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36.qzone.qq.com Tue, 24 Nov 2009 16:13:14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at, 21 Nov 2009 01:41:24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8767684
　　一是“欧盟总统”职位的性质与功能设定。虽然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才是“欧盟总统”这一通俗称谓的正式名称，而且这也是《里斯本条约》相对于被否决的《欧洲宪法条约》所做出的重大修改，但人们仍喜欢将其称为“欧洲总统”，并作为欧洲政治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标志。但必须强调的是，“欧盟总统”不同于其成员国的总统，实际上具有十分有限的政治权力，而且主要是象征性的，比如主持欧盟理事会和对外代表欧盟，日常政治决策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欧盟理事会的成员，特别是那些大国的政府首脑。不仅如此，欧洲政治领导人在选择该职位的人选时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候选人的协调平衡能力，而不是超乎寻常的政治领导和革新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布莱尔从一开始就不是该职位的第一人选，而事实也证明恰恰是范龙佩这方面的素质或能力说服了欧洲政治领导人。具体地说，德法遵循着一贯的所谓“欧共体”方法（中小国优先、左右政治平衡、大国小国平衡、政治地理平衡）先确定了这一人选，而英国在得到一定回报承诺后（由阿什顿出任外长职位）也没有表示反对，结果就完成了看似异常复杂的“选举”工作。

　　二是几经周折的《里斯本条约》批准程序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应该说，自2007年起几经周折的《里斯本条约》批准（如果再考虑此前夭折的《欧洲宪法条约》时间跨度就更长）此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曾经称之为“欧盟扩大后的社会文化消化期”。那就是，欧盟成员国的政治领导人大都认识到，欧盟政治一体化必须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而像爱尔兰否决《里斯本条约》那样的举动不宜再重演——因为经济与政治成本必将非常之高。因此，各个成员国均无意或冒然成为一个政治“绊脚石”或“拖后腿者”。也就是说，本次“欧盟总统”选举前的主导政治气氛是我们应该选出一个新政治组合，而不再是过高考虑各自的政治要价。

　　三是欧洲在国际舞台上受到的不断挑战所产生的政治压力。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及其应对再次突显了欧洲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总体地位的下滑趋势，至少已经失去了昔日经济危机救世主的角色。事实证明，无论是在一个扩大的G20框架中还是在一个缩编的G2框架中，欧洲都在成为一个日益边缘性的群体，除非欧洲能够真正以一个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讲话。笔者猜想，未必是即将到来的哥本哈根会议全球气候谈判的政治压力，更多是刚刚结束的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和东亚的“过于友好表现”刺激了欧洲人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所联合上演的政治戏剧帮助了欧洲人。

　　正像笔者强调的，首位“欧洲总统”的选举产生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由《欧洲宪法条约》被否决所产生的欧洲一体化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但欧洲联盟的政治未来及其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未来依然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我们在“欧洲总统”的选举中几乎没看到任何民主政治要素增加的迹象，成员国及其政治领袖依然是绝对的主宰者，另一方面，欧洲所尝试引领的世界可持续发展之路显然并不平坦，而且真正严肃的挑战还并没有出现。可以设想，在美国和中国真心加入这一人类发展创新的政治合唱之前，我们对所有的“哥本哈根会议”都很难抱有太大期望。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8767684#comment 134218240 Sat, 21 Nov 2009 01:41:24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8767684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8269397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学术界看起来就像中国的足坛。比如，从中国的高教管理体制到学术研究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积累下的问题说“堆积如山”并不为过，至于怎么样来概括那恐怕只是个方式和程度的问题。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可以不胜其烦地标榜列举我们的学术成就与空前繁荣。结果便是，我们有着世界上庞大无比的学术研究力量、世界一流数量的科研成果和空前活跃的科研管理市场（比如教育部直接介入其中的诸多所谓重大学术工程），但我们却没有真正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一流科学家和一流成果。人们可以指责为什么北大、清华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怎么就成不了一流名校，为什么有着世界前两名的科研成果数量却出不了一位、两位的诺奖获得者，但却很少有人真正质疑、挑战我们现有的体制并付诸于切实的改革（南方科技大学也许是个特例）。副校长抱怨没有校长的权力与权威，校长抱怨受制于教育部的行政化控制，而它们似乎都难以抵御无所不在的市场与物质利益的诱惑。结果，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变得不但可以容忍、而且自然而然了——我们也许内心并不喜欢这个奇怪的体制，但离开了它我们却只能一无所获。

