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萧功秦]]>

<![CDATA[萧功秦]]> http://622007818.qzone.qq.com Sat, 28 Nov 2009 16:54:17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Fri, 28 Aug 2009 09:23:53 GMT <![CDATA[萧功秦：再造“公民社会”]]>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433
新民周刊年25期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
　　
　　邓玉娇的行为当然是走投无路，如果她有一个很好的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她为什么不用？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里，这样的方法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除此之外，她想不出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类似的还有刘某黄事件（6月15日，东莞民工刘某黄因为迟迟拿不到工伤赔偿试图自杀，被劝阻后，与工厂的台商高管发生冲突，持刀杀死二人、杀伤一人——编者）。这个事件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渠道不畅通造成的。这样的事情看上去是偶然的，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不健全的制度必然造成非理性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民众对他们抱有很深的同情。很多这方面的同情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引发一种愤青式的偏激，也有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在“邓玉娇事件”中，同情的舆论力量起到了正面的制衡作用。和司法的独立一样，网络发达产生的民间独立的舆论的压力，它的正面意义在孙志刚事件中已经表现出来了。SARS事件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处置，也和网络的声音有关系，一直到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瓮安事件的暴露和“邓玉娇事件”，网络的正面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因为民众从来缺乏宣泄的渠道与机会，在一个网络完全开放的形势下，非理性的声音有一个井喷时期。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考验：你有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容忍这个井喷期，有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在这个井喷期也能够不动摇地保持网络开放，度过这个难关？
　　
　　不能说有这个井喷期就拒绝开放，你越拒绝就越严重。这个井喷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能不能安然度过，不光是一个决心的问题，还要有非常高的技巧。
　　
　　在应对网络舆论的过程中，政府行事公正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公正，你把事情原原本本、不加隐瞒地说出来，理性的声音就会成为主流。如果信息透明，当政者自己对自己执政的要求要高，没有理由认为网民是不讲道理的。从汶川地震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网民是很可爱的。尽管由于历史的遗存，网络上有负面的、情绪性的东西，但如果处理得很好，就会得到正面的结果——邓玉娇的事情，最近不是淡下来了吗？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网络上的愤青情绪无限放大，在网络上愤青情绪占很大比例，但不代表社会上的人都是愤青。因为理性的人大多愿意接受信息、获得信息，不愿意发表言论，他是“潜水派”；激进的人往往喜欢发言，称为“灌水派”。“灌水派”的意见未必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意见，所以不要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不能因为这种假象而引起过度反应。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我周围的学生很多，他们都是网民，我接触下来，其中理性的占多数。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有中间组织。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没有公民社会，民众生活在一个政党的基层组织里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几乎就是一个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眼下一个有益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直接选举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不经过这一步，民粹主义的革命就会被创造出来。■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433#comment 136315392 Fri, 28 Aug 2009 09:23:53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433 <![CDATA[萧功秦：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348
　
　　记得10年前，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的时候，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现“急诊室效应”。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但从这10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又很危险。这是一个两难。另一个两难是政府对官员的约束能力非常弱，第三者又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笔者和“危机派”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这些年发展还是不错的，国家的力量和组织能力还很强，中产阶级发展也比较快，整体上谁也不希望大乱，民工也不希望乱。没有谁希望成为绝望阶层，这是个好事情，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识还是存在的。适当进行政府改革，把严重的问题缓解下来，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船好调头，大船很难掉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充分理解它的困难，给政府更多的时间。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苏联模式的代价太大了，事实证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没有因为建立民主政治就安定下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地方“苏丹化”

　　
　　笔者始终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是，县一级的公、检、法的经费完全是地方供给的，也就是把地方的公、检、法完全置于县政府的手里，一直没有分开。

　　
　　这是一种最落后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都知道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巡按使、监察使这些巡视地方、监察地方的官员，其官薪和任免都掌握在朝廷手里，它是一个垂直的系统，和地方完全没有关系，才能够超越地方利益，发出正确信息，进行有效监督。古人早就注意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解决？为什么难度就那么大呢？而且要改变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地方遭到的反对声音就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掌握这个权力实在太重要了。

　　
　　这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他要干一件坏事情，他会找黑社会去做，因为黑社会有求于他，黑社会搞砸了，他让公安去解决，公安解决不了，让检察院解决，检察院解决不了，让法院去解决。他有四道关口，这是多么大的安全系数。实在解决不了，他下面还有保底，上面还有保护人。这种结构可称作“庇护网结构”。公检法成了“庇护网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记得，改革初期中央领导已经注意过这个现象。有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县委里面近亲繁殖现象已经很严重了，有个笑话说，县委开会，一个常委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30年了都没有解决，反而盘根错节，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地方“苏丹化”现象。

　　
　　“苏丹化政权”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政权的权力运作是任意的，官员把自己的管理范围当作私产，利用一种朋党的方法进行统治，形成比附网结构来自我保护，从而导致非法行为的收益极大、成本极低、风险极小。这种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更加明显，因为它的机会更多。解决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国家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法治约束、公民社会、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但在中国都不具备。目前我们正在受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反而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3000万的矿山，你100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在一个公民社会或者说传统的市民社会极度缺乏的环境里面，市场经济将会极大地刺激地方保护网的形成。现在改革的难度真的很大。

　　
　　“白老鼠过迷宫”

　　
　　在常态下，官僚文化的特点是喜欢平庸。官僚对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秩序的建构者和执行者，我们那么需要秩序，所以官僚不可缺少。

　　
　　但是中国处在过渡时期，又需要一种创新精神。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官僚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特殊的反淘汰机制。其特点就是要把有棱角的人去掉。所谓的官僚病，就是指它喜欢平庸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创新的时候，官僚文化难以提供这种创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绝地反击的时候，官僚体制才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人物，但那个时代一过去，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任何转型都是不完美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出现一个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事故高发地段”。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都是它们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但是它们都解决了。中国也应该从历史上看到信心，以试错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度不能靠在头脑里凭空设计，制度设计是一个试错的结果，笔者比喻为“白老鼠过迷宫”。白老鼠要走出迷宫，它的智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不是预先设计出一个最佳的走出迷宫的道路，它是在不断的碰撞当中，找到一条走出迷宫的道路。这就是试错。

　　
　　中国的政府应该特别容忍有试错的机会，通过试错来解决问题。不允许试错是不可能凭空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关键是试错的机制要发达；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弹性的考虑，而不是用简单的一刀切的办法来限制别人。

　　
　　但眼下试错的动力在递减。改革之初，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还不如一个鸡蛋，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那时候的改革是绝地反击。而今天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的动力在递减，加上社会渐入小康，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民间力量参与政治进程、推动改革的能力也在递减。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熏陶，没有懂得谈判的可能性，一旦和政府发生对立，就是你死我活，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不用强制手段，越强制反而越强化民众的道义感。为什么多年来就这样？因为你没有试错机制，意识形态创新能力薄弱，没有任何新的话语。

　　
　　找回常识理性

　　
　　笔者提倡一种常识理性和世俗理性，也即超越意识形态的、超越教条的思考方式，它追求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达到一个有效的目标。常识理性能让人们摆脱愤青情结，形成健康的民间制衡力量。一旦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就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制约。

　　
　　这种常识理性是中国所缺乏的。包括现在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当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子。后者假定西方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之所以搞不好，就是没有按这个制度办事，把这个制度变成了一种信仰。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它需要哪些条件，为什么落后国家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都不考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意识形态思维。前者的问题同样严重。

　　
　　重新梳理100年来的历史需要常识理性。为什么清末新政失败？为什么立宪运动失败？为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为什么袁世凯的威权政治一度能够保证社会秩序，最后还是失去了控制？为什么红色革命一度那么具有凝聚力，最后会走向极左的道路？根据当时的条件、环境，从常识理性去梳理这些问题，这种梳理反过来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代问题。

　　
　　理解现实问题也需要常识理性的帮助，不要走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是有一个中间组织。

