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刘柠]]> http://622007865.qzone.qq.com Fri, 27 Nov 2009 02:30:27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06 Apr 2009 01:32:00 GMT <![CDATA[朝鲜成功发射火箭，东北亚局势更趋复杂(for《南方都市]]>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8982307 刘 柠

据美、日、韩多家媒体报道，4月5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从位于朝鲜东北部日本海沿岸的咸镜北道舞水端里的发射基地，发射了一枚疑似远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据美间谍卫星和日自卫队导弹追踪系统监测，运载火箭的第一节坠入日秋田县以西约280公里的日本海，第二节则坠落在日本以东27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因飞行物从日本列岛高空通过，并无中途坠落之虞，日自卫队未予拦截。日政府随后确认了国内没有因高空下坠物体而受害的状况。

发射后不到半小时，朝鲜中央通讯社宣布成功发射名为“光明星2号”的“试验通信卫星”。与此同时，正在捷克访问的美总统奥巴马表示：“（朝鲜）发射‘大浦洞Ⅱ型’导弹，明显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1718号决议”，是一种“挑衅行为”，“对东北亚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声明将与日韩协调，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在日本的动议下，安理会于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发射火箭的问题；美日韩在向平壤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旨在制裁朝鲜的协调机制已经启动。日本率先出台把即将于本月13日到期的制裁措施延长一年的方针，届时，“万景峰”号等朝鲜籍货船将被全面禁止入港；作为追加措施，禁止对朝出口及根据日外汇管理法，从日本向朝鲜汇款的申报基准额度也从3000万日元降至1000万日元等方案亦在检讨之中。

平壤此番发射，虽然是一个事先张扬的行动，但由于对时机的精心选择（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G20）的节骨眼），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国际社会的“问候”。这带来双重，乃至多重的效应。轰动效应自不待言；而平壤更加关心的，无疑是轰动之后的实效：桌子掀翻了，如何收拾？只有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各方的利益才可望凸显。这正是其一而再、再而三铤而走险，奋起博弈的原初动机所在。对于平壤基于某种生存本能的本体性冲动，只要美国开出的条件不足以维系其底限安全，类似的博弈行动便不会停止。

就此番火箭发射的实效而言，虽然美日韩等国对火箭搭载的先端装置究竟是人造卫星，还是弹道导弹，尚有待确认，但均不怀疑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就是说，其运载技术已大体过关。美国倾向认为，平壤发射的是射程为4300-6000公里的“大浦洞Ⅱ型”弹道导弹或升级版（射程在10000公里以上）。对朝鲜来说，本次试射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射”，而且无论如何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无关到目前为止的六方会谈谈判结果。因为，3年前的试射——7颗导弹未及越过日本，便纷纷坠入日本海的失败，不仅白白招来了安理会1718号决议的谴责，而且被证明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极大挫伤了平壤的自尊，实际上也削弱了谈判的筹码。所以此番成功发射，首先是一雪前耻；同时，也以自己的实力证明“打到阿拉斯加”不是妄言，以这种“强硬对强硬”的形式，叫板奥巴马新政权，无疑最富实效。这样一来，奥巴马的对朝政策和班底，恐由不得其“精雕细刻”，出台可望加速。

但此举风险俱在。由于美布什政权后期的对朝政策妥协，1718号决议已形同废纸一张。在美日韩等国施压、运作下，此前执行不力的有关制裁条款将被导入可操作性措施，执行力度可望强化。事实上，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在发射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旨在制裁平壤的新决议草案，如能获得通过的话，平壤将付出相当的代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即使最后证明朝鲜发射的不是卫星，而是导弹，中国也未必会同调美日韩。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因平壤的火箭发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各自的利益算盘再次被打乱，亟需重新调整步调。这方面心态复杂、尴尬者如日本：既无力阻止平壤发射，为了自己的国土安全，只有祈祷其发射“成功”（同时做好了其万一不成功而拦截于日本土之外的一切准备）；而其一旦发射成功，势必增加对美的谈判筹码，而日本迟早要为美国分帐，要么就在六方机制中越来越被边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跟平壤历次大胆博弈的结果一样，唯一的受益方是博弈者，其他几方除了被动地再陪着玩一局外，什么也得不到。不仅得不到，还得自掏腰包，继续支付新局的筹码。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8982307#comment 0 Mon, 06 Apr 2009 01:32:00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8982307 <![CDATA[西松献金危机使日本政治前景“清晰化”？(for《南方都]]>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7128952 西松献金危机使日本政治前景“清晰化”？(for《南方都市报》3月15日)
刘 柠

因接受“西松建设”公司违法政治献金，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嫌疑，日本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的首席大秘、小泽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逮捕逾10天。随着司法调查的深入，盖子进一步揭开，危机之火已延烧到一些执政自民党的高官、阁僚：现任经济产业大臣二阶堂俊博、首相辅佐官山口俊一、国土交通副大臣加纳时男及党内大佬、前首相森喜朗等纷纷退还来自西松的“问题献金”。小泽虽然仍强调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口风已明显软了下来，并开始向国民道歉。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危机之下，没有胜利者。据日《每日新闻》3月8日民调，对小泽关于事件经纬的说明，八成国民表示难以认同，主张小泽应引咎辞职者达57%；另一方面，虽说敌人突然消失，但麻生政权的支持率却并未因此而出现明显反弹，以如此之低的支持率而维持“红旗”不倒，倒真令人称奇。面对“麻生太郎与小泽一郎谁更适合当首相”的提问，回答小泽者只有13%，比事件发生前掉了一半；而回答“谁都不合适”者则超过七成。在众院大选（日本众院选举为政权选举）前夕，执政和在野的两大政党的党魁均失信于民至此，从侧面诠释了政坛“正规军”几近全军覆没的状况之深刻。

直接的损失当然是民主党。面对众院的随时解散及其后的大选，民主党方面本来已做好了接棒的一切准备，用小泽的话说，此乃政权更替的最后时机，背水一战，志在江山易手，全党已进入临战状态。各种民调结果表明，民意已经开始向民主党倾斜。这里既不乏民主党和小泽的铁杆拥趸，也有对麻生和自民党失望透顶而中途倒戈者。无论如何，小泉之后连续三任内阁都玩不转的现实，使国民开始质疑自民党的执政能力：出于“既然你玩不转，就该让别人来练习一把”的民主主义社会通识，越来越多的选民把视线和同情投向了民主党。但事实上，民主党不仅缺乏执政经验，更缺乏人才。即使凭借其“反自民”色彩一时赢得选民的支持，也肯定难以为继，下一届被树大根深的自民党再反盘几乎是板上钉钉的“行情”。但纵然如此，如能换来真正意义上轮流坐庄的两党政治和自民党的“停职反省”及反省后的洗心革面，对国民和社会来说，也未尝不是幸事。正是基于诸如此类的社会心理，民主党和小泽才人气飙升。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如此关键的节骨眼上，接受司法调查，曝光政治黑金丑闻，民主党之搓火可想而知，难怪党内一致谴责“国策搜查”，目的是“妨害选举”，拼命暗示事件的“阴谋论”背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执政党“狗急跳墙”，操纵司法背后搞鬼的嫌疑，但自民党自身也被延烧之火燎了一把的事实表明，日本三权分立的司法独立体制大体上还算靠谱。进而，东京地方检察院方面出面证实，之所以选择此时机采取行动，是因为被认为数额特别巨大的小泽“问题献金”2100万日元中的最大一笔进账700万日元，将于本月末迎来5年的法律追诉时效，“如此违法行径，岂能坐视？”而充分估计到问题的敏感性及其对舆论的震荡，出于尽可能不影响国民生活的考量，检方选择在2009年度预算案在众院通过（2月27日）之后采取行动，可谓用心良苦。

黑金政治是日本社会久医不治的痼疾顽症。著名政治记者、《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回忆录中披露：“当了政治家，从大佬那儿拿钱。拿了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小的们。在当时的政界，这是铁则。虽然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随着《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强化，报纸也拼命抨击金权政治，最近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了，固然是好事，但我不认为这种陈规已完全绝迹。”70年代，田中角荣大力推行所谓“土建国家”政治，孕育了在公共事业建设活动中官商勾结的特殊利权构造，小泽其人昔日曾隶属的原自民党田中派的“道路族”政客，至今仍执其牛耳。国民对此的怨愤已非一日之寒。尤其在经济大萧条的今天，没有什么比黑金政治更能激起人们道德义愤的了。可以想象，受此一击，不要说尚未接棒的民主党吃不消，就连坐庄已久的自民党也难保不会“地基下沉”。因为后者正是这种利权构造的始作俑者。