　　足坛的风暴终由国家高层促动并由公安部门介入得以付诸实施，并且有着宁肯暂时终结联赛也要先清洁足坛空气的决心，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那么，中国学术界呢？说实话，像中国足坛一样任何正直与诚实的学者都恐怕难以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但它真正变革的动力与机制又在何方呢？当然，一切皆有可能。问题还在于政府高层如何判断学术界目前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比如说如从国家诚信和建设诚信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那么，好多现象立即就可以出现转机——学术代表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智力高度与最后良心，其他领域都可以有欺骗和谎言，但该领域必须是一片净土。而且，足坛的黑赌问题也许可以通过足球博彩的方式来解决（从地下赌变成公开赌），学术则必须以一个民族对知识与创新的无尚尊重与敬畏为基础，对此，我们的国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但我们学者却似乎确实已无能为力。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8269397#comment 134218240 Sun, 15 Nov 2009 07:16:37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8269397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7667952
“非物质经济”概念提出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经济”被假定或证明存在着的自然制约性和生态局限性。可以说，可持续发展只要不是界定为一种生态可持续性——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还是文化价值的可持续性，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可持续增长”，而任何实际的经济增长几乎都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进一步矛盾与冲突。就此而言，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可持续的发展，或者借用卢风老师的话，可持续发展只能是不可持续的。因而，人类现代经济的可持续未来只能存在于一种尽快实现的“稳态经济”。无论我们如何评价欧美国家借以达到的机制或路径，它们正在逐渐呈现出某种趋向稳态经济的迹象——且不说最近几年通过严重经济危机实现的调整，即使正常年份的经济增长也只有2%-3%，而且这种增长还基本上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而不是经济规模扩张实现的。相比之下，我们目前的高速增长不仅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蕴涵着巨大的社会与生态风险。一句话，欧美国家的低增长或负增长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走向可持续性的预演或准备，而我们从高速增长向低增长的过渡其实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一旦确定一种“稳态经济”而不是“无限膨胀经济”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未来，“非物质经济”立即就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经历工商业现代化之后我们几乎注定会走向一种消耗较少物质实体的或低碳的经济（当然也不应是人们现在理解的所谓虚拟经济）——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目前所具有的统治与霸权地位将会逐渐让位于一种更为丰富与全面意义上的生活，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在经济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人们对物质能源的依赖程度也将大大降低，比如人们对自然、音乐与文化的欣赏及其满足、对家庭中女性看护劳动的充分计量与尊重，等等。也就是说，“非物质经济”将成为对现行的物质化的“工商业经济”的有效替代与补充，而且人们对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的理解也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因而，“非物质经济”这一概念不仅可以有，而且必须有——它理应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朝阳经济。

当然，“非物质经济”要想被真正人们接受并逐渐形成气候，首先涉及的是一个人们新价值观与生活风格孕育形成的问题。如果说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失败，任何生态社会的创建也面临着如何创造“生态主义新人”的难题。其次，“非物质经济”也不能简单等同于“第三产业”或“文化产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已经普遍达到70%以上，而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也在发展得如火如荼，但其核心性的问题是它们都依然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或者被资本所控制。而从目前的社会实践来看，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资本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渗透，而不是我们对它的社会与文化规制。最后，民主政治必须成为“非物质经济”发展的促动性力量。至少从西方民主国家的实践看，更多的是对市场经济的无原则遵从而不是生态主义原则下的重建，而我们还几乎看不到任何“全球生态民主”的前景。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7667952#comment 134218240 Sun, 08 Nov 2009 08:12:32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7667952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7046881
钱学森等杰出学者无疑是中华民族儿女中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中国一代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典范。这种一般性的评价恐怕是我们绝大部分国人都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两点：首先，这些学者都是在新中国建国（前）后回到祖国参与我国科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家学者。他们的爱国精神是值得无限崇敬的，而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当然至少也是与世界同步的（至少在回国时是如此）。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英年回到国内这一原因，他们（特别是那些自然科学家）本来可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作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显然是为了国家的建设而牺牲了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机会（尽管这种牺牲即使从个人一生成就的角度说也是值得的）。笔者想强调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成为真正的世界科学大师——就像诺奖获得者那样水准的科学家。

