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42.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04:04:24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at, 12 Sep 2009 05:12:35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732355 气候变化：中国与哥本哈根全球协议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是世界上最忙的经济学家之一。自2006年出版《斯特恩报告》后，他成为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会见不同国家的首相、主席、部长、经济学家和评论员，并多次公开讲演，人们希望当面聆听他所创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以及全球协议的政治经济学。“这的确意味着在时间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电话采访中斯特恩对记者说。
2005-2007年，斯特恩担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经济学与发展顾问。之前，他在世界银行任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离开英国政府后，斯特恩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目前不再代表任何政府，所以我也不为任何国家或组织游说，我是英国国会上议院的一个独立成员，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我现在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任何机构”，他特别强调地对记者说。
9月11日，斯特恩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接待方。“我的主要日程是会见学者和经济学家”，他们包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当然也有刘鹤，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与副总理的见面也在安排之中。
除此之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荣誉教授，访问中国的第一天将在人民大学做公开讲演；9月12、13日将参加两个会议，斯特恩将和中国经济学家、能源与气候专家会面，与这两大领域的关键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对面地讨论。在9月12日会议上将公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国际碳减排公约》倡议，斯特恩与会并做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国与哥本哈根》的讲演。
斯特恩中国之行期待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我希望通过他们对问题日益深入的了解，仔细研究具体目标值和详细的气候变化成本与政策措施，最终形成能支撑哥本哈根会议的想法”。显然，他希望得到中国同行的支持。
以下是记者电话连线伦敦采访内容

赵忆宁：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正在进行艰苦的谈判。气候谈判中的三股力量—发达国家、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在减排问题上的激励与动机有巨大差异，如何从机制设计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灵感？您如何预测12月哥本哈根的谈判的结果？是否可以达成一个能够付诸实践的国际协议？如果不能达成一致，障碍将会在哪里？
斯特恩：通向哥本哈根（全球共识）的一系列谈判是非常艰难的。不同国家能做什么和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第一个要点是，如果各国声称他们将要往前走，就需要有相互谅解。第二个要点就是需要明确采取行动尺度的大小。现在全世界的排放量在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们必须在2050年下降到200亿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2030年实现350亿吨的中期目标。同时，我们还希望经济发展以及减少贫困人口（包括气候贫困人口）。我们必须考虑清楚：达成什么样的全球共识才能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共同理解立场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共同认可对于行动大小尺度的理解也非常重要。所以机制设计的第一点就是对我刚刚描述的全球减排尺度的协议：从1990年到2050年减排50%，即从1990年的3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到2050年的2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倾向于使用绝对数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稳定全球气候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集体理解。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得到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技术援助，以帮助减排并适应气候变化的途径。我认为到2020年，需要的资金支持应该远远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我不认为允许并促进对如此减排和适应水平的支持的机制结构已经存在。非洲穷国会受到很大冲击，所以对非洲的支持就非常重要。中国和印度既是经济大国也是排放大国，而且经济增长十分迅速，除非中国和印度大力减排，否则全球不可能实现2050年减排目标。这正是讨论的中心：富裕国家如何支持中国和印度的减排协议。
我认为，难点在于美国减排的程度。美国的排放非常高，且政治结构复杂，所以会很困难。虽然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人们必须考虑清楚一个问题，来自富裕国家的资金支持到达发展中国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达成如我所描述的全球（哥本哈根）协议，但是也很有可能我们未能保护地球并且错过机会窗口，对未来的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

赵忆宁：您谈到需要的资金支持应该远远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这好像是英国首相布朗所谈到的数额。如您所说，1000亿美元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要求的资金资助额度。联合国最新的建议是征收全球碳税，每吨50美元，全球每年征收5000-6000亿美元，中国为300亿美元，占GDP的0.69%。您如何评价？
斯特恩：布朗首相的确在今年6月发表演说，我们必须保证从富国到穷国可观的---至少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帮助减缓与适应融资。这的确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表明的必须的金额有差距。到2020年，很可能必须有2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流。
鉴于我们会不断学习如何做这些事，所以这样的资金流会足够的。我们可以从1000-2000亿美元开始做起，然后我们会学到什么是必须的。我认为很有可能我们会发现许多新技术比我们所想象的价廉，还有可能比老技术更经济。
联合国所提出每吨50美元碳税将在全球筹集5000亿美元的建议，我怀疑很难达成这样征收碳税的全球协议。就算达成了协议，谁能用到这5000亿美元也会成问题。我来告诉你是为什么：在一个特定国家，一些人会考虑穷人会因为能源问题而挨饿，并由此假设这些穷人应该得到补偿。所以这些国家的减排活动都应该一一得到资金。此外还有研发方面的核心费用。
所以我认为，筹集到5000亿美元的税收，而且全世界都对此款项有同样的使用权不太可能。我猜想每年1000-2000亿美元可能是合适的开端，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从这里到达实现2020年的目标。我们会在今后10年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看我们是否强烈的认为应该朝某个方向去。

赵忆宁：关于减排，目前中国人最为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发达国家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是否可以兑现？第二、发达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第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费用如何补偿？补偿多少？您能概要性地回答吗？
斯特恩：发达国家在2020年完成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温室气体排放目标，鉴于我们在2010年所处的情形，那会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现在的排放量比1990年高出17%，要在10年内从高出17% 变成减少40%，对美国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最近声明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的目标；欧洲也已经承诺到2020年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30%。我们将在下一个十年朝着正确的方向尝试正确的举措。我相信我们会有2030年的有力目标，到2050年富裕国家必须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0%。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如果在既定时间内美国无法达到目标，那么应该看看可否可通过其它途径提供有力的帮助。比如美国可以在为停止毁林提供资金上起到重要作用。这将是一项重要贡献。美国还可以在新技术上也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无法实现在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的富裕国家来讲，我相信他们仍然可以以其它形式作出更多的减排贡献。
对技术转移我更愿意说是技术共享。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来说，都面临重要的新技术机遇。我举一个印度的例子，印度现在正在讨论20 GW 太阳能的建设（记者注：9月7日，中国与美国第一太阳能签署在鄂尔多斯建立20GW太阳能工厂协议。见本报9月7日报道）。这是极其重要，也是富国应该支持的抱负和机遇，双方应该分享技术。我认为要确保知识产权和专利不会成为阻碍，更重要的是合作。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历史可以作为分享专有技术非常重要的成功例子。

赵忆宁：中国是“世界工厂”，正是因为中国为丹麦人生产消费品，丹麦才能够在1990年-2005年实现能源消费零增长，GDP增长75%。以2004年数据计算，大约1.11Gt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净出口导致的，占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总量4.73Gt），是德国、澳大利亚排放总量之和，是英国排放总量的2倍多。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界定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谁该为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责？
斯特恩：我认为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必须要打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上还有很多极端贫困地区，我们不仅需要用增长打破贫困的瓶颈，也需要打破排放与增长之间的纽带，这是完全可能的。你所谈到丹麦和瑞典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我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内，我们会做得更好。
你的问题点出了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消费而生产，所以单单关注生产排放是具有误导性的，我们既需要关注生产排放，也需要关注消费排放。当然，一个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因此增加排放，所以生产转移对中国也许会有好处。生产排放与消费排放，到底该多如何计算？应当考虑到许多对此不同的国际理解。
所以，当说到中国的排放增长，或者说对应制造业的增长，或工业的增长，我认为这一部分是中国的责任，但从某种重要的意义来说，从中国进口的一方也有部分责任。生产与消费排放与一个国家的总排放相关，因为两方国家都获得利益，贸易双方都在世界贸易变化的一部分中间形成生产转移。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赵忆宁：您这次的中国之行可能会听到“西方阴谋论”的声音。目前中国有不少人从心里认为“欧美利用气候问题设局”，极少数主张“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人被视为“上当”者。低碳经济是发展的机遇还是“圈套”，您如何看？
斯特恩：我不代表任何组织，当然也不代表阴谋者。我不认为提出这种理论的人仔细研究和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毫不怀疑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到达富裕国家之前，首先强烈地冲击到发展中国家，这正是我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援助、减贫和促进经济繁荣这些领域中度过的，到现在已经40年，而我认识到气候变化正是对发展的一个极大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完全不是西方国家的阴谋。
中国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同时我也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因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将见证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创新、新技术、大量投资和大大提高能效的低碳新方法。
我相信中国会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占据世界市场比大多数国家都占据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还会增长，只要中国转向这些市场。中国在国内、海外都将有巨大的现实机会，中国正在占据全球的低碳高能效技术市场的有力位置。许多中国的专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相信中国正在为抓住这些机会做准备。所谓西方“圈套”论在我看来，本质就是对问题视而不见，这将会摧毁发展，真正的大“圈套”是不应对气候变化，因为高碳增长的结果就是自我崩溃。

赵忆宁：不确定性是政策设计中的核心问题。《京都议定书》后，为达到议定书强加给发达国家企业极高的成本，迫使他们向海外大量转移生产，原本旨在减少环境污染，实际上却从发展中国国家带来更多的污染。这是当初制定政策所没有想到的“南辕北辙”效应。当我们制定对应气候变化政策时，如何在整个市场或者全球经济背景中考察政策的作用，而避免某些政策导致不想要或者不利的结果？碳税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斯特恩：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我的观点是，由《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引起的污染转移事实上是非常小的。我还没有见到任何证据说明碳排放引起的转移很重要。世界生产格局的确发生了重大改变，但这和《京都议定书》没有多大关系。有关系的因素比如中国制造业的兴起，是长期变化因素。
关于劝阻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碳税如果没有已经成为解决方案之一，也终将会成为解决方法之一。我认为，碳税具有实际的价值，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些也会包括价格因素，比如碳税和与碳贸易相关的价格因素，所以这些市场机制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源自巨大的市场失灵。我的确认为我们需要减排政策, 我们需要调控，我们还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这些都需要在全球协议的范畴之内。

赵忆宁：《斯特恩报告》其结论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结论作出的--地球变暖，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1.4～6.4 °C 。有个问题您是否考虑过：万一这些研究结果错了怎么办？在形成共识的今天，我们已经听不到少数能大胆公开地提出异议的温室科学家的声音了。这正常吗？
我无法理解那些现在还在质疑基本科学事实的人。早在19世纪末英国和瑞典科学家都已经证明温室气体在捕获热能和导致全球变暖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这些定律提出异议就像对热动力学和地球引力提出质疑一样。每个人都有权说“热动力学和地球引力错了”，但他们会被认为很愚蠢。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强而有力，在这方面不应该再有争论了。温室效应的大小，也已经有大量的证据了。
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地说出温室效应到底有多大，但我们必须使用风险和概率的语言。80万年前的冰核给出的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指示性指标强烈表明，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温度有多高。
每个科学家都有话语权，每个非科学家同样都有向科学家提问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做出愚蠢论断的人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我们还是能听到如此许多愚蠢的论断，他们差不多都在试图否认基本科学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又无话语权。
当下，我们需要关注新技术的研究，需要大大提高能效，最终获得“零碳”的技术，需要研究把二氧化碳从空气中提走的方法以及适应技术，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更多才能保护自己。在我看来，浪费时间证明已经充分了解的基本的科学关系和科学现象是十分愚蠢的，那些否认气候变化存在或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人实在浪费人们的时间。

赵忆宁：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可以告知在《斯特恩报告》出版后，相关学术讨论和事实验证方面有了什么进展？
斯特恩：《斯特恩报告》出版后，我在今年4月份出版了一本书，在英国的书名是《星球的安全蓝图》（Blueprintfor a Safer Planet），在美国的书名则是《全球协议》（Global Deal）。我在书中讨论了年底在哥本哈根有望达成的全球协议，我从全球协议的角度延伸了我的观点，核心是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并创造一个增长和走向繁荣的新时代的问题。书中我也反驳了持有否认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荒谬观点的人。他们的观点即不明确也不清晰，所以，一般我们现在不再听他们所什么了。
我在《斯特恩报告》中所做的估算很可能低估了气候变化潜在的损害，低估的主要原因是排放增长已经超过了原来的预期，而调控力度却比想象的要弱。这也进一步支持了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成本高于采取行动的成本的论断。
在政治方面，过去的3年中已经有了一些有力的举措。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编制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中国已经编制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方案，正在准备中的《十二五规划》将包括减排在内的相关内容；奥巴马总统对承诺气候变化行动方面与他的前任非常不同。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看到过去3年里，欧洲承诺要在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0%、中国的国家行动方案、奥巴马的新政策、日本上周的公告将在2020年之前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5%，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有力承诺。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为全世界大部分人认同的高效且公平的全球协议。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732355#comment 136315392 Sat, 12 Sep 2009 05:12:35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732355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581320 酷热干燥、风声沙动的鄂尔多斯沙漠，即将蜕去曾被赋予诗意的枯寂苍凉，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太阳能电池板将在落日时分，把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这个本原最接近自然与生命的地方，将在与太阳的无限亲密接触中向人们提供最清洁的、强大的电力供应。
让曾经掠走人类绿色的沙漠回馈于人类的，是一位企业家Michael Ahearn—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他将在茫茫的沙漠海中建设一座相当于两个核电站发电量的巨大太阳能基地。今天，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Tempe）市，与第一太阳能公司签署了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建设20亿瓦德太阳能工厂的备忘录。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类使用太阳能的项目。
记者在第一时间对第一太阳能总裁Michael Ahearn进行了电话专访。

