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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张鸣]]></title>
<description><![CDATA[张鸣的博客]]></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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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05 Nov 2009 09:46:2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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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市场规则与道德污点不能混为一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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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市场规则与道德污点不能混为一谈<br>                                                         <br>张鸣<br>山西煤矿整合，大批浙商受伤。受伤的幅度有多大？大约500亿的投资，面临血本无归的危险。由于浙商投资大多为小煤窑，因此，在此番整顿中，几乎都面临着被国有大矿兼并的命运。这种兼并，都是山西地方当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好的，价格很低，按浙商的说法，等于半买半送，而且是大半送，小半买，国有大矿占尽了便宜。因此，学界有人认为，这是又一轮国进民退，是在开市场化的倒车。<br>但是，有意思的是，尽管此番山西煤矿整顿，山西当局的做法相当强横，不讲道理。但网上的议论，却一边倒地偏向官方，大家都在骂开煤窑的浙江商人。在此之前，小煤窑主，尤其是山西的小煤窑主，早已经在人们眼里被妖魔化了。一提到小煤窑主，几乎是万恶归之，人见人恨。的确，山西的小煤窑主干过草菅人命的事，干过破坏环境的事，也干过行贿官员欺压矿工的事。人们一提起矿难，脑海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肯定是小煤窑。只是，小煤窑主固然可恶，但山西的地方官员其实更可恶。几乎所有小煤窑主的作恶，都跟地方官员脱不了干系。他们参与了一切的坏事，却吃着贿赂，拿着干股。小煤窑安全措施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窑主认为已经买通了官员，付出了成本，不用在安全设施上再下本钱的缘故。极端地说，再坏的小煤窑主，也得支付开矿的成本，但是，地方官员，却什么都不付出，仅凭权把子，就拿走一大块，甚至是最肥的一块。所以，有人说，山西的煤矿开采，真正富起来的，是地方官员。<br>当然，不管怎么说，进入山西开煤窑的浙商们，的确干了很多行贿，私买人命之类的坏事恶事，被妖魔化，也算罪有应得。但是，他们进入山西开矿，也是国家政策允许的，而且为此投了大量的资产，合法地跟山西地方当局，签了很长时间的合同。有些浙商，由于进入较晚，投产不久，投资基本上还没见效益。现在一纸行政命令，成亿的投资就打了水漂，的确也是个问题。<br>跟中国历史上很多商人一样，投资山西煤矿的浙商，也有道德污点，甚至这个污点还不小。但是，有这样的污点，山西地方当局是不是就可以因此不按合同办事，以行政命令强买强卖，视市场规则如草芥？我看不行。<br>说实在的，山西煤矿的确应该整顿，的确应该很抓安全生产，注重环境保护。到底是否应该由国矿业兼并民营矿业，还是反过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子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合理开发资源，保护人命，保护环境。换言之，既然整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首先要尊重的就是市场规则。不能一纸行政命令，就说什么是什么。否则，还叫什么市场经济？山西这样的煤矿整顿，伤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浙商，伤的整个市场。<br>本来，世界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有疑虑，发达国家大多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的政府，每每为此感到委屈。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商人都这样做，在这个地球村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人家会对我们怎么看？市场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它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不能以市场以外的任何手段，随意侵夺任何一个市场主体财产。即使国家喜欢国进民退，也得按市场规则来，否则，就是掠夺。这个掠夺如果由政府来进行，无疑，市场的最大噩梦。<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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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05 Nov 2009 09:46:2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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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新生代农民工背后的政策尴尬]]></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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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新生代农民工背后的政策尴尬<br>                                                        <br>张鸣<br>农民工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否则，这些所谓的农民工，理所当然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事实上，当今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如果从改革启动开始算，农民进城已经经历了三代人，即使以1992年再次工业化起飞算起，农民工也已经有两代人了。