化）为基本立场的逻辑，这样一种总体认同而又不乏反思的立场，既获得了权力的支持，又获得这个社会最成功的新兴企业家群体的拥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新兴企业家群体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财富，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水涨船高，《财经》也因此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商业刊物，甚至成为了某种图腾。
然而，时代的指针总是会出现回摆，如果说在10年前，全球化、市场化还是时代主流的话，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这一主流已然悄然易手。中国经济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种荒诞的逻辑：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归功于权力的主导和资源配置的倾斜，并命名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逻辑似乎还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获得了权力的青睐，于是，《财经》一贯的全球化、市场化的自由化主张逐渐变得跟不上鼓点，并有沦为主流对立面的危险。在笔者看来，这种荒诞逻辑的背后不过是权力对资源控制的强烈冲动，并隐含着对新兴社会阶层的限制之意，但不幸的是，凭借权力为后盾，这一逻辑的推展很难反制，因此，在笔者看来，就算不出现乌鲁木齐事件这样的触发点，只要《财经》内容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就一定会与重视当下权力逻辑（这也是中国媒体生存的不二法则）的管理方之间产生矛盾。
在笔者看来，《财经》内容团队与联办管理方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在于新闻专业主义之争，也不在于揭露性报道之风险管理，而在于现行内容团队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已然沦为了主流的边缘甚至是对立面，从而对于管理方而言已成鸡肋。因此，笔者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内容团队与管理方的谈判会有什么好结果，进而，笔者也一直认为，只要胡舒立及其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和价值，那么无论其新创办的刊物叫什么名字，也不会有什么好前景。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284#comment 136315392 Fri, 13 Nov 2009 09:41:24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284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223 提要：事实上，地区竞争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应该约束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集中在公共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中国改革都最终放弃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掌控依旧强势，并日益倾向于运用权力所带来的资源调配，以做强企业为目标，直接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两年前的春节回家，听说家乡正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一个投资数十亿的多晶硅项目正在征地，上千亩征地的阻力也很大，为此，全区都在动员，据说，若有官员的亲属拒绝征地，则该官员的乌纱也将不保。其时，正是光伏产业蓬勃发展之时，所以项目前景也非常乐观，投产后年产值预计是数十亿云云。回京后，听说还在继续上马多晶硅项目，如全四川省的项目都建成，全省的总产能就将由2007年的800吨激增到2010年的31750吨。自然，这样庞大的产能也引发了忧虑, 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这个行业泡沫破灭的消息，目前，市场价格已由最高时的500美元，跌到了70美元左右，已经接近生产成本价，已经扔进去的投资面临着打水漂的风险。
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时，张五常教授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地区竞争制度发挥了很重要的功能，在他看来，“一个县可以看为一家商业机构，或公司，或企业，拿着土地做生意”，而“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原则上是与县合资做生意”。张教授的观察一向独到，这一次也不例外，各地政府在促进经济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的作用。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来，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以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帮助。不过，也如其他场合一样，张教授这次少讲了一点什么，那就是，县级政府并不仅仅是商业机构，也还是拥有强制权力的政府，长期以来，除了公共服务的改善，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和发挥强制权力，在征地、融资、还是其他配套环节上为企业服务，而在笔者看来，后一种服务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支持经济的主要作为。
运用政府权力直接支持企业发展，做大做强地方企业，越来越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自觉选择，在当代中国，每一个成功的地方企业背后都站着一个积极作为的地方政府，这一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兼并重组、征地拆迁、融资引资、技术合作……无不活跃着地方政府的身影，而目的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强地方企业，带动一方经济。随便行驶在中国的任意一条高速公路上，路边巨大的企业形象广告牌所展示的，与其说是企业的辉煌，倒不如说是各地政府的政绩。
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相当大的隐忧。与垄断央企不同，地方政府所扶持的企业大多处在竞争性环境之中，做强本非易事。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并无可能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做强与否，根本上还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但是，如果企业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方便的融资和优厚的政策支持，那么，企业也会更倾向于通过政府的途径获取利益，而没有多少兴趣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各霸一方、过度多元化的地方企业，却很少看到拥有核心竞争力、能够走出区域市场的地方企业，对此，与其责怪企业的不思进取，不如反思当下的政企关系——暂且不用说这里面可能隐含的利益交换了。
此外，地方政府做强企业的渴望也埋下了重复建设的种子。做强企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每一届官员都有任期，于是，那些投资见效快的项目就成为各地政府不约而同的支持目标。尽管投资是以企业的名义进行，但如果没有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行业产能的放大也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规模，更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内密集放大。以多晶硅行业为例，截至2009年上半年，四川、河南、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有近50家公司正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倘若这些产能全部实现，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以上。很难设想，这仅仅是企业的理性投资行为。
事实上，地区竞争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应该约束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集中在公共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中国改革都最终放弃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掌控依旧强势，并日益倾向于运用权力所带来的资源调配，以做强企业为目标，直接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而在地方层级，由于缺乏垄断的可能，这样的地区竞争带来大多是过度多元化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因重复建设而带来的资源浪费，我理解，张五常教授所褒扬的是以公共服务质量为目标的地方竞争，但是，在现实中越来越经常出现的，却是后一种形式的地方竞争，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竞争并不值得提倡。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223#comment 134218240 Fri, 13 Nov 2009 09:40:23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223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167 中国经济的腾飞发端于外国资本、技术与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正是因为外向型经济的超常规增长，才有近些年的经济成就。在这当中，外资占据了主角的位置（如在2003年，外资企业就占了出口总额的55%），其次，则是通过对外资的模仿学习在对外出口中分得了一杯羹的外向型企业。依靠垄断地位下的政策和资源扶持，同时也得益于多年的资本沉陷，大型央企在满足迅速膨胀的各项需求的同时，也赢得了自身的壮大，由“10年前奄奄一息的病人摇身一变为乔丹式的超级明星”。