而这种情况下的大选，一种可预见的可能性是“主体缺席”：即自民、民主都无法单独过半，不得不选择盟党来联合坐庄，从而形成“自民-公明VS民主-社民-国民新（或共产）”的构图。近10年来，日本政局似乎还从来没有呈现过如此清晰化的“景深”。不过，话说回来，谁都看得出，如此“清晰化”构图的背后，意味着一个更加混乱、持久的“战国”时代的到来。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7128952#comment 2097152 Sun, 15 Mar 2009 14:33:33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7128952 <![CDATA[西松政治献金案：麻生和自民党的转机？(for《搜狐评]]>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6220528 西松政治献金案：麻生和自民党的转机？(for《搜狐评论》3月5日)

刘
柠

3月3日，因非法接受“西松建设”违法政治献金的嫌疑，日本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的首席大秘、小泽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西松建设公司前社长国泽干雄及该公司原总务部长冈崎彰文。当天及翌日，特别搜查部还对位于东京都港区的陆山会事务所和位于岩手县奥州市的小泽老家的事务所实施了强制搜查。消息一经报道，舆论大哗：民主党及小泽本人再次被置于“黑金政治”的质疑之下。

据检方透露，此案为对西松建设公司前社长将一笔在海外筹措的巨额资金未加申报便携入国内的违反外汇管理法旧案的调查过程中，意外浮出水面的新案。西松建设以两个分别由公司退休干部担任代表的团体（“新政治问题研究会”和“未来产业研究会”）的名义，从2003年至2006年的四年间，向陆山会捐赠了2100万日元。这笔钱名义上是两团体的“会员”及其家属缴纳的“会费”，但实际上，所谓“会员”均来自西松建设，而所缴“会费”，也悉数由西松建设以奖金的形式一并支付。换句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钱全部都是西松建设的政治献金，两团体不过是西松建设的替身而已。而陆山会方面明知资金源自西松建设，却欣然接受，并在收支报告中“虚伪记载”——记为两团体的“捐款”，回避了源头的西松建设。

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政治团体接受以他人名义或匿名提供的赠款；企业提供的政治献金，则仅限于对政党及其政治资金管理机构。如此规定，旨在防范企业或团体与政治家个人之间直接或变相的、政治资金名目下的贿金授受行为。

被认为有行贿嫌疑的西松建设公司，是一家名声颇成问题的“前科企业”（顺便提一句，这家公司前身为战前的“西松组”，因战时强掳并虐待中国劳工，1998年被5名中国劳工向日广岛地方法院起诉，要求道歉和赔偿。2002年7月，二审原告方胜诉。但2007年4月被日最高法院在终审中扳回。）几年前，前任社长便曾被以上文中提到的违反外汇管理法的罪名起诉，法人被课以罚金。虽然这家公司被认为在过去10年来，至少炮制过逾10亿日元的政治黑金，但此番事件中所起用的秘密管道则系首次曝光。据说，通过这条管道，西松公司已对近20名执政、在野党的国会议员或县知事提供了总额达4.7亿日元的政治献金。如果这次陆山会方面相关责任者的罪名被坐实，而此前以同样形式接受过来自同一渠道的献金，且当事政治家被认为在接受资金时并非不知情的话，理论上亦有被治以同样嫌疑的可能。因此，此案的调查备受瞩目。

面对指控，小泽和民主党方面，立即做出高调反弹：小泽在党的干部大会上表态说，“所有政治资金都经过合法的严格手续，完全没有问题”；而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则在事件发生的时机上做文章（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众院大选临近之时），暗示事件的“阴谋论”色彩（“大有国策搜查的氛围”云云）。但民主党方面做出的强硬对决姿态，并不能缓解舆论的压力，几乎所有媒体，不分左中右，一致要求小泽对违法献金嫌疑做出说明，履行政治家的责任。《产经新闻》的社论更开宗明义指出：“小泽的责任是明摆着的。”空气对民主党相当不利。

日本建筑业，历来是黑金政治的渊薮。大型建设公司在建设项目的竞标中，为了得到订单，不惜行贿政治家，以利自己的胜出。这种政治与建筑业者的“粘连”，造成了“建设族”、“道路族”等既得利益利权阶层的出现、坐大，戕害了政治，是社会的顽疾，从田中角荣时代至今，始终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对此，国民早已怨声载道，深恶痛绝。

本来，由于麻生首相在应对金融危机、出台景气对策等问题上的反应过于迟缓，其政权支持率持续低迷，相当多的国民出于对自民党的失望，在内心已经开始向民主党倾斜。民主党自身也做好了接棒的准备，小泽多次放言不惜赌上政治生命，全力谋求政权更替。事实上，自民、民主两党面向众院选举的选战已然打响，只待麻生一声“解散”（众院）而已。不偏不倚，单挑这种节骨眼，暴出政治献金丑闻，对民主党的打击可谓是摧毁性的，难怪其党内高官端出了“阴谋论”的揣测。虽说日本是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执政党和政府对司法的影响仍不容忽视。此次事件，被检举者除了民主党政治家外，还有自民党人士，但先拿民主党开刀的事实，难道仅仅是按非法献金额度大小排序的结果吗？也许正因为背景的高度复杂、敏感性，事件发生后，自民党和政府方面相当低调。毕竟，在这种时刻，任何高调的表态，稍有不慎，都有可能授人以柄，或被国民看成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况且，有迹象表明，自民党自己也难撇清干系，随着调查的展开，延烧之火接下来会烧到谁，现在还说不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无论对在野党，还是执政党。民主党之“危”，也未必就是自民党之“机”。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6220528#comment 2097152 Thu, 05 Mar 2009 02:21:50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6220528 <![CDATA[自由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for《南方都市报》08年11月23日)]]>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4236737 自由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for《南方都市报》08年11月23日)
刘柠

在日本，近年来，由新闻媒体发起的对历史问题及战争责任问题的检讨明显多了起来。其中动静较大者，有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纂的《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一书（日文版于2006年7月出版，中文版于翌年推出），在中日两国的知识社会均引发了强烈的话题效应。但对新闻媒体来说，最“边缘化”的选题，其实莫过于自身历史的问题，这也是到目前为止鲜有媒体描绘关于媒体的历史的主因。而任何一个敢于自诩“公器”且负责任的媒体，要想思考并切实履行作为公共舆论平台的社会责任的话，面对过去，检讨自己在过往历史中的扮演的角色虽然相当沉重，但却是必要的功课。

《朝日新闻》推出的题为“新闻与战争”的大型系列调查报道（同名著作于今年7月由朝日新闻出版社推出），连载一年，系统而深度地考察这家大众传媒的百年老店在从“满州事变”（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到战败的历史中的角色、作用，以自我解剖、反诸求己的姿态，回答“为什么报纸没能制止战争，反而陷入战争协力的深渊”的本体性追问，在大胆回应媒体责任问题的同时，也为现代传媒社会中媒体的公信力问题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注脚。如此“出位”的历史反省、检讨，某种意义上，是最初的，很可能也是最后的尝试。对当事者的采访是不折不扣的与时间的竟跑：战时任《朝日新闻》记者的松林冏，去年被采访时高龄102岁，在连载结束前夕，于103岁生日的翌日去世。

“如果哪天《朝日新闻》突然变调的话，可要小心了。”这是一名读者孩提时代耳熟能详的长辈的口头禅，它一方面诠释了彼时《朝日新闻》在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其从主张和平主义、国际协调到向支持战争的急转身对国民心灵的烙印之深。事实上，不仅《朝日新闻》，也包括当时有影响的其他自由主义媒体，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协力，“十五年战争”（日本现代史划分，指从“满州事变”到战败十五年的历史）之“进行到底”是难以想象的。正是新闻媒体从战争批判到被迫噤声，从不情愿到情愿，从半推半就到全面协力，直到完全成为喉舌、道具的蜕变，才为军国主义化国家打造战争意识形态、实行战争动员铺平了道路。

