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15.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15:51:39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24 Nov 2009 09:04:18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9053795 ——北京论坛2009主旨发言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很荣幸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为题，在这里发表一个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经济影响的看法。今天，要确认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的事实，已经不需要罗列很多统计数据与图表了。每个在过去不同时段里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都不难通过对比印证中国的巨大变化。至于中国人自己，更可以各自的经历验证中国经济巨变的方方面面。甚至我本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个证据：1978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在东北边陲的北大荒从事农业劳动，仅仅九个月之后，我就和数万名时代的幸运儿一样，经过一场文化考试的选拔，到北京来念大学了。这当然是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也正是无数像我一样普通的中国人得到的以前不可想象的机会，才成就了“不可想象的”中国经济增长。
让我们转向理解的层面。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变化呢？人们见仁见智。2002年美国劳动统计局出版了Banister
撰写的一份评论，指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的步伐从1999
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比以前大大加快，但中国工资的加速升势根本没有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2002
年中国总体制造业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只有0.57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3%，相当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10%，或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该评论的结论是，“中国显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它国家的优势”。这似乎为很多重大经济现象找到了一个答案：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顺差？为什么美国出现庞大的逆差？为什么在近30年内中国的出口高达年平均增长24.4%？以及为什么在出口导向的拉动下,1979-2007的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就是因为中国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
事后看，2002年还只不过是中国正式加入WTO的第一年。此后中国的经济表现更令人感到吃惊：GDP的年增长率从10%推高到12%，出口相当于GDP的比例，从20%上翻到近40%，外汇储备更从不足3000亿美元冲过了2万亿。不过，如果要找一个对公众容易接受的理论，首当其冲的还是“廉价劳力优势说”。
不妨认真衡量一下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厂”，更没有谁对“中国价格”感到忧心忡忡？以1978年为例，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尚不到欧美日本工人工资的1%，而那时九亿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更只有区区134元人民币——那显然更为廉价的劳力，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形成“成本优势”？而那年的中国出口还不足100亿美元，只及2007年中国出口的0.8%？！
答案是这样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所以，廉价劳力的优势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非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不可。如果要素成本极其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体制运行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和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 cost），或者如今天在座的阿罗教授在1969年定义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the costs of
running the economic
system），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已占全部产出的50%，以及全部就业的75%。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企业，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在开放的方针下对内改革，也推动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市场竞争。出乎预料的是，对全球化竞争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陆续开放，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我认为，这是发生当下全球经济所谓“失衡”问题的广阔舞台。
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两个基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开放中集合到同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与结构重组。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受到某些冲击。道理很简单，如果年薪3千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产生出来的汽车，那么在开放的条件下，后者就不能不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逻辑上，他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或转向生产前者还不会制造的产品，或下调已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或借助于贸易保护把竞争对手档在国门之外。我想，我们可能都赞成第一项选择，希望但不那么敢相信第二项选择的现实性，并比较一致地反对第三项选择。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有利于一国消费者的事，对所在国的所有生产者并不一定都是福音。
在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也因为中国、印度和前苏东国家深度卷入全球化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战后确立的美元地位包含了一个内生的矛盾，即世界贸易越繁荣，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旺盛，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而美元的币值也就越难以稳定（这是Teriffin
Dilemma揭示过的)。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不断激化。期间，美元金本位的结束、浮动汇率的兴起、欧元诞生并形成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等等，曾经部分化解了全球货币制度的危机。但是，轮到中国、前苏东国家和印度等国登场，一方面全球贸易以远高于全球GDP增长一倍以上的速度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日益繁荣的全球贸易给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框架带来更难以应付的冲击。
上述两个冲击点互相交汇。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论百万计、不是论千万计，而是数以亿计。加上前苏东和印度等国，新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力高达论十亿计。如此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里形成的薪资水平，只及发达国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现在，他们在开放条件下正不断改善产品品质，并正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这样不断释放出来的比较优势，既给全球带来贸易的繁荣和经济增长，也不断加重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沉重负担。即便美国“很乐意”承受那样的重负，经由新兴国家巨额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再转为流入美国的巨大借贷与投资，终究还是“钱淹美国”，在超低息的流动性泛滥环境里，最后出人意外地以一场“次贷”引爆了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我相信，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的视角。否则，战后几度繁荣的世界贸易与经济，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不存在的“华尔街不贪婪”或“监管很完善”中得到合理说明的。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新兴国家则要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其二是重建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制度基础。这方面可讨论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以浮动汇率连接起来的区域货币（其中也包括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举起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何种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让我小结一下。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还面临大量未完成重大议题，以便为更持久的增长，奠定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础。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正面临新的考验，特别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的新考验。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学探索，肩负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