　　中国将引领世界大规模使用太阳能以应对气候变化
----对美国第一太阳能总裁Michael J Ahearn的独家专访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投资与决策
赵忆宁：首先恭喜您--作为中美能源十年规划双边合作最大的能源项目今天在美国签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当于两个核电站的发电量的2000兆瓦鄂尔多斯太阳能电站项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项目。我的问题是，这个项目不是在美国本土，也不是在人口大国印度，为什么会是中国？
Michael：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建设太阳能市场，使中国成为一个太阳能发电基地。我们认为中国将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市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及早地加入这个市场并进行发展。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中国而不是印度或者美国？事实上我们希望在这些地方都能够成为很好的太阳能市场，这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我认为中国目前在太阳能领域起步居于领先地位，例如，如何建立太阳能市场，如何构建传输系统和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应当在哪里发展太阳能。目前在中国有很多好的想法，也有一些很好的传输基础设施。因此，在构建太阳能市场方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印度和美国，所以我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中国。
我们的投资策略是基于市场需求和相关政策。我们会认真考虑那些能够与需求结合的很好投资。中国表示了它愿意支持太阳能市场的政策，使太阳能企业进一步规模化，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加投资。有了正确的政策支持，如上网电价，短期内，我们预期这三个国家（中美印）都将成为可持续的太阳能市场，并吸引大量的太阳能方面的投资。

赵忆宁：是否可以告知这个项目在鄂尔多斯的商业模式以及投资时间表？
Michael：“第一太阳能”目前正在制定一个关于中国的全面的市场策略和商业模式，包括关于选择潜在的合作伙伴的标准。近期“第一太阳能”将全力学习中国太阳能市场的一些经验来补充到我们的市场策略里。我们有一个关于“鄂尔多斯”项目的时间表，它分为四个阶段：2010年6月将开始一期工程，发电量为3千万瓦的实验项目。二期、三期、四期工程将分别为1亿瓦、8.7亿瓦、10亿瓦，二、三期工程具体建成时间为2014年，四期工程建成时间为2019年。很多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10年年中的太阳能项目建设，为之我们已经迅速行动起来来寻找建筑方面的合作伙伴，并且我们还要对当地的办公点进行一下设计评估。

赵忆宁：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额是多少呢？你们会如同在马来西亚一样在鄂尔多斯建立生产线吗？
Michael：我们称这个项目为“整线工厂”。第一阶段的投资是建设最基础的厂房，将有四条生产线，其投资大约为2亿美元。如果把其他的生产设施加到一起，大概要几个亿美元吧。“第一太阳能”也计划进一步扩展在中国的光伏元件的供应链以及回收系统。我们所用的是一种特殊玻璃，所以我们会和玻璃厂商进行“太阳能玻璃”方面的合作。如果能够管理好整个供应链，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目前我们所计划要做的就是启动第一阶段，完成太阳能项目的建设以及评估生产地点和条件，然后在第一阶段进行的同时我们在去未来的做决定。“第一太阳能”希望在太阳能领域方面和中国积极合作，建立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太阳能产业。

赵忆宁：是否告知你们的鄂尔多斯项目合作伙伴？
Michael：我们的合作方是鄂尔多斯市政府。鄂尔多斯市政府正在建设一个可再生能源园工业区，他们答应“第一太阳能”将成为他们的“太阳能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此外还需要寻找当地的其他合作者，也许是一家中国的电力公司。另外我们也要找一个当地的建筑公司来承建这个项目。我们会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中国公司合作来完成这个项目。

赵忆宁：未来十年，第一太阳能在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Michael： 中国在建立太阳能市场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应当在设计2020目标方面充分发挥太阳能资源优势。“千兆瓦”目标对中国的工业界来说已经足以形成规模化，能够把成本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我认为中国在5-10年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样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就会降到可以和其他传统发电模式相当。一旦你们达到这一步，由于太阳能的低成本，就会进一步拓展它的应用。目前我们有两条路。一是在内蒙古建立大的项目，另外就是在城镇地区安装太阳能装置，这样每个建筑就能使用自发的太阳能电力。

赵忆宁：5月，您在中国有两个星期的旅行时表示“没有投资开发中国市场的意向”。三个月之后，就作出了在鄂尔多斯投资的决定。什么东西使第一太阳能迅速作出投资中国的决策？巨大的中国市场？还是因为中国承诺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提供至多达成本一半的补贴政策？
Michael：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对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关于太阳能市场发展方面的长期计划（2020目标）有些吃惊，那时我们确实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项目投资需要企业非常高效的决策，之后，我们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并最终找到了一个投入市场的好机会。“中国的“上网电价政策”对这个项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前瞻性政策对建立强大的太阳能市场和开发这样大规模的项目是必要的。这样能够使太阳能发电的电价与一般电网的电价相当，这样就能使太阳能和其他传统能源相竞争。”

市场与竞争
赵忆宁：我知道您有法律与风险投资的专业背景。据说，您只花了1500万美元购买了这项技术，在您所有的投资项目中，对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收购是否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Michael：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1999年当我们进行投资的时候，所有的薄膜技术都还在实验室阶段，很难说这项技术能不能商业化，所以说这也是非常冒险的投资。此后，我们花了6年的时间，在2004年建成了第一条生产线。紧接着我们就很快的扩大生产规模并降低了成本。目前我们在业界的成本是最低的，达到了0.87$/瓦，并且还在继续降低。我们的技术是业界领先的，投资回报时间只有8个月，另外我们的碳排放量也是业界最低的。我们公司的目标是：“通过清洁的、买得起的太阳能，来为世界加油，创造可持续的价值”。我认为我们正在这样做，所以我们很满意在CdTe（碲化镉薄膜）上的投资。

赵忆宁：第一太阳能如何能够做到在几年的时间内把硅晶厂商甩在后面，做到世界第一把交椅上？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Michael：首先让我来描述一下晶硅技术。在晶硅太阳能工艺里，一共有5道程序，而且这5道程序分属不同的公司，这样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降低了效率。首先，你要做硅的净化，其次你要拉单晶，接下来要把单晶棒切片，做成硅片，然后在硅片做成一个个的“单元（器件）”，最后，将这些“单元器件”连接起来就成为了太阳能“元件”。这些工艺步骤耗时耗力。另外硅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光吸收材料。即便是工艺最好的公司，也很难将厚度降到150微米一下。可是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我们使用的是60x120厘米的玻璃，而不是单晶片或者6英寸器件。接下来，3微米厚的薄膜会淀积到衬底上面。所以我们的技术能够将整个流程缩小到两个半小时。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业界的领袖，是由于我们的低成本和低价格，建造规模，可持续性，环境和系统的可靠性。

赵忆宁：第一太阳能有业界成本最低的优势？是技术路线？管理？还是其他？
Michael：当然是技术。最重要的是我们用的材料非常少，另外工艺过程是全自动的，速度也很快。我们目前还在进一步改进元件的（光能）转化效率。每一个元件都在增加能量产出。所以说关键是低成本和高（光能）转化率。

赵忆宁：您是否可以介绍第一太阳能引以自豪的“生产线聪明复制”的具体情况吗？。
Michael：当我们在2004年成功的建成第一条生产线时，我们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其他地方建设更多的生产线，同时保证生产质量不下滑。英特尔公司在建设半导体生产线时用的是“完全复制”，而我们用的是“智能复制”。我们首先在美国开发一个计划，然后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复制。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什么新的技术发现，首先会在俄亥俄州的工厂里进行试验，一旦成功后，我们就会把它运用到全世界的工厂里。这样我们就能够保持一致性。

赵忆宁：中国是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大国（两头在外），几乎占全球生产能力的40%，但是，中国却不是使用太阳能的大国，只占全球的不到1%。您作为该行业的权威，是否给我一个答案：制约中国使用太阳能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如果发展太阳能产业，中国最重要的产业政策突破在那几个方面（比如上网电价等）？目前其他国家是否有经验可以借鉴？
Michael：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计划的长期性。相比于给项目一定的补贴，更重要的是告诉工业界计划是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的，比如说到2020年。如果工业界能够看到产量、时间、价格，他们就会更加高效地管理。如果市场不透明，就很难进行供应链的组织和投资。

环境与资源
赵忆宁：众所周知，碲是地球上的稀有元素之一，发展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地球上碲的储藏量是否能满足碲化镉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工业化规模生产及应用。目前所知，地球上有碲14.9万吨，其中美国有2.5万吨，中国有2.2万吨。第一太阳能在中国投资，将从那里获取碲资源？是从电解铜或冶炼锌的废料中回收得到？还是其他？会不会使用中国的碲资源所制造的产品出口？
Michael：我们认为这些资源还是很充足的。Te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稀有。我们的研究表明，Te的供应是很稳定的，是能够满足增长的需求的。

赵忆宁：根据美国布鲁克文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的研究，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碲化镉太阳能电池与煤、石油、天然气等常规能源和核能的单位发电量的重金属排放量，石油的镉排放量是最高的，达到44.3g /GWh，煤次之，为3.7g /GWh。而太阳能电池的排放量均小于1g /GWh，其中又以碲化镉的镉排放量最低，为0.3 g / GWh。我注意到，贵公司碲化镉太阳能电池组件在销售时就与用户签订了由工厂支付回收费用的回收合同。我的问题是，虽然实验表明碲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使用是安全的，你们为什么建立寿命末期电池组件和损毁组件的回收机制？是出于循环经济的理念？回收材料的效益高于回收成本？还是增强公众的信心？
Michael是的，布鲁克文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第一太阳能”的光伏系统产生的Cd相比于其他的能源（除了氢气）要低，比石油低140倍，比煤（在新式污染控制火电系统中使用）低10倍。“第一太阳能”设计并实施了太阳能工业中第一个“预先投资”的元件收集回收系统，目的就是要保证今天我们所做的不会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负担。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581320#comment 134218240 Thu, 10 Sep 2009 11:15:20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581320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6462 沈天民的三大证明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河南兰考报道

因为县委书记焦裕禄让中国记住了兰考，也因兰考难民外出逃生让我们记住那曾经的饥饿年代。焦裕禄和他之后的13位继任县委书记，都在为解决“吃饭问题”努力。今年是焦裕禄去逝45周年，当人们捧着鲜花，来到黄河故堤矗立在沙丘上的焦裕禄纪念碑，终于可以欣慰地向焦书记汇报：跟随超级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脚步，一位叫沈天民的农民科学家再次给我们一个惊喜，超级小麦800育种成功，单产达到827公斤，比45年前30公斤的小麦亩产整整提高了27倍。

6月2日，兰考300多亩试验田中，硕大的麦穗被脱粒机碾压后抛向天空，饱满的麦粒在阳光映衬下的剪影，犹如一粒粒汗珠倾盆而下，随着一颗颗麦种的缓缓坠落，此刻，定格沈天民面部的特写画面，并没有期待中的含笑和收获的狂喜，镌刻在脸上的是荣辱不惊的表情。这无声的语言告诉了人们，他在风、雨、雪，黎明、黄昏、黑夜，寂寞、痛苦与喜悦中，是怎样度过的43个240天（小麦选种、播种到收割期）。

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十几亿人口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俨然变成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创新试验场，在国家层面进行撼天动地的宏观制度创新框架下，正是千千万万个沈天民式“小人物”的微观创新，更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为何成功追赶的道理所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揭示了中国极为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也正是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的逻辑所在。

第一大证明：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
在过去50 年里，由于持续不断的技朮进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不再依赖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而是依托单位产量的提升。从1950 年到2000 年，粮食种植面积仅增加了10% ，却换来粮食产量两倍的增加。有科学家计算，若采用1950 年的种植技术，使产量达到2000 年的水平，将需要追加182亿亩（1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相当于四个印度的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事实上是，除非继续砍伐森林或改造草原才能获得这么多的田地。

当今，全球适于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土地已开发殆尽。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亚洲，一些本来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不应垦殖的土地都已被征用，并处于高强度的开发中，其产量已经接近现有理论下的生产极限。因此，未来粮食产量的增加比过去更为艰难。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9》显示，世界人口2015年将达到72.1亿，比2007年66.1亿人增加6亿；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数据显示，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1.5亿的巅峰水平，而后回落。这意味着未来有近25 亿人将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假设2050年91.5亿的人口规模，农业科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预测：全球粮食和饲料需求可能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75%；如果大量的粮食和饲料被用来生产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这一数字可能还更高。这意味着，在未来40 年内，如果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粮食年产量必须要在今天的水平上再次翻番。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并将对全球土地与水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预测，203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高峰的14.6亿，2050年为14.2亿，比2007年13.18亿人分别增加1.42和1.01亿人。如若考虑中国城市化进程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人均收入增加改变食品结构类型，从谷物为基础向肉类的转变，能源与水肥资源紧缺等因素，怎样才能以不伤害环境的方式，满足粮食、纤维食物和农业工业化的需求？

