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50.qzone.qq.com Sun, 29 Nov 2009 11:32:40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hu, 15 Jan 2009 06:15:31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3200013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大中国地区进入500强的企业却有增无减：1990年只有1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7年则达到30家之多。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中的国有企业以及其未来，本报记者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对胡鞍钢进行了专访。

　　集体性崛起的秘密

　　《21世纪》：作为国情专家，你对30年国企改革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胡鞍钢：我认为国企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体性崛起。这也是我对30年国企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

　　这个崛起的标准是什么呢？我选了两个，一个是进入《财富》500强；一个是进入同行业的前列，确切地说就是该行业的世界前10名。

　　2007年进入《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已经达到30家。之前我有一个预计，2005年达到15家，2010年有20家进入，2020年达到30家以上，但提前两年，2007年就实现了，现在看到2020年至少会有50家企业进入500强。

　　我说的30家中国企业也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为什么呢？我一调查发现他们在大陆全有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成长和在大陆的发展密不可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

　　《21世纪》：也就是说进入《财富》500强可以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节点？

　　胡鞍钢：对，这可以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中国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没有一家可称为现代企业意义上的企业。而改革过程又历尽艰难险阻。过去有句话，叫“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现在看，则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当然，中国的国企将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我最近连续去了一些企业，我发现他们的技术、设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企业质量相当高。我统计了一下，他们在销售收入、利润率方面大大超过500强的平均水平。

　　我认为评价一家企业不要看经济学家怎么说，外人怎么说，关键是要看同行怎么说，尤其是国外同行对中国企业怎么说。可以说，看中石油就要看BP怎么说。实际上，他们的评价相当高。

　　《21世纪》：那么在你看来，国企集体性崛起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一是后发优势和对先进国家优秀企业的超越。实际上当我们的企业获得自主地位时，它表现出来的活力令人震惊；

　　二是开放，当你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时你已经站在巨人的肩上；

　　第三则是中国的人口。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多人才就多，优秀的人才和总人口是成正比例的；再一个就是中国庞大的人口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你在中国把企业做大了自然就是世界性的。

　　《21世纪》：这显然也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胡鞍钢：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加速主要来自“新五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和市场化”。这个提法最早是2005年10月“十五规划”做出的。当时称之为“新四化”，后来我讲课时又加了一条。后来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和“十七大报告”都强调了这个“新四化”。

　　这五个动力是相互作用，互为需求的，而且是全面发动，我现在担心不是踩油门，而是要踩点刹车，进行一下协调。现在看，“五化”越来越加速，越来越明显。

　　中国经济这种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必然催生一批世界级的企业。

　　国家战略与改革借鉴

　　《21世纪》：国家对国有企业战略布局的调整成为目前国企改革一个突出的外部问题。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是国家安全、自然垄断领域和资源性行业的布局，对这样一个战略调整你怎么看？是否会引发对市场化的担忧？

　　胡鞍钢：中国的国情要求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具备两大特征。一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求中国必须走自主性的道路，这样一种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赶上发达国家。

　　第二个是中国同时具备东方国家的特征。东方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它对国家安全比较重视。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日本和德国都是追赶者变超越者的案例。日本就把技术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花费几百亿收买全世界的技术，当然它的收益也是上千亿。结果搞得美国对日本就很紧张。相反，美国从来没有认为德国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德国即便处在当时周边敌对的环境中更关注的也是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中日两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大，这也是东方国家催生大企业集团的独特之处。

　　对我们来讲，应该坚持的是以自主性开发走向开放，也就是以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要防止将自主性演变为技术民族主义。

　　《21世纪》：谈到中日的共同特征，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日本“失去的十年”是否有一天在中国企业身上出现？

　　胡鞍钢：我认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国企一定要发展成灵活、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自主企业。

　　我最近去过的一些企业，发现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多少亿的投资都是企业自己做决策，根本没有国家投资。像宝钢、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他们一些技术攻关项目一出手几乎是过去科技部一个项目的上百倍。现在清华大学有80％的项目是企业给的研究项目，这些都要签合同，完全是企业化运作。

　　《21世纪》：国企改革30年中你认为是否有失误之处？

　　胡鞍钢：最大的失误就是在一段时间中走得过快。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这样一条道路就是要保证所有人都是赢家。

　　但1997年以后，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八字方针我认为出招太狠，将所有人都是赢家变成了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成为赢家，而大多数工人、尤其那些工作几十年曾经转战南北的老工人成为输家，受到第二次伤害。

　　像中石油、中石化为了上市，大规模裁员，才裁出一个“大庆事件”。现在中石油又碰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又在大规模招人，比过去裁员时招得人还多，但它已经伤害了许多人，这些人可是当年的功臣，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不能过河拆桥。

　　实际上，中石油、中石化还不是裁员最多的，最多的是轻纺工业，光上海砸锭就不止几十万人下岗。有一个统计，那几年前后算下来下岗分流人数达6000万。好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我的主要论点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就业比吃饭问题还重要”。中国的劳动力占到总人口的1/4，没有就业就不会有收入，没有收入也就不会有消费支出。

　　当时持不同意见的没几个人，陈淮一个，蔡昉算一个，能站出来讲话很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成本的，我也挺佩服他们。当时提出来确实需要勇气，实际上在常委们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后来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改革的成功应该是创造就业。

　　回过头来看，这些失误告诉我们做决策要多听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假如当时多听一听那些下岗工人的意见，结果可能会好很多。

　　实际上，在中国激进主义很多时候一直占上风。1949年以前不用说了，之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如此。

　　《21世纪》：在你看来渐进式改革让中国在过去30年中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化的成功？

　　胡鞍钢：你知道一汽在向东欧前苏联出口大解放。我去年3月到一汽去碰到俄罗斯来的工程师，他们感慨万千。他们的工程师就说，除了一些资源性像石油这样的企业，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全瘫痪了。原先他们的汽车工业也很发达，现在只能进口。

　　俄罗斯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的“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中国则是“抓大放小”，保证了国家安全的完整性。

　　实际上，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彻底不可逆转了。 ]]>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32000131#comment 136315392 Thu, 15 Jan 2009 06:15:31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32000131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9749
胡鞍钢：那么其局限性我想还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应当说我们已经对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有了深化，特别是“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按照生态环境的条件，按照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四个主体功能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尚无方案

胡鞍钢：但是对于在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还是缺乏，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知识和信息的局限性。特别是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上，还没有拿出中国的方案，中国的路线图，以及中国的立场。

邱震海：在气候变暖的问题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去年曾经有过国际会议，今年这个G8，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提出2050年要使这个温室效应整个的减半，那么中国也表示一定的支持，您认为中国没有明确的承诺，具体来说指什么？您希望中国具体做出哪些承诺？

排放减半方案中国承诺不足

胡鞍钢：我想提出2050年世界的二氧化碳或者温室气体排放减半，也就是比1990年减少一半，这个全人类这个目标，从中国的角度迟迟没有表态是否作出这样的一个定量的承诺，只是做出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承诺，就是说我们支持国际社会的减排行动，我想在这一点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不参加减排行动将失败

胡鞍钢：为什么讲呢？如果中国不做出这种定量承诺的话，我想世界任何国家减排即便是做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世界也是失败的。因为中国本身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了17%、18%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到2030年可能达到世界总量的27%，如果中国不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或者说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全世界的目标一定是失败的。

邱震海：这个听上去当然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学者和领导人决策者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认为中国目前跟西方国家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你西方国家你已经发展的很完善，所以你要求减排，而我们现在是正处于发展阶段，可能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时候如果要求中国经济减排，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双重标准，对中国有些不公平？

减排方案是否对华不公平？

胡鞍钢：倒并不是双重标准，我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国内的这个方案，或者说从“十一五”规划以及现在正在考虑的“十二五”规划，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减排方案，应当说这是和世界同步的。

中国国内减排方案与国际同步

胡鞍钢：但是他与国际上的公开承诺是两回事，事实上国际社会提出的目标并不是今天的目标，也不是2020年的目标，也不是2030年的目标，它恰恰是2050年的目标。

2050年排放减半与现代化相连

胡鞍钢：这个目标的提出实际上和2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的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23：01卡）的目标，也就是说到2050年重要如果要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话，那么同样，中国也应该实现减排减半这样一个巨大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未来的目标，我相信就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中国的人民是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决心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邓小平在二十年前，曾经提出这三步走战略设想的时候，那么一个外国人曾经问过邓小平，你觉得能够实现吗？他讲到说“2050年我已经不在了，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比我们聪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2050年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确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比我们做的更好。

邱震海：对，但是问题是未来的几十年可能刚才我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间，你觉得一方面如果做出跟西方国家一样的减排的承诺，另一方面要维持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这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个平衡吗？

减排与高速增长能否平衡？

有效减排将增加绿色GDP

胡鞍钢：如果用绿色GDP的角度来计算的话，我们发现如果要能够有效的减排，实际上是增加绿色GDP。如果高的名义增长，不能够减排，而且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碳，或者说其他的污染物的话，实际上绿色GDP也是比较小的，或者说低于名义GDP。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减排是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的净福利最大化了。

邱震海：那么这样看来，最后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从上到下对于这个整个的减排还无法达成一个基本的认知和共识，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中国不支持绿色高峰会将失败

胡鞍钢：我想对国内的减排已经达到了共识，而且已经作为我们政府的约束性指标，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也包括各个部门必须要达到，而“十二五”也会提出同样这样的一个目标。主要的共识是没有与国际社会之间取得我们所说的世界共识、人类共识，所以说中国如果不能够支持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很显然国际社会不可能在明年哥本哈根会议、绿色高峰会议达成人类的共识，那么人类也就错过一次减排或者说保护自己地球的一个机会。因此中国的表态与否已经对世界构成重要的影响，既可能是成功的原因，也可能是失败的原因。

