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熊培云：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Tue, 14 Jul 2009 09:14:49 GMT

考虑到五十余年的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农民土地的得而复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各色帝王及其走卒对农民与流民的严苛控制，将他们牢牢拴于故土，须臾不离，等等，在此我更想说的是，在农民与土地之间，中国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需要解答，即“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
若干年前，我曾经对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今日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在我看来，“莫非王土”与“莫非国土”实乃土地所有制上的两个极端，前者土地属于一人，后者则属于所有人，终究都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不是属于具体的个人。当天下土地成为皇家不动产，生息其上的民众也变成了从属于土地(此土地实则为王有或者国有之象征)的附着物。当农民被禁止外出，他们难免像被安插在田间的“帝国稻草人”般为一个王朝尽守望之职，听任国家与政府的摆布，飘摇成一道宛若逝去了生命的历史风景。

没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地盘政治”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既然皇帝乐意如此“家天下”，自然要担负“无限责任”。也正是这个原因，每逢改朝换代、王权破产之时，昔日莺歌燕舞的宫廷立即变成人间地狱，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一夜之间所有政治权谋都开始让位于力学定律。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政府过度集权也会面临这种危情。至于那些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们，不仅要随时承受来自权力的种种侵害与剥夺，同样因为不许自由迁徙而丧失最后赖以自救的权利，其时危险好比当一只船即将沉没之时，船上所有的旅客竟被禁止弃船逃生。

记得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中说过人变成农民后就像变成了一株植物。“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其实，人对土地的感情是一回事，自由又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谁天生是权利上的“植物人”——如果社会足够开放，如果农民之地权能被承认与保护，如果农民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土地甚至弃地而走，他们就会恢复“人挪活”的本性。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境遇就不再是“土地拥有农民”而是“农民拥有土地”了——正如是公民拥有国家，而非国家拥有公民。

说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在百年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 Macgowan)记录了这样一段印象：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

文中的“奈伯斯葡萄园”通常译作“拿伯的葡萄园”。相较“波茨坦磨坊主”与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言，拿伯算得上是上了《圣经》的“钉子户”了。只是，相较前两者，虽有上帝罩着，拿伯的命运却要不幸得多--他后来被亚哈的王后设计杀害。

据《旧约·列王纪上》记载，耶斯列城住着一位叫拿伯的平民，他的葡萄园靠近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宫殿。有一天，这位国王对拿伯说：“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吧，因为它靠近我的宫殿。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如果你要银子，我可以折价补给你。”尽管国王彬彬有礼，开出的条件也不薄，不过拿伯却以“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一口回绝了他。扫兴的亚哈只得回到宫里，连饭都没心思吃了。一位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铁血国王竟然败倒在一位平民的葡萄园外，怎不令人懊恼？若是中国国王，如麦高温所说，只需派几个大臣小吏去抢就到手了。

在物权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有人也许会惊讶于以色列国王当年的闷闷不乐。亚哈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王之一，就在此前曾率兵与亚兰人恶战一场，杀死了十几万亚兰士兵，大胜回朝，不过，在内政上他显然还不是中国皇帝那样的“抄家型选手”，他治下的臣民也没有像陈丹青所说的那样做成了“望不到边的奴才”——至少拿伯知道向国王说不。

应该说，在中国能够对权力与资本单方面或联袂入侵稍作抵挡者，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祖坟算是一个。前文中我曾谈到本村村民之所以保护住了村边的几棵古树，便是仰仗了树荫底下的一片祖坟。当然，事情并非都这样乐观。

同样是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里，麦高温谈到中国民众对政府是何等畏惧：有位祖上颇为风光的中国学者，为抗议工程队在他家祖坟边装电线杆子，于是跳进刚挖的坑里，表示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坟与家族的荣耀。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中国官员过来只说了几句话便解决了问题。他走到坑边，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对坑中人说：

“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

短而有力的话让这位中国学者如梦方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鞠一躬，为后者三言两语救了自己的命而感激不已。随后，满身尘土的他默默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相较这位不知名的中国学者面对王权时的哑口无言，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中来，并且不时发出关乎历史与现实的追问：获得土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几十年前的土改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集体化却变戏法似的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私有权，然而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大规模的强烈反抗？而这一切，当时又是怎样发生的？

有权者如何与百姓接轨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Thu, 12 Mar 2009 01:29:59 GMT