作为拥有世界最大规模读者群的大众媒体，战前和战时的《朝日新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纸，而是整合了报纸发行、新闻制片、各种以报纸为名头的商业活动，甚至航空运输等事业的立体化经营的报业托拉斯（不仅《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也大同小异）。以航空事业为例，“满州事变”时，报社拥有社用机15架，用于战地记者、新闻原稿和摄影菲林的运输；朝日航空部干部的一句大实话——“紧急情况下，可于30分钟内出动（飞机）”，令军部都为之色变。一般说来，对一家新闻媒体历史的检讨，对其社论、社评、重大事件报道及其背景的分析当是主要的作业，但如此平面化的叙事显然难以涵盖像《朝日新闻》这种“传媒大物”的历史。除了作为新闻纸的内容（报道、评论）产品之外，战争新闻纪录片的摄制及在各地的上演，对女性劳军活动的动员、组织（如“国防妇人会”、“日满妇人同志会”等），与名作家的“笔部队”合作推出前线报道及组织归国巡回讲演会；进而，后援“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募集活动，战争末期召开旨在动员少年志愿兵参战的“少国民总决起大会”……至此，标榜“自由主义”的新闻纸“客串”了一把激进的国策协力动员者角色，并几乎反客为主，乐不思返，因为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为报社带来了报纸购读人群扩大的高附加值。

报纸成功的秘诀是独家性、垄断性。而战时，新闻人要想获得独家消息，唯一的办法是对军界“公关”。于是，以《朝日新闻》的影响力，频频组织劳军活动、壮行会，曾几何时的自由主义意见领袖、报社的首脑亲赴“满洲国”拜会关东军的头面人物；凭借与军界的“良好关系”，殖民主义的铁蹄践踏到哪里，新闻社的支社、支局便开到哪里，从台湾而朝鲜，从“满洲”而南洋。在新闻媒体理应自觉保持的与国家、军部的“距离感”丧失殆尽的同时，新闻人不自觉地走上了与后者“一体化”的道路，战地记者和“笔部队”的作家们脱下西装，换上军服，像军官一样武装到牙齿；报社的社用机、飞行员被海军征用，作为回报，用海军提供的汽油，在前线与日本内地间空运写真菲林。直到此时，媒体人仍乐此不疲。很少有人想到，他们是在一条被称为“通往奴役的道路”上的被绑架者。

很快，随着败色愈浓，舆论弹压升级，军部和内务省的新闻检阅和对新闻媒体的压迫日益表面化，自觉协力如《朝日新闻》者居然也屡遭社论在付印前撤换，甚至撤换也来不及，被迫“开天窗”的异常状况。至此，新闻人开始感到战争的真实情况无从报道、公开的矛盾和压抑，但为时已晚。随着“通稿”式“官制报道”的日常化，连不同媒体间独家消息的竞争都不存在了，报纸完全成为军国的“喉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末期，《朝日新闻》的社员与社屋一并被军需产业征用，为印刷制版而开发的技术，被转用于军用飞机设计图的扩大、复制；以东京本社的摄影部长为首脑，在位于名古屋市名东区的“中部总局”所在地，设立“航空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名古屋工场”，代号为“护国第4476工场”。战前的反战舆论重镇沦为战时的兵器制造基地，历史的嘲弄确实够狠。与狼共舞的新闻从业者们，被剥夺的不仅是新闻专业精神，连新闻职业的饭碗都被端掉了。对此，本书作者归结为，“要笔，还是要生活，这是作为新闻媒体要有所觉悟的问题。”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日本著名作家井上Hisashi指出：在这种“鱼与熊掌”式的两难抉择中，“作为个体的记者不得已选择生活”，本无可厚非。但是，“记者选择笔，而报社捍卫记者的生活”，“只有理解该原则的媒体经营阵容的存在，才是一家好报纸的条件。”

不过，历史、客观地看，井上的话，其实也不无复杂问题简单化或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事实上，《朝日新闻》之所以以“满州事变”为拐点，摒弃此前的自由主义和平道路，突然在社论中变调，实现向所谓“国益拥护优先主义”的支持战争的编辑方针转型，其实恰恰是与报社首脑们的捍卫从业记者的生活、做“好报纸”的主观愿望分不开的。唯其如此，出于对军部压力下发行数量减少的不安（及对扩大发行的期待）、对孤立于大众的精英主义的恐惧及对“满蒙权益拥护论”的暧昧立场，让这家老牌的自由主义大报在危急关头“华丽转身”。这与其说是报社高层对经营战略的误判，不如说是历史的吊诡。所以，战后被占领时期，先有报社的记者工会要求追究报社高层的战争责任，从而掀起被称为“社内革命”的社内民主化运动，后有报社首脑遭美军当局（GHQ）整肃，黯然下台的一幕。而被整肃的个别人士口中的“《朝日新闻》曾经是自由主义媒体”云云的辩白，在历史的浓重大幕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可怜、可笑。

回过头来看，截至“满州事变”前夕，《朝日新闻》作为“自由主义”报纸，尽管主张以裁军、普选权、国际协调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路线，但在当时被看成日本最大“国益”所在的满洲权益问题上，则始终持暧昧的肯定立场，基本不脱“对内宪政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套路，与力倡满蒙权益放弃论的石桥湛山和坚持批判军部立场的横田喜三郎等铁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已然拉开了距离。正由于这种学理立场上的内在矛盾，一旦政府、军部方面有何风吹草动，报纸经营受到某种压力，轻易便放弃原来立场，改弦更张，其实未尝不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即使在转向后，按绪方竹虎等报社首脑原来的意图，仍然幻想一面与军部构筑和谐，一面以此为依托，试图保留些许批判、抵抗的萌芽，伺机东山再起。但如此首鼠两端的文人小算盘，显然跟与狼共舞的主旋律太不合拍，且对诸如介入的深度、罢手的时机、何时反守为攻等问题，既无战略性通盘考量，也缺乏对抗的勇气。共舞的结果，只有被“狼”牵着，一步一步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是不言自明的。

战后，出于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更由于冷战和基于冷战需要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型，与德国战前、战时的报纸遭悉数废刊的命运不同的是，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日本主要报纸，经过短暂的整肃，均得以保留。《朝日新闻》也在反省其“战争协力”的不光彩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了“重新出发”，并以彻底反省、批判侵略历史，坚决捍卫民主主义普世价值的主调，再度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左翼舆论重镇。此番烛照历史暗部，挥刀自宫式的反省，纵然其深度和成果有待检讨，但其反诸求己的决绝姿态本身，尤其是从逝川中抢救正面临湮灭的战争历史资料的艰苦作业，无论如何值得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大众传媒的百年老店，从战前到战后不止一次遭保守派军人和右翼分子血洗的报纸，不但担得起读者的敬意，而且值得人们阅读并继续阅读下去。

《新闻与战争》：（日）《朝日新闻》“新闻与战争”采访班著，（日）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7月版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4236737#comment 134218240 Tue, 10 Feb 2009 03:32:17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4236737 <![CDATA[漫长的战败(for《南方都市报》08年10月19日)]]>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1652855
漫长的战败(for《南方都市报》08年10月19日)


刘
柠


回过头来看， 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那个头一次出现在收音机里，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的声调高亢、口气拘谨、用词古雅的被称为“陛下”的44岁男子所宣读的《终战诏书》，并未能向日本人传递关于“战败”的明确信息，在这篇以非日常的日语文言草就的御诏中，从未出现诸如“投降”或“战败”的措辞。天皇只是简单地评述说“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吩咐国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在重申“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后，他语气沉重地提及敌国的暴行：“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进而，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为万世开太平”，乃“朕之圣意”。以某种极富仪式感的形式，耻辱的战败宣言被置换为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及其个人崇高道义的庄严背书。

难怪当时很多国民听不大懂，他们懵懂中只知道“终战”——战争结束了。不仅如此，就连两周后的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正式举行的受降仪式带给日本社会的，更多的也是某种恍惚、麻木感，类似经过长期极度疲惫后的虚脱状态，其典型的临床表现为集体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

所以，在天皇玉音放送结束后，选择“玉碎”的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要少：大约有几百人，而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后者从来就没有一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媲美”的疯狂信仰。

当善于做秀的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口衔玉米芯制烟斗，从东京郊外的厚木机场首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的时候，并未遭遇预先设想的丛林战、巷战等恶劣情况，相反，直到1947年之前，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人士，都把美国占领军看作是解放军；美国为战败国量身定制的改革方案，也被看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大胆实验。从战前就被囚禁，一直坐了18年监牢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尚未迈出监狱大门，便写下了热情似火的《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军占领军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冷战升级，此番言论无疑成了令共产主义者感到尴尬的口实，日共只好勉强把德田发言做一番合理化解释，强调德田所指的“盟国”包括苏联在内云云，此乃后话。但日本国民经过最初的虚脱，开始以莫大的热情“拥抱”征服者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这里，日本民族性格中不可思议的服膺强者、信守契约的一面再次凸显。军旅出身的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者、曾亲眼见证了国军对日军受降、后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成员短暂参与过盟军对日占领的黄仁宇在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写道：“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日本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对此，黄赞叹道：“日本人不愧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也在其自传中谈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昨天还很残暴的日本军人整齐列队，将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此敏捷的转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阵寒意”。可以说，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历史关头，如果没有历史见证者的一手证言，这种构成一个民族性格有机立方体的微妙侧面也许永远被遮蔽在历史主流叙事的阴影中。