邱震海：好，看样子成功和失败就在这一念之间，那么中国跟国际社会达成减排的共识不但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的减排，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未来自身的发展，尤其是而且有利于中国和西方国家跟全世界在中国崛起这么个大背景下进行良性的互动，到底如何做到这一点？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邱震海：好，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那么胡鞍钢先生刚才告诉我们如果中国未来不能够在短期之内跟国际社会在减排问题上达成一个共识的话，不但是不利于中国跟国际社会的沟通，可能也不利于中国自身未来的发展，到底未来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继续请出胡鞍钢先生，你好胡先生。

如果说在减排这个问题上久拖不决，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虽然在国内减排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国际上还并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久拖不决的话，未来的后果会怎么样？

减排共识：中国是最大受益者

胡鞍钢：首先对中国来讲，可以这么讲，如果达成共识的话，中国可能是所谓人类绿色共识或者说减排共识最大的受益者，反之中国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自然国情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实际上是地大物博。

周代后自己灾害频率不断上升

胡鞍钢：但是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或者说是自然灾害损失最大的国家。对此我们曾经做过计算，从周代以来，实际上中国每年的自然灾害的频率是不断上升的，一直到1949年。

成灾而致粮食损失逐年增加

胡鞍钢：那么从1949年之后，中国每年我们算一下它的成灾面积，受灾面积，以及因为成灾引起的粮食损失是逐年增加的，或者说平均每十年不断上升的，而且现在的情况相当于五十年代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规模。

也就是说自然气侯的变化，或者异常变化，中国损失是相当之大的，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损失是这样巨大的，因此实际上来讲气候变化，或者说减排对中国长远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我们自身的利益，我需要减排，需要维护好一个地球。

世界工地：中国成最大污染源

胡鞍钢：第二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可能成为世界公敌，最近因为我在给我们清华大学国际发展项目的研究生讲课的时候，当时我讲你们对中国是什么样的个印象？一个非洲的学生，并不是欧美的学生站起来讲，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破路特英文），这对我震动非常之大。

环境威胁致中国国际形象受损

胡鞍钢：也就是说中国崛起的过程之中，不仅给世界带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减贫的贡献，贸易增长贡献，以及市场的贡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给带来世界的（负外部性），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原来的军事安全的威胁、政治安全的威胁，上升到目前的所谓二氧化碳排放的威胁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失，因此我们减排本身也是对未来的中国形象的一个软性的投资，我们称之为叫软投资，也是有必要的。

中国崛起的五大效应

邱震海：以前我读到过您写的一篇文章，叫“中国崛起的五大规模效应”，这五大效应第一有巨大的人口规模效应，第二是更大的劳动力参与和就业规模的效应，第三是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效应，第四是开放市场和贸易规模的效应。你认为这个四大效应基本上都是成正的效应，但是唯一是第五个就是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会成负面的效应。那么如果说中国做了减排的话，您认为对于刚才您说的消弭中国崛起给世界在能源上带来的威胁有什么样的帮助？

发展模式：须由黑色向绿色转变

胡鞍钢：我想这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尽快从黑色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的话，或者说我们说从“黑猫”到“绿猫”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想这对中国是灾难的，对人类也是灾难的。

黑色发展将对世界构成灾难

胡鞍钢：我们不仅从中国的利益，也应该从全球的利益来考虑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发展模式是否给人类带来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带来贡献还是灾难，取决于我们的选择。特别是取决于我们长远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根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人类的利益所在。

邱震海：在人类的工业化，工业化这个城市化，这个经济现代化发展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几乎都是一个国家在步一个国家的后尘，非常不幸的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从某种程度也在步西方国家过去几百年工业化的一个进程。那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我知道您有个观点叫“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如何在这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一方面规避，回避掉过去几百年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另一方面又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跟目前的西方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这里面的切入口可能是在哪里？

祝贺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

胡鞍钢：我想中国曾经失去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两次工业革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信息革命，可以说1980年中国还是我们所说的信息化边缘化国。那么从90年代以后就成为信息化积极采用国，那么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ICT用户国，除了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拥有量，就用户量还低于美国，当然很快我们会超过美国，那么可以说中国成为赢家。

绿色革命中西处于同一起跑线

胡鞍钢：那么进入新的世纪，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绿色的世纪，也可以说是绿色发展的世纪，中国和所有的西方国家处在一个同一个起跑线上。

低碳经济中西须同时发动革命

胡鞍钢：比如说目前世界所要发展的“低碳经济”到底是什么含义，什么样的技术？这都有赖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同时来发动这场工业革命。

绿色工业革命挑战与商机并存

胡鞍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工业革命中国是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要减排，也是巨大的机会，特别是商机。

中国应成发起者创新者领导者

胡鞍钢：我们要进行绿色的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成为绿色工业革命的参加者，还应该成为这场革命的发起者，领导者，最重要的还要成为这场革命创新者，是不断创新的绿色的消费，不断创新绿色的技术，不断创新绿色的发展模式，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巨大贡献。

绿色贡献：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胡鞍钢：我把他称之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绿色贡献。

邱震海：好的，非常感谢。例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一样，1949年以后，中国几代领导者在发展模式上的探索也经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了今天，面对人类用胡鞍钢先生所说的话，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格局，中国如何在绿色生态革命的问题上及时抓住机遇，不但开拓出中国一个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而且也能够与西方国家站在一个共同的起跑线上，成为这一新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和领导着者，同时也能够以此来巧妙的化解来自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种种疑虑和责难。我想这是摆在新一代中国领导者，也是摆在全体中国国民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9749#comment 134218240 Wed, 26 Nov 2008 06:09:09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9749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9698 11月5日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

解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如何评估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发展观如何演进？中国怎样保持可持续发展？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做客《听风录》，深度探讨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侧目，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发展模式上到底经历了哪些探索的过程，期间又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未来中国如何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尤其是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疑虑，中国在如何发展模式上既体现一个对内和对外的大国责任，同时又能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面对中国、西方，乃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我想这是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30年改革：中国发展模式反思

解说：三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高增长，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记录，中国三十年的发展道路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一个原先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三十年里迅速崛起。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给中国自己带来了许多思索，作为一个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转型的国家，中国未来如何才能维持一个可持续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当代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努力从1949年算起，那么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建国六十年还是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都留下了许多可供人们总结和思索的空间，那就是如何寻找一个既适合中国，并符合人类共同规律，同时又能规避人类现代化道路上所走过弯路的发展观，建国六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到底在发展观上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邱震海：好，那么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国著名的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再请出胡先生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关他的一个个人情况的介绍，看一下。

解说：胡鞍钢，生于辽宁省鞍山市。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学博士，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教授是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学术界思想活跃，成果显著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学术界和公共政策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他前瞻性的提出了若干重大发展与改革建议，1990年提出开发人力资源应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提出创造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政府应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2000年提出协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等等，这些重大政策建议先后被中央政府所采纳。

2000年胡教授创办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出版国情报告，提供及时和高质量的决策知识和资讯，参与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

邱震海：好，那现在在我们的北京现场就请出胡鞍钢先生，你好，胡先生。

胡鞍钢：你好。

邱震海：非常感谢。这个谈到中国三十天改革开放，我们知道您是研究中心国情方面的专家，过去三十年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崛起，经济高速增长这都是我们毋庸讳言的一个事实，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奥妙到底是什么？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妙

邱震海：有人说这里面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到后来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许多国家也没有像中国那么快的一个经济发展，从经济学的模式上来看，您觉得里面的奥妙是什么？

创新：理论市场制度技术

胡鞍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好，还是其他学科的角度也好，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个创新。当然这个创新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来看就是理论创新。实际上在经济学上最近也出现一种模型，就叫做（艾迪斯）模型，它实际上是认为（艾迪斯）也是有助于整个经济增长的。

第二来看就是这个市场创新，因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但是由于过去没有有效的发展政策，所以说它这个市场被压抑了。一旦这个进入到经济起飞过程以后，它这个市场创新是不断出现的。

第三个我们就说所谓的制度创新，实际上就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它并不是一类或者一种创新，它是多种互补性的制度创新，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技术创新了。

那么这四个方面的创新都引起了我称之为国家生命周期中的这个崛起期，或者说成长期，或者迅速成长时期。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可以持续的保持高的增长。

邱震海：但是现在许多西方所谓的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评论的时候，认为中国所有的这些刚才你说的这四个因素发展模式似乎违背了过去西方主流的经济模式。那么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中国一种模式是“经济上的自由，加上政治上的压制”，你怎么看这一点？

西方学者错误理解中国模式

胡鞍钢：对这样的一个评说，实际上不大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实际上来讲，如果讲究这个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案例了。那么当时毛泽东也是出于好的愿望，希望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对这个所谓官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遏制。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演变为一个天下大乱，而且是越来越乱。

天下大治：经济高速增长基础

胡鞍钢：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有效的保持这个长期的稳定，我们叫“天下大治”的话，那么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包括私人资本的投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过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够保持蓬蓬勃勃的发展和持续的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条件就是中国保持了三十年的“天下大治”。

稳定：政治社会宏观经济

胡鞍钢：我们所说的“天下大治”就是三个稳定。一个首先还是政治稳定，第二个就是社会稳定，第三个当然就是宏观经济稳定，只有这三个稳定，我们人心所向才能够求发展、求繁荣、求富裕。从这个角度来看，被西方认证为是一个政治压制，恰恰符合中国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发展模式。