我曾经批评那些手握垄断资源又无视民意的人，一方面，他们在理屈词穷时“言必称国际”，另一方面，当民众因为某种正当理由要求他们“与国际接轨”时，这些人又会以“国情何其特殊”等原由义正辞严加以拒绝。这样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他们此前的“与国际接轨”究竟接的是“第几国际”。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当国际油价上涨时，国内油价紧跟着井喷，待到国际油价跌到谷底，国内油价仍旧日日坚挺，在高山上站岗，赚一天是一天。同样，若是与国际接轨，手机早该单向收费，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人还要拿着手机“进出厕所，双向收费”。
还可援引的例子有，为有效防止腐败，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在努力促其在中国早日确立。2009年的两会，这一制度设立与否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安建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此前，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也表示，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的参考。
尽管如此，同期而至的另一些负面信息还是让人看到了一些傲慢的阻力，难以乐观。几天前，《财经》网登了一篇记者手记。两会期间，记者询问某省一位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以及“是否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时，谁知道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位官员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此真可谓“史上最牛的反问”。如记者所感慨，“降低了要求，把自己等同于普通老百姓”是一些贪官落马后反省自己的常用语。“看来在财产公示上，部分官员又把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了。”众所周知，设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本是一个国家走向政治文明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让社会和监察部门对从政者的“政治性收入”一目了然，核查有据，许多国家或地区早已设立了这一制度。而且，这一切本应成为官员获得权力与政治信用时需要交付的成本，与社会财产数目并无干系，更不存在只有先公示老百姓财产方能公示官员财产之逻辑。
当说，上述反问及其夹带的傲慢或多或少解释了为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20余年来在中国一无所成。在水性杨花、三心二意的“与国际接轨”之后，“与百姓接轨”终于横空出世，从此对外对内，接轨合璧，所向无敌。面对这样的诘问，老百姓或是既喜又愁了。喜的是，一不小心自己倒成了有些官员拒绝财产申报制度的“保护伞”，“学习百姓好榜样”，倍儿有面子。愁的是，若非自己不肯公示财产，官员财产公示哪会拖到今天?都怪你们不积极，把官员们给带坏了。
可以想见，为了建立一个吏治清明的社会，倘使老百姓公示财产能立即换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实施，恐怕许多人都愿意放弃这种私权利。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一如意算盘恐怕也要落空了。毕竟，那些要求一视同仁公示百姓财产者，并非真想知道百姓有多少财产，而是虚晃一枪，好借这把“保护伞”滞交自家的账簿。
财产公示要“与百姓接轨”，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逻辑上的荒谬，更有公开的蛮不讲理。值得追问的是，就算公众承认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先富起来，不主张让官员与老百姓接轨贫穷、接轨读不起书与看不起病，但就公务员拥有的特权来说，是不是该放下来与老百姓接接轨了?比如，和老百姓接轨同一体系的社保，在同时候涨工资，不再享受消耗几乎占中国财政收入1/3的“三公”消费?
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型的人，是该好好研究一下“接轨政治学”了。综上，当下中国有两个接轨的学问，一是与国际接轨，另一个是与百姓接轨。它们的共同点是，有权者有利时就接轨，无利时就脱轨。归根到底，这都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在越轨。