　　
　　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49年之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民众生活在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里面，没有一个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为什么没有跟上来呢？可能政府害怕这个东西形成对抗政府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笔者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中国要避免民粹主义的前景，眼下比较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政治生活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正面意义。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时，很多公益组织都存在并且有效地运作了。政府对此还有很多疑虑，但砍掉有形的组织，砍不掉无形的东西。不让它存在，黑社会和地下宗教组织就会来接管、整合这种力量。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很严重的问题。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348#comment 136315392 Fri, 28 Aug 2009 09:22:28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348 <![CDATA[小学生活的回忆]]>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119
　　一我是一九五三年进上海昆山路小学的，小学紧依着昆山路上的一个小教堂“景林堂”。我们学校的礼堂就是景林堂的布道大厅的底楼改建而成的，建国前它就叫景林小学。我们就在这个用教堂的底楼分隔开的教室里上课。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2006年，我在台北国史馆阅读蒋介石档案时，才十分偶然地从档案中得知，1927年11月17日，蒋介石就在昆山路上的这个景林堂的礼堂里做过礼拜。十几天以后他与宋美龄在上海成婚。不久前，我回到虹口区旧居旧地重游时，才注意到景林堂门口墙上已经嵌上了一块大理石板，上面介绍说，宋氏兄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早年就是这个教堂的牧师。这时我才弄明白，当年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堂里来做礼拜。这些有趣的典故都是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我敢说，从读这所小学时开始，当时和以后的所有的校友与任教的老师，谁都不知道，在不同时期，蒋介石与宋美龄与我们曾经坐在同一个礼堂里。
　　五十年代的小学生比现在的孩子要快乐得多，学校与家庭生活中都没有多少压力，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区分，在家长、学生与教师心目并没有占有那么严重的意义。我是在六年级毕业前填表时，才临时决定把华东师大一附中填写为中学的第一志愿的，因为我的好朋友填写了这个学校，我不愿意与他分手，于是就跟着填写了这个志愿。此前也没有与家长，即我的姑姑商量过。考上了，我与姑姑也没有觉得特别兴奋，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一不留神”才考上重点中学的。当然，华东师大一附中是全市重点，对我此后的影响确实不少，但这是后话。
　　由于小学里的功课不多，我很早就喜欢上了读小说。刚没有识多少字，就要去读那些满页都是生字的小说，只能是半猜半读，居然也读了下去。当然，那时我心目中不知道什么叫文学，我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平妖传》，接着就读了《封神榜》，那还是四年级的事，这部小说的内容大多淡忘了，只记得特别羡慕那个反叛的小英雄哪吒踩在脚下的火轮。记得在读最后几章时，我就越读越慢了，因为我不想读完它，我有一种不愿意与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即将分手的恋恋不舍的感觉。接下来读了《水浒》、《说岳全传》，读这些书当然是不求甚解。五年级时，无意中被姑姑放在她自己枕头下的雨果的《死囚末日记》中的精美的铜版插图所吸引，忍不住读了下去，那位死囚在生前对生活的留恋，对青年时爱情的回忆，对死亡来临的恐惧，我至今还忘记不了，这部小说让我有一种深深的窒息感，它甚至浸透着我的心身，我几次想读下去，又没有勇气往下读，最终仍然没有读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就叫做感动，这就叫文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但这似乎也并没有使我幼小的心灵有什么伤害，并没有“中毒”太深，也许是现实生活本身太丰富了，也许文学小说的多样性，使我同时又被其他同样精彩的故事吸引过去了。
　　到了六年级，我居然还读完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我当然完全不可能理解小说复杂的内容，更不理解主人公对话中的冗长辩论，但不知怎的，我觉得那种辩论似乎很美，还不求甚解地知道到了一个新名词“黑格尔主义”。我问来上海探亲的正在读清华建筑系的二哥萧默，什么叫“黑格尔主义”。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不愿意放弃这个好听的名词，在与同学争辩时，就会学着小说主人公的口气，指责对方“你是黑格尔主义者！”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又不好问，怕被我笑话他无知，一时语塞，我就得意起来。不过有一次，我与一位机敏的同学缪申争论，他突然拍拍手，反问我“你说说，什么叫黑格尔主义？”这回轮到我脸红了，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对理论的爱好是不是在那时不知不觉中，在阅读大人的书的过程中就种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靠的不是别的，靠的就是我享受到的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那时，我们有很多的空闲时间，老师与家长也从来没有想到对我们采取题海战术，来磨厉我们的考试竞争力，我们生活得自由而快乐，每天下午放学前，广播里就会播放一位小女孩唱的《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的肥大，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那优美的旋律，那女孩舒展的、悠长的、单纯的、无忧无虑的歌声，永远地种在我的心田里。那时，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我们生活中并没有政治，没有革命，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后来我们民族经历种种苦难，我们天真无邪，只知道生活就是这么样的，正像《我们的田野》中歌唱的那样。
　　二那时我们个性发展得很自由，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在上课时直呼一位教地理的女教师的姓名：”张婉英老师！我要发言！”而且声音很响，于是老师让我发言了。不过下课时她把我叫了过去，问我为什么不称她张教师，而是直呼其名，我说，我是在读苏联小说时得知苏联的学生都是这样直接称呼老师名字的。这位地理老师也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以后还是要称她张老师，不要称她名字。
　　还有一次，也许是三年级，我突然在上课开始以前，要求班主任经广雪老师让我发言，经老师允许了，我兴致勃勃地上到讲台，向全班同学说，我现在每天早上用的是儿童牙膏，这种牙膏是专门为我们儿童生产的牙膏，甜甜的，香香的，大家都可以让爸爸妈妈去买来用，真的非常好！于是全班同学都兴奋起来了，好些同学都举手要求发言，一位姓李的同学争取到了机会，也上台介绍他所知道的什么东西，他说的是什么我忘记了。那时的老师很宽容，也没有想到要压抑我们这些小学生的表现欲，一切都那么自然。
　　到了五六年级时，我们的表现欲就越发强烈了，我与好朋友缪申决定要比试一下我们的辩论能力，于是我们决定上街去找人辩论。具体沿街找人辩论的过程都忘记了，但却记得我们最成功的辩论，发生在学校不远的百官街上的“少年之家”（当时区少年宫都称为“少年之家”）。我们要进“少年之家”去，但这一天并不是活动日，并不对外开放。我们一定要进去，看门房间的老伯伯只好去把少年之家的主任找了过来，我还记得那是一位高个子的男老师。他问我们进去有什么事，我说“我们要回家”。我们的理由是“既然这里是‘少年之家’，我们是少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回到自己家里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高个子老师并没有训斥我们，只是说你们要进来就进来吧。我们两人胜利了，高兴地进了空无一人的少年之家，看了一圈，觉得索然无味，就出去了，其实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辩论水平而己。
　　我要说一说我在小学生活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在读三年级时，被学校推选为上海少年儿童的代表，与其他上百个小学生一起，登上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正在上海友好访问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巡洋舰，在军舰上与苏联海军叔叔联欢。我记得我们这些小朋友被苏联海军士兵们包围着，一个叫鲍里斯的海军从我身后把我高高地举起。不知谁塞给我一束鲜花，我举起花束使劲地摇晃着，引来了许多闪光灯。我们在军舰上跑来跑去，兴奋极了。鲍里斯还带着我参观了他的卧室，他在自己的床前做了一个睡觉的手势，我却误以为他要我睡觉，忙着摇手。他反复地做睡觉的手势，我反复地摇头。他还带我去了舰上的司令部办公室里，记得那个大堂里都坐着一群穿白制服的、佩带着金色肩章的光头的老将军。我戴着鲍里斯的海军军帽，进门向他们敬军礼，他们也高兴地把我这个中国小朋友抱了起来。两小时很快要过去了，我不愿意与鲍里斯分手，不让他看到我在伤心地流泪。分手的时间到了，鲍里斯向一位军官讲了几句话，军官简单回答了几句，鲍里斯就把他那顶帽子送给了我，我流着泪与他告别。这顶有着烫金俄文“苏联太平洋舰队”字样的海军无沿帽，成为令全体中国上舰小朋友最令人羡慕的纪念物，一直被我珍藏着。
　　回到学校后，校长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我在军舰联欢的经历，我讲得是眉飞色舞，同学们听得是津津有味。尤其讲到我害怕鲍里斯让我上床睡觉的事，全场的老师与同学都大笑起来。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没有发言稿，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当然，也更不懂得讲什么套话，能在几百个同学老师面前，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半个多小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束，没有条条框框，一切都顺其自然，按一个孩子的天性，把他自己眼睛里看到的新鲜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想告诉的人们，就像给弄堂里的小朋友说话那样自然。现在想来，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这种胆量与自信，这也是当时更为宽松开放的教育文化环境所赐。它给予了我这样孩子以充分表达自己所见所闻的机会与可能性。
　　三许多年过去了，小时候的生活已经淡出记忆，然而，小学生活却给予我一生中受用不尽的东西，那就是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中，我获得了培养与选择符合自己个性的兴趣与爱好的机缘，养成了对未知世界与知识的好奇。我相信，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有一个在性格与知识方向上的可塑时期，只要我们不要用功利的竞争心去压抑它，摧残它，它就会在园丁的呵护下，自然地生长出来，就像是春天花园的小苗一样。记得歌德说过，“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没有它，就不能想象什么是才能。”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就是一个能把孩子身上的勇敢的种子发掘出来的制度，就是能把每个孩子身上各自的特殊潜能自然激活的制度。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在反右斗争与大跃进以前的五十年代中前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孩子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就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之一。（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进入高年级时，社会上发生了反右斗争与大跃进的悲剧，这种浪潮当时尚还没有直接波及到我们上海的多数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当下教育困境有着种种抱怨，这会使我不知不觉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拿来与现实对比，两年前，我曾收到四川亲戚一个孩子的信，他正处于我读小学同样的年龄，我就这样写了一封给他的回信：
　　我们家的人就是很特别，不爱钱，不要享受，只追求知识，并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一定要把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要喜欢读书，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对知识的兴趣。我们在小学时功课没有那么多，大人也管得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这样死板，所以我能从小就发展出自己的兴趣。好多书我在都在中学以前都读过了。这时就会产生了对知识与世界的好奇心，并把这种好奇心带到了青年时期，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我在工厂里当了十二年工人，生活虽然苦，但始终充满的乐趣，就是有那么多书陪伴着我。只有真正对知识有了兴趣，你才会觉得读书是多么有乐趣，才会理解运用知识可以使自己心胸与视野扩展得越来越远。说实在话，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是很失败的，老师早就把孩子们的求知欲与创造力都扼杀了，希望你能在小时就能多少知道这一点，并一直把对知识的兴趣保持下去。
　　虽然信发出去了，但我确实对这封信能否启发他影响他缺乏信心。后来我寄给他一些童话故事书，不过他太忙了，无穷无尽的作业压得他连给我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更可悲的是，我后来还得知，他们四川那个地方的孩子，每学期都要交数百元的课外辅导费给学校，才有可能参加假日或晚上举办的各类学科辅导班，没完没了地从这个班到赶到那个班，只有这样，才被允许听老师在正课上有意省略不说的知识要点，并获得分数合格！（据说，他们那里每个任课老师可以用这个办法一年可挣到二三万元……。）没有想到，现在的这些孩子不但成为老师的家长式权威下的驯服工具，而且进而成为某些老师敛财的方便工具，实在令人悲哀。如果这些孩子知道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与他们如此不同的童年，他们真会羡慕死了。即使他们听到当年那个小女孩用童稚的嗓音唱出的《我们的田野》，他们也不可能有我们那种亲切的感受。
　　四我们社会的教育体制已经变成了一种谁也奈何它不得的巨无霸，我们这个民族正在进入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怪圈而无以自拔。我们的教育能不能返朴归真？令人忧虑的是，一代又一代老师在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就生活于这种不正常的教育体制的束缚之中，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连他们自己都不能体味自由的教育是什么一回事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跳出这个教育陷阱？
　　我现在能做到的，只能是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我想告诉人们的是，并不是只有发达的西方国家才有比较宽松自由的教育文化，在我们共和国的教育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宽松自由的时期，一个能让孩子们享受着生活并发展自己个性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孩子们的好奇心，自信心，对生活的自主的感知，对未知世界的体验的乐趣，都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茁壮地生长出来。
　　我曾在不久前，给某中学的同学做过了一次历史演座。我在开场白里说，根据我多年的体会，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在知识领域达到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是人皆有之的，只要诱导它，就会自然发育出来，第二境界，是从知识中获得的陶醉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识中的陶醉是人生中最美的陶醉。第三，由此而上升到更高的层次，那就是思想力，那是一种经由知识与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解事物的能力，一种应对挑战的能力。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种天生的朴素的好奇心，好的教育会呵护它，使它上升为陶醉感，并使这向思想力发展。一个民族能不能在文化上真正走向复兴，就要看我们的教育制度大多大程度上能为学生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环境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再回到那里，无忧无虑地歌唱着：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119#comment 136315392 Fri, 28 Aug 2009 09:18:39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51451119 <![CDATA[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38727470 萧功秦：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陆阳阳(实习生)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几年前，萧功秦《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一文曾产生广泛影响，他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
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萧功秦：这几天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不高兴》相关网页，几周以来，居然已经达到200多万网页，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们鼓吹的其实就是一种高调的、虚骄、激进的民族主义。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是我的多年朋友，被这本书点名批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了，虽然，我并不同意《中国不高兴》中的许多观点，但作为中国正在发展的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它的存在，以及与其他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至少能够起到思想碰撞的积极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或民族来说，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同质化。不同声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思想的相当碰撞与制衡，对于丰富我们民族的思想能力是有正面意义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心。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书名的抢眼(当然作者也不得不为此要付出给部分读者第一眼的负面印象的代价)，也包括精心的商业策划或“炒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力求回答当代中国人如何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处之道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抓住人心，是因为最近30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民族确实比过去强大了，于是，百年屈辱后的中国人有一个应该如何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
《新民周刊》：本书的作者之一宋强称，他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来界定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此你如何看？
萧功秦：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特点，来自外部世界刺激与压力，会刺激中国人百年来的历史屈辱感与历史的悲情，这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就会被激活，如果外部世界的刺激消退，这种民族主义反应也会随之消失，例如1999年的“五八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都可以作为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实例。
然而，这本书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不能用我原先的观点来解释了，从总体上说，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比过去要温和多了，尤其是金融风暴以来，西方更有求于中国，各国都显得放低状态，希望与中国友好合作，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与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表现出高调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很难用反应型来归纳。我认为，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将在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继续存在下去，外国人要学会与中国民间的这种非反应型的民族主义长期相处。
这种新民族主义有什么特点呢？它的要害是，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外部敌手”，这一点被作者们视为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作者之一王小东兄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一个物种，没有外部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他从社会生物学中为这种新民族主义找到了根据。他还认为，中国现在并没有多少“选择压”，所以“大家自我感觉很好，可以混，这样就不可避免会衰退”，特别有意思的是下面这句话：“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不知道小东兄是不是认为，为了我们民族的强大，中国有必要在缺乏“选择压”的情况下，也去追求或制造“选择压”呢？
我想，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外部压力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压力，理所当然就要制造出这种压力来。如果是这样，那就相当可怕而且危险了。我非常非常希望作者们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比他们更激进的、更“愤青”的人们呢？他们完全可以沿着这一逻辑推论下去，是不是到了那时，作者们说，我们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了呢？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我看到了一种很可怕很危险的东西。它离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其实已经不远了。
小东兄是在十多年以前就致力于倡导中国民族主义的，我不怀疑他的学术真诚，但如果一位思想者真诚地献身于一种带有危险性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思潮又会把一个刚从百年苦难中获得繁荣的机会的民族，重新引入苦难的深渊，那就来不及了。
也许各位作者朋友会说我把问题讲得太重，他们决没有这样意思，他们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安逸，但关键是这种民族主义内含的逻辑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它会放出魔鬼而收不回它。因为，压力是一种强加于你的东西，而“外部选择压”则是你主动要选择的东西，前者产生的反应是自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向外进攻。而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就是一回事，不信你把全书读一下，就会感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外强中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说它外强，是表面上很有气势，说它中干，因为它除了给愤青们以“精神胜利法”的安慰外，并没有大国的宽厚雍容的文化底气。
应该说，从建国到“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外部选择压”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大得多，“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充斥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空气中，但中国并没有在那时繁荣强大起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还不如母鸡生的半个蛋(每枚一毛一分钱)，相反，中国现在恰恰正处于受“外部选择压”折腾最少的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国却以每年10%增长率发展了20年。我们刚刚安逸了几年，“新爱国主义者”们总觉不习惯，总觉得我们折腾得还不够。
刚长出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
《新民周刊》：既然如此，但为什么许多青年人对这种新民族主义表示认同呢？
萧功秦：两年以前，我在法国巴黎参加“中欧论坛”的讨论会，其中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学者谈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近年有所上升，他说的一段话对我很有启示，他说，由于中国人百年来长期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他们觉得中国崛起了，我们已经有力量了，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可以一吐为快了。
我想，这一对国外中国留学生的心理观察很有启示性，其实，这种心态在国内民间也很普遍，“大凡物不平则鸣”，现在有了条件就要“扬眉吐气”地鸣一鸣。这是人之常情，其实，那些受过屈辱而后来又突然崛起的大国，例如印度民间，现在也有类似的社会心理表现，中国人中这种社会心态，是“不高兴”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不高兴”派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者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这种社会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谁把民族主义的旗帜亮得更高，更鲜明，谁就会获得更多的听众与读者群。
应该说，这种存在于民间的“扬眉吐气”情结与心理，是正常的，自然的，合理的，也是一个国家可以运用的民族主义资源。但如果它被一种错误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所引导，并带着去寻找“选择压”，那就很不妙了。其实，民族主义思潮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被某一极端主义煽动与利用而走偏。
事实上，从《中国不高兴》一书中一些论述来看，作者们也意识到这种民间的长期压抑的“扬眉吐气”心理是一种可动员的力量，宋晓军认为“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着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作者们试图与青年们形成这样一种互动，共奔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前景，例如，本书提出，“中国下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决定中国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要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等等，这些都表明作者们试图把民间朴素的百年“扬眉吐气”情结与一种更带主动进攻性的“新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其理论基础是“弱肉强食”普世论与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社会生物论”。
《新民周刊》：《中国不高兴》让人联想到13年前的那本《中国可以说不》。你怎么看这两本书背后各自蕴涵的深意？
萧功秦：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可以说不》与《中国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前者带有更多的反应型民族主义特点，后者则具有了主动进攻型民族主义特征。概言之，它力求把中国民间存在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扬眉吐气”心理情结，整合到其旗下，通过民族主义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来实现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的原则支配下的民族“大目标”，书中多次提到这种“大目标”，虽然有时语焉不详，但其基本精神则是：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普世性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反复告诉读者，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在手段上，它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即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的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一切办法的主义，这些已经决不是什么反应性民族主义了。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我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概括这种民族主义特点的词。暂时就称它为“寻找敌手”的民族主义。但它比13年前的民族主义更危险，更具有挑战性，这是因为它只是初中生，却充满古老的陈旧的诗情梦幻，它涉世未深，却又精力十足，它还没有长出胡须，却充满总想引人注意的虚荣心，总想在街头惹事生非，而且与孩提时代不同，它也确实会给当家的大人(政府)与邻居(国际社会)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在中国转型的道路上，我们开车正处于事故多发地段时，它会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把国际交涉中的小问题，变为大问题，把“和谐共处”变为“零和游戏”。并且还高调地处于话语优势。它毕竟现在还是乳臭未干，但如果长到成年人而仍然如此，很可能就更麻烦了。
走向理性温和化是中国民族主义大趋势
《新民周刊》：那么，你认为，民族主义的利弊何在？
萧功秦：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然而，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激情的一面，它又是双刃剑，对于当政者来说，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动员民众支持国家的天然政治资源。尤其是国家面临外部危机，国家意识形态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社会上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而主政者为了民族利益而又主张理性妥协的温和立场时，这些虚骄的民族主义者们，就会把政府的理性行为解读为退让、投降甚至卖国行为。这将极大地挑战政府权威，威胁政府统治的正当性。
甲午战争就是一个显例，中日海军吨位看上去似乎差距不大，但中国的军队的训练水平与指挥实战水平却远逊于日本，然而当时中国的士绅官僚中的清流党民族主义者，却掌握了话语霸权，控制了“政治正确”的标准，在毫不了解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鼓吹“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这些虚骄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即“不高兴派”的老祖宗们，对清廷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慈禧太后也怕“得罪老祖宗”，于是被迫选择了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中国从此进入民族危机的深重苦难时代。如果今后某年某日中国南海某一海域出现擦枪走火，高呼“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的肯定就是这些“不高兴”们。诸位如果不信清流党张佩伦之流与“不高兴”派的血统关系，到时候就看吧。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中国近几年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了怎样的表征与趋势？
萧功秦：尽管我对激进的高调的、“不高兴”派的民族主义者抱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我并不认为这种思潮会成为主宰中国的主流思潮，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长焦距来看，从中国国民走向成熟的整体趋势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大趋势是走向理性温和化。
首先，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力量。他们具有稳健性，不喜欢走极端，他们的政治态度是温和的。
其次，中国的政府也比较成熟了，政府也直接感受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性质，并意识到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笼罩社会的“话语霸权”，很可能会挑战理性的和平发展政策。民族主义的失控会引发连锁反应，主政者们也有意识地对民间进行理性的引导。
第三，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国际关系上，西方表现出来的与中国更为合作的态度，这也淡化了中国人原来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些对立或抵触情绪。不久前，一位在中国呆了两年的美国的外交官曾亲口对我这个当年老校友说，他说他发现中国人是很爱好和平的，西方人根本不必对中国发展与所谓大国崛起感到担忧。他要把这一点回国后告诉美国人。可见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已经有了成效。开放的环境不但使中国人，也使得外国人更加了解对方。
最后，中国国力的增强，让我们民族自信心也增强了，我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平和了，我们的悲情主义会更少了，反应也不会那么过度了，我们的态度会更坦然、更从容。其实，我们不必沉浸于历史上那种悲情民族主义，我们要相信，以我们目前的力量，足以保卫自己。但即使中国自身力量强大了，我们也不必张扬。真正成熟的大国不是以强凌弱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38727470#comment 136315392 Fri, 03 Apr 2009 02:57:50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38727470 <![CDATA[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31839049 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