其二，这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学术成长虽然与我国的新式大学教育有着某些联系，但其主要的求学背景则大都是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事实凸显着我们新中国高等教育尴尬与窘迫的一面。而且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可以借建国后的大量政治干扰来解释其间的人才青黄不接等事实，但却难以真正解释最近这些年来普通教育中存在着蔓延着一系列反科学、反创新的现象。甚至完全可以说，我们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发现和面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的体制性弊端，而这些弊端在行政化与商业化趋势的共同促进下正在成为我国高校发展中的“毒瘤式症结”。它的最大后果就是严重妨碍中国一流世界性学者的培养与成长（虽然我们所谓的著名教授和学者甚至大师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对此，绝大多数学者都很清楚（钱老即使在医院里也对此非常清楚并一再叮嘱我们的总理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大部分具体层面上的管理者也都明白，但我们最高管理部门的结论却往往是问题基本上并不存在，至少远成绩大于缺点。

归根结底，在笔者看来，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依然是一个行政指令下造就个别性所谓“大师”的体制。这其中虽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但在使用上应该是无可置疑的），比如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学者，但更多的是戴着官帽和揣着钱袋的伪“大师”，而且这一风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并非不存在，关键是我们政府高层的政治意志和决心——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必须从培养个别“大师”转向培养各个学术领域中的普通“学者”，这不，据说我们的教育部长刚刚换人了，希望这只是众多必须步骤中的第一步。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7046881#comment 134218240 Sun, 01 Nov 2009 03:41:21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7046881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6523900 尽管已经号称融入了全球化的国际性大市场，中国经济显然仍是世界上可以最准确预测的经济体之一，即便在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不，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的数据，不仅可以轻松地满足总理年初提出的“保8”目标（至于8.1%还是7.9%，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而且描绘了一个十分漂亮的GDP“V型”复苏图（从2008年第一季度的10.6%降至2009年第一季度谷底的6.1%，然后迅速升至今年第3季度的8.9%）。因而，我们似乎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国经济已经率先走出自2007年末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实现复苏。如此说来，我们向世界人民所贡献的当然是一幅成功战胜经济危机的美丽图画。但在此之前，我们恐怕还有许多基本性问题需要澄清与讨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曾经存在过“经济危机”吗？如果没有的话，又何谈“经济复苏呢”？

　　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在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语境下有着特定的含义，是指一种生产过剩或市场需求不足的危机，结果导致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无法出售，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就是资本所追求“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并没有改变资本的追求利润本性，恐怕也就没有改变经济危机的性质，换句话说，它最多只能改变经济危机发生的机制与蔓延的形式。的确如此，本次经济危机就首先是由英美金融资本家的贪婪欲望与投机行为所导致的金融业的严重危机与重组，结果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实体经济随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越是与英美金融业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经济打击就越大。但需要指出的是，就世界范围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等既不存在英美等国那样“寅吃卯粮”的财政亏空（相反大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也不存在社会公众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世界经济格局几乎注定了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不会发展成20世纪30年代那样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或者说新兴经济体必将拯救老牌资本主义也不为过。

　　就中国而言，我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显然扮演着一个“英雄救美”的角色。这既是由于中国政府手中庞大的外汇储备，也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总体地位。换句话说，我们政府还有着充足的经济调节手段和行政能力来实施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把当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变成一种为未来而大规模投资的发展契机。由此可以理解，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还是地方政府更大规模的配套投入，实质上是我们着眼/造就未来的一种方式。可以预期，本次危机过后，中国的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时期。就此而言，过去一年中国所发生的实际上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从控制过快/粗放经济增长转向保证必需的经济增长速度，暂时性的经济增长率下跌并不意味着太多（比如暂时的增速趋缓很可能会被随后的更高速增长所抵消）。