然而，这样戏剧性的变化并不来自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也未必有多少制度的转换，已经有学者指出，国家注资和资产资本化，促成了这一变化，而在笔者看来，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定价权，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一涨再涨的油价、让人垂涎的利差、频繁出台的禁折令……无不显示出，垄断企业的生命来自于刚性的价格。从理论上讲，刚性价格并非没有代价，在垄断产品和服务上付出的高价格，将转换为其他需求的减少；但是，在经济持续发展的上升期，刚性的价格在为垄断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其对经济发展不利影响相对而言却是隐而不显的。这，即是国企的搭车。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外部需求锐减已成定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内需的释放。此时，垄断价格压抑需求的弊端就显示出来了，通过刚性价格而实现的分配转移，已遭受到了相当多的非议，而从宏观来看，由此而造成的压抑也是内需持续不振的原因之一。于是，央企的持续壮大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经济的持续发展，可垄断企业本身又在不断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要想走出潜在的困境，就必须打破这一怪圈，而不是依靠多少个四万亿。
然而,近日来一些央企的扩张却表明，这一情况非但没有被正视，事情似乎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内需继续低迷的同时，拥有政策和资源优势的垄断企业正在大批走出国门，或是跨业经营，收购地方国企,甚至在构想产业、金融结合。诚然，在中国经济尚未失速的今天，垄断企业依旧可以通过刚性价格攫取利润，但是，依旧低迷的内需和无可挽回的外需损失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野蛮生长”无异于用广大消费者本已不鼓的腰包，来为央企巨头们的狂欢买单，其运行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在内外需求同步低迷下的失速。
依托于市场深化和外向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垄断企业们搭上了便车，可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始终需要正确价格的指引。可是，一旦巨量需求萎缩，即使有着刚性价格的护航，垄断巨头们也难以再重复往日的辉煌。因此，现在不是夸耀央企成绩的时候，反倒是正视央企对经济运行的可能损害的时候，因为，只有回到正确的价格这一市场改革的原初目标，中国经济才可能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167#comment 136315392 Fri, 13 Nov 2009 09:39:27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167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107 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消费金融遂应运而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中国目前已步入工业化社会，规模化生产日臻成熟，与几十年前相比，内需而不是产能反倒成为主要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推出消费金融，从理论上讲，对促进内需进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趋势。但如果深入分析,则未必有表面那样乐观。
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确实催生出了一批收入相对可观的年轻消费群体，这些被俗称为白领的人群，应为拟议中的消费金融的主要目标客户。然而，指望这一部分群体通过消费金融而提供消费增量，可能还不现实，这与中国中产或者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构成相关。
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中等收入被一分为二了：一部分是所谓的体制内中产阶级，依托于行政垄断和资源优势，在行政、事业乃至国有企业体系中，均产生了一些收入稳定、福利优越的中产阶级，拥有相对强劲的消费能力；一部分则是市场化的中产阶级，主要集中在竞争性产业之中。
消费金融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收入的持续稳定。体制内中等收入阶层依托垄断和资源优势，未来收入预期稳定，福利优渥，但正因如此，他们却未必需要提前预支的消费金融；反之，市场化中等收入群体的名义收入较高，似乎拥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从收入预期来看也有挖掘信贷消费的潜力；可由于其大多身处竞争性产业之中，经济地位要脆弱得多，由于缺乏职业稳定的可靠保障，福利也相对薄弱，其真实消费能力需要打很大的折扣；仅仅一个高房价，就已经不胜重负。如果消费金融主要面对市场化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白领，效果未见得有多大。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的日渐困难，以及初次就业薪酬的一再走低，已经显示出市场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某种整体危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本就难以容纳太多中等收入的岗位，而经济危机下“国进民退”的趋势，也在压抑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减少了中等收入的工作岗位。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中国市场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景况也不太可能重复此前十年的荣景，因此，如果以此前的发展来看，似乎消费金融大有可为，而展望未来，笔者却更多持悲观的态度。
与体制内中等收入阶层相比，市场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未来收入预期更加依赖于整体经济发展，如果经济持续运行良好，则消费金融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今年以来，信贷的宽松和政府投资力度的加大，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某种向上的势头，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依旧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的外向经济和政府主导的投资之上，可以预期的是，市场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对于那些处于职业初期的青年白领来说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以他们为主要目标的消费信贷能发挥的作用自然也就有限。而一旦经济运行出现问题且持续相当时期（即次贷危机的典型进程），那么，消费金融连同此前的房贷、车贷，却可能成为中产阶级更沉重的负担。从这个角度出发，推出消费金融之外，增加收入、稳定预期，可能是促进内需更重要的工作。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107#comment 134218240 Fri, 13 Nov 2009 09:38:27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107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071 事实上，位于杭州下沙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已经有多个专供农民工的“邻里社区”，虽然下沙模式目前是政府运作，但是，适当提高廉租房的租金，市场化运作也应有空间。
暂时不谈人道主义、居住权利等话题，即使以经济理性而言，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也是有利的。在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尤为重要。如果多数劳动者仅仅把当前工作看成是短期的行为，从而忽视自身技能的培养，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谈起。从下一代的成长看，由于身处打工地，他们可以获得比在农村多得多的现代化知识和信息，从而可以更有效地适应社会，创造价值。近20年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相当多的民工在务工一段时间后返回家乡，以及相当多的孩子被迫在家乡独自成长，其实都是我们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