当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对农村的生活，已经全然陌生，农活基本不会做了，他们所熟悉的，是工厂，是城市，是在城市里包括卖菜、拾荒、清洁、打零工、做小买卖等各种各样的营生，唯独不知道如何种地。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居然由于土地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等原因，根本没有土地。当然，即使有土地的进城农民，也有相当多的人事实上不种地，不是地留给年迈的老人，就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拖家带口，成年累月待在城里，顶多收获的时候回去帮把手。<br>对于近世中国而言，改革以来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属于第二波了。第一波在晚清到民国之间，虽然波涌远没有今天的汹涌，但某些现象，还是可以给现在提供某些借鉴。一个后发国家，要想搞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在传统社会，被视为流民。的确，当初流入上海的大批农民，的确就是流民，他们甚至是拖家带口，坐着自家的船来的。到了上海，先在河里漂着，然后拖船上岸，接下来把船变成棚屋，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无论城市的管理者对他们有多少歧视，他们的生计有多么艰难，他们都不可能回去。像现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的那样，在城市需要的时候，留在城里，一旦城市不需要了，就让他们回去，做候鸟。在第一波时代，就是一厢情愿的梦。<br>诚然，当今第二波的农民进城浪潮，虽然比当初第一波更加汹涌澎湃，但进城农民的环境，却更加恶劣。不仅城市的户籍壁垒，至今没有被打破，而且农民依然没有可能，把原本就该属于他们的土地，真正变成自己可以支配的产业。在所谓对“失地农民”的担忧的借口下，农民的土地，如果没有变成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嘴里的菜，就是农民自己的鸡肋。反正无论如何，都没法成为农民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同时，进城农民甚至没有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建棚户的权利。<br>非常吊诡的是，据说是保障农民土地的政策，却在事实上把农民的土地变成鸡肋，真正保障的是地方政府的圈地独占权。同时，还不断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那些户籍在农村，却没有一寸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我们的政策制订者，虽说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农民着想。但却对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想回乡，根本不会务农，做梦都想留在城里，做一个城里人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是鸵鸟，却玩着鸵鸟游戏，把头埋在沙子里。无论城里人喜欢与否，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这样一批人，无论他们在乡下是否有土地，他们都不大可能回乡务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一群回不到父辈生活里的人。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根本改造了他们，尽管城市对他们有诸多的歧视，但他们对城市已经习惯了。<br>显然，如果我们的政策还格守着帝制时代的成见，担心流民的增加，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固执地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即使他们进了城，待下不走，都待了三代了，依然不给他们城里的合法地位，不给国民待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的逼出流民来了，这是一批在农村待不了，在城里也待不下去，对城里人充满仇恨的人。这批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越来越多。到那时候，我们的这些据说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就不仅仅遭遇尴尬，而是碰见危机了。<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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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04 Nov 2009 09:32:4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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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钓鱼执法背后的古老顽疾]]></title>
<link>http://622007855.qzone.qq.com/blog/1257166744</link>
