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37.qzone.qq.com Sat, 28 Nov 2009 17:57:18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Wed, 26 Dec 2007 09:25:48 GMT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1198661148 　　摘　要:全球化是指它的超地域性,也就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与特定领土框架的连接
变得越来越松散的趋势。领土距离的日趋有限和疆界意义的日益淡化,从根本上冲击着作为
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传统职能及其价值,国家本身及其作用必然要有一个历史性的调整和转
变过程,但国家不会失去对其领土范畴内的社会进行管理的合法性。全球化松懈了空间与文
化的关系,对民族文化(尤其是非西方的文化) 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挑战,但全球化越加强,民
族性也就可能会越高涨。在此背景下,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将出现杂交化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全球化;领土疆界;国家;民族文化

　　以超越领土框架为标志的全球化,突出了与
“边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国家司法权、经济
活动、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和政治经济治理等。目
前,全球化进程已非常明显地冲击着世界政治经
济体系,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政治、经济、社会活
动以及传统的管理模式。其中,地域性最强的国
家与民族文化处于全球化影响和冲击的前沿地
带。
准确地理解全球化
与人类社会几百年来不断呈水平式国际化
发展的历史相比,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向垂直式纵
深方向发展的进程,其深刻之处在于它所包涵的
民族间、国家间、社会间和文化间的渗透性和全
面的高强度的相互依存性。我们可以从对全球
化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中准确地理解它的深
刻性。
任何事情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印记,对
空间的组织和利用,既界定了时代特征和社会关
系,也为取得权力提供了关键的条件,如资本在
世界范围的空间内自由流动,使得资本的所有者
拥有了决定性的优势,而工人由于流动性受限制
则获利甚少。同样,时间也代表着价值和权力的
源泉,投资的获益时间对投资者和引资者的利益
与政策均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里,起作用的问题
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今天,技术的进步“无疑
大大地压缩了时间- 空间的方程式”〔1〕(P117) ,即
缩短了穿过同一距离所需要的时间。尽管受到
难以逾越的空间距离的制约,但时间已不再是决
定性的障碍,而非物质交流则基本上不存在空间
与时间的分离问题。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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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创造出了一个缩小了和高度流动了的世
界,不论身居何处,不论属于何种地域性约束的
共同体,人们都已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了解到各
种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发展进程,同步地产生相
互间的作用与影响,也可以建立起密切的和深刻
的社会关系,甚至组成共同体关系。在这个过程
中人们也逐步地具有了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提出
的“天涯若比邻”的感受,提高了“全球意识”,从
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谈论全球命运,关注全球
事务与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罗伯特森指
出,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的
显现,就是认识到我们都参与到了全球网络的互
动之中,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现象,由它推
动着跨国界的经济一体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强化
程度”〔2〕(P119) 。
全球化的经济属于一种生产、交换和消费逐
渐与距离和疆界的地理范畴相脱离的新型世界
经济。第一,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跨国公
司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技术的进步而在全球范围
内灵活地组织生产被认作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和标志,但更为重要的是应看到跨国公司的发展
正在产生出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即产品内部的贸
易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产品间的贸易。
这种贸易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产品与服务在技术、
质量、专业、价格、性能等方面的标准化趋同,基
于市场的要求,通过协调和相互认可,这些标准
已实现了国际一体化。世界上所有的机器制造
商都深感拥有ISO9000 认证,按全球标准确立其
产品质量的重要性。许多著名公司产品生产的
操作与管理模式不断成为全球效仿的规范,即使
是国家竞争力也按共同的标准由国际机构加以
排名, “‘复制猫的世界’(Copycat World) 一词表达
的思想是,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质量与性能标准已
按国际参照点来确定”〔3〕。第二,贸易与金融超
国界的交易活动的加强。标准化促使了不再带
有民族国家痕迹的“全球产品”的出现、分配和销
售,分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消费者能够在同一时
间内购买到这些格式化了的相同产品,潜在消费
者的国家地理位置在他们了解和决定购买这些
相同商品方面的重要性已变得有限。通过全球
公司跨国界的生产及产品流动,全球贸易已成为
所有全球公司和很多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一体化
了的部分,无论走到何处,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
的快速反应都可谓形影不离,使人有着生活在同
一个地方的感觉。这种变化随着服务性产品成
为国际贸易新的命脉而得到加强,而服务贸易比
传统的产品贸易更能超越自然的疆界和人为的
壁垒。在金融方面,跨国界资本与货币流通的扩
展,极大地改变了货币的形态,并使它不再被局
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而是充斥到了全球的空
间中。全球性和全天候的外汇交易已没有可能
被固定在特定的国家进行,“没有任何一项金融
活动可被局限在一个国家,它们都是按照世界作
为一个单一地方的准则来经营的”〔4〕。这就削弱
了货币与财富紧密结合的传统社会关系,动摇了
它的功能稳定的经济基础。
因此,全球化的含义绝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
世界贸易和投资迅速地水平扩展与量的增长所
能涵盖得了的,实际上是指不同的民族及社会之
间以相对无距离和无边界为特征的不断增长与
强化的相互联结的过程,它的本质在于人类活动
和社会关系的超领土性,在于它们受特定疆界限
制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全球
化是国际经济体系中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进一
步发展所引起的全球范畴内生产方式和社会关
系变革的产物,是高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经济实
体逐渐将其触角和影响伸向广泛的世界领域的
结果,因此在目前阶段,全球化的表现、特征与影
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反映得较为明显。
全球化潮流中国家的变化及前景
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变革,全
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全面的震撼,国家、社会、
企业、组织和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这一
点。总的来看,全球化带来的宏观挑战主要集中
在国家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民族性及其文化的
凝聚力和持久性问题上。随着具有民族性和地
域性本质的国家与无疆界和全球增长的经济、社
会、政治关系之间张力的强化,国家的作用在整
体上已进入了一个彻底改变的过程,它正在失去
许多传统的职责,控制国内社会进程及其与全球
联系和融合的能力在不断地下降。
全球化对国家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对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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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削弱上。按照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
系的框架,主权给予每一个国家(政府) 以对其疆
域的绝对控制权,尽管从产生时起主权原则在实
践中有时会受到侵犯,但是“在前全球化的环境
中,国家通过增强其权力机器能够从它的合法性
中获得绝对的实质的主权”〔5〕(p15) 。这种主权的
维护得益于国家间的关系或者国际事务是在领
土的司法权范围内较固定的场所进行和发生的,
如贸易和人员的往来要通过指定的边界口岸并
受到严格的监视,国家的开放抑或封闭主要体现
在它对边界的控制程度上。然而随着全球化进
程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关系不再完全受地域的限
制,已具有了非地域的性质,超边界的资本、服
务、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动摇了全面与绝对主权
存在的先决条件及其可实践性。一方面,诸如网
络数据、跨国公司、全球证券交易、跨边界的污染
等现象不再被固定在任何国家能够行使排外司
法权的单一领土空间和位置上,大量的电子货币
交换以及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使国家失去了对
主权的另一个标志———本国货币———的唯一所
有权。另一方面,与这些物质性的变化相适应,
排外性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社会心理也到处因全
球化而受到了挑战,国家主权的内在凝聚力、认
同和忠诚有所下降,国民的利益与社会活动开始
从传统的国家中心向外转移和分散,导致“许多
人确立了一些新的甚至是无视先前给予了国家
主权合法性的忠诚”〔6〕(P21) 。以英语为主要表达
工具的全球视听媒介及其逐渐不受地域限制的
传播,既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了世界大众娱乐和新
闻认知,又很容易使身居海外的少数民族的根基
意识得以增强,因此它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也
会导致许多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分裂。人们对全
球化好处的预期以及对随之而来的不稳定和危
机的担忧,都或多或少地引导他们接受对过去属
于民族控制的政治经济事务实行多元治理的必
要,继而认可主权的让渡和共享。
与之相适应,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受到了史
无前例的限制。其一,全球化推动了国家起作用
方式的变化。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民族层次
上的政治共同体,奥克苏特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具
有市民共同体的特征〔7〕。按照传统的功能分工,
国家与市场是分离的,它们是两种影响社会发展
的平行力量。然而,全球化则导致国家结构更多
地向市场方向甚至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组织转变,
“国家正在一个经济上日益相互渗透和影响的世
界上寻求竞争力的过程中改造着自身”〔8〕(P214) 。
为了保持控制所及的领土内经济的增长,民族的
政治领导人不仅要在国际上协调各国的宏观经
济政策,还要最终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整,世界
市场的压力和国内经济发展要求的结合迫使国
家转变为考克斯所称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
与市场不再是两种相分离的力量和制度,而是融
合在了一起,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受到适
应市场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
“国家从市民共同体转向了一个有较大限制性形
式的企业共同体”〔9〕(P124) ,即国家自身的活动与
结构已逐渐市场化。过去主要由国家为社会提
供的许多公共政策和公共商品,由于或在结构上
具有了跨国特征,或已成为私人商品,或可以由
社会和私人机构共同提供,现在已经不再完全在
国家的控制之下,成为社会各种力量在市场的基
础上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二,全球化削弱了国家通过分配和再分配
政策措施调节社会生活的功能和能力。为了使
市场机制在国内正常运行,使逐步自由的国际贸
易政策得到保护,国家被赋予了实行大规模的社
会福利的功能,如合理的就业政策、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医疗和社会保险的提供等,从而缓解
因国内国际竞争对社会的压力和冲击。为此,国
家就有了对一些经济部门的所有权和干预权,有
权力采取国家补贴和保护主义的工业政策,对劳
资关系制度施加强制性的规则。但全球化使得
传统上的企业与政府、与劳工的关系发生了变
化。在通过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就可获得必要的
财政资助来源,以及随着管制被取消,国家对商
业活动的微观管理减少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间
传统的密切合作已不复存在,而且企业也不再受
过去那些与劳工达成的旨在保持民族经济增长
和社会稳定的妥协性就业与收入政策的制约,企
业越来越不愿承担劳工工作安全与稳定的职责
与道义。与此同时,由于比企业和资本的流动性
小得多,工人对雇主降低工资标准的压力难以回
避,也不再对依靠政府的支持与资方进行工资谈
判寄予太高的期望。结果是,一方面工人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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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提高了对国家加强社会调节与保障的需求,
另一方面资本流动的增加导致国家很重要部分
的税收基础不再稳定和有保障,政府也就不再像
以前那样有能力坚持较高程度的社会保护。因
此, “开放的贸易会与保护特定的活动免受自由
市场残酷性侵害的社会契约发生冲突,这是全球
化所引起的一个最紧张的关系”〔10〕。
其三,民族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有所下降。
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全球贸易和跨国公司超越
国界的大规模快速流动,限制了政府对其领地内
经济角色和各种交换活动的控制,降低了政府坚
持其货币价值和资本市场稳定的能力。全球化
突出了国家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与管理
的重要性,但限制性的国际金融环境与原则也降
低了政府推行独立的宏观经济管理战略的能力,
促使政府必须同时坚持平衡国家预算、减少社会
开支、规范社会活动、减少公共赤字以及确保不
出现通货膨胀的政策,否则就要产生金融动荡,
就像东南亚金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全球化也
导致政府操纵国内市场和保护它们免受外界影
响冲击的能力下降,强迫政府转而关注改善本国
产品与服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其国家
作为一个投资场所吸引力的意识。
从目前的状况看,国家和政府正失去对许多
传统政策工具的控制,而且过去属于国家管理和
发挥作用的部分领域出现了“空壳化”的发展趋
势。民族国家卷入全球化潮流的程度越高,国家
的权威、决策能力和政策实施的效果受到内部和
外部力量的影响就会越严重。但这决不是说,在
全球化时期国家不再重要,或者是失去了对仍然
在领土范围内的社会进行管理的合法性,而且国
家也不是完全受制于全球化,通过单边的和多边
的协调政策,国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
化发展的进程与方向。现在对国家作用的前景
做出的任何极端的武断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
“目前还不清楚全球化的变化是否不可改变地削
弱了民族国家,或者仅是产生出了将来能找到民
族的解决办法的问题”〔11〕。
实际上,国家在许多领域继续着或者是反而
加强了民族的控制。首先是移民控制。一个世
纪前的那种大规模的跨边界人口流动已不复存
在,欧洲在1960 年代后的入境移民已接近于停
止。各国政府现在有绝对的权威和能力通过严
格的边界管理或严密的人口登记和监视制度控
制着人口的跨国流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就
业压力的增大,所有国家的政府、公民和各种社
会力量在加强对移民的限制方面都有着高度的
一致。在全球化发展最快的近20 年中,西方社
会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移民增加,在有些国家如英
国入境移民已呈负增长。因此,仅从移民流动的
角度丝毫看不出全球化的趋势。
其次,政府依然维持着庞大的公共开支,公
共阶层的工资总量、预算、政府的活动范围事实
上还有所扩大。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政府开支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879 年的10 %一直增
加到1996 年的47 % ,尤其以1960 年(27 %) 以来
全球化进程加快时期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这
意味着至少在目前全球化还没有大量地削减国
家的经济社会作用和减少对它的需求,只是改变
了国家活动和政府发挥作用及满足需求的形式
和能力,政府还是有条件选择公共部门和公共投
资的规模。
第三,国家对全球化的扩展并不是无能为
力,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国家在某些领域加强了
管理和监控力度。美国新电讯法规定政府对互
联网上的内容有合法的控制权,并制止可能侵犯
基督教教义的资料和出版物在网络上出现。全
球化的渗透增强了各国防范冲击和维护新型安
全的意识,有关的监视技术也应运而生,进入和
使用全球媒介的设备———如卫星和微波信号接
收器———仍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国家控制着。
第四,国家通过政策调整和干预可提高其经
济竞争力,使民族经济对国际资本有更大的吸引
力。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严格地说是企业间)
的竞争,尽管政府使用传统的经济政策工具———
贸易限制、补贴、资本控制———实行保护或促进
竞争力的余地已很小,但它还是可以借助一定程
度的国家干预帮助民族企业的发展。通过政治
经济的外交努力,政府能够为本国企业争取到更
多的国外商业定单和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为企
业的国际化与全球化活动创造多边的或地区的
规则保障,国际贸易谈判和地区合作仍基本上在
国家的职权范围内。对于吸收国际资本,国家的
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总的来说,国家在对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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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的态度上更加自由了,在吸引这些投资的
努力上也更加卖力”〔12〕(P113) 。
第五,全球化为国家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
间。全球化使得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进行国际合
作与协调成为必然的趋势,通过联合的管理和干
预,各国政府在促进、抑制和塑造超领土的全球
活动上起到关键的作用。这样,国家权力所及的
范围就不再局限在特定的民族疆域内,而是扩展
到了广阔的地区或全球的层面上,为它监视和控
制域外的各种国际活动提供了机会。对全球化
进程及其治理施加影响,就相应地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了全球化对传统的国家主权的削弱,国家自
主和控制范围的减少由于超国家权力和影响的
所得而得到了平衡。
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化
国家利益要求在融入全球化潮流时固守其
特定的民族性,但全球化与民族化具有很大的矛
盾性。在权力关系的新轮廓中,全球与地方的关
系在逐渐排除或超越了横亘在中间的各环节后,
已成为一种面对面的互动关系,全球化带来了对
人们在民族的、地方的和宗教的认同上的冲击,
繁衍出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冲突。全球
化只是民族边界的超越而不是消失,更不是民族
的消失,相反它加剧了各民族为生存、发展和民
族性的巩固而进行的竞争。1980 年代以来伴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和宗
教原教旨主义也不断复兴,文化已成为全球与地
方张力的重要范畴,表明在全球化面前地方文化
和民族主义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全球化使市场
扩大了,也使市场变小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和贸易争端的尖锐化表明,对民族利益的关切仍
是各国参与全球化活动的出发点。我们看到,
1990 年代以来抵抗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力
量之一,就来自于如日本和法国等这些有着强烈
的民族认同感的国家,他们分别在农业和影视产
业方面极力排斥着外来力量的影响。总的来看,
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张力中,全球化摆出了进攻
的态势,而民族化则处于抵制和防御的地位,但
全球化越是加强,民族性也就越高涨。
文化与空间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每一种文
化本质上都有其地域性,在空间分裂和外界进入
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地域文化构成了独特的认同
和民族性的基础,它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或社会
群体。因此从文化的原型上来讲,它存在于民族
国家的结构和生活中,“民族国家成为某种文化
的集装箱??在这里,民族的特性和理想通过学
校教育、大众传媒和社会组织等所有方式得到了
复制”〔13〕(P156)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个广泛
的文化结构中进行的,当然文化结构也随着经济
活动的推进发生相应的变化。借助于能够削弱
或摆脱距离限制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手段,分散
的和分离的社会联系得到了加强,不同文化间的
联系和相互冲击也就变为现实。过去,地域的民
族文化及其独特的文化认同主要是受临近的社
会影响,现在通讯技术的进步则改变了这种状
况。全球化不仅加快了文化载体的流动和无国
界变革,也促进了文化范畴本身在全球空间范畴
中较少约束的流动,文化的单向或双向的渗透加
强。在这个背景下,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在向世界
开放时,自身的特性也必然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冲
击。
全球化松懈了空间与文化的关系,交通和通
讯技术的发展使得排外性的和几乎是自给自足
的文化观念受到威胁。在这一趋势中,西方文
化,或者说英美文化逐渐占得了上风。首先,全
球化是西方世界这个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中心
向外扩展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工具主要集中在
这些国家,致使大多数世界新闻、环球报道和娱
乐节目的内容筛选与制作主要由分布在纽约、伦
敦和巴黎的跨国新闻机构所控制,并很容易地从
西方世界流向发展中国家。后者较为封闭的社
会和民族文化面对着这股强大的力量所推动的
西方文化大规模的急剧渗透,已不再能像国际化
时期的文化融合那样有充足的时间通过渐进的
方式有选择地接纳或排斥外来文化及其影响。
其次,英语的普遍使用,引导着全球逐步接受以
英美文化为背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英国
殖民主义和美国商业主义的结合,促使英语成为
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即使法国和德国,“不仅
在它们本土内的所有公共生活领域都遭遇到英
语的大举侵犯,而且在国外也正在失去其语言的
地位”〔14〕(P80) 。面对英语的强大攻势,法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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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国际语言正处在在法国境外消失的危险之
中,法国文化的地位已明显地削弱。有学者认
为,法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对英美两国的抨击皆
出自于它那对英美文化的恐惧心理。再次,全球
化推动了全球主要文化活动的美国化。在电视、
电影和音乐三个主要的大众文化领域,美国化的
发展趋势非常强烈,因为美国的娱乐工业拥有了
德国、日本、英国或法国难以竞争的优势。相比
之下,欧洲公司的节目制作成本都高于从美国进
口产品的2 - 5 倍〔15〕(P165) 。目前,美国在全球视
听领域的出口和投资规模是独一无二的,随着贸
易自由化而畅通无阻地取代或排挤着其他民族
的文化产品。
在一定程度上讲,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全
球媒介与信息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正引
导着“全球流行”和全球文化的出现。然而,全球
化并不会使世界发展成为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
也不会导致文化的同质化或霸权,文化的地方主
义和传统的不一致不会被西方的文化“帝国主
义”力量所摧毁。文化的演变是一个从向空间位
置内部看到向空间位置外部看的历史发展进程,
它对世界的变化有着适应性。尽管全球化缩小
了人类活动的距离感,但地理位置依然重要,领
土化仍旧是政治经济活动中一个有意义的内容。
即使是跨国公司实行了全球运转机制,它们的决
策、研发和管理的中心也是有很强的地域性的,
它的生产和销售也只有与地方的、民族的需求特
征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效应。在一定的意义上讲,
文化本身正在经历着全球化冲击的锤炼,地方的
民族的文化已从不同的角度抵制着全球力量,保
护着特定群体和人们的传统、认同和生活方式。
更何况不断高涨的全球文化主要是通过产品、服
务和包装的多样化来推行的,针对着特殊的消费
对象。为了争取顾客,文化的消费品与媒介变得
有更多的区别,把消费者和听众分割为更多的类
别。模仿和流行当然存在,但也会推动许多高度
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在不断拓展的空间里扩散。
也应看到,民族主义是民族和世界关系发展的主
要机制和平衡器,它对民族性和民族文化有着最
低的保护线,全球化愈是深化发展,对民族特性
带来愈多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就愈敏感和强烈。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将出现杂交化
的发展趋势,文化多元主义、多边文化主义将是
推动民族间的文化关系、认同关系以及全球与地
方(民族) 间关系既加强又趋于平衡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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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冲突依旧是国际关系的主流