近年来，内需问题一再被提出来，其实，如果能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必然带动他们对家具、家电和诸多日用品的消费，对刺激内需大有好处。只能是安居乐业而不可能是分居的家庭，团聚的家庭还将带来相当多的服务业需求，这也是对内需的巨大贡献。
曾经有学者指出,同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前者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制造业,正是因为新加坡政府为广大工人提供了廉价的租屋,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留住了制造业；反之,当年的港英当局控制土地供应以抬高地价,固然为其获得了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但这样一来也就让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不可能在香港生存,只好远走他方。虽然香港背靠大陆的高速发展，通过贸易、金融等服务业而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失去制造业仍不可避免给香港带来了高失业率。
众所周知，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就是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随着土地价格的攀升，一些企业已经不得不迁移，如富士康远走武汉。可是，无国界的资本可以远走武汉，也就可以远走印度，在这个意义上，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其实也就是增加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下，除了少数例外，目前的廉租房基本上只针对户籍居民，被看作是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政策，而针对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可以取得很好的收益，当然，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体现，让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者家庭失散的发展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健康的。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071#comment 134218240 Fri, 13 Nov 2009 09:37:51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58105071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47560073 作者：莫之许
　　包括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明白了当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那就是通过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换取时间，并期待全球经济的复苏为中国重新带来庞大的外部需求。为此，中国启动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并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试图维持住经济景气，并期待着好消息的来临。
　　但是，尽管全球经济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却很少有人相信庞大的外部需求会再度出现———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美国储蓄率在2009年5月达到了6.9%，创1993年以来最高。因此，即使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真的开始复苏，此前数年间爆发性增长的外部需求，也是不可能再现的了。
　　
　　这一前景是如此简单和容易理解，因此，很有可能早就悄悄转化成了现实选择的一部分，有感于产业前景的黯淡，部分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收缩乃至关闭，并将抽出的资金用于购买房地产等用于保值。而在另一个方面，经济刺激计划下的宽松信贷带来了巨大的流动性，绝大部分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由于此前积累的过剩产能和不明确的经济走向使得实业投资前景叵测，于是，大量的资金流入股票市场或投资于房地产也就变得可以理解，时隔一年多以后再度频繁出现地王，就是这一效应的明证，中化兴业不过是房地产行业的新军，却敢于以42亿高价拿下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凭借的正是目前经济政策下，中央企业独有的资金优势。
　　
　　在笔者的理解，当下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其实是产业前景普遍黯淡和通货膨胀预期共同作用的产物，而非整体经济向好的表征。前半年让人瞠目结舌的放量信贷，已逐步将通货膨胀的预期根植于人们心中，让投资的需求得到了相当的放大，于是，负负得正的数学法则，在经济运行中也可以成立，看似荒谬，却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而在笔者看来，这还可能仅仅是个开始，随着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将进一步吸引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入，而资金的进一步流入，又会进一步推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并在供应一端吸引更多的投资，前者将进一步加深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困境；而后者则会继续助长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并将节节收复股票指数失地。于是，一方面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私营部门的继续萎缩，一方面则是有着资金获取和垄断地位的国有部门的狂欢，这样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中国经济，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我看来毋宁说更像是一个连体婴儿。
　　
　　在这样的结构下面，高涨的投资和低迷的内需从来都是联袂而至，保持这一连体生命体存活的，也就是外部需求为后盾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在失去了这一前提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就更像是一针兴奋剂，而非救命药，因为其作用不仅不是均匀地作用于全体，而更可能是加速了从此到彼的抽吸的速度。而危险则在于，将一个婴儿的血抽入另一个婴儿的体内，而且是将相对衰弱的婴儿的血抽入到相对健壮的婴儿体中，那么，这样一对连体婴儿所共有的生命延续，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轨道。
　　
　　由于时滞，通货膨胀尚未成为现实，于是，除了那些失业和在失业边缘的人群，普通人并未察觉到上述矛盾现象的危险，这也麻痹了大多数人对未来的不良预期，所谓V形还是U形反转的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之上。但是，只要继续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会由预期变为现实，由于大半的中国就业来自于私营部门，而这一部门在目前并无可能提供持续的收入增长，那么，当通货膨胀终于来临时，将有无数的人感受到其中的痛苦，而如此痛苦所带来的效应，或许将超出经济之外，在我看来，观察今日的中国经济现象，尤其应该警惕的，倒是这样前景的可能，而非心存侥幸地期待好消息的来临。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47560073#comment 136315392 Tue, 14 Jul 2009 08:27:53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47560073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6736159
　　部分中小企业的困局出现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早于2007年底就已现端倪，在当时，遭遇困境的主要是沿海外向型出口企业，人们普遍将之归咎为以下原因的累积：一是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涨和因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社保支出；一是能源、原材料、土地租金等价格的上涨；一是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一是出口退税政策的改变。人们认识到，这些企业大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而获取利润，面对上述挑战几无还手之力。由于这些企业大多是单一制造加工企业，也缺乏产业升级的可能，同时，废止新《劳动合同法》以降低成本也很难获得政府和民意的双重支持，于是，在无计可施之下，对这些企业大多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甚至有所谓“腾笼换鸟”的举措。由于中国经济在这些年里的持续发展，许多人相信：即使这样，整体经济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甚至，如果从乐观的角度，这或许还可以成为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机遇呢。