　　编者按：有人曾要求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领军人物萧功秦，在一分钟之内把新权威主义表述清楚，他如是说：“只有在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引导下，形成的政治稳定，才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多元经济的发展，才能形成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明晰化，以及利益主体互相之间协商精神与妥协的游戏规则，这种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关系，才是民主的真谛。”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路径与逻辑，才是新权威主义的精髓所在。
　　和那些期望一蹴而就的改革“激进派”不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是一个温和、稳健的思想者。他沉醉于历史，习惯于用长焦距来探视改革。他心地从容，珍视改革的每一个脚印，他相信渐进的力量。他总是愿意作纵向比较，如此一比较，他就觉得现在已经比过去进步太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过来人，对于中国的变化，他已经“太感激了”。
　　萧功秦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的多元性，让他的观点有了表达的空间，并且得到社会的呼应。在二十多年来的不同意见的争鸣中，自己的思想得到了磨砺与深化。萧功秦说，他的新权威主义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中国百年历史的研究，得益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提供的问题意识，以及现代中国文化多元化与思想界的宽容，得益于改革开放形成的社会多元化。改革开放提供的空间也许还不如希望的那样宽松，但已经让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将自己的感受、感悟贡献给社会，他认为，这是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成就感，这是其他时代与其他国家知识分子所不易享有的。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30年，您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萧功秦：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30年最使人满意的变化有诸多方面：经济非常快速地增长，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整个社会的微观个体的竞争力被激活，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地增强。过去的民族主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形成的一种高调的凝聚力，它并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而现在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中国国力的真正强大唇齿相依，而且我们和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百年来的中国人从此才有了一种真正的安全感。从辛亥革命以来的长焦距来看，中国找到了一条走向富强的现实的道路。

