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23.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21:11:39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ue, 10 Mar 2009 01:03:23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36647003 最近一些部门开始检讨自己的管理方式，例如从2009年1月1日起浙江?正式施行《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不仅为执法部门制订规范，还规定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经营者从事经营。遗憾的是，当城管也开始人性化的时候，广电总局却在文化领域沿袭城管的昔日作风，对待各种文化现象不是疏通，而是堵截；不是服务，而是整治；不注重自我规范，只强调规范他人。
我对情感类节目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但是国家广电总局的整改令更加无法让人认同。据报道，情感类节目有三大罪状：第一，题材多是社会边缘题材；第二，内容多是虚构；第三，主题比较低俗。这三大罪状都很难成立，即使成立，也不构成以行政命令进行整改的理由，况且行政命令也无助于纠正这些“罪状”。
毋庸讳言，情感类节目经常以瓜田李下、节外生枝、红杏出墙为题材，广电总局似乎希望多讲一些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相濡以沫?的故事。可是，如果情感没有问题，恐怕也就不需要情感类节目了。现实生活的常态是鸡毛蒜皮的争吵，那些完美的情感故事如果从发生比例上说，同样也是个案而非普遍现象。
虚构还是真实，对新闻来说至关重要，对情感类节目却不是最重要的。几乎在同时，国家广电总局对情感类电视剧也有相应的批评，如“有些表现婚姻关系、家庭伦理、情感生活的剧目情节设置不可信、人物塑造边缘化，甚至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电视剧往往注明“情节纯属虚构”，“情节设置不可信”很难成为罪状。对情感类节目来说，是否可信也不应成为绝对的标准，不可信不等于是虚构。我们打开每天的报纸，很多新闻都荒诞不经，但它们确实发生过。王国维说过：“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如果有些节目编织故事但又注明实录，这需要国家广电总局详细调查，通过具体证据证明，不应仅凭感觉进行判断。
国家广电总局的整治重点主要在于低俗而非虚构上，但是在这里，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文艺常识，即沿用已经在文艺领域被弃用的“题材决定论”，把一部电视剧或者一档节目的价值直接与它们的题材等同起来。是不是一档节目表现了与通行的价值观相悖的内容，这档节目就是低俗的，就不是积极向上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在劫难逃——不管是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会涉嫌“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
情感类节目不是思想品德课，不必“天天向上”。国家广电总局应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分析情感类节目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不能认定法制报道诲淫诲盗，虽然法制报道的题材往往“非淫即盗”。同样，情感类节目的属性与它的题材也没有直接关系。在一个充满焦虑感的时代，情感类节目恰如心灵鸡汤，它的作用和于丹的节目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心理按摩。这种心理按摩很难说有什么文化价值，但它对于缓解观众的心理焦虑又起到重要的作用。整改令可以整改情感类节目，却不可能整改观众的心理问题，强而行之，效果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36647003#comment 136315392 Tue, 10 Mar 2009 01:03:23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36647003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31394265
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先生，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而著称。在2008年中国的这些难以归类的文化事件背后，也隐藏着冲突，不过是“话语冲突”。一个逐渐多元的时代，不仅会出现观点的分歧，还会出现话语的冲突。具有标志性的话语冲突，可以追溯到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重返母校西安后宰门小学，按照惯例，小学生们使用着标准声调背诵着欢迎词:“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这种在大陆耳熟能详、甚至已经司空见惯的标准话语，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成为下载排行榜首的手机铃声，以至于随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在访问大陆时谢绝有关方面安排这种仪式。出于对标准话语的不满，公众一直就在尝试发现或者发明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这次事件促使公众全面反思话语的冲突。

话语的冲突表现为两种现象:一种是对标准语法的不满，另一种是个体语法的苏醒。在后宰门事件中，一向正确的标准语法经过海峡对岸的折射显现出荒唐的一面。等到2008年，公众对于标准语法已经具有本能的不满。余秋雨虽然早已在知识界公信力受创，在公众中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是他积累十余年的文化资本，通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篇文章就丧失殆尽。此前默默无闻的文学老年王兆山，凭借一首《江城子》名满天下，可是他的这套标准语法，连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先生都无法认同。但是，公众的不满往往出于人道主义，对于话语本身的反思依然是不够的，陈丹青和韩寒对于几位著名作家的批评，事实上也是对既有话语秩序的不满，可是他们同样遭到公众的猛烈批判。