本文地址：http://zhouqiren.org/archives/828.html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9053795#comment 0 Tue, 24 Nov 2009 09:04:18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9053795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7727612 　周其仁：中国的变革并没有终结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人民网北京11月6日电（记者 谢磊）
今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第六届年会——北京论坛（2009）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本届论坛主旨演讲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指出，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化。中国的变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还没有大量没有完成的议题，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考验。中国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技探索，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
　　以下是周其仁演讲《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全文：
　　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拿个人的经历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197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北大荒从事农业活动，仅仅9个月以后，我和数万名时代的幸运儿一起，经过了一场文化考试的选拔到北京来上学。这当然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无数像我一样普通的中国人，得到了过去不可想象的机会才成功了不可想象的中国经济增长。让我们转向这个理解的层面，怎样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呢？2002年美国的劳动统计局出版了一份评论报告，他指出中国的工资虽然从1999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的工资平均年度增长12%，比过去多少年的平均数提高了9%，但是还远远不能够缩短中国工资和发达国家工人工资之间巨大的“鸿沟”。
　　根据这份报告2002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人的小时工资是57美分，仅仅相当于美国、日本、欧洲工人平均工资的3%，或者是相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10%，或者相当于巴西、墨西哥工人的25%。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说“中国显然享有中国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优势。”为什么中国有巨大的顺差、为什么美国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为什么全球贸易失衡？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多年高于GDP增长一倍的速度增加，并且带动了中国的GDP在很长的时间内达到10%的高增长速度。答案似乎就是因为中国拥有规模极其巨大廉价劳动力。
　　2002年是中国刚刚结束5年预备期，正式加入WTO的第一年，在那以后中国经济的变化更加令人吃惊，GDP的年平均怎长速度从9%左右推高到12%，中国的出口相当于GDP的比重从不到20%升到将近40%。如果找一个能够被全球公众广泛接受的一般性的解释，恐怕这个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之说，还是有很大的争议。我想到的问题是，如果廉价的劳动力就可以成就中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那么在中国的劳动力更为廉价的那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过“中国制造”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全球工厂，也没有谁为中国价格感到过忧心忡忡。
　　以1978年为例，当年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应该不到美国、欧洲、日本工人的1%，而那一年9亿中国农民的年平均净收入仅仅只有134块人民币而已，那是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它没有显示出竞争优势，这里我们必须找寻仅仅的廉价劳动力是不足以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无论多么的廉价，它都不能单独的变成产品，它更不能单独的构成经济竞争的优势。劳动力和其他要素要成为产品，一定要中国经济组织和中国经济制度。如果劳动力很廉价，但是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成本极其昂贵，那这样国家的竞争优势是谈不到的。
　　拿1969年阿罗教授定义过的经济系统运转的成果来看的话，中国真正的秘密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从此才启发了人们劳动、技术改进、技术创新、创业、管理的热潮。才降低了各类经济组织的成本形成了中国综合的成本竞争优势，这个也是中国经济的奇迹秘诀所在。
　　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当中，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全盘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么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于高昂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就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力，而随着分利的特别是私人财产重新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中国就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它的组织形式和营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来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共有经济、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和外资，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今天中国的经济要占50%，但是却提供着75%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制不同的产权资源，可以搭建成新的资源组织，以便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性的变化，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是在开放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而改革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的市场竞争，出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经济研究者预料的是，对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绝不仅仅是中国自己而言。新的情况是，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印度和其他国家陆续走上了开放的道路，二次大战以来形成了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得到继续的维持。旧有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后发国家，都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大时代。
　　我认为这是我们讨论当前这场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所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宏大的背景，比较严重的冲击来自于两个基本点，在微观上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地不同国家，现在他们的产品要放在同一个全球市场上来进行竞争，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当全球舞台上那些后起的经济体，逐步提高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的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遭到竞争的压力。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出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制造出来的汽车，那么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内，后者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在逻辑上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1）高收入的工人群体转向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2）降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准。（3）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把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