<description><![CDATA[                             <br>钓鱼执法背后的古老顽疾<br>                                     <br>张鸣<br>上海闵行和浦东区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引起了公愤。所以，原本就非常简单的违法性的执法，真相大白。后果是，有关部门道了歉，一大堆曾经被钓过的鱼，一起奔过来，要讨一个说法。跟众多被钓的鱼对应的是，这些部门每年上亿的针对黑车的罚款收入，现在看来，里面肯定有不少不是黑车的冤枉钱。<br>说起来，上海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起因是为了查黑车。查黑车尝到了甜头，查过了头，就找来钓子，诱良为盗，或者逼良为盗，结果惹出事来。黑车哪儿都有。中国的城市里，绝大部分黑车的存在，跟出租车专营有关。凡是想干出租这行的人，非得进政府特许的专营公司，接受一头牛身上扒N张皮的盘剥。同时，这些专营公司得以提高打的费用，形成标准的中国式的垄断，以行政力量阻止所有竞争者入场，维持高价，低质，高额利润。因此，所谓的黑车，就是没有拉客许可的车辆，自行拉客运营。他们这样做，委实是一种无奈，如果政府能放开出租车营运许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我相信都会变成正规而且守法的出租车经营者。<br>事实上，黑车是我们特别的专营制度逼出来的，只要这种制度还存在，黑车就打不绝。一个行政垄断的扭曲市场外面，肯定会存在一个与之竞争的黑市市场。不过，原来我以为，打击黑车，获利者只有出租车专营公司，有关部门又不是这些公司养的，有什么理由为他们的垄断利益卖命？现在发现我错了。打黑车的罚款，本身就可以变成一种强大的动力，只要有关部门给交通执法者一点特殊的政策，比如多少比例的罚款返回，比如允许罚款自收自支，这些执法者就会以百倍的努力，千倍的疯狂去做这件事。抓不到黑车了，就钓鱼，平白制造出黑车来。如果此番上海最高当局没有出头制止，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钓鱼执法，肯定会更加恶性的拓展，到什么程度，没人可以说得清。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在清朝，朝廷有时候会特意规定，官府里的衙役，不许随便下乡。衙役们下了乡，没事也会有事，没事找出事来，凭着来自官府的身份，从原本安分过日子的百姓身上，榨出银子来。据清朝的笔记，这些衙役的做法之一，就是钓鱼。<br>就这样，垄断的出租车专营公司，跟交通执法部门，形成了狼和狈的紧密关系。联起手来，合作愉快。黑车的确可以得到遏制，但如此执法的结果，肯定会把不黑的车也拖进来，不知最终会走到哪里。使得原本就公信力下降的政府，更加丧失民心。从嘴上提倡的服务型政府，变成牟利型政府。<br>政府自我服务，自我借权牟利，是中国政治的痼疾。不仅常设机构会这样，有的时候，原本为了兴一事而设置的机构，时间一长，对所兴之事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成了自生自养的体制怪胎，对原本该兴之事，反而有害。自古以来，只要政府或者政府染上这种借权牟利的毛病，就很难革除。政府也就不再是政府，而是大街上率兽食人利维坦。上海是当今中国窗口式的国际化大都市，然而，在这样窗口城市，居然出现清朝当年衙役钓鱼执法，自我牟利的现象，的确让人触目惊心，政府自身的现代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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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2 Nov 2009 12:08:1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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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title>
<link>http://622007855.qzone.qq.com/blog/1257128637</link>
<description><![CDATA[                             <br>给刘建军的序<br>今天的河北，在清朝叫直隶，是清朝地位最重要的省份。有清一朝，有两个地方督抚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直隶总督，而直督的分量还要大于江督。晚清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李和袁，任期都相当的长，整个晚清的大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人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唱的。当年的中国，没有首都直辖市一说，而直隶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超级首都直辖市，恰是因为这个因素，也由于晚清曾、李、袁的影响和作用，直隶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作为代议制语境下的地方自治的历史，直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br>地方自治，是晚清到民国一个很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戏目。由于这个戏的开锣，是以督抚专权和洋务运动为标志的政治格局演变为标志，所以，由晚清强人担任总督的直隶，地方自治的发育，相当成熟，自办谘议局以来，直隶的地方自治，有声有色，在地方治理、乡村建设和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局中，起了持全国牛耳的作用。<br>尽管如此，代议制语境下的直隶地方自治，从晚清到民国，却在以下降线行进。谘议局时代像模像样，议员的议政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比较高，进入民国，在袁世凯时代还差强人意，到了后袁时代，就王小二过年，一天不如一天。按道理讲，民国省议会的选举，后面的在形式上要比前面的强，但后面选出来的议员，素质却比前面的差，所谓的省议会，基本上成了军阀的传声筒以及跟行政机关分赃的场所，大多数议员，均以跟军阀和有势力的人物勾结，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大家不约而同，把进入议会，当成升官发财的一个台阶。<br>晚清地方精英的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的标志。以新科状元张謇办纱厂为代表，传统的绅士开始投身工商业，由士绅变成了绅商，一方面，传统的精英结构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从第一代的买办，演变成根基更深的绅商。此后，从清廷新政到民国鼎革的一系列政治演进，都有一代新绅商的影子。由这代带有旧士绅色彩的企业家，引出了第三代新式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全新的商务和企业管理观念。在晚清到北洋时期民国这个时间段，中国政治的舞台，除了军阀和新旧知识分子，大体上就是旧式士绅和绅商的天下，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轮到第三代企业家登台。