标准语法往往对个体语法形成一种压抑机制，随着公众对标准语法的不满，个体语法也开始苏醒。2007年的“散步”、“购物”，2008年的“打酱油”、“做俯卧撑”、叉腰肌以及“雷”、“囧”、“槑”等词汇，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个体语法。有的是人民群众的原创，有的出自政府官员，均迅速被人民群众活学活用，还有的是早已有之，只是未被激活。个体语法反抗标准语法，有时又解放了标准语法。瓮安事件之后，“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种标准语法已经失效。山寨文化是个体语法的全面爆发，每个不愿受标准语法压迫的个体都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承认，现有的山寨文化并不让人满意，恶搞文化(其实是善搞文化)的灵魂人物胡戈制作的山寨新闻联播，也显得有些粗糙，但是山寨文化唤起的个体语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标准语法与一元文化是捆绑式的，如果试图营造多元文化，就要允许个体语法的出现。但是这种冲突应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现，不应是暴力的。掌掴阎崇年的那名青年之所以要挑战阎崇年，更多地源自“话语权的冲突”而非“话语的冲突”——如果一种个体语法不允许其他个体语法存在，它的根本精神依然是标准语法的，即独尊的一元文化。

2008年充满话语的冲突，语言处于拉锯战状态，常有反复:开放公立博物馆、纪念馆，这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话语；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又是无视纳税人权利的话语；很多先锋诗人主动放弃个体语法，投身于地震诗歌的标准语法里；习惯了标准语法的作协主席，到网上接受个体语法的挑战；张艺谋成了谢晋的接班人，完成了标准语法的传宗接代；茅盾文学奖变得暧昧起来，既有标准语法也有个体语法，可是越来越被忽略——这一切，让人眼花缭乱。

话语的冲突不意味着无需建立话语共识，由于公民话语依然没有建立，对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依然缺乏基本规则，语言的拉锯战常常成为语言的无限战，思想争论以人身攻击而告终，很多文化事件热热闹闹又索然无味。但是，个体语法的苏醒对标准语法的不满，已经为公民话语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此我乐观其成。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31394265#comment 136315392 Thu, 08 Jan 2009 05:57:45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31394265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27768029

　　近年来，以言获罪的事件屡有发生，诸如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海南“儋州歌案”、安徽“五河短信案”、山东“高唐网案”、辽宁“西丰诽谤案”、四川“通江诗案”，不胜枚举。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经济上欠发达地区，行政上县市级以下单位，即法治观念相对“飘浮”的区域。由于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当上述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往往迅速得到纠正，主事官员以辞职或被免职而收场。辽宁“西丰诽谤案”中被责令辞职的县委书记张志国，最近被任命为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经过媒体曝光再次引起关注。11月26日，中共铁岭市委公告，称关于派张志国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一事，属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的个人动议，责令撤销。由此可见，不管政府还是公民，都已开始认识到言论自由属于公民权利，不能随意侵犯。


　　杨师群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5年的卢雪松事件。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与学生谈论《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介绍过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告密，并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卢雪松事件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事发之后，知识界的朋友在谈论此事时，有一个共识，即此事之所以出现，并且构成一个事件，与吉林艺术学院这种自我封闭性的地方院校有关，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心城市的全国性高校，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可是从杨师群事件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华东政法大学不在彭水也不在西丰。在一所政法大学里，大学教师居然“以言获罪”，这是比荒诞派小说还要荒诞的事件。


　　陈寅恪先生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大学精神的最好概括。坚守大学精神，首先就需要保障师生享有言论权利。教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一些决策大胆直言，这也是政府所期待的，很多官员会主动邀请学者或者网友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前不久做客东方网，邀网友当面拍砖，拍砖自然是以批评为主。学生同样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如果不同意教师的观点，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商榷，如果要走法律程序，那就必须切实尊重法治原则。卢雪松事件和杨师群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学生都试图将老师塑造成“反政府”的形象，以政治方式解决学术或思想问题。学生年少无知，尚可原谅（其实已经成人，仅用年少无法解释他们的无知），有关部门则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重蹈前车之鉴。“反右”扩大化期间，坚持司法应该独立的学者甚至被公检法机构视为反动分子，等到“文革”砸烂公检法，再来重温那些学者的言论，为时已晚。