　　然而，2008年的发展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先是宏观调控所实施的紧缩政策，接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接踵而至，先后进一步放大了问题：前者加剧了融资困难，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后者则进一步压缩了外部需求，造成出口下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更多的类似企业被卷入到了危机之中。尽管从宏观数据来看，整体经济并未出现衰退，但由于这些中小企业也是就业的主力军，它们的危机直接引发了就业难题，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09年2月2日透露，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此失业返乡，而可以预计的是，这一严峻形势还将继续并扩大下去。正是在这一情势之下，通过为中小企业解困而扭转就业形势变得重要起来。

　　在如何为中小企业解困上面，目前的重点主要放在舒缓企业的资金困难之上，李毅中部长也提到的加快建立中小企业的担保机构，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此外，也试图通过企业的兼并重组来应对，换句话说，主要是在存量上做文章。而在我看来，维持存量的稳定固然重要，但却不是治本之道。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造成部分中小企业困难的原因是复杂和长期的，受制于外部市场的萎缩、成本的提高、加上利润模式的锁定，这部分企业更像是造血(利润)能力的缺失，这当然不能依靠输血而得以痊愈，不客气地说，即使这部分企业能够获得融资， 也不过是多喝了一碗吊命的人参汤，而不会是治病的良药。而所谓的抱团取暖，可以安慰于一时，却未必可以长期在一个锅里吃饭。为此而付出的成本，却可能是资源的无效使用，并把问题朝未来继续堆积。