中国是否可以承载14.6亿人口？中国真的能养活自己人吗？建国初期，面对中国如何解决6亿人的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显然，如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新政府将不具有执政基础。

1994年9月，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布朗，在《国际论坛先驱报》发表“2030谁来养活中国？”一文轰动世界。布朗大胆预测中国2030年粮食总产量下降至2.67亿吨，而粮食需求达到6.51亿吨，粮食缺口高达3.8亿吨。他得出结论：1990-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中国的粮食危机将引发全球的生态危机，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

事实如何呢？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中国人口是1949年的2.46倍，粮食供给基本保持了平衡，基本不需要依靠进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农产品生产国。在19种主要农产品中，中国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根据FAO统计，中国的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位，2004年为18.20%，美国为17.14%；中国劳动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如肉类、蔬菜和水果，已经居世界第一位，2004年分别占28.57%、36.62%，而美国分别占14.95%和5.01%，相当于美国的1.91倍和7.31倍。
特别提出的是，袁隆平历经40多年的杂交水稻育种，自1976年大面积种植到2006年止，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56亿多亩，增产的粮食每年可以解决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而今，我们又见到沈天民的超级小麦育种。在刚刚收获的季节里，仅在黄淮流域累计种植2000多万亩，按照每亩增产小麦100公斤计算，提高产量200万吨，可以养活520万人。如果扩大种植面积，超级小麦与超级水稻一样，真正实现造福全人类的梦想。
中国不仅可以保障14--15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财力资源，为全球的粮食增产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大证明：中国农民也有巨大的创新能力
中国有3亿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40%。30年前，正是农民的包产到户推动了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而今又是农民的实践，推动了新一轮的林权改革。正是源于制度的不断创新，中国农民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开始向科技型农业，向企业型农业转变。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农业已经不再是确保收益的行业，赞美以农为本的繁重劳动已经不时兴了。当下，人们追逐的是金钱带来的奢侈生活，崇尚的是资本游戏“创造”的“价值”。但是银行会倒闭，数以万计的资金会烟消云散，而农民脚下的那块土地会永远存在。正是辛勤劳作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所创造的价值，起着社会发展保障的基石作用。只有当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在他们身上，才能看到这一群体蕴藏着巨大的创新能力。

以小麦育种为例： 1986—2005年，河南省育成审定小麦品种113个，其中农民育种59个，占59%；农民育种科学家除了沈天民之外，还有一个长长的名单：从上世纪50 年代龚文生，60 年代李德炎到90年代徐才智、吕平安、郑天存、薛国典……。在小麦主产区大面积的土地上，已经收获了由这一群体培育出的高产优质小麦。

为什么农民育种科学家呈现群体崛起的态势？记忆在某种状态下是一种加工。没有什么比“吃不饱”，并经过时间的不断“加工”更折磨人心的了。“吃饱饭”---这个最“低微”的愿望，成为农民科学家育种创新“驶而不息”的原始推动力。虽然这一目标肯定没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崇高，但正是这“低微”的愿望而最终成为就伟大目标的行动。

如果用时间计算利益的人不能做育种研究，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周期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超长周期成为人们涌入的抑制剂，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当今，绝大多数农业科学家们，犹如背负定期偿还债务的奴隶，每年课题经费数额、发表文章篇数、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引证率是他们的账单。在这种“短、平、快”索取成果式的体制下，十年出一个成果？对科学家来说是奢侈的时间。这种算计投入成本与产出收益，无疑给农民育种专家腾出相当大的空间。

农民育种科学家不是债务的奴隶，没有出成果的压力，更没有争取项目的干扰。他们不需要急功近利，也不必急于求成。每年240天小麦育种期中，他们在田间观察品种叶片、株高、穗型、根系，每一个变化均被记录下来，如同享受孩子成长过程的快乐。科学创新是将领，勇于实践是士兵，只有肯花时间且不怕吃苦的人，才能最终攀登创新的高峰。

第三大证明：与改革开放并行的学习曲线
对于农民科学家而言，无一例外地具有专业知识先天不足的缺陷。只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沈天民用了十年，完成大学农学专业的四年课程----《植物学》、《遗传学》、《土壤学》、《植物病理学》、《作物育种学》……。文革期间，蹲点下放的农业局科技人员，成为沈天民的科普启蒙教员---讲授原理、提供课本，甚至批改习题。沈天民曾经千里寻访中国几大区域小麦育种顶尖的专家，事实上，中国最顶级的小麦育种专家都曾经成为他的“导师”。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向他传授杂交理论与途径。这也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赵洪璋院士、庄巧生院士、李振声院士、董玉琛院士、程顺和院士，都曾经毫无保留地贡献出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种质资源。

1978年,刊登在《河南农业科技》上的一篇国外科技参考“近代小麦的育种目标和育种途径”，为沈天民第一次打开世界的大门。这篇只有三页的科技文献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奠定了沈天民开放式学习的轨迹。像诺曼布劳格世界顶尖的小麦育种专家以及庄巧生、赵洪璋等从此列入被跟踪与模仿的对象。令一些科学家羡慕与妒忌是，一个农民育种专家不需要单位批准，遍访27个世界最大的育种中心和最著名的小麦育种试验室，墨西哥、智利、俄罗斯、美国、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眼界的开阔使沈天民瞄准世界最高育种目标，借鉴远源杂交小麦育种技术。

成功培育新品的关键是亲本资源的遗传基础，种质资源越多，选择的范围就越大，决定了创新成功的概率也就更高。沈天民从世界各地引进诸多最有希望的种质资源，“取得”一般育种机构也难以获得的材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农民自办的育种基地所掌握的种质资源，居然超过一般的育种机构，尽管缺少冷冻设备不能常年保存，他就采取三年轮种一次的土办法。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沈天民做到了。

令人惊叹的是，作为一个农业县的兰考，居然召开了三届世界超级小麦育种的国际会议，世界小麦育种专家到会并宣读论文。每年的小麦生长期，兰考350多亩试验田中，常年有10-20位外国育种专家与沈天民合作研究育种。为了更加国际化，他送出公司年轻科技人员到国外攻读学位，创造条件让年轻科技人员参与国际组织中短期的项目培训。

为了克服农民育种中心缺乏相关仪器设备和相应的现代分析手段，特别是加强育种的基础研究，沈天民与科研院校结合取长补短，特别是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合作，创造强强联合的优势。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缩短与国外在小麦育种上的差距，培育出适合中国地理气候条件的优质高产小麦育种，接近小麦产量的理论潜力。

河南省小麦种植面积大，生态类型各异，但总体来说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除了肥水条件较好地区的高水分利用率和高灌溉效率品种外，沈天民把育种目标锁定小麦抗旱品种选育---在缺水条件下对土壤深层水分的吸收能力强、蒸腾率低的抗（耐）旱品种。今年遭遇60年不遇的大旱之年，他们培育出不用浇水的抗旱品种，实打验收亩产514.2公斤。目前，沈天民已经抛弃试验田投入“不计成本”的模式，确立由特殊到一般，再由典型到机械化生产，最终达到大面积稳产、高产的育种目标。

根据2008年《世界农业展望》统计，2007 年，虽然中国小麦收获面积世界排名第三，位居印度、俄罗斯之后，但是总产量世界排位第一，而小麦单产排位第19名，落后于排位前五名的爱尔兰、比利时、英国、德国、荷兰，甚至落后于赞比亚、沙特、克罗地亚、纳米比亚和墨西哥。这说明改良我国目前现有的小麦品种，提高小麦单产有很大空间。鉴于目前耕地面积的限制,大幅度增加麦播面积不现实，而依靠多施化肥和农药等增长方式的潜力已经接近极限。因此，培育高产超高产育种一定是小麦育种工作的重中之重。

沈天民从一个初中毕业的青年农民成长为小麦育种科学家，其43年的育种历程描绘出他的学习曲线，超级小麦800的研制成功，绝不仅仅是提高了小麦的单产，而是农民学习能力的建设与创新能力的标志，典型地展示了中国人是如何学习，又是如何创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在沈天民的带动下，兰考—个有2000多人的樊寨村，老老少少都是娴熟的育种授粉“专家”，已经有7多人被授予高级农业技师的称号。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所在。沈天民等
农民科学家培育超级小麦成功之路，惊人地再现了这一成功的学习曲线。建设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正是中国赶超的不竭源泉。正如美国情报委员会刚刚发表的《2025全球趋势报告》所言：更多的国家不再效仿西方发展模式，而被中国发展模式所吸引。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6462#comment 134218256 Mon, 07 Sep 2009 04:07:42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6462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6136 他把工业设计的理念引入育种过程中：不但有外型的设计，而且有内部功能性标准，包括抗病性、品质、基因等均要达到“理想型”，创造了“美学育种理论”，其核心就是利用光能：
第一、株型长相美，植株直立，便于充分利用光能。叶片尽量小而上举，便于更长时间进行光合作用并维持良好的田间环境；
第二、籽粒外观美，籽粒白、籽粒大、圆，饱满度好，这不仅仅是迎合人们的偏好，牵涉到产量、面粉色泽以及出粉率等一系列指标。
第三、品质内在美，面料白度高，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达到绿色面粉标准，不能看着好看、吃着不香，筋度要达到最好，涉及到优良基因重组良好的核心问题。
沈天民的“实现内在美和外在美结合”的美学育种，受到喜爱株型长相美的种植者、偏好籽粒外观美的种子经营部门、重视品质内在美的加工企业三方的欢迎。“兰考矮早８”第一次实现了沈天民的美学育种目标，也是公认地最接近于澳大利亚专家所提“理想型”的一个品种。
第二大创新：丰富的种质资源育种以及品种的突破，导入新的品质极为重要。因此，育种的第一步就是创造新的种质、提供物质基础。犹如实现航天的前提首先是航天材料的突破一样，这与育种是同样道理。
为了促生新型材料的产生，沈天民采用远缘杂交结合生物工程技术的方法，将黑麦、偃麦草、大赖草的优良基因导入普通小麦合成与创造新的种质资源，如小黑麦、小偃麦、小赖麦、小黑偃麦、小黑偃赖麦等十余个系列千余份等，为自然界的大家庭增添了新的成员，有些是首次实现了在国内外领先的小麦种质材料的突破与创新，为亩产小麦亩产吨粮育种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沈天民申报的近20项专利中，新材料的专利有９项。
第三大创新：高效的育种方法和技术沈天民采用材料合成，创新性选育出能够诱导父辈杂交体产生纯合二倍体的材料。通过采用细胞工程的方法运用二倍体新材料，创造性地实现小麦育种一年稳定的目标，大大缩短了新品种的培育时间。
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常规杂交育种周期至少需要十年：第一年杂交，第二年分离，第三年到第六年还要分离，第七年、第八年有可能实现最终稳定。
沈天民经过十年的试验观察，发现单株不会分离具有诱导功能的新材料。他进行小黑麦杂交时，偶然性地发现其中一种材料在杂交后可以保持形状且不会分离，这种“纯合二倍体”的发现，可以直接将性状传递下去，使杂交优势不会衰退，保持优良性状。实际上就是培养出了“可以生育的骡子”。
使用这种新材料，结合细胞育种，人们能够进行工厂化育种，从而解决了育种速度慢、稳定时间长的难题，从而加快了育种的速度、提高了选择的效率，也创造了新的遗传材料，为育种建立了一个新的技术平台。
第四大创新：理想的超级小麦品种类型高产的不优质、优质的不高产，高产的抗病性差，以及难以推广四大矛盾一直困扰小麦育种。培育出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性好的新品种成为育种领域的最高追求。沈天民培育出把高产、优质、抗倒、广适性结合于一身的小麦新品种。
品种选择、育种途径和选择方向的不同，决定了培育出来的品种不同。沈天民走了一条与国内外的小麦选育目标截然相反的道路，他选育大穗、多穗、竖叶、高抗、强筋的品种类型，突破穗大的品种影响叶胚、穗数，并且穗粒分布比较松散的固化思维模式。其选育目标与水稻非常相似，以大穗、直立、竖叶、紧凑为特征，使得培育的品种在大田播种也能实现高产。
由于合成小麦与黑麦杂交，形成了易位体，加之导入黑麦基因，培育出的新型小麦品种具有黑麦抗病、抗逆、大穗，普通小麦抗倒伏等优良性状，不仅实现了产量创新，也实现了遗传物质的创新。
第五大创新：优质、高效、简化的配套栽培技术一个新的品种是否总结出与之配套的栽培技术，成为最终是否能大面积推广以及实现高产的关键。面对文化程度不高乃至文盲的种植者，总结出通俗易懂的简化栽培方法是沈天民的又一个创新。
沈天民提出了高产小麦栽培“一增三改”的配套栽培技术：即增加播种密度改低产品种为高产品种，不言而喻--只能给瓜得瓜，种豆得豆；改间作套种为窄行密植匀播实播，麦后直播两季高产。沈天民认为，随着土壤肥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继续实行套种反而限制了小麦产量和玉米产量的提升；改盲目施肥为配方施肥--改变施肥的方法和施肥的时间就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提倡施肥养地占30%，70%放到春季施肥，把有限的肥料投入到最关键的效益期，实现品种产量的突破；实行统一播种、统一管理，大幅度提高小麦的产量。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6136#comment 134218240 Mon, 07 Sep 2009 04:02:16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6136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991
澳大利亚有句话叫做“静悄悄的成就者”，这非常适合于评价沈天民先生，这个词语的意思是某人对某事真正充满激情、只执著于实现目标、而绝不陶醉于个人的影响。
---- Robert F Park 教授
悉尼大学植物育种研究所
GRDC谷物锈病研究中心主席