　　这一年来，各所政法大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转型进程中，政法大学应该成为推动法治理念的开路先锋，而非反面典型。期待杨师群先生的言论权利，能够得到切实保障，这不仅关系到一人一校，更关系到大学精神的坚守或放弃。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27768029#comment 136315392 Thu, 27 Nov 2008 06:40:29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27768029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23535939 最初看到这则消息，我还以为是捕风捉影的假新闻，没有在意，但过了几天，非但没有看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辟谣声明，反而看到更多的媒体报道这一盛举，才意识到事出有因。集体舞中的华尔兹，搭配民族音乐中的“样板戏”，实在是不伦不类。如今，举国长跑仿佛某种仪式，正好与样板戏搭配，相得益彰。
2005年11月14日，山西省沁源县第二中学初中二、三年级八九百名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带领下到校外马路上出早操跑步，一辆大货车闯入人群，21名师生遇难。这个事件当时震惊全国，也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反思。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城镇学校的早操、跑步等体育活动尽量安排在校园内进行，严禁学校组织学生在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上进行集体跑步等体育活动，农村学校如确因体育场地欠缺，只能安排在校园外开展体育活动的，可以组织在附近的安全场所内进行，应避开交通要道，选择适宜的路线和场所，并周密计划，确保学生的生命安全。然而，刚刚三年过去，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又要求中小学校在法定工作日每天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完成跑步里程，节假日和寒假期间学校应要求学生自觉坚持长跑并做好记录。
举国长跑这一构想虽然宏伟壮观，却不具可行性：学校如何保证学生的安全？教育主管部门又如何保证长跑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沁源县第二中学在事后着手修建占地40多亩的新操场，但其他条件欠缺的学校不可能享有同等待遇。不仅中小学面临这个难题，大学同样困难重重，扩招之后几乎每所大学都有数万名学生，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场地，除非附近的街道、广场全部让给大学生进行活动。在节假日，亿万学生走上街头进行长跑的景象，在让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也会留下很多隐患。在沁源事件后，教育部表示如果开展大型体育活动以及其他大型学生活动，必须经过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的，学校应事先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和支持，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按照这个规定，在2008年10月26日至2009年4月30日的活动期间，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都要把精力集中在为举国长跑保驾护航上，势必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此外，如何计算长跑距离也是一个疑问。如果每次有100米或者10米误差，最后的长跑距离就不是以60公里为基数，不免违背了庆祝国庆60周年的初衷，除非在每个学生身上安装一个不可私自脱卸、不可私自调节的跑步测距仪。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强行推动这项活动，只能产生两种结局：学生集体散步、学校集体造假。学生将会消极应付，以散步代替长跑；学校则会积极应对，按照要求填好各种表格。最终学生和学校向上级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教育主管部门宣布这项活动圆满结束，表面上皆大欢喜，实则两败俱伤，学生和学校失去了诚信，教育主管部门失去了公信。受到伤害的不是具体个人，而是教育的精神，正如大学评估让学生和学者见证了大学精神的丧失，举国长跑将让所有师生共同见证“爱国”教育的失败。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23535939#comment 2097664 Thu, 09 Oct 2008 07:05:39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23535939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6806414
我是顺民兼良民，很少跟警察叔叔打交道。但是住在上海南站附近，经常要去那里乘地铁，警察叔叔喜欢在火车站查身份证，便和他们产生了一些故事。偶尔查验一次，我这种顺民兼良民会乖乖地听从警察叔叔的吩咐，但是每次都要耽搁几分钟，狗急也会跳墙。