邱震海：像中国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对其他的比中国的要小的那些发展中国家，你觉得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吗？

中国模式具有国际借鉴意义

胡鞍钢：我觉得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实际上从人类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时期，最大挑战实际上是贫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国际社会把“减贫”作为世界发展的首要任务。但实际上我们看数据来看，从1820年以后，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也就是说每人每日支出不足一美元的话，是迅速高增长的，但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改变了这个潮流。

中国减贫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胡鞍钢：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世界银行最新的一个计算，也就是说在1981年到2005年，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多，那么中国也减少了6亿多，大体占了全世界总量，减少量的95%，印度占了4.5%。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减少绝对贫困人口导致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数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如何减少贫困人口这些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是极有益处的。

中国人均所获外援世界最少

胡鞍钢：一般的理论认为减少贫困人口需要外援，事实上中国也获得了很多外援，包括世界银行，还有各国组织得到的外援。但是我们算下来，中国可能人均的外援数可能是世界最少的，但是它所取得的减贫效果是世界最显著的。为什么，原因呢？还是毛泽东所说的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内因，也就是说中国内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它使得我们接收的外援，就更有效率的减少贫困人口，这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意义的。

邱震海：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吸取的有益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从中国过去三十年吸取某些教训的话，您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最值得借鉴的教训是什么？

中国教训：破坏人与自然关系

胡鞍钢：我觉得最值得借鉴的教训还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和谐，第二个来看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呢，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它的特点都差不多，都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那么如果加快发展的话，它可能会迅速的扩大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当然中国它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中国千年破坏生态教训惨痛

胡鞍钢：一类就是所谓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农业大国，他几千年来是不断的来破坏生态，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在远古时代是世界上多林的国家。曾经达到森林覆盖率在，有的科学家计算下来差不多在60%-64%之间，但是到了1949年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只有12%。

工业化过程染上污染问题

胡鞍钢：因此它实际上是不断的有严重的生态问题，同时由于它加速工业化，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就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

生态赤字：中国的惨痛教训

胡鞍钢：那么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凸显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生态赤字”。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学习中国的经验，减少贫困人口的话，同时也要吸取中国的教训就是不断的破坏了生态环境，是以生态赤字为其代价，要避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发展观与局限

邱震海：应该说过去毛泽东曾经有一句话叫“与天斗，与地斗”，这个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也有所谓的一些探索，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代重要领导人，他们在中国的那种发展模式上当时的考虑是什么？他们的特点和局限是什么？

第一代领导人的发展观及局限

胡鞍钢：我觉得可能是三个方面的局限了，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国情的认识。当然毛泽东当时过分的夸大了中国的阴暗面的问题，他也决心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实行“积极斗争”为纲，我想这个对他这个晚年的错误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的，或者是认识来源的一个方面。

建国初期对国情有准确认识

胡鞍钢：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对于中国经济国情的认识，事实上他实际上在1949年的时候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很经典的概括，叫“一九开”。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占10%，而传统的农业经济占90%，跟古代差不多，他所以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因此他实际上当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消灭私有经济超越中国国情

胡鞍钢：很快他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做法，消灭了私营经济，也消灭了个体经济等等，要搞这个公有经济也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大跃进：对国情认识严重失误

胡鞍钢：那么很显然这个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了中国的国情，另外大跃进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的一个失误。事实上他在1956年曾经设想我们能不能用50年，也就说到2006年，六十年，也就是说到2016年，中国赶上和超过美国。但是1957年他到了苏联，受到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以后这样的想法，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此他提出了用十五年来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样的设想，很显然他的“大跃进”就失败了。

毛泽东很少关心自然国情

胡鞍钢：那么第三个方面我想主要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实际上只是到1959年曾经讲到，如果不能够对自然进行认识的话，可能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但是他很少去关注中国自然国情，特别是在中国条件下，如何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要尊重自然。

邱震海：好，如果说毛泽东他是重革命轻自然的话，那我们想想看毛泽东他这种所谓的发展观他背后所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胡先生一起讨论一下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他的整个发展观有些什么样的演变的过程，中国在目前第三代领导人的领导之下，目前当务之急面临的发展观应该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第二代领导人的发展观及局限

邱震海：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毛泽东，他们第一代的发展观的一些所谓的局限，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代，就是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代，他们的发展观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局限？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您的文章，您用了黑色发展观，黑色发展来予以描绘，为什么？

第二代领导人较毛泽东有进步

胡鞍钢：我想这个应该说他们相对于毛泽东这一代，应该说是在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政治国情和经济国情的认识显然是有巨大的进步，因此中国也保持了过去几十年的“天下大治、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同时他们也在这个经济发展上也有自己的新的思路，因此中国也保持了长期的高的增长。

人与自然关系：知识尚不完备

胡鞍钢：但是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呢，我觉得还存在着所谓的我们称之为知识和信息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

人与自然关系日倶紧张

胡鞍钢：事实上中国经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也包括现在的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使得中国的一个基本的矛盾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加剧，或者说我们直到现在才认识到我们处在这一矛盾的凸显期阶段。

中国已成为世界污染排放大国

胡鞍钢：我们通过用这个绿色GDP的帐户来计算一下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我们发现在80年代达到最高峰，而后有所下降，实际上来看，中国的这个自然资产的损失是相当之大的，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污染的排放大国。比如像二氧化硫的排放，我们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居于世界第二位，也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位。

这都在过去三十年，在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迅速可以说出现的，事实上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才正式的提出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概念。从原来只是发展是硬道理，当然也被简单的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这本身已经是有着它本身的一个进步。

邱震海：如果说刚才我们谈到的第二代领导人他们的“功”，所谓的打引号，也有一定的“过”的话，那么让我们来谈谈目前的“胡温”他们的第三代领导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第三代领导人的发展观

对中国国情认识深化

胡鞍钢：我想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国情，中国的经济国情和中国的自然国情，就进一步深化了，或者说它的知识和信息进一步完善或者说扩大了。

“科学发展观”统筹五大关系

胡鞍钢：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从而来统筹的处理五大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观

胡鞍钢：因此能不能这么讲，这个科学发展观我理解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观，它就不是从单纯的发展主义或者是说追求增长的，或者是说GDP至上的这样一个理念转向到以人为本来追求中国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绿色发展。

邱震海：但是无论从理念还是从最近几年实施的情况来看，您觉得这一代领导人的发展观，如果我们要称之为盲点，或者局限的话，可能在哪里？

胡鞍钢：我想这个第三代发展观只是刚刚开始建立的一个过程，它还需要有一个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充实，不断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不只是这一代，还包括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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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黑色发展将对世界构成灾难 ]]>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9698#comment 136315392 Wed, 26 Nov 2008 06:08:18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9698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8754
发表于人民日报 ]]>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8754#comment 134218240 Wed, 26 Nov 2008 05:52:34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27678754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11780798
　　5月12日在四川汶川发生的8.0级地震震惊世界。那么这一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到底有多大？会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如何从定量的角度对此次地震灾害进行一个初步评估？灾区重建需要关注些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路？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个初步的回答。

　　汶川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

　　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灾害大国，无论是灾害类型，受灾次数，受灾面积，受灾人口，经济损失都是最多的国家。以2006年为例，全国自然灾害受灾人口为43453.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3.1%；从历史来看，自1900年以来发生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有九次，前五十年为8次，后五十年有一次；其中地震灾害有3次。

　　我国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是一个震灾严重的国家。从1905年以来的一百年，世界共发生了40次重大地震灾害，其中中国就占了6次，占了15%；其中死亡人数在10万以上的有4次，中国占了3次(都在20万人以上)。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7》相关资料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中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死于地震的人数达55万之多，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53%；1949年以来，100多次破坏性地震袭击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涉及东部地区14个省份，造成27万余人丧生，占全国各类灾害死亡人数的54%，地震成灾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房屋倒塌达700万间。2001-2006年期间全国发生5.0级以上地震次数为61次，平均每年10.2次。

　　从历史数据看，九十年代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额越来越大，从不足1000亿元上升为目前的2500亿元以上；但是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3%-4%之间，近几年来下降到1%左右。2005年全国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为2042.1亿元，占GDP比重1.11%，2006年为2528.1亿元，占GDP比重1.21%，2007年为2362亿元，占GDP比重为0.96%。与此同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占新增GDP比重也在不断下降。

　　从重大灾害事件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绝对规模巨大，但相对影响有限。据亚洲开发银行2003年底估计，受SARS影响，2003年中国经济损失为177亿美元(1482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1.09%。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今年1-2月份南方地区发生的严重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516.5亿元，相当于一季度GDP(61490.6亿元)的2.47%。

　　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11.9%，已经超过长期潜在增长率(9.3%-9.5%)，呈现“经济过热”趋势。2008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0.6%，比上年一季度的11.7%减少了1.1个百分点。对第二产业的增长影响也有限，200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3.4%，2008年第一季度也达到了11.5%。这表明重大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作用有限。