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纯粹而卓越的农业科学家，一个尽心尽力的小麦育种者。沈先生领导了一个高水平的国际小麦培育项目，尽管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是基于沈先生的技术和决心，在其他研究人员以及国际资讯的帮助下，我相信超级小麦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丹尼尔•卡尔斯德里尼教授
植物培育与保护研究所
智利南方大学

农民“超级小麦”育种家的超级目标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河南兰考报道

黑云压顶，白昼如夜。6月初的河南兰考突然变天，晴朗的天空被乌云遮蔽，顷刻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等待小麦收割的日子又泡汤了。记者专程赴兰考，亲历超级小麦育种专家沈天民实打验收的结果。
在等待的日子里陆续听到一些消息：从去年播种以后到2月份，有116天没有降雨，遇到60年不遇的干旱；12月21日突然降温，极端温度达到了零下十几度，造成一部分小麦冻害；小麦灌浆期连续阴天，原本应该30多度，那几天都是22、24度；试验田旁边的养牛场门锁被牛给拱开了，牛儿们在清绿绿的小麦试验田里狂欢了一场。
几天来跟着沈天民在地里转，他时不时地蹲下身一粒粒地数着麦穗的麦粒，“10、25、45、50……今年千粒重要降低了……”，不知道他是说给记者听还是自言自语。
夕阳下，坐在种植着50亩“矮早八”的田埂上与沈天民闲聊。“今年‘矮早八’种植面积比较大，所以采取了机械化播种、机械化施肥，并以一般大田管理方式施肥以及浇水，为的是验证农民大田种植的产量。后来发现，原先没有考虑到机械的碾压对苗期生长造成的影响比较大……”，他不急不躁地说。
记者却目瞪口呆。可以说，大凡要产量指标的试验田都是按照“园林”式的精细管理，高水高肥自不在话下，每一棵苗、每一粒麦都关系着实打验收的产量。
如此“粗放”式的管理，原本寄希望“矮早八”突破亩产800公斤的报道可能泡汤了。
终于等到实打验收的日子。“好消息”与“坏消息”接踵而来：
---50亩“兰考矮早八”，实打验收亩产只有698.7公斤。
---锯桥镇唐庄村农民唐守祥种植的15亩“兰考矮早八”，实打验收亩产732.4公斤。
---一滴水未浇，一次施肥30斤尿素，不打药的“兰考198”，30亩实打验收亩产552.4公斤；
---60亩“兰考298”优质耐旱品种，在一滴水没有浇的情况下，达到亩产580公斤。
---原本未寄予希望的“超级800 ”，小麦亩产826.7公斤！每亩35.2万穗，千粒重51.4克，平均每个麦穗上有50.8粒，最多的有120粒。
当记者正要为“超级小麦”800而雀跃时，沈天民却说：今年的“超级800”种植没有在30亩以上，请你明年再来。

沈天民育种的终极目标
小麦亩产800公斤是一个被业内公认的标志性指标。根据河南农科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的信息，1977年青海省香日德农场曾在15亩土地上创下896公斤的纪录，1978年该农场一大队四中队在3.9亩土地上创亩产1013.05公斤，三中队在15亩土地上创亩产912.25公斤高产纪录。之后，检索范围内再也没有见到亩产达到800公斤的实打数据。
“我今年62岁，再给我11年的时间，不仅做到2010年实现小麦亩产800公斤，还要在2011-2015年实现亩产900公斤；2016-202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
麦收前，5月16日郑州，河南省科技厅一个会议室。沈天民在为申请1000万元的“亩产800公斤超级小麦”项目答辩。陪同前往答辩的兰考县科技局付文艳局长，看到会场聚集来自全国的专家、教授、院士心中有些慌乱，专家们提出的问题让她冒冷汗。
“国家农业部‘十一五’期间提出‘六、七、八’三步走超级小麦育种计划（即到2010年实现亩产600 公斤， 2015 年实现亩产700 公斤; 2020 年实现亩产800 公斤的育种目标），你提出的是 ‘八、九、十’育种目标（即到2010 年实现小麦亩产800 公斤；2015年实现亩产900 公斤； 2020 年实现亩产1000 公斤），你的每个阶段都高出国家育种目标200公斤，实现的依据是什么？” 提出问题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董玉琛院士。
付文艳局长不久前刚从妇联主任转任科技局，她曾多次到沈天民的试验田，也看到他所培育的多个品种，有适于盐碱地的品种，沙土地的品种，一滴水不浇靠天下雨的抗旱品种，但是，她也不敢相信能够达到亩产800公斤。
“国家育种目标2015年实现亩产700公斤，2000年兰考906(豫麦66 )在20 亩面积上经‘九五’国家攻关组实打验收，不包括收打损失，平均亩产720.8 公斤，创黄淮麦区单产最高纪录。从2001年到2009年我们利用国审豫麦66、兰考矮早八及兰考18三个品种在15-50亩面积上连续9年实现稳683.6-735.08公斤。如今兰考农民大田种植达到亩产700多公斤并不鲜见。我们目前具备创造超级小麦的种质资源，我们正在引领我国小麦高产育种的方向，完全有信心完成项目设定目标”。这是沈天民对专家和院士们的回答。
麦收季节。付局长带领科技局的干部在沈天民的试验田里拾麦穗，当“超级800”亩产826.7公斤的验收结果出来时，一颗悬着心终于踏实下来。
2004年沈天民在兰考举办了第二届超级小麦育种国际学术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正式提出超级小麦育种三步走的目标。“五年一个台阶，每个台阶提升100公斤，你怎样能够做到呢？”记者问。沈天民说：“达到700公斤的目标，从提出到实现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在2000年到2009年实打验收已经达到720公斤、700公斤和735公斤。与此同时，我们先前已进行800公斤、900公斤和1000公斤的种质创新和品种选育，加上我们现在的育种技术，实现三步走的目标我非常有信心。”
超级小麦育种，从全球来看只有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和智利智利农牧科学院（INIA）俄罗斯科学院、非黑土地研究所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机构在做1000公斤的育种研究。沈天民要在我国黄淮麦区重演和再现具有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柴达木盆地吨粮的辉煌，而不是一个偶然的指标，他要做到能够实现重复并形成成熟的栽培技术。对沈天民来说，实实在在地提高粮食产量远胜于一项研究的突破。
“我是个农民，不是谁的徒弟或者是谁的博士生，他们不敢贸然提出与导师或书本上相悖的东西。农民不存在面子问题，头上也没人管，更没有发表文章的压力，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只要符合客观规律我们就会一直做下去，哪怕是10年、20年，或者是一辈子。出成果，出东西，走自己的路”，沈天民说。

饥饿是育种的唯一理由
育种人的一生注定绝少与成功相遇，大多在探索、等待和失败中度过，假若一生中能够与成功相遇一次，那将是幸运。
他们从撒下小麦种子的那一刻注定了期待，从大雪覆盖的麦苗，等待冰雪融化时的返青；从叶色浓绿的幼苗，等待成株分蘖后的穗出，最终，年复一年所收获的却是失望多于希望。沈天民在漫长的探索和等待中度过了43年。
为了合成一个自然界尚不存在的物种，育种家让完全不同属的植物繁衍后代，为了坚守自身的纯洁，它们不解地抵御着人类难以置信的行为。漫长的一年又一年，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探索成为沈天民的宿命。
种植创新园地的北端有一个小的窝棚，沈天民坐在稻草铺垫的窝坑里，透过油灯不眨眼地盯着窝棚外简陋的“温室”：高高的土垛上种的是合成的长穗偃麦草、中间偃麦草、大賴草，地上长满了小黑麦。寂静的黑夜，他在聆听散粉的“声音”！小麦集中散粉是早晨8、9点，而完全没有文献记录的合成新物种什么时候散粉？为了掌握授粉期，沈天民住在窝棚里，连续几个昼夜不能睡觉。
凌晨3、4点钟，花粉从土垛上飘落在下面的小黑麦周围，即将合成新的不同类型的种质资源—小黑偃麦、小赖麦、小黑赖麦、小黑偃赖麦……，沈天民要把不同属类型的优良基因植入普通小麦里，新一代优质、高产、多抗、理想株型的小麦将有可能产生。
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郭经理告诉说：“高产品种大部分都是出自这些育种新品系和杂交材料。通常，第一年稳定，第二年分离，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还要分离，第七年，至少八年以后才能达到基本纯合，然后参加国家各类试验，拿出来新品种得最少十年。”。
为什么沈天民能够坚持育种40多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罗伯特帕克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粮食危机在最近几年已愈发引起世界的关注，我们在粮食安全方面投入了更大的努力，不少科学家长期致力于农业科研方面的工作，并坚定地为这一公共领域服务”，但是帕克教授至今不明白，作为一个农民，沈天民为什么要致力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他为什么排在这个队伍里？”
当记者问到沈天民时他坦诚地说：“提供公共产品呀，还有粮食安全，是这近年学习后的提升，我研究小麦育种只是想让我和乡亲们吃饱饭”。
“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对兰考县1962年时的描写。那一年沈天民15岁。灾荒之年，对一个成长的孩子而言，忍饥挨饿中对抗着没有尽头的黑夜和极其恶劣的严冬成为抹不掉的记忆，而这种记忆随着时间流逝没有丁点衰退，而是被不断的加工和放大。不再饥饿是支撑沈天民坚持育种的唯一理由。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兰考樊寨村包产到户开始分地。有“八小队”之称的育种站面临着一次大的冲击。樊寨村村民齐百军对记者说：“1982年开始分地，
虽然地分了，但是小八队没有散。可是育种的支出都是沈老师自己解决。”
兰考县农业局副局长孙裕坤说：“沈天民能够搞育种得益于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当集体财产分田到户之后，集体财产和公共积累也被分掉了，没有经费给沈天民搞育种了。所以他太太养长毛兔，拿养兔子的收入让他出外考察以及人工支出。搞科研没有经费的支撑是无法进行的，那一段相当艰难”。
沈天民夫人李女士告诉记者：“我们家分了5亩地，就在自己的地上搞。跟着他干的人没有走，有的是给麦子，有的是给钱。我养了200多只兔子，三个月剪一次毛，一年能卖五、六千块钱，再加上卖小兔，一年有一万多元。家里除了买一点吃的之外，都用到育种上了。”
能吃得起苦，不见得可以经受住诱惑，尤其是权位的诱惑。“他有多次机会当科技副乡长，又要他当副县长，他从来不干。1968年到现在40多年育种，他风里来雨里去，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孙裕坤副局长对记者说。
就此事记者采访了“十年动乱”后兰考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也是焦裕禄逝世后的第四任县委书记刁文。他对记者说：“沈天民当时育种搞得很好，我们确实想培养他当干部，也考虑过他当副县长，因为兰考需要这样的科技干部。但是他不干，他说他不舍得时间，当了县里的干部就没有时间搞育种了，怕把他前面的研究耽误了。”
沈天民的路也许选对了。“当时同时在爪营乡有一个搞花生育种的，也是相当有名气，后来走入政界了。到退休后再重拾育种，只搞了一年多搞不下去了，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已经赶不上了”，孙裕坤说。