　　我想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赞赏第一项选择，也可能会相信，也可能会希望但不敢相信第二种选择的现实性，就是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同时都会共同的比较一致的反对第三项选择，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对于真实世界的当事人而言情况却要复杂的多，因此有利于一个国家消费者的事情并不天然被这个国家所有生产者都是好事情，在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也因为中国、印度、苏东国家陆续卷入了全球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就是世界贸易越繁荣，国家对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美元需求越是旺盛，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而美元的币值就越难以稳定，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的复兴和日本的重建，美元一身二任矛盾不断的在激化。在这个期间欧元诞生，形成了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和竞争等等，都曾经部分的化解了美元体系的危机。
　　另外一方面繁荣的全球贸易也给既定的货币框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两个难点是互相交汇的，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论百万计，也不是论千万计，而是论亿计。再加上前苏东和印度等国，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动力高达数十亿，这样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半封闭、封闭环境内形成的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就像巴尼斯特说的那样：“只及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现在在开放的情况下，他们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也要来参与全球的竞争。这样释放出来巨大的比较优势，但是也会加大美元的负担，即便美国乐意承担这样的负担，但是现在看看巨额的贸易顺差、巨额的贸易储备，再转为美国的巨大投资终究变成一种场货币的灾难。
　　在这个泛滥的环境内，最后是一场没有谁预料过的次贷危机，触发了这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我相信这个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的视角，应对这个冲击也分两个方向：
　　（1）发达国家要加快创新，向更高生产率的方向移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保持和继续提高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而新兴的后发国家要加快自己收入分配的调整，也要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的收入，充实本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公道一点讲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对这类矛盾一无所知的国家，因为在中国自己国内也预演过类似这样的冲突，熟悉中国体制的就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就构造了一个很大制度的壁垒，数亿的农民群体不能进入到城市的工业，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居民收入不能赶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他们制造的质量还很粗糙的制造品，也参与跟中国城市工业集团的竞争，这个局面有一度也是导致很大的国内经济上的麻烦。
　　1997年到2002年，很多报道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5000万到6000万工人的下岗、失业或者是再就业，这个既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国有传统企业天生的薄弱环节，其实也包括巨大的农民工带着很低的竞争成本来参与到国内市场的竞争。我遇到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告诉我，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是不可能每天都洗上热水澡，他高声的问要让我们每天洗澡的城里人怎么跟他们竞争呢？这个问题现在只不过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中国的经验就是不要阻挡那个根本阻挡不了的变化趋势。但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延长这个变化的时间，为相关的各方争取适应改善和调整的条件，这是应对第一个冲击要完成的全球的合作。
　　（2）就是要考虑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建，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基础。这方面要讨论的选择很多，既可以沿着欧元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也许以浮动汇率联系起来的地区性货币，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可以形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怎么样的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全球眼光和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和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我小结一下，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化。中国的变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还没有大量没有完成的议题，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考验。我个人的看法，考验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重新拉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的结构变化以及中国能不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技探索，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谢谢各位。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7727612#comment 2097152 Mon, 09 Nov 2009 00:24:58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7727612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7233782 周其仁：工业增长，为何民营还是比国有快
　　来源：南方周末
　　尽管民营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整体而言又被国有企业边缘化，但其工业增长率仍然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这迥异于舆论普遍持有的所谓“国进民退”的判断。
　　民企增长超国企
　　经济危机以来，我国出口受到很大冲击，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在增长率、就业和财政方面都引起很大担心。但是，从广东的调研结果来看，民营工业的工业增长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出15个百分点，这与原有的判断有很大的差异。
　　回来后查了全国数据，我国的GDP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在工业增长中民营企业做出很大贡献。从2007年1月到2009年9月，民营工业的工业增长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出10个百分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以下三方面民企都处于劣势，但为何工业增长情况反倒优于国企？
　　1.出口萎缩对民营经济打击很大，尤其是广东的出口加工企业，工厂关门、工人回家，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都在电信、石油这些行业，全球出口市场对其直接影响不大，但其增长率却不如首当其冲受冲击的民营企业。2.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部分项目都给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为何到头来还是民营企业涨得快？
　　3.此次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政府进行了大量调研并出台了诸多扶持政策，但客观来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得到的还是很少，大量的资源还是给了国有企业。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民营企业增长快？
　　我提供的解释是：
　　(1)体制优势：民营企业不打不拼就没有了。在高增长的时候，体制优势一般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但在经济增长放缓，希望高速增长的时候，体制优势就非常突出了。