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在国家主义、生存和自助三个不变的假设下看待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因此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何种变化,国际关系的本质与特征则是永恒的,它始终表现为所有的国家为增强自身的安全而提高军事实力,为获取更多的权力而扩张势力,冲突也就成为了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世界即使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主要是以国家间对立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仍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全球化只是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环境与结构,并没有改变世界划分为民族国家这个国际政治最基本的特征,与没有超越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从而使国家主权过时或使国家失去了主权,为权力而斗争、威胁使用武力和追求权力均衡继续支配着各国外交政策的偏好、议程与手段的选择。虽然现实主义者承认全球化增强了国家间接相互依存关系,但认为这同时也提高了“相互脆弱性”的程度,为“欺诈”行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加剧了安全与生存受到威胁的忧患意识。尽管在表面上现在各国都声称要发展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友好或伙伴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特性没有实质的改变,由于无法确定哪个(或哪些) 国家将试图改变全球的或地区的国际关系现状以及何时公开发出挑战,它们的外交政策比过去更加致力于最大限度相对收益的获得,而对通过合作取得绝对收益和参与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分配收益的问题极为担心和敏感。在这方面各国的思维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比它的伙伴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它最终会变得更加强大,它的伙伴们的脆弱性要相对地增加,所以单纯追求短期的绝对收益并不符合长远的国家利益。①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合作的程度是有限的,目前稳定的国际秩序并不排除各种冲突随时产生的可能性。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正是按照现实主义的这种观点设计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即在与它们接触和合作时要保持相对收益的优势,防止培植出强大的对手来。

对于最能表明国际关系现状的大国关系问题,现实主义者断言其性质和机制与历史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国间仍在玩以排斥性为主的力量均衡的游戏。近年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若干篇有关新一轮大国力量均衡问题的文章,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仍以比较传统的指标为衡量大国力量对比的依据,这些指标包括可远距离投放的军事力量、有效的外交机构、国民对政府扩张性外交政策的支持以及海外物质利益存在的程度;二是认为现存的结盟关系重新调整的可能性很大,提出美国、欧洲和俄罗斯极有可能结成松散的联盟,共同遏制中国。①在它看来,目前除了大国的身份有了改变之外,大国关系的性质以及所有的影响大国关系的因素较之过去并没有质的变化,军事力量仍是权力的关键,朋友与对手的转换继续遵循着传统的逻辑。作为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基辛格,在其新著《大外交》中也指出,正在出现的国际秩序将会不断使人想起19 世纪后期的欧洲政治,与那时一样,对传统的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变化中的力量均衡决定了目前及未来国家间外交的争斗、联盟的形成或破裂以及势力范围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仍持悲观的态度。

　　
自由主义:和平的相互作用关系已经确立


自由主义者把当前的国际关系描绘为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他们确信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为这是近半个世纪来世界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长期发展和转变累积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削弱了国家主权存在的条件,使国家不再处于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无数的角色不同的国际层面上和国际事务领域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经济和技术的变革增强了各种社会之间的互联性相互依存的程度,民族的与世界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界限日益模糊,新的国际议程不断涌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变化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根基,造就出一个极为不同的国际关系类型,它的本质和特征是利益要求的自我克制、外交行为的温和、妥协的规则与世界的和平。因此,在21 世纪到来之际,康德关于一个和平相互作用的世界的契约观念最终实现的条件已经成熟。对于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

　　历史终结论。福山声称自由主义在与其它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认为现实表明国际社会未必定要生活在一个冲突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世界中。由于物质的发展和观念的进化,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做到了相互承认,不再强迫一部分人接受另一部分人的意志,国家间的关系也开始向“和平联盟”的方向发展,战争则变成了一个想象不出来的问题。②在他看来,美国的价值观念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就像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样,现在所有的国家则或多或少地开始用经济的与政治的自由主义规范其内外政策。在历史终结到自由主义之后,合作就成了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

　　民主和平论。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理解当前世界真面目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世界已被划分为“和平、富裕、民主区”和“混乱、战争、发展区”两部分,前者包括西欧、北美、日本和澳洲,后者包括前苏联地区、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和平民主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已不再受相对军事力量对比的影响,它们也不再有可能分裂为相互竞争的、试图相互平衡力量对比的军事集团,这些国家当然存在着众多民族的或其它性质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已
不可能引起战争。”①因此,民主最有利于和平,当代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已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构成了世界新秩序的核心支柱。对于这一结论,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民主包含有相互妥协和政策透明的规范,这能防止信奉相同原则的群体相互间使用武力。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就是自由主义扩展的进程,西方国家采取人道主义干预、北约东扩等政策就是试图输出自由主义的民主规则,缩小混乱区的范围,控制混乱区冲突的外溢,这些客观的发展和主观的努力将使世界和平与稳定更有保障。有自由主义者宣称, “把中国与俄罗斯吸收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怀抱,是促进大国关系稳定、世界繁荣与和平的最佳途径”。②

　　文明冲突论。从文化背景对内外政策和行为的影响角度出发,部分自由主义者将文明(文化) 的冲突视作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变革的主要属性。亨廷顿与马扎尔分别撰文指出,对当今国际关系中起推动作用的不再是权力与安全问题,而是文明的特殊性的功能与机制,国际冲突已主要由文明的差异所引起,这使得当前的国际合作与冲突具有了很强的种族—民族的色彩。冲突也不再仅仅由国家关系体现出来,因为文化的姻缘关系已超越了对国家的忠诚,其它的更能反映民族或种族本性的力量与角色已深深地卷入到了不同层面的争斗之中。③文明冲突论者认为这种新变化产生的根源首先在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于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力、平等与不平等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其次, 由于全球化压缩了世界时间—空间关系的方程式,缩小了文化间的距离,文化不同性的冲突必然会更多地发生;再次,经济与技术的全球变革进程正逐渐把人们从其民族性中分离出来,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反应,对保护和复兴正在消失中的文明认同的愿望不断高涨,尤其是在宗教方面。文明冲突论者认为十年来从高加索到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与战争就是这些变化的明证,而且断言这仅是更大规模和程度的西方世界与其它世界碰撞的先兆。因此,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触及到国际社会更深层次的文明冲突和对抗的新阶段,它的走向将由共同文明间合作与不同文明间冲突的互动和张力来决定。