　　时代周报：有人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您认为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
　　萧功秦：前现代国家这个提法不太全面，这个现代化的含义实际上非常单一，其潜台词就是只有多元民主才称得上是现代国家。我以为现代化国家不能以多元民主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必须和经济发展、社会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们的教育水平、法制观念相结合。在其他条件还没成熟的时候，如果超前地实行多元民主化，你能说这样的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吗？应该这么说，我们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

　　时代周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总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应该同步进行，对此您有何见解？和民主印度相比，我们的现代化道路有何不同？
　　萧功秦：政治经济学、政治发展理论以及历史的大量事实证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落后的后发展国家，都没有那种经济和多元竞争民主政治同步发展的成功的先例。即使是印度这样的经济落后而民主政治似乎“运作良好”的国家，在多元民主制下，许多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都无法进行。比如国家想颁布一个法令，想要特权阶级出让一些利益，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使得特权阶层已经凝固化了，重大的改革在议会里都无法通过。中国走了一条比较合理的发展道路，运用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社会经济结构多元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强势政府起到了比韩国“凝聚性国家”更明显的经济整合功能，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进行民主的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正处在政府引导性的发展阶段。从新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历史选择。

　　时代周报：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来回溯30年，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概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萧功秦：在我看来，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可以被认为是第一阶段，我称之为全能主义新政运动，用全能主义的政治资源来推进经济改革。1978年以后，由元老派政治精英发动，结合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界的力量，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过程。坦率地说，80年代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多元民主的缺位，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要同步进行，而政治精英寻求的是一种务实的道路，通过政治稳定来追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1989年的那场风波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政治选择的冲突。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我称之为“脱两极冲突化”的过程：1989年以后，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1992年以后，执政中心重新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坚定方向，这样，对改革构成障碍的体制内的保守派人士也从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这使得执政中心不再受到激进与保守这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这时候，我认为中国改革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是稳定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基本成型。所谓的后全能主义，指的是原有的全能主义体制的政治资源被继承下来，用以巩固新权威主义的秩序，维持政治稳定，实现强政府对市场化的经济的整合，并对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动员，这就形成非常强大的社会变迁的力量。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是通过干部的四化，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使得技术专家人才大量进入领导班子，形成中国特色的技术官僚主义。这种体制有效地整合了各种资源，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来发展经济。中国的优势就此突显，优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政治稳定条件下的巨大的经济投入相结合，这种优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时代周报：您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民主的传统和秩序，需要权威力量来主导改革。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新权威主义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萧功秦：美国有经济学家提出国家引导性的经济发展学说，其核心观点是，并不是所有威权政治国家都会顺利地走向经济发展，比如海地、菲律宾，它们的政府不但腐败而且脆弱无力。真正成功的是韩国这种东亚权威主义政治类型，韩国的发展模式，被美国学者科利（Atul Kohli）称之为“凝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家主导的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经济发展体制，相比凝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整合与动员优势发挥得更为酣畅淋漓。它能够在技术专家理性的引导下，形成集中的国家战略，把优质低廉的劳动力与有效的投资方向结合起来，能够持续有效地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在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引导、动员、整合作用。这使我得到一个启示：中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符合20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的规律。在“看得见的手”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中国比韩国表现得更有效。当然中国还有非常特殊的、其他国家不可能复制的有利条件，比如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圈地运动”可以低成本地进行。国家财政实力的增长，又可充分发挥国家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此造就了惊人的发展、扩张速度。国家富了，强了，反过来可以反哺农业，反哺中西部，形成极强的转移支付能力。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改革路径也产生了很多弊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低下，农民和城市居民出让土地后，获得的利益极其微薄，低收入阶层就此形成，得益者主要是两种类型：有资本的企业家和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这就形成两极分化，使得基尼系数徘徊于警戒线附近。

　　时代周报：不久前，重庆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提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正面积极地应对，最终平稳地度过了这一危机。联想到去年的厦门PX事件，政府同样与民众实现了良性互动，这样的事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是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萧功秦：去年的厦门PX事件、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是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用我的话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多元互动”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看成新的政治社会现象，普通大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提出政治诉求，政府则非常理性地开启了与民众的协商谈判机制，实现了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双方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开始萌发出妥协精神，博弈双方都讲求务实的世俗理性，双赢的概念渗透于谈判双方。社会的活力、主动性发展起来，公民社会逐渐发育。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不是说以后就很顺利，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挫折，不能因此而失望，更不能因此而倒退。

　　时代周报：在目前阶段，公民社会的发育有什么样的迹象可循？
　　萧功秦：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不再一碰到事情，就上纲上线，这是邓小平的务实路线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开花结果的表现。第二，社会出现了有明确界线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有明确界线，利益诉求非常清晰，这样就便于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征兆。这是拜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赐，法制的建设也功不可没，政府的政治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时代周报：在目前的阶段，权威政治是否依然有效？
　　萧功秦：中国要完全走出权威政治，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很可能是沿着这样的光谱：现在是新威权主义，以后是后威权主义，再以后是前民主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一支“看得见的手”，具有现化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还将长期有效。它也不会突然地退出，而只能是渐渐淡出，今后应该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并存的过程。在某些领域，国家可能退出多一些，而在另一些领域，会表现得强有力一些。改革开放以前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是强国家弱社会，现在社会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来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会有机协调，形成良性的互动。

　　时代周报：有人说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放缓，环境生态破坏严重，官民关系紧张。如此多的现实问题的产生，是不是迫使我们对现代化的路径作一些调整？
　　萧功秦：种种问题的产生，是强国家效应的负面作用的显现。最重要的调整应该是允许社会力量有健康发展的空间，这样的迹象已经出现，今后社团组织应有更宽松的成长环境。应给传媒以更大空间，形成舆论制约，使社会力量的发展能与传媒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制衡强势国家的力量。法制建设也需跟进，此外，在制度创新方面要作些努力，促进发育良性的公民社会，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要给教育更大的自主权，让文化创新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有更多的发育空间。很多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要记取80年代的教训，不要非黑即白，玩零和游戏。这是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