于是，我进行了自我普法教育。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

（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

（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

（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

（四）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我把这几条背得滚瓜烂熟，理直气壮地挺进上海南站。不出所料，一位警察叔叔隔着几米就冲着我喊:过来，过来，把身份证拿出来。我走上前去，温柔地对他说:查验身份证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告诉我查验理由。对方发现来者不善，本来松松垮垮的身体立即绷直，向我敬了一个礼，像小学生背书一样摇头晃脑地背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警察可以查验身份证。接着，身体又松垮起来，说:好了，我已经告诉你理由，你可以拿出身份证了。我哭笑不得，对他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查验身份证有四种情形，你没有告知查验我的身份证是根据其中哪种情形。警察叔叔大手一挥:警察查身份证是为了你们好，不需要具体理由的，拿身份证出来。由于我是顺民兼良民，没有纠缠下去，老老实实地拿出身份证过关。

后来，我向朋友们提到此事，大家异口同声地盛赞上海警察，都说要是放到其它地方，没准把我拖到某偏僻处teach a lesson。我也立即声明:第一，我只会在上海做这种书生气的事情，放在广州，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二，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我始终面带微笑，绝对不用语言进行“暴力威胁”，而且见风使舵，不教科书式地实践法治理念。

即使如此，后来我还是在上海南站与警察叔叔发生了不算愉快的故事。那一次我顺利地乘上通往地铁方向的电梯，正在此时，突然听到警察喊声，仔细一看电梯上下各有警察向我逼近，还用对讲机互相沟通，如临大敌，我以为他们在我身边发现逃犯，正准备做一名看客，没想到他们的对象是我。原因很简单，刚才有警察叔叔冲我喊话，要求查验身份证，我没有听到，直接乘上了电梯。我立即对他们做出解释，火车站非常嘈杂，没有听到，但是对方一口咬定我是蓄意为之:那么大的声音，你怎么会听不到？我对此表示抗议，同时表示自己经常路过此处，查验身份证已经带来很多不便。一位警帽戴得有点歪的警察叔叔，歪歪斜斜地敬了一个礼，通情达理地表示，附近居民表明自己身份，可以免检。双方达成妥协，我又老老实实地拿出身份证过关。这一次，我的内心产生了杨佳一样的冲动。但我毕竟是顺民兼良民，只是像阿Q一样玩了玩“精神胜利法”，没有像杨佳一样实践。

虽然这位警察叔叔作出保证，但是我此后再也不从那里去地铁站，而是改走一个更远的地铁入口。我曾经想状告警察，因为盘查或绕路，我每次出行要耽误10到20分钟，按照每个星期5次出行，每月20次出行，一个月就耽误了200到400分钟。按照每个小时100元计算，每月需要索赔300到700元。当然，这纯属异想天开。

虽然……，但是……，总而言之……，在我见到的各地警察叔叔中，上海的警察叔叔还是比较讲文明、懂礼貌的。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6806414#comment 2097664 Wed, 23 Jul 2008 09:46:54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6806414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6806388
我最初对这篇满分作文充满期待，作者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这种疑问同时也是一种思考，遗憾的是，接着读下去，没有惊喜，反而非常失望。文章除了文字通顺，并无太多新意，只能说是一篇不及格的高考满分作文。

这两年，文坛盛行“底层写作”，即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写作。这篇作文也可以称为“底层作文”，可惜它几乎集中了“底层写作”的所有弱点。文章中的“底层”是想象的、“同情”是抽象的。作者对“他们”并不了解，只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里描述“他们”。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确实存在于当下中国，可是，作者把乡村田园化，称“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又把城市地狱化，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与其说是“他们”的感受，不如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患上“怀乡病”的城市人的感受。作者忽视了这么一悖论，为什么城市拒绝“他们”，“他们”却涌向城市？文章提到“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这与乡村田园化、城市地狱化的描述恰恰是冲突的。

阿伦特曾经说过，同情只有在针对具体个体时才可能，针对大众时它就变成了抽象的，甚至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对同情的克制能力被破坏，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除了“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还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即对同情对象以及同情本身的无限赞美。这种赞美给同情对象允诺一个远景，然后让他们忍耐现状。这篇满分作文不仅充满对抽象的“他们”的同情，即使面对具体个体，作者的同情依然是抽象的。文章讲到：“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对小姑娘的同情，升华成对“他们的成长”的感动。在记者面前，这个小姑娘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她是不是按照预设的标准答案回答？在回到家乡和留在城市之间，小姑娘能否自由选择？作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而是差点落下泪水，这种泪水是善良的，也是天真的，更是无力的。事实上，小姑娘根本没有决定留在城市的权利，她对乡村的选择是被动的，甚至称不上选择，只是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如果可以自由选择，至少一半以上的“他们”会选择留在备受歧视的城市，而不是牧歌式的乡村。