　　相互依存论。相互依存论者认为,作为高度相互依存关系体现的世界市场的全球化、超国家的关系网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全球通讯技术的快速扩散,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国家的作用已被严重地削弱,国家的主要注意力也被迫从军事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权力的来源及其强弱要依靠对世界经济参与的程度而定,各种制度与社会已陷入到了全球经济社会紧密联结的网络之中,扰乱这些相互依存关系的沉重代价将有效地排除单边的国家行动,尤其是对武力使用的可能性。二是广泛的超国家的事务被纳入到了国际政治的范畴之内,环境恶化、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难民等“低级政治”进入了民族的和国际的优先议程,这些事务的无疆界性既从不同的角度冲击着国家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也使得单个国家和单纯的国家角色无力解决问题。有些学者据此主张以世界政治的提法取代国际政治的概念。三是相互依存使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更多地在国际谈判的层面上解决,而非继续在排外性的国内舞台上处理。基欧汉和奈伊最近撰文,把相互依存视作将新旧两个世界连接起来的机制,认为它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的内容和本质,是在新世纪前期推动世界变革的主要力量。①

新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的维持与深化有了制度的保证
新制度主义是介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认识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它认为, 国际关系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能够为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提供必要的信息,降低交换的代价,增加承诺的可信度,确立协调的焦点,使互惠的合作易于进行。新制度主义把国家看作最主要的国际关系角色,认为只有在国家有合作的意愿时,制度才能建立并发挥作用,但国家的政策与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通行的国际制度的约束。
基欧汉指出, “为了分析90 年代的世界政治,就必须探讨这个时期的国际制度,也就是影响世界政治事务的规则,以及帮助这些规则实施的组织机构”。②新制度主义者断言, 当前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已具有了由规则与制度施加影响和进行治理的特征,冷战时期各种相冲突的规范与机制已被单一的、共同的国际制度所取代,制度化了的国际活动、程序、惯例、条约、机制和国际组织正在不同的层面上规范和调节国际社会的各种关系。他们认为影响目前国际关系的制度主要有三种:北约与欧盟所代表的限制性的制度,它们既着眼于相对收益的取得,也试图确立一个共同体的契约,这种制度一般存在于部分西方国家之间;世贸组织所代表的有条件开放的制度,是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机制,用于处理在进行集体行动时所出现的“搭便车”行为;联合国式的开放制度,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协调, 尤其是针对那些象征性的世界事务的协调。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虽然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在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中不断加强的规则化和规范化,已使合作与和平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主流。首先制度使不同国际层面上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有了重要保证,为参与者提供了不断增多的公共产品,增强了多边合作的感召力。有学者以北约为例指出,北约在冷战后的生存能力和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皆出自于它那高度制度化的特征, 它所起到的更大范围内安全保障的制度作用,不仅解决了欧洲国家的安全问题,也使得安全成本大大下降,从而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军事政治合作。③其次,国际制度已是权力分配的一种形式,它代表的是集体的权力,对集体决策的影响和控制也正分泌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因此追求制度的扩大、制度的霸权和对国际组织的控制是当前许多国家的一个基本战略,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政策和北约的东扩就是如此。再次,国际制度改变了国家对其行为和成本—收益关系的思维,使它更多地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和国际谈判中确定并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利益要求。此外,国际制度也推动了当前地区主义的高涨。各个地区通过加强、扩大和建立新的组织与制度,地区认同不断提高,这为地区合作提供了重
要的条件。因此,国际合作已得到了制度的保证,取得绝对收益的动力促使国家在世界上致力于发展合作关系,即使其它国家可能从这种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世界体系理论:全球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分化
世界体系理论是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解释国际关系的,它认为所有的国际关系问题都发生在一个形成、决定和限定这些事务的、根据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组织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因此任何理解国际关系的努力都必须以广泛地明了这个体系内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为基础。世界体系论者把阶级认定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国家只不过是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国际关系是世界范围内不同的阶级间以经济权力为主线而展开的争斗,主要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是剥削、帝国主义、不平等和发展等问题,国际政治秩序因而是由经济而非军事政治因素构建的。
世界体系论者主要是通过对代表当代世界体系的全球化进程的剖析来理解当前国际关系的。查斯- 杜恩认为, “全球化并不是新的发展现象,只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新阶段而已,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扩张的继续,是世界经济一体化长期趋势的一部分。”①全球化已被单一的、一体化了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牢牢地控制,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有能力通过不断地改变形式而继续其主导优势,资本主义对其它意识形态的胜利使它成了一种全球模式。但是,这种趋势丝毫不意味着国际政治有了质的变化,相反,它扩大了核心与边缘国家间的裂缝,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全球化加快了世界两级分化的进程,跨国公司和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力量的壮大,表明资产阶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加强,权力更加集中,少数人的富裕与繁荣以多数人的贫困与落后为代价的关系更加巩固。因此,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一体化与分裂化两种走向同时在加剧。
但是,世界体系论的代言人沃勒斯坦指出,在表面稳定的背后,世界体系本身已进入了一个终极的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展和经济关系的强化,带来了生态的灾难,而现存世界体系的结构并不存在任何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制。不平等的加剧、落后国家的文化在自由主义冲击下所面临消亡的危险,推动了非西方国家全球政治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反体系运动的世界动员。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这种内在矛盾性已发展到没有任何恢复这个体系正常职能的机制能够继续有效和持久存在的程度。关于这种体系危机的政治意义,世界体系论者指出, “新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世界政治冲突将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全球化力量与以地域为基础的寻求生存出路的地方力量之间”。②他们因此主张,国际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使命应是为新的世界体系———一个更加公平与人道的全
球社会的确立奠定基础。

　　
构建主义:国家的政策与行为已由社会认同来决定
与前述各种主要是从物质力量的角度认识当前国际关系的方法不同,构建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在主观想象方面的关系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力。这种理论强调认知、观念、社会话语等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关系中主要的角色是政治精英等个人主体,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实际上是由政治精英们的社会认同、群体意识、信仰、集体规范决定的。构建主义者主张,所谓的力量均衡并不是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真实反映,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谈论国际关系的方式而已;国家安全与否,依赖于社会与政治角色的理念以及如何界定安全问题。
令构建主义者引以自豪的是,是他们为冷战的终结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戈尔巴乔夫由于信奉了“共同安全”等新的观念、有了“欧洲大厦”的认同,促使苏联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与之相适应,他们认为冷战后世界的中心问题是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如何构思他们的认同和群体感。“尽管权力与力量不是毫无意义,但构建主义强调观念与认同是如何创造的,它们如何转变,以及它们如何决定国家理解其地位与环境并做出反应的方式。”①在构建主义者看来,认同与群体感是影响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政治角色和国家的对外行为,认同其它国家或力量,就会对之友好和合作,否则就会与之疏远或对抗。认同和群体感相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必定会形成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否则就具有冲突的可能性。总的来讲,构建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正在侵蚀主权观念、扩大世界各国间的相互认同和群体感、削弱权力使用的合法性,因此一个新形式的世界政治共同体正在出现。