让乡亲们得到实惠
樊寨村。大片金黄色的小麦正等待收割。应记者请求，村干部把正在黄河边滩涂上收麦子的齐静叫了回来，麦地中有6亩是他家的地，种的是“矮早八”。齐静对记者说：今年天气不好，希望每亩能达到700多公斤。兰考大约有有1400户农民像齐静一样种了“矮早八”。
“这个品种穗儿大，个儿矮，抗旱性好，兰考今年小麦播种面积82.42万亩，矮早八播种面积有10多万亩。现在你政府说得再好，老百姓认为不好也推不开，一旦老百姓认可你不让种他也种。预计明年面积可能要超过30万亩”，农业局副局长孙裕坤接受采访时说。
以提高小麦单产的技术革新在小麦领域如此活跃，小麦品种的更新甚至与手机更新换代比美。孙裕坤介绍说：他参加工作20多年以来，这次小麦品种的更新已经是第八次了。开始推广面积比较大的是“7023”和“丰产3号”，那时候亩产一般是300-400斤。后来又推广“百农3217”，产量提高到700-800斤左右。到90年代初开始推出“樊寨2号”和“豫麦20”，亩产一下提高到了1200斤。每更换一次新品种小麦的产量都有一次突破。兰考县小麦平均亩产550公斤，“矮早八”对照一般每亩增产75--80公斤。
齐静告知：他所种的六亩小麦由沈天民育种公司定向收购，比一般小麦收购价格高出10%--15%左右。按照1400斤计算，1亩地卖粮是1400元；这个品种抗性比较好，可以上少打一遍药，一亩得省10块钱。六亩地基本上可以增收1500元左右。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已经去世45年，兰考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农民靠种粮脱贫不太可能，但人要吃饭时千古不变的，至少是雪中送炭或者聊胜于无。兰考县前任县委书记、现开封市政法委书记黄道功告诉记者：“对沈天民做出的贡献，县里决定奖励他一辆汽车，他三番五次说什么都不要。他说他感到愧疚，因为没有为兰考做出更多的贡献”。
沈天民的育种基地，陈列着以“兰考”和“豫麦”命名的20多个小麦品种的标本。其中“豫麦66”和“兰考矮早八”是国审品种，也是推广面积最大的。记者刚到兰考的第一天，一位江苏省的县长登门拜访沈天民，希望在淮河流域种植高产小麦“矮早八”。
据沈天明育种公司郭副经理介绍，黄淮麦区小麦播种面积约2亿多亩，目前平均亩产在350公斤左右。目前，“矮早八”累计推广种植2100多万亩，而黄淮七省适宜推广种植的面积约8000万亩以上。
郭经理说，兰考目前有五万亩良种产业化生产基地，如果按照5000万斤种子计算，若每亩地播种30斤，明年播种面积可以达到170万亩左右。我们要加快育种的产业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得到实惠。
小麦收获的季节刚过，沈天民像一只候鸟，不久将迁徙到海南岛继续他的超级玉米育种。海南岛玉米基地有90多亩试验田，他正在加快2010年玉米亩产达到一吨的育种进程。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991#comment 136315392 Mon, 07 Sep 2009 03:59:51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991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690 沈天民的老师与沈天民老师
本报首席记者赵忆宁 河南兰考报道

当今，“专家”的社会阶层构成其教育背景是基本条件，如果不具有公认的学历，其权威性往往会受到质疑。可见，与生俱来的教育“血统”是一块看不见的玻璃幕墙。
沈天民是打破世俗羁绊的特例。虽然不具备显赫大学的学历，但是，他是一位真正拥有实力的育种科学家。40多年来，他一直是那个早早起床在黑暗中焦急地等待黎明和太阳的人，知识就是沈天民期盼的黎明和太阳。
农业现代化本质上是农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本质上又是农业知识的现代化。沈天民从1965年起，用了10年系统学习育种基础知识，正在用一生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与信息。其“求学”成功的途径之一是，得到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赫赫有名的小麦育种专家最前沿知识的引领，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付诸实践，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沈天民质朴的日常生活中，他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转授给乡亲们，一个2000人兰考樊寨，竟产生了300个农业技术员、28人获得高级职称，包括7人获得高级农艺师职称。知识改变贫瘠的土地并获得丰收，沈天民让乡亲们切身感到：现代农业知识是创造超级小麦高产的源泉，也是脱贫和增加财富的源泉。

沈天民和他的四位院士老师
获得知识如同获得最稀缺的资源，但是也需要聪明才智的。育种材料是决定育种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学毕业不久的沈天民放弃延续祖传中医的学习，开始研究育种。哪里有最好的老师和高产的育种材料呢？应该是国家研究所和大学！一个23岁的小伙子做出了大胆的举动：去找他们！
那是1969年极为特殊的年代，“反动学术权威”们丧失了学术领地，当遇到一个登门拜访的农民小伙子请教新品种推广和小麦育种时，被打倒的专家们终于获得机会谈及育种话题，而且是全无风险的对象---那时农民的地位至高无上。
在纷樊世事中复杂的因子偶然凑成一个有利于沈天民的空间。北京、西安、郑州、成都、重庆、雅安、宝鸡、兰州；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能跑过去的都跑了过去”，沈天民对记者说。“白天看，晚上坐火车，没有坐位就蹲在地上，或者在座位下面铺个报纸睡觉。”当年劲头十足的小伙子不仅免费“要”到了种质，还“要”到了文章。
“农业专家那个时候最不保守，他们愿意推广他的品种，或者搞实验点，从来不收费，还会给你他们写的文章，具体指导你”，沈天民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试验田里，中科院院学部委员（院士）、西北农大著名小麦育种家赵洪璋先生在给沈天民单独“授课”。赵洪璋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小麦育种学家，被称为“创建小麦育种里程碑的大师”。他一生抱定“改良品种，兴农富粮，强民救国”的宏愿，从事农作物育种学教学和小麦杂交青种工作五十余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全国小麦锈病最严重的时候，他选育出的“碧蚂1号”种植面积将近1亿亩，占当时全国小麦产量的1/3。毛泽东给他的褒奖是：你救了新中国的命！
就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学部委员给一个普通的农民小伙子上了一下午的基础课：如何选种、育种和杂交的知识。赵洪璋院士在最后送沈天民一句话：“要想选好种，地里踩死草”。正是这句话，影响了沈天民的一生。
“你选择了育种就要能吃苦和不怕吃苦，要是怕吃苦就别干育种”，40多年，沈天民一直记着赵洪璋院士的话。从1967年第一次拜访赵洪璋院士，到他1994年去世，沈天民每年要到西北农业大两三次，带着问题与困惑去，带着知识与希望回，赵洪璋院士的办公室、家还有试验田都留下了这段珍贵的记忆。
1981年，沈天民的小麦育种给他的乡亲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以村名命名的“樊寨2号”亩产达到500多公斤。全省的现场会开过之后，沈天民锁定700公斤的育种目标。在选择突破的路径时他给中国农科院院士庄巧生写了一封信。
庄巧生院士是第一提出小麦亩产700公斤的人，他曾领导了国家小麦新品种选育的攻关，在70年代选育的早熟、抗锈、丰产“冀麦1号”获农业部1983年科技改进一等奖。其中“丰抗8号”到1996年累计种植面积3890万亩.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沈天民收到了庄院士的回信。他在信中劝阻：你近时最好不要做大赖草和偃麦草杂交，因为时间太长而且太广泛。现在包括国际上也不知道偃麦草和大赖草有哪些基因能到普通小麦里。并建议他重新做小麦与小黑麦的杂交，因为小黑麦有大量普通小麦所没有的优良基因。欧洲人原来所做的已经丧失了抗病性，你可以重新再杂交，创造新的1B/1R代换系和易位系（远缘杂交）。
“他指的路是一条捷径，”沈天民说。庄院士的指导意见让沈天民确定创造一个新的黑麦材料。他从中国农科院引入长势高的小黑麦，之后作压低株高的实验，进而解决麦秆多花多实的问题。结果是，普通小麦与黑麦的杂交效果非常好，不仅创造了中间材料，还选出了100多份种子和品种类型。
中国科学院李振声院士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董玉珅院士都曾经和正在给予沈天明巨大的帮助。李振声院士是中国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当年他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时，沈天民多次专程拜访。李振声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对沈天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当记者采访李振声院士时，他还清晰地记得八十年代沈天民到陕西杨陵找他求教的情形，当时，他送给沈天民一些他的研究材料。时至今日，李振声院士仍旧在关注着沈天民的超级小麦育种的进展。
沈天民给记者讲述了一段往事。1958年，赵洪璋院士在小麦亩产数千斤数万斤的巨大压力下，被迫作了一亩地的小麦高水肥试验。一年过去了，他忐忑不安地拿出了亩产846斤的试验报告。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尴尬局面，846斤！？简直是开大跃进时代的玩笑！“我虽然不是院士们的学生，但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做人和搞育种，我一定要实现了院士们的夙愿。”
在兰考 我们都叫他沈老师
每年4月20日到5月初是小麦的开花期。由于小麦是自花授粉，杂交育种意味着强迫接受定向授粉。人们用镊子去掉麦穗上部和基部的小穗，只保留麦穗中部的小穗；剪开一颗颗小麦结粒的外壳，用镊子把雄蕊花粉从花囊中倒出，套上纸套，待雌蕊发育完成后定向授粉。授粉时要取下母本麦穗上的纸袋，用毛笔蘸取刚刚采集的父本花粉，轻轻抹在柱头上；之后要重新套好纸袋，并在纸牌的另一面写上父本名称和授粉日期。每一年沈天民要做600多个组合，一共6万穗，工作量极大。
在沈天民350亩的试验田里，60多个妇女正在熟练地操作着，她们一个人一天可以完成八九十穗。由于小麦花期短，田间授粉需要一定的技术，每年这个时节，沈天民从他的老家樊寨村聘请临时工帮忙。
在试验田观看的外国专家说：“你们雇的人比我们技术员还熟练”。沈天民笑着回答：“那是肯定的，她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樊寨村。当年沈天民贷款13万元盖的育种站三层小楼他无偿送给了村委会。这床小的三层有一个图书馆，《遗传学》、《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耕作学》、《种子学》、《生物统计学》……，这些落满尘埃的每本书上都曾留下沈天民阅读的痕迹。沈天民用了10年的时间自学了农业本科生的全部课程，他的两位启蒙老师是河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一对下放劳动的夫妇。
这里也曾是沈天民每天晚上给村民讲授农业技术的课堂，村里95%的劳动者都是他的学生。即便是文革当中，这个村没有乱过，在沈天民的带领下，一心一意搞科研、搞良种樊育。
记者与七八个村干部在楼前的阴凉处围坐一圈。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说：
---70年我上初中的时候，沈老师给我们讲农业知识课，放假的时候他教我们搞玉米授粉。别村吃红馍（红薯面），咱村吃的是黄金塔（玉米粉）。
----全村2000亩地，几百个人，一人拿一把剪子，8、10点都下地授粉去了。七个小队，每个小队配两个技术员教咱咋弄，（授粉）真比绣花还难。
---樊寨的女子嫁人可受欢迎，都是育种的能手。
----过去小麦亩产一般的也就90来斤，好的120斤。沈老师搞了“樊寨1号” 亩产都要700、800斤，现在种的是“矮早八”，能打1300多斤。
--村里大专以上有四个人，中专以上有70多个，评上初级农业技术员职称的有300多，一家保证一个人得懂农业技术。
邱海军，樊寨中学毕业，考大学落榜后，跟着沈天民学育种。如今已获高级农艺师职称，成为沈天民最得力的助手。“您当时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再看这一段历史，怎么想？”记者问。邱海军脱口而出：“比上大学还有意思”。
在沈天民的培养下，像邱海军一样获得省科委认证的高级农业专业技术职称的有27人。留下与沈天民一起搞育种并起着支撑作用的还有齐卫峰、熊守志、齐军祥、沈天友。其他有在县农业技术部门、县教育局、县卫生局等处工作。还有的当了老师。
兰考县科局局长付文艳告诉记者：沈天民不仅给农民传授技术，还给市科技局和县科技局干部们授课，内容是小麦的育种、樊育和管理。一次有100多人，每年要讲五六次。
在兰考，每个人都管沈天民叫老师，上至县委书记下到员工，甚至他的太太无一例外。

倾心培养兰考育种人的后代
张建萍兰考人，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三年前沈天民把她送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硕士学位，如今已经学成回国。“同学中有出国留学的，但是我没有敢想过。”，张建萍说。对父母都是商业局的退休干部的家庭来说，每年2万澳元的学费是个不小的数目。
当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时，张建萍激动异常，“这个机会对我自己来说，开拓了眼界，也提高了学术水平”。她的导师是悉尼大学植物育种研究所主任帕克教授。别人做一篇毕业论文，张建萍写了两篇，一篇是关于小黑麦分子标记，另一篇是关于锈菌鉴定。他的导师把这两篇文章推荐给英国的《Mycological Research》（《真菌学研究》）杂志。
今年，沈天民将再送出去两个留学生，一个是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植物遗传中心，另一个是前往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的罗明获得前往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深造的机会，研究方向是分子生物学。无一例外，这些孩子们的留学学费由沈天民出。
他为什么热衷此事？拥有一万多份种质资源的沈天民，育种资源创新在国内领先于科研院所的研究机构，“超级小麦800”或者“超级小麦1000”都将出自这些种质资源的杂交。而资源的创新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少有问津，更多的人更愿意做分子标记。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人们不愿意“十月怀胎”而生孩子，却热衷于对出生的孩子的遗传基因做鉴定。沈天民的优势是拥有创造生出具有不同优秀基因孩子的载体，但他尚没有检测出生的孩子们具有那些有优秀基因的手段。
他把公司里的年轻人送到国外学习，就是让他们学到这些检测的手段。沈天民说：“我不能给他们传授这方面知识，送他们到国外学习，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人，为将来的种育创造材料标记、定位、克隆或转基因。我们不但要做创造材料，还要做材料的遗传定位与标记”。沈天民现在还拿不出高工资吸引那些留学海外的博士、硕士为他工作。他只能自己培养本土的、来自乡村的育种人的后代。
邱喜阳（邱海军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王艳丽，都是河南农业大学在读研究生，在小麦即将收割的时候，正在沈天民给他们划拨的三亩试验田里工作。他们的研究方向是微量元素对小麦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邱海军告诉记者：沈天民正在培养后备力量，邱喜阳选择河南农大是沈天民的意见，专业是作物栽培，出人意料的是儿子还带回一个搞品种分析的女朋友。“儿子和女朋友的英语水平达到了八级，我希望他们毕业后回家乡，有机会让他们出国深造，回来接我们的班搞育种”，邱海军说。
河南农业大学现在有8个兰考育种人的后代正在那里学习。七月份，沈天民专程到北京中国农业大学，请他们定向为兰考培养硕士与博士生。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690#comment 134218240 Mon, 07 Sep 2009 03:54:50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690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141 农民成为育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具有各种方面的限制，但我不认为沈先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农民，他拥有提高作物生长能力的绝好直觉，当他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时，便积极与国内外的科学家接触和探讨，采纳新的想法。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他永远坚持接触育种领域最新的科学理念，并随时准备将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付诸实践。
--何塞•路易斯•阿洛斯 （西班牙）--
　　 书写在在大地上的高产文论
本报首席记者赵忆宁 河南兰考报道