　　如此一来，我们完全可以把本次经济危机解读为中国跳跃式发展的一个难得机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当然，事情不会如此简单——或者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在笔者看来，中国对本次经济危机的“成功”应对至少包含着以下3个方面的“代价”：一是我们在新世纪初艰难确立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多少受到经济危机应对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干扰，区域发展合理布局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也会拖延更长的时间（比如许多地方间的传统性经济竞争因此强化而不是弱化了），二是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公共财政投入可以带来经济迅速复苏的结果，但也会导致对日后/后代经济发展机会（比如高速公路建设）的预占或误用，对此我们目前还难以准确估计，三是我们各级政府、企事业和社会部门都经历了一场如何“保增长、促发展”的经济发展运动（包括高消费和非理性消费），却未能从中更多体验到危机时代的国家民主化管理、企事业社会责任和社会节俭崇尚等方面的教育，这对于我们这个庞大国家来说是得中有失。

　　笔者并不想把所有上述“代价”都指称为可以避免的“损失”或我们应对本次经济危机中存在的“教训”，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代价”都是要偿还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晚，主体会有所不同。这里有必要提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另一种解释，即“资本的第二重矛盾”。其基本意思是说，严重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可以由剩余价值的实现障碍所引起，也可以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与更广义的“生产条件”的矛盾所引起——人们对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的破坏最终会使生产本身变得日益困难并发生“生产不足”的危机。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人们终将必须面对的——生产的相对滞缓以及人们之间物质财富的更公正拥有与分配。笔者相信，我们未必会最终走向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但却也未必能够完全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发展逻辑。假若如此，后人终将有一天会重新审视我们今天所预付的“代价”。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6523900#comment 134218240 Mon, 26 Oct 2009 02:25:00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6523900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5924352 记得德国绿党前主席2007年讲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当所有的德国人都谈论统一的时候（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后大选），我们却在谈论天气（全球气候变暖），现在当所有的人都谈论天气（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时候，我们应该讨论些什么呢？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多少反映了中国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时下的尴尬境遇。按理说，无论是中国依然处在高速进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是最近两年来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政策应对，都提出了大量亟待研究与讨论的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问题，而我们这些学者们却还在为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实践（社会）取向争论不已——这是笔者对刚刚结束的2009年中国环境哲学南京年会的最大感受。

　 “科学发展观与环境哲学”的大会主题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视野与高度来讨论它。毫无疑问，作为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我们所面临的基本使命就是充分揭示、阐释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主义向度，要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中国科学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检验手段是我们面临着的生态环境困境的克服与减缓。换句话说，科学发展在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一个发展的绿化问题、发展的可持续化问题、经济增长与生态矛盾的缓和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困难的理论任务与使命，而且这种困难在相当程度上并非来自理论本身，而是我们不得不身处其中的经济社会环境。更通俗一点说，最为艰巨的挑战并不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而是我们对理论的解释和传播如何能够说服人打动人（包括说服我们自己以及自己的友人亲人）。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理论与政治勇气批判那些主流性的、但却是反生态主义的“发展”理论与政策，或者说“非科学的”发展观与发展实践。这其中既需要我们扎实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深入细致的学科学理分析，更需要我们敢于担责的时代引领精神或“入世”态度，只要这种理论批评或批判是基于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并遵从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且不说我们国家近年来遭遇的大量自然人为灾害背后的非理性、非科学发展决策和动机，就是我们最近两年的经济危机应对中也提出了大量的具有环境意蕴的现实性问题，比如大规模的交通设施和传统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许多城市地铁建设中出现的公共安全风险、许多城市区域性开发中带来的自然人文景观破坏、许多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中带来的环境非正义问题等等。可以说，所有这些问题的任何科学意义上的探讨都会有利于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更科学更生态化决策，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进入我们学者们的学术视野。　

　 当然，学者们之所以漠视甚至拒绝上述问题的探讨，恐怕有两个很具体的“非学术性”理由：一是问题本身太敏感，二是研究成果很难真正产生什么影响。这些考虑或担心当然有其道理，但显然不能构成我们退却回避的真正理由。学者尤其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如果连探讨最现实问题的勇气都成问题，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我们有些同行反复呼吁的哲学革命和环境主流话语化的目标。我们必须清楚，即使在西方国家，环境话语也没有真正做到我们期待意义上的主流化（比如成为哈佛牛津这样世界一流高校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而且目前这种进展也离不开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的环境抗议斗争实践。至于学术影响或学术的社会影响，它本来就是一个难以预期的、时间上相对滞后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地开始从事严肃具体的学术研究，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仅现在没有地位、将来也难以较快形成自己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