　　由于美欧等地区经济还将持续低迷，可以预期的是，现有存量再怎么挽救，也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因此，只有通过结构的改变，依靠大批新兴中小企业的涌现，才足以抵消上述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带来的就业缺口，尤其是各类创新型、服务型企业的大批涌现，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就业颓势，而这就要求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涌现提供更多方便的条件，包括金融支持、管制放松和税收政策等等，这当然意味着一个全盘的支持战略的出现，而不仅仅是见招拆招的短期策略。

　　当然，这样做也面临着难题，由于新兴企业的涌现需要时间，当下的就业形势却迫在眉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鼓励新兴企业涌现的长远目标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当下任务之间，不仅存在着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从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出发，从就业率的长期稳定出发，还是应该坚持增量战略，把支持新兴中小企业的涌现作为优先。当然，这并不是对目前的就业困难置之不理，对此，更应该依靠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加大对失业人员尤其是失业农民工的保障和救助，来促进社会稳定。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6736159#comment 136315392 Wed, 11 Mar 2009 01:49:19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6736159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6241882
　　政府部门能有所作为，看上去是好事，但仔细推敲却会发现，当前的诸多措施或可缓解一时一地的就业状况，却于大局无补。比如，许多地方政府花大力气为农民工提供信息沟通和技能培训，以增加农民工的择业能力，可是，如果就业岗位总量不变，那么，此一地所争夺来的岗位，必然是另一地所失去的，这样的措施，不过是与邻为壑，并不会从全局上解决就业问题，而只是一种本位主义的反应。

　　当然，对于劳动力输出地的政府来说，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面对潮水般返乡的民工，不可能袖手旁观，而供本地劳动力就业的企业却远在天边，无从措手，于是，理性的选择只能是为本地劳动力提供信息沟通和技能培训，虽然于全局无补，至少也可以缓解一下自身的困境。

　　要想从通盘考虑以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还在于就业岗位的稳定，而不是由各地展开一场岗位争夺战。而要想就业岗位稳定，关键在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尤其是那些吸纳了一大半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据统计，中国中小企业创造出了65%的就业岗位。在吸纳75%的城镇就业人口的同时，还为75%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可见，就业的关键在中小企业，应该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年倒闭企业超过了10万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可见，正是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倒闭或停产，才造成了如此庞大的失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中小企业的困境有着长期的复杂原因，解困也非易事。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中国中小企业从其发展之初就发育不良，尤其是近年来，在“做大做强”战略的支配下，各种政策和资源急剧向各类垄断性企业倾斜，以至许多人都发出了“国进民退”的惊叹，加上骤然提高的福利成本(新《劳动合同法》)，以及挥之不去的腐败成本，使得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旦出现宏观政策的逆转(2008年上半年)或是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2008年下半年)，本就艰难的中小企业出现问题，并不让人意外，因此，当前缓解就业压力的关键并非为劳动力提供帮助，而应是中小企业的解困。

　　当前，针对中小企业的困境，已经有不少地方明令“不要再给企业增加劳动成本” ，试图以此降低骤然上升的福利成本，然而，仅此并不足以为中小企业解困。在我看来，如果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那么，就应该把中小企业解困提到战略的高度，从税收、信贷、廉政、福利等诸多方面进行通盘的考量，只要这样，才可能舒缓中小企业之困，也才可能缓解就业之痛。尤其是财税政策和反腐败都涉及到政治体制，因此，为中小企业解困以缓解就业压力，说到底其实离不开体制的改革。