更有一些细节数据，让人们看到处于大历史拐点上的日本人，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样顽固、偏执，不仅不偏执，简直可以说是非常灵活，与时俱进。战后初期第一畅销书是《日美会话手册》，创意者是一位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而创意竟产生于听玉音放送的时候。据说，彼时，他正在一次商务旅行的途中。来不及擦干眼中的泪水，就登上了返回东京的列车，同时开始盘算如何在剧变的新形势下发财致富。当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进东京站时，突然间便抓住了这个灵感，有如神助，正可谓“化悲痛为智慧”。一个月后，这本只有32页的会话手册问世，首印30万册很快告罄。至1945年底，已行销350万册，作为全国最畅销出版物的纪录一直保持到1981年。

最能体现战败者对征服者“拥抱”姿态的，是日本政府主导构筑的针对美军的“慰安”制度。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凋敝，物价飞涨，黑市猖獗。著名广告作曲家三木鸡郎曾以一首打油歌形象地描绘了恶性通胀的失控情形，歌词大意是，火车行驶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乘火车每到一站，都会发现橘子更贵了。而长期的禁锢一旦解除，最先觉醒的，往往是性。其资源流向，则是有消费能力者。而最有特权、消费最旺者，无疑是美军。于是，“潘潘”（Panpan，专做美国大兵生意的风尘女性）、“夜之女”应运而生。当时的新闻界注意到，在被取缔的游娼中，居然有年仅14岁的女孩子。而学校里的小男生和社会上的不良少年很快就学会了当皮条客挣零花钱的本领：他们把老美“丘八”带到女人那里；“你想见见我姐姐吗？”成了继“给我巧克力！”之后被熟练掌握的高一级英语会话。

对那些既知晓日军在他国的暴行，也了解被日军强征的“慰安部队”庞大数目的政界人士而言，不得不“接待”数十万盟国军队的性暗示是巨大的压力。玉音放送之后，“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的谣言像野火一般蔓延。内务省情报课立即意识到这些谣言与其自己军队的海外行为之间的关联。于是，城市家庭被敦促将女眷送到乡下避难；妇女们被建议继续穿战争年代邋遢得像口袋似的雪袴，而不要身着诱人的女性服饰；年轻的女孩子被警告不要像“外人”随便表现友善。但尽管如此，仍难挡住泛滥的“春潮”。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8月18日，政府内务省秘发无线电报给全国的警署，指示他们在管区内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但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筹备。同一天，东京警视厅高官会见京滨（东京、横滨）地区的“从业者”，向他们承诺50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金，并达成从业者自行筹措等额配套资金的默契。该项工作由当时的副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坐镇指挥，大藏省的一位后起之秀、日后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财政支持方面劳苦功高。后者有句名言：“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而相关业者则聚集在皇居前高喊“天皇万岁！”，公开表达对为国效劳的绝好商机的感激之情。

这种被称为“R.A.A”（“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英文缩写）的慰安设施在东京迅速扩张，很快就增至33处，并蔓延到其他20座城市。但数月后，却被占领军当局叫停。公开的说法是为了全面禁止“非民主的、侵害妇女人权”的“公营”卖淫业，但私下里，军人们承认废除R.A.A的最主要原因，是占领军内部性病患者激增。数月后禁令生效时，近90%的R.A.A女郎性病检查结果呈阳性；同时，美第八军则有70%的兵员感染梅毒，50%感染了淋病。出于治疗的现实需要，是年4月，美国才初次将盘尼西林（青霉素）的专利许可卖给了日本制药公司。

毋庸置疑，美国最初的对日占领政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十足理想主义的文本，所谓“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旨在建立一个确保不再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国民意志自由表达的新型民主国家。为此，制定宪法、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审判战犯……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张从开始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改革“路线图”。随着占领进程的推进，不仅曾几何时的理想主义激情被征服者自身的种族优越感、功利心及日益浓重的冷战阴云吞噬殆尽，而且，作为一场“革命”，它根本缺乏来自本土社会内部的持久的、富于生命力的源动力，结果只能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军事专政，完全唯“太上皇”麦克阿瑟的马首是瞻。

如此自理想主义始、以机会主义终的“革命”，没有不首鼠两端、中途改道的道理。所以，从最初打算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到后来为其免责，达成利用天皇的“天皇制民主”（所谓“楔入”政策）的妥协；从强制通过包含放弃战争条款（第九条）的“和平宪法”，到要求日本重新装备，对日大肆发放“韩战特需”订单，使一度遭整肃而式微的财阀再度崛起；从不惜冒所谓“事后法”的指责，在常规性战争犯罪的基础上导入“反人道”、“反和平”罪的全新法理概念以审判战争犯罪，但却虎头蛇尾，在处刑7名甲级战犯的翌日，匆匆释放其余全部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理由是莫名其妙的“证据不足”……至此，由于世界局势的“质变”，战胜的同盟国体系因冷战而分崩离析，美国的占领政策终于大大偏离了起初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轨道，实现了基于机会主义的决定性转型，不仅在交易中使正义、道义原则及当初的理性主义光环大打折扣，而且客观上坐下了日本民主化改造不彻底的病根。所以，当国际社会在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上屡屡把德、日两个国家加以比较，并把靶子照准后者时，日本确乎有“委屈”的成分。而对此，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应负一份沉重的责任。

自1853年美海军佩利准将率“黑船”舰队驶入江户湾，以坚船利炮的实力逼日本开放门户以来，日统治者始终执迷于成为“一等国家”的迷梦。而1945年9月，“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结束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麦克阿瑟对新闻界一番所谓日本已降格为“四等国家”的露骨表态令这个国家的精英层痛彻心腑。对日本人来说，直到1952年4月28日晚10点30分，日本恢复行使主权，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结束。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亲历者留下了太多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人至今无法走出“战败”情结。无论这个国家后来变得多么发达、富裕，这些惨痛而复杂的历史记忆，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观时的重要参照。这便是《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书所告诉我们的。

作为一部近70万言的史学著作，《拥抱战败》问世当年便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1999年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均为2000年度）等十余个奖项，在学术界享有盛誉。2004年由日本权威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推出日文版后，亦获多个学术奖项，至今为众多大学历史、国际关系等专业研究生的指定参考书。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约翰·道尔（John W. Dower）著，胡博 译三联出版社，2008年9月版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1652855#comment 2097152 Sun, 11 Jan 2009 05:38:06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1652855 <![CDATA[平壤等待奥巴马发球(for《南风窗》08年12月上号)]]>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968125 平壤等待奥巴马发球(for《南风窗》08年12月上号)
刘
柠

据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11月11日报道，朝军方最近通报韩方，朝方将从12月1日起，切断边境朝韩“所有的陆上通道”。朝军方人士还视察了“边境特区”开城工业园区，要求韩方阻止其民间团体对朝散发传单；并警告说，如果韩继续执行“不计后果的策略”，朝方可能切断其它所有与韩方尚存的联系。这种施压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一旦实施，目前开城工业园区的商业开发活动和开城观光业将成为直接的牺牲品。

朝韩间的紧张气氛迅速蔓延。差不多与此同时，中朝间的陆地边界也被关闭。据《环球时报》报道，想去朝鲜旅游的中国游客必须从北京和沈阳直飞平壤，而邻近朝鲜的3个省份的居民不被允许赴朝旅行。

朝日关系更是急转直下：在日本单方面延长了对朝制裁后，10月2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迅速做出反弹。关于8月11日两国间达成的绑架问题重新调查事宜，朝方表示“跟日本协商悬案问题的解决，纯属浪费时间”，协议再次回到白纸状态。