政协委员不是国家荣誉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Tue, 10 Mar 2009 02:09:37 GMT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刘翔第二次请假缺席全国政协会议。2009年3月3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参加两会期间向记者表示：“刘翔上一届缺席是因为备战奥运会，本届是因为正在接受治疗，请假是有正当理由的。”刘翔也表示自己“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一直珍惜这个荣誉，也感受到这份责任。”
对此，同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钢琴大师刘诗昆直言不讳：当代表委员不是荣誉，而是要积极履职，如果自己是刘翔“一定主动请辞！”与此同时，刘诗昆愤然指责那些连年缺席两会的政协委员：“这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席位！”
有消息说，在全国两会召开之时，刘翔心系国家，几乎每天都在通过网络了解两会的进程与政协提案。不知刘翔是否注意一以，就在大家讨论正酣时，网易搞了一个“你认为刘翔是否该辞去政协委员一职?”的网络调查，截至3月8日晚 7时，在万余次投票中，选择“双手赞成，还是早点辞职吧”的人数将近9成。一位时常为中国作形象代言的明星如何被公众“抛弃”？
明星参政，总免不了让我想起古希腊的陶片放逐（Ostracism）。早在公元前5世纪，为了放逐有恢复僭主野心的雅典政治家，在每年12月举行的雅典城邦公民大会常委会会询问公民大会是否需要进行陶片放逐投票，以此避免城邦受到大人物或者政治明星的过度影响。
在今人眼里，陶片放逐无疑是项十分粗陋的政治设计。由于被放逐者无权自辩，被冻结财产，并且必须在10日内离开城邦，逼着他“不做大哥好多年”，这一制度因此被理解为“多数人的暴政”之经典案例，一场自我折磨的“闹剧”。毕竟，在“陶片放逐法”的祭坛上，不仅有独裁者的鲜血，同样可能成就“劣币驱逐良币”，飘荡着无辜者的冤魂。但是，从人类的弱点出发，雅典人当时的忧虑并非完全不能理解：没有谁不是常人，一个社会理应对政治明星与大人物保持警惕，避免他们因为某种“光环效应”获得与之不相称的权力，或者逃过应得的惩罚。至于这种光环的负面影响，里芬斯塔尔在影片《意志的胜利》里提供了无数场面。
理解上面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刘翔所谓“备战奥运”或“脚上有伤”，都不是其搪塞未正常履职的理由。人生在世，谁没有自己迫在眉睫的事？难道只是因为他是举国瞩目的明星，便可以网开一面，被同情并理解？公众的追问同样是，如果刘翔忙不过来，何不请辞？毕竟，中国两会缺的不是“飞人”，而是议政者。
有些问题更值得深思。在我看来，刘翔之所以会缺席两会，关键更在于代给委员的业余身份与荣誉内涵。一方面，假如是专职委员，考虑到应尽的职业操守，刘翔的赴美疗伤完全可以避开两会，而不是现在这样像网民一样在电脑前窥视两会；另一方面，既然两会已是既定议程，而且为备战奥运铁定缺席，那么最初刘翔应该考虑到当政协委员又不能履职的后果。
否则，就不难解释刘翔为什么说自己“一直珍惜这个荣誉”了。事实上就是这样，有些官员的确是把让刘翔当上“政协委员”看作是政府颁发一项特殊的国家荣誉。此外，许多社会评价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刘翔当上政协委员的理由就是“作为一名来自东方黄皮肤的中国人，刘翔凭借自己的实力打破了历来由西方运动员垄断的短跑项目，一举在雅典称霸，创造了中国人在田径历史上的奇迹，演绎出经典的神话。”至于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
不过，跑步能力与议政能力完全是两回事，神话归神话，谈论政治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刘翔在赛场上的“明星效应”及会场上的“逃兵效应”，倒是让我看到刘翔这个“飞人”委员的两难：一方面他以体育明星的身份当了政协委员；另一方面，于人于己，他的声音似乎又不是那么重要。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刘翔乐意请假，而且每次都会被批准。
显然，我在这里讨论的并非刘翔的人品与能力有问题，而是要探讨如何避免浪费或者空占中国人既有的政治渠道。近年来，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事实是：一方面，无数有政治激情和能力的人只能在网上指点江山，另一方面许多代表、委员“占着茅坑不拉屎”(刘诗昆语)。有鉴于时而缺席或者提不出提案的委员以及种种无关痛痒的议案，代表、委员之参政议政的确更需要专业与专职，各自的议案提案更需要供社会直接查阅。若非如此，出现刘翔这样的“两会飞人逃兵”，自在意料之中。

童年·乡村·性生活怀想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Tue, 03 Mar 2009 07:41:01 GMT