对外开放在中国举世瞩目的崛起中功不可没。当中国再次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每一个人的三十年，开放意味着扩展了视野，获取多元的知识，也拓展了我们的思维。那么，开放对一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对农民育种专家沈天民又意味着什么呢？

沈天民的四年与二十八个育种中心
2008年，当大地披上绿装时，一位叫丹尼尔的智利人来到兰考沈天民的育种基地。令他吃惊不已的图景展现在眼前：被分割成一个个区块的350亩实验田，竟然涵盖了近千个小麦品种，躺在国际育种期刊的前沿理论，嬗变为一棵棵流淌着组合基因的植株，犹如在大地上“写”出的一篇篇立体论文。
实验田中，有本土的农技师在工作，还有二、三十个来自全球各地的育种专家，其中不乏他认识的老朋友。
那是在2004年2月的一天，智利南方大学植物培育与保护研究所的教授丹尼尔·卡尔斯德里尼，一位著名的育种科学家在他的实验室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沈天民。这是沈天民遍访世界著名育种中心的最后一站。
“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丹尼尔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沈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发现他会仔细的记录每一项关于小麦品种的数据，譬如，小麦叶面积、产量和相关农业技术等。”
正是源于沈天民“对育种的挚爱和友善的性格”，丹尼尔被这位中国的农民所吸引---农作物耕植是农民的本分，而研究是科学家的职责，不仅是专业分工更是人力资本存量所致。好奇心驱使丹尼斯到兰考拜访沈天民：一个没有获得正式大学学位的中国农民，在没有借助任何精密仪器情形下，怎么可以做到育种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又如何建立和拥有称得上国际知名的小麦育种中心？
之后的五年里，他四次到访沈天民的育种中心。这位在作物生理及遗传改良领域的知名教授从此与沈天民建立了被丹尼尔誉为“不论是从私交上还是从共同的研究领域，沈先生都是一个值得我珍惜的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他真诚称赞说：“沈先生总是给与我很大的帮助。”　
走出去是获取全球知识与信息的捷径。2000-2004年，沈天民几乎走遍全球最著名的小麦育种与改良中心。一向寡言少语的沈天民谈及此话题时语速加快，他掰着手指一口气数出了28个：美国小麦带有堪萨斯州立大学、美国A&M大学、美国蒙特利尔大学、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加拿大科学院、加拿大魁北克省LAVAL大学；洛克菲勒基金组建的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智利国家农牧科学院（INIA）、奥斯特拉大学；俄罗斯的瓦维洛夫研究所小麦试验站、俄罗斯国家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俄罗斯齐津植物所；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荷兰国家农业部；德国霍恩海姆大学；意大利农业部、法国巴黎农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西班牙Lleida大学；突尼斯国家科学院；摩洛哥国家农业研究所，有150年的历史的英国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英国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悉尼大学植物育种中心、阿德莱得大学。
沈天民出国考察不用申报也不用申请经费，甚至天经地义认为是一笔必须的自费开支。他的经历无法不让国内同行羡慕或者是嫉妒。傲慢与轻视情不自禁---憧憬的希望让一个原本不该为他所有的人所拥有，却只能无奈地窥视一个地位“低下”的农民在这个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地的崭露头角。