　　这一领域的国内元老人物余谋昌先生举了一个足以令我们深思的例子：北京的汽车化。北京是第一个成为汽车城市的中国特大城市，尽管她有无数的理由不应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设想，如果北京当初不把汽车产业/消费作为主导产业来鼓励，如果北京能够逆流而上将地铁和公交的发展优先发展，如果北京能够更早地将城市可持续性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北京的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结构特别是交通系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问题是，我们的学者包括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并没有能够在应该显现的时候到场——发出一种明确有力的声音，尽管汽车化这一客观过程是否能够被真正阻止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回到一开始引用的那段话所涉及的问题，当西方世界学者、政治家都在谈论天气的时候，我们却在谈论科学发展如何如何正确，这倒不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对错的问题，而是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我们作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定位失当或“缺位”，结果是“只有”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在努力地劝说我们政府高层接受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谈判上的中国定量化减排义务，相应地，我们作为一个理应有所表达的学术群体却处在严重的失语状态。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5924352#comment 136315392 Mon, 19 Oct 2009 03:52:32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5924352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5308253
　中国模式的成功除了笔者一直强调的生态元素外（这次奈斯比特夫妇又以中国的比亚迪汽车为例阐述了这一问题，即这是中国可以在经济上迅速占领世界前沿的少数领域之一，但笔者阐述的生态元素绝非只是个经济层面上的变量），还有两个异常重要的要素。一是健康发展、和谐共存的社会，或者说充满着社会关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狭隘的经济理性的社会。这方面奈斯比特夫妇并没有太多展开讨论，但是他们长期在欧洲生活的经历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强调应该包涵着这方面的意蕴。无疑，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资源严重短缺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基础，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二是基于创新精神和政策导向的教育。奈斯比特夫妇虽然也在一般意义上批评了欧美的现代教育体制，但对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批评则是更加直接和坦率——缺乏一种鼓励创新与竞争的学术体制与环境。绝不能说，我们的教育中没有竞争和评价制度，但问题出在现有的体制既不能鼓励独立的学术创新，也不能促进公平的学术竞争。这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例”。每到一年一度诺奖颁布的秋收时节，就是中国高等教育饱受折磨的尴尬时刻，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不是中国人能否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最高学术荣誉的问题（我们华人获奖者已经不乏其人，而且今年也有），而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否造成出这种尖端意义上的科技人才；答案也已经很明白，我们还不能，而且某种程度上正在背道而驰（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商业化）。因而，我们也许可以随时抓获几个罪大恶极的高校硕鼠，但却很难短时间内奉献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其实，在笔者看来，《中国大趋势》的要义在于中国理应而且已经可以形成自己的未来发展模式，其核心是经济创新、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等诸因素基于我们独特历史文化的重组与重塑，而所有这一切又特别依赖于我们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依此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及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前沿，简单地将现状概括为“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掩盖了太多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一分子的笔者像很多学界同仁一样充满了忧虑。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5308253#comment 136315392 Mon, 12 Oct 2009 00:44:13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5308253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4707245