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美好，却又转瞬即逝。就像夏多布里昂所说，文字的作用只在于帮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或者留住往昔，帮助我们“挣扎着反抗时间”，有机会重新爬上“美好岁月的山坡”。
正常情况下万物生长自是离不开性的。不无遗憾的是，如今当我游走乡间，已经很难见到文中描述的场面了。
比如说狗吧。在农村老家，人们把发生在狗狗之间的性行为叫做“狗连花”。当公狗和母狗双双发情时，会头朝两端，把屁股连在一块。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个先天不足、后天也无法努力的绝活，然而小公狗轻轻一撩神鞭就做到了。不幸的是，狗们表演“性杂技”时总在人来人往的院落里，因而时常招来一些顽皮的小男孩儿的追打。在终于无法忍受孩子们的棍棒后，它们会侧身仄行，依旧屁股相连，像一只双头怪物，像两个横行的“π”。即使仄行渐远，有毅力的小孩仍会追赶上去，猛击为交媾中的公母和母狗输送快乐的阴阳接合部，直打得它们落花流水，性趣全无，裂开为止。我已经记不清小时候是否干扰过狗们的性生活，倘使有过，今天的我会为此羞愧。
不过，相较于大人们的丰功伟绩而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充其量只是贪玩，而非贪心、世故甚至恶毒——尽管上述细节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类自幼年起便有了管理他者性生活的欲望，具有当警察抓捕看黄碟夫妻的潜质，无法将心比心体谅他者的幸福。君不见，时至今日中国仍有无数人将才子佳人们在公众场合接吻视为不洁么？
人和动物有许多区别，比如在性方面：动物虽然有性自由，但终究是免费的一对一的单挑，而人却发明了同时2人以上的性行为，发明了三宫六院和性贿赂；动物应季生长与孕育，该性爱时性爱，该生产时生产，而人却制造了避孕套、避孕药，学会了堕胎、结扎，并且将之加诸自己以及其所能控制的其他动物身上。
回望近六十年之变化，中国乡村已从追求“人多力量大”、“猪多肥多”之“多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过渡到“少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继而又在近几年进入“少养孩子少养猪”的时代。如前文所述，由于不合算，今日乡民已经很少养猪，而“乡村周杰伦”(见乡村纪事⑥)也因猪业凋零早已收起劁刀，另谋生路。不过，熟悉乡村生活的人一定还会记得，在过去家猪们大多都是被“计划不生育”了的。最熟悉的场景是：老练的兽郎中只需轻轻一挥手，便将猪们那点祖传的枪支弹药扔上屋顶，再在猪身上抹点锅底灰草草了事，阉割仪式就算是完成了。从今往后，家猪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长肉，直到被杀。
在家猪的世界里，只有种猪和未被阉过的母猪才有能力过性生活并繁衍后代。种猪一生的任务就是交配，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只是，这个“花花公子”当得也并不容易。记得我在乡下上学时，经常能见到一些神情焦灼的大男人，将绳子拴在母猪肚子上赶路，为母猪寻找猪郎。不幸常常是在漫漫长征之后，到款款行礼之时，养尊处优的猪公竟然没有力气爬上母猪的后背，以至于主持这场性交易的买卖双方不得不找壮士帮着把猪公前腿架上母猪，抓着它的肉矛朝母猪体内撩拨。如此场面，想必猪公当时也并不十分快乐——要不它叫得怎会那么不动听呢？
在完成配种之后，母猪的主人会给猪公的主人一些费用。依照诸世纪风月场里的规则，彼时的母猪是死活想不通的：大老远送上门来，被猪公聚众蹂躏，还得倒贴，还有没有王法？不过母猪的主人替它想通了，还是务实点吧，别的猪都已经被人阉了，物以稀为贵，何况是阳物！只当买春来了。
当然，并非所有时候都是母猪亲赴猪公府上，有时候猪公也会被安排着游幸乡里。从早到晚，猪公被主人牵着，走遍五里三乡，像是幸福的国王、快乐的播种机，只为广大性与体魄都已成熟的母猪奉献琼浆玉液。那是何等奇货可居的骄傲！是故，但凡见到母猪，猪公便抬头看天，摆出一副玉树临风、很有资源的大架子，爱理不理：喂，你有嫁照么？
其实，猪公并不自由。毕竟，猪公还是猪，虽说天底下就数它“有种”，它也不会成为《动物庄园》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怎可与我们后宫佳丽三千的国王同日而语。更何况，既然被恩准服一辈子“性交役”，就必须完成主人下达的任务，按要求及时会见不同肤色与体重的母猪。配种工作做久了，猪公心里大概也叹息着：想当初，看着猪兄猪弟尽受宫刑，还暗自庆幸自己将独享猪世界的性生活，谁料如今日日交公粮，受尽性交苦。
在性生活方面，乡下孩子的确是见过些大世面的。尽管他们不知道英文Gay和lesbian，不知道中文“体位”，不知道玩3P就可以冒充全人类都在做爱……然而，由于见过无数动物真刀实枪、五彩斑斓的性交：从蜻蜓上下翻飞的优雅到公牛挥鞭而去的狂暴，从小公鸡满院子追小母鸡练背上功夫到小狗的“性杂技”、猪公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很早便完成了性启蒙。正如我，在离乡若干年以后，有一次路过荷兰红灯区，在听到同行者描绘里面许多花花绿绿的场面时，我多少有些不屑——生猛男女们露肉露骨的表演，我在乡下老家一些健壮动物身上是早早就见过了的。
然而不知何故，乡下人熟视无睹的动物性器一到城里就变成有害物质了。记得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联合国曾收到一份来自几个非洲国家的大礼——大象铜像，由保加利亚籍雕塑家席米诺夫以真实大象为模型雕塑而成。想来“象英雄”真是命苦，虽说在生理上并非“大器晚成”，但在性生活方面却是三四年才能赶上一次。一生大多时候，大象的性器不过是个下水漏斗。然而，联合国的几位资深官员却担心它会污染儿童清澈的双眼，遂建议割掉大象无辜的性器。联合国人如此煞有介事，恐怕各国乡下人都要诚惶诚恐了：我们日日得见裸体的牛羊，岂不坏得没救？
同样是在几年前，我曾读到一则资料，据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有个名为Tikopia的小岛，那里的男性岛民居然无权触摸自己的阳具，若无异性“帮忙”，抑或偶尔浑然天成的“跑马”，他们通常无从体验射精的快感，甚至连岛外男人比比谁尿得高的机会都没有。
有关性禁忌甚至生育禁忌的种种故事，让你有时候不得不去想什么是文明，以及生命与文明的边界。从旧时的太监文化到Tikopia岛上的原始风俗，从被大人阉割的家猪、小孩打散的“狗连花”到被警察抓走的看黄碟的夫妻，从城市到乡村，从过去到现在……寻遍人类的足迹，所谓文明似乎就是凡有性器的地方就有“性器/官”出没——别忘了补充，此“性器/官”是指上述联合国官员一般偏爱管理性器的官。