　　沈天民与欧盟第六框架计划
2009年，当小麦快要收获的季节。沈天民试验田里种植的100多亩不浇一滴水的抗旱小麦新品种丰收在望，田埂上矗立着“6th Framework Programme（欧盟第六框架计划）”的小木牌。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是当今以研究国际科技前沿主题和竞争性科技难点为重点的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国际合作科技计划，是欧盟投资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全球性科研与技术开发计划。农业领域的小麦项目，旨在研究作物抗旱分子生物学及其遗传基础，在此基础上筛选和培育抗旱节水的小麦品种。
承担欧盟第六框架计划抗干旱小麦育种项目的负责人，原欧盟科技官员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植物生理系主任何塞•路易斯•阿洛斯教授，在试验田里忙碌着，进行着项目的中期考核。他先是目测小麦种植行距，之后伏下身来做土层观察，再进行挖根调查，最后检查小麦播种与生长期的详细记载。结果令他十分满意。
2006年，英国伦敦洛桑研究所，阿洛斯教授介绍承担项目参与者的情况。当他介绍将邀请一个中国农民的民营企业承担欧盟第六框架计划项目时，来自11个国家的评审专家无一不感到惊奇：基层农民承担欧盟的计划还是史无前例。正是在项目评审会议上，阿洛斯教授详述沈天民的育种目标，完成育种情况，以证明其有能力完成或者说胜任这个项目。最终，沈天民成为由欧盟专家参与项目竞标的合作者之一。
以往承担欧盟项目的国家大多属于欧盟圈内的国家，项目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不需要经过请示，一切费用可从项目经费支出。但是项目在中国将由于加大交流费用而减少研究的支出。沈天民的一番话让在场的人愣住了：为了更好的完成项目，以及在项目基础上沟通交流，项目官员去中国检查的所有费用由我们负担，包括国际国内旅费等，不让项目上出一分钱。“一个农民如此大气”，却让评委们感到有些不可意思。
沈天民自有他的算计：项目参与专家来自各个国家级的研究单位，摩洛哥科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阿根廷布里斯班大学、智利南方大学，还有智利国家农牧科学院，这些国家级顶头的王牌专家，大多数的时候即使有钱也请不来。
整个项目进行的四年中，今年是阿洛斯教授的第三次访问。三年以来，阿洛斯教授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外，沈天民的育种研究项目也成为了他日程的一部分，并且时常提供育种信息和推荐人才。
阿洛斯教授告诉记者，他希望在中国和国外建立几个可靠的高产试验示范基地，以便于在一个更高和更精准的层面对沈天民所培育出的品种与外国公司所培育出的品种进行比较。“我丝毫不怀疑他所培育小麦品种的高产潜力。事实上，他拟在下一个十年中实现13-15 吨/公顷为目标的确是雄心勃勃的，但也确实可能成为现实。他过去几年中所培育出的品种，确实应当被认为在高产潜力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准”。
当记者问到“您怎样评价沈天民”这个问题时，他首先肯定沈天民是具有“强大专业技能的育种专家”，之后用了三个繁复的排比句：“他提供科学交流---随时了解该领域最新的科学发展；他承诺提供新的更好的产品---例如，新的小麦或玉米品种；他竭尽所能了解并传播信息---他会定期邀请专家召开学术会议或访问”。
最后，阿洛斯教授不忘加上一句：“他还是一个非常友好、非常温和的人，尽管事实上他是一家正在快速成长着的公司的老板”。
沈天民的“走出去”与“请进来”
1986年，外国专家局从以色列请来名叫西蒙·阿特斯蒙的育种专家到兰考，这是沈天民与他的太太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当他即将结束工作时，沈天明交给太太一项任务：带着西蒙爬泰山。
“他没有时间叫我领他去爬泰山。翻译说外国人喜欢喝可乐，我就给翻译和老外买。翻译问，阿姨你咋不喝？我说我不渴。一瓶可乐十块钱，你不能说你嫌贵你不喝，实际上我是心疼呀！” 沈太太笑着回忆。泰山游花了沈天民当时大部分存款—2000元。至今沈太太也不记得当年陪同登泰山的外国人叫什么，“他们那个怪名比较绕嘴，所以就记不清了”。
从1986年之后，沈天民不仅访问了28个国际育种中心，还请进来100多位外国专家。“咱们国家这么多农业科学家，国内合作应该是更方便，或者说条件更好一些。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到国际引进这么多的外国专家？”
今年3月份河南开封。沈天民陈述申报《亩产800公斤超级小麦新品种培育与示范》（河南重大科技专项）答辩，几位评审专家不约而同地向他时提出这个问题。
沈天民回应：“我们提出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做过，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眼睛向外。”符振生是沈天民樊寨村的小伙伴，目前帮助沈天民做育种推广。记者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人们眼界的开阔程度大多基于生活环境或者地域位置，您能给我一个逻辑上解释得通的回答，兰考的一个农民为什么眼界如此开阔？” “这是工作的需要”，符振生回答。
在高产小麦育种过程中沈天民遇到很多难题，比如，锈病是小麦最要命的病害，一旦流行就将绝收。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谷物锈病实验室在小麦抗锈病育种研究领域已有超过80年的历史，拥有世界上保存于液氮内的具有活力的锈病菌种超过500个病源生理小种。沈天民需要他们帮助对供检材料作抗锈性分析，并提供准确信息。
而罗伯特教授2004年访问兰考时意外发现，一些小麦品系的旗叶间干枯和一种叶锈的典型抗性。他认为这两种抗性可能与耐锈基Lr34和Yr18（这两个基因帮助小麦抵抗小麦叶锈病、条锈病和白粉病）有关，利用与两个基因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来证实这些基因的存在，将是一个新的发现。
种植资源对育种来说恰如源泉，近亲繁殖不可能选育出高产品种。与智利国家农业研究所的合作给沈天民带来550分有特定要求的种质资源，另外，探索小麦锈病遗传控制、选育抗性（蚜虫）免疫育种的研究以及农艺性状和生理形状与统计的研究……，都列入沈天民与他的合作者的研究日程。
顺理成章，这些研究成果带来一系列专业论文在国际刊物的发表。《Plant Disease》（植物病害）2007年发表《Characterization of Wheat-Triticale Lines Resistant to Powdery Mildew,Stem Rust, Stripe Rust, Wheat Curl Mite, and Limitation on Spread of WSMV》（小黑麦抗白粉病、茎锈病、条锈病、小麦卷曲螨和限制WSMV传播的表征）；《Plant Breeding》（《植物育种》）2008年发表《Chromosome location and microsatellite markers linked to a powdery mildew resistance gene in wheat line _Lankao 906》（小麦品系兰考906抗白粉病基因的染色体定位和微卫星标记）；澳大利亚专家合作的《小麦抗锈病种质资源的创造》一文正在《自然》审阅……
“种质资源创新在国际上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来做，关键是我们是否可以对它的优良性状进行标记和定位。写文章只是对害性分析与细胞定位从分子水平上进一步挖掘它的优良性状，这一块做好之后一定有很大的突破，”沈天民说。置于论文在哪里发表他并不在意，他说“文章不能当饭吃”。
“我并不看重这些文章，因为写文章容易，而选品种难。我们承担的这些项目，就是十个博士生也写不完。”一个不掌握英语，写论文并不搭界农民育种专家，在出品种、出技术、出材料的同时，以其特有的方式为中国国际科技论文的增加也做出了贡献。
沈天民的育种与合作方的研究之间就是这样的共生关系。张建萍是沈天民送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硕士的第一个留学生，她对记者说：“咱们八十年代开始做国际合作，那时是邀请国外一些比较著名的专家对咱进行帮助，然后咱的水平慢慢提高后，现在成为合作研究，是互惠互利的。如果说以前单纯的是引进，等于别人帮助咱，现在已经转变成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合作”。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141#comment 134218240 Mon, 07 Sep 2009 03:45:41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52295141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49377350 本报首席记者赵忆宁 北京、绵竹报道
　　美国堪萨斯州格林斯堡的6位中年人刚刚经历了一次意外的旅行——访问中国的绵竹地震灾区。
　　格林斯堡，这个只有1500多人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在2007年5月4日被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龙卷风，以每小时超过200英里的速度一扫而空，地面建筑毁坏95%以上，11人死亡。
　　当失去了房屋、学校、教堂的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时，美国财政部一项特殊的安排，使原本完全不了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的这6个人，意外地承担布什政府与中国最后一次SED ——“中国能源十年合作规划”的一项特殊使命——飞往中国四川，和晚于格林斯堡一年，同样在一个黑色5月遭受灾难的绵竹市，建立“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格林斯堡人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他们又带来了什么？
　　10秒钟消失的小镇
　　虽然访问中国是所有人的第一次出国，但不妨碍出访阵容豪华：美国财政部执行董事Dan Wright与美国能源部官员陪同，《探索》频道派四人摄制组跟踪拍摄。
　　格林斯堡在美国家喻户晓。不是因为小镇在十秒内被龙卷风几乎从地图上抹去，也不是在被撕成碎片的瓦砾中建家园的勇气，而是因为小镇做出一项大胆的决定——重新建设一个在美国乃至世界的绿色样板社区。
　　此前，虽然有极少数城市在灾难后进行了某种形式的绿色重建，但格林斯堡将是有史以来经过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认证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社区：满足特定条件的绿色建筑标准，必须达到提高用水效率，能源与环境，材料和资源，室内环境质量和创新设计的要求。这些意味着格林斯堡将按照最高的绿色建筑标准重建。
　　对一个家庭的重建而言，使用回收与环保建材、利用地热取暖、最低限度的使用地毯、节水型马桶、生物洗涤剂和使用高效节能灯泡，甚至混合动力汽车。
　　如今，堪萨斯平原上完全被摧毁的格林斯堡，风力发电塔成为新的标志，曾经肆虐的巨大风能为小镇提供再生能源；如网状的雨水收集系统给年降雨量只有550毫米的格林斯堡灌溉植物；正在建造的科幻般的市政厅，该建筑物完全沐浴在自然光下，巨型玻璃幕墙最大限度地提高室内采光，巨大的太阳能收集板改变了原有建筑的外观……
　　从被龙卷风摧毁的一刻，美国《探索》频道记录了小镇的灾难和重建生活，名为“生态城市”的13集电视片的播出，使格林斯堡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格外引人瞩目。
　　绵竹人的意外
　　40岁的罗登亮是绵竹市副市长，他不但没有听说美国的格林斯堡，更不知道这个小镇在一年前遭受了龙卷风的袭击。对于龙卷风的全部知识，来源一部叫《龙卷风》的电影。
　　11月23日，当国家发改委外事司李超带着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中国首席代表杨富强等来到绵竹时，罗登亮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忙碌，随着冬天的到来，正在为如何帮助50万人安全过冬奔忙。有三个乡镇的老百姓从山上下来，聚集在安置地，什么都没有了……
　　汶川8级地震给绵竹市带来毁灭性打击。51万人的绵竹市，地震当中死亡了11117人，251人失踪；房屋倒塌12万户，农村90%的房屋受损。整个四川地震经济损失评估8000多个亿，而绵竹为1423个亿，占了1/6；全国评级为重灾区，排在四川第三位。
　　另一条战线是紧锣密鼓地制定重建规划。与多年以来曾经自己搞规划不同，在国务院批准的灾害重建总规划和几个专用规划基础上，绵竹市正在制订的九个专业规划，得到交通大学、中规院，甚至还有美国的公司的帮助。这个强调安全、绿色环保和恢复生态的重建总体规划，正处于评审阶段，之后报给国务院审批。
　　当被告知，绵竹市将与美国堪萨斯州格林斯堡镇建立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时，罗登亮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一年前有个美国小镇，跟我们一样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跟我们一样正在经历灾后重建，”罗登亮对记者说。
　　从考察到确定，再到格林斯堡人来到绵竹，只有一周的时间。尽管如此，绵竹人对上级组织“分配”的伙伴也有些期许。两地都是遭受极重灾害的地区，“绿色环保”又都是灾后重建的理念，“我们地处山区，地质灾害严重，灾后环境治理、生态的恢复，建设毁损的房屋，全都面临着‘绿色’重建。与格林斯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也许对我们有帮助。”罗登亮说。
　　格林斯堡人在绵竹
　　市长鲍勃·迪森(Bob Dixson)带领包括怀特、总商会主席、学校校长和美国联邦应急委员会主任等六人，从Wichita机场起飞到达成都。第二天，他们乘车来到绵竹，沿途看到四川地震灾难后留下的废墟，每个人都对大地震的毁灭性感到十分的震惊，也让他们再次联想到去年格林斯堡遭受飓风袭击后的惨痛场面。
　　“我们来到这次地震断层发生的心脏大约有六万人口的汉旺镇，地震的破坏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因为龙卷风失去了11人，这是悲惨的，但他们只在这一个乡镇就失去了4000人，其中有500个孩子。”怀特说。
　　绵竹出人意料地对这些美国客人异常的开放，怀特告知：“一般的美国游客不能到村庄的内部，而我们做到了”。罗登亮告诉记者，应美国客人的要求，带领他们来到缘山的几个乡镇，以及活动板房临时社区。美国客人走街串巷深入到农民中，看看农民的房屋怎么重建的，建到什么程度了，与正在建房子的农民一对一地交流。
　　在推动格林斯堡市议会最后做出生态家园历史性的决定中，格林斯堡市政管理员史蒂夫·怀特(Steve Hewitt)功不可没。让史蒂夫苦恼的是，格林斯堡的重建是缓慢的。龙卷风过去了一年半，尽管城市公共建筑和住宅正在建设中，仍然感到建设高技术支撑的绿色社区的资金压力。
　　当他们一行在绵竹看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重建，由衷地惊叹“中国速度”，并从内心受到鼓舞。在一个学校和医院的兴建工地，美国客人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同时工作。“我记得看到一些老人们带着铲子和手推车在医院建设工地干活，我被告知，重要的是让人们有事情要做，而不管他们的年龄。”
　　“主要的区别是，在美国我们要举行公开会议商讨重建方案，由我们自己的决定如何重建，并争取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包括与联邦政府的谈判；而绵竹的重建最主要由中央政府决定，所以他们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四川人民能在地震废墟上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家园重建，这个速度我们格林斯堡是赶不上的。”怀特说。
　　格林斯堡人来到一个有三万人居住的临建社区。作为参与了格林斯堡灾后应急管理工作的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主任 Richard Hainje，绵竹之行他给出“中国对灾后的应急管理是很成功”的结论。“灾后建起的地震棚和一些临时住所等设施，给灾民们提供了居住保障，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人在共享这些临时的应急设施”，他对记者说。
　　绵竹人对生活的希望与热情感染了他们。当看到人们居住在“不能保温，没有上下水设施、不能提供供暖的单独的房间”里，在这些应急设施里人们设计、规划怎样建设将来的永久居住房。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一个男人在临时住房外的一个修鞋摊。“灾后我们生活在拖车中，至少有自来水和下水道，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灾后双城的情感交流
　　绵竹的官员集体观看了《探索》频道记录格林斯堡重建的13集电视片。他们通过每一集令人信服的纪实故事，感受到格林斯堡领导团队将重建作为可持续模式的生态和生活的远见与勇气。
　　令罗登亮感慨的不仅仅是格林斯堡采取行动的意愿勇气与领导力，对环境供应链的理解，以及优化这一供应链的经济意义，更为格林斯堡的灾后重建高调提倡绿色、环保的行动折服。“我感觉他们对环保技术的使用要求非常高，宁愿速度慢一些、大家多辛苦一下，也要严格按照绿色环保、节能标准的要求来建。我们不可能像他们一样。他们只有不到2000人，所以压力不是很大。当然，还有一些制度设计也不一样，比如土地制度。”罗登亮对记者说。
　　市长Dixon肯定了绵竹，他对记者说：“地震灾难后，当地人民对持续发展有了更高的认识。我发现绵竹人在重复利用震后废墟上的瓦砾建造新房屋，他们也在设计新的房屋结构以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我想这也是一种初级的绿色建设吧。此外我还发现，绵竹部分地区的重建是在原址上向周边迁移了大约2公里，这也体现了当地人民是在有规划的进行灾后重建。”
　　在北京，记者再见到格林斯堡人时，他们已经可以用汉语说“你好！”，绵竹之行前他们不会说一句中国话。令格林斯堡人想不到的是，在绵竹有很多人会讲英语。“我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怀特对记者说。“相对来说，我们有更多的专家和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可以帮助四川震后的重建，我们也愿意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法和新的发展理念。我们想建立一个对话合作机制。在未来几年中，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们有同样的经历。他们也建活动板房，都共同面临着废墟的管理，新家园的建设。”罗登亮对记者说。他告诉记者，两地将成立一个共同的推进的机构，进行制度化的双边交流。当我问到您是否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小组中时，罗登亮谨慎地告知，他个人很愿意，但是最后的名单要通过组织研究决定。
　　废墟上的“绿色牵手”
　　12月4日，罗登亮和格林斯堡的六个男人，一起在钓鱼台参加了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源与环境合作十年规划的签约。在达成的五项具体成果中，格林斯堡与绵竹的合作是其中的一项。
　　这一特别的合作项目幕后策划人是美国财政部执行董事丹尼尔赖特。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将是布什政府的与中国的最后一次对话，前四次对话都是中央与部长级的高层的合作，他一直在想如何使美中合作不仅仅停留在中央层面。
　　这位在中国贵州生活了两年的中国通对记者说：“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最大的突破来自地方。即使美国也是如此，最大的创新来自基层。中美十年能源规划，不仅仅包括大学、企业、学术界、协会的合作。就创造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如何主动的寻求地方的创新与合作，可能是带有标志性的。”
　　今年九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丹尼尔更多地了解了格林斯堡建设“生态城市”的构想。这位曾经带领美国企业家在汶川地震后赶赴灾区提供援助的美国人，立即想到基层能源合作的新设想。
　　10月初，丹尼尔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来到格林斯堡，会见了市长与署长。向他们介绍去年5月在中国发生的地震，力促格林斯堡向中国介绍可持续的重建规划，并认为双向交流可以使格林斯堡人学习中国灾后重建的努力。之后，多次往返中国与国家发改委协商，确立合作伙伴的遴选。
　　12月4日，中美十年能源规划宣布了7对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包括湿地的环境保护、绿色港口建设等等。格林斯堡与绵竹共同签署了包括灾后重建的绿色生态型建筑、工业废渣、废气、污水的处理、地震次生灾害水土流失的治理、植被的恢复，生物质能源开发以及汉旺镇地震遗址纪念地的规划与开发等合作备忘。两市在能源环境领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虽然语言不同，当我看着他们交流，感到这是另外一种语言，是共同的灾难把相隔万里之外的人们融合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奇妙。”在北京机场陪同结束SED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坐专机回国的前十分钟，丹尼尔对记者说。
　　格林斯堡与绵竹的伙伴关系，给中美双边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也可能给世界一个“信息”，那就是灾后的绿色生态重建将给其他国家做出榜样，也会成为世界未来发展模式的“计量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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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49377350#comment 134218241 Tue, 04 Aug 2009 09:15:50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49377350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49377260 　　发展中国家减排费用有望由发达国家部分补偿
　　本报首席记者赵忆宁巴黎报道
　　全球能源经济领域最具权威的经济学家，非法提赫·比罗尔（Dr Fatih Birol）莫属。16年来，他负责国际能源署的旗舰刊物——《世界能源展望》的研究，这一刊物则被公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能源分析和预测的信息来源。
　　每年出版一本具有新意且内容完全不同的报告，其知识输入与输出的能力令人惊叹。即将出版的《2009世界能源展望》框架包揽四项重要内容：气候变化-后京都协议框架；全球天然气供应展望；东南亚能源展望；金融危机对能源投资展望。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又透露，今年11月召开的一项国际会议上，有望达成一项协议：未来世界减排指标将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但所用费用主要由发达国家支付。“具体的资金转移比例，我会在11月份到北京再告诉你。”他说。