<br>但是，绅商的变化，在各地是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参与政治的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事实上，凡是讲点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谘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完全有道理的。<br>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实习课。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当时转型，没有转好，以后还得转，所以，对当年的实习，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一点上说，刘建军的著作，对国人，尤其是现在自诩处在转型期的国人，很有价值。<br>刘建军是我的学生，跟我不一样，他是纯史学路数教出来的，硕士导师，是我的前辈河北大学的<br>黎仁凯教授，是为治学严谨的忠厚长者。纯史学路数的人，一般都恪守家法，做学问中规中矩，碰上我这样的野狐禅的老师，双方磕碰不可避免。还好，在这样的磕碰中，刘建军把文章做出来了，功夫下得很大，比如每个省议员的出身、来路，从当时的报纸上，档案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比照出来，写出这区区二十几万字，看过的资料数以千万字计。做历史的人，灵气当然重要，但只要走对了路，肯下死功夫，就可以出成绩。虽然说近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也有了一些，但刘建军的工作，却是不可替代的。<br>夸自己的学生，很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这个人，自以为还是有原则的，也很爱惜羽毛，无论内外，拿不出去手的著作，决不作序。其实，刘建军的著作，有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的老师在前面写上几个字都行，但是既然做了人家老师，人家文章又做的这么好，虽然自家贡献不大，奉命写上几个字，也自应该。<br>                                                  <br>张鸣<br>                                         <br>2008-10-19<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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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02 Nov 2009 02:11:4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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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周济走了，教育行政化走不了]]></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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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    <br>听到周济被免职的消息，不知怎么却高兴不起来。免职不是对周济先生的惩罚，有消息说他另有任用，十有八九是高升一步。产房传喜讯，人家升了。一个把教育糟蹋成一片废墟的人，最后的报酬是升迁，很可能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接任者会怎样做？不言而喻。至少大学，我看不出有什么希望，除非像南方科技大学那样，另起炉灶。大学的病，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救了。现在的教育部，就是一个行政化的大本营，谁上任，都得搞教育行政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部的利益最大化。<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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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1 Nov 2009 00:19:4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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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title>
<link>http://622007855.qzone.qq.com/blog/1256897867</link>
<description><![CDATA[                                       <br>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          <br>                                                               <br>张鸣<br>在今年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人大校长纪宝成也发言反对大学行政化，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我第一次感到，我们的校长说话这么靠谱，连他举的例子，说哪个老教授被处长训的一句话没有，我都知道是哪两个人。只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人大校长至今在位，大权在握，如果真的如此反感大学行政化，不比我等小民，其实是有事可做的。至少，可以在人民大学，反一反行政化，尝试一下教授治校。用不着真的反掉，做做姿态也好。<br>之所以这样说，不是苛求我们的校长。因为据我所知，在人民大学，学术行政化的病象一点都不比别的学校轻。远的不说，前年我所在的学院领导，肆无忌惮地用行政权力干预教授职称评定，跟我发生了冲突。在把事情闹上网之前，我曾连给校长写过两封信，结果石沉大海。最后在事先告知校领导的前提下，我将事情经过上了网，激成轩然大波。据说是让人民大学的声望受到了损失。还好，我们的校长没有像我们学院某些领导期待的那样，将我解聘。但最终事情还是不了了之，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的作为，有犯上作乱之嫌，校长才难以表态吗？<br>再举一个小事。