　　时代周报：眼下是否到了对政治体制改革作较大幅度推进的时候？
　　萧功秦：我很反对现在进行大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还远远没到。我认为从总的来说，后发展国家应该走先自由、后民主的路径，在法制范围内，自主性的公民社会应该充分发育起来，通过制度创新，让社会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这可能是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多党制远远不是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

　　时代周报：您能预测一下下一个30年吗，会是什么样？
　　萧功秦：我的最良好的愿望是，改革开放的前30年，以市场经济发展为主，今后30年，以公民社会发育为主，接下去30年，才以民主建设为主。在一些人看来，我似乎是比较保守的，但从100年的长焦距来看，我们能这样做到的话，就已经很不错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民主经济、政治基础完全摧毁了，需要相当长的修补过程。我一直提倡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这种试错路径会使我们有良好的回旋空间。要知道一个重大的决定一旦作出，就收不回来了，不如逐渐地试错，来寻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本报记者王珏磊发自上海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31839049#comment 136315392 Tue, 13 Jan 2009 09:30:49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31839049 <![CDATA[日本旅行归来致友人的信]]>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9484756 　　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日本已经变了，我们大可不必再用原来的眼光看日本。日本已经具有了多元社会的性格，多大数人追求的是世俗生活。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青年一代对战争毫无兴趣。现在我似乎更具体地感觉到这一点。

日本旅行归来致友人的信

萧功秦

　　作者按：最近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一文，发表时由于篇幅所限，只有原先全稿的一半。该文在网上受到不少青年朋友的批评，现将全稿放在博客上来发表，供各位朋友参考。不知这篇长了一倍的文字会不会使一些青年朋友心情平和一点？

　　我于前天刚从日本返回上海家中，七天旅行颇有收获。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旅游。我们有幸遇上一位颇有见解的华侨导游。他八十年代来到日本，在日本定居二十多年，见多识广，又善于思考，与他攀谈，也很是投缘，一路上分享着他对日本的经验与感受。

　　导游一开头就告诉我，日本人性格是内向的。我确实注意到日本每家人家都不喜欢开窗户，连小旅馆也是如此。导游打趣说，他家的窗户从来不关，因为邻居都关窗，他开窗也就等同于关窗。后来我坐地铁也发现，日本人在车厢里决没有中国地铁里那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

　　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国军舰击沉时，会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向沉入海中的美国战舰与军人致最后的敬礼，全世界恐怕很少有一个民族会以这种方式对待沉入海中的敌人。另一方面，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距离感，这也就是重义不重情吧。

　　总的说来，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人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老一代中那种提倡一衣带水的亲华派已经淡出了,另一方面,土肥原式的以侵华为己任的周游中国全境的日本浪人也早已经绝迹。用导游的说法，对于中国，日本人谈不上感情投入,日本人关心中国,也多是出于利益考虑。中国占日本进口贸易的第二位，日本占中国进口贸易的第一位，对于双方来说，利益都太大了。导游还说，有些日本人骨子里有些看不起中国人，但不必大惊小怪。随着中国的进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其实，我觉得与具体的人的接触对于彼此的相互了解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人们超越许多未经证实的抽象的判断，第一天下午就遇到一位友善的日本女青年。我在宾馆门口把一张写着“成田新胜寺”五个字的汉文纸条给她看，请她指路，她正好与我们同路，就一路带着我们上大巴，带我们在巨无霸式的成田机场里转来转去，并一直陪我们坐上了去成田与东京的城际铁路。她的英语很难听懂，大致上得知她在东京工作，没有到过中国，但去过法国巴黎旅游。临别时，我们与她相互挥手致意，从此就如同萍水相遇的流星，消失在茫茫的天际。我们此生中再也不可能与她相见，正是靠这位再普通不过的日本人帮助，使我与太太顺利到达新大学胜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上一次来日本是四年以前去名古屋大学爱知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临行前与与一位在东京的侨居多年的朋友通电话，我问他对日本的看法，他说得很实在，他说，日本人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一种如同眼看着巨石从山顶滚动下来无法阻挡的感觉。当时我就在想，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以来，从此以后的一百年中，他们的眼睛总是朝下看中国的，到了现在，日本才开始第一次以异样的目光重新认识中国。百年来的思维定势使他们心理转变还很不顺畅，那年的学术会义是在名古屋开的，会上有些日本学者的发言仍然可以听出对中国迅速发展充满疑虑与紧张的弦外之音。这次来日本，总感到他们的心境平和了一些。也许他们心理上已经开始适应这一变化了吧。这位导游说，中日既然都是一对不会搬走的邻居，双方就都要学会相处之道。这话很实在很朴素。

　　也许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日本人似乎并不幸福，做人做得太认真，太自苦。太刻板，太好面子，美国学者说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日本人好象总是在为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而在活着，导游告诉我一件事情，有一家人在邻居眼里总是打扮得很体面、干干净净地进入家门，脸上充满愉悦与满足的神色。邻居们过了很久不见了他们的踪影，后来才惊异地发现，他们一家人全都饿死在家中了。尽管导游说这是真实的故事，但这种在中国人看来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总觉得也许是日本的一个传说，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揭示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个幽暗方面。然而，正是日本民族自苦的性格，造就了现在的日本。相对而言，虽然中国人生活得比较潇洒，不那么拘泥。然而长期以来受革命造反文化熏染而大大咧咧了的中国人，却大有“礼失而求诸野”的必要。其实，日本人学一点中国人的潇洒，中国人学一点日本人的自制，也许对于双方都会更好。

　　我还特地请朋友抽半天时间带我与太太去参观了靖国神社（注意，可不是参拜哟）。那里看了一部连续播放的纪录片，朋友把旁白译成汉语，电影的立场用意实在是陈旧保守，毫无对战争的反省态度，一味只说美国欺侮日本，对日本不公，才逼出日本起来自卫。纪录片中只有一个南京入城式的镜头，南京大屠杀只字不提。其实，这也只是日本多元社会中的一种观点而己，大可被国内愤青说成是军国主义。然而，有意思的是，放映此部电影的可坐数百人的电影院只坐了二十来个来此怀旧的老头老妇，他们中有些八十岁朝上的老人连走路都不稳。观众中居然没有一个青年人，电影结束时确实有人鼓掌，这是发自一个角落的轻而无力的声音，我顿时想到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孤掌难鸣”，也真有一点寓意。

　　出了神社，外面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庙会的大集市，数以千计的青年人穿红戴绿，有的还穿着和服，高高兴兴来来去去，品尝着食摊上的美味，却很少有人进入近在咫尺的神社。看来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实在是冤枉了这些少男少女。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日本已经变了，我们大可不必再用原来的眼光看日本。日本已经具有了多元社会的性格，多大数人追求的是世俗生活。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青年一代对战争毫无兴趣。现在我似乎更具体地感觉到这一点。

　　日本人的社会秩序之好令人称绝。据说一个外国小偷一年里在日本窃了五百多次才被抓，可见日本人的警惕心已经退化到何等地步。小偷在日本真是如入无人之境。

　　另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更耐人寻味，来日本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在京都先回宾馆,房卡钥匙在还在外出购物没有回来的太太手里。我尝试去三楼的服务总台，要他们开房间门。心想成功的可能性一定不会很大。没有想到那位日本接待员却二话没说,连证件也没有让我出示,就让我签了个字,把房间卡交给了我这个陌生人。他居然没有想一想,如果我是冒充旅客的窃贼怎么办?这种对人信任到如此地步的文化，正好说明日本本国治安良好到何等程度。说得极端一点，一个民族对陌生人的警觉退化到什么程度，可以度量这个民族的的社会文明进步到什么程度。

　　日本人的敬业达到没有英雄的地步，（据说一个警察救人而死，日本人说这不算是什么，谁让他警察，他不死谁死。）日本人的守纪律到了呆板的地步，导游开玩笑说，日本人的头脑是方的，不会转弯。这一比喻很快就有了实证：开我们旅游团的车的年轻司机错过了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的中餐时间，此后就一直饿着肚子，开车到晚上七点前都没有进食，也不接受我给他的面包。日本人的爱卫生达到“病态”的地步。主妇会把便桶的内沟也要全部擦到才安心。我就曾亲见京都市郊一位日本老太用湿布擦洗沿着屋外伸延出去的矮墙。日本自卫队没有任何特权，只在慢车道上让别的车先行，也是奇观。我去过好多国家，但从来没有见到警察是微笑着指挥行人过马路的，而在日本京都.这一次我却见到了。有一次我在东京浅草观音寺附近的小商品街购物时,那位女店员见我迎她而来,她居然流露出因内疚而紧张的神情,可能这是因为在她看来,她居然没有在我选商品时陪在我身边。

　　我们中国人的旅游团购起物来也是充满热情，一见名牌如资生堂之类，眼晴都会发亮。因为比中国便宜一半还多。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是真的富了起来，过去只有西方人才说日本是购物天堂，现在也轮到中国人这样想了。我购了四个日本木偶人，一双防湿的登山皮鞋，一枝日本名牌PILOT的14K金笔。写起来很顺手，思路流畅之极。

　　这次日本之行，我去了东京，箱根、京都，奈良，大坂，虽是走马观花，也可说是见到了日本的精华。回到上海，在高架上一眼望去，比较起来，上海城市风格比好像比日本城市更有色彩些。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吧。如果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达对这次日本之行的观感，我想说的是，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9484756#comment 136315392 Wed, 17 Dec 2008 03:32:36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9484756 <![CDATA[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8983639
导游打趣说，他家的窗户从来不关，因为邻居都关窗，他开窗也就等同于关窗。后来我坐地铁也发现，日本人在车厢里决没有中国地铁里那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