　　(2)大量资源第一手是给了政府和国有企业，但第二手不一定还留在他们那儿。他们拿到钱就要买东西。4万亿下去，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拿到的订单会大量增加，很多资源转了一个圈还是到了民营经济中。
　　(3)民营企业大多规模小，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国外市场形势不好马上就可以转向国内。最有趣的是“阿宝计划”，即阿里巴巴+淘宝，阿里巴巴原本是帮助中小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出口形势一变他们调整得也非常之快，在淘宝开网店就是面向国内需求。
　　上周去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它原本针对珠三角40万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采购交易，出口贸易受打击以来它转得非常快，第一期还是以为五大产业供应原料为主，而第二期再去时完全变成了工业成品展销，面向国内市场。
　　在工业领域，2007年以前民营经济份额一直在上涨，国有和国有控股份额一直在下降；2007年以后，民营工业一直保持增长，即便在危机之下，这种增长的趋势还在延续。
　　不一定说谁进谁退，按照十七大方针，平等竞争，谁有竞争力谁占的份额就大一点。
　　对民企政策不能大起大落
　　所以我的结论是：
　　1.在抗击风险、全球经济下行冲击中，要稳固体制政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看家本领，不能简单跟着发达国家走，以为仅有货币、财政政策就能应对经济变化，经济调整工具的应用要有微观基础。2.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不能大起大落。2003年的铁本事件历历在目，政府在经济过热要压时，希望它挥之即去；但要想到还有要召它回来的时候。经济有起有落，体制要稳定，经济过热处理时至少要一视同仁。中国企业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对民营的处理不能跟着周期走，不能大起大落。3.看增长率的同时不能忽视综合效率，民营企业不能单独决定后者。民营企业拿到大量的政府项目订单，虽直接带动了增长，但这些项目本身有无效率，需求本身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
　　最近从一个省调研回来，那里刚修好了一段3000公里高速公路，可产生80亿收入。政府投资计划中要再修3000公里，大量投资是会拉动增长，但投完后，有路没车怎么办？前天国务院开会开始强调注意经济效益，投资计划创造出的需求很可能导致过剩产能，到时候调整时首当其冲的就是民营企业。4.机中见危。在已实施的货币、信贷政策下，可以预见相对价格在短期内会有很大变化，价格总水平，不仅包括通胀指数还包括资产价格，这其中有很多机会，但也隐藏着很多危险，民营企业应注意这些环境的变化。
　　(本文为上周六作者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9次报告会上发表的报告。寇博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7233782#comment 0 Tue, 03 Nov 2009 07:26:20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7233782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6721246 周其仁：增加中国农民的家庭财产性收入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 （实习记者
张晓晶）由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村金融学会主办的“2009中国农村金融论坛”今日在北京召开，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发展与农村金融”，人民网全程现场直播。
　　以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发展与农村金融”上的发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增加中国农民的家庭财产性收入”。这几年我们看中国农民的收入情况，大概有这四个特点值得注意，我结合数据一起讲。
　　第一，农民的收入总的说来增长是比较快的，虽然不像80年代有20%的增长率，但是，都保持在10%左右，最近两年，在10%以内，所以能不能持续增加中国最多人口的族群的收入，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虽然农民的收入，纵向来看还是保持较高的增长，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比的差距越来越大。刚才李金华先生也讲到，2008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绝对数超过了1万块钱，农民人均收入占城市人均收入的比例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比较高的55%，降为30%多一点，这个情况当然是要引起关注的情况。
　　第三，农民收入的来源，最大的来源大概占51%，这是2008年的情况，农民家庭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是和农业有关的收入。第二块收入是农民打工的收入，工资性的收入，这一块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40%，第三块收入来自于转移性支付，这些年中央政府采取了惠农政策，减免税收，增加补贴，这个大概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多一些。最后一块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一块比例非常低，2008年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4700块钱当中的3%多，绝对数也就是一百几十块钱。
　　拿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家庭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农民的比例是下来的。就是这两年由于城市资本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城市居民开始享受较多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广大的农村居民在这一点变化上，从增长势头上，相对于城市居民是下来的，大概不到一半。这个情况当然值得研究。我们要问，农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非常少，到底什么原因？是因为农民家庭没有财产吗？从调查数据直观来看，情况不是这样的。
　　中国农民拥有大量的资源，包括农业土地、包括非农业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司提供的数据，全国建设用地，就是目前在市场上最贵的这块土地，总量的一半在农村，包括农民的宅基地，包括农民家前后左右的园子地，包括农村建乡镇企业的用地，也包括农村的一些公共用地，这样占到全中国大概5亿亩建设用地的一半，这是一个巨大的量。当然还有林地，还有虽然在法律上规定属于国有，但它从来都是世世代代在农民手里，包括水的资源，包括农民居住土地下面的矿产资源。这些资源的总量放到一起，加上农民累计的金融性资产、储蓄，就是农民的资产总量其实并不少。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资产不能像城市居民拥有的资产一样发挥收入的功能。就是农民拥有资产的量，能够提高的收入量是完全不对称的。
　　我刚才讲到的这块巨大的建设用地，这是今天中国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最富的家庭有很多房子，很多房子不去住，闲置在那里。中国最穷的农民家庭也有很多房子，当然这个房子很破，可是他也不去住，他常年在外打工，过年回去住一个来月，闲置着。这两种闲置都是中国的资源。这两种闲置有着重要的差别。最富家庭的资产虽然不住，他的资产价值还在增长，因为他有市场交易，不断可以重新界定他的账面价值。农民的资源呢？不住就白白闲在那里，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可以让他占有的房产、地产增值。这里面带来的差距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的深化，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要分析农民手里的所有这些资产所带来的收入。三种情况：第一，农民合法拥有这些资产，也可以商业性利用这些资产，也可以转让这些资产。但是，社会的需求对这些资产利用的需求量增长不高。这里集中体现在农业活动当中。就是说，现在农产品的价格，除了少数几个年份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它实际上充当了通货膨胀的载体，中国农产品实际上价格一直是平稳的，比较低的。没有需求可以把这个拉起来，如果有很大城市化的需求，可以来提高农产品的购买，这块资产转化的收入功能，我们相信还可以持续发展。
　　第二，他可以合法拥有资产，也可以转让，也可以商业性利用。但是这些资源如果不和其他的一些资源结合到一起，这些资源也没有很高的收入。比如现在，根据居民的消费结构，发展大量的附加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这光有土地不够，光有劳动力也不够，需要技术，需要资金支持，需要市场渠道，甚至需要品质的保障、品牌的保障。这些资源都不是在农村天然拥有的。所以怎么把这些组合到一起，可以让农民手里掌握的财产增加收入功能，这是第二方面的问题。
　　第三，在我们看来蛮大的，社会有巨大的需求，但是农民占有这个资源只有使用的权利、占有的权利，他没有商业性利用的权利或者转让的权利。这一点最显著的发生在农村建设用地。城市的房地产居民都有清楚的房产证，可以转让，可以享受整个资产市场的上升带来的账面值的增加，可以有完全的产权功能，包括抵押，包括在抵押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的金融收入，但是，庞大的农民家庭拥有的资源就是一种死的资产，他不能合法地赚。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在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方面是尤其值得注意的。针对这种不同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加以开发这些收入，这样对于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整体收入会有好处。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调查研究小组对我们国家目前在成都、重庆设立的城乡统筹的土地制度的实验做的一项调查。全国有全国的土地制度，中国在某些试验区有些可以超前的、领先的实验。这个实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农民手里那块死的资产，经过统一的规划，经过市场机制的设计，参加到交易活动当中来，我们这个报告在我们机构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很快要出纸面的报告全文，这个题目叫“还权复能”，把农民原来拥有的财产的权力还给农民，增加产权的功能，包括抵押、流转、金融功能，我们的报告认为，这项实验虽然在局部地区进行，但是对于长期的发展有一些重要的意义。