　　
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视角全面地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和所有的特征,每一种理论只抓住了其中某一个重要方面。现实主义对安全、权力和力量均衡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可是它忽视或无视近20 年来世界在经济、社会、政治、科技领域所发生的长期且深刻的全球转变进程,尤其是这些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冲击与影响。自由主义恰恰相反,认识到这些变化促进了国家对其政策的优先安排进行调整,从国际国内两方面推动了国际社会相互作用方式及其性质的改变,然而它对权力的作用以及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延续性却重视不够。新制度主义合理地展示了当前国际合作持续和加强的现实,却对世界的冲突与强权政策的一面视而不见。世界体系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全球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分裂与矛盾,但它对世界变化的意义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缺乏对全球经济体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中间环节的分析。构建主义强调社会与群体的认同等主观性的心理因素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由于认同与观念是可以经常调整的,因此这一理论能很好地反映出当代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的特征。但是,认同与观念在总体上是由物质利益决定的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以“瞎子
摸象”的方式仅从一个角度和方面概括当前的国际关系特征,其结论必然不科学。
当前的国际关系是一个“多样的几何体”,需要我们同时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理解和解释。如果上述各理论视角不被看作相互竞争的模式,而是针对同一个进程的不同分析层次与侧面,那么把它们结合起来就能够为当前的国际关系勾画出一幅比较全面的图象。
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吸收和改造各种学派中有用的东西,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9#comment 512 Mon, 22 Oct 2007 10:20:53 GMT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9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8 摩根索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1904—1980)，芝加哥大学教授，经典现实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他的传世之作，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的经典。该书初版于1948年，摩根索生前再版过4次，摩根索谢世后，他的学生兼助手肯尼思·汤普森根据他生前的重要论述修订增补，在1984年出版了第6版。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的事态发展和理论演绎，揭示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强调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应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
摩根索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1)政治受根源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2)“以强权来界定利益”这个概念是理解国际政治的核心框架；(3)强权概念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4)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在于它的后果；(5)国际政治中没有普遍的道德标准；(6)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因此，摩根索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确立了经典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学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以及他本人作为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旗手的地位。
摩根索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一大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如乔治·凯南、享利·基辛格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从而使得现实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除《国际纵横策论》外，摩根索还著有《科学人与强权政治》(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捍卫国家利益》(In Defense of National Interest)、《美国政治的目标》(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为美国设计的新对外政策》(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ates)等。推荐文献选自《国际纵横策论》第4版，摩根索在其中讨论了什么是强权，什么是政治强权，什么是国际政治，以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学派关于国际政治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
]]>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8#comment 513 Thu, 20 Sep 2007 08:55:06 GMT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8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7 国际化与全球化:两个不同的发展框架
　　国际化与全球化均涉及到世界体系是如何构成和运转的问题。前者基本上将社会秩序规范为一个民族国家范畴限定内的秩序,将世界秩序置于民族国家间互动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国家间的世界联系和活动范围的程度是国际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它所涵盖的是穿越国界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简单扩展,在本质上是一个引导经济和政治活动更具扩充性的量化的进程。全球化则包容了范围广泛的外张性角色如个人、企业、社会共同体、国家和各种在世界层面上活动的力量,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仅涉及到穿越国境的各种联系的地理性扩展,重要的是它引起世界范畴内那些分散活动的职能一体化,它与国际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家间联系的不断加强能够产生出广泛且较深的相互影响,但它们仍然保持着特点鲜明的和分离的活动空间。世界因而是“由具有边界特征的国家拼凑而成的范畴。”①国际活动和联系的标志是基于跨民族国家界线的流动的总量(可以用统计数字表明)。国家(政府)居于民族和国际连接的中间,民族国家内的各种角色适应和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主要由政府的政策、能力和权威所决定,它起到控制、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政府间组织的运转、国际制度的建设与操作要由成员国的利益判断和政策取向所左右。虽然国际联系会削弱国家主权与自治的绝对性和全面性,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和投资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取得其政治目标的能力带来许多问题,但在国际化框架下,国家仍具有根本性的能力控制国际化了的政治与经济后果。因此国际化进程的基石是民族的疆界在国际联系中具有的保护性功能,以及国家(政府)在国际联系不断加强过程中利用或限制这种功能的主导地位。国际化进程贯穿了两个明显的活动形式:穿越边界的交换和开放边界的交换。前者是人员、货物、资本和信息在国家间不断增长且呈扩散性的流动,不同水平的这种活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中时涨时衰,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卷了进来。后者指的是国家放松无数针对国际贸易、旅行、金融转换和通讯的管制性障碍,使它们能够在世界上较自由地流动,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对国际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它们并不包含任何偏离国际化运行轨道的重大转变。
国际化主要是人类活动越过国界的水平外延和扩展,而全球化则意味着世界联系内涵的垂直深入和浓缩。全球化是社会关系超越领土和疆界范畴的产生与扩展,是指不同的社会之间以相对无距离和无边界为特征的不断增长和强化的相互联结的进程,世界任何一处发生的事件能迅速、同步和强烈地影响到相距遥远的人们与社会。在全球化的发展框架中,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依然存在,但它们的作用及意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活动受政府力量和特定疆域限制的可能性大为减少,民族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分散的位置间超越领土、绕过国家而立即和同时地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因此有了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感觉。外部渗透的日益强化,内部各种力量对扩大不受限制的活动空间冲动的高涨,使国家主权和自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保护的手段和能力选择的余地也随之大幅缩小。全球化模糊了民族的和全球的界限,并把它们推进到实行多层次决策和治理的复杂环境之中,国际制度和规则成为民族国家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优先考虑。全球化的这种深化性本质主要通过全球意识和超地域活动的增长体现出来,如“全球化的思维,本地化的工作”理念,全球生产与服务的标准化,资本、资源与贸易的全球自由流动,跨国公司的无国界活动等。因此,全球化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不仅变化了,而且是有了质的变化。
只有认识到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才能制定出针对全球化的应对措施。然而地理的空间、地方性、距离和边界现在依然很重要,全球化与国际化是相伴随并混杂在一起的,当代世界事务既带有快速增长的全球范畴,又离不开旧的地域框架。首先,全球化并不是取代国际化,这两个进程是共存的。当代世界的现实是它同时既被高度地国际化,又正在全球化地发展,这两种趋势是重叠在一起的。无孔不入的国际化和日渐加强的全球化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复杂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和流动性很高的世界,使得它能同时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和特征。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同民族间一体化活动和相互穿透能力的提高,这意味着世界正在全球化而非已完全全球化。这是导致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和国际化概念可以互换使用或者将它们误用的主要原因。其次,全球化是在国际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就整体而言,全球化是比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不断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模式,是这些结合增长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隐藏着引起和加深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从经济的角度看,在经济的国际化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它由国际经济加上一体化的生产和服务所构成”。①因此,一方面国际化继续扩充和加强,另一方面在高度国际化的地区和领域全球化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国际化向全球化的发展
　　国际化向全球化转变和发展的传送器是民族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对外联系越广泛和深刻,国际化程度越高,相互依存度也就越大。相互依存和全球化都反映了世界的相互联结性,但全球化要比相互依存深刻和重要得多,它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安排以及向着一个全球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互依存只是腐蚀了民族政策的效力和威胁着民族的自主性,全球化则是对民族国家根基的超越并由此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全球结构,民族国家间不仅有了比国际化进程中更深入的相互依存,它们同时对这种全球社会和结构也有了很强的依存。相互依存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整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以更好地管理国际活动对民族经济政治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结构基本上保持着完整性;全球化冲击了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它既需要单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战略行为在性质上的变化,也要求对国家结构及社会关系进行重大的变革。
然而,正是从高度的相互依存开始,政治和经济之间、民族和世界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接着进一步促成了全球化的出现。相互依存主要是由经济关系的加强所引起的,是一个产生出相互制约和进行权力分配的过程,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间的争斗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被相互依存的形势所塑造。相互依存使每个国家的民族经济变得对其他国家经济或行为的变化更加敏感,有时是极度的脆弱,从而促使不同社会间的连接愈加复杂化,这影响到包括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技术、价值观念、文化和安全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国内政策的确定和调整不再仅仅是国内事务,而是不断成为进入国际谈判和解决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界定国内事务的终点和外部事务的始点成了极为困难的问题,许多全球性的事务已变为民族范畴的重要部分。在这种高度相互依存的现实以及对其影响的反应中开始了一定规模的全球化进程。首先,相互依存的需要及影响使各民族国家减少了对内外部互动关系的控制,确立了通过对全球活动的融入获取更多利益的战略,树立了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的文化观念。相互依存的增强导致政府对绝对主权的固守和对深层次社会经济活动传统管制的代价加大,只得主动或被动地放松对那些遭受内部抗争和外部压力领域的控制;同时它也使得积极地渗透并连结到其他民族社会经济活动深层的相对收益提高,政府因而会倾向于从全球的范围增进其国家的利益,这就为相互依存发展到不同民族间形成较高程度的直接社会关系创造了政治条件。相互依存还增强了不同民族社会的人们对利益关系的整体感和相互间的亲近感,促成了全球治理委员会所提出的那种“我们是全球近邻”①意识的出现和培养。其次,相互依存为经济活动和联系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促进了贸易和生产类型实现超越领土的全球转变。在相互依存状态下,国民产值和就业机会对国际贸易的依存不断加深,这推动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加剧了经济的竞争,这鼓励多国公司尽可能地在接近外国市场的地方进行生产,市场战略也开始注重在许多国家中日益增长的需求倾向的相似性。为了适应相互依存的环境,企业通过跨国联合和合并、增加新职能、市场分配和价格确定、转包合同等方式建立了广泛且不断增长的连接,这个过程模糊了企业的界线和国家经济活动的界线,形成了具有内在扩充冲动的全球企业网络,决策也因此全球分散化。结果是民族经济活动属性的越来越难以界定。因此,相互依存最终架空了领土疆界的实质作用和意义。再次,相互依存增强了许多具有全球运作本能的超越民族控制的能力。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环境下,国家疆界外所产生的变化改变了疆界内政治经济活动的条件,政府发现实现其民族政策与目标已困难重重。因此,建立了包括全球和地区的组织与制度,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等,它们主要以由相互依存所导致的那些“公共商品”为对象,并在决策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互依存同时促进了更多的以关注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己任的非政府跨国角色和运动的出现,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发展委员会等,它们自产生起就完全不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只对普遍的公共利益负责,着重于对全球事务的治理,起到将地方的局部的问题与外部世界结合起来并使其形成全球网络连接的作用。高度的相互依存是国际化向全球化转变的过渡阶段,但推动这种变革迅速并最终实现的发动机则是科技的创新发展。当然,科技本身并不是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它只是使得全球化的表现和进程成为可能;但若没有科技的发展,今天复杂的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也不会存在。技术的进步无疑“大大地压缩了时间—空间的方程式”,②交通和通讯技术的结合创造了一个缩小了的世界,使货物、人员、服务和市场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随之呈现了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在交通技术方面,最近几十年人类发明并使用了商业喷气式飞机,远洋运输能力得到极大的改善,具有简化和安全性能的集装箱运输方式被广泛地采用,这既大幅降低了交通成本,也提高了交通速度和效率,距离的制约从而日渐消失。通讯技术是在全球范围内转变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关键性技术,是“信息时代的电子高速公路,起到类似于铁路系统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具有的作用”。①对全球化进程起到直接促进作用的通讯技术发展包括使电信服务成本不断下降的卫星和视觉纤维光缆,增强人们全球意识和易于传播商业信息的电子大众媒介,改变了传统的地理模式和将地方与全球相联结的国际互联网络。这些技术转换了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空间—时间关系,使超越国家界限有了条件并能够迅速发展,从而冲破了相互依存状态中各种难以逾越的自然与人为的障碍,把相互依存但又是分离的世界转变为融合的和职能一体的全球共同体,解决了国际化迈向全球化的技术性难题。
国际关系的复杂化
　　全球化概念所表述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发展现实和趋势中的超国界与超地域性,因此首当其冲地受到全球化影响和冲击的就是国际关系。一方面,传统的国际关系框架的过于专用性已容纳不下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变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高级”与“低级”政治、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事务日益融合,无论是国际的还是相互依存的概念都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和抓住世界政治发生的本质,因而需要从广义的范畴界定世界政治活动的体系与结构。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的世界正处于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相交织和相重叠的阶段,人类相互作用的传统的和当代的特征同时存在,处理世界事务的旧观念、政策、行为受到了挑战但依然表现出强大的惯性和固执性,国际关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转变时期更加复杂和多样。从宏观的视角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变革主要反映在全球政治事务范畴的扩大、国际关系角色的增多、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强化三个方面。全球经济的增长、信息技术的革命、政治和文化观念超出其发源地的扩散,已经并继续产生出深远的政治意义。由影响程度和维度的广泛、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强烈、张力的普遍性等因素所决定的具有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事务与可达成共识的全球政治议程日益繁多并趋于多元化,传统的国际关系范畴已显得相当狭窄。作为全球化的构成材料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全球政治事务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能够带来全球灾难危险的核扩散和环境的恶化。核武器自出现时起就创造了一种战略性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局面,随着通讯的发展、对技术转移控制的减弱和有核国家苏联的解体,核扩散的可能性骤然提高,人类生存保障的指数随之下降。环境的恶化被称做“没有敌人的威胁”,它的产生、危害和解决具有天生的超民族的、全球的和普遍的性质,并与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紧紧地糅合在一起。
二是将世界的不同部分深入结合起来的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是全球经济的张力使几百年来逐渐得以确立的各民族间的联系实现了质的转变,相互依存已从国家间的范畴发展到了全球间的领域,而且经济活动的革新是全球化政治意义的根本源泉,它不仅分泌出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也推动了世界权力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世界政治的经济化与世界经济的政治化趋势归根结底是由全球性经济的扩张支撑起来的。
三是标志着世界向一致和分裂两重方向发展并产生出全球挑战和困惑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地区主义与一体化、移民和难民、文化的差异、和平维持和人道主义干预、发展和不平等问题。这类事务的全球意义一方面根植于它们具有国家社会内部的聚裂可能上升到国家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层面、民族的需求与国际规范相冲突的性质,另一方面在于它们更多地集中和体现了全球化的主观因素,即人为地将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强制性地引向单一的价值判断和处理模式,如通过对科索沃危机干预试图把“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合法化和制度化,在促进发展方面极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等。上述各种全球事务不仅挤入了当前国际议程的优先考虑之列,也改变和丰富了传统的常规的国际问题的涵义。如安全概念,其保障的对象已从民族国家扩展到社会(向下)和全球(向上)的范畴,关注的威胁内容也逐渐扩及到经济的不稳定、环境的恶化、有组织的犯罪、种族和边界动荡等“软安全”方面,在安全提供的力量、安全观念与政策的调整和安全困境的解脱问题上都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全球化时期国际事务的决策和各种关系的处理已趋于在一个包容政府、企业、政府间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等角色的复杂体系中来进行,仅仅把视角投向国家的职能和政府间的关系已很难能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发展的现实及其趋势。首先,面对众多具有流动性和不受地理限制的全球政治事务,被固定在特定领土空间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国家(政府)的能力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有可能像过去那样垄断对民族活动和世界联系的控制、管理权,而变为仅是由各种重叠和竞争的力量所构成的复杂体系中的一个层次。
其次,非政府的跨国角色因为拥有产生权力和影响其他权力机构的资源而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的政治功能作用,它们作为全球政治力量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全球化所强化的不同社会关系的互动和渗透离不开非政府组织(ＮＧＯＳ)以各种形式在许多事务和层次上单方或多边地推动民族国家间的联结或将具体国家融入到全球网络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利用它在全球自由流动和备受各国欢迎的优势摆脱政府的约束,对其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活动与政策(如税收、就业、规则)施加影响,据其利益需要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或为之设置障碍,有时甚至使用转移基地或抽回投资的威胁迫使政府就范;一国政府也可以通过它的跨国公司冲击另一国的主权和政治立场。跨国公司在世界政治的冲突和合作中已成为并产生出潜在的影响因素。外交决策往往要考虑某些利益———游说集团的压力,新闻媒介所左右的国际舆论可造成明显的政治后果,ＮＧＯＳ对发展、环境保护等重要国际问题的参与影响了民族的和政府间组织的相关议程与决策程序,即使对朝鲜半岛的稳定这个涉及安全与和平的高级政治,国际红十字会及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等ＮＧＯＳ的发言权也有了极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国家之外的“其他治理机构间、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也能起到与国家关系同等重要的作用。”①
虽然现实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球化的不平等收益和不均衡政治后果,然而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多元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认识这个进程的科学方法。全球化所包含的多元性不只体现在上述全球政治角色与事务的多元发展与变革上,更反映在对日趋庞大与复杂的全球互动关系的管理方面。全球化把各民族的利益与风险真正地捆绑在一起,合作与协调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遏制公共不幸惟一的理性选择,因此需要确立一系列世界制度以鼓励并便于在全球体系中开展由规则和规范为主导的相互作用活动。实际上,人类已经是生活在一个规则化了的世界中,进入全球化圈子的先决条件就是接受既定的共同规则,总的来看这对民族利益的实现利大于弊。但是,主要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存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而形成的现代国际制度是把国家认定为制度制定和推行的单位,而且主张“仁慈的”霸权能确保制度的繁荣与稳定,这既容纳不下全球化的张力,也与它的多元性有矛盾。全球化要求采取的是包括广泛而多样的公共和私人、国家和非国家、民族和国际的力量与机构共同发挥职能作用的全球治理模式,不局限于由政府操纵的游戏规则,强调“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意义。这种模式分为如下几个层次②:传统的政府间的全球治理,但它的治理范围和权威均有下降的趋势;准国家的地区和城市间在具体的经济合作、控制污染、打击犯罪和管理资本流动等领域的全球治理;超国家的全球治理,它集中在全球政治经济宏观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管理上;市场的全球治理,诸如跨国公司、世界经济论坛、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等市场力量为全球资本证券市场和其他国家的与全球的治理机构确定了不可或缺的运转规则;基金会、智囊团和咨询机构等私人团体的全球治理,它们经常以全球的视野挑战主流的政治概念、程序和行动策略,罗马俱乐部和勃兰特委员会分别最早提出了“全球村”概念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社会运动,许多非官方、非赢利且从事全球活动的组织和运动将其视角投放到全球普遍关注的政治社会问题方面,如反核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和预防艾滋病运动都吸引了广泛力量的参加,在全球开展起来了制度化的活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应强调的是,全球治理与全球化一样,客观上并不是同质的,它存在着被某些力量所利用的可能性,就像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方面的表现那样,但它对于从根本上动摇霸权与强权的根基和情结、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的多极化与多元化发展则是一条更加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7#comment 512 Fri, 17 Aug 2007 07:17:32 GMT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7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6 [内容提要] 国家与全球化是一对矛盾体，但它们取得协调和良性互动却又极为必要。为此，必须填补两者之间的鸿沟，既要使国家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又要将全球化进程纳入到行之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下，遏制全球化脱离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要求的自行其是。本文认为，作为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唯一的中间渠道，地区空间层面以及作为其组织方式的新地区主义，则构成了两者间的缓冲地带和媒介。新地区主义一方面修正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并遏制了其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国家应有的地位，使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保证了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政治的可接受性。新地区主义代表了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动态的妥协，起到了沟通两者的桥梁作用。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全球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能力削弱和国家权威下降，并建议国际关系研究不再继续以国家为中心；沃尔弗(Martin Wolfe)却争论说，对全球经济机会的成功利用、全球治理的稳定和大众安全认同的界定，都是由国家提供和保障的，全球化实际上强化了国家的作用；克拉克（Ian Clark）则提出了"全球化的国家"（globalized state）概念，认为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本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的一种表达，而非根源，国家依然存在，但其所作所为与传统已相去甚远。 尽管立场差异很大，但这些学者均不否认，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脉络，已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和制约。正如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普遍存在的"结构-行为体"（structure-agency）模式一样，全球化与国家也是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它们之间也有着因此产生的张力。 也就是说，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它按照自身的逻辑所产生的那些变化、影响和结果，超出了直接参与其中的国家迅速而有效的控制；国家作为一种角色，其政策与行为能够对全球化体系的形成、特征的塑造及其变化施加影响。从现实与规范相吻合的最低标准来看，反全球化与非国家化都是不客观、不负责任的，但全球化和国家在变革过程中取得协调和良性互动却是极为必要。为此，必须填补两者之间的鸿沟，既要使国家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又要将全球化进程纳入到行之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下，遏制全球化脱离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要求的自行其是，这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目标。全球治理论以管理和促进全球化为宗旨，但反对继续实行领土-政治的控制；国家政策调整论着眼于国家如何更有理性地适应全球化，但它强调单个国家的政策与行为，对控制全球化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到既能保证国家与全球化的"亲密接触"，又处在有效规制与合法性权威范畴内的领域、力量和制度中去寻找答案。从地理、社会活动空间与全球体系结构来看，地区和地区化居于国家与全球化体系中间，而且地区合作正在世界各地不断高涨，那么它能否在两者之间起到媒介作用呢？也就是说，在组织和管理全球化时，以地区合作为价值取向与目标的新地区主义是否就是一种比较满意的方式呢？