东亚如此，美朝谈判也基本陷入停摆状态。美朝核问题特使、国务院韩国科科长金成11月24~28日造访韩国和日本，却没有顺访平壤的计划。尽管金成表达了对六方会谈下一次团长会的期待，有代表布什政府把美朝两国绕过六方会谈机制私下达成的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承诺正式提到台面的打算，但一方面是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过久，关于其健康的种种推测甚嚣尘上，另一方面是急于以解决朝核问题为自己“盖棺”的布什政权在美大选定局后事实上已被“去功能化”，而新人奥巴马的对朝政策尚未清晰化和充分展开，令朝美双方再次进入“三岔口”似的暗中博弈状态。因此，从表面看，平壤“摘帽”后，朝核问题的前景不仅未能如愿呈现出清晰化的“景深”，反而变得愈发幽暗、诡谲起来。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随着奥巴马的华丽登场、阐明对朝政策，或者平壤方面以明确的姿态，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做出“Yes”或“No”的回应，目前的僵局必被打破，传球游戏还会重新开始，而且应该比以前节奏更快。

奥巴马是关键

毋庸讳言，朝核问题下一步的展开将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立场。到目前为止，平壤在节骨眼上的每一次停滞或扬言倒退，其实也都是对华盛顿的撒娇。这是由朝核问题的基本构造决定的，几乎无需诠释。

虽说奥巴马在选举公关阶段曾不遗余力地批判过布什的对朝妥协（如今年2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表态说，“我们对朝鲜不抱幻想。我们捍卫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志是坚决的，为此将寸步不让”），但随着离上台越来越近，其对朝的政策主张也开始变得现实起来。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正式登基后的奥巴马将会继承布什政权后期重视对话的对平壤稳健路线，而不会反其道而行。

首先，实际上为奥巴马打造外交政策路线的，是副总统约瑟夫·拜登，而拜登其人，是一贯的重视对话派。早在2006年，朝鲜铤而走险，发射导弹（7月）和实施核试验（10月）导致危机一触即发之际，他便认为“仅强化压力是不够的”，并力主恢复对朝协调，摸索两国对话的道路，还曾动议通过国防预算修正案，使对朝特使的任命立法化；在布什对朝压力政策的压强达峰值的2004年，朝鲜驻联合国公使韩成烈被禁止外出至距纽约联合国总部25英里以外的任何地方，是拜登说服白宫，让韩成烈访问华盛顿；而在更早的2001年，他曾计划亲自访问平壤，但因撞上金正日的访俄档期而未能实现。

其次，辅佐拜登、一直充当民主党和朝鲜之间联络管道的是任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东北亚事务专家季浩丰（Frank S.
Jannuzi）。2004年，他曾与奥巴马的另一名东北亚政策顾问、前美驻韩大使唐纳德·格莱格（Donald
Gregg）一道访朝，视察宁边核设施，并与朝鲜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副外长金桂宽进行了会谈。今年3月，季氏再赴平壤，在磋商美朝安全议题的同时，就重新开始韩战时失踪的美军士兵遗骨的挖掘作业和安排在美韩国人离散家属会面等问题与朝方协商。10月2日，作为奥巴马阵营朝鲜半岛政策团队的负责人，季氏有言：“为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奥巴马正在考虑包括两国高级会谈在内的所有可行方案。”10月28日，与季氏关系密切的美朝鲜事务专家、佐治亚大学教授朴汉植访问平壤。回国后，朴对新闻界透露说：“向朝鲜方面正确传达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朝政策。”同时，他预言：“朝鲜希望在奥巴马政权起步后，与美改善关系。因此，在奥巴马政权启航半年到一年内，朝鲜半岛可望出现大转机。”

而象征奥巴马将回归对朝稳健路线的最靠谱的标志，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政治复归。日前，执教于乔治城大学的奥氏作为奥巴马的特使出席了于华盛顿召开的金融峰会（G20）。奥氏作为克林顿政权的国务卿，与希拉里私交甚笃，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预选阶段，曾担任希拉里的外交顾问。在后者出任奥巴马内阁国务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奥氏的新角色值得期待。

奥尔布赖特曾在今年初出版的著作《给总统当选人的建议》中，于批评布什政权前期拒绝与朝直接对话的消极姿态的同时，强调后续政权保持美朝对话的必要性：“如果下届政府立足于道德批判角度，拒绝与北韩交涉的话，恐怕会在安全保障和人权方面不能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谢幕。”并援引其于2000年10月底，在克林顿政权面临“去功能化”的时候，以国务卿身份对平壤展开的“破冰之访”的实例，阐明“（通过交涉）把朝鲜变成不复以前那般威胁的存在”才是“最佳”选择的立场。

正是基于如此建言，奥巴马不止一次公开表态说，如果当选总统，“会积极、无条件地应对首脑间对话”，且不仅对金正日，名单中甚至包括伊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应该说，虽然其外交政策之匣尚未完全打开，对个中内容尚难一一断言，但从其本人的表态及其外交智囊班底的构成来看，奥巴马应该不会摒弃对朝对话路线。

韩日缘何担忧

此番朝鲜对韩日强硬路线的“回敬”，与其说起因于双边外交摩擦，不如说起因于金正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过久，导致外界对其健康状况及平壤权力格局的种种揣测激起了平壤的愤怒。对于目前的状况，韩日两国的反应并非同一种担忧，似有从现象上加以区分的必要。

韩国作为朝鲜的陆上邻国，出于对金正日一旦有恙，造成朝鲜权力真空或权力突然易手情形的防范心理，无疑对北方局势最为关切，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虽然后来平壤发表过几次金露面的消息、照片，但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对首尔来说，尽管“死亡说”、“中风说”、“病重说”等都欠充分证据，但却不得不做好应对预案，以防万一。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青瓦台最近重新启动了“5029作战计划”，旨在于北方“有事”的情况下，确保韩美两国联手迅速掌控半岛局面，最终过渡到半岛统一的状态。在卢武铉政权时代，因恐过度刺激朝鲜，该计划曾被叫停。不仅如此，韩国内的一些反北人权团体觉得“倒金”的时机已经到来，通过塑料气球等手段大量向北方散发“倒金”传单，策反活动有所升级。

对此，平壤的搓火可想而知，关闭边境口岸还真不像是在做样子。这方面，因韩国有过类似的“前科”，所以也无法不当真：1994年7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去世，韩国时任总统金泳三试图以所谓“万一的体制”来不变应万变，结果激怒了金正日，撕毁了先父对韩方承诺的南北首脑会谈之约，直到金泳三于1998年2月退位，始终不被平壤带玩。

虽然金刚山、开城观光为北方带来平均每位观光客100美元的可观收益，是平壤重要的外汇来源，但开城工业园区的开发事业显然对韩国更重要：过去8年来持续投资的结果是，有84家韩企进驻，南北双方从业人员有3.5万人，去年的生产规模已达1.8亿美元。如要斗勇比狠的话，真豁得出去的大概是平壤，而不是首尔。所以最近，韩国政府的调子又软了下来：“我们不反对美朝首脑会谈”、“只要保持对话，我们在经济交流和援助上会比（卢武铉）前政权更积极”、“我们会维护并履行前政权的承诺”、“金刚山枪杀韩国观光客事件将以朝鲜可以接受的形式圆满解决”等等，不一而足，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还应该看到的一点是，朝鲜目前的强硬姿态其实并不仅仅是对韩国的，也未尝没有做给美国看的成分。平壤认为这样做既有助于遮蔽国内的真实状况，也可加重对奥巴马新政权的谈判砝码，何乐不为？

与韩国相比，日本的担忧基本上与美国相仿，主要集中于金政权及其国体的存续问题。因为一旦这方面发生问题，朝鲜手中的核武器将更加难以掌控，现阶段尚无法查清的核扩散情况将更加无从追究。比起美国来，日本更多一重担心：弄不好，绑架问题的调查恐会推倒重来。

但日本的问题在于，手中完全没牌可打。单方面经济制裁，在韩、中，甚至同为绑架受害国的泰国的对朝贸易都在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对平壤几乎不构成压力。而且，随着平壤“摘帽”，美“敌国贸易法”的解除开始生效，朝鲜今后如能加盟世界银行或IMF等国际机构的话，其融资能力和贸易规模还可望倍增。如果东京继续以保守派的思维来处理日朝关系，短期内将很难有大的起色。因此，日本国内有些战略学者转而主张，不如索性跟着华盛顿的对话政策，谋求对朝政策的彻底转型。类似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透露出这个核扩散时代里最坚定反核武国家的一丝无奈。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968125#comment 2097152 Sat, 03 Jan 2009 07:21:23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968125 <![CDATA[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下)(for《21世纪经济报]]>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780935 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下)(for《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1日)
刘 柠