　　这里面有很多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土地整理，腾出一些土地指标，然后和城市日益上升的土地市场进行交换。因为农民占了很多地，这个地利用得并不充分，因为它原来既不标价，也没有商业性的衡量你这个到底实际成本多少。随着城市土地市场上升以后，参照系就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国家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城市建设用地扩大，一定要增加相应的农业用地，叫占补平衡，就是城市扩大一圈必须增加农业耕地。这个政策就刺激了城乡之间资本的对流。就是城市日益增长的房地产、商业地产，这个价值当中会拿出一块来鼓励农民去整理土地，把土地整得平一点，田耕得少一点，腾出的指标就可以卖资产。
　　第二种做法就是农村村庄的重新整理和重新建设。因为农民宅基地是按人口分的，不要白不要，多年的倾向就是过多的占用。这种过多的占用造成我们资源很大的浪费，在确保农民有居住权、有居住条件的前提下，也可以腾出很多的指标。问题是农民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因为他要资本投入，才能把房子盖得更密集、集约一些，这些工作在成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通过土地的整理、农地的整理，通过村庄的整理，重新建设，然后节约出很多指标。这个指标可以交易给城市。我们认为这个做法可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这个土地还在农村，原来是建设用地变成农地，变成可种的土地，这个指标可以卖到什么价格呢？它会从6000块、8000块到一万五、一万六、两万五。最近重庆举行的拍卖，就把这个指标拿到土地交易所拍卖，我看到6月份的记录价格是每亩土地指标达到8万多块钱，这个事情我们认为它的评价意义更大。如果把土地好好集约利用，他会获得很高的收入。
　　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工业开发区都是把这个地征为国有，然后由政府招牌挂工业用地。但是，农民的地可不可以直接办工业开发区呢？成都做了这种实验。它有一块开发区将近5平方公里，是农民企业家创办的。他没有把这块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这个开发区也非常成功。因为融了大量的中小企业，以很低的价格进去进行工业性活动，这个活动测算，农民通过这个土地获得的收入比这个地永久地一次就被国家拿走带来的收入要高很多。
　　第三种情况就是这次地震造成了成都市27万户农民家庭的房屋毁损，重建当中，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每户补贴两万块钱，是不足以把这个房子建起来的。所以成都市在这个情况下进行了城乡联建的实验。就是房子塌了，宅基地还在，你让城市的投资者来，把这个房子建得小一点、好一点，腾出那块地就可以让城市的投资者来建乡村酒店、农家乐等休闲性的设施。这种做法在当地同样给外来的投资者颁发土地证，这个土地证和本地农民的土地证有所不同，本地农民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是集体划，就是划给他永久使用的宅基地。腾出来的那块地就是40年为一期的商业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转让。我们根据一些案例计算，这样一亩地腾出来的土地换来的投资折算回来，这个地价会达到160万人民币一亩地。
　　最后一块是更大胆的实验。在靠近城市中心区周围的集体建设用地，按照城市规划，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探索直接进入城市一级土地市场。也就是农民集体经营性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城市一级市场进行招牌挂。这块土地比周围所有土地的价总是略低一点，但是去年年底成交价，我们在现场观察是80万人民币一亩，今年6月份去观察，已经上升到130万元一亩地，这个钱倒过来就进入农村集体，再分配给农民，帮助农村建设。
　　所有这些活动当中都带来很多资产新的收入目标。而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就是要把权利清楚地界定好。成都这项工作我们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建国60年，但是就土地这种房产基本的资源，虽然有使用者，有占用者，但是它没有法律上的，有合法表达的所有者或者权益人。成都为了推进这场改革，为了防止在改革当中发生改革当中的侵权行为，它就进行确权活动，不仅把土地所有权确定到生产队、集体，而且把生产队内每一块农地、森林、宅基地、房基地确到农户，同时颁发相应的土地证件，由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件。这个土地证件当中的使用年期也随着我们国家政策的改变，有最新的中央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是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可以长久不变。
　　我们在下面看到，这个土地产权证上已经写上使用年限是长久，不是30年了。我们问当地农民“长久”是什么意思？长久到底是多长久啊？农民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说只要你们不变，我们就不变。一个稳定、长久的使用权就奠定了转让、交易带来收入的基础。我们认为局部地区的实验虽然还有不同的意见，虽然在这些实验当中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这个实验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给我们多少年流行的国家拿了农民地来搞城市，来搞工业的模式，探索一个新的可能性。
　　从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来看，它里面有重要的含义。农民的财产数量不少，但是收入功能很差，其中有一个可能性，它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财产的法律界定做得不够好。只要社会在这个方向投入界定产权、允许流转这方面的制度性变迁的努力，才有可能帮助农民家庭提高他们的收入，从而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谢谢各位。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6721246#comment 0 Wed, 28 Oct 2009 09:01:24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6721246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6521119 周其仁：民营工业很争气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工业增长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快速恢复，但出口部门还是遭受很大冲击。出口增长率从30%下跌为-20%，减少近50个百分点。出口下跌，首当其冲的是民营工业。首先，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如电信、石油并不受到全球市场紧缩的直接影响。其次，政府主导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量项目优先给国有企业。第三，尽管民营工业融资难问题近来引起政府高度注意并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客观地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所获得的融资相对较少。
但危机前后，民营企业增长持续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2007年以来，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平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高出10个百分点。今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率出现下降，民营工业企业利润下降情况也好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所以说“民营工业很争气”。
改革开放30年中，对待民营企业一直有不同意见，最近也有反面意见要对民营企业进行“阶级斗争”。但是，提出一种主张必须考虑其后果。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会面目全非。首先，总体工业增长率会大幅下降。其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自身增长率也会下降。一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组织形式受到民营企业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有很多来往，很多项目的材料、设备、零部件都需要民营工业供应。
民营工业在“保增长”过程中表现较好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民营企业具有体制优势，利益得失与经营者直接相关，激励机制发挥积极作用。二是民营企业竞争政府项目。经济刺激政策将很多项目直接分给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和国有企业拿到钱以后需要购买东西，会间接增加民营企业订单。民营企业也会参与竞标和投资。三是民营企业规模小，转型快。
从工业增长值份额看，过去十年民营企业份额持续上涨，国有及国有控制企业份额持续下降。由于民营工业增长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可以推断，民营企业份额增长态势仍将继续。这正符合十七大“平等竞争”的方针，谁的竞争力强，谁的份额就大一点。
最后谈四点启示。首先，抗击全球经济下行冲击中，体制政策非常重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中国不像发达国家只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料理一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改进有微观基础上有针对性政策。其次，民营企业政策不能大起大落，不能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处理环保问题、社会责任问题、劳工关系问题要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第三，尽管民营企业增长很争气，但是民营企业无法单独决定经济综合效率。很多订单来自政府项目，也要看政府项目本身有没有效率。这些政府项目收益至少要能够支付利息。本周国务院会议指出“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效益并不由民营企业单独决定。最后，既要从“危”中见“机”，也要到“机”中见“危”，货币信贷多发后，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和相对价格都会发生很大改变。民营企业需要关注这些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做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6521119#comment 2097152 Mon, 26 Oct 2009 01:03:49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6521119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5308150 周其仁：诚信是小企业做大的首要途径