　规模空前的盛大阅兵游行无疑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的集中检阅。如果借用一句国际政治的通用术语，那就是它清楚地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如今已经拥有的“硬实力”。虽然就纯军事武器而言，我们也许称不上当今世界的真正霸主，但结合经济、科技和军事等诸多因素所形成的综合性判断尤其是就其未来潜能而言，中国显然已经迈入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崛起似乎只发生在共和国60年历史的后半段，也就是最近的短短30年。因为，在7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经济依然处在崩溃的边缘，而直到80年代初，我们还认为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历史性使命。因而，无论人们对我们“硬实力”的具体估价如何，新中国在她的60周年之际真正在世界舞台上站立起来了却是铁的事实。　
仅仅国庆两天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中华民族的另一个传统节日——中秋。从中央电视台与江西宜春市合办的大型的中秋晚会表演中，从那意境深远、充满诗情画意的歌舞中，笔者更多“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悠久、高雅、博大的中秋文化。试想，处在一同片蓝天下，而我们的先祖能够将“月亮”以及“赏月”描绘与想象得如此仙境一般，是何等的不容易，其中需要多么丰富的文化想象力和欣赏文化的悠闲心情。因而，笔者宁肯说，中秋文化就像春节文化一样，绝非只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遗存（季节性休闲与聚会），而是长期繁荣的华夏文化的文化积淀与升华。换句话说，它可以明确理解为中华传统文明“软实力”的集中展现。依此来思考我们目前已经实现的国家振兴，我们显然还存在不少的差距——笔者认为，我们所严重缺乏的正是一种节日文化和节日文化欣赏的情趣心态，这更多是一种公民主体基于心理自主、自信与自由的境界，而且远非是黄金周假期的延长和多几台专题晚会就能解决的。
这几乎很自然地就涉及到了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许多学者认为，我们国力已经足够强大，而且是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的，即使与战后的德日复兴相比恐怕我们也毫不逊色，因而“中国模式”的问题只在于西方学者的客观正视和中国学者的认真总结；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基于工业化与城市扩张的经济繁荣或持续增长正是资本主义世界过去两个多世纪所走过的道路，而且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种绝对无法持续下去的黑色道路，因而迄今为止基本上是在重复这条老路的中国经济无论如何难说是一种模式创新。当然，如果赋予“中国模式”更多的考察变量的话，人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很可能更大而不是更小。笔者个人的观点大致上倾向于后者，而且主要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考虑问题。具体地说，在笔者看来，我们的“硬实力”之所以不够硬，并非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规模总量和军事武器先进程度，而是由于它们还没有建立在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理念基础之上，这使得我们的“硬实力”对于国际社会还依然缺乏足够的信服力和吸引力，对于国内社会也逐渐引起更多的疑惑质疑和冲突。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本身还缺乏一种面向未来意义上的“软实力”。
这绝非是要贬低我们祖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说，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必须是基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内在结合，而正是我们共和国未来60年或30年努力的方向。而且，这样一条新道路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那就是尽快走出狭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态发展/绿色道路。就此而言，笔者坚信，贵州卫视主办的、以生态文明为主题“论道”节目和最近由山东省承办的“中国园林博览会”/“中国花卉博览会”所引领的生态化发展，向我们透露着更多关于共和国未来的信息。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4707245#comment 134218240 Mon, 05 Oct 2009 01:47:25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4707245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4194975
　学术研究会或“学会”顾名思义是一个学者之间围绕某一个学科或学术议题而形成的民间性学术组织。它当然不会排斥政府官员（特别是已经离开政府岗位、又有一定学术兴趣的官员）和工商企业界人士（特别是对于相关研究议题有一定政策相关性或个人兴趣的人士）。但是，这里有一个必须明确的底线，官员或者官员所在的政府机构必须是中立性的或辅助性的，其参与应主要体现在部分财政支持的提供和相关政策信息的优先透露，而工商业人士的参与应仅限于自愿给予的财政资助和个体意义上的学术活动参与。但是，如果观察我们目前的各种学会活动，这些的底线已经被严重突破或抛弃，会长/理事长们基本上都是些官员（包括准官员和伪学者）或商要，而他们是学会学术活动（比如开幕式和主题发言）或日常管理中的主角（比如课题申报和奖励评定），而他们往往是到会做报告、做完报告就离开，然后交给真正的学者们相互争吵（真正需要接受理论教育或新鲜成果的人大都不在场）。因而，我们也许有充足的理由批评中国高校的行政化和商业化趋向，而中国的学术研究会这些本应最民间化的组织其实行政化与商业化的程度其实也毫不逊色。　