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
　　借用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表述：一个幽灵，一个被称为贫困的幽灵，在列岛徘徊——一句话，都是贫困惹的祸。但这种贫困的深刻性，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尤其是小泉政权实行的“构造改革”造成的负面遗产。而既然是起因于“构造改革”的问题，那么问题本身便也是构造（结构）性的，具有延烧的特点，至今仍在蔓延；第二，这种贫困并非像黑非洲难民那种衣不蔽体、营养不良的绝对贫困，而是一种相对贫困，使陷于其中的人抱有很强的被剥夺感。用NHK专题纪录片的表达，是“Working
Poor”，即劳动贫困，意思是即使再努力工作，也无法脱贫。

　　新自由主义登场于1970年代。当时，英、美等国家陷入长期萧条，民生凋蔽。为突破这种危局，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实行了限制工会权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原本被看成是产生于19世纪末产业革命后的英国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现代版，其实质是本着竞争和放松管制的市场原理，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但是，两种只一字之差、貌似“孪生”的理论，却有一个本质的分野：自由主义有政治和经济两个侧面，像两个支撑其身体的轮子；新自由主义却只继承其经济的一面，而拒斥政治自由主义，其结果，便形成了所谓竞争至上的暴走，使自由主义本来包含的宽容的经济合理性一面受到践踏，导致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基础的严重危机。

　　因为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是信赖（Trust）。在物物交换时代，交易的对象都是熟人（亲友、邻人等），但随着货币的介入，交易对象变成陌生人。正因此，要与互为路人的对象进行交易的话，交易双方须达成一项底线共识，那就是对包括通货在内的社会体系的信任。

　　日本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并非自小泉始，早在中曾根（康弘）政权时期，便开始了相关的理论检讨，而有些前期铺垫（如行政改革等），则始于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但1998年，桥本遭遇参院选举的惨败，黯然下台。后来的小渊（惠三）、森（喜朗）内阁，不得不以保住自民党的支持基础为第一考量，不得已又复活了一度被桥本削减的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小泉上台后，凭借其以不菲的民众支持为合法性后盾的政权凝聚力，再次打出了被称为“构造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指向的看板。加上其与布什甚笃的私交，在对外关系上完全倚赖美国一极，支持其在全球展开反恐战。这种政治、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又反过来强化了国内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成色。于是，小泉执政5年有半，新自由主义的妖怪附体于“构造改革”的躯体，长驱直入，深刻改写了传统日式资本主义的面貌：竞争至上摧毁了社会的信赖关系，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并开始定型化；曾几何时，曾被日人视为骄傲与制度正统性最大来源的“一亿总中流”，日益为“一亿总下流”的严峻现实所置换。

　　其中最深刻的问题，莫过于传统日式雇佣体系被打碎，代之以大量非正规雇佣的劳动大军，支付给劳动者的薪酬却被大幅削减的现象。而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成片拆除。从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增加了490万人，而正规雇佣的会社员则减少了450万人。非经革命或战争，在和平年代，劳动力构成发生如此剧烈的“豹变”，可谓触目惊心。即使当年撒切尔主导的英国改革，以失业和破产者为对象的生活保护费、失业补助金等社会保障预算也是激增的，而日本却为减轻企业负担、维护效率计，连这一块都成为削砍的对象。文化上崇尚平均主义的日本，虽然在贫富差距上尚不及美国大，但福利国家体系却先于西欧崩溃。原经济企划厅发表的数据表明，直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贫困率较西欧低；但据2006年OECD发表的《对日经济审查报告》，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这个全球老二的经济大国，终于成了与美国比肩的“格差大国”。

　　贫困人口，尤其是35岁以下年轻人中贫困人口的激增，已然出现因无家可归而整日背着背囊踟蹰于不同网吧之间的“网吧难民”现象和派遣劳动者的时薪由用工单位以招标形式竞标，价格最“合理”的派遣单位才有可能赢得派遣合同的、被批判为“现代奴隶市场”的非人现象，直接、间接起因于此的犯罪直线上升。历史上，日本曾实行过把贫困人口成批移民海外的反动弃民国策（如南美移民和“满蒙开拓团”等），而目前的批量制造贫困，放置、坐视社会贫困的定型化、扩大化的某些“改革”政策，被舆论斥为历史上弃民政策的翻版。

重新洗牌背后的博弈及其危险
　　毋庸置疑，正是社会贫困化的空前严峻的现实构成了杂志市场重新洗牌的大背景和主要动因。但表面的重新洗牌潮流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独立系硬派杂志的群体性崛起。这些刊物的定位、风格、题材及读者群是如此接近，乃至其共同发言时的分贝之高、火药味之浓格外引人注目。

　　从其直视“格差”社会贫困化的问题意识、捍卫底层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讨伐贫困化的“始作俑者”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向主流社会讨说法的政治诉求和战斗姿态上来看，好像一场新的左翼社运方兴未艾。但是，细加观察、分析便会明白，这个新兴社会阶层其实成色颇复杂，政治诉求也不尽相同。如在上述硬派杂志上频频登场、被目为这个阶层主要理论代言者之一的1975年出生的70后美女作家雨宫处凛（Amamiya
Karin），22岁时曾加入右翼团体（“突击队”），后与友人结成名为“维新赤诚塾”（名字也很“右”）的重金属摇滚乐队，并担任主唱。少女时代，便奔波、献身于站在画满日章旗和拥护战争口号的街宣车上，手持扩音器，鼓动市民“决起”的右翼动员活动，也曾为奥姆真理教的魔咒一般的“拯救世界”的话语激动过。但是，后来的一些经历，尤其是个人作为“社会人”在就业等方面遭遇的歧视，使这位曾几何时的右翼文艺少女“转型”为左翼立场的作家和社运活动家（确切地说，是被人看作经历了“左倾化”的转型），关注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同龄人的生存权问题。

　　不过，就雨宫自身而言，她并不承认自己有过任何从“右”到“左”的转型，她认为自己所关注的，是超越“左”、“右”边界的普遍性问题。今年5月，其在《朝日新闻》撰文指出：“直到最近，既存的政党及团体，不问青红皂白，把飞特族和尼特族一概斥为‘不求上进’，而不愿正视格差和贫困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被逼到了生存边缘，为活着只能起来。我们的运动，并非以被称为左、右的思想为出发点，也有别于只把劳动者作为对象的劳动运动——我们是扎根于贫困的生活实感之中的生存运动。此前，因自身在关于社会结构和斗争方法上的无知，屡受国家和企业的强暴。但自从我们发现只要自己动起来，社会就会所有改变之后，斗争变得其乐无穷——一场以生存为赌注的反击已然开始。”这种宣言式的表达不啻为向主流社会宣战的战表。

　　但是，这种看上去的“左翼”其实完全不同于以往既有的左翼，用东京大学准教授、社会学者、《不平等社会日本》一书作者佐藤俊树（Sato
Toshiki）的学术界定，前者叫“虚拟左翼”。因为，“与既有的左翼不同的是，现在的‘左翼’，是一种假想的左翼，一种假想的共同体主义。他们并没有实际参与国家和经济的运作，也没有把人类历史以唯物史观来加以阐述的想法。所谓‘左翼’云云，与其说真心想颠覆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在切入现状中的问题时，挪用的一种便利的表达而已……”同时，佐藤不无忧虑地指出：“惟其‘虚拟’，才有从‘左’向‘右’转向的危险。”而当钟摆真朝‘右’摆时，未必不会与“大国化”的极端保守潮流合流，呈现与“虚拟”、“假想”的方向相反的暴走。连雨宫自己也承认，“就算我辞别了右翼团体，周围还是不乏抱右翼思想的年轻人。彼时，我深感与他们明显不同的一点是，我的敌人是美国，而他们的敌人是中国、韩国和北朝鲜。有人说，是中国人夺走了我们的工作，说什么自己从曾经工作过的工厂迁移到中国，从而失去工作岗位的事实中，爱国心觉醒了云云。”去年1月，《论座》杂志发表的《叩问丸山真男——31岁族，希望是：战争》一文，宣称为造成某种社会流动性，而不惜呼吁战争，导致舆论大哗，刊物纸贵洛阳、大卖特卖的现象值得深思。