　　来源：东方早报
　　“我们期望十年以后，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再也看不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区别，我们只希望看到诚信经营的企业；我们不希望看到是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分别，我们只希望看到诚信经营的企业；我们不希望看到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区别，我们只希望看到是诚信经营的企业。
　　”在阿里巴巴声势浩大的十周年晚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展望下一个十年时把诚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点，在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看来，首先要做的是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重新定义。
　　“小企业就是很少用他人钱财的企业，大企业就是大量用他人钱财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就是能够大量利用全球钱财的企业。”而是否能够利用他人钱财，由小变大，周其仁认为其核心正在于企业能否诚信经营、获得他人的信任。
　　“联想最初的投资20万元。阿里巴巴昨天举行了十分震撼的十周年纪念，但十年前阿里巴巴也很小，18个人是在马云家里办公的。国际上的大公司，查他们的历史，开始时都很小。有些小公司能够从小变大，是因为找到了很好利用别人钱财的办法。”周其仁认为，研究小企业的资金解决之道就是为了帮助小企业长成大企业，而获得资金的途径其实只有一条就是获得信任。
　　在中国，小企业的融资除了自有资金，第二个途径首先是家族。周其仁认为，这是因为传统家庭文化血浓于水的观念对于融资中的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在自有资金和家族资金之上，更高层次的融资是陌生人之间的融资。中国人做生意喜欢喝酒，喝酒的过程其实就是陌生人之间对信任的考核过程。”
　　“就像阿里巴巴的目标，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天下生意难做在什么地方？就是建立信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陌生人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尤其困难。”周其仁认为，现在互联网和IT技术则为大规模的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提供了可能。“在你的网络店铺上贴上对你的评价，光这一招就对建立信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是传统的，那个是现代的，其实企业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画上这些条条框框，要解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信任问题，让小企业把资金解决之道打通，什么办法好就用什么办法。对新模式的理论概括工作我们来做，这很容易。”周其仁表示。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5308150#comment 0 Mon, 12 Oct 2009 00:36:22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5308150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4212406 周其仁：民营工业是经济恢复中可倚重的力量
　　来源：搜狐财经
　　2009中国改革·民营企业高层论坛在扬州举行，搜狐财经全程直播。在论坛现场，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对搜狐财经表示，在中国经济保增长中，民营工业是一个可倚重的力量，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和舆论取向，要经得起经济起伏的考验，要综合评判，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
　　周其仁表示，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市场巨大冲击的时候抗跌性还是比较强，同时又是率先于全国工业，特别率先于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恢复正常。它成为中国整个工业收缩性冲击的重要砥柱，中国工业占中国经济比重很高，可以说民营工业也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下的很好表现。
　　周其仁认为，从2007年1月到2009年8月，中国经济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在经济起伏中，通过数据的调研发现，民营增长率高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增长率。比如在长三角一带，工业增长率来看受到的冲击比广东还重，但民营表现非常好。同样环境下，民营经济比国有和国有控股表现从增长率角度肯要好。中国在这一波危机中，相对竞争力没有下降，中国出口08年10月份虽然有下调，但是全球下跌更厉害。如果没有中国民营工业的分多抗争我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效果。
　　“民营经济有这样的表现不是侥幸的。”周其仁说。他解释到，这波政府投资里面，民营企业能够拿到资金的支持不如国有和国有控股，增长率的表现总体比国有和国有控股要好，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危机中显示出这个物种的力量。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掉头找新的机会，放弃原来的打法，有了新的打法，充分反映了的民营经济的灵动性。
　　周其仁强调，现在民营企业的素质确实有待提高，无论劳工关系、产品质量、诚信、治理结构、社会责任，都有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有中国的民营企业更好成长，这样为才能为经济和社会所相融，而且获得尊重，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应该追求的目标。作为政策制度来说，一定要维持政策体制的可预计性，这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4212406#comment 2097152 Tue, 29 Sep 2009 08:07:10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4212406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4049625 周其仁：经济复苏速度出人意料
　　来源：南方日报
　　在23日的2009信合经济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纵论了金融危机后的企业策略。
　　“经济一定是向上走的”
　　以去年10月为界线，中国出口由原来的年均近30%增长，减至负增长20%。周其仁认为，这对企业的订单市场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出口在下降，但从中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越来越大来看，这不能说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下降，企业不要据此失去信心。
　　经济形势中有不少企稳信号，但很多企业家更关心经济能稳多久、下半年及未来走势如何？周其仁分析说，前8个月全国GDP增长超过7%，全年有望“保8”，经济一定是向上走的，但对具体企业运行情况来说说，企业仍需十分谨慎，决策一定要细致以避风险。
　　“复苏的速度出乎我们的预料，太快了。”在谈及金融危机时，周其仁说，“中小企业在这场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大，是因为中小企业与金融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需要立足中小企业不断改革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才能走得更长远。”
　　“企业要目标远大”
　　金融危机终会消退，昨日的提问中，企业家更关注金融危机后企业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对此，周其仁说，前十年中国企业的强项在制造业，在产品生产和工厂管理上有了很大发展，佛山以及顺德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小，是因为相对来说这些企业的市场能力比较强，甚至有些企业将销售网络控制在手里。但是，中国很多企业只把自己定位在制造环节，使得企业的市场能力培植和生产能力不相匹配。
　　对于未来企业趋势，周其仁以阿里巴巴为例建议：经过这次危机的洗礼，企业在发展理念上要有所改变，不但要在技术上升级，还要在市场渠道上升级，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市场，可通过收购或自建等方式，培养市场开发能力。
　　金融危机以后，周其仁认为，要解决企业发展的后续动力。“富裕以后，发展往往会遇到动力不够问题”。周其仁说，佛山、顺德现在这个经济阶段、富裕水平，解决二、三级发动机制相当重要，决定了未来经济、企业发展，要构建完整的动力结构，要目标远大，不要被短期诱惑，还要有梦。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4049625#comment 2097152 Sun, 27 Sep 2009 10:42:33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4049625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3781909 市场间竞争与股市规范
周其仁
http://zhouqiren.org/
当下股市里那些最严重的问题，根源在于我国金融业“市场之间的市场竞争”严重不足。股市与其他各类筹资融资市场之间，缺乏市场竞争；而各类股市之间的竞争，也大为不足。