中国的学会之所以沦落到这样一种屈从性的困境，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应是如下三条。一是我们依然缺乏一个学术观点或学术机构正常参与影响政府决策的常规性和法制化渠道。可以说，我们既缺乏欧洲大陆那样的新组合主义传统，也缺乏英美那样面向所有学术机构开放的多数竞争主义机制，结果变成为一个政府（实际上是部分官员）绝对主导的单向性随机性过程。二是在中国这个依然官本位意识浓郁的国度中还缺乏对学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深层意识上的应有尊重与敬畏。虽然我们官员的学历层次在迅速提高，但我们的高校与研究机构显然未能培养出他们大部分人心中对学术与学者的必要尊重（也许正是我们目前这种制造高学历官员的粗放式经营造成了这一严重后果）。三是我们对学术机构的真实投入与管理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我们的相关政府官员过于侧重对学术机构的日常运营监管，并极力通过财政支持等资源的分配来控制甚至操纵学术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简单地说，我们的各级政府确实达到了其有效监督的目标，却使学术机构本身失去自我发展的动力与潜能。　　
　面对上述困境，学者们可以做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或者远离这些所谓的学会，因为它们已经远离学术本身，或者甘心为那些政府官员与商界人士捧场助阵，毕竟至少他们还提供了一个朋友聚会闲谈的场合。但是，我们的政府必须明白：学术研究机构或学会本应成为党和国家政府实现管理、决策和领导目标的重要环节、机制和平台，成为我们民族与国家学术研究能力与智力发育的重要舞台和场所（学术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政府机构从这些场所也只能听到一些唯唯诺诺的奉承话语，我们还能指望什么真理或道德良知呢？因此，笔者愿明确强调，就像中国高校的行政化与商业化一样，学会的官方化与商业化是一个危及我们民族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未来的灾难性现象，我们必须严肃考虑与对待，如果我们还有这种能力的话。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4194975#comment 134218240 Tue, 29 Sep 2009 03:29:35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4194975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3434135
　众所周知，从城市人文历史与生态特质的角度来说，泉水就是济南跳动着的生命。在经历过前些年的激烈争论（保泉还是保经济增长）后，济南人勇敢地选择了前者，并做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城市发展战略性决策和节水保泉政策措施。再加上苍天护佑（提供了近年来超常丰沛的降水），济南市泉群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自2003年9月6日以来的连续喷涌。这不仅使我们济南市民再次享受到了“清泉石上流”的独特城市生态景观，而且使人们进一步萌生了一个更伟大的梦想，那就是使济南泉水最终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让我们这座拥有独特的生态与人文景观的城市享有应当的世界性荣耀。因而，能够成功入选我们国家的候选大名单，标志着济南市泉群已经具备了向相关国际机构申请世界遗产城市的最基本条件。　
但需要强调的是，进入国家大名单和最终成功入选还相差甚远，通俗地说有点像奥运冠军、亚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之间的差别。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考虑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必须更认真对待双遗产城市的严格标准。概括地说，“双遗产城市”的基本条件是真实性、完整性、稀有性和独特性。济南泉群最具备的应该是真实性和完整性，并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特性。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面临着两个严重的挑战：在生态方面最大问题当然是泉水喷涌的可持续性，而在城市文化景观方面也面临着更强有力的文化传统与城市建筑景观支撑问题（仅仅有4千年的城市历史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更有震撼性和说服力的推广点比如龙山文化等）。　　
其次，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济南市泉群申遗与山东其他两处（曲阜和泰山）的巨大不同——她涉及的是一个有着庞大人口的省会城市，其中隐含着的是我们的城市长远发展战略必须做出更大幅度的调整。据笔者所知，济南的情况很有些与苏州古城的情形相近。具体来说，在我们能够享有作为世界遗产城市的好处之前，我们必须准备好做出更大的经理利益牺牲，这对于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公众都是一个发展理念和文明意识上的巨大考验。
　其三，济南泉水申遗注定并非只是一项济南市政府、山东省政府的工程，而应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功申请条件是提高济南市的世界知名度，而这绝非是济南市政府可以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济南市能够作为中国东道主城市主办一个国际性大型相关活动就会有很大改善，而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及相关部委的鼎力支持，等等。　
总之，泉水申遗是我们济南人民所做出的一个大胆而庄严的“承诺”，不仅是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而且是在现代文明发展转型的示范意义上。正因为如此，在试图说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说服我们自己的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济南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城市，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还必须做什么？
　　　　　　 ]]>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3434135#comment 134218240 Sun, 20 Sep 2009 08:08:55 GMT http://622007836.qzone.qq.com/blog/125343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