轮子上的乡村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Tue, 03 Mar 2009 07:40:31 GMT

谈到今日中国乡村交通的变化，最值得回味的是胡适先生写在1927年的一段话，“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这真是一个摩托车（注：胡适说的摩托车包括汽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送进城。”（胡适，《漫游的感想》）

上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看到的情景，如今的中国乡村已经隐约可见，尽管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子上的国家”，也没有“轮子上的乡村”。

先说说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与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发生一起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至少有十几位农民中毒死亡。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蹬着顶篷三轮车的车夫。在当地，人们把这些用尽脚力的“的士”称作“蹬士”，也有人称之为“肉的”，大概是笑话这种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关于蹬士，在一部描写当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我读到这样一段对白：“公司垮了，我俩的退休工资上哪儿拿？现今公司的好多职工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得下乡割禾，上街骑蹬士，都走到人生尽头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领一旦走到了“穷途末路”，要么下乡种地当“无领农民”，要么上街跑步前进赛骆驼祥子。对于这种逻辑，相信许多熟悉中国城乡分治与隔离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对于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为人力车出卖自己的“人力资源”，可能只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赶巧，在那次采访过程中我遇见了几年前九江抗洪时的新闻人物杨平英，当时她正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孩为误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号称“固若金汤”最终泡汤的九江长江大堤称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杨平英因为怀抱两个得了佝偻病的双胞胎女婴站在大堤上成了新闻媒体救助的对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复常态，杨平英把自己的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县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当“蹬士”。

一位车夫曾经和我谈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两千辆顶篷车。蹬车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乡村的农民和本县的下岗工人，他们早上6点钟出门，一直蹬到晚上10点左右，平均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老实说，对于人力车这种谋生方式，在感情与理智上我一直难以接受。霍布斯说人类为避免“人对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国家，在我看来，东方的“道德人力车”却让人进入了“人对人是牛马”的时代。我虽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远坐在车上，有人只配当牛作马往前跑么？而以此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车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当我再次路过涂家埠时，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车夫。和过去一样，这里依旧“蹬士”满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车以外，现在还有不少摩托车和小汽车。在当地，靠“拼车”揽活的小汽车更像是小公交，它沿着县城的主要道路来来往往，通票两元，随时有乘客上下。

面对如此人车混杂的场景，恍惚之间我仿佛走进了历史。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就像胡适当年在哈尔滨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线”，那里既有摩托车，又有人力车，“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以东方的人力车文明为参照，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赞不绝口：“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似乎在胡适看来，能够和游泳一样协调人体四肢的就只有开车了。

当然，“摩托车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摩托车文明”同样可能导致“装甲车不文明”———世界各国因为抢石油而单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而易见，胡适在这里着力批评的是东方的“膝盖上的文明”（人对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适在文中流露的纯真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我想只有正在初恋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整体而言，胡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栗栗危惧”、半盘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所谓“半盘接受”，是因为只接受了“摩托车”）。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忆早年在北京时经常开摩托车在长安街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事实上，刚开始胡适也不太敢坐知识分子开的车，担心他们像哈里·波特一样天马行空，在开车时思考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坐了几次后胡适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教授自从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纪初的中国，汽车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车文明”在中国攻城略地，城市被汽车占领，而乡村则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车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难行的街道和晚间拥堵不堪的小区见证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像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乡村正在由“自行车王国”变成“摩托车王国”。由于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车不断降价，摩托车开始上山下乡，希望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从2001年南昌“限摩”以来，当地的摩托车经销商们纷纷把“战场”转向乡村。就这样，乡下孩子们过去只有在放露天电影时才能闻到的汽油味如今四处流溢，终年不绝，早已不复当年芬芳。

谈到摩托车下乡对生活的改变，有农民骄傲地说：“现在出门种田，只要一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地里。真没想到，我们当农民的也能享受到这份‘潇洒’。”尽管年轻人偶尔会骑摩托兜风，但在乡下摩托被赋予一种“求真务实”的朴实性格。它没有《摩托车日记》里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样在美国成为汇集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象征，成为时尚男人胯下凶猛的钢铁动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摩托车不过是种兼具助力与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帮手。2008年12月有则新闻说，重庆10位农民工因在东莞打工的工厂老板跑了，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只好将厂里已报废的十辆三轮摩托车改装成“大篷车”，带着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踏上了返乡之旅。由于车况不好，这群“中国吉卜赛”从东莞到重庆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难理解，在交通闭塞、公共设施匮乏的乡村，摩托车同样是农民赖以自救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农民的“赚钱机器”。就像县城里有人力车夫一样，在一些通向五里三乡的关键路口常常会有摩托车在那里守候行人。不过这一次，当我像往年一样，在熟悉的三岔路口叫停巴士并且准备坐摩托回家时，发现自己彻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摩托车来，直到后来在路边的村子里发现泊着一辆破旧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时“摩的”稀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不是年关，而且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客源少；二是因为摩托不安全，在当地出了不少车祸，一些做载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换了小型面包车。