地区空间的意义与新地区主义
社会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特定的社会空间是先前社会活动的结果，它代表新的社会活动的发生，也是以后社会活动和社会空间产生的前提；当在其中活动并受其制约的社会力量（如市场、企业、利益群体和政治运动等）具有了足够的分量时，社会空间就会发生改变。 社会空间是一定的价值得以实现或反映的寄托，因而也是社会选择的产物。全球社会空间是随着过去那些相互孤立的地方性的社会空间合而为一后形成的，它分为脉络和程度不同、而且易发生变动的各种空间层面，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就占据其两端。由于社会力量及其活动范围的变迁，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先后经历了绝对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福利主义、以及目前的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国家的自我限制、被限制与失败是其主要的表现）的混杂。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稳定其作为一种活动空间和组织方式的同时，其某些部分，亦即部分国家的空间内，也不断地积累出冲突和矛盾，逐渐容纳不了许多社会力量进行空间重建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变化是，这些社会力量尽管继续以国家空间为根基，但它们的活动同时一定程度上又是在其之外进行的，资本的对外扩张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穿越国界的那些社会活动丰富、扩大和加深了全球社会空间，有些社会力量并最终摆脱了原有的国家空间限制；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也或被动或主动地对国家空间采取了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为这些社会力量的渗透与扩展提供了条件，加之技术变革的作用，全球的活动空间和层面渐渐形成。作为全球社会活动组织方式的全球化，为反对领土-政治规制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宽阔的活动余地，可以使它们扩展和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其它国家空间内，其后果则是对国家空间内固有的"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和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迷失方向和扰乱性的影响"。 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其它的空间和层面的存在，仅从空间职能和效应上看，国家与全球化是相矛盾的，前者要求和反映的是空间的位置性，其特征是领土-政治性的，后者要求和反映的则是空间的流动性，其特征是功能性的，而且一方的扩充与强盛意味着另一方的萎缩与式微。
但是，社会力量对国家空间改变的必要、程度和形式，对全球空间层面的膨胀有着不同的反应。除了那些完全依赖于全球空间层面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力量以外，有的既需要新的社会空间，又难以完全放弃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忠诚和作为避风港的需求；有的因利益依附于国家的作用而力图强化其空间，或者是把全球化创造出的空间作为增强国家作用和力量的途径；还有的希望在一种能够得到有效且具有合法性规制的新的社会空间内活动。总之，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寻求国家与全球化的空间平衡，放慢全球化空间层面膨胀的速度。这种需求与期望就凸现了地区空间层面的意义。只有在地区层面上可以将多数社会力量的价值及其活动的现实统一起来，因为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几乎没有其它的中间渠道和媒介了。 地区是与其它社会空间层面并存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规模和活动方式，其持续性、能力及职能维度是由变动中的社会力量群体所决定的。但是，地区空间的形成及其作用，意味着全球社会活动和空间的重组。一方面，地区空间既渗透进了国家空间的边界内，也占据了全球化本来可能挤入的部分空间，或者抵挡了它的扩展，既改变了固有的、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活动方式；另一方面，最初寄居于国家层面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现在都可以在国家或地区或全球层面上找到各自适宜的活动空间，地区空间遂成为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缓冲地带，缓和了它们的矛盾和对立，满足了解决国家与全球化结合在一起所散发出的混乱和矛盾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全球社会的立体空间上出现了介于国家与全球秩序之间的中间层面的权威，水平的空间上出现了穿越现存领土司法权的权威。
地区化和新地区主义就是反映和组织地区层面与空间活动的方式。地区化是地区内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与联系逐渐加深到较高程度的相互依存，它们从相对强的异类与分散迈向不断加深的合作、趋同、一体化与认同的变化进程。基于这样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新地区主义，"代表了某种观念、价值和明确目标的结合，目的是创造、维持和修正地区内安全、财富、和平和发展的规范，是志向接近的角色对于在特定的地区空间内重新组织它们的活动与关系的渴望"。 它是一种地区战略和地区整体性的价值取向，指导、推动并体现着地区化的发展。新地区主义是两种力量规划下的产物。一是地区内的企业及其组织等市场的角色，它们在试图充分利用地区经济条件的过程中形成了生产、贸易与投资的网络，开拓出了更加广泛且稳定的商业机会，因而有着强烈的地区合作意愿。二是地区内的国家与政府，为了应对全球的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挑战，积极地寻求地区制度化的合作与治理。依地区而定，新地区主义在地区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国家权力的扩散和重新组织，国家为其行动与规制的合法性寻找新领域的期望。地区对话、地区倡议、地区合作、地区组织、地区政策协调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等地区主义形式，都是国家以群体的形式对地区空间的集体开拓与控制的表现。但是，新地区主义所表达的是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框架下，思考国家职能继续行使的困境，试图通过制度的与空间的定位来解决国家在现存的空间界限内不再可能得到改善的那些问题。因此，新地区主义在开拓地区空间层面时，战略意图上并不是毫无条件地力保国家职能不变或不受侵犯、不加区别地排斥或遏制全球化，而是在充分利用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中。

作为全球化基础与促进的新地区主义
对于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充满了争论，主要集中在地区主义与地区安排是全球化的基础与渠道，还是全球化的阻力与障碍的问题上。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由对新地区主义的认识和对全球化的理解所决定的。如果不对当前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征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又把全球化理解为直线式的多维度、多范畴全球扩展，那么新地区主义和地区安排无疑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了阻力和障碍。但事实上，一方面，新地区主义是以自由化、市场与竞争为导向的，既寻求地区合作的潜力，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因为仅仅是一个自由的（即便是统一的）地区空间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本质是超边界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增长，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等内容。 一般来讲，前者因物质利益的驱动而易于流动、扩张和渗透，后者则因其民族的或国家的或地区的属性而着有很强的抵抗力，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看作是这两种力量相互牵制与妥协的产物。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定程度上的地区安排，并没有阻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其它的全球合作努力。尽管新地区主义的高涨反映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不受规制的全球转变和自行其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疑虑与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是在利用地区安排来抵制全球化进程。相反，诸多例子则表明了它实际上对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促进。地区合作相当于较小范围内的"全球化"，它以可控制的方式为自由化进程加快和加深提供了动力，欧盟、北美与亚太就是例子，而前苏联国家由于地区联系与合作的程度较低，它们内部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明显滞后。而且地区合作与自由化对外围国家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如中东欧国家为了更快地与欧洲一体化融合，市场化和对全球经济开放的步伐是加速度发展的。地区合作是不断扩大的，亚太经合组织对尽可能多的国家开放，其成员国有着单边自由化的承诺，欧盟的东扩即将实现，美洲共同体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即便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视作具有歧视性的地区合作，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使外部国家或地区在降低贸易限制方面做出让步的"必要的邪恶"。许多国家同时参与了多个地区合作，但并没有认为这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地区间的合作也不断加强。现在，地区主义充当了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工具，亚太经合组织的出现就推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世贸组织内的谈判也往往被认为是在欧盟、美国（代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日本及中国（代表东亚）之间进行的多边谈判。其次，地区合作虽然在整体上提高了地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例，但这不足以说明它排斥了全球贸易，因为即使不存在地区安排，地理接近国家间的贸易量也可能是相对高的。值得强调的是，欧盟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内部贸易比例会一定上升。 实际上，一个地区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绝对贸易量，比在不存在这个地区联盟的情况下是增长了。换言之，非成员国可以比在没有地区联盟时做得更好，尽管没有它们如果被纳入到地区联盟内那样好。 另外，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都是有条件地（遵守平均关税和能够创造贸易）接受地区合作，并赋予其合法性，这表明它们确信新地区主义在效应上至少是能够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
不仅如此，新地区主义还有助于遏制消极的全球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出现极化（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和边缘化（某些国家、地区和民族被排除在发展与进步之外），各种倾心于全球化空间的力量、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结合在一起对世界产生了不负责任的影响。 也就是说，全球化事实上加剧了发展问题，因为它并没有改变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南北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原则、框架以及它们在其中的角色地位。而新地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结合于同一个地区合作的努力之中，它们同处一个地区合作制度和灵活的政策安排内，逐渐地以群体的形式面对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被赋予了更有效地或最大可能地解决发展问题的有利条件。首先，新地区主义产生于所有国家可以从不断的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中同时获利的前提下和预期中，而且地区公共目标、选择与政策也必须是所有合作成员集体参与、谈判、共识和一致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最大可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与要求。其次，新地区主义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以减少调整的代价与政治障碍。地区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是着眼于各方的需求和利益平衡，分阶段进行的，在有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获得各种优惠政策，这有利于它们的产业在进入广泛的全球竞争之前在地区内进行稳健的调整和竞争，并获得国内和地区内商业与政治的支持，从而平稳地逐渐地融入世界经济。再次，自由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吸收外资来促进出口带动的增长，但依单个或弱或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规模和制度，很难具备应有的条件与环境。新地区主义取向下的地区群体则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能够向外资提供出他们最为关注的、因而也就更有吸引力的较大市场容量、较高的投资保障信誉、较完善的规制框架与制度、较持久的自由经济与贸易政策，从而使所有的国家普遍受惠。 而且地区合作也能够促进地区内部投资需求与供给的增长和空间的扩大，这会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
全球化常常被视作地方性习俗及共同体的威胁，因而具有引发不稳定与冲突的潜能。新地区主义一方面提供出了保护并丰富地方性认同和价值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在管理和解决包括全球化破坏效应在内的各种地区性冲突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就使得地方的或地区内的冲突不会必然"外溢"到全球层面上去。据此看来，新地区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调和国家的利益，摆脱地方的安全困境，在全球挑战中防御地方认同与习俗而采用的一种功利主义的手段，也构成了有着重要意义的稳定全球秩序的机制。