大学里的人都知道，眼下各个大学要求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规定，是高校政绩大跃进的产物，而这个大跃进，属于典型的行政干预学术事例。无非是借行政强制，逼催出高校的发表量，借以在行政体系的评审中，占据高一点的位置。我们的校长，也曾当着媒体的面，公开表示反对这种做法。可是，至今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依然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否则不许毕业，从前还可以通融，用非核心替代，现在则斩钉截铁，非核心不可。这样一点小事，而且是校长曾经表过态的小事，在自己管理的学校里，居然都反不掉。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校长没有把承诺落实，还是下属机关根本就不买校长的账。<br>我知道反大学行政化，官僚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像我这样的小民，喊破喉咙，也毫无用处。但大学的一校之长，毕竟不是小民。要想做点事情，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虽然各个大学都规定非博士不能当大学老师，但厦门大学还是能把仅有专科文凭的谢泳聘去做了教授。虽然各个大学，包括巨无霸的北大清华，都对本科评估顺从如仪，但中科大的校长朱清时，却就是可以不买账。据我所知，作为人大的现任校长，纪宝成先生，至少在人民大学者这一亩三分地上，还是有权威的，也做成了许多别人做不了的事。可是为什么对他所讨厌的大学行政化，一点动作也没有？<br>也许，我们的校长刚刚意识到大学行政化的危害，也许，是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行将离开校长岗位。中国的国情，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官员，总是会说点实话。即便如此，我依然相当感动，实话晚点说，总比不说好。光说不做，也比不说也不做好。<br> <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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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30 Oct 2009 10:06:3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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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保研的灰箱何时见光]]></title>
<link>http://622007855.qzone.qq.com/blog/1256563413</link>
<description><![CDATA[保研的灰箱何时见光<br>张鸣<br>这两天，北大经济学院出事了，有人发帖，声言两位学习成绩垫底而且有挂科（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只因为是官宦子弟，父亲跟北大某权要有交情，得以保研，即保送攻读研究生。接下来，北大经济学院出面辟谣，说是帖子上说的两名学生没有挂科。学院所为，完全符合规定云云。可是，经过好事者人肉搜索，两位的父亲的情况，确如帖子所说，是东北某地政府要员。至于两位成绩如何，由于北大学生成绩保密，搜是搜不出来，而北大经济学院，看来似乎也没有将之公开以释疑的意思。所以，尽管网上吵翻了天，事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br>其实，不仅北大保研的事成谜，其他大学保研过程，也谜团重重。最混沌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工作保研。北大经济学院这两位引起争议的学生，恰恰就是这种暧昧的工作保研。此外，还有所谓艺保（艺术特长生保研）、社保（社会工作保研，比如支教后读研）、国保（做国防生保研）等名目，每个里面水都挺深的。之所以水深，就是因为正常保研的标准，在这些名目里，都不适用。甚至可以说，这种名堂的保研，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绩标准，上面想让谁上，就可以上。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个中人，估计很难弄清。最要命的是，学校的有关部门，也根本无意公开保研者的资料，想让人说里面没猫腻，都有点困难。<br>中国的高等教育，读硕士研究生跟美国不一样。除去某些专业硕士之外，美国的硕士研究生是读博的一个台阶，只要想拿，就可以拿，拿了硕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一定高看你一眼。但是，我们中国的硕士，是一个实在的学历阶梯，一般来说，硕士的社会评价要高于本科。政府机关，两者还有工资差别。因此，自从恢复研究生考试以来，考研在多数年景，都是一个竞争相当激烈准高考。重点大学拥有给予部分优秀学生保送读研的特权，因此保研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正常的保研，各个学校大体上按分数排，高分则取，于是，分不够的人，就走工保等门路。可以说，自从有了这么些名堂的特别保研之后，保研，在事实上已经变质了。<br>当然，按分保研，也未必合理。比较合理的保研，应该分数和教授推荐相结合，让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说了算，因为教授才能了解那些学生真正具有学术潜力。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学者也未必能一秉大公。在没有学术共同体的情况下，学者舞弊，基本上都不可能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且在学术行政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学者的脸面也不值钱，社会上有的坏事他们都能做出来。因此，按分数保研，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像高考按分投档一样，虽然未必真正公平，但总比权钱交易强得多。<br>因此，北大经济学院，若要真的想止谤，消灭内外的流言，唯一的途径是彻底停止各种不合规矩的保研。实在要保，也得公开所有候选人到资料，让学院的师生公开品评，或者投票。如果不这样做，继续使保研过程保持灰箱状态，说完全不知道吧，还知道一点，至少，被保者的情况，他们的同学是瞒不住的。说知道吧，什么资料也不公开。为什么这几个人被保，也没有个说明。这不明摆着，就是让人非议呢嘛。