重要的不是歌颂田园，也不是歌颂背井离乡的“他们”，而是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地方，并且拥有尊严、不被歧视地生活。作者也提到户口和暂住证的区别，这些都被“虽然……但是……”一略而过，“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这种“虽然……但是……”逻辑恰恰是对底层问题的回避，以望梅止渴的方式抹去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篇末“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只是一句美丽的口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永远成为不了我们”。

“底层写作”并非一无是处，可是这篇获得满分的“底层作文”仅仅表达了想象的底层和抽象的同情，以“虽然……但是……”的逻辑抹去实质性的问题，以抒情代替思考，堪称“底层写作”的失败范例。在这里，我不想苛求这位作者，对于一位18岁上下的学生，不能要求太多。让人困惑的是，为何久经考验的阅卷专家会被这篇只是道德表态的文章感动？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底层作文”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高考满分作文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将会直接影响中学生的写作模式，据报道，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已经把这篇文章视为范文。底层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关注底层成为集体表演，那就会适得其反，只能导致对底层问题的冷漠。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6806388#comment 512 Wed, 23 Jul 2008 09:46:28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6806388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2476648
　　与此同时，在四川都江堰一所中学任教的范美忠却引发网民声讨。地震发生之时正在上课的他，丢下学生独自逃生。后来，他在自述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里这样说：“在(地震)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一个救人、一个救己，公众对于袁仕聪和范美忠的评判，几乎不存在争议。但让人不解的是，同样是舍母，范美忠的言论遭到痛骂，袁仕聪的行为却获得盛赞。事实上，把救人视为终极目的、把舍母或者舍己视为手段，与其说这是彰显人性，不如说是抹灭人性，忽视了母亲是人、自己也是人，舍母救人、舍母救己、舍己救人都是“舍人救人”。

　　与公众的盛赞不同，袁仕聪本人对自己的舍母充满内疚，并且表示：“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天我肯定能救出她们。”可以看出，袁仕聪的行为主要出于军人的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本身并不直接要求舍母，只是在救母和职业伦理发生冲突时，不得不以后者为重，舍母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范美忠的问题主要不是其舍母救己的言论，而是其灾难来临之际的行为违背了教师的职业伦理。地震发生瞬间，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做出恰当的选择，但事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就是错上加错。在习惯的思维模式里，如果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遵守职业伦理或者成为英雄，他的一生都是充满道德光辉的，但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模式不适用于范美忠。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并非一贯声名狼藉，此前，学生们对他评价甚高。他投身于中学教育，坚持按照自己的理念教学，辗转于多所学校，可谓极富理想主义精神。如今，范美忠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理想主义者，以舍母救己的言论、舍学生救己的行为被诟病，说明理想主义者在当下中国的两难困境：要么被纳入到道德叙事，要么从反对道德叙事走向反道德。

　　对袁仕聪和范美忠的褒贬，应该以职业伦理而非个人道德为标准，不能得出舍母是一种高尚品德、救己是一种负面品质的结论。在通常情况下，自救是救人的前提，所以舍母救己有时也是舍母救人的前提；如果不救己，也谈不上去救人，舍己救人属于英雄的特例。我们既不能用职业伦理要求公众，也不能用英雄标准要求公众，否则就会走向道德的反面。此次地震中，袁仕聪的行为值得学习，但主要是值得军人同行学习；范美忠的行为不值得效仿，但主要是不值得教师同行效仿。其间的边界需要明晰。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2476648#comment 512 Tue, 03 Jun 2008 07:04:08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2476648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2476621
同舟共济之际，非震区的各级政府在配合抗震救灾工作之外，坚持完成自身工作，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借舆论无暇他顾之际，推动一些可能遭致批评的工程，就有暗度陈仓之嫌。