　　基于历史数据分析和历史经验，我的基本判断是四川汶川地震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四川省尽管人口众多(居全国第四位)，但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不大，2006年仅占全国GDP的4.12%，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总量的3.48%，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1.14%。这次地震属特大灾害，本次地震震级达到8.0级，震中烈度为11度，是一次巨大灾难，但是仍属于局部性的。二是对全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可能在1个百分点以内，二季度GDP增长率可能降至在10%左右，对趋于过热的经济增长(指接近12%左右)起了一定的“降温作用”，可能下半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还是要谨防“经济过热”，特别是谨防高通胀。这次灾害最大的损失并不是经济的损失， 而是人员伤亡的重大损失，这也正是特大地震灾害的基本特征。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绝对额比较大，会超过唐山地震，但其占GDP的比重与往年的情况大体一致，会低于唐山地震的损失的比重；当然，据《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相关资料显示，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对经济和人口的损失都非常严重，造成了132.75亿元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全国GDP(2943.7亿元)比重的4.15%；其所造成的人口死亡达24.2万人，占当年全国死亡人口总数(679.4万人)比重的3.56%。

　　1995年，日本发生了里氏7.6级的(大)阪神(户)大地震，成为二次大战之后损失最大的灾害。据《日本国势会2007-2008》相关资料，阪神大地震死亡6432人，受伤3万多人，其直接经济损失达10万亿日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1%。直到今年1月，日本专家才发表了一部对阪神大地震评估和灾后重建过程的报告。

　　灾害损失统计与评估

　　我也曾看到过一些关于我国重大灾害的评估报告，总体而言，我个人的感觉是信息量相对不足，还不够专业化，也不够详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次灾害建立和完善一套对于灾害评估的指标体系，然后再同以往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必要时与国际同类型灾害作比较。

　　日本阪神地震的评估报告对数据的要求非常具体，信息非常详细，比如阪神大地震对公共设施的破坏，电力：全城中断；电话：25%中断；供水：几乎全城中断；工业供水：全城中断；供气：80%中断；污水处理设施：7座处理厂中，2座运行能力受损，1座完全无法运行；垃圾处理设施：全部无法运行。

　　上述对人员伤亡、年龄的分布、性别的分布以及人口统计学分布等，以及对交通设施的恢复情况评估，什么时候恢复供电，什么时候恢复通讯等都有详细的定量统计。

　　单以房屋倒塌一项为例，完全震毁倒塌房屋67421幢，部分垮塌55145幢(截至1995年11月20日)；火灾完全烧毁6965幢，半毁80幢，部分毁坏270幢，小灾71幢，火灾面积819108平方米等。

　　日本还从程度上区分了是100%的倒塌，还是50%的倒塌；从房屋属性上，他们还特别统计了公共建筑物的倒塌情况，尤其是医疗机构、学校、体育和文化设施等，确实非常详细。

　　反观我们的统计数据，19日新闻报道此次汶川地震截至5月19日21时，已倒塌房屋536.25万间，造成400多万房屋倒塌，但这还不够细，我们无法了解其更为具体的实际情况，如倒塌损坏程度、涉及的相关人口等，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帐篷、简易房的需求量。

　　另外，我们还需要对此次地震给工业企业和大型企业(包括核电这样的大型企业)、商业、旅游业等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包括其对国内、国际的影响，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等等，必须要有非常地专业化统计、分析。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的统计局应该要到位，或者说各部门向中央、国务院汇报情况的时候要采用非常详细的数据及专业化的统计分析来进行。

　　另一个就是对灾害的事中、事后评估。我们需要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人员伤亡、人力资本损失的评估、经济损失的评估、外部影响的评估，包括对本省、对局部地区以及全国的评估。现在，统计局应该尽快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一套关键性指标来进行评估，国家测绘局应该提供一个详细的、清晰的基本情况判断(例如道路的堵塞情况等)，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建议，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一步。

　　我们现在抗震救灾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和物资问题，而是与决策相关的基本信息问题，如果能够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及影响提供准确、详细的数据和评估，有利于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

　　对于灾情的总体评估，我认为，在具体的统计数据出来之前，肯定是做不了的。我看了日本的评估报告，其第一份完整、全面的评估报告是地震发生5年以后才做出来；我国唐山大地震的评估，也是4-5年之后才出来的。所以，后来的评估必须得基于先期的统计与初步评估，这是灾后重建所需的基本数据资料。

　　灾后重建要广泛吸收国内外经验

　　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都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1966年4月1日，周恩来总理第二次视察地震重灾区时讲到，要把这些付出了巨大代价得来的经验好好总结、传给后代。

　　自然灾害是人们最好的学习课堂，也是以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作为巨大代价所换来的刻骨铭心的学习，还是为后人提供灾后重建的最宝贵的发展知识。我们确实要明了，通过汶川地震应该学习到什么？怎样防灾？怎样救灾？最主要的是怎样进行灾后重建？这不仅是四川遇到当前十分紧迫的问题，也几乎是全国各个省区都会遇到的类似问题。

　　根据国家减灾委的材料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灾害最频繁、经济损失最大的地区，恰恰是我们主体功能区划分中优化开发区，即最精华、最发达、最重要的三大城市群地区(环渤海圈城市带、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珠江三角洲城市带)。在今年的雪灾中人们感受现代化的脆弱性和致命性：只要一停电，道路停，通讯停，全部都停，社会面临极大的恐慌，这就是现代化脆弱性的表现。

　　我认为，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学习，这个学习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国内学习，另一个是国际学习。

　　国内学习是指现在中国对于灾害后的重建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比如1966年邢台地震重建，1976年唐山地震重建，特别是1996年丽江地震之后的重建，这些实际案例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讨论分析新的重建思路。应当说丽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它成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城市实际上恰恰是因地震举世知名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趁着唐山地震很多幸存的人依然健在，赶紧把以前的经验进行总结，多一些专业化的研究，充分利用我们的历史记忆和以往经验。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学习国际经验。我们需要具体了解和考察日本在20年代之后的防救地震及火灾的经验，考察其对东京的重新建设情况，最重要的是了解阪神大地震后他们是如何重建的。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时46分，日本兵库县发生里氏7.3级的强烈地震，死亡6432人，3万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阪神地区紧急建造了近4万户临时住宅。据估算，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总共投入了近10万亿日元重建经费。这些经费来自政府各个部门。政府以大震灾复兴工作作为奋斗目标，以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协调共存的社会为基本理念，在地震灾后划分成三个阶段，分重点实施重建家园、创建崭新市民生活的对策，通过十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城市。

　　学习阪神大地震后如何重建，光看日本的英文报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先把他们灾后重建的规划程序搞清楚。我们现在到神户、大阪已经根本看不到任何原来地震的痕迹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毁掉原来的旧地址，重新寻找新的地址来建设——重建确实是一个机会，在他们那样的体制下都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就更值得学习了。

　　另外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加州。加州也曾多次地震，我们可以通过中国驻当地领事馆找一些专业人员来分析一下，看人家是如何重新构建城市的。当然国情并不一样，汶川地区除了一些小型的城镇外基本上都是山区，但是至少国外重建的程序和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探讨。

　　我还有一个具体的建议：我们也得花钱请一些国际的顾问，例如写这个阪神地震报告的专家们，邀请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国内、国际的相关专业人员来做顾问也好，充分参与我们的灾后重建讨论和政策、技术咨询工作。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不缺钱而是缺人才，不缺投资而是缺知识。

　　汶川灾后重建之路

　　目前我们还无法得出结论，但我想灾区重建无非有三种思路可供研究、调查和选择。

　　第一种思路是“原址重建”。就是在原来的地方进行恢复和重新建设。

　　第二种是“迁址新建”。就是舍弃原来的地址，找寻一个新的合适的场所重新建设。

　　第三种可能是一个混合模式，就是把“原址重建”和“迁址新建”相结合。

　　邢台、唐山、丽江都是采用了第一种思路，实际上还是在原有的地震带上重建。1978年我曾在唐山工学院读大学，地震时这个学院被完全毁灭，后来在原址重建——现在看来那个区域应该仍然是地震高发的核心地带，其实当时如果选择迁址再建，而把地震原址保留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地震纪念场所的话，从未来而言，就既可以作为教育人民的一个基地，也能够成为一个旅游基地。

　　汶川等地重建应该怎么做？这需要实地调查、广泛讨论。不过我认为第三种思路可能更好一些，最好能集中前两种思路的优点，减少两种思路的缺点。讨论规划思路十分重要，因为这个思路涉及到我们今后的一些重要规划，而且一旦规划制定实施，就会路径依赖，很难再改变，有很高的沉没成本和调整成本，因此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订科学合理的重建规划。

　　现在来讲，重建规划组至少应该分阶段地提出一些目标来：一个是一年的目标，要达到能够保障500万灾民的基本生存，食品药品、帐篷简易房、供水供电等，基本恢复正常经济秩序，利用灾后恢复为当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第二是三年的目标；第三是五年目标；第四是十年目标，恐怕需要在十年的时间进行重建。

　　当年唐山地震的重建也是一波几折，中间正好遇到经济大调整，很多项目不得不下马(见专栏1)。但现在我国和30年前的国力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完全有条件提出一个由近(期)到远(期)、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的规划，最起码也应该给出一个框架性的重建规划。这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灾后重建信心和认识，也便于举全国之力来重建和新建家园。自然灾害既是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考验，也是一次难得的政治经济改革机会，不仅可以展现中国特有的抗震救灾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文化优势，又可以充分暴露各种体制性弊端，进一步完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机制，有效地“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2005年4月17日印发)”。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考虑，我们确实可以按照日本阪神地震的经验，设立重建基金(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fund)，最好有一个杠杆放大效应。日本阪神灾区重建基金，政府出资1亿日元，作为基本资金(basic funds)，吸引了约50亿日元的投资资金，共计51亿日元。这个重建基金实际上就是把目前国家财政拨付和社会捐助的款项，包括国外的一些捐助集中起来，根据重建规划来有效使用。