<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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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6 Oct 2009 12:41:4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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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2009年10月24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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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官员国学热，烧的是什么火？<br>                                                        <br>张鸣<br>国学热，已经热了好一阵子了。先是民间，然后大学，现在已经火已经烧到了官场。成都温江区提倡官员学国学，把国学学习情况，纳入干部考核。似乎是说，温江区的官员，学不好国学，考核就有问题，升迁要犯啰嗦。<br>到目前为止，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事实上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谁也说不清。国学这概念的提出，是晚清民国的事。跟国术（武术）、国医（中医）、国剧（京剧或者平剧）属于同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国术、国医和国剧所指还算清晰，唯独国学，从那时起到今天，一笔糊涂账。说起来，一系列“国”字号的概念提出，是被“西”字号的玩意给逼的。西学东渐，中学衰落，有人感慨国将不国，于是提出来国学这个词。最初，所谓的国学仅仅侧重于经学，既讲义理，也论考据。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史学和子学。但是今天人们嘴里的国学，已经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凡是中国的玩意，都可以装进去，天文地理不说，小说戏剧也在里面。把原来的国剧，也吞进去了。用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话来说，他们讲的是四部之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包含京剧剧本也就罢了，连京剧唱念做打也一并包进去，那人家国剧干什么去呢？<br>当年提倡国学，要是为了拯救传统文化，还是可以理解。如果是为了重振传统，用经学救国，就比较可笑了。同样，今天如果人们学点传统的东西，读读论语、孟子，念念唐诗宋词，尤其是跟自家孩子一起读，是个好事。总比闲来无事打麻将赌博强上百倍。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益人心智。可是，如果像某些提倡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重建儒学的独尊地位，把儒学尊为国教，靠儒学或者国学重振国威，治国平天下，那可就离谱了。国学如果能救中国，近代中国就没有可能总是挨人欺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代接一代地引进西方的器物、学术和思想，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艰难地在现代化之途上跋涉。<br>我相信，未必我们的官员，都像某些儒学迷和国学迷那样，视国学为救世的法宝。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对国学有功利的期待。至少，在某些官员眼里，国学的某些成分，可以帮他们做好官，可以从中学会很多治人治国之术。也可以让下属，学会怎样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国学，一般性的读读，倒也无妨。如果真的迷进去了，忘记了我们身处的时代，在上者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君，在下者毕恭毕敬权当自己是臣，就难免走火入魔了。帝制时代，科举考试，无论考什么内容，儒学都是必不可少的。明清考八股，代圣贤立言，都是就四书五经说事，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作为范本，出了范围，不惟考不上，还要治罪。这可以算是国学进入古代官员考核的典范，今天成都温江的做法，跟古人比，不过是小巫而已。<br>要不要学得更彻底一点，干脆重新考八股，像某些热衷此道的教授鼓吹的那样，真正让国学威风一回？重回大唐有点远，干脆回到大清吧。官员们，醒醒，这行吗？<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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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24 Oct 2009 02:12:5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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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自主招生改革，关键是打破黑箱]]></title>
<link>http://622007855.qzone.qq.com/blog/1256196904</link>
<description><![CDATA[                                        <br>自主招生改革，关键是打破黑箱<br>                                                         <br>张鸣<br>有消息说，清华、上海交大等五所大学，明年自主招生部分实行联合招考。媒体很兴奋，似乎抓着了大鱼，认为这是高考改革的尝试。其实呢，这五校联合招考，仅仅限于自主招生那5%的范围之内，即便如此联合的部分，也只有共同基础部分，面试还是各搞各的。如果说此举节省考生的费用，也相当有限，只省下一门课的考试费用，参加完清华的面试，若要去上海交大，还是得去趟上海。当然，如果能把这种自主招生联考的模式，用来取代高考，的确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这样的做法，民国时期早就有大学做过了，而且做得比现在这五校联合还要好。如果真要改革，学学民国就行，用不着费心费力搞什么古已有之的创新。<br>不过，就目前重点大学自主招生这个话题，我们倒是可以说点别的。