“西弗吉尼亚，大山妈妈，带我回家，乡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了。我坐的是辆黑色的桑塔那，据司机说是从上海买来的报废出租车。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车内无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衬托出这车是可以暴走乡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连下了几天雨，正在翻修的乡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泞，最后司机在我的建议下走了山间另一条大路。不得不说，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来乡村荒芜，草木茂盛，这条大路也像关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样沦陷在枝条与茅草之中。好在司机没有退缩，开着他的坦克继续勇往直前，半压着灌木前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虽然这里没有一只恐龙。有趣的是司机，虽然手忙脚乱，仍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见过豹子下河喝水，吓得没命地跑了。在这寂静的山林，尽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动物的。

穿出丛林，拐了几道弯，坐着“山寨”版坦克，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江南乡下。愿这里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

别了，我的“六畜兴旺”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Tue, 03 Mar 2009 07:40:06 GMT

不知是何缘故，我居住的村子里孩子们大多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杏花春雨江南”的秀丽。记忆中，每到岁尾年关，小孩们都会忙着写春联。起初大家都是依葫芦画瓢，写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式的传世客套话，及至年长有的也开始自作主张。

在我约定俗成完成的所有纸上祝福里，最上手的莫过于写些诸如“开门大吉”、“万象更新”、“添丁入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小春联，并分别将它们贴在正门、灶台、谷仓、风车以及猪栏、牛栏和鸡肆上。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在商品化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那些包罗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

当然，在多数时候祝福无非是一种合法的撒谎。拿“六畜兴旺”来说，稍了解点当地家畜史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是怎样有名无实。“六畜”本包括牛、马、羊、猪、鸡、狗，然而事实上长久以来当地并没有马和羊，所以充其量只是“四畜兴旺”。而这次我到乡下，发现牛、鸡和猪也都“笑渐不闻声渐消”，徒剩狗“一畜兴旺”了。

我在前文已经着重提到了耕牛的消逝。接下来，有必要悼念一下猪了。猪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肉体上被人吃掉；二是在精神上免费代言人类的缺陷———又笨又懒又好色。

老一辈村民都知道，几十年前家猪曾经做过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畜”。以至于时至今日，像“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以猪为本的致富经，在一些村落墙壁上依旧清晰可见。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畜界同样面临解放运动。在九江市的一个破落旧书市场里，我找到一份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其发刊词便是借用了为猪鸣不平的《人民日报》社论。据这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至于养猪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

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此后广为普及。上世纪60年代初，多产作家郭沫若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认为猪不仅要做“六畜之首”，更要做“十二生肖之首”：“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此诗出自郭沫若为《养猪印谱》作的序。如今你很难想象“篆刻”与“养猪”有何联系，然而几十年前，既然养猪被纳入“政治养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挂钩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编者魏绍昌在书中谈到，“这是我和三位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作者注）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查找这本《养猪印谱》，只在网上零星见过部分页面的翻印，印文都是些与猪有关的时兴话：如“梅花猪”、“猪胎盘”、“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等等。该书主要分为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和宝藏篇。最有趣的是当年各大报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社论，如“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而奋斗”，落款是“广西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落款是“新湖南报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社论”：“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落款是“北京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社论”。

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已相当另类，可归类于“恶搞”。不过，它们也因其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极具文物价值———至少它们生动展示了在那个“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年代里，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怎样崇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大养其猪”的“经济运动”与明武宗朱厚照当年禁止民间养猪构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两极。当然，从人类中心论出发，猪有再高的地位也只是唐僧在妖精眼里的地位，委实不值得歌颂。离乡多年，我至今未忘的情景是，每到过年时，一头头家猪被按在大厚凳子上放血，在杀猪槽里剐毛，没多会儿，刚才还嗷嗷叫的肉猪便被分成了两大块半扇的猪肉挂在屋外冷冰冰的梯子上。

荒诞年代的故事从来不以喜剧收场。在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当年为猪治印的三位篆刻家里最不幸的是吴朴堂。这位曾经先后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治过印的著名金石家，在“文革”之初便因不堪凌辱而弃世自杀，时年仅44岁。