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国军舰击沉时，会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向沉入海中的美国战舰与军人致最后的敬礼，全世界恐怕很少有一个民族会以这种方式对待沉入海中的敌人。另一方面，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距离感，这也就是重义不重情吧。

总的说来，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人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老一代中那种提倡一衣带水的亲华派已经淡出,另一方面,土肥原式的以侵华为己任的周游中国全境的日本浪人也早已经绝迹。用导游的说法，对于中国，日本人谈不上感情投入,日本人关心中国,多出于利益考虑。中国占日本进口贸易的第二位，日本占中国进口贸易的第一位，对于双方来说，利益都太大了。导游还说，有些日本人骨子里有些看不起中国人，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随着中国的进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四年前来日本，与一位多年在日本生活的朋友通电话，他说日本人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一种如同眼看着巨石从山顶滚动下来无法阻挡的感觉。当时我就在想，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以来，他们的眼睛总是朝下看中国的，到了现在，日本才开始第一次以异样的目光重新认识中国。百年来的思维定势使他们心理转变还很不顺畅，那年的学术会议是在名古屋开的，会上有些日本学者的发言仍然可以听出对中国迅速发展充满疑虑与紧张的弦外之音。这次来日本，总感到他们的心境平和了一些。这位导游说，中日既然是一对不会搬走的邻居，双方就都要学会相处之道。这话很实在很朴素。

也许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日本人似乎并不幸福，做人做得太认真，太自苦，太刻板，太好面子。美国学者说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日本人好像总是在为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而活着。导游告诉我一件事情，有一家人在邻居眼里总是打扮得很体面，脸上充满愉悦与满足的神色。邻居们过了很久不见了他们的踪影，后来才惊异地发现，一家人全都饿死在家中。尽管导游说这是真实的故事，但我总觉得也许是日本的一个传说，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日本人性格中幽暗的方面。然而，正是日本民族自苦的性格，造就了现在的日本。相对而言，虽然中国人生活得比较潇洒，不那么拘泥，然而长期以来受革命造反文化熏染而大大咧咧的中国人，却大有“礼失而求诸野”的必要。其实，日本人学一点中国人的潇洒，中国人学一点日本人的自制，也许对于双方都会更好。

我还特地请朋友抽半天时间带我与太太去参观靖国神社，看了一部连续播放的纪录片。朋友把旁白译成汉语，电影的立场用意实在是毫无对战争的反省态度，一味只说美国欺侮日本，对日本不公，才逼出日本起来自卫。纪录片中只有一个南京入城式的镜头，南京大屠杀只字不提。其实，这也只是日本多元社会中的一种观点而己，大可被国内愤青说成是军国主义。有意思的是，可坐数百人的电影厅只坐了二十来个来此怀旧的老头老妇，他们中有些八十岁朝上的老人连走路都不稳。观众中居然没有一个青年人，电影结束时确实有人鼓掌，这是发自一个角落的轻而无力的声音，我顿时想到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孤掌难鸣”，也真有一点寓意。

出了神社，外面是类似于中国庙会的大集市，数以千计的青年人穿红戴绿，高高兴兴来来去去，品尝着食摊上的美味，却很少有人进入近在咫尺的神社。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我们大可不必再用原来的眼光看日本。日本已经具有了多元社会的性格，大多数人追求的是世俗生活。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青年一代对战争毫无兴趣。现在我似乎更具体地感觉到这一点。

回到上海，在高架上一眼望去，比较起来，上海城市风格好像比日本城市更有色彩些。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吧。如果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达对这次日本之行的观感，我想说的是，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8983639#comment 136315392 Thu, 11 Dec 2008 08:20:39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8983639 <![CDATA[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下）]]>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7176597 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上）

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中）

以“政治景气论”看食洋不化

　　今天上午在某大学研究中心听了一次学术讲演，演讲者是一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这位博士以“政治景气理论”来解释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经济扩张与党代会召开”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纯粹是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首先，西方这一“政治景气理论”的关键，是经济景气对政治选举的影响，然而，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列宁主义政党体制。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一人一票的选战制度。经济扩张与否，与政治精英如何接班并无必然联系。这正如同一个人用了某一种新牙膏，同时又出现的牙痛，第二天用旧牙膏就牙不痛，于是就得出结论说，新牙膏与牙痛存在着相关性。其实，牙痛的真实的原因是，一个有蛆牙的患者第一天吃了糖却喝了冰水。第二天就没有喝冰水。整件事与牙膏用什么牌子无关。看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存在着学术上对西方主流理论食洋不化的通病，其实，一个学者的悟性往往比理论更重要。在我看来，要创造中国自己特点的政治学，就要打破西方理论的现成框架，要运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元素，包括它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来作为思考与分析的工具，并根据现实因子之间的客观结构，来建构自己的理论。
　　晚上，去重庆南路购书。只有到了这条书店街，才能感受台湾出版业的发达。二千三百万人口所出的书籍如此玪琅满目，令人称奇。如果大陆十三亿人的的思想文化才智也发挥出来，那将是何等壮观的文化景象。我一口气一共化了四五千元台币购书，约合人民币一千元左右。与大陆图书相比，一本书大体上要贵一倍左右，但书印制精美，纸张好，反正自己平时消费也不多，这点书钱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让外国政治家来“承包”台湾？今天是来台湾的第二十三天，上午参加一个演讲会，主演人是政治学者Z教授，他的讲演大意是，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和平、发展、尊严、安全。陈水扁却偏离这一目标。陈水扁大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一切以此为原则，而不问台湾老百姓的生计与安危，正因为如此，“究竟要自己人的政府还是好的政府？”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放在台湾人面前。Z教授认为，民进党当政者陷入了被他称之为“我执”的政治秘思。用他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族群主义，一旦成为“原则”，就变成“宁愿生活在自己人统治的地狱，也不愿意生活在他人统治的天堂”的迷失。他认为，台湾人应该考虑让外国人来“承包”台湾。让出职位来，这样就使台湾“全球化”了。
　　我是这次会议上唯一的大陆学者，我的发言大意如下，Z教授的观点，对我们日常思维颇具挑战性冲击力，很前卫，很另类，有助于我们摆脱思想固化，我们常常生活在“我执”中而不自觉，因为他的观点是很有启示意义的。然而，我并不认为Z教授推荐的让外国政治家来“承包”台湾的建议具有实际价值。Z教授的哲学出发点可能是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他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思辩可以设计出、建构出某种好的制度，但制度是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自身环境中形成的集体经验的产物，是根据不同条件进行试错的产物。让西方人来当台湾人的“总统”，西方人就更懂台湾？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执”？
　　Z教授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在台湾登堂入室，并能著书立说，实在令人不可解。会间休息时，我把这一疑惑求解于一位参加会议的S教授，S教授的回答颇为意味深长：只要你理解了当下台湾人在政治上的失望与痛苦，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观点出笼于台湾。更具体地说，Z教授其实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念：无论谁当权，总比阿扁当权要好得多。
　　会上一位发言者说的话颇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大陆打台湾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台湾根本不可能独立，民进党唱“台湾独立”是假，唱台独只是为了拉选票而己。

一个大陆学者对台湾人的期待

　　再过几天就要回大陆了，晚上在电脑上写作访问总结，以便在离台湾以前寄交给东道主台湾中华基金会。以下是报告的内容摘要：
　　这次是我的第二次来台访。知识分子尽管人微言轻，但学者自我承担的责任与良知，要求我们为自己民族解脱面临的困境尽自己一份心力。两岸关系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事，更是民间的事。
　　这次到台湾，最深切的一点感受是，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使台湾比大陆在许多方面更象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以至于要了解传统中国社会人文，大陆人可以在台湾获得具体入微的体验。我在屏东、高雄各地的祠堂、村落庙宇与农村访问时，才感受到这种传统人文环境的影响力的持久不衰。而在大陆，传统人文遗存几乎荡然无存。究其原因，与大陆自五四以来产生强大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人文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在政治上发展为把传统视为封建主义的遗留而予以全盘妖魔化，这对文化的继承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而在台湾却没有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与妖魔化的过程。以至于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至今在台南地区还保留着一些宋明遗风，这一点只有长期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才会有深切的体会。
　　根据我的观察，台湾民主化有成绩，也有其矛盾与问题：一方面，民进党以台湾民族主义为诉求，则恰恰在客观上形成一种消解独大党体制的组织力量，这种反对党的组织力量恰恰起到多元均势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民粹主义动员与族群分裂等消极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民进党为了发挥自己的动员优势有关：民进党争取选票的过程，往往会强化族群界线，并成功地运用悲情来激活选民的族群感。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其结果，形成了台湾社会的族群裂痕，产生了少数族群与外省人的被压迫感。以族群划界也会产生对悲情主义的政治诉求，这又会引发台独的激进主义，例如出现“支那人滚出去”“中国猪”的声音，这又会激发大陆对日本侵略深刻的痛苦回忆，这就如同在大陆人的精神伤口上洒盐一样，引发大陆人的“受害者的悲情主义”，如果大陆十四亿中国人的的悲情主义被激活，两种悲情主义之间的非理性的两相激荡，其结果会不断地引发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紧张。甚至产生战争的悲剧。
　　台湾民主化是社会进步的趋势，但台湾民主化过程出现的民粹动员，悲情意识，族群划界，以及社会分裂，在两次选战中都周期性的出现，这决不能以偶然性来解释。一个真正为台湾人民谋福的政党，应该有以政治为天下公器的责任伦理精神。应该有为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这些都是值得台湾当政者深思的。
感谢中华发展基金会给予我这次宝贵的机会，在两岸关系处于复杂多变的时刻，作为一个生长在大陆的独立学者，深感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深感有责任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冷静、客观、全面地如实地介绍给大陆朋友与普遍民众。同时，也诚恳地期望台湾人不要走向台湾独立，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以争取的，有些事情是无法通过争取来实现的。台湾独立就是不可能通过争取而成功的事。虽然两岸关系有许多敏感复杂的因素，虽然大陆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使台湾人产生误解，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意无意中伤害了台湾人的感情，其中也有历史与现实环境造成的过节与误会，但大陆人希望两岸统一的愿望是出于至诚。正如两个打过架的兄弟总会和好如初，回到已故母亲的灵前来共同祭祀，我也看到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许多重要因素与契机。
最后，感谢我见到的所有台湾朋友对我的帮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盼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人民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与韦政通先生一席谈