当下重点大学5%的自主招生名额，来自于教育部的恩赐，据说是让这些大学借此招一点具有特色的考生。满足一下这些学校保持“特色”的需要。但事实上，这块自主招生自留地，很多学校招生过程并不透明，实际上成为学校有关部门，权钱交易的一种机会。由于自主招生可以大幅度降低分数，很多原本考不上这些大学的考生家长，就可以借机打通关节，让自家孩子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这些大学。很多学校，自主招生实际上是个黑箱，最多也是灰箱，因此，交易也就容易发生。在一些学校，自主招生要花钱，成了公开的秘密。不仅花钱，还得有人。<br>首先，什么是特长的学生，是言人人殊，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最早，特长生专指文艺和体育两个方面，招来的学生，不会打球赛跑，就得能吹拉弹唱。现在特长的范围似乎无限扩大了，参加过航模比赛，会写诗，都叫特长。有钱的家长，花钱给孩子出本小说，出本诗集，都算有特长。即使根本无从查对这些小说和诗歌到底是谁写的，也算。<br>其次，特长生招考的过程，往往不透明，谁能过关，能被淘汰，学校的有权者往往有很大的操控能力。笔者就听到过很多故事，说是某人花了钱没有找对人，结果最后一关被淘汰，某人找对了人，结果尽管面试结果不好，依然过关等等。说的有鼻子有眼，有名有姓。笔者不是纪检人员，没有侦查案件的权力，也无力查个究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主招生肯定存在标准不统一，过程不透明，难以服人问题。每年几所重中之重的大学自主招生，都会引起网上的非议。这种招生，即使在这些特招人注目的大学，尚且存在争议，至于那些人们不注意的学校，就更有问题了。<br>这些大学如果真的要进行自主招生的改革，首先要改的，我以为不是什么联合招考，而是自身的公开公正和透明。道理很简单，如果真的实现统一高考的改革，实行各校自主招生，公开公正问题不解决，就像眼下这样让人疑虑重重，高考改革就彻底砸了。因为，对于高考制度的改革，人们最大的疑虑，就是各个大学自主之后，能否保证招生的公正性。<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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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22 Oct 2009 06:46:0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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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被迫变成“托儿”的北大]]></title>
<link>http://622007855.qzone.qq.com/blog/1256033439</link>
<description><![CDATA[被迫变成“托儿”的北大<br>张鸣<br>在北大的简介上，北大自称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虽然有点不大谦虚，却也差不太多。毕竟，在中国的境内，敢说超过北大的大学，好像还没有。所以，尽管近年来北大惹来的非议颇多，总断不了有事让人说三道四，每每有人感慨，北大滑坡得厉害。但是，旅游车还照样一车车开进北大，大多数的学生，还是以能上北大为荣。多数的学者，北大能招他进来，只要条件差不多，还是乐意应命的，尽管进来之后，该骂街，还会骂街。<br>最好玩的是，北大还是总是扮演某些人“托儿”的角色，虽然自己未必全然心甘情愿。有教授进北大校园上了一节课，尽管只是进修班的，课毕，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在北大讲课。然后让人在大字旁，给他照张相。有教授偶尔被不知北大的哪个小社团，请去做了一次讲座（注意：这样的事很多，有时候，连读了几行论语的保安，也会被请的）。然后逢人便讲，兄弟在北大讲座的时候如何如何。<br>跟北大内外众多的公司相比，这些教授不过是玩闹的小巫。这些公司说起来跟北大没什么关系，但只要能挤进北大周围的写字楼，最好是产权属于北大的写字楼，大抵就会跟挂着北大招牌的什么中心有了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接下来就挂着北大的招牌办班招生，原先是经济、管理和法律，现在连国学也能骗钱了，孙子兵法自不消说，连孔子、老子据说学了都能挣大钱。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从历史看管理的班。虽然这两年清华这样的班办的日见其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讲牌子之老，名目之广，还是不如北大。<br>如果有人较真，细查起来，这些班没一个是北大官方办的。但这些挂北大招牌的班，北大却也从不认真查一查，取缔就更谈不上。任由这些江湖草台班子打着北大的招牌招生，大家一起玩暧昧。更有意思的是，招来的学生，尽管最后发现讲课的人，并非招生简章上开列的北大大牌教授，也很少有人会像前一段清华类似进修班的某学员那样，较真打官司。学员们要的，无非是一个在北大进修的经历，正门进不来，这样旁门左道挤进来，也将就了，反正很多人都是官家出钱，自己也不亏什么。<br>连名满天下的上海余大师在宣布封笔多日之后，再做冯妇，从新出书，居然也跟北大有了瓜葛，书名赫然：《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打开一看，原来不过是余大师在凤凰卫视《秋雨时分》的那点文化唠叨。依稀记得曾经看过一眼这节目，好像记得下面没观众来的，怎么会变成北大学生问学于他了？凤凰的节目，兴许也会有北大人在看，但似乎没有哪个节目是北大学生的专场，看来，这回，不仅北大，连北大的学生，都成了余大师新书的托儿。不知余大师新书版税收入中，北大学子能分点成否？<br>不管怎么说，北大之所以总是做托儿，无论被迫还是半推半就，还是因为北大尚有利用的价值。但如此不爱惜自己的名声，任由一干公司和名人胡乱糟蹋，频繁给人当托儿，说明北大的确离大学越来越远，迅速地滑向学店。那点可利用的价值，照这样用下去，很快就剩不下多少了。<br>  <!--v:3.2--> ]]></description>
<category><![CDATA[个人日志]]></category>
<author><![CDATA[622007855@qq.com(张鸣)]]></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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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20 Oct 2009 09:56:3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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