关于股市黑闻的讨论，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人问：完全可以过门而不入，或见势不对、拔脚就跑的投资人，为什么在据说平均都亏钱的条件下，仍然对黑闻不断的市场趋之若鹜？《南方周末》发表的陈涛的文章里，对2000年中国股市的“投入产出”，有一个精彩的估计：投资人上缴的印花税与券商佣金超过900亿元，而上市公司创造的利润，包括披露不实的水分在内，不到800亿元，其中向投资人分配的现金不多于100亿元。考虑到当下股市的全部市值约为50 000亿元，那么即便印花税和佣金为零、上市公司的利润全部分配给投资人，在这样一个股市上投资，收回本金怕也要40年以上。如此的市场机会，为什么依然人潮汹涌？
不对称的市场
考虑一下我国股市的制度基础吧。大家知道，中国公司上市要经过重重审批或评审，交易所、券商和其他中介服务的资格，非政府特许不能取得，所以市场供给方的竞争，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但是，从市场的买方，也就是投资人一方看，进出市场却是自由的。在这样一组条件下，上市公司的质量较差，卖方想圈钱，以及某些交易中介搞种种名堂“黑”投资人，在我看来都不难解释。比较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投资人偏偏“喜欢”这个市场。说投资人“不成熟”，甚至“中国人生性好赌”，还有什么市场“高度信息不对称”，要自圆其说怕都有一定困难。在一个数千万投资人参与、重复多年的“游戏”里，瞒天可以过海，是很大的一个神话。英雄和魔鬼的故事固然引人入胜，但是拿神话来解释真实世界，不是可取的办法。
市场间竞争不足是关键
本文认为，当下股市里那些最严重的问题，根源在于我国金融业“市场之间的市场竞争”严重不足。这主要是指，我国股市与其他各类筹资市场之间，缺乏市场竞争；而各类股市之间的竞争，也大为不足。比较而言，股市本身规范程度的高低，并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不是吗？比照国内其他各类市场，股市现有的规范程度就已经相当不低。无论从相关法规的齐备程度、管制机关的权力集中程度及其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管制手段的强度和使用频率来看，还是从政府高层、新闻媒体和大众的关注程度着眼，股市的规范水准即使拿不到全国各类市场里唯一的甲等，恐怕也是甲等之一。政府和民间对股市规范的投入已经不少，结果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向别的方向上想一想？
我自己相信的“逻辑”是这样的：金融业的市场间竞争，不仅仅是各种投资收益率和筹资成本率之间的市场竞争，更是各类市场各种金融交易“信用”可靠性之间的制度竞争。市场间竞争不足，投资人没有选择更可靠投资场所的余地，只好“将就”现存市场的结构及其信用水平。连带的影响，就是市场供给方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高交易可信程度的努力，缺乏动力。市场竞争不足，靠专家和政府自上而下“规范市场”，是文不对题的。
让我先从入市投资的需求总量谈起。那涌进股市的百亿千亿资金，无论来自个人还是机构，都是自觉自愿为博利而来，是英文里讲的“willing to pay”，也就是自愿付出来的钱。这些投资者都不是小孩子，都有行为能力。大家愿意进场下单，在一个不准卖空的市场里导致“买压高企”，谁有什么办法？春江之水，烫还是不烫，鸭总是知道的。当事人不怕烫，甚至偏好“烫一把就死”，别人不便多说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市盈率就是股市的市价，已经包含了你看“太高”就卖、他认为“不太高”就买的全部信息。
问题是，千家万家投资人在股市上的自愿付出，是在现有局限条件下的决策和行为。公家机构的钱，在有效地节约代理成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前，花到哪里也会“扭曲”，到了股市上只是放大了“不正常”。撇开这一点，人们的钱财究竟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投资，以及多少用于这类投资、多少用于那类投资，是在现有金融制度约束下的选择。要解释万亿社会资本“自愿追逐”每年仅有800亿元利润（含“水分”）的投资机会，非问一问它们的“机会成本”或“机会风险”为什么如此之低？就是说，为什么社会资本没有其他更好的去处。这一问，不能不超越股市，涉及金融市场的整体。简化一点来讲，主要的约束变量有以下三项：第一，利率以及银行金融交易的进入壁垒；第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以及资本项下出入境流动；第三，其他股本交易市场包括地方性柜台交易和二板、三板市场的合法性。常识告诉我们，涌入股市的投资总量，无论如何也不是单独被决定的。
利率自由化有利投资选择
利率由市场决定的意义，不单单是“有效配置”消费和投资。利率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体制，还鼓励产品市场与投资品市场彼此展开“市场信用基础”方面的竞争。比方一个服装市场和一个银行服务市场，两边都可能“搞鬼”，也就是既可能有假冒伪劣的服装，也可能有假冒伪劣的银行服务。要是服装市场的价格和银行的利率都放开，那么价格可以反映服装的质量，利率可以反映银行服务的质量。在这个体制下，要是服装市场改善其“可信程度”的努力大于银行市场，那么在服装市场上用来识别服装质量的信息成本会下降，其他交易费用也可以得到节约，因此服装市价相对于利率会下降得更快，从而刺激对服装的市场需求增加。由于那部分“可服装可银行”的购买力更多地流向服装市场，银行业要对此作出反应，非加快自身信用质量的提高不可。
倘若政府管制了服装价格和银行利率，上述“信用进步机制”就被削弱了。因为各方面提高市场交易可信度的努力和花费，不能通过市场化的价格和利率机制来获得回报。所以，但凡政府管制价格的地方，不但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考核成为政府的责任，而且市场的或黑或白，也成为行政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想想看吧，政府为了社会利益控制交易质量，怎么比得上彼此竞争的厂商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产品和交易质量？所以，政府长期管制价格的结果，不但供不应求成为常态，产品和服务质量低下、乏善可陈，而且市场交易的可靠性，比一个自发竞争的市场体系，通常也要低几个数量级。要是政府只管制利率而放开服装市场价格，那么情况就会对银行不利。因为银行优化自己信用的行为就将单方面受阻，它不能对围绕市场信用质量的竞争“还手”。这时的银行，要抢客户并赚取所谓“平均利润”，非大大搞鬼不可。
上述机制，同样作用于资本在银行和股市之间的流动。一般来讲，利率下降会将资本从银行“吸出”，流向股市，反之则反之。不过，这里讲的利率是市场利率，是在商业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与其他市场譬如股市的竞争中决定的利率。什么意思呢？就是银行与银行、银行与股市彼此在市场上竞争那些“可入A银行、可入B银行”以及“可入银行、可入股市”的社会资本。利率在市场竞争中被决定，股市的总利得要与银行利率相竞争，而银行也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才能够对吸引力增加的股市“还还手”。许多人看到美国股市发达，天下第一，就强调那里的市场规范水平世界一流。但是，问一问“所以然”就可以知道，奠定美国股市先进性的，可不是因为那里市场中人的“道德高尚”， 而是历史上的美国银行比较糟糕，鼎鼎大名的金融经济学教授米勒(Merton H. Miller)，曾经直言不讳地把美国银行业看做“美国的悲哀”。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新政”对银行业管制过度，根本不足以满足融资市场的需要。历史地看，也许可以得到另外一条MM定理：只要制度成本不为零，银行融资与股市融资之比，由银行与股市之间相对的制度先进性决定。
这个观点，至少对中国股市“不应该有的繁荣”，有独到的解释力。在股市诞生之前，你说我国的银行业是“白”还是“黑”？天下哪里见过，一家银行付给存款人的真实存款利率，可以在长达十几年里竟然是负数？你又在哪里见过如此“说放就放、说收就收”，唯行政命令是从、视市场合约如无物的“商业银行”？那天文数目般的放贷坏账，最后靠“债转股”了事，那么实际上支付给存款人的“本息”，究竟是什么？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银行体制之下，中国人还是创下了存款增长的世界纪录。原因无非一条：除此“银行”，别无其他投资场所可以满足收入增长的中国人的投资需要。股市开放之后，银行的“为渊驱鱼”总算有了一个“出口”。大批投资人被“赶”向股市，实在情理之中。摆明的逻辑是，一个“白”的银行旁边，不容易长时间存得住一个“黑”的股市。要银行与股市彼此竞争，利率松动是起码的条件。行政管制过度，金融品种稀少，金融创新不足，结果就是投资无门。因为其他机会不多，才弄得连下岗工人那点钱，都要拿到股市上试试运气。这样来观察，是不是金融市场整体的问题？
股市与股市的竞争很重要
股市之间的竞争，对于股市“进化”功不可没。看看其他新兴市场的经验吧，像所有老牌市场一样，哪里会没有人搞名堂？以中国台湾地区股市为例，纵然开放得比较晚，但是并没有证明晚开的市场一定就“白”。我有幸两次访问台湾地区，听说过那里“五鬼搬运”的股市花招，早就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两年内地股市里的黑名堂，不少好像就是从台湾“进口”来的。至于后来台湾股市的规范程度有所提高，与其说是台湾当局加强了股市管制，不如说是放松其他市场管制，特别是放松汇管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当投资人可以合法换取一些外币，并被允许到境外投资，台湾的股市就要面临国际股市的竞争！本地市场固然有种种地利和信息之便，但要是搞得“太黑”，投资人怎么还不会跑？所以，凡放松汇管的地方，股市就逐步加入国际市场“扬正抑邪”的竞争。反过来，高度汇管而又把股市搞得中规中矩，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有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反例，但是那个地方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允许资本进出的，而新加坡股市与中国香港股市相比，要差一大截吧？
联系中国内地的实际，如果汇管和资本项下流动有所放松，会不会还有这么巨大的“游资”生命不息、非在国内炒股不止？是的，到境外市场投资要承担知识不足的风险。但是，在学习可以赚钱的知识方面，中国人什么时候有落在人后的记录？退一步说，就算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懂纽约股市，总可以懂一点香港市场吧？别的股票不懂，像中国电信这样享有垄断利润的“好股票”，每月要付电话账单的内地人也不懂吗？讲来讲去，“投资人可以走”，是建设资本市场信用基础最根本的机制。“可以走”一旦成为可置信的威胁，市场中的“家伙们”就非想想清楚不可了。当然，想搞花样的人，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的，只是倘若少数人的名堂要砸行中多数人的饭碗，行业自律(自我监管)就有一个起码的基础。说资本市场“高度信息不对称”，意思就是政府和专家对于“股市名堂”永远居于信息弱势地位。所以世界上好的股市，行业自律总是规范的基础。老鼠盯老鼠，加上一只猫，门面就可以比较像样。老鼠之间互不监督，养再凶的猫，还是免不了抓瞎。