截至20日14时，全国财政部门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17.27亿元，截至20日13时，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39.25亿元。此次政府投入和民间捐款可谓空前，两项合计250多亿元，但与预算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相比，相形见绌。中央政府已经表示，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同时表示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减少会议、接待、差旅和公车使用支出，压缩出国团组。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既然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都属于暂停审批之列，造价高昂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否需要重新评估？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梁山县政府因为建设水浒影视城和文化城，授权发行5000万元债券，以摊派的方式要求公务人员必须购买，教师也在劫难逃，根据职称高低集资，高级教师每人5000元，一级每人4000元，二级、三级每人都是3000元，没有最高限额，但最低不少于3000元。然而，当地工作人员却声称“限量发售、自愿认购、强化监管、确保兑付”是债券的发行原则。当梁山县教师向济宁市反映情况，市里称：“这是地方债，我们无权干涉。”这种以“自愿认购”为名的强行摊派，一旦成为当地政府的工作模式，是否会在抗震救灾募款中再次复制，值得关注。即使没有复制摊派模式，刚刚承受了最低不少于3000元债券的梁山公务人员和教师，还有多少经济能力用于资助灾区，也是一个疑问。

对于此次汶川地震，加拿大政府表示将实行“1+1捐款”模式，社会(企业和个人)每捐一块钱，政府也相应捐出一块钱，不设上限和期限，个人捐款超过10块加币将获得抵税收据，用于明年个人报税，可以抵扣征税额。如果济宁市政府能够以这种方式募捐，一定更能获得当地公众的认同。如果济宁市政府能够向全国示范“1+1捐款”模式，不是示范强行摊派模式，这才是对济宁文化、梁山文化的最佳宣扬。

同舟共济之际，请勿暗度陈仓。这不仅适用于济宁市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水浒影视城和文化城，也适用于安徽阜阳市的手足口病疫情和“白宫事件”，适用于发生于各地的类似事件。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2476621#comment 512 Tue, 03 Jun 2008 07:03:41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2476621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0576537