作为增强国家应对挑战能力的新地区主义
在地区主义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地区主义是国家权力不断下降的产物，是国家主权陷落后对国家的新替代，发挥保护地方社会免受全球化有害影响的作用。另一种则认为地区主义能够加强国家的权力，维持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的认为地区作用的提高与国家权力的维持相一致，地区只是日益复杂和重叠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层面和场所。 应该承认，地区主义与国家间的关系因地区、因地区主义发展的程度而异，不同的国家群体最初对地区主义的需要源于不同的动机与动力，赋予其不同的利益、价值、期望和规范，地区主义发展也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这也是目前的新地区主义研究中大多采取比较方法的主要原因。但是国家对地区合作的主导，并不必然意味着新地区主义一定会削弱或代替或强化国家权力，只是表明政府相信新的地区合作安排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能够比单纯的和单一的国家战略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新地区主义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
全球经济与市场对国家的冲击至少有三点：限制了政府作为工具的有效性，资源的高度流动状态改变了政府政策的成本收益关系，民族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受到了侵蚀。国家的应对原则是，要保护那些深受其害的和不能在全球化空间中活动的社会力量与领域，同时要为禁得起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增加机会，为有能力在全球化空间内扩张的社会力量提供支持。单纯的国家力量显然已做不到这一点，需要重新思考国家与地区关系的可能性。斯克姆（Stefan Schirm）认为，自由化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区合作能够提供出更好的工具与杠杆：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政治的可接受性。 新地区主义既保证了地区内的经济自由化，创造出规模效应，也提供出了较强的治理权威，有助于增强成员国首先在地区内的、然后是全球的竞争力。对外抵制会带来政治不稳定成本的第三方竞争者，对内形成能够防止不公平贸易和市场扭曲的共同规制能力，而且通过共同立场或共享资源来影响跨国角色和国际组织。谈判、共识和联合决策最终可补充国家权力及其政策效应。同时，地区合作会带来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对地区的责任与承诺，这除了加强国家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与合法性外，还能够使其对内通过地区职责和达成共识必要性的理由来限制民族主义目标，降低改革的政治风险和成本，对外通过地区的一致与制度分散、减弱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对特殊的地区政策、规制或方式所施加的压力。另外，新地区主义并不否认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相反，由于地区在文化和价值方面的接近或互融性强，或者出于地区合作重要性的考虑，它就具有在外围保护国家、民族和文化特殊性的职能。因此，新地区主义将地区空间内的社会活动变为了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的实践，而且使得它们相互支撑和促进，尽可能地重新赋予了国家在市场与社会的全球化脉络中的活力，重新界定它的作用，当然也使其承担满足地区层面那些新的需求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莱迪（Zaki Laidi）提出："地区化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是一个机遇，或许是最后一个"。
还需要提及的是新地区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的意义。成功的国家建设的标志之一是国家的国际化，即国际需要与规范的内在化和国内需要与规范的外在化的能力。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前身和前提，特征是政府在其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竞争力的培养和所及的国际范围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引导甚至是国家对外扩张下实现的，国家也随着这个进程逐步现代化。发达国家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了国际化，从而能够很快适应全球化，并成为主要的获益者。 但发展中国家从它们开始国家建设时起（1950年代），就遭遇了全球化，逐步实现国际化的时间和国家与政府主导作用的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新地区主义则为这些国家提供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通过地区合作使政府继续发挥作用得到了合法性和资源，通过地区自由化满足了国际化的条件与环境，国家也有可能随之转变和完善。
总之，并不否认国家与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地区合作甚至是自愿的主权权力的让渡和共享，新地区主义把国家捆绑在一起，并进入了一个集体的经济努力之中。如果合作各方愿意的话，此类努力也可演变为一个政治的计划。这样的一个集体在由经济全球主义所创造出的结构中，就能够获得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自主。 同时，政治-社会关系也可以在地区层面上得到重新界定。如此，新地区主义就会变成国家的一种偏好，而地区化则成为支撑和加深这种偏好的资源。

作为桥梁角色地位的新地区主义
由于国家性质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也很难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和结论。"领导者"是国际环境的制造者，"追随者"也就是这种环境的接受者，但是，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现在都加入到了新地区主义的潮流之中。目前，国家、新地区主义和全球化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全球社会空间最重要的组织方式，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的利益、意识形态及期望，因而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权力、能力、合法性与权威。
新地区主义由于一方面修正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遏制了全球化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国家应有的地位，使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以自愿的与共识的方式进行不可避免的主权重建，并提供了扩大了的领土-政治保护，因而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两者不再以矛盾和冲突为主，而是能够相互支撑。首先，新地区主义代表了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动态的妥协。在全球经济政治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如果在经济发展方面民族国家空间层面过于狭小而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政治与文化方面民族国家又太大而自身不能解决认同的变化问题，那么新地区主义既可扩展民族国家的经济所及范围，也可增加另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忠诚对象。 这样，就不会因为必须融入全球经济而从民族与国家走向另一个风险更大的极端：或者以全球治理代替政府的治理，或者统一到西方化和美国化中去。在通向有着太多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进程中，新地区主义至少提供了一个中途的客栈或者是"第三条道路"，勒紧了缰绳，放慢了速度，使民族国家在一个放大了的、但又可以控制的政治社会空间内寻找必要的需求，重新界定和建构它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说，通过新地区主义，可以达到以国家满意的方式来组织全球化的目标。在地区领域，各种价值、需求和权力最有机会、也最有可能达到一致。
其次，新地区主义能保证代价较小的社会转变的实现。流行的观点是，以前依附于国家身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征，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或者正在消失，或者正在体现于日益显现的全球共同体之中。这未免过于悲观或乐观。当代世界的现实或发展似乎通过地区主义可以得到更好的表达，即这些特征如果说继续依附于国家身上的条件已经变化，看来它们正在不断地通过地区建设体现出来。对于因全球化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变，地区空间可以使这种转变的代价降到最小的程度。在政治方面，新地区主义有助于寻找和界定一个由国家创造、但又超越国家的"共同的地区利益"，以及有效、有权威和有合法性的地区治理；在经济方面，争取经济社会的转变不会导致国家的和地区的经济动荡，社会福利的下降；在认同方面，确保新的认同是对认同的再确信，而非对它的毁伤，只是对国家认同程度的降低，而非对它的否认。基于此，新地区主义就可以逐渐地、稳定地推动地区秩序由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继而向地区共同体的转变，这也能够保证全球变革的有序进行。库普阐（Charles Kupchan）从世界秩序和平转变的角度出发，甚至认为地区主义应该优先于全球多边主义，值得以牺牲全球贸易流动为代价。 尽管将地区主义与全球化对立起来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领悟到地区主义对全球秩序建设的重要性。
可能的结果是，经过地区化空间层面过滤和折射后的全球化，已经不同于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直接路径"而来的那种全球化，全球化面孔会通过原发性的全球主义、变动中的国家主义与日益高涨的新地区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塑造出来。当然国家也不再完全是威斯特伐里亚体系中的那种国家，除了其职能、权限、手段与权威的改变和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上进行新的分配外，地区组织与制度对国家内部事务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干预也是在所难免。 ]]>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6#comment 512 Mon, 11 Jun 2007 12:41:14 GMT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6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5 [内容提要] 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是一种理想的地区秩序，它的建设对实现权力与国际关系的和平变化也有着重要意义。走向安全共同体的道路有多种，但我们认为，只有地区一体化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才能为安全共同体奠定坚实的不可逆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的基础。一方面，一体化可以从地区范围内的交流和互动、国家间的相互反应和个人的社会学习三个层面逐渐培养出导向安全共同体的制度、规范、认同和信任；另一方面，一体化可以相继推动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地区社会向地区安全共同体的转变。本文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大国的权力分享取向、地区主义和地区制度起着积极的作用，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必不可少。

[关键词] 地区秩序 地区一体化 安全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是世界秩序如何实现和平转变。目前，多样性与复杂性日益显现的世界政治与安全秩序越来越难以把握，但是地区秩序却逐渐明朗起来，而且国际安全的地区化走向和新地区主义的高涨，突出了地区与地区国际关系在全球政治和世界新秩序建设中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秩序和平转变问题所开出的处方中，民主和平论、制度和平论、相互依存和平论和共同体建设和平论等范式备受青睐。如果把最有可能实现的地区秩序同最能确保和平的共同体建设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范式：地区安全共同体和平论(peace through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y)。基于地区特征和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情势，以地区为单位或以地区形式组织起来的安全与政治关系，会循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地区秩序，从无序或动荡、力量平衡、势力范围与霸权的强制领导、大国的协调，到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一般而言，冲突总是容易在邻国之间发生，但比较完美的秩序更有可能在邻国之间形成。如果从一个地区的发展来看，把上述可能的地区政治安全关系作为有内在联系的动态由低到高排列起来，那么它们就构成了地区内的国家和社会在管理与解决冲突、追求合作与一致的关系过程中，走向比较完美的地区秩序的阶梯状演变轨迹。影响这种演变能否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的因素很多，从世界政治与安全环境、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到地区内的国家间关系特征，甚至是有关国家的内部制度，但推动比较完美的地区秩序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地区一体化。随着地区一体化的展开和深入，地区体系将经过地区社会化的加强而逐渐转变为地区安全共同体和更进一步的政治共同体。本文就是试图勾画出这种演变的基本分析框架，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地区一体化是如何生成出地区安全共同体所需要的那些制度、规范、认同和信任来的。

一、地区体系、社会与共同体

作为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国际秩序是一定时期内国际关系的常规及其所依赖的规则。但在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视域中，这些常规和规则是迥然不同的，他们也因此提供出了差异极大的国际秩序观。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秩序表现为国际体系，以权力为核心，是权力均衡的产物，它排除了任何规范性成分的作用，这就是国际体系论。“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则认为，国际秩序具有很强的规范性质，包含了国家间共同的观念和社会规范，不象国际体系那样仅仅是联系与互动，因而提出了国际社会论。用布尔（Hedey Bull）的话说，“国际社会存在于这样的情形下，一群国家，认识到了某些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价值，在他们认识到相互间由互动关系的共同规则结合了起来、并参与共同制度的运转的意义上讲，组成了一个社会”。 还有一些学者把世界共同体作为国际秩序的特征，强调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存在于一个把国家、社会连结在一起的共同需要、权利和责任的架构之内，国家与社会间有着最基本的集体认同，国际关系因此可以被界定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世界社会，由社会群体、政治沟通的进程、法律实施的机制和遵从的大众习惯所组成”。

显然，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都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尽管后者并不完全排除市民、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角色在跨国社会构建中的作用；世界共同体则是以人类的整体性为主体，强调的是全球的共识和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同样是注重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中的规范因素的作用，但国际社会与世界共同体则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社会是一个通过规范治理的联合体形式，但其中的规范是产生于社会合作的必需，并不必然要求对超出社会共存需要的共同规划、共同利益或者是共同认同做出任何承诺，而这些承诺却是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来讲，这三种国际秩序形式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能够构成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如果在国际关系中注入更多的规范性因素，国际体系可以逐渐演变为国际社会， 通过将超出社会共存需要的规范承诺升华为一种集体的责任，国际社会则可以走向世界共同体。

在地区秩序中，体系、社会和共同体的分野表现得更为清晰，而且地区体系、地区社会和地区共同体作为一个连续体也更具有现实性和可实践性。地区体系被布赞(Barry Buzan)称为“地区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就是地理上接近的一群国家之间形成了有重要影响和特征的安全联系，在安全事务上有着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种框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撇开其他国家来单独地考虑自己的安全利益与政策。它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关系，也包含了地区内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新的安全事务方面的关系。 尽管布赞认为这个概念包含了国家间从敌意不和到友善和睦的各种类型，但它所表示的主要是冲突的组成方式，强调的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地区特征，敌意不和是其中主要的决定因素。

在地区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得到较好构建的安全结构，来管理因力量变化而出现的那些政策调整，地区形势和国家关系处于不确定和紧张的状态，安全机制主要是由通过单个国家和/或者国家结盟的力量平衡政策所提供。 赫特（Bjorn.Hettne）等人则进一步地把地区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发展特征也概括为地区无政府，不存在能够确保地区经济体系发挥作用的地区机制，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交流是不稳定和短视的，没有“同处一条船”的地区共同意识。

在地区社会中，国家对共同利益的存在及其保护的必要性，安全与福利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有着共同的认可，意识到并通过地区合作创造出规范与机制来管理成员国间利益的冲突，以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地区制度组织或规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交流与互动的地区化进程。不同于国际社会是以国家为核心，地区社会存在于一个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多种领域和多个层面上良性互动的复杂关系中；而且在地区社会中，不同的国家和力量能够并需要起到不同作用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成员国所了解和接受，绝对所得的理念、互惠的期望和共识的追求是地区内国家规范各自的行为和处理相互关系的动力源泉。

地区共同体是指一个已经养成了长期的和平互动的习惯、在解决相互间的分歧和地区内冲突时排除了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可能性的地区群体，其成员之间表现出了相同的反应、信赖、尊敬和认同的共同属性。在这种地区秩序中，地区逐渐地转变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的身份、制度化或非正式的角色能力、合法性和决策结构的主体，它与已经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地区市民社会之间有着相互加强的关系。 多伊彻（Karl Deutsch）把地区共同体分为地区安全共同体和地区政治共同体两种形式。 前者表现为地区群体之间有着他们的冲突将会和平解决的共同期望，这是地区共同体存在的最低条件，成员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与主权地位，因而也称作多元的地区共同体；后者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合并体，相当于联邦制或民族国家的政体。在国际关系中所谈论的地区共同体，一般是指地区安全共同体，而且安全共同体一般也是以地区的形式存在。