　　阪神地震重建基金主要用于五类。这包括：①协助地震灾民建立稳定的生活，促进其健康与福利；②房屋重建的支持项目(包括为地震灾民重建住宅)；③促进工业恢复与重建(包括受损中小企业的补贴)；④援助教育和文化复苏(帮助重建学校)；⑤使受灾地区迅速恢复的其他活动(包括纪念地震的活动等)。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地震灾害，我国能够建立起一个如何应对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的具体指标体系来。要明确地提出救灾的援助计划和救灾之后的经济援助计划和福利计划。这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职责。特别是要解决供水供电供气，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交通网、通讯网的设计和建设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次我们可能是救急的需要，但从专业的角度、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看，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得相对长远一些。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 需要国家各部门间统一协调， 各尽其责， 共同协作才能做好。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北部发生7.6级地震灾害后，巴基斯坦政府实行“自我重建战略”，鼓励灾民自己动手重建家园， 政府向灾民提供资金、技术和指导， 建筑质量则由震后恢复和重建委员会负责监督，迅速开展重建工作。

　　30年前，我们认识到：必须学会按经济规律(指价值规律)办事；10年前，因全国特大洪涝灾害，我们又认识到：“必须自觉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科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地震带分布已经早有结论，现在我们的许多城镇都建在地震带上，为此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在美国，洛杉矶也处于地震带，为了建立防震设施，它必须为此付出非常巨大的成本，所有人的家庭住房标准之高，让我们无法想象。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二十章所规定的“根据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来划分四大主体功能区”。此次地震灾区是我国环境恶劣、各类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还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上，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水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已被作为限制开发区，局部地区(如自然保护区)应列为禁止开发区。因此，灾害重建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不是按传统的重建思路，而是利用此次灾害的机会，有步骤地迁移人口，包括以少儿人口为主的“教育移民”，以青壮劳动力为主的劳务输出，以不适宜居住条件的“生态移民”，以及孤寡老人、残疾人为主的“福利移民”。

　　从总体上来看，我们最终还是要顺应自然，依照自然规律，特别是对于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来合理安排我们的城镇布局和建设，凡是地震带和山体滑坡地带，基本上都要列为禁止开发区域，不应再建城镇甚至房屋等。反之，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当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本文作者系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作者2008年5月20日上午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24次内部研讨会，本文为“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灾后重建”时的发言录音稿，漆宾同学协助整理。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主持此次研讨会。会后作者又做了补充和修改。)

　　资料链接：唐山地震灾后重建

　　重建唐山的讨论一开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原有的城市放弃，异地进行建设；一种是立足于原有城市，原地进行建设。前一种主张主要考虑了这样几个因素：避开市区底下的活动断裂带，减少地震的威胁；解放出市区地下的数亿吨压煤；节省原地重建所需的清理废墟的费用。后一种则认为，原地重建可以保留唐山作为一个重工业城市的产业体系以及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特色；减少搬迁征地费用，节约土地资源；有利于城市原有基础设施的利用。此外，原地重建还能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即唐山真正地重新屹立起来了。这两项意见的分歧很快以后者占上风而告终。

　　来自国家建委和全国各地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在震后3个多月就编制出《唐山市恢复建设总体规划》，1977年5月14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后来，有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学者于1978年3月和1979年9月对该规划两度进行修订。在时间上，当时提出的目标是“一年准备初步开展，三年大干，一年扫尾，到1982年全部建成”，但重建的过程要比预计的漫长，正式的重建从1979年下半年正式开始，历时7年多，到1986年底才基本完成。

　　在重建开始后，对原有规划的数次调整，1982年1月的《唐山市恢复建设贯彻收缩方针的调整方案》确定了重建的基本原则：控制中心区、缩小新区、利用路南区。原计划从路南区迁出的企业由92个减少到9个，并且规划了13个住宅小区。

　　1986年7月28日，唐山抗震10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宣告唐山重建基本结束”，1990年11月，唐山市政府因为震后重建工作而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资料链接：巴基斯坦震后重建工作步骤

　　巴基斯坦为加强对灾区救援和重建工作的协调，成立一个由各方面代表组成的震后恢复重建局，是巴基斯坦地震后政府成立负责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协调机构，该局由主席领导，下设法规和采购、财务、规划、监测评估、过渡时期救济等部门，它的使命是规划、协调和规范灾后重建和恢复工作，通过个人互助和社区参与，鼓励自立自强。在该局成立后，开展了以下一些主要工作：

　　1.制定灾后恢复重建的原则方针。2006年3月，灾后恢复重建局制定了《农村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文件》和《城市灾后恢复重建政策》，具体指导巴基斯坦震后恢复重建工作。《农村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文件》规定，在进行恢复重建前，开展培训、信息交流、教育等活动，鼓励使用身边便于利用的材料，使用成熟的方法修建房屋，提供技术支持，保证建筑材料供应，提供银行账户进行拨款。

　　2.开展灾情和需求情况评估，震后恢复重建局派出600名援助和监察人员到9个受灾区调查，摸清资助人名单，划分资助类别，确定重建补助标准。巴基斯坦政府根据申报情况，向房屋完全损毁的家庭提供75000卢比(约合1250美元)房屋重建费用，向房屋部分损毁的家庭提供50000卢比(约合833美元)重建费用。为让那些因为重建住房而无暇工作的灾民获得生活来源，巴基斯坦政府还将在未来6个月内向他们提供每月3000卢比(约合50美元)的补贴，孤儿、寡妇等弱势人群也将得到特别救助。

　　3.政府根据灾民住房受损情况分阶段进行资助，以保证资金合理有效地应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震后恢复重建局与受助家庭签订合同，保证修建房屋时正确合理的使用资金，并应用抗震机构标准。巴基斯坦政府鼓励受益人自己动手或雇人修固房屋，使用可以重复使用的建筑材料，受益人将直接通过银行领取恢复重建资金。

　　4.邀请巴基斯坦国家工程服务公司设计抗震民房，备用几种模式供灾民选择。政府资金将资助受益人拥有205至400平方米的住房，根据受益人自己的选择，如果选择比较贵的住房结构，将被资助比较小的面积。

　　5.进行大规模培训。为帮助地震灾区培养重建工作所需的各类人才，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政府在灾区陆续开办“技术发展中心”，首个中心在2006年4月底投入运转。巴基斯坦动用12个灾后恢复重建培训中心，经过两年的努力，进行了一系列培训。其中，基础培训310436人，技术培训199686人，社会重建动员和组织能力培训110750人。

　　资料来源：徐富海，《巴基斯坦的灾后重建方式》，载《中国减灾》，2008年第1期。

　　·本文系作者2008年5月20日上午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24次内部研讨会——“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灾后重建”时的发言录音稿，漆宾同学协助整理。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主持此次研讨会。会后作者又做了补充和修改。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7》，第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时46分，日本兵库县发生里氏7.3级的强烈地震，死亡6432人，3万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阪神地区紧急建造了近4万户临时住宅。据估算，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总共投入了近10万亿日元重建经费。这些经费来自政府各个部门。政府以大震灾复兴工作作为奋斗目标，以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协调共存的社会为基本理念，在地震灾后划分成三个阶段，分重点实施重建家园、创建崭新市民生活的对策，通过十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城市。

　　
]]>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11780798#comment 2097664 Mon, 26 May 2008 05:46:38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11780798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04185256
　　胡鞍钢：我想很快的把我去年出的一本书《中国企启示录》来说一下。我想主要要讨论的问题是到底中国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说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这个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反过头来也对我们提出的转变生产方式或者模式有一个全球视角的一个结论，我想大体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规模的效应，这种规模效应可能人类历史上还是没有见过的，我想通过一些数据来做一些重要的说明，首先来看还是人口规模的效应，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经济起飞在1870年占全世界的人口也只有3%，1950年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占全球人口也只有3.3%，但中国从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其实人口总量已经达到9.6%，现在超过了22%这样的一个规模。

　　今后我们来看，由于不仅是中国也包括印度，这种超大规模的人口的崛起，本身也会创造世界新的发展黄金(218.75,-0.73,-0.33%,吧)时期，如果说1870年到1913年是世界第一次发展的黄金时期的话，当时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大体是在2.12%，那么第二次当时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大体在4.2%，从1990年以后，如果算上印度和中国崛起的话，全球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这是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计算的，今后有可能，当然我讲的是长期，其实我个人看可能真是世界从1990年以后到2020年这么30年会创造类似于第一次、第二次黄金发展时期，这也和大规模人口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主要的效应就是就业的规模效应。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来看一些数据，1960年，OECD高收入国家它的劳动力总量在1960年的时候大体占了全世界的21%，到了2002年的话，已经降到15%，从中国的数据来看一直保持世界的1/4，但是如果我们扣掉农业劳动力，仅算非农业劳动力的话，我们可以惊人的发现1980年中国非农业就业劳动力占世界的总量只有6.5%，但是到2002年就增加了将近一倍，造成目前的趋势，如果OECD的国家劳动力比重在下降，中国的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的话，我们估计会在2010年到2015年可能中国本身的非农业劳动力就相当于OECD国家的全部了，这个就表明如果我们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保持相对低的劳动力价格的话，全世界的工作岗位走向中国是不可避免的，还不要说我们还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从经济规模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根据麦迪逊做的最新的研究，我家单的把它最近做的，因为他最近刚刚又出了一个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测，我们看到他现在要比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预测的更乐观一些，如果看一下从198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5.2%，到2003年按照他这个最新的计算的话，已经达到了11.1%，比较接近世界银行。最重要的他是做了2003年的预测，这个预测也是非常惊人的，认为中国可以达到23.1%，大体中国应该在2065年前后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这是他研究的结构，当然不只是中国，还包括印度，都会迅速在全球经济扩大，这种规模会对全球产生极大的机遇，我想说明这一点。