对于这些发生在“以猪为纲”、“大养其猪”年代的故事，村子里的年轻人自然并不知情，老人们对当年“一人一头猪”的盛况同样渐渐模糊了印象，更别说从他们嘴里听到养猪和政治有何关系。只是透过零星读到的一些诗文篆刻，我才浮光掠影地知道自己年少之时生活是何等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谁曾想，当年目不识丁的我和伙伴们在村口弯腰拾粪，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书写了那个时代政治史诗。

为什么近年来猪肉长上翅膀？只需到乡下走走就一目了然了。和当年繁华相比，如今乡村不可不谓萧条至极，现今满村子找不到一头猪。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些年家猪的远房亲戚———野猪却是越来越多。它们经常冲出山林，在庄稼地里搞有组织、无纪律的散步，吃食并且踩坏庄稼，刨坏田埂，让农民苦不堪言。由于山林茂密，又禁枪多年，野猪得以迅速繁殖。听镇上人说镇里正在组建一支打猎队，想必是大家意识到当地已经跑步进入了“一人多头野猪”的时代了。

一个夏日正午，我正在镇上闲逛，突然被停在路边车里的一位司机叫住。他和颜悦色地问我是否记得他。虽然多年未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在当地，他曾是专门给猪做阉割手术的著名兽医。我小时候时常见他背着有红十字标记的兽医箱子走村串巷。据说，在他权倾田野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猪都挨过他的劁刀。在闭塞的乡下，那是怎样一副风风火火、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

那天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只听他不停地向我复述自己当年如何大赚其钱。看得出他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他曾经是那个逝去时代里的乡村周杰伦、郭德纲。只叹如今猪业凋零，辉煌不再，给猪做了一辈子的“抓革命，促不生产”工作的他，只能在镇上给人开黑车了。

放牛班的夏天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Tue, 03 Mar 2009 07:39:26 GMT

为了整理回乡的资料，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永修一中校长的博客。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篇名为《年纪大了，爱看<动物世界>了》的小短文。

在我看来，校长先生的这个标题或许可以同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媲美。对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话今已广为传布———“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然而，知道罗兰夫人另一句名言“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的人却不多。在我印象中，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非敖先生第一个说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论定这句话是李敖穿越时空遂道从罗兰夫人的闺牢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

“失乐园”也许就是“失田园”吧，有动植物与人类共同栖息的世界是美好的。只是群居的本性、更多机会与便利的诱惑让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生活中忍气吞声。在那里，你分不清四季，看不到流星，听不到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处处是流动的欲望，碌碌无为的繁忙，有钱人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消费者每个周末到“超市教堂”做购物弥撒，大龄女青年们为了并不重要或并不存在的事业荒废大好青春和最佳生育年龄……然而当你走进乡村，那里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迎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气息，所有的生命应季而生而长。

正因为此，在完成前一部分“在路上”的行程，与故乡久别重逢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记录乡间的万物生长，见证这里的各种土生土长的生命与力量。

还是从牛谈起吧。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老牛》。这篇朴实的小学课文除了“瘦骨嶙峋”一词给人印象深刻外，更让人体会到了耕牛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

没有放过牛的人生是不圆满的。在我记忆中，放牛是许多乡下孩子人生的开始。从爬上牛背的那一刻起，他们像是家里的半个劳力，不仅可以骑牛走出鸡鸣狗叫的村庄，了解故乡广袤的疆土、曲折的道路、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还可以自食其力采摘各种野果并知道它们稀奇古怪的名字。

一年四季，夏天的放牛生活最令人追忆。江南的这个时候，大人们通常都忙于“双抢”，而小孩子们则正好放暑假，可以组成自己的“放牛班”日日到野外放牛。一些勇敢的小孩，无论男女，甚至会在牛背上“站戗杆”，直挺挺地被牛送到两公里以外的牧场。待牛群散去，各自吃草，小孩子们便团坐在一起打扑克，或摘野果，或到附近的浅水库里游泳。心血来潮时，还会挑动公牛打架，坐山观牛斗。

多年以后，当我在《友谊地久天长》这首世界名曲中听到“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这样诗意的歌词时，回想起的却是像我这样的“乡村牛仔”在童年放牛、寻牛时的情景———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阿巴斯这样的电影天才，没有人拍一部“何处是我朋友的牛”，以至于我们在童年时的纯朴生活无人记录，无人升华。

在我喜欢的无数电影中，法国电影《LesChoristes》无疑可以进前十。按其原意，这部电影应该被译成“唱诗班的孩子们”。只是由台湾电影公司引进后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放牛班的春天》。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我所说的这个村庄的孩子们都是“放牛班”成员。当然它和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意思完全不同，后者指的是台湾国中专给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开的留级班。事实上，在这个村庄里，孩子们读书都很优秀，他们当中很少有读不进书的“桐油罐”，当年“放牛班”的这些小牛仔，绝大多数都考上了大学，告别乡村炎热的夏天，留在了城市。