一般而言，多数国家的安全与权力的考虑（除去全球性大国）是受地理约束的，而且地区内的国家、社会间的联系与互动最为强烈，加之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的地区化走势，使得地区的体系特征或社会特征都有可能更加突出。一方面，如果地区内的国家间关系是由冲突与敌对状态所决定的，那就表明地区主义的动力比较弱，安全互动是高强度的，地区秩序当然要以地区体系体现出来，如目前的中东和南亚地区。另一方面，更有可能的情势是，由于地区内经济与安全的相互依存程度较深、社会文化价值的同质性较强、社会联系与交流较频繁，易于促使地区内的国家产生出地区整体意识，为了摆脱安全互动的消极意义和管理共同的利益而求助于一定的共同规范与制度机制，地区社会随之出现并得以加强。而且，地区社会为了更有意义，必须比国际社会走得更远，其社会性需要更有深度，因为国际社会在性质上是相对最低程度的，它的存在并不必然确保其成员国的安全，而地区社会建设的动机和功能之一则是提供长期的地区安全保证。

从地区体系到共同体，是地区从无序或不稳定逐渐演变到安全的过程。“地区的安全”命题有两重含义：地区内的国家的安全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前者是指地区内的国家的安全环境（地区环境）的稳定以及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可以称之为地区的国际安全。后者则不仅仅是组成地区的各个国家安全的总和，更多地是指地区的命运，即为避免分裂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而实现地区的联合。

二、地区一体化与安全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能够把无政府、安全困境、冲突、不稳定、不确定等结构性的和政策性的不安全因素降到最低点、甚至是加以消除，因为在这种形态或到了这个阶段，人们确信存在着长期的、可信赖的和平变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相信共同的社会政治问题必须、而且能够通过和平变革的进程加以解决，地区内的国家在他们的关系以及地区事务中因而已不再期望、准备或者担心使用武力。在这里，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是观念和规范因素。地区内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在认识到了共同利益存在的基础上，不再相互视作威胁，而是相互信任，有了地区的集体认同。相应地，地区内外不同的观念、“我们”与“他们”的观念培养了起来。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互动与合群化（socialization）国家能够管理无政府，甚至逃离出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认为是国际关系持久性质的安全困境。其次，它为研究国际（包括地区）制度对国际关系和平变化的促进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分析的框架。

问题是，如何才能够实现安全共同体，作为安全共同体形成标志的那些观念、价值、规范和认同是给定的吗？多伊彻把安全共同体作为北大西洋地区内国家间交往、交易的产物，鲁塞特（Bruce Russett）的新康德观将自由民主、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视作安全共同体的主要基础与动力，阿查亚（Amitav Acharya）对一般的和东南亚个例的研究采用了规范-合群化
（socialization）-安全共同体的逻辑。 但是，将安全共同体的基础条件归为成员国的民主制度，主张的是民主和平论，实际上排除了非西方世界的地区实现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相互依存虽然是安全共同体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中性的，也有引发冲突的可能性； 缺乏较高程度的政治经济联系基础的安全共同体（如东南亚）是不稳固的。而且这些主张也把安全共同体及其实现的过程简单化了。安全共同体的产生并持久地维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必须意味着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等领域的密切联系，而且这些关系也具有和平转变的性质，仅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是难以勾画其全景的。鲁杰（john G. Ruggie）在分析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存在时指出，在苏联的威胁、跨大西洋的安全承诺、西欧经济一体化、市民社会的共同情感、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因素中，很难说哪一种占有相对主要的因果分量。 我们认为，在探讨安全共同体实现的条件时，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考虑是必要的。其一，许多地区都有着安全共同体产生的可能性（当然，程度的差异会很大），不能仅将其局限于某些“核心地区”或“主要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因为它是地区发展的结果，而新地区主义在世界各地的高涨为其提供了可能性。其二，应该把地区安全共同体置于地区发展的连续体之中加以考察，尤其要关注地区体系如何转化为地区社会以及地区社会又是如何转化为地区共同体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必须从超越地区体系的变化开始着手。其三，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权力落差的存在或没有规则的权力运用，这种情势的改变或者说人们对其认识和反应的改变，对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至关重要。

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在为安全共同体的研究确立基本框架时指出，安全共同体是沿着不同的层面和阶段发展起来的：第一层是促成条件，包括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对社会现实的新解释和外部威胁等方面，这是初生阶段；第二层是有助于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发展的因素，包括由权力与知识构成的结构和由交易、组织及社会学习所组成的进程，这是生长阶段；第三层是可信赖的和平变革期望的必要条件，包括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这是成熟阶段。 这种研究框架表明，安全共同体不是给定的，是人类互动的结果。但它的缺陷是缺乏一条分析的主线，即没有揭示出安全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那种动力，从而把众多的影响因素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机地连接起来。我们认为，安全共同体构筑的逻辑应该是地区体系-地区社会-地区安全共同体，而能够使这种逻辑有效，并能够把这些不同的阶段贯穿起来并呈现阶梯状演变的动力是地区一体化，它是安全共同体实现的主要渠道与路径。如果不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也不是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术语那样过于宽泛地理解一体化，地区一体化应该界定为，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国家与社会，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存在或期望的基础上，通过有意识的政策与制度设计，加深相互间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的融合与趋同，在广泛的领域确立起一定程度的共同规则与制度，它是一个向着地区共同认同转变的过程。在多伊切那里，安全共同体界就是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产物，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易和互动，地区一体化能够促使相关的国家共同能力发明出制度和准则，以保证秩序与关系的和平调整与变革。按照这种方法研究地区安全共同体实现问题的长处在于，首先，地区一体化包含着并可积聚起安全共同体建设所需要的那些物质的和认知的材料。正如普查拉（Donald J. Puchala）指出的那样，从一个意义上说，地区一体化是与地区内民众的“我们”感受的程度有关的一种态度现象；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个创造或者积聚“我们”感受的态度变化的进程。 其次，从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的转变着手，能够克服目前地区一体化理论中那种或者忽视一体化形成阶段的分析，或者预先设定一体化开始于已经存在的地区合作基础上的现象。再次，实现后的安全共同体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地区一体化通过有步骤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合作及融合，能够夯实、黏合安全共同体的根基和结构。
地区、国家与个人（政治精英和民众）是地区一体化展开的主要层面，通过国家及社会在地区层面的交流和互动、国家的对外反应和个人的社会学习，地区秩序可以实现从霍布斯的无政府到多伊彻的安全共同体的转变。 地区一体化是地区规则、规制和政策等制度安排的进程，成员国间通过协调与合作来满足地区集体的需要，如稳定、单个国家无法实现的额外所得、外在性的内部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等。初步的、主要基于密切的经济联结和相互依存的地区化现实以及对其更高程度的要求是地区一体化的前提，因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地区性制度动力最初来自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角色，而非政治领导人。 当然地区化的深入发展离不开有关国家及其有意识的政策推动，而且地区化也会逐步扩及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全面的领域。地区化及其对地区制度建设的需要，促成了地区一体化的“起飞”，然后它就进入了一个自我加强的进程。地区的这种内部互联和逐步制度化的结构性变化，必然要带动地区内的多边沟通、交流与互动的日渐加强，其结果首先会是新制度主义者所断定的有助于分配冲突的解决和降低欺诈的可能性，从而把地区内的跨国关系送到了一个积极的、良性循环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就会产生出建构主义者所宣称的可接受及合法的国家行为、国家与社会把自己想象为地区的一部分、建构出共同的利益与认同、培养出和平的习性和对地区问题的共同反应。 这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地区社会建构。其次，地区一体化也是成员国对外反应（地区内）走向一致的过程。从国际（地区）环境的性质、国家对信息获取和处理的能力以及对其它国家的需求与行为的判断等决定国家对外反应的主要因素来看，地区一体化能够导致成员国相互间的反应以及它们对地区事务反应的趋同。地区一体化所要求并且反过来也可以加强的是地区协调、制度建设和集体行动，在这个多边合作、公共治理与和平转变的地区秩序和环境中，一体化与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国家之间也是密切交往和沟通的，这样国家就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地区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与保障，较充分地了解其它国家的意图，然后选择自认为最好的政策。这并不是说成员国间政策上的必然趋同，而是意味着它们对地区的一体化所产生的制约和机遇有着共识，相互间的回应能够遵循着共同的逻辑，即使不一致，也是可预测的或可接受的或可理解的。再次，地区一体化是一个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的过程，会带来政治精英与民众社会心理的转变。社会学习是在新的因果关系和规范性知识的基础上，人们（个人或群体）重新界定和解释现实——真实的、可能的或期望的——的积极进程，它表示社会角色通过改变他们对物质的和认同的信条，来管理、甚至是转变社会现实的能力与动机，这会构成变革的机制和社会结构，从而用与过去不同的方式给予他们的社会生活以意义，并使之制度化和持久化。 与一体化推进相伴随的是参与政府间谈判的政治精英们的互动、经济领域内各种角色的跨国交流和非正式的联系、地区内社会与空间的流动（如旅游、劳工、娱乐等），也就是说，影响地区跨国关系的各种重要角色都卷入了一个密切的社会互动与交流的进程。无论是从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此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的集体学习，有利于政治家之间和民众之间相互理解、说服和容纳，产生出共同的经历和地区群体感，改变他们对其环境与条件、利益和期望的集体理解，培养和平的社会认同，采取和平的决策与行为。毕竟，作为个人的政治与社会的态度和行为处于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核心，随着利益范围的扩大及其界定的变化，“共同回应”、“我们的感受”、“观念”、“想象”和“认同”的增长，人的政治与社会忠诚有可能不再局限于国家和国内社会，会同时产生出对地区的忠诚。

总之，地区一体化在地区层面上产生的制度与规范、在国家层面上产生的共同反应、在个人层面上产生的群体观念与认同，为安全共同体的构筑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下面我们再从一体化与地区演变逻辑的关系进行分析。经济的地区化是地区体系迈向地区社会的桥梁，是它将地区推向了一体化的进程。地区化发端于地区内有意识的商业活动和导致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它并不以政府有意识的政策以及某些可能为国家关系带来影响的意图为前提，但它能够促进国家间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地区体系中安全和政治经济的无政府性质的关系会逐渐得到组织，以便有能力来管理初步地区化的经济互动关系并为尽可能地释放其能量提供保证，这种得到组织的无政府反过来能够促进地区化的加强，并使其成为一个多范畴、多维度的发展现象，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不同的角色。地区一体化和地区社会就由此同步产生了。但出于地区化要求与动力，并且与之续接起来的地区一体化是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助力，如同人们所确信的全球化产生了全球社会一样。在一体化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的带动下，地区的社会性得以深化和扩展。地区社会是一个地区合群化的过程，即首先根据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的需要创造出管理地区的多样性与地区合作的规范、原则、象征和制度，然后成员国把它们内在化(internalized)，成为它们思维与行为的共同准则，从而形成一系列主体之间的共同理解。这样，尽管地区社会并不意味着成员国间利益冲突的解决，但社会规范与机制能够管理利益冲突，使它们共同获益。当然地区社会与地区一体化是互为加强的，社会关系的改善、对地区共同利益的认知和地区意识的提高，能够增强人们对一体化的价值依托和利益期望。地区社会转向安全共同体，需要超越地区社会中规范和制度主要是适用于国家间关系并为了它们的共存的目标，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理性(legal-rational)性质的规范与制度之外，还必须生成出一种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性质的规范与制度，即协商与共识，并成为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基本属性和他们的职责。这是地区一体化走向高级阶段并推动地区社会成长的必然逻辑。地区社会的发展并不会在某一点上停留下来，而是不断地积聚出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热情，以满足安全与福利领域成员国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的需要，否则，地区社会也不可能作为一个社会而保存下来。 一体化创造出了大规模的公共利益、政策和活动，以共同法律、协商和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治理是确保既有和预期成果的关键。同时，一体化还是一个地区市民社会建设和参与的过程，它会以自己的标准与方式来判断并影响地区治理中的权威及合法性的问题。地区职责也就随之形成和加强。应该指出，在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后，经济的、理性的和物质结构的因素在决定与共同体产生有关的观念、规范、认同、信任和忠诚方面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后者很容易进入一个自我增长的逻辑中。也就是说，地区内的国家和社会角色能够基于随先前的一体化而来的观念、规范和互动，相互间建构出和积聚起体现安全共同体的认同、信任和忠诚，尽管地区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出现波动、放缓甚至是暂时的停滞。 ]]>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5#comment 512 Mon, 11 Jun 2007 12:32:54 GMT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5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0 　　【摘要】新地区主义与地区化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正在成为地区的世界,国际政治也因此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基于此,我们需要用一种新地区主义的视角来展开国际关系的研究,关注地区体系这个国际关系新结构层面的基本特征,通过新的假设和研究方法,探讨地区框架下的国际政治与传统的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所遵循的不同逻辑。作者强调,不重视对地区体系与特征的研究,就无法准确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和平、稳定、秩序与合作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关键词】新地区主义;地区体系;国际关系研究

　　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地区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经济与贸易、安全与政治都在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架构内进行着重新组织,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也都在频繁地谈论地区合作的紧迫性和地区发展的前景,并开始对各自能够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与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不同地区内的国际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国际政治所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许多新变化,决定了国际关系研究也必须有新的视角。