　　当然第四个方面就是开放市场，加强贸易的规模，这个可能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少见的，我们也知道美国在它的经济起飞的时候，贸易占全世界的贸易总量是迅速提高的，当然中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到2006年的话，那么中国的贸易总量可以从1978年的只有0.8%不到，现在已经接近7%，到2010年的话，应该有可能接近10%，还是有可能的。当然这种出口对全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总体上来看，由于我们出口的增加也带动了我们整个进口的增加，那么进口的增加可以说中国从长远来看还是相当有它的贸易增长潜力的，如果从全世界1820年到2001年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弹性系数是1.8，从中国1978年到2004年我们也惊人地发现，它也是1.8。大体如果我们保持在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的话，中国从贸易的增长潜力还是非常之大。

　　当然，中国以上四个方面都给全世界创造了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国的机遇，或者说中国为世界做出的重要的贡献，但是事物也是有两个方面，那么最大的负面性就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我想有一些数据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比较清楚了，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布局发生变化，也包括产业布局大转移也包括出口比重的变化，前面已经叙述了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欧盟一次能源的消耗占世界的总量比重是迅速下降。从2015年和2030年，这是我估计的数据，是最近IEA，就是国际能源储值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很可能中国根本不用到2015年，就是2010年以后，中国它的能源消耗将会取代美国，当然到了2030年以后，可能他们两个之间就换了一个顺序，这是从一次能源的消耗来看。从污染排放的情况，中国不仅总量会上升，而且它在新增量，比如像1990年到2000年都是非常大，我们看一下二氧化碳排放，由于能源的转移，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也包括俄罗斯这些国家，与此同时，所谓二氧化碳排放也包括二氧化硫排放，很显然也向这样一个格局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到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经占了世界总量的19%，已经大大的超过欧盟25个国家，到了2030年，其实也用不着到2030年，我们实际上来讲就很快会超过美国，当然也包括超过欧盟，当然欧盟它的IEA计算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把生物能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也计算在内，所以按照他的说法，就应该是去年或者今年二氧化碳就会超过美国，很显然2030年，中国所占有的比重就相当于美国在70年代、80年代的比重，所以说中国现在增长方式已经不仅仅关系到我们本国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世界的利益。

　　那么这些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超大规模的崛起，它产生的边际的影响，这个是根据BP的数据，1994年到2004年几大国对全球新增量的能源消耗，很显然，中国能源、煤炭、石油、钢铁对世界市场，不仅是资源本身的消耗，对世界的价格产生的重要的影响，当然我们也计算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来计算一下中美资源损失，我们看到美国占它的GDP是下降的，我们是上升的，欧盟是下降。总之，中国这一次崛起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世界的意料，那么现在到底中国崛起会产生世界什么样的影响呢？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只是认识局部的一些现象。总而言之，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更多的要合作崛起。所以说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所以说我们持合作的态度，当然中国不仅需要自主的崛起，还需要开放的崛起，中国不仅需要快速的崛起还需要自我约束的崛起，这个非常的重要，不是说加快发展，加快崛起就一定是一个所谓硬道理，可能还是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互利共盈，当然中国不仅是迅速崛起，最重要的是绿色崛起。

]]>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04185256#comment 2097664 Thu, 28 Feb 2008 07:54:16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204185256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198573991
　　胡鞍钢：我做点评论，因为我们这个也算了一下，叫做税收或者财政收入增长弹性，这个是按照现价结算的，不是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计算结果是这样的，从94年到06年税收的增长弹性是1.3。也就是说，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税收增长1.3，就高出30%，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弹性是1.4，也就高出40%，当然我说的这个是预算内的，没有包括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说过去四年我们看到他是这样的，税收弹性是1.2，财政收入弹性是1.3，所以说在我的概念中，基本上就是征收超出GDP的应该是30%以上，那么大家就要问了，为什么财政收入会高增长？我们回答是这样的，因为我和王教授在10多年前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叫做低增长弹性，财政收入或者税收增长要低于经济增长，也是民意的，当时我们做的研究结果就发现是和这个体制因素是有关系的，回过头来，我们现在对财政收入高增长又做一个事后评估，经过十几年之后，我们认为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还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这个就是说我们保持了10%的增长率，或者9.7%等等，这个我想是根本的。 　　

　　第二个就是体制因素，在大包干制的是负面贡献，但是到了分税制以后就变成了正贡献，我们平均算下来，从1994年到2006年它的贡献率，就是这个体制安排有28%的贡献率。那么过去四年达到了23.4%，这也说明它那个体制安排的贡献率实际上是在逐渐下降，但是也是相当高的，那么怎么解释呢？我们发现这个分税制和大包干制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大包干制我们称之为宁可博弈，中央多地方就少，但是分税制不一样，分税制恰恰是，我们叫做多赢双赢的格局，就出现了我们从来没有出现的所谓两个积极信号，中央有积极性，地方也有积极性，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也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正在享有的是94年分税制的红利。这也包括国家和企业，国家和个人，个人所得税的增长是非常快的，也包括中央和地方，也包括各个方面，需要指出它有一些宏观背景是因为我们现在从低收入阶段向下中等收入阶段过渡，我们觉得门槛是这样的，78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是到95年，我们就脱离了低收入族，开始进入下中等收入族，所以95年和分税制改革也正好是在一个尺上，另外到现在为止，相当于下中等平均水平，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也导致个人所得税各个方面就上来了。所以说也会出现一个增长，另外占GDP的比重也上升了，这不是中国现象，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由于中国现在从1978年我们是世界贸易第27位，现在突然上升到第3位，从进出口的角度来看，出口主要创造国内的税收，进口肯定是关税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会刺激你这个国家，越是外向型，或者世界经济一体化，创造的税源就会比较多。 　　

　　当然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超收的问题，这不仅是财政收入的超收，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呢？存款也是超收，因此一个国家财务在迅速增加， 我们知道存款分为国家存款、企业存款、个人存款，特别是个人存款超收也很高，同样国家的财富特别表现在税收方面也在上升，现在我们怀 疑，中国的GDP还是估计小了，这也是一个因素。我们前面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未被统计的数字，在04年中国经济普查的时候，只是统计了单位人数和经济，也包括个体户，但是没有所谓被统计的人物，什么叫被统计的呢？譬如说在座的，也许是搞翻译的，我们叫专业的非正规就业，另外就是大量的农民工，我们初算了一下，04年数据，未被统计可能占了当年GDP的13.3%，因此后来05年、06年公布经济普查不就多了16.8%，即便如此我估计还是低估了，要不然的话只是财政收入高增长，为什么存款包括居民存款也是超高增长。所以说我们叫做中国的GDP测 不准原理，不是估计高了，恰恰是估计低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对这个问题的猜想。 当然还有一次性因素或者叫偶然因素，这个偶然因素譬如像今年股市火了，印花税一下就增收，增收超过了7.7倍，达到了一千多亿，但 是股市一塌下来这个偶然因素不就下降了，所以说可能分析这个财政收入高增长要进一步分解，但总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叫测不准原理。 王绍光：补一句，我同意刚才讲的GDP可能偏低估，我在五道口那个地方出来，满街摆的都是地摊，那个绝对没进入我们GDP的统计。这样 的税负再来计算的话可能比较准一些，如果我们已经把税的那一块加得很大，分母忽略掉的话，有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不太准确。

　　胡鞍钢：这一次普查以后，北京一下子增加了40%多，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王岐山做市长，我去了以后，我说首先先祝贺你们，北京市的GDP 一普查高出40%几，主要在什么行业？还真是在服务业。所以说北京，我们想中国越是城市化，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就越高，就越有可能，我们 的GDP也就越高。

　　主持人：咱们关于2007年的话题因为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所以我们赶紧把这一段结束掉。实际上最近我发现人们又在讨论个人所得税的。 　　

　　起征点问题了，说起征点太低了，现在有提出2千的，2千合适吗？还有人说，应该跟通货膨胀挂钩，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那么我想快速的请教三位教授，你们认为这个起征点到底多少合适？能给一个具体的数据就行了。 　　

　　胡鞍钢：我想这个可能起征点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另外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我把有些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到底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谁在交钱？根据个人所得税的结构来看，第一大块还是工薪阶层，工资的薪金，这是跑不掉的，大体05年的数据占了整个个人所得税的55.5%，但是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94年的时候只占38.7%。第二大块，一般人想像不到主要是利息税，利息税大体占了24.5%。第三块是个人化，叫个体经营者，占了整个个人所得税总量的14.1%，主要是这么三大块。 　　