　　整整四十年前，一九六八年的欧美，本来应该四海升平、八方宁靖。“二战”以后，欧美迎来从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年长达二十八年的经济增长期，这种“黄金时代”，再往前追溯已经是“一战”以前一八九○至一九一三年的事了。谁料一九六八年竟然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一时之间，学生走上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街头，在帝国主义的心脏打出红旗，巴黎首当其冲，总统戴高乐甚至短暂消失，史称“五月风暴”。
　　如何理解“五月风暴”？有人把它看做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有例为证，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一九六七）里，一位巴黎银行家的女儿在北京的无线电广播声中，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房里堆放着一大堆红皮书，墙上还挂着手写的毛泽东语录。这些细节预言了现实，次年的“五月风暴”比电影还要声势浩大。然而，尊崇伟大领袖的运动就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么？这让我想起一则小插曲：尼泊尔有一支武装力量自称“毛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对此表示愤慨，指出尼泊尔“毛派”盗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名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在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了。
　　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里，程巍先生描绘了这场革命复杂的政治地质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的阶级冲突，其次陆续是代际冲突、时代冲突、地区冲突、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被贵族和左派控制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的阶级冲突。虽然最表层的阶级冲突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仿佛资本主义难以为继、走向穷途末路，最深层的阶级冲突却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我把这种行动称作“打着红旗插白旗”。
　　程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的行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攻占了巴士底狱，获得政治霸权，但是文化领导权还在贵族阶级手里，即使伏尔泰、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高级文化”上还是凡尔赛标准的遵从者。书中提到以《女权论》而著称的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当她看到平时蔑视的路易十六即将身首异处，居然还保持着几分尊严，这位一生都在反抗的女性竟然眼睛充满泪水，生平第一次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无法熄灭蜡烛。与其说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不如说贵族阶级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跟路易十六有关，他的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轻声向他道歉：“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临刑的时候同样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特意要多穿一件衣服，当时是冬天，他不想冻得发抖，以致被误解为恐惧。这些视死如归的细节，折服了充满革命气概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夜之间攻下巴士底狱，至少需要三代才能成为贵族。第一代被称为暴发户，第二代学着弹钢琴，第三代才仿佛有些优雅，如果其中有一代自甘堕落，那就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资产阶级努力成为贵族，这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贵族的胜利，说明贵族依然掌控着文化的最高标准。在政治革命之前，贵族文化蜗居在凡尔赛宫，与其他阶级处在隔绝状态，双方各自为政。资产阶级占领凡尔赛宫，是贵族的末日，也是贵族文化扩散的开始，它们溢出宫廷，对资产阶级进行文化培训，大学便是贵族培训资产阶级的重要场所。虽然贵族已经人数稀少，他们却可以“垂帘听政”，在大学里建立一套贵族文化的传销体系，不用自己出面，而是让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培养尚未脱贫的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孩子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贵族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而是作为贵族文化核心的等级制。贵族文化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是高雅的，其他的文化都是粗俗的。虽然很多中产阶级的孩子都在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得符合贵族文化的标准，但也有一些孩子拒绝改造，并发动叛乱。这种叛乱粗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另立中央”，格林威治村就是这么一个“中央”，孩子们在大学、博物馆、图书馆这种世袭的文化空间之外自立门户、自得其乐。但是这个“中央”远离贵族文化，无法对之构成根本性的挑战。第二步是程巍所说的“分子入侵”，一九五九年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垮掉派诗歌朗诵会，那个夜晚选择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格林威治村，就说明这是一次主动打入敌人内部的夜袭。贵族文化走出凡尔赛宫一百多年，中产阶级的孩子先是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深入敌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开始“全面夺权”的第三步，最终制造了“五月风暴”，拉开文化革命的序幕。“五月风暴”很快结束，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迅速成为中产阶级，但是这次文化革命的影响没有迅速消失，它的胜利成果不仅表现在摇滚乐这些亚文化上，更表现为文化等级制的取消，高雅和粗俗的界线被抹去。中产阶级的孩子终于发明了自己的文化，那就是后现代主义。
　　按照惯例，革命的原因通常是贫困，革命的主体大都是工人，革命的形式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抛头颅、洒热血。一九六八年一举打破了所有这些历史规律，它发生在欧美经济的“黄金时代”，主体是学生，虽然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抄袭了一八七一年的工人，修建起街垒，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却没有再次出现。我们对革命的理解通常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原型，但一九六八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这些任务都已经完成之后的文化转型。只有把这场文化革命理解为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九六八年引发的诸多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全面夺权”夺取的只是贵族的文化权力，中产阶级的孩子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没有太多诉求，这些权力已经掌握在他们父辈手里，迟早都是他们的。按照韦尔南的说法，有好几天政权出现了真空，就差有人把它夺过来了，“政权之所以还没有垮台，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打算或者敢于让它倒台”。“五月风暴”不是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争，一九六八年是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两者的结果自然不同。一直为没有进入巴黎高师而遗憾的巴黎警察局长，如此评论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街头冲突：“这种暴力越激烈，便越能控制和取代杀人的欲望……我深切感到，暴力是我们双方为拒绝屠杀而付出的代价。”这位冷静的警察局长，深刻把握了“五月风暴”乃至一九六八年的本质，我甚至怀疑他是巴黎高师学生特意安插在政府机构的卧底，双方内应外合，把文化权力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当年英国国王的荷兰女婿威廉无意把岳父詹姆士二世送上断头台，一路大张旗鼓从荷兰进军英格兰，岳父自知无力抵抗，识趣出逃，没想到有渔夫“不解风情”，把他活捉送回京城伦敦，最后只能再上演一出“捉放曹”的戏剧，詹姆士二世再次顺利逃亡。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就此完成。一九六八年，警察和学生更加默契，仿佛动画片《猫和老鼠》，双方是敌人，也是玩伴，这是一场文化的光荣革命。