　　 一、何谓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是地理位置相邻、有着较高程度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许多共同特性的三个以上的民族—国家,基于增强各自的利益而寻求地区事务上的共识和共同安排的一种合作意愿与政策,并在此架构与秩序下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多边主义观念、制度与价值。“地区主义代表了一种观念、价值和明确的目标的结合,目的是创造、维持和修正一个地区内安全、财富、和平和发展的规范,是志向接近的角色对于在特定的地区空间内重新组织它们的活动与关系的渴望”[1](ｐ5)。

　　从客观方面看,目前的新地区主义(相对于1950-60年代的地区主义)反映了全球的、地区的、国家的和地方的互动关系变化的复杂进程;从规范和政策的取向看,新地区主义是国家的、非国家的、市场的和社会的各种力量与组织,从地区的角度出发考虑和处理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的体现,这表明了跨民族的地区利益与进程的存在以及人们对这种存在的认知。新地区主义主要是在国家(政府)主导或推动下所产生的一种地区合作的选择与方案,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它是补充、加强或保护国家的地位与政府权力的一种工具。体现新地区主义高涨程度的地区组织、地区倡议、地区对话、地区合作架构、政策的协调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都是相关国家在地区战略的引导下,对各自的政策与行为进行积极调整的结果。

　　地区化是新地区主义的一个表现和发展阶段,它所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地区范畴内联系与影响不断加强的发展进程,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发展等广泛的领域中,国家与社会间从相对的异类性与缺乏合作迈向不断强化的合作、趋同、一体化与认同的变化进程。”[1](ｐ5)地区化表示在地区内的国家或社会之间确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它们的互动程度明显地超过了它们与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互动水平,从而在地区内形成了深刻的相互依存的局面。

　　地区化的动力之一来自国家或国家群体有意识地影响地区内国家关系的政策选择因而可以认为是新地区主义和国家精心设计的产物,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与国内变化双重挑战的工具。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自动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的联系进程,它并不完全以政府有意识的政策和意图为前提。地区化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和无限的发展空间,地理的接近、经济的互补、私人与社会力量的跨国家活动、企业的地区扩张战略、国家的政策选择、政府间的合作、地区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世界变化的影响,都能够促进地区化的产生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除欧盟以外,从目前大多数地区的地区化发展情况来考察,衡量地区化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应该是经济地区化与安全地区化。经济的地区化主要包括地区内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加强,自由贸易区或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框架的形成,经济形势的地区波及,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超过了与地区外的国家相互依存的程度,地区经济共同体意识的出现与增强等。

　　安全地区化首先是指威胁的主要根源来自地区内,地区内各国或组织都将其视作各自安全、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决定性问题,因而处理这种地区的威胁处于这些国家或组织安全议程中的优先地位。其次是指地区安全互动的后果(代价或收益)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畴之内,而非直接扩散到全球层面上去。地区内的安全相互依存关系,在地区社会内出现了“安全的外在性”,即由安全问题所产生的收益与成本、有利条件与压力并不仅仅属于引发了这些安全问题的角色,其承受者是整个地区内的国家和社会。再次是指在管理地区安全的战略与制度方面,主要是由地区内的国家或者通过力量的相互牵制,或者凭借集体协调与合作来处理所面临的地区安全挑战。当然,外部力量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是不能排除的,但安全地区化意味着它们不会成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根本源泉。最后是指地区内国家有地区安全的认同,在地区未来的问题上有共识,各国意识到与它们的邻国在事实上已结成了命运共同体[2]。

　　目前日益高涨的新地区主义与地区化为地区内的国家、社会之间以及它们与全球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新地区主义包含了很强的规范性考虑,它服务于多样性的价值、规范、利益与目标。比如,同样是把地区主义视作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增长和福利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基石,在东亚地区受到支持的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出现的则是对地区外国家有差别对待的地区主义。同样是把地区主义作为在地区内解决冲突和促进稳定与和平的重要途径,有些地区坚持的是不干涉国家内政的信条,但也有些地区接受地区组织可以干预国家内部事务的规范。

　　在欧洲,主权共享是地区主义与地区化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在亚非拉地区,地区主义的目标之一却是增强而非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尽管在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中有着地区特征与发展程度差异的客观因素,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地区主义的规划与战略确实能够为不同国家或力量的发展与国际活动提供更宽广、更灵活的空间,为它们的需求及满足提供合法性。较之全球主义与全球化,国家参与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发展的主动性更大。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地区化的进程,而且还可以通过新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方式来修正全球化,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保证对市场的政治控制。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挑战,那么新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则是一种反应与对策,试图把全球化进程与跨国交流置于政治-领土的控制之下[1](ｐ16)。这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既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国际化发展,又不至于破坏国家制度建设这个最基本的战略规划。因此,新地区主义与地区化或许能够成为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桥梁。
二、地区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是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进行分析和解释。但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一般是把国际关系置于全球体系内加以考查,着眼于它的两个端点———国家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并没有、或者是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庞大的体系进行分层和细化。这种传统与西方强国对世界的殖民化以及超级大国的全球争斗的国际关系结构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在哪一种脉络下,国际关系行为体大多从全球的层面上来考量具体行为与关系的得失。受制于这样的客观情势,处于国家与国际体系中间层面的地区尽管是国际事务发生和国际关系运行的一个重要场所,但它也只能作为一个舞台(而且往往是****的)对国家、国家间关系和全球范畴中的互动产生影响,并不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要部分,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单位,也不作为一个自变量存在并发挥国际作用。相应地,地区概念与意义也就很难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视野,即使是在以侧重于体系分析为特征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的传统思想中,也基本上找不到对一般意义上的地区特征及其作用的分析。

　　但在最近10余年来世界政治的深刻转变、地区主义的高涨、地区化程度加深和大国战略调整的作用下,国际关系出现了远比权力结构变化的意义大得多的体系结构变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有着自主利益要求的、独立的国际力量,地区正在由单纯的国际关系的客体演变为集客体与主体于一身的新角色。尽管国际关系的全球属性日渐突显,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但众多事例表明,在地区主义的作用下,国际事务越来越具有地区的属性,受到地区结构与特征的制约。不同特征的地区作为一种变量和中介,在国际政治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方面的作用与意义也日益显现出来,地区在经济领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则更加明显。

　　鉴于这样一些变化,人们开始对地区(或次地区)体系及其对内部事务的规范作用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频繁地从地区层面上谈论外交与国际政治问题,并且把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国际体系分析对象。地区战略、地区角色与地区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分析的基本话语与范式的一部分。

　　新地区主义的高涨,自然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极大兴趣,各个学派都从自己的视角、假设和范式出发,对地区主义及其地区化、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等形式的动力、结构、进程及后果进行了阐述①。但是,套用一般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的视角、范式和方法来研究地区主义与地区化的国际关系影响,很明显地持有地区体系只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体系(世界体系或全球体系)的浓缩的观念。

　　然而,地区体系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是不同的。

　　首先,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是封闭的,所有的角色都可以包括进来,共同作用于但也受制于整个体系结构;但地区体系是开放的,它存在于整个国际体系的架构内,全球体系、其它地区体系和外部国家等力量都对特定的地区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因而地区体系的制约与进程对其内部的国家或其它角色只有部分的作用。

　　其次,地区体系独立出现之后,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也随之有了变化,过去在世界政治中作用不大的中小国家,现在在地区内成了重要角色;实力与影响难以覆盖全球的某些大国,现在则可以成为地区内的霸权或能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

　　再次,在地区体系内,国家间相互作用所遵循的逻辑与可能性也有别于全球体系,如相互依存的效应、秩序的基础、冲突的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安排等。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在全球体系层面上是无法想象的,但它目前却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某些地区(欧洲、东南亚、北美等),国家权力及其关系相对强地受制于地区社会、观念、规范和认同等非物质力量。

　　总之,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的模式是国家—国际体系结构,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利益、机遇、挑战与对策以整个全球体系为参考点并受其制约;但地区体系的模式则是国家—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国家对外关系的空间及选择是在地区与全球双层结构所构成的制约和机遇中组织的,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更为复杂和多样。因此,地区并不是必然按照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的规律与进程来运转的[3](ｐｐ9-10)。当然,地区体系内的国际关系也是包含着国家与体系和国家间的关系、权力、合作与冲突等问题,只不过有着更为复杂的动力与架构、更为强化的互动和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因而需要的是对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修改,使它们能够对地区化了的地区体系进行解释。在对地区体系进行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出现了地区主义的国际关系视角。

　　三、新地区主义的国际关系视角的基本的假设和方法

　　新地区主义的国际关系视角有三个最基本的假设和两个最基本的方法。

　　第一个假设是,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降低了全球性大国象冷战时期那样对世界所有地区普遍的兴趣和渗透的质量,由超级大国的力量严密覆盖、主导甚至扭曲全球安全事务的局面已不再存在,许多地区被全球军事政治竞争因素所左右或****的局面也基本上消失,地区政治的整体轮廓体现了出来。在全球安全这个大环境有了结构性的缓和与稳定之后,新的安全议程越来越具有多样的和多层面的性质,其中地区层面的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新的安全形势下,对国家安全利益与外交政策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无疑就是规模较小、但实际意义更大的地区安全环境,可以说,现在判断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它所处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它对其中的威胁因素的平衡能力。鉴于此,人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着眼于地区内的安全或从地区层面上谈论国际安全问题。

　　第二个假设是,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多数大国现在变成了“轻量级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国内考虑与动力促使他们疏远了在世界麻烦地区的军事参与和战略竞争。这导致了当地的国家与社会在外部大国较少干预的情况下处理他们自己的军事与政治关系。[4](ｐ25)目前除全球霸权国家之外,其它大国的利益与影响主要集中于各自所在的地区,因此它们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以地区为舞台,把处理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此范围内做出单边或多边的安排,视作加强各自权力、影响以及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地位的重要手段。这些国家与本地区安全事务联系程度的不断提高,增加了它们左右地区安全环境与走向的可能性。如何应对这些大国的挑战与冲击,也是地区内中小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考虑。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它们的战略环境,尽量改变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利地位,中小国家非常热衷于在地区内采取协调与集体行动,希望通过地区的多边安排、合作安全以及地区的特殊方式来获取安全保障,因此它们越来越认同地区合作的安全价值。

　　第三个假设是,在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发展最突出的经济领域,地区内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的迅速加强,各种力量与角色的往来与交流频繁,能够促进地区社会的形成①,推动基于经济合作意义上和政策趋同意义上的地区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构建出地区共同体。

　　新地区主义的国际关系视角首先坚持的是新地缘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联盟地位的下降,这曾经诱发出了“无疆界的世界”、“地理的终结”与“地缘经济的兴起”等范式。前者认为全球化使得领土、地理位置和国家的疆界变得过时,地缘存在及其理论分析失去了意义,全球一体化将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纳入到了相同的变化逻辑与进程之中。后者则以地缘经济取代了地缘政治,断定世界进入了一个由主要国家所主导的经济中心之间相互排斥和对抗的时代,地区一体化与世界****化将同步行进。

　　因此,地区要么在国际政治中没有特殊的位置,要么构成了国际政治的消极因素。新地区主义的研究视角则一方面强调地缘依然重要,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特征与意义,处于不同地区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地位、利益界定、外交战略和对外互动方式;同时又反对从冲突与对抗的角度界定地缘意义的传统做法,而是把它置于了一个宽泛的脉络与以良性互动为主的架构之中,地区化程度的提高和地区的国际政治作用是在地区内国家(及国家内部的各种国际化力量)、全球、其他地区、外部国家与组织的脉络与影响下发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补充,是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总之,地区不是全球秩序构建的障碍,而是其基础,地区主义规划与地区化发展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其次,新地区主义的国际关系视角主张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揭示地区和地区国际关系的特征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地区主义与地区化本身是一个综合的、多元化的和多维度的变化过程,它在世界各地同时兴起和高涨,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把握住它对不同地区的国际关系以及对宏观的世界政治的塑造与重组,就必须回答地区是如何运转的,它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程度,地区之间怎样区别开来,属于不同地区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国际联系,为什么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国际关系模式,国际政治的变化是按照什么样的基础与逻辑(世界整体性逻辑,还是地区特殊性逻辑)进行的等问题。

　　为此,一方面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角度探讨特定地区的演变和发展模式,尤其是可行的地区主义战略的基本条件以及地区化的可能前景。另一方面,需要对不同地区内国家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如互动的主要内容和类型———在经济、军事的、文化等领域中,以哪个方面的互动为主,抑或是它们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互动的主要形式与态度———是友好的、合作的,一般性的,还是竞争的、冲突的,甚至是战争的;互动的强度———是否存在地区性的制度,制度化的程度与趋势如何;互动的边界以及国家的界线———哪些国家在多大的地域范围内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地区内的国家与外来力量是如何区别开来的。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地区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地区政治特征。地区主义国际关系视角的结论是,广泛的而非仅仅围绕欧洲与北美所进行的比较,将使国际关系研究获益匪浅;同时,以欧洲的制度化为模式来评判其它地区组织的“进步”性也是不恰当的。 ]]>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0#comment 512 Wed, 16 May 2007 08:25:00 GMT http://622007837.qzone.qq.com/blo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