国内各类股市间的竞争，又怎么可以忽略不计？从根本上讲，股权投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产权安排，一旦投入，除非公司破产，永远不可取回。如此游戏，对筹资人固然“合适”，但怎么可以吸引投资人？于是股权投资的“永不退出”，要加上两点作为“对价”：(1)投资人享有控制公司管理人的投票权；(2)投资人可以自由转让股权。前一条涉及所谓公司治理结构，后一条涉及股权市场。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不允许市场投资人持有。靠小股东的投票权，要制约“大公司”管理人的行为，从何谈起？剩下的，唯有股权可以交易的权利。我从来认为，在如此“残缺的”股权权利束之下，讨论“投资”与“投机”的区别，是放过了问题的重点。
消灭自发性引致大风险
严重的事情是，对于投资人仅存的“对价物”，也就是自由转让股权的权利，也被大打折扣。本来股权转手，是股权持有人天然的权利。股权交易达到一定规模，集中成市，就是股市。至于股权交易会在哪里集中成市、市场会集中到什么水平、股市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最后形成一个还是若干个中心交易所、多少个地区性交易所，以及怎样一个场外交易体系，要有一个自发竞争择优的过程。一般讲来，哪里的市场可信度高、交易成本低，股权交易就会向哪里集中。所以，“股权交易成市”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被垄断。世界上发达的股市，没有一个是靠行政命令“钦定”而成，也没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荒唐事情。美国的例子，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就有若干个，纽约股市(NYSE)是一家，美国股市(ASE)是一家，纳斯达克（NASDAQ）是一家。后两家前年宣布合并，要经受反垄断法的规制，防止市场垄断阻碍交易的公正和交易技术的进步。在全国性市场之下，美国还有地区性股权交易所若干，还有第三市场、第四市场，等等。场外的“店头交易”，听起来十分“原始”吧？但是美国全部债权交易的90%，是在场外交易市场上完成的！形成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证券交易市场体系”的基础，就是可交易的股权权利得到宪法保障，各类股市间可竞争。“信用”因素在市场间竞争中积聚起来，而欺骗因素被驱逐出去。
认为由于监管水平低，所以证券交易只能按照政府命令定点的见解，是弄反了市场秩序演化的逻辑。越是“初级阶段”，证券交易越分散于“多个市场”，因为那样便于投资人比较鉴别，也便于各个市场在竞争的压力下改善市场的可信程度。几百年前的英国和美国，经验是一致的。即便是10年前的中国，股票交易刚刚起来的时候，也还是离不开地方性交易市场。要知道，“市场的信用基础究竟在哪里汇聚”，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由于信息成本极其巨大，离开市场的自发性和竞争性，还没有更加可靠的“市场定位”的办法。以为市场可以像行政官员或机构一样被任命，实在过于自负了。别的不提，过去我们多少“部级定点厂”，有哪一个成为今天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牌公司？那样“低年级的功课”都没有做好，要做“决定市场”，特别是决定证券交易市场这样复杂的功课，哪里来的把握？
比较起来，地方政府干预证券交易市场的定点，比中央政府的同样作为，胜算的机会还要略高一点。这不是说地方政府就一定比中央政府高明，而是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甲城的市场太黑，投资人可以跑向乙城。有了这一条，再加上其他种种努力，证券市场的秩序，可以上轨道。中国幅员如此之大，东边不白西边白，选择的余地本来很大。全国性的纽扣市场集中在温州、中草药市场集中在亳州，哪里是自上而下规划出来的结果？同样道理，像模像样的证券交易市场，非经过市场间竞争，才能集中到可靠性高、交易成本低的地方。耐不得“麻烦”，政府首长大手一挥，是可以快捷完成“操作”的。但是高度集中的市场定位机制，没有给自发竞争留一点余地，市场强化信用基础的努力动机就不够了。三年前，笔者和两位学生基于对淄博股权交易市场的调查，建议不要全盘关闭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回头看，我国股市上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全盘关闭地方性交易市场不无关系。
在竞争中规范
讲来讲去，投资人可以自由进出的市场，买方不会出大错。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差不多家家都要投资。股市“黑闻”，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在制度上的“供不应求”。说来不容易相信，若不是全面推进金融自由化，单就股市规范股市，就是规范到了牙齿，黑市还是防不胜防。把政府的威信过度“抵押”进股市，市场秩序又久不收敛，不是什么好兆头。愚见以为，“规范股市”的根本之道，是加强金融业的市场间竞争。当前的要点，一是利率市场化；二是松动汇管；三是开放更多的金融交易品种和市场，包括开放更多的、分层次的股权交易市场。要股市“净化”，就要在竞争中规范，在规范中竞争，在基于竞争的规范下发展。
2001年3月3日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3781909#comment 0 Thu, 24 Sep 2009 08:42:39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3781909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3696610 以郁金香的名义
周其仁
一本英文小书，封面上的两朵郁金香楚楚动人。书的标题更吸引人，我把它译做《天下第一泡沫》（The Famous First Bubbles）。读完之后，我急不可耐想要告诉读者的，是该书作者盖伯尔（Peter Garber）将举世人云亦云的“泡沫”捅了一个大窟窿。
名花也蒙羞
当今流行的“泡沫”术语，原型之一就是郁金香投机狂潮。话说17世纪荷兰郁金香球茎的市价大涨。当时单个球茎传说可以卖到 5 500 荷兰盾——那时候，120荷兰盾能买1头牛或4头猪，192荷兰盾能买2吨黄油。荷兰盾是金币，5 500个货币单位含黄金110盎司，以现今的金价计，值33 000美元！而在“泡沫破灭”之后，球茎价格狂跌到不足“盛市”时的十分之一。古老相传，投机狂炒的众生相被简约成一个专用词——“郁金香狂潮”（Tulipmania）。
连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也收入了有关词条，虽然撰写人承认，“理论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同意的定义”，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许多专家认为，“泡沫”可以直接由“郁金香狂潮”来定义，或者反过来也一样。“郁金香狂潮”使人相信，个人理性一旦进入市场就不再可靠，倘若没有政府的管制和学者的劝诫，自由市场注定要在疯狂中终结。
少见多怪是规律
唯有盖伯尔出来问了一句：真有“郁金香狂潮”这回事（Was This Episode a “Tulipmania”）?他系统收集前人著述，考证当时的买卖合同与拍卖记录，一番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调查之后，结论是：所谓狂潮云云，不过是少见多怪。
原来郁金香的品种非常多。名贵的上品和大路货各有各的买主和市场，市价不可同日而语。最名贵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上涨由巴黎的时尚需求驱动，那时法国贵夫人和名媛流行的是用新鲜郁金香——一年的花期不超过7天——来做服饰。作者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当时最别致的郁金香在巴黎单支卖价1 000荷兰盾。
郁金香花可以用种子栽培，也可以通过球茎——中国读者可以想到水仙花的球茎——培植。“球茎法”不但一年即可得花（种子法要7—12年），且能用一种“马赛克病毒”来“破裂”（breaking）而成奇花异卉。从经济的角度看，花可以卖钱，球茎当然就是资产。年收入1 000荷兰盾的资产值5 000荷兰盾，正如年租金1 000元的房产值5 000元，这算不得离谱吧？
要知道，时尚永远以异为贵：那些独到的新奇品种刚刚问世的时候，市场的出价总是疯狂。就是在当代荷兰，一个罕见的百合球茎的成交价你猜是多少？1987年的一个记录是100万荷兰盾！这相当于1999年的69万美元——整个一栋豪宅。
不过看似疯狂
其实，在1637年2月前后市价波动最剧烈的，不是名贵花种，而是大路货。根据盖伯尔艰苦觅得的资料，1637年1月，一磅半重的“维特克鲁嫩”（Witte Croonen）球茎市价为64荷兰盾，但到2月5日就达1668荷兰盾！然后直线下跌到起价线以下。一个商品的市价在短期内涨跌20—30倍，难道还不够疯狂？
够疯狂。不过事出有因。盖伯尔报告了几点。第一，郁金香球茎每年9月栽入苗床，来年4—5月发花，6月移出，因此在9月至次年6月间的价格均为“期货”价格。第二，1636年中一大批非专业人士涌入大路货市场。第三，“新人们”做生意的方式不同于传统规矩：（1） 基本没有书面合同；（2） 不要公证人；（3） 接单无须交纳定金，只需每单付1—3荷兰盾的“酒钱”（wine money）；第四，这些比较“野”的交易，地方法院不提供履约的法律服务。就是说，这些“风中交易”（wind trade）的喊价是用来撞大运的，买卖双方都不当真。据记载，1637年2月之后，“卖家”要求“买家”按当初定价的3%—10%付账而不被理会的，所在多有。
至于那些中规中矩的生意——主要是名贵球茎的交易，价格下跌的幅度要小得多。证据显示，几种稀有品种球茎在1642—1643年的市价约为其1637年2月顶峰价的16%—30%。就是说，年度平均跌幅在24%—35%，与后来18世纪郁金香球茎市价的长期变动幅度相似。
三人成虎，中外皆然
这本小书的厉害之处，是顺藤摸瓜，追查这个现在已经举世闻名的“故事”的来龙去脉。说来由不得你不相信：全部现代著作关于郁金香狂潮的描述，皆来自一位M先生(Mackay)1841年一本书里的7页。这本书抄袭了另外一位先生关于哈尔勒郁金香市场的记载，后者除了援引一个英国旅行家——他1705年到过当地，对70年前发生的投机传闻不过在日记里记了一句话——之外，全部摘自一本叫《G&W》的小册子。经考证，《G&W》系荷兰地方当局编写，旨在规劝人民远离投机活动，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抽烟有害健康”或“股市有风险，入市要谨慎”。
让我长话短说。直到本书作者1989年发表关于“郁金香狂潮”的论文前，没有人整理出一份比较完整的时间序列的郁金香球茎市价变动表。更没有人系统地区分清楚种种不同的郁金香球茎——以及各种不同的交易和价格——的实际含义。人们宁愿复述、传播甚至再创作“郁金香狂潮”这样一个“模式化的事实”（stylized fact），并以此为基础，产出更多的术语、理论、模型、推理、管制大计和道德规劝。
读完本书，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对“泡沫”的定义：基于对实际交易情形的无知而无法解释的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让我说明，“无知”不是罪过，我们甚至不必为之难为情——承认无知毕竟可以刺激求知。问题是，为什么要给无知包上一件“大有学问”的术语外衣，还偏偏要以美丽的郁金香的名义？
（限于篇幅，本文对盖伯尔关于密西西比和南海投机案更加精彩绝伦的调查一笔未提，有心的读者请读原作。）
2002年5月20日 ]]>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3696610#comment 2097152 Wed, 23 Sep 2009 08:45:56 GMT http://622007815.qzone.qq.com/blog/125369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