　　这些天来，荧屏上各级官员为就业而奔忙，然而，政府并非就业岗位的提供者，而顶多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中介，任由官员占据反失业的舞台中心，就好比是由红娘出演崔莺莺，这样的奔忙注定不能有助于整体就业形势的缓解，而更像是一种表演。如果真想解决就业问题，就应当正视中小企业的困境，并从战略的高度，切实找到有效的脱困方略。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6241882#comment 136315392 Thu, 05 Mar 2009 08:31:22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6241882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5456607
但是，房地产企业多年高歌猛进，一路走来，潜在需求已消化大半，企业扩张又过猛，如今“拐点”初现，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产业振兴计划能挽狂澜于既倒吗？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猛升，对此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方认为，价格上涨来源于需求的放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人均购买力持续放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因此而产生的大量需求，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从统计数字来看，这个观点并非没有根据：若仅以汇率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由1990年的370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130美元左右(若以购买力评价计算,这一数字将更高),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比例由1990年的26.41%上升至2007年底的44.9%，由此而出现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应在情理之中。

但是，这一观点很难解释房地产价格的爆炸式增长，如2007年12月份，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了17%，就远超过同期GDP上涨速度。此外，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这意味着高收入人群购房能力变得更强，但中低收入阶层却不尽然，因此，人均GDP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人能买的起房子。反对一方就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脱离了自住这样真实需求的支持，相当多的房产购买主要来自投资需求，甚至大有炒作之嫌疑；至于炒作资金的来源，有的认为来自人民币升值引来的境外热钱，有的认为来自流动性过大，也有人认为，因为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许多经营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其实，上述观点都可以用于解释价格的上涨，尽管在逻辑上看似格格不入，但在实际中，却可能接踵出现：真实的自住需求的放大，带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价格的上涨信号招引来逐利的资本，进而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又甚至是投机，只要是真金白银，又会聚到一起，继续给予房地产价格上涨以支持……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在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民营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等等宏观条件的配合，进一步放大了信号，共同作用于人们的预期时，雪球越滚越大，房地产价格的如此上涨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房屋毕竟是供人居住使用的，长期真实需求对价格的约束不可能因为短期炒作因素而消失，而早晚会回来左右价格水平。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外部热钱回流自保；再有钱的富人，也不能只投资于房屋；所谓的投机泡沫，也总有到头的一天，因此，很少有人能否认，在短期内，剔除炒作因素后，中国的房价将有所下跌。但是，这样的下跌是长期拐点的到来，还是将在剔除泡沫后止跌回升呢？在我看来，这既是房地产产业振兴计划提出最需要关注的前提，也决定了振兴计划能否实现。

不少人坚持认为，由于中国城市化比例并不算高，加上年轻人口总量巨大，只要中国经济能保持一定增速，那么，长期的真实需求依旧是巨大的。从长期来看，中国房地产价格仍有可能稳中有升。因此，只要保持信心，加强扶持，房地产业就将由严冬回暖，但是，对此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表面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准并不高，但是，这一统计以市镇居民总数为基础，而没有计入尽管拥有农村户口，却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少于2亿的人口，如果计入这部分人口，中国的真实城市化水准将为此提高将近14个百分点，而接近60%，换言之，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口等待着从乡村迁往城市（考虑到农业GDP占比已经下降到15%以下，农村居民也很难有钱进入到城市中来）。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应该也只能从已经进城的2亿人口，以及他们依旧留守在乡，但又完全仰赖于他们收入的亲人中去寻找，可是，他们能提供这样的需求吗？他们的收入足以支撑这样的需求吗？

近年来，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略有回升，2007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200元左右，稍有常识即不难看出，这样的收入不要说买房了，连租套房都成问题。以所谓中国制造为引擎的外向经济发展，将数量众多的农村人口带进了城市，但是，这一模式完全建立在低价格优势之上，并不足以支撑广大进城农民收入水准的持续增长，在可见的未来，进城农民依旧很难在现行价格水平上购买房屋，提供不了房地产价格所需的需求支撑。而无论从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生育率来看，农民后代也都远远多过于城市居民后代，所谓的人口红利，也很难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之上。