　　如果我们把就业做个比较的话，因为工薪者我们把它定义为比如说单位就业，在1995年的时候单位就业的比例占我们城镇就业的80.4%，但是当时工薪的，我们说的工资薪金的比例，个人所得税只占42.7%，但是到了05年，就是我们所谓单位就业的比例迅速下降为41.7%，就是说有60%是属于非工薪阶层提供的，但是工薪所支付的个人所得税却占了55.5%，就是高于它就业比重，那么很显然，就大量所谓非工薪阶层，就是偷税漏税了，或者说没有主动交税了等等一系列，至少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又进行一个所谓猜想。而这个猜想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个人所得税是我们称之为黄金白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样通过这个结构分析，发现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此实际上来讲，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现在讨论的问题并不在于是高还是低，这个起征点，而是在于有相当多的人本来已经进入到这个起征点了，但是没有照章或者说税务局也没有提供这样的税务服务，使得遗漏出去。如果在国外的话，个人所得税不仅有正的还有负的，如果你交税了，但是同样由于我到了一个贫困线底下，我反而是负所得税，所以说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使得个人所得税做一种国家职能来进行，我们叫现代制度，不是一般的什么非现代制度，怎么有效的能够做到公平、效率，而且征税的效率也比较高，比如网上征税，另外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他是按照个人，不是按照家庭，所以说怎么样进一步朝这个方向来做，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建立关键是使得国家和公民建立在契约关系上，这个契约关系就是等于我签了一个合同，我纳税了，国家理应就应该提供公共服务，同样个人所得税随着你的税的提高，公民民主权利的扩大也就随之而推动这样一个过程，这个问题的讨论要上升到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来审视他，这也是国家制度现代化或者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198573991#comment 512 Tue, 25 Dec 2007 09:13:11 GMT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198573991 http://622007850.qzone.qq.com/blog/13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将围绕这一主题，为我们构建2020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宏伟蓝图。

　　从十二大到十六大

　　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即“中国道路”的命题。那么，在经历了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之后，特别是在接受十几亿人民的社会实践的检验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是否真正走出自己的道路了吗？这条道路是否有中国特色呢？中国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成功的，而且我们还将继续走自己的路，不断成功，又不断创新。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基本线索和主题，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从1982年以来的五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有如下共同特点。

　　第一是不断深化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对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的不一致性和重大偏差会导致激进主义的突发性的“大转弯”。

　　历次政治报告都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视为中国最大的基本国情，形成了前后连贯的、左右一致性的最大政治共识，也成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大规模转型，日益对外开放，对在不同时期国情的动态变化，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历次政治报告中都有新的表述和及时的反映。

　　第二是始终突出和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题，既反映在报告的标题之中，也反映在报告的基本内容之中。党的十二大报告前瞻性地指出，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报告总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十几亿人民的发展过程，既需要继承，又需要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日而成，必须经过持久战。反映了所谓“干中学”、“学中干”，不断认识、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连续的循环反复深化的过程。

　　第三是前瞻性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形成了“分步走”、“上台阶”的中国特色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首先，战略目标采用“分步走”，前两步每十年一步，同时又提出长远的一步目标，即第三步目标，前后接续、连贯、一致；其次，战略途径采用“上台阶”，每隔五年上一个台阶，即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如果对历史作回溯和评估的话，每一步目标都有可能提前实现，又为下一阶段目标奠定新的历史起点；每隔五年就上一个大台阶，而且台阶的幅度越来越大，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坚实，反过来，也能够促进提前实现分步走的目标。

　　第四，历次党代会的报告既是党中央民主决策的产物，又是全党集体政治智慧的结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不同的决策机制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

　　十二大以后，党的历次政治报告是全党集体智慧、集体共识的产物。报告起草过程已经趋于制度化，恢复了八大报告起草程序，正式成立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起草小组，并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起草时间在一年左右，精心准备；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在党内广泛征求修改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参加起草和修改。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允许讨论，不忙于作出定论，通过内部集体讨论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提法。这是一个典型的集全党政治智慧之大成的创新过程，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高度政治共识的政治决策过程，这就防止了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更具有客观性、全面性和高度的理性，也防止了重大问题个人决策、个人专断，更具民主决策、集体决策。

　　第五，历次政治报告都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避免决策失误和失败。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与正确的标准，也是检验缪误与错误的标准。

　　例如十五大报告强调“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承认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1998年4月之后开始调整，2000年转向扩大就业。十六大报告突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了就业增长，实际失业率有所下降，保持了社会稳定。

　　从中国的实践已经表明，重大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任何小的失败都会产生相对大的损失。

　　由此可知，以上五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起草、形成和决策过程逐步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反映了中国政治决策制度建设的重大进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在过去三十几年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社会转型、对外开放，成功的探索出“中国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那么，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将如何判断现实的中国国情呢？党中央基本判断是：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这将成为十七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的主线是什么？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点出了报告的主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的主线就是全面总结和进一步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中国之路”)，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诚如胡锦涛同志所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与历次党代会报告相比，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最重要的创新之处会是什么呢？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明确了发展的宗旨和实质，更加凸显了中国(发展道路)特色，更加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和谐也是硬道理”，并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也成为全国人民的社会共识，使十几亿人民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一做就受益；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哲学演变过程看，实现了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到邓小平的“建设哲学”，再到新一届党中央的“和谐哲学”的转变。

　　总之，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是对从十二大以来五次党代会报告的继承与发展，其报告实质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几亿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由哪些方面所构成？

　　可以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性质定义为三个方面：

　　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建立现代化社会，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达到中等现代化程度，其中教育科技信息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是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获得重大成就，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

　　三是不断挖掘利用中国因素，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并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

　　2020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也可以定义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上，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为什么在中国需要坚持共同富裕论？为什么要构建共同发展社会和共同富裕社会？改革以来是“先富论”还是“共同富裕论”始终是十分争议的。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现实的。

　　实际上，邓小平已经强烈地意识和预见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他在晚年时更加强调“共同富裕论”。

　　1993年9月，邓小平对他的弟弟邓垦谈到，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通过对中国地区发展差距作了深入研究包括国际比较，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的正确原则是：一是平等竞争原则；二是平等互利原则；三是共同发展原则；四是共同富裕原则。

　　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应当不懈追求。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我们提出了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政策建议。这四大原则理念，后来发展成为“共同发展社会和共同富裕社会”的设想。

　　在十六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基础上，十七大还要进一步重点解决“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需”、“社保是民生之盾”、 从“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知识促进发展”等问题。

　　为什么“教育是民生之基”？为什么中国要建立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呢？这是有宪法依据的。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是第一发展资本，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教育平等是最重要的机会平等。这也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

　　中国人力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但由于人力资源质量低下，文盲人口众多，知识劳动者比例太小，远未形成发展经济的重要源泉和推进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反而成为国际竞争与未来发展的十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提倡尊重知识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带有极其深远意义的基本国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思想充分反映在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组：《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发展及人力资源开发报告》(2003)之中。不久之后，胡锦涛同志明确的提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在此，还要明确“三个基本”：到2020年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基本建成世界人力资源强国，为2050年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人力资本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执政党，通过把中国政府建成学习型政府，从而带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

　　为什么“健康是民生之(必)需”？为什么要建立全民健康社会和全民健身社会？没有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类健康不安全人群最多的国家。

　　目前，全国2003年未获社会医保人口10.4亿人，患慢性病人数1.67亿，未就诊人次数23.5亿人次，吸烟人口2.6亿人，经常饮酒人口8200万人，残疾人口6300万人，约有3亿农村人口仍在使用不安全饮用水，约有6亿农村人口使用不卫生厕所。

　　投资健康就是投资于人民，投资于发展。人民健康是发展的优先目标，投资于人民健康是公共投资的优先领域。建立全面健康和全面建设性社会，就是让十几亿中国人民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具生产率的生产力，更延长的生活寿命，更幸福的生命力。

　　特别是SARS危机之后，社会形成共识：只要经济增长、无社会发展或者只有收入增长、无增进健康是“跛脚”的发展观，是“一脚长一脚短”，社会发展应成为发展的中心目标和重中之重。这就是建立全民健康社会和全民健身社会的由来。

　　为什么“就业是民生之本”？为什么要建立安居乐业型的社会？这是基于中国两个重要的基本国情。第一是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第二是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既形成了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又形成了中国发展的巨大压力，既面临创造就业的压力，又面临转移就业的压力。从经济学上讲，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有了消费；有了消费，就有了需求，有了需求；反过来就有了经济增长。

　　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历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结构调整，到2005年10年间，正规部门(国有、集体和其他部门)累计下岗职工达6000万人，远远超过日本全部劳动力人口(不到5000万人)，其规模之大、成本之高，不仅是世界上空前的，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与此同时，在那些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岗位迅速增长、急剧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结构调整的压力。

　　“充分就业”对中国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从国内经验来看，每当就业形势好，人们的收入就高增长，市场消费就繁荣；反之，人们的收入就相对低增长，市场消费就低迷。从国际经验来看，扩大全社会的就业容量就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每个就业者的劳动生产率就会迅速扩大社会财富。

　　为什么“社保是民生之盾”？中国应建立“利国利民、惠泽子孙”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基本群众的基本利益，实行中国式的“新政”政策。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深层次的产业结构变动与调整过程。它在创造出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风险，这些机遇和风险必然造就出受益者和受损者。

　　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企业劳动者将从改革中获益，但是他们在转轨过程中还将忍受极大的阵痛。谁来支付改革成本？这一成本不应由下岗职工和其他失业者来承担，他们是我们改革与发展赖以持续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护这些基本群众的基本利益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成本应由政府、改革收益者和社会共同分担。我们不仅要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建立一个充满温暖和关怀的公平社会。

　　为什么中国要转向“绿色发展”？为什么中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她所面临的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还是创新中国特有现代化模式？这本质上是一个对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问题。

　　中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生活高消费、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指人均排放量)现代化道路，面对中国的国情制约条件，必须选择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传统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以资本高投入低产出、资源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实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目标，但是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几乎是难以为继的。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摆脱中国资源危机的惟一出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长期发展模式的较佳选择。

　　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中国的必选之路。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迅速崛起对世界产生五大规模效应：巨大的人口规模效应，更大劳动力参与就业规模效应，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效应，开放市场和贸易规模效应，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在上述五大规模效应中，前四项更多的是正外部性，最后一项是负外部性。