　　在竞争上等同于战争的石油短缺时代，知识与信息是稀缺资源，而法提赫是那个掌握能源权威信息的风头人物，也是各个国家政要的座上宾。几乎OECD国家总理府都有他传播知识与信息的记录。
　　他工作节奏神速，一天跑六个地方作讲演，晚上，他又出现在办公室了。2000年本报记者第一次在巴黎见到法提赫博士时，不算很大的办公室聚集了4-5个人，他在白板上正在画图表——当然，其视觉效果与《世界能源展望》有很大差距，后者图表的精美制作全部出自专业图形设计师之手。
　　法提赫1958年出生在土耳其安卡拉，拥有维也纳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博士学位，于1995年加入国际能源署，在此之前，他曾经在位于维也纳的欧佩克(OPEC)书记处工作过六年。所以他还负责组织协调欧佩克与国际能源署的年度高层会议。
　　法提赫对油价的观察一向独到而有前瞻。在2006年初国际油价徘徊在低位时，他率先预言国际能源价格即将有大幅上涨，半年后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大关；而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11月底，他又断言，油价暂时的下滑并非低油价时代的开始，又在半年多之后，油价回复到60美元之上。
　　发达国家应首先对减排做出表率
　　《21世纪》：10多年来你主持撰写《世界能源报告》。即将出版的《2009世界能源展望》，关于气候变化的后京都协议框架作为第一章节，是否透露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观点？
　　法提赫：气候变化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问题，无论石油生产大国，还是石油消费大国，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它和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能源问题又是气候变化的首要问题，例如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更加高效利用能源；其次，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第三，应该更加广泛地使用核能；第四，通过更加正确、清洁的方式使用包括煤在内的化石能源。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应当一起做出一些决议，今年将召开哥本哈根会议，我希望一些世界大国，如美国、欧盟国家、中国、日本等共同达成一些协议。
　　在我们的《世界能源展望》中，阐述了这些国家应当做些什么来保持可持续发展，回答了这需要有多大花费，以及谁来承担这些花费等等。
　　《21世纪》：非常有意义，我相信人们期待着阅读这个报告。年底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否可以达成一致的协议？世界是如何期待中国的表现？如果中国不承诺减排目标，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法提赫：虽然我们都有很好的期望，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要达成一致协议是很困难的。虽然说2007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也要看看历史，许多OECD国家，如美国、日本的经济发展都是依靠消耗大量能源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仅仅简单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发达国家应当首先在减排方面做出表率。
　　当然，中国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所以，哥本哈根会议成功与否首先要看最终达成的协议里是否有中国的参与，任何没有中国参与其中的协议都没有意义。OECD国家正在积极地促成中国加入减排协议当中。
　　《21世纪》：国际社会言论称，中国不需要与发达国家采取一样的行动——2050年减排80%，那么中国的目标到底应该是多少才是人们心中的底线？
　　法提赫：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例如农业是中国的主要产业，其所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中国应当实行相关政策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扩大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如果中国使用更多的高效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那么中国的石油进口将大大减少，这也将大大提高能源安全性。当然，也能让中国节省大量资金购买石油。
　　如果让我预测中国减排目标的话，我认为中国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合适于自身的目标，以保证未来几十年地球表面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高外汇储备并不阻碍
　　中国获得减排补偿
　　《21世纪》：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如同美国依赖石油一样依赖煤炭，如果让中国承诺减排，如同中国所期望的，发达国家愿意拿出GDP的0.5%-1%支付适应气候变化和技术转让基金吗？据我所知，欧盟的集体承诺，到2013年其援助将占到国民收入的0.56%，英国政府则为0.7%用于发展援助。但是，美国已经表示不同意这一方案。
　　法提赫：今年11月份即将召开一个会议，我们主要将有这样一个议题，那就是未来世界减排指标将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但是其中所用的费用主要由发达国家支付。即使中国、印度等国家因减排而受到一些经济上的损失，那么也将由发达国家来进行补偿。具体的资金转移比例，我会在11月份再告诉你。
　　《21世纪》：中国是世界上资金流动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很高的外汇储备，你认为世界将如何看待“发达国家补偿中国减排损失”呢？
　　法提赫：呵呵，我认为这是两回事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不阻碍中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减排补偿啊。
　　油价将会在2010年走高
　　《21世纪》：中国处于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阶段，而发达国家属于创新驱动型经济。现在有些中国人便质疑以西方为主导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的战略意图，因为中国不同于美国与英国，前者短期希望拉动国内就业，后者希望夺回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此时有如富翁拉着刚刚温饱的人去吃鲍鱼，而后要按照西方习惯AA制付款。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在这一轮“气候外交”中处于尴尬境地。对中国而言，巨大的压力下面真有巨大的机遇吗？
　　法提赫：首先，能源、气候变化、就业政策，这三者相互之间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其次，世界经济发展将变得更加的“绿色”，比如说我们将要生产什么样的汽车，所有的国家都在加速这种“绿色”发展，谁的投入更大，谁发展得更快，将是最后的赢家。
　　虽然中国没有义务直接跳跃至高技术、节能、绿色经济模式中，但是中国需要及早的行动起来，因为太晚的话就赶不上“午餐”了。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准备食物，然后聚到一起品尝，这样每个人都有所付出，每个人也都可以享受到他人的美食。
　　《21世纪》：那么你觉得对中国来说将会有哪些机会呢？
　　法提赫：中国有多种多样的机会，比如高效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等，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更加清洁高效地使用煤炭。
　　《21世纪》：你在欧佩克工作过六年，至今与生产国联系密切。这个问题我虽然问过田中仲男先生（国际能源署总裁），但是还是想也再次给你提出来。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市场的崩溃，现有油田产量大幅下滑，在过去的一年有多少石油勘探开发项目被取消或推迟？未来2-3年的情形是什么状况？
　　法提赫：这次金融危机对石油生产国主要有两个影响，首先是投资方面，很多石油生产国看到金融危机导致了石油需求量的下降，所以他们在是否继续保持投资石油项目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犹豫，所以一些勘探开发项目被搁置或者推迟了，这对中国、印度、日本等石油消费大国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其次，受金融危机影响，石油价格相对去年有所下降，经济增长并没有减缓。这两点都对石油生产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过去一年中，有超过100个石油项目被取消或推迟，相当于每天600万桶的产量，这严重地影响了石油供应。我预测世界经济应当在2010年开始复苏，这意味着石油的需求也将于2010年开始恢复，油价将会在2010年走高，我们应当会回到2008年年初的情形。
　　 ]]>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49377260#comment 134218240 Tue, 04 Aug 2009 09:14:20 GMT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49377260 http://622007842.qzone.qq.com/blog/1249377193 　　近日索罗斯先生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所到之处格外受媒体的青睐。
　　坦率地说，我对他没有那样大的热情。1998年在日本亚洲论坛会议上，我在场听到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痛斥索罗斯为亚洲金融(2.58,-0.01,-0.39%)风暴的罪魁祸首，甚至痛骂他是“低能儿”。索罗斯也回敬马哈蒂尔是国家的“威胁”；新世纪的初期，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正是索罗斯推动所谓“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的行动。就像索罗斯希望共和党下台，出资2700万美元支持民主党一样，颜色革命中有数千万美元政治资金流向那些国家。
　　世事难料。昔日的死对头前总理马哈蒂尔与索罗斯在吉隆坡会面，更是言谈甚欢。马哈蒂尔说：“索罗斯说他与马币贬值无关，幕后黑手另有其人，而我已接受他的说法。
　　最有意思的是，长期标榜“推动市场”的人，金融危机之后，多次撰写文章“批判”市场，转而呼吁加强政府的作用，甚至国有化。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索罗斯的中国之行，这个老牌的市场万能居然与中国市场万能的小字辈学者交锋。
　　年近80岁的索罗斯的变化，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也再次告诉我们，各种因素在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几乎不可能有任何静止的事物。
　　6月11日晚7:30，本报记者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采访了索罗斯先生。
　　政府“国有化”需谨慎
　　尽管索罗斯最近一直高呼政府救市，看多市场，但他也同时提醒，政府在“国有化”救市中，应该谨慎，比如银行，政府最终要从中撤出；而从长远来看，政府不应当“过分活跃”在金融市场，未来经济复苏以后，政府就应当尽快的撤出资本市场。
　　《21世纪》：我读了您近期撰写的一些文章，有趣的发现是，您近期的观点我们不知道应该放在什么背景下理解：比如，您认为“政府资金应该注入股本，而非资产负债表”，甚至表明“（银行）只有部分国有化，我才会跟进注资”。最有意思的是，您似乎比我们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激进，呼吁每年发行SDR（即发行国际“基础货币”）。难道您真的认为市场开始沦为二等角色？只有政府才能拯救危机？
　　索罗斯：感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的，在银行资本重组问题上我是比较激进的。在这场危机中，由于整个信用体系的崩溃，使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和复杂。但是目前只有一种“信用来源”，那就是政府，所以政府必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仅仅是短期的。对于长远来说，政府就不应当“过于活跃”在金融市场中，当未来经济复苏以后，政府就应当尽快的撤出资本市场。
　　这恰恰有悖于政府目前短期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奇特的问题。
　　在美国，人民对于“国有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其实我并不认为银行应当“国有化”，不过目前只有政府有资本注入能力，所以政府应当有所作为。当然，最终政府是要从中撤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势必会增加税收，而民众是不愿多缴税的。所以，作为政府必须非常谨慎所进行的“英明”的投资。当然，这肯定不是那么用容易就能做到的。
　　《21世纪》：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您怎么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您认为奥巴马可以很好地处理这次危机吗？中国所发挥的作用真的如您所言那样巨大吗？
　　索罗斯：这次的危机要比1929年的危机还要严重。在1929年的时候，债务和信贷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百。在1932年，这个比例达到了250%。
　　在2008年，这个比例达到360%，所以这次的危机规模要大得多；而且这次的危机深入到各个行业，涉及面非常广泛，而在1929年的危机并没有这样的规模。
　　信用的危机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是经验以及不让萧条出现的决心。经济活动能力的降低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在上个世纪三十年是出现过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债务崩溃。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通过廉价的高效的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具有很强的“免疫力”，所以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你们有这些强大的国家信用的支撑，投资到可能不是美国而是像巴西这样的地方。所以中国在这次全球性危机中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中国经济）具体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有很多问题，我也意识到了一些。不管怎样，中国正在以一种没有谁能够预料到的速度发展壮大。其中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我希望中国的领导层不要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你不能完全抛开世界银行体系而独自保全自己，这也意味着需要通过一些国际合作来完成。我希望中国、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可以找到挽救（金融）体系的方法。
　　《21世纪》：您认为奥巴马先生可以像罗斯福总统那样有能力处理好这场危机吗？
　　索罗斯：哦，当然，奥巴马确实有那样的能力。其实罗斯福并不能被称之为天才，他仅仅是幸运罢了（在胡佛政府的失误后上台），他有很好的意识，非常强的交流技巧，而这些也正是奥巴马所具备的。罗斯福在1933年上台，经济危机到1939年才结束。现在，危机在2008年发生，他在2009年上台。他需要时间，但他也可能被指责结束危机用的时间太久了。
　　“反身性理论”可被更好证明
　　索罗斯称，掌管一个对冲基金，是充满了兴奋与风险，但这种“兴奋”吸引着他。他说自己在资本游戏中，一直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不够了解。而索罗斯自创的“反身性理论”和“双向反身性理论”则让他在危险的资本游戏中颇多胜算。
　　《21世纪》：整个金融发展的历史涵盖繁荣与衰退，而您对二者料若指掌。您是否可以概括性地谈谈这次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您真的喜欢这样一个风险性的游戏？
　　索罗斯：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去看我送给你的书（笑），在《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中有详细的论述。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我从事的工作，比如说掌管一个对冲基金，是充满了兴奋与风险，正是这种“兴奋”吸引着我。很多人都在说资本游戏的“安全性”，其实我一直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因为我很清楚，有太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所以我很高兴我不会再重复的做一遍这些工作，实际上六年前我就已经退休了。
　　《21世纪》：在我看来全球金融危机是短期的，但气候变化却是人类最根本的、最大的挑战。中国每年都在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而我们也需要国际合作，也需要绿色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发明新的科学技术等。据我所知，您正在准备资助大学进行这项研究。
　　索罗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对全球变暖的态度转变。从2005年起中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因此中国会走在研发新科技的最前线，但是问题是如何达成全球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经济强度。中国也很特殊，因为中国的投资不是基于市场而是基于政策。现在中国政策可能倾向于低碳经济了，但是其他国家可能还做不到价格强度。我希望我们能有这方面的合作。
　　《21世纪》：我读过几本您的传记。我和其他人一样开始了解您的“反射性理论”（reflexivity），正是这个理论让您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吗？
　　索罗斯：是的，我在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发展了这一理论，当时我还没有进入股票行业。那时候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实验室，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实践我的理论。我的理论未来可以被更加证实也会发展得更好。
　　《21世纪》：人们熟知美国前任财长鲁宾所信奉的是"不确定"理念，而现在经过金融危机后更多的人开始注意您的反身性理论。这两种观点似乎存在着差异，前者侧重世界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强调参与者自身所做的决定对事件的影响。中国人熟知马克思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觉得您的理论可能更容易被接受，那么你觉得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是什么？您在资本市场上实践这一理论，可不可以给一个例子？
　　索罗斯：听起来我得好好学习一下中国的哲学。我想你是正确的，我看到在中国比在美国有更多有趣的哲学问题，美国人一般对哲学不敢兴趣，他们的思维就是解决问题，不想思考更深。我发现我的哲学在中国比在美国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中国人对我的理论的热情远高于美国人，也许我的理论和中国哲学有一定有些相似的地方吧。
　　但是作为一个投资家，思考的过程和你预期的完全不同，例如汇率，这里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或者是利率的差别，也可能是增长率的差别。
　　而市场是变化莫测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变化、区域性变化等等。在外汇市场，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所以果断制定正确的决策是成功的关键。
　　不幸的是，金融市场的崩溃造成了更大的经济的不确定性，而这些都是来自其内部的原因，不能证明我的反身性理论。
　　《21世纪》：您几乎用一生在资本市场赚钱，事实也证明了您的能力。我想问您一个较专业的问题，作为一个资本市场参与者，您是如何看待“政策突变”，或者说在交易中您将“政策突变”作为内生变量的还是外生变量？
　　索罗斯：事实上，在金融界有很多比我优秀，或者说比我做的更好的人，他们更加熟悉和了解一些专门的工具和方法。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游戏”，我并不是一个好的玩家。但是我所擅长的是理解“游戏规则的改变”，这也许就是你所提到的“政策突变”。
　　《21世纪》：据我所知，您年轻的时候就读于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您的专业是经济和哲学。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假设您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您会选择成为一位哲学教授还是做投资家？
　　索罗斯：你知道，哲学对我来说一直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它们非常有趣，但我在哲学方面并不成功。在LSE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如果我当初学习好一点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教授，可惜我没有。不过我对自己成为了现在这样感到很高兴。
　　（感谢姚棣、吕捷协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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