　　这场文化革命不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不需要脱胎换骨，它更像一次集体裸奔。中产阶级的孩子扔掉了贵族文化厚重的装束，在一九六八年的阳光下奔跑。在他们看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并且抬高前者、贬低后者，这本身就是贵族文化等级制的产物。所以，一九六八年不仅是文化革命，也是身体革命。“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因为我存在，所以我要性交”，这些口号的革命性不在于大声喊出“做爱”、“性交”这些词语，而是赋予“做爱”以革命的涵义、赋予“性交”以存在的涵义，精神和肉体不再是敌人，而是“战略合作伙伴”，互相推动。革命性等于“革命＋性”。
　　
在每一次大规模的街头运动里，能够立即认清运动本质的只是一小撮人，而且多为雷蒙?阿隆所说的“入戏的观众”。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群众演员，理解力远在巴黎警察局长之下，他们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借机挥发青春的热量，有的要满足亲历历史的愿望，有的只是不想错过那个时代最酷的街头时尚。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拒绝“献身”。这次革命不再以真枪实弹为主，更多的是沙盘推演。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瓦拉虽然被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视为“形象大使”，但两者之间并无太多关联。正如我前面所说，学生们虽然“打着红旗”，最终的结果却是在贵族文化的领地里插上了资产阶级的白旗——这是“全面夺权”的白旗，不是缴械投降的白旗。
　　参加运动的大学生自诩为“新左派”，很多学者也把这场革命等同于新左派运动。程巍对此持疑义，他指出：“新左派与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实际是新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个观察非常细致，新左派虽然沿用了左派的形式，比如撒传单、贴标语、筑街垒，但这些是“通货膨胀”的革命形式，它们被大量复制，也迅速贬值。程巍没有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以左派立场批评新左派。他指出，夺回文化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以新社会学术语取代左派术语，用“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用“白领”、“蓝领”替换“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用“劳动密集型企业”替换“血汗工厂”，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用“西方民主社会”替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这些新社会学术语具有“价值中立”的面目，实质上是为了消除左派意识形态。
　　我赞同程巍对新左派的描述，也可以理解他以西方左派立场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批判。但是，作为一名来自第三世界的读者，我对他关于第三世界的论述不敢完全赞同。在一个曾经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如何使词语“去意识形态化”，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去意识形态化”不等于“价值中立”，使用“中产阶级”、“白领”、“蓝领”、“劳动密集型企业”、“全球化”、“西方民主社会”这些词语，不等于把它们理想化，更不等于放弃批判。一个“价值中立”的词语，完全可以通过上下文赋予它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像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词语，价值判断是封闭的。
　　到了全书即将结束的时候，程巍突然“把一切价值等级归于意识形态”，这与他笔下的新左派有些相似。以“血汗工厂”为例，程巍称这个词语令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内疚，他们把“血汗工厂”从西方转移到第三世界，换了一个使人联想不到剥削和压迫的名称“劳动密集型企业”。他表示，“这种企业还受到第三世界的欢迎，被认为是给第三世界带去了资金和就业的机会”。让我不解的是，“血汗工厂”单纯是资本主义殖民的结果么？第三世界为何会欢呼殖民？如果说第三世界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时接受资产阶级面对“血汗工厂”的不安和内疚？他们缺乏不安和内疚，仅仅因为“血汗工厂”被更名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么？“血汗工厂”的剥削与压迫，主要归咎于西方，还是归咎于那些缺乏独立工会、无视劳工权利保障、坚持本国特色的第三世界？再以“全球化”为例，程巍认为这个令人愉快的词掩盖了令人不快的现实，“西方文化正日益向地球各个角落渗透，灭绝当地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只是西方化和殖民化。这种判断与中学政治教科书无异，充满简单的道德快感，我不太清楚“全球化”怎么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词，作者刚刚说过这是“中性”词汇。程巍最后提到一个现象，就是“把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描述为一个毫无痛苦的社会”。他认为由于左派的意识形态多少还在起一点作用，这种词语替换还在遮遮掩掩之中，一旦中产阶级彻底完成这个工程，他们就彻底控制了文化领导权。在我看来，这种话语美容工程，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而是属于那些不问“姓左姓右”的政府。把责任归咎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却放过第三世界的政府，很有一些避重就轻的感觉。
　　“五月风暴”接续的是光荣革命而非巴黎公社的脉络，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程巍最后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有些旧调重弹的感觉。不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吸引我的不仅是观点，还有文体，这使我虽然与作者有不少分歧，却有耐心读下去。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讨论此书极具特色的文体，只能留下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兼具文体之美和思想之清晰（这种清晰又无损于思想的丰富性）？当作者以文体为重，他表达的思想不够清晰；当作者放弃文体，他表达的思想又有些单调——这是无法打开的话语死结么？
　　 二○○七年十一月至二○○八年一月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0576537#comment 2097664 Mon, 12 May 2008 07:15:37 GMT http://622007823.qzone.qq.com/blog/1210576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