　　2005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还要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路子。中央和国务院在此时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部署，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重大创新。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果中国人均消耗生物生产力要达到美国或是欧盟人均水平的话，就会加剧全球人与生态的不平衡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走“美国路”，也不能走“欧盟路”，只能走“中国路”，这条路就是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之路，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世界世情。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话，就会如同创造经济奇迹一样创造环保奇迹，为此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发展奇迹。

　　为什么说“知识促进发展”？为什么要建设“开放创新型社会和知识社会”？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创造财富，知识促进发展。知识创新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有利于促进人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包括改善人民的营养结构，消除各种传染病，控制重大疾病，降低婴儿死亡率，普及科学知识，保护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等等。这也是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关的。

　　中国的基本国情的特点之一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社会”。知识发展是21世纪初期新的追赶战略。它具有广泛的含义，即投资于体现在物质资本的知识中，投资于人民，改革机构体制以提高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

　　这一战略十分强调对“软件”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它旨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同时促进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那么中国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呢？或者说，中国如何在加速工业化、服务业化的同时加速知识化？

　　第一，获取全球与全国知识的政策：大力发展国际贸易，鼓励引进国外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特别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建立技术许可证制度；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国际知识产权和国内知识产权；充分利用海外人才资源或外地人才资源。

　　第二，提高本国科技创新能力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对R&D的投入；鼓励企业增加对R&D的投入，使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创新主体；确立R&D投资优先领域，鼓励“知识创造财富”、“技术创造财富”；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资源作用，激励知识创新者和技术创新者；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创新活动和高技术产品向服务业转移或扩散，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等)成为高技术的主要购买者；加快建设面向21世纪促进技术进步的设施；实现军民两用技术一体化；鼓励私人进入R&D投资领域研究。


　　第三，扩大全体公民吸收知识能力的政策：实现全民普及基础教育目标；加速普及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第三教育，推进普及化程度。大力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跨区域“开放式”大学；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大力提倡大学生勤工俭学；实行教育质量评估制度，使人们获得选择教育所需的信息。

　　第四，扩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能力的政策：充分利用通讯和计算机新技术促进人类发展；为贫困地区和穷人提供更为方便的通讯系统；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加快电信业开放，降低服务成本和资费。促进知识获取、生产、吸收和交流四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和协调作用。

　　创造这些条件，中国就能转入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轨道中去，并由于其独特的国情显示出人口效应、大国效应和蛙跳效应(即跨越式发展效应)，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中国就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把握自己的长远未来。

　　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花200多年的实践，先后实行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社会的研究。中国有机会也有条件在农业劳动力占一半的条件下同时加快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的进程。

　　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构想，包括三个方面：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普遍应用技术的社会，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会。

　　今后20年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日益扩大的、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是最大的发展机遇。中国需要主动快速的应对全球知识革命的挑战，从“模仿型组织”到“创新型组织”模式转型。这包括从资本驱动型向技术、知识驱动型转变，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从资源消耗型向节约资源型转型，从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向环境友好型、生态保护型转型。

　　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和稳定社会？

　　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有关研究表明，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美元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1965年美元价格)时期，既是各种经济发展变量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也是社会结构发展剧烈变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有资料表明，最容易发生社会波动的国家，不是那些最穷的国家，也不是那些已经比较富裕(发达)的国家，恰恰是一些由穷变富的过程中，变革速度过快，超过了社会承受力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发展可能会促进政治稳定；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发展则可能严重的破坏政治稳定。

　　目前，中国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民族生存的最主要威胁虽然不排除来自外部入侵、国际争端，但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一旦决策失误，处理不当，有可能演变成不稳定局势。

　　20世纪末，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

　　为什么中国要建立“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这就需要凸现人民“主人翁”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赋予的各种民主权利，保证人民能够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总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就是要进一步凸显在世界范围的中国式创新特色，突出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宗旨，逐步推进现代化进程。

　　2020年中国目标

　　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底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的总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又是如何反映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最大的根本利益？

　　2020年中国国家发展的总目标应定义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基于中共十六届全会决定，体现了“富民”和“强国”目标，也体现了十二大报告提出的“民主”和“文明”的目标，新增加了“和谐”目标。

　　这一总目标可以称为21世纪初期(2000－2020年)“中国大战略目标”，反映了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它旨在不断改善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不断继承和创新中华文明和文化，不断促进整个社会和谐，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推动现代化进程。即使到了2020年之后，还要继续发展，继续进步，继续创新。

　　中国伟大复兴的“天时、地利、人和”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什么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呢？或者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时代。

　　所谓“天时”，一是指经济全球化，即中国大规模参与世界经济，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二是中国有可能创造和获得至少40年的国际和平环境(1978－2020年)，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三是全球性的知识革命，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三大效应，即人口效应、大国效应、蛙跳效应。

　　所谓“地利”，一是指东亚和亚洲地区集体性的高速增长和迅速的崛起；二是指中国成为东亚和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体，也成为这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三是我们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周边环境，睦邻、安邻、富邻，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亚洲。东亚的复兴促进了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复兴反过来带动了东亚的复兴。

　　所谓“人和”，是指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旦中国能够充分的利用“天时、地利”实现“人和”，无论在什么样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中国都会像我们的先哲孟子所言“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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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每五年一次党代会，既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探索创新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共全党形成政治共识的一个过程。 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的执政纲领和政治共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十六大之后，发展的理念转变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因此，“科学发展也是硬道理”、“和谐社会也是硬道理”，将成为中共十七大新的执政纲领和政治共识，进而成为中国十几亿人民的社会共识。

　　胡鞍钢称，中共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探索和深化“中国之路”。十七大将对此作出全面总结和重大创新。

　　“中国之路”必须强调三个重要因素，一是现代化因素，中国要建立的社会就是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改造，进而成为现代社会，所以要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因素，包括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因素，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也在不断吸收社会主义因素，中国当然更需要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因素；三是要不断挖掘和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因素，中国有足够的历史资源进行吸纳筛选，以转化为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因素。

　　同时，实现“中国之路”，不仅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还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二○二○年要实现“中国之路”的目标，简言之就是中国十几亿人要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四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海域上，共同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极其难得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上述蓝图。“天时”包括大规模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至少有可能再创造和获得几十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充分利用全球性的知识革命；“地利”体现为东亚和亚洲地区集体性的高增长与迅速崛起、中国已成为东亚乃至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体和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人和”则集中表现在中国正全力构建的和谐社会方面，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外倡导和平发展，提倡和谐亚洲、和谐世界。

　　为什么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发展比较成功？胡鞍钢认为，主要是中共避免了两类大的决策失误或两个“大折腾”，其一是经济上的“大跃进”，其二是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同时也能够及时纠正小的失误。

　　结合“中国之路”的基本国情，秉持科学发展观原则，中国将继续关注、解决十三亿人口的民生问题，在中共十六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基础上，中共十七大还要重点解决“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需”、“社保是民生之盾”等问题。

　　这位知名国情专家还特别提出，中共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自酝酿、起草、形成、决策乃至实施，整个过程既是中共中央民主决策的产物，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十几亿人民社会实践与认识的集大成。由此可知，中国不是没有政治改革，而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既非西方式，也非前苏联和东欧式，它主要发生在中共内部，特别是高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可称之为逐步的民主化，逐步的知识化，逐步的程序化，逐步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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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评价数据表明，反腐败是社会各界关注焦点的问题之一。胡鞍钢领衔的腐败课题研究组专门挑出近六百个案例分析的结果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中国腐败具有案件平均案值增大、带病提拔比例提高、腐败潜伏期延长等三个特点，腐败已成为中国当前的挑战之一，关系到执政党及其领导政府的生死存亡。

　　从财富角度看，腐败与社会强盗的性质一样——不创造财富，而非法转移财富，减少国家和社会财富，增加少数人财富；腐败又与社会上小偷和抢劫犯不一样，它是“国家强盗”，以国家的名义公开掠夺，社会危害性更大。

　　从政治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层面分析，腐败产生的结构性根源是两个“不对称性”。一为信息不对称性，腐败是一个秘密行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高；二为权力不对称性，腐败还是一个滥用权力的行为，权力不对称程度越高，或者权力不受制约性越低，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高。

　　胡鞍钢提出，中国反腐亟需针对上述两个不对称性进行制度建设：一是更加透明，就是要将所有涉及到公众的信息、公共利益信息、公共服务信息等全部披露，既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也降低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和时间。国务院已经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向“透明政府”进行重大转型。

　　二是加强监督。即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包括同级的水平制衡和上下级的纵向制衡。

　　由于信息、权力不对称性问题由来已久并将长期存在，故中国反腐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可能速胜，需要进行“持久战”。

　　创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中纪委之作用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首先是制度设计者，负责国家廉政体系的全面、系统设计；其次是中共重大廉政决策的参谋，提供有关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重大建议；第三是协调者，统筹和协调中央与地方、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反腐工作；第四是在具体政策执行中担任决策者。

　　胡鞍钢称，中国廉政制度建设方面最值得称道者有二：其一是加入《国际反腐败公约》，腐败为人类天敌，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副产品就是腐败全球化。中国政府加入该公约，实际上就加入到全球反腐败的主流之中，也断掉国内腐败的“国际避风港”。

　　其二是二○○五年初，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反腐败工作到二○一○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的基本目标。这是中国廉政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为下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位知名学者表示，构建国家廉政体系和建设廉洁社会，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建立一个廉洁社会，中国才能和谐，才能实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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