　　两年前，发生反保守派自民党政治家加藤紘一的老家遭极端右翼分子纵火事件时，新右翼团体“一水会”（右翼中坚团体）顾问铃木邦男在对新闻界解释事件背景时，曾说过一番颇耐寻味的话：“现在的杂志，越来越火爆，写的东西比右翼还像右翼；网络上的言论，让右翼都跟不上趟。这样的话，老派的右翼也许只有用那样的行动才能表达自己吧。”真保守加“虚拟左翼”等种种疑似、潜在保守，使保守派舆论升温，连老右翼们都感到了某种危机感。其结果，导致极端右翼升级，并开始诉诸行动化。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社会贫困问题的定型化、长期化和从社会舆论到国家战略的日趋保守化，日本社会确实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潜流在悄然涌动，且不无涨潮的危险，不禁令人联想起1930年代战前的氛围。就在本月18日凌晨，前厚生省退休事务次官（副大臣）山口刚彦夫妇双双被刺杀于家中；无独有偶，同日下午，另一名前厚生省退休次官吉原健二的家遭谎称宅急便的男子闯入，吉原之妻美知子被刺伤，凶犯逃脱。尽管有关事件背景警方正在调查，结果有待公布，但显然是针对厚生省的连环凶恶犯罪。厚生省作为管理国民退休年金和社会保险的政府职能机构，因发生过诸如5000万份社保记录遗失等渎职过失，备受舆论的谴责，并被要求为濒于崩溃的医疗保障体系承担责任。但即便如此，光天化日之下针对公民个人的恐怖袭击，无论如何是绝对无法见容于民主主义社会的野蛮行径。

　　有鉴于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失去的一代”以降的年轻世代，未经历过1970年代“联合赤军”事件等极端左翼的暴走及后来共产主义国家“大失败”的惨痛教训，其所标榜的“左翼”，一方面是对社会强加于他们的残酷现实的一种本能反抗，另一方面也不无某种新鲜感。作为一代青年摸索、思考的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一种方案，在提供某种可能性的同时，也蕴含了一定的危险。因为有时，极左与极右只有一纸之隔。这方面，在日本和其他国家，都不乏殷鉴。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780935#comment 0 Thu, 01 Jan 2009 03:23:36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780935 <![CDATA[东洋艺术中的情色主义(for《艺术世界》12月号)]]>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571581 东洋艺术中的情色主义(for《艺术世界》12月号)

刘
柠

直到晚近，日本人内心都难脱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觉得要论爱情的艺术表现及性爱的丰富多彩，跟西洋人完全无法较量。

正如基督教在初期曾极力排斥希腊、罗马的思想，尤其是情色主义文化一样，日本明治维新以降的统治者，也许是为了强化对西洋文明的吸收的缘故，对江户时代的文化，特别是其中情色主义浓厚的部分，始终以冷峻的目光视之。无论对法国式优雅的调情文化的艳羡，还是对美国式的，以来自肉食生活的能量为支撑的活力四射的“健康”性爱的想象，其背后均带有某种对白种人的劣等感和对自身文化中固有的情色主义要素的自我沦丧的心理交织。

二战后，这种倾向如果不是越发强烈的话，至少没有消减的迹象。随着战争压力的逐渐释放，物资匮乏的生活得以缓解，人也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性的自由。但说到成人艺术，无非是产出了一些类似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似的、远未出位的作品。可见在战后文化中，东洋人自古以来的情色主义传统沦丧到了何种程度。而在后街巷陌私贩的成人图、书，其绝大部分，从情色主义的审美标准来看的话，也是糙货居多。

说到东洋的情色主义，不能不提浮世绘。而浮世绘中的情色，并不单纯体现在描写性交场景的春宫作品中，在所谓“危绘”（Abunae，浮世绘美人画之一种，介于一般题材与春画之间）和表现男女幽会的作品中，也多有体现。把浮世绘与其他视觉艺术门类相比，若论对爱情的表现力之丰富，鲜有出其右者。

但日本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把浮世绘真正当成正经的艺术确实太晚了。19世纪末，当龚古尔兄弟把歌麿、北斋等绘师的作品介绍到欧洲，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产生巨大影响，乃至出现了被称为“日本主义”（Japonisme，法语，日本主义、日本趣味）的艺术现象之后，日人才开始回收大量流失的浮世绘版画，并对“国粹”匆忙进行“再评价”。对本土固有文化的价值判断需借助洋人的背书，微妙地揭示了日人骨子里对白种人及泰西文明的自卑感。

但对早就腻歪了以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 Boucher）为代表的洛可可式的矫揉造作的性表现的西方人来说，歌麿、北斋笔下生动、鲜活的市井性爱、“浮世”情色，不啻为一股清新的风，一扫欧洲画坛的颓靡之气。正因为浮世绘绘师在身份上是以描绘“浮世”为业的“职人”（手艺人），而不是自命清高、专事“纯艺术”的“艺术家”，其描绘的对象多为贩夫走卒、艺人歌伎，就是性描写，也是寻常巷陌里庶民的性，但唯其如此，才赋予其艺术文本以异常丰富的内容和信息，成为江户时代烂熟的市民文化活色生香的绘本和风俗世相的纪录。

然而遗憾的是，明治以降，随着日本西化进程的狂飙突进，富国强兵成为长期国策，加之接连不断的战争，在一切都收紧的情况下，江户文化也成了被压抑的对象，尤其是其孕育的情色主义艺术传统，更成了彻底的牺牲。一个向来以开放的审美态度看待性，视性爱为无害的健康娱乐的民族，在宏大叙事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驱动下，一步一步走向性的反动。

战后日本社会的性解放、色情泛滥，虽然不无追求个性解放，对战前、战时的禁欲主义国策反动的一面，但从源流上看，基本上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坐大同步，是西方化物质主义的结果。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几何时的禁欲国度，成了到处充满暧昧的性暗示，色情印刷品、AV泛滥成灾，地下灰色性产业畸形繁荣的“卫生、无害的性天堂”。

但是，禁忌一旦突破，隐藏在它后面的“景深”便呈现于眼前。于是，完美主义的日本人开始不满足于洋人提供的廉价视觉“快餐”，转而追求更加细腻、文化、有“余韵”的情色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好莱坞电影有市场，而AV“洋画”却少有受众的原因。

就像那首诗所说的，“把老祖母的箱笼翻出来，可以开一家漂亮的时装店”（陈敬容：《逻辑病者的春天》）。渐渐地，日本人发现，与西方的舶来文化相比，情色主义在东洋文化中不但古已有之，而且有更加纯粹、生动、妩媚的表情。至此，日人在走了一个圈子之后，开始反求诸己，重新把视线投向江户时代。

而这种文化“自省”，直接导致了包括情色主义在内的江户文化的复兴。今天，走在东京的繁街闹市，尽管那种钢混结构的密林和满眼令人致幻的霓虹风景是西方的，但那只是它的面孔，细加观察便会发现，这张面孔的表情却仍然是东洋的，是江户的。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571581#comment 0 Mon, 29 Dec 2008 17:18:18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571581 <![CDATA[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上(for《21世纪经济报]]>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524033 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上(for《21世纪经济报道》)
刘 柠

今年9月，《朝日新闻》旗下的著名月刊《论座》杂志在推出终刊号（10月号）之后，宣布休刊；一个月后，日本最大的综合出版社讲谈社旗下的杂志《月刊现代》，也宣布于年底休刊。谁都知道，所谓“休刊”，是日人在其特有的暧昧文化语境下的委婉表达，其真实含义其实就是寿终正寝。除此之外，《读卖新闻》旗下的周刊《读卖Weekly》、《花花公子》旗下的《Playboy日本版》、集英社旗下的电影杂志《Road
Show》、世界文化社所属的面向中年女性读者群的时尚杂志《Grace》及Magazine
House所属的年轻女性定位的杂志《BOAO》等刊物，也纷纷宣布停刊，关门大吉。这个冬天有点冷，在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日益坐大成持续性萧条的严峻情况下，日本出版界的杂志停刊风潮只是冰山一角。据日出版业内人士称，连锁反应尚未结束，且不无进一步升级的态势。

像《论座》、《现代》这类杂志，在日本被称为综合杂志，32开本，350页左右，内容从政治、经济、国际、社会到文化、文学、漫画、八卦，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用旅日作家李长声的话说，“就好像日本便当，各种吃食摆满一盒子。”作为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综合杂志思想倾向各异，构成复杂，其中不乏百年老店，如《读卖新闻》系的《中央公论》已有120年历史，文豪菊池宽创立的《文艺春秋》也有85年历史；其面向主流社会，纵论时政、领军思潮的姿态，也被称为“论坛志”。如今，“论坛志”接踵停刊，兹事体大。