　　过几天就要回大陆了，今天晚上与台湾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谈，他特地请自己的女儿开车送他到高华寓所，我们三人在这里见面后并到附近餐馆用餐,以下是他的一些想法。
　　为什么台湾民主发展到如此令人不满的地步，他说，事先台湾民主化并没有通过全民的教育。民主是突然的，当一人一票实现时，结果就会出现扭曲。英国走的是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台湾则是通过仇恨，通过斗争，一旦斗争者得势，就会反过来打击自己的敌人。其次，台湾三权分立只不过是形式，行政与立法最后是相当交换利益。各得好处。私下解决。黑道政府。
　　我在餐馆里对韦先生说，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韦先生时，回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我的老师一辈的人应该是韦先生那样的人，然而，时代没有给我们这一代以那样的老师。我们的价值、知识、志趣等等，全是在艰苦的生活中无师自通的结果。
　　他是一个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思想清晰，实在，没有那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以常识为基础，他与牟宗三的分手，使他避免了把儒家意识形态化为教义的危险。他的思考始终是清明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智。与他谈话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已经八十多岁，头脑仍然如年青人一样清晰明快。他一年前因老夫人去世，很不适应那种孤独生活。他说有一段时期甚至连一个字也读不下去。生活变得索然无味。然而，当他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给研究生上课，此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中国大陆有那么多求知若渴的大学生围在他身边，听他讲道论学，这是他在台湾根本没有享受过的乐趣。从大陆回来后，他又重新回到了知识生活中来了。韦先生身上，似乎透露出知识分子与一般人不同的东西，那就是知识，思考、探索，求真，本身就是愉悦的来源。用儒家的话来说，那就是“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我希望我老年时也能像他那样。
　　与民进党官方人士的交流这些天来，交流的对象大多是泛蓝人士，今天是离台前的最后一天，下午二点半总算有了一次机会，与一位民进党学者兼官僚的C先生约在一个咖啡厅聚谈。 C先生是台湾的知名学者，早在二十年前，我说听说过他的学问很好，是一位前辈学者最欣赏的后学之一，他对我那么老远赶过来与他见面表示歉意，说如果知道我住得那么远，就会约一个更中间的地方会面。他是小胡子，小平头，西装革履。他的外表很像是一个刻意打扮过的日本商人。而且看上去像是一个很发达的日本商人。他已经具有政治人物不自觉的那种威势。他谈话缺少与别人交流的愿望，只要你讲个头，他就会以斯条慢理的声音谈起来。语言是很沉稳，很有逻辑的，也很有些看法，但这不是交流，不是对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探寻。
　　他说，两岸的问题的难处在于，一方面大陆经济上崛起，有了足够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台湾却已经民主化了。如果两个因素中少了一个因素，两岸关系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例如，如果大陆经济军事实力不足，台湾方面也就不在乎大陆，可以自行其是，反正你们拿台湾没有办法。现在台湾方面的变化是，由于台湾民主化了，因此，任何台湾执政者都不可能在民意不同意的情况下按大陆的要求统一。问题是这两者正好碰到一起。问题难就难在这里。
　　他还谈到，台湾民主并不成熟，由于蒋氏时代的威权政治具有压迫性，使台湾社会内部并没有为民主到来做到必要的准备，因此带来许多矛盾。当他谈到社会上流传的仇视大陆人的一些传闻时，他很激动地说，台湾人骂大陆人是“中国猪”，“支那人滚回去”，这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仅仅是少数，而且可以说是极少极少数，少得不值得一提。可能蓝营人士为了刺激大陆而故意挑出来说的。最有意思的是，他说，如果两岸统一，那请问，在目前大陆的一个中国框架下，中华民国往哪里摆？换一种说法，中华民国如何放在一个中国框架里来？我注意到，他以中华民国为挡箭牌，来说明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中国。这反过来表明民进党当家以后才知道。“中华民国”这块牌子的重要性。
　　我的总的感觉是，C先生认为现在两岸的问题不是台湾方面造成的，而是大陆方面造成的，一切应由大陆方面来解决。这是典型的绿营中间派的观点。
　　与一般台湾知识分子不同，他谈问题已经不是讨论性的，而是阐述性的，一切已经是固有见解。也许他已经习惯于采取同样的方式来谈两岸问题。临走时，我送给他一套袖珍本的线装李清照词选，他表示谢意。

回家前的感想

　　过几小时就回到家了，此刻我坐在香港候机厅读一份香港报纸，报载大陆知名学者N教授关于两岸问题的文章，这位学者断言,2008年台湾势将独立，中国大陆必须做好统一战争的准备，言下之意要先下手为强。据我所知，此君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当然没有实际的感觉。令人担心的是，这位大陆强硬派学者的思维方式，却在我们大陆的网络上，成为主流，长此以往，可能左右人们思考问题的路径。
　　记得正是这位学者曾经发表过一个怪论，大意是，即使收不回台湾，我们也可以把台湾炸平了再说。这真像是一种赌输了同归于尽的心态，完全不顾台湾人的死活，实在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非理性的心态。虽然他决不能代表大陆大多数知识分子，但它却能影响众多愤青与网民，并占领民族主义话语的至高点。
　　我深恐此类思维会披上民族正义的冠冕堂皇的外衣，来影响国人的思维与选择。相信中国的当政者不会片面听信此君的不负责的言论，中国的命运决不能交由此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摆布，至少不能让他的声音毫无阻力地在社会上不受制约，如入无人之境。有时我想，一个有机会到台湾访问的大陆学者。应该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让更多的人了解。用政治学者与历史学者的眼晴，把我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实际上正是实践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责任。把日记稍作整理后在网上发表也许是个办法，日记式文字发表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真实自然。当然，能在刊物上发表就更好。

全文完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7176597#comment 134218240 Thu, 20 Nov 2008 10:23:17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7176597 <![CDATA[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上）]]>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7176260 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

萧功秦

　　作者按：四年以前的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一个月，这段日子正值民进党开始第二次执政，台湾岛上人们的选战激情渐趋平静，两岸关系处于新的敏感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问题？台湾学者与普遍民众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主转型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尽管海峡两岸都进入了信息社会，但人们对另一边社会生活的理解，仍然经由既存文化的不自觉过滤。在台湾的日子里，我有意接触各种类型的人，尽可能地聆听他们的想法。即使晚上十二点返回寓所，我也会把当天的感受心得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下来，有时要写到深夜二点，这是因为第二天还有新的思想交流在等着我。日记中记下的是我对自己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台湾的观感，其中也包括自己在台湾的讲演与交流中表达的思想以及台湾朋友的反应。可以说，本文并不是一般的台湾观光日记，而是一份访学者的思想实录。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交流与碰撞，在四年后的今天，或许仍然会引发读者的新的思考。