相反，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带动的土地、厂房等成本上涨，反倒可能将他们的工厂和他们自身一并驱离，2008年不断出现的倒闭潮的背后，就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如果是这样，则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影响，如此一来，支撑房地产价格止跌回稳的三大因素——城市化进程、人口红利、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统统将化为乌有，所以，即将出台的房地产产业振兴计划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很难乐观了。

记得还是去年两会期间，我在某网站关于房价拐点的讨论上曾说过：城市就是个吸血鬼，买不起房你就走。谁不向往在都市里幸福地生活，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这样的梦想，看似现实残酷的论断背后，其实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长期隐忧，也是在同一次讨论中我也说过：房价不拐则已，一拐必然是长期的。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5456607#comment 136315392 Tue, 24 Feb 2009 06:23:27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5456607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2441437 曾几何时，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所谓比较优势，还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美好前景的最大支撑。每当有人举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多制度性弊端，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辩护者们的最大论据毫无例外总是指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其潜台词不外：受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一基本条件所制约，中国劳动力价格将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之上，并因此吸引来庞大的外部投资（FDI），并赢得更大份额的出口市场，由此，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长期的高速发展，有位朋友甚至不无戏谑地"残酷"总结道："只要还有无限的底层劳动人民可以压榨，中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逆转"。于是，维持低劳动力价格水平和低劳动福利保障水平，就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秘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进程已经将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卷入。
然而，从一开始，这一图景就有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无论是从客观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动来看，还是从劳动者代际变迁的主观心理来看，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都不可能不水涨船高，试图长期维持低劳动力价格注定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对于那些被裹胁加入到这一过程中来的农民工来说，随着这一美妙图景的破裂，则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萧瑟寒风中提早返乡的民工和他们所带走的几乎全部家当，正是这一图景终结的必然伴生物。
先来看看劳动力价格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不可阻挡的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几乎就是一个神话。早在2004年初，民工荒的出现就在提醒人们，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需求，但与此同时，所谓人口红利正在迅速走向枯竭：一是每年出生人口总量呈现递减趋势，一是城市化程度呈现递增趋势，加上文化程度的逐年提升（尤其要考虑到高校扩招高中教育的提升），三重作用之下，可以从农村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少之又少，受此一新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不得不持续上升。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劳动者也有更好的要价能力。早期的打工者往往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又积蓄无多，在此条件下，往往不得不接受比较苛刻的薪酬和劳动条件。与之相比，许多新劳动者本身即跟随父母成长于打工地，家庭环境也远优越于父辈，更有所在地的社会关系为后盾，因此，在薪酬和劳动条件上有着更为从容的余地，加上如今通讯发达，交通便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更多可比较的工作岗位，也提高了其要价能力，这也是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等持续上升的一个促进因素。近年来，民工薪酬水平和劳动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其实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归咎给新《劳动合同法》。
对于那些蜂拥进入到低端加工产业并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来说，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提升足以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2007年底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不少这样企业的倒闭。而在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从超低水准上的有所爬升，其幅度并不足以显著改善劳动者的景遇，对于新一代劳动者来说，尤其如此。1990年代初，沿海工厂的薪资可以达到300元/月甚至更多，而当时内地农民年均收入也不过数百元之谱，对于尚限于贫穷和匮乏中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可以显著改善生活状况。而如今，沿海和内地薪资差别远没有如此巨大，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在提醒着新一代的农民工，即使拼上10年老命，也不能安居城市。对于上一代劳动者来说，深深的匮乏记忆强烈地刺激着改变自身境遇的努力，而新一代劳动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由匮乏而温饱，而是由温饱而富足，而更大的发展，如果既不能安居城市，又不甘终老乡间，徘徊于村镇之间，情何以堪？这一现实的心理需求，在当前却很难找到出路，我的朋友沈亚川最近为其农民工表弟的失踪写下了催人泪下的记述，名字就叫做"越有梦越痛苦"，这也正是新一代劳动者的写照。
以低劳动力价格为手段的比较优势之路可行之以一时，却不足以承载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是，诸多的资源和上亿人的命运已经绑定在了这台战车之上，如今，当这台战车的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关张，而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劳动者将在悲观的预期下，尝试摆脱既定的选择，他们还会出来吗？出来后又将怎样寻求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呢？或许，开春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依稀的答案，又或许，只有在多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所谓低劳动力价格为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2441437#comment 136315392 Tue, 20 Jan 2009 08:50:37 GMT http://622007803.qzone.qq.com/blog/123244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