缘何停刊？媒体社会杂志的功罪

就某个具体刊物而言，停刊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但网络、手机等新兴电子媒体的发展、电视媒体的杂志化转型，从根本上颠覆了内容产业的市场格局，使以书刊为代表的“活字”文化的消费群大大缩小无疑是一个大背景；而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社会贫困化的蔓延，使贫困人口激增，而这些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本来是杂志定制发行之初锁定的假想读者群。社会分化的结果，这群人远离了杂志，好像一场预先策划的集体哗变。尤其是后者，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贫困化的坐大，导致读者压缩生活开支，减少文化消费预算；持续性萧条，使企业削减宣传、广告投入。据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公司统计，全国杂志广告费1998年为4258亿日元，2006年缩小至3887亿日元；而同一年，网络广告为4826亿日元，首次超过杂志，2007年更大幅增至6003亿日元。

广告盈利减少，就要扩大发行，但不景气却直接打击了承担发行中盘角色的书店业。1998年4月，日本书店商业组合联合会的加盟店有10277家，到今年4月减至5869家。笔者几年前因工作关系，经常会去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个港口城市出差。原先车站前的商业街上有好几家小书店，但每次去都会发现新近关张的店家。

从价格来说，日报相当于一听饮料，周刊杂志相当于一杯咖啡，而综合月刊则相当于一碗拉面。一般来说，综合杂志的盈亏线是5-6万册（实销册数）。据日本杂志协会的统计数据，在近年来被称为杂志盛期的1998年，《论座》、《月刊现代》的销售业绩分别为8万册和14万册，而今年（4-6月平均水平）则锐减至1.7万册和8.3万册，最惨淡时实销仅1万册和4万册。

《论座》创刊于1995，虽然历史不长，却是左翼大报《朝日新闻》的舆论重镇，与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同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看板。其选题多围绕重大的政治、社会和国际问题，保守批判、贫困化问题和年轻论客发掘是维系刊物存续的三大支柱，也是诸多综合杂志中把“论坛志”的特质发挥到极致的存在，其超大篇幅的学术辩论曾吸引了主流知识社会众多的眼球。2005年，围绕关于慰安妇的电视纪录片遭安倍晋三等保守派政治家杯葛，制作方NHK方面被迫修改内容的事件，与NHK就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坚决捍卫新闻独立的普世价值，抵制任何形式的“政治介入”；2006年，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靖国参拜为导火索，社会舆论再次分裂为左右两个阵营，主张坚守民主主义社会政教分离原则、反对参拜的朝日系与代表保守派过激言论、支持参拜的产经系对峙。朝日系主要论客、《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和《读卖新闻》老总渡边恒雄以超长篇对话，批判靖国参拜。全文刊载对话内容的那期刊物（《论座》2006年2月号），上市没几天即告售罄；《论座》一向注重发掘年轻写手，培养新锐作家。去年，年仅31岁、名不见经传的自由撰稿人赤木智弘以《叩问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的刺激性标题，在刊物上撰文抨击贫困社会的“格差论”（2007年1月号），一石激浪，一跃成为新锐评论家。所以，《论座》虽然历史未久，实销有限，却颇集合了一群铁杆作、读者，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诚不可小觑。

《月刊现代》是日本最具实力的大众读物出版社、百年老店讲谈社的看板“论坛志”。1966年创刊，3年后便创造了实销36万册的骄人业绩。其强项是非虚构性（Nonfiction）长篇硬派作品的连载，现任主编也是日本顶尖的历史学者、纪实作家佐野真一。翻翻战后出版史，先在刊物上连载，后由讲谈社付梓的非虚构类畅销书，多到不胜枚举。由讲谈社设立的讲谈社非虚构奖到今年已颁发30届，与大宅壮一非虚构奖一起，共同构成了该类作品的两大权威文学奖项。所以，已有作家在担心，讲谈社会不会因《月刊现代》的倒掉而丧失其特有的文化身份？

信息社会，如果对各种有效信息加以分类的话，大体可分为官方信息和民间信息。前者凭借其权力资源，在精选的基础上，可迅速形成新闻报道（主要是报纸）；而后者则因内容过于驳杂，相对于前者报道主体的报纸，往往由杂志来承担其细化、传播的工作。杂志的衰退，会伤害信息的多元化、多样性。因为，无论如何，官方信息自然照发不误，通过网志（Weblog）等形式，个人信息、小道消息也会照传，但在国家与个体之间，作为“社会”的信息便流失于无形。所以，杂志及其承载的杂志文化，不仅是一个社会文化品位的标识（不仅仅是对各种时尚、趣味性同人刊物而言），而且是那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民化程度、成熟与否的指标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日本的杂志文化，不仅与报纸、广播、电视一道，真正把传统工业社会变成了现代传媒社会、信息社会，而且对酿造日本的民族性格、提炼东洋文化的精粹、传布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使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观在日本社会扎根可谓功莫大焉。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从1950年代到“安保运动”，以“《文艺春秋》VS《世界》”为构图的“保革对决”；如果没有“右手《少年MAGAZINE》（1959年创刊的少年漫画杂志），左手《朝日Journal》（《朝日新闻》旗下的青年周刊，风行于19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全共斗”世代大逆不道的叛逆，现代日本的思想光谱真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基因突变，今天风靡全球的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东洋亚文化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变形，真的很难说。

也因此，日本作为被杂志文化熏陶得市民文化早已烂熟，连大众的行为模式都明显带有媒体策划痕迹的根深蒂固的传媒社会，很难适应、也无法想象杂志的长期缺席。而且，客观上，其高度发达的出版业、内容产业及其庞大的受众群，理论上也为新刊的孵化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和商机；更主要的是，那些老牌出版机构的老板们，决不会放任编辑、记者等内容产业工作者长期的资源闲置、浪费（日本媒体工作者社会地位高、待遇好是出了名的），他们一定会借壳生蛋，哪怕干脆重造新壳，也要夺回被别人抢走了的内容市场。事实上，包括讲谈社在内，已经在考虑新的刊物孵育计划。

但是，状况依然相当严峻。并不是说一家刊物倒了，其受众便会自然被吸到他刊，而是杂志市场整体的地基下沉——蛋糕缩水了：1998年，《中央公论》发行9万册，现在是4.1万册；一枝独秀的《文艺春秋》，也从10年前的一百余万册，半减到目前的50万册。

硬派新刊纷纷登场，重新洗牌？

在老牌杂志纷纷“撒悠娜拉”，挥手作别书店和读者之际，另一股潮流逆向而生，正悄悄坐大。“本来有些自嘲地想，搁在店家一星期，不退货才怪呢。不成想，1万册居然就卖掉了。”今年6月创刊的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主编，青年评论家、劳动问题谈判专家浅尾大辅如是说。

所谓“失去的一代”，是指称1970年代后出生，刚刚走入社会就遭遇就业冰河期，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雇佣环境恶化的牺牲的年轻世代的代名词。这些挣扎于“下流社会”边缘的年轻人，痛感劳动方式的非人和生存的艰难，内心敏感。他们严重不满于那些对他们自身的问题反应迟钝的传统既有媒体，他们需要发言——这是诞生新的言论空间的土壤。与此同时，PC编辑、网络出版、无店铺发行等信息时代低成本运作手段的成熟，使他们的诉求成为可能。于是，一批不依赖作为母体的既有媒体，以劳动、贫困、青年问题为主题，以同代人和长辈中有关怀和问题意识者为主要读者群的独立系“硬派”杂志粉墨登场。除《失去的一代》（Kamokawa出版）外，还有《飞特族1的自由》（Freeter’s
Free）（人文书院）、《思想地图》（NHK出版）、《POSSE》（NPO法人POSSE）、《K8》（Kodama屋）、《贫困研究》（明石书店）等，几乎都是今年下半年创刊的新刊，且不无继续增加的态势。这些新锐出版物大多放弃了传统的杂志形式，而是以书代刊，一来可免于像杂志那样受制于完全基于景气好坏的广告收益的起伏，二来可以在书店摆放较长时间，而不会像期刊那样被过期下架。

表面看，这似乎是一场出版业界的重新洗牌。但被洗掉的，从综合杂志，到新闻类周刊，直到时尚、女性刊物，光谱颇宽泛；而洗出来的呢，暂时以独立系硬派刊物为主，新桃换旧符，全无时尚感。如果把视线稍稍移开，多少关注下畅销书排行榜的话，难免更会吃惊：在2008年畅销书榜上，名列第一的是日本现代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蟹工船》，仅上半年就加印了40万册；其次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光文社新译本行销80万册；甚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祥传社版）也榜上有名。这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问题的答案显然已溢出了传媒、出版的范畴。 ]]>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524033#comment 2097152 Mon, 29 Dec 2008 04:04:56 GMT http://622007865.qzone.qq.com/blog/1230524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