与台湾研究生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上午十点多钟，我在大学综合大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讲演，S君也是多年的朋友， S君谈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分化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问题。他运用的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来说明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出现的向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这种专业化对于人文关怀的影响。他讲完后，主持人要我发言，我接过话头谈了以下几点。
　　一，传统知识分子（即以天下为己任，诉之良知的宏大叙事的读书人）向有机知识分子（即以特殊阶层利益集团利益为效力对象的属于特定压力集团的知识分子）过渡，是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传统型知识分子以道德为使命，有革命倾向。也有全盘改造社会的激进革命乌托邦情结。而专业知识分子即有机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言者，他们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分化了的利益群体为了争取自身权益，也需要寻找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者，这样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中就得以产生。有机知识分子，从英文字义来顾名思义，，就是“被组织到结构中去的”知识分子，只要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引发的社会分化阶段，这种趋势就不可避免。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在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有传统型以天下为己任，对任何事情发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或被组织化与专业化，至少不会出现二十世纪初期传统知识分子向暴力革命的鼓吹者那样的转变，这对中国当下现代化避免出现革命性的破坏，应该是有利的。
　　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强调自由价值的自由派、强调平等价值的新左派，以及强调秩序价值的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的三大思潮对峙，这种思想分化，可以看作是从道德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的过渡阶段。更具体地说，
　　主张平等至上的新左派客观上接近于下层，主张自由与法制的自由派客观上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主张秩序至上的新权威主义客观上接近于代表上层技术官僚、大企业家及特权阶层的利益。这种知识分子思想分化，表明中国大陆已经从同质性的板块型的思想一体化，向思想价值多元化的转变，这种多元化是多元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三大思潮与民间阶层分化的多元化的对应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的趋势。
　　三，然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即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矛盾，即知识分子的为阶层服务的利益导向，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所要求的中立性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与矛盾，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即被有机地组织到阶层利益集团中去并为其服务），各就其位，是社会分化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阶层利益也会驱使知识分子，使之为特殊阶层说话中获得自身利益，为阶层利益说话的结果，会失去了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这是因为阶层利益并不等于社会真理，为了利益说话，就会去创造为某一阶层利益而歪曲事实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这样就会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本份。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功能是对立的。这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问题与困境。
　　接下来，我谈到大陆思想界的状态。如果强调平等的新左派“有机化”于蓝领或底层劳工阶层，诉诸于民粹主义动员而不顾社会长远利益，就会引导社会回到大锅饭体制上去，如果强调效率的自由派“有机化”于中产阶级，而不顾社会公平，就会支持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夺，为有产者作无条件辩护。同样，大陆的新保守主义者如果“有机化”于大财团与技术官僚权力层，而不顾社会公正，就会把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合理化、凝固化，以政治稳定来反对政治改革。产生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
　　主持人问，中国文化中，有没有使知识分子执着于真理与良知的精神资源？我的回答是，我在飞机上正好读到了徐复观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徐复观说，西方人重上帝，东方人重良心，这里的良心，指的就是儒家的“仁”，“仁”的本质就是人所固有的内在的良知良能。儒家认为，隐侧之心人皆有之，“己欲仁，斯仁至矣”，儒家认为，只要人们把自己内在的良知潜能发掘出来，就能内圣外王，这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然而，我对中国人能否在已经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断裂的情况下，继续能通过发掘内在的良知良能的资源，来充当实担当社会责任的内有精神力量，仍然存怀疑态度。
　　听讲的大多数是该校的研究生，应该说都是台湾未来的文化精英，我从他们专注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来自大陆的学者讲演慷慨激昂的高调风格一定颇感新奇与兴趣。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有一个不同点，大陆经历过五四文化洗礼，建国以来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充满慨而慷的激情，知识分子说起话来，往往习惯于宏大叙事，激情四射，而在台湾，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那种谦让内敛之风，先生们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含蓄而雍容有度，这些台湾研究生们一定会对我们大陆学者的发言有一种新鲜感。
　　最后，我在交流结束时，引证了从一位前苏联作家写的英文书中读到的一段话，这是我所获得的有关知识分子定义中最奇特、最深刻、而且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那俄国作家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被大学开除出来的人，二，他热爱人民。”
　　这些研究生们听了这样奇特的定义，也都会心地笑了。这位俄国作家形象地把握了知识分子的两个最重要特点，一是批判性，二是社会良知。不过，我补充说，其实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未必要被开除，只要有那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就可以了。当然，这指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有机知识分子。

餐桌上讨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生活态度

　　中午，在政治大学附近一家餐馆用餐，政治大学主任秘书W先生请客。高华、S君都参加了，还有几位刚才听演讲的研究生。
　　高华是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史著名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在餐桌上我谈到，我在飞机上一路在读蒋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觉得可以从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作一比较，从中可以体会到两人的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大家说愿闻其详，于是我就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从蒋介石生活秘书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怕死真是到了极端，尿中有血，紧张之极，脸上是那样惊恐失望，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就会紧张得半死，每次总是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医生说没事。他还是不放心。翁元还说，晚年的蒋介石对医生的话，就象乖小孩子一样听话，他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即使有病，他也不让看医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决定，要他听医生的话，他也照样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要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说他就是“不信邪”。
　　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思维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还是相当发达，尤其是晚年表现得很明显，毛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到了晚年则愈加强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较有顾忌，多少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与规律的制约，对传统与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种政治家对大众的“宗教”感召力与精神动员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政治家则是有强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规的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精神元气固然可以冲破许多框框条条，甚至在最困难、最失败、最没有希望时，像那个要带人们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样，对人们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具有这种浪漫人格的政治家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维，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他蔑视现实，甚至蔑视规律。从毛泽东不怕生病，不信医生，不信他所谓的“邪”，到他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间是有着思维方式与心态上的内在联系的。
　　这时，台湾某教授接着说，毛泽东有着复杂的双重性格，他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者，他在政治斗争上是相当现实主义者的。对此你如何解释？我立即想到了毛泽东身上的现实主义与他的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补关系。我说，毛身上的现实主义与他的浪漫主义同时存在，其实这并不矛盾，如果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毛就会表现出强大的现实主义倾向。但毛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为考量标尺的常识理性，却总是只表现在战术或战略层面。但毛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有太强烈的诗人气质，有太多的六经注我的主观战斗精神，太多的非理性的因子，这种浪漫的非理性，虽然早就存在，但在建国以前，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的压力，以及外部敌人强大的挑战面前，他身上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实际上处于隐性的被抑制的状态。处于四面皆敌的险恶环境中,一个人想浪漫也不行,一旦这些外部压力消失了，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义就会苏醒并膨胀为乌托邦主义，得天下之时，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他所钟爱的浪漫主义出山之日。从五三年开始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走向了“超阶段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在他的权力与威望达到顶峰之后，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时，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就会成为他的政治浪漫主义的牺牲品。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某种意义上也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灾难。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因为邓小平是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邓小平才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叛逆者。邓小平说拨乱反正，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也正是在大陆人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民进党理想主义者走向边缘化

　　晚上，高华邀我一起去市区在餐馆与两位台湾文学界的朋友会面，这对台湾夫妇是当年台湾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可算是民进党中的先辈了，当年出于为台湾民主奋斗的理想，与陈水扁一起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现在却出于对陈水扁的不满而退出了民进党。我说，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以后仍然是左派是没有大脑。他们会心地笑了。其中的作家D先生是当年陈水扁高中的同学。他说陈当年是农村来的，家里穷，非常用功，只是埋头读书，看上去人很老实，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总统”，更没有想到他会变成那样投机的人。看来，环境与机遇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
　　这两位当年民进党的积极份子退出政治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历史上，一开始造反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到了民进党走向争取政权阶段后，党内的官僚派政客就会取他们而代之，精于权术的现实主义政客将会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如鱼得水，而这些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由于不习政治水性而被迫边缘化，历史上此类“新陈代谢”的事例几乎是层出不穷。其中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首先，现实斗争中理想主义者，或者由于缺乏对新的斗争环境的生存能力，或者由于不屑为之，或者由于发现现实政治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差距太远，而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有的退出政治舞台，有的则改变了自己以适应环境，此后，只有现实主义者的政客与谋略家才会左右逢源，这些争权夺利的现实主义政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理想主义者则对道德沦丧而痛心疾首。他们只能在边缘地位上不断发出不满的声音而己。我想，大革命时代以后，陈独秀派、瞿秋白走向边缘化，康生、高岗、柯庆施之类的人物在四十年代的上升，并且在党内如鱼得水，都是这种现象的不同表现。施明德之所以被陈水扁之类的政客取代，看来也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路边小茶馆，不经意的古风与台湾人的人情味

　　今天是来台的第三天，早上起来后去餐厅，才知今天是周日，没有供餐，于是到门房打听如何获得早点，那位看门的女士得知我没有用过餐，先问我会不会用摩托车，可借用她的车去上街购餐，我说不会骑，她说，那你就为我看一下门房，我骑车为你去购餐。我心里很是感谢。就一个人坐在门房里。不一会她骑车从街上购到餐点带回来了。我真不知如何感谢她才好，她是湖南湘阴人。四九年随家来台湾。她知道我是大陆来的访问学人，也许是看到了家乡人，对我特别友善。我心里想，回大陆以前，我一定要送一件小礼物给她。
　　昨天晚上，那位昨天在餐桌上认识的大学生还特地打电话问我，在生活方面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台湾人有很可亲的一面。台湾人的人情味。很可以做一个题目。
　　晚上上街进餐后，返回招待所，路过一家路边小荼馆，里面空无一人，此处专卖乌龙荼，主人盛情相邀，进去后发现这是一个布置相当质朴淡雅的茶室，很有一点不经意的农家古风，主人四十来岁，他说，现在的人为挣钱很苦，欲望多，而机会少，于是总是活得很累，不如把生活要求降低一点，生活欲望淡了，也就心里舒坦了。他的话颇有点道家思想。
　　这是他家传下来的老瓦房，由于不是租来的，因此也不会为挣钱而烦心。他让我尝了他自己制作的豆腐乳，其味真是鲜美无比，他说他每年只是做了自己食用，也送一些给朋友，从来不卖。如果卖就会引来许多顾客，他也来不及做，如果天天忙于生意，那份闲情也保持不住了。还不如不做。他还说他原来在外面打工挣钱，妈妈过世以后，他突然大彻大悟，才辞了工作，搬回家来住。在这里他可以重温儿时的时光。
　　望着那粗重厚实的木质板凳，那白色的灯笼，那瓦罐、藤椅。那桌上不经意放着的几朵红色的野红花。我忽然想到了孟浩然的词：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钭，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惜在我们大陆这种情趣与意境已经很少看到了，没有想到在台北近郊处仍然还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情趣。我想，关键还是要有小茶馆主人这样有文化又有意趣的人。在台湾，保留着比我们大陆更多的中国儒家传统，他们没有经历过五四反传统的文化冲击。台湾人几代以来都以其温和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传统生活。传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无声无息地潜入到了现代人的生活，而这些在我们大陆是看不到了。台湾人自己并不一定能比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记得上海的老朋友朱学勤在给我校的研究生的讲演中说，他觉得台湾人比大陆人更象中国人，这话看来是有根据的。今天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未完待续）

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中）

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下） ]]>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7176260#comment 134218240 Thu, 20 Nov 2008 10:17:40 GMT http://622007818.qzone.qq.com/blog/1227176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