和许多走出乡村的人一样，因为早年在乡下放过牛，我对城里人养宠物的风尚一直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经沧海，在乡下见过大世面；另一方面我想在城里养头牛却没条件。而且，即使养了也不安全，中国毕竟不是印度，牛可以在闹市区里像哲学家一样闲逛。也许在中国城市里唯一与放牛沾点边的地方是股票交易所。只可惜，许多人受了交易所前面立的假牛的骗，跑到那里把自己的真牛给放丢了，于是乎，但见个个面如菜色、目光空洞，直担心回家都没法给家长交待。而偷牛的做庄者因为练到了“千里之外，取人贞操”的化境，早已全身而退。当然，就放牛的某种特征而言，你也可以说网络是一个放牛的地方。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在我看来，“龙的传人”更多只是官话，是由皇帝（真龙天子）担起的团结民众的大传统———皇帝希望每个人成为巨龙身上的一部分。然而百姓毕竟自由散漫，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牛的传人”，这是一种小传统。君不见，你要说谁“真龙”，除了皇帝，其他人听了一定会认为你在说他听力不好；而如果你说谁“真牛”，听者一定会眉开眼笑，嘴角上扬如牛角。而且，从懂事那一天开始，许多人便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是“牛的传人”，能以牛的方式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立志做一个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人。

今年夏天，在我翻阅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时，发现董时进在发表了若干文章后有段时间销声匿迹。直到董时进后来带着文章重出江湖，透过胡适的编后记才知道他跑到江西搞乡村建设去了。在其后文章中，董时进谈到江西要多养牛羊，发展畜牧业。不过，如果董先生能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江西乡下走走，一定会大失所望。我这次到乡下发现老家只剩下一头牛。而且附近许多村庄里和王杰那般“云里去，风里来，带着一身的尘埃”的耕牛已基本绝迹。

耕牛之所以渐渐消失，有许多原因。比如，牛价近万元一头太贵，农民买不起；许多人外出打工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农民用上了煤气灶，很少有人上山砍柴，山上已经不适于放牛和寻牛了。

如此“巨变”难免让人想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是有些有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辛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时甚至会闹出人命（关于这一细节，我在后面会谈到）。谁知道到如今“留得青山在，无人砍柴烧”，连几年前人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枝桠与茅草之中。今天的乡下草木疯长，不仅耕牛消失了，许多道路也消失了。

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622007846@qq.com(熊培云) — Sun, 22 Feb 2009 04:54:49 GMT

培云几年前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此前也曾介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信此文可以增进我们对所处时代的了解。——思想国·21世纪评论

失踪8年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的身份日前得到正式确认。奥地利警方8月25日对她进行了DNA检测，并公布了她在绑架者寓所的悲惨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时年10岁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失踪，奥地利警方由此展开大规模搜救活动，但毫无结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来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酸葡萄”与“甜柠檬”

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开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8年期间的生活内幕。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看来，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当然，娜塔莎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说，那些因为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岁月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
娜塔莎的具体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显然，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他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显然，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六位银行职员当人质。六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A.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条件B.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条件C.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条件D.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显然，被绑架的娜塔莎具备上述条件。8年前她被绑架时只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从此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更倾向于接受绑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与无处可逃的暴力。即使偶尔能在户外行走，也不能掩盖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对于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以下这段独白表明，娜塔莎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下室，更心存怀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们（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间屋子，并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里装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布置的像个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外公开。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的有条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工作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或电视，和他聊天，然后做饭，就是这些，一年又一年……”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地下室里的乌托邦

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在1998年将卡姆普什诱拐进大篷车里带走，随后开始了对娜塔莎进行了长达8年的监禁。有报道称，这所房子被当地人称为“金库”，因为这位通信技师为它配备了非常好的安全警报系统——这幢房子像美国的金库一样易守难攻。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卡姆普什被囚禁在房子的车库下面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仅6平方米大，房门由金属制成，在这种情况下，卡姆普什插翅难飞。
意味深长的是，娜塔莎曾经透露普里克洛皮尔逼她称自己“主人”，并沦为他的性奴。由于绑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后卧轨自杀，我们无从知晓他绑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密室里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的包括权力与梦想的王国，一个他享有绝对权威的美丽新世界。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Castillo de la pureza, El）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十八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然而，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所谓“贞洁城堡”正是建立在对他人权利彻头彻尾的剥夺的污泥浊水之上。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所有对绑架者的同情，首先源自对自我权利的放逐与背叛。

在绑架中体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
“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她在院子里的偶尔走动甚至给人留下一种在“开明专制”中生活的印象。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人们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望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抱之以怀旧的泪眼？【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