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无住斋主]]> http://622007874.qzone.qq.com Sat, 28 Nov 2009 03:34:52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09 Nov 2009 05:34:57 GMT <![CDATA[钱学森与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57745780 但凡一个人的离世能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回应，那么触发这种反应的就不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与这个人相联系的一种现象。钱学森先生即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网络上（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真正的民间）涌现对钱先生的人品学问、音容笑貌的追思中，有几人真切地感受过他的人格，有几人能理解他毕生研究的力学理论？那么大家在追忆在感动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与三十年来主流表述所不同的对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的另一种阐发。
很多人说起钱学森，首先想到的是他于1950年代中冲破重重阻力、放弃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当然，这种举动在今天看来是稀缺的，是逆潮流的，因其少见所以珍贵。三十年多年来，我们见惯了的是，知识分子先是一窝蜂地往国外跑，寻求“更好的发展”；随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越来越壮大，国内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好，那些跑出去了的又调过头来一窝蜂地往回跑。跑来跑去，无非是为了摸钱，而曾几何时摸钱已经被等同于“发展”了。
对钱学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个选择，一般的理解是因为他爱国。没错，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支持钱先生辗转归来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钱先生的爱国举动也使他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即他成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带头人，成为“中国航天之父”（他本人反对这种说法）。虽然回国前他在学术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继续留在美国，他是无从获得那么大的施展舞台的，终老不过是众多科学家中的一个而已。道理很简单，美国政府不会将让一个中国人去负责一项涉及国运兴衰的浩大工程。
有一句话流传广泛，即“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活生生的人，有国籍，有民族认同。生在一个大国是科学家之幸，而生逢一个清明且朝气蓬勃的政治更是大幸。“两弹一星”对这个国家的现实意义自不必重复，更重要的是，它让一个被欺压了许久的民族挺直了腰板，于是钱学森的贡献就远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而有了更深远的意义。试想，学成归来的钱学森若是赶上贪腐的国民党政府，怎会有如此大展拳脚的机会？若是不幸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导弹的科学家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军火公司谋个饭碗，参与杀人机器的制造，夜来独处，说不定满腔的罪恶感升腾，哪来的这份顶天立地做人的荣光？
钱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从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拒绝各种头衔、荣誉，捐献稿费、奖金的故事，知道他一直住在一百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人们多因此而赞扬钱先生淡泊名利，但这种从个人品格着眼的观点不足以解释他一贯的行为举止，也不足以解释为何他还顶着另一个今天看来已经不那么光亮的光环：人民科学家。我们要理解那一代许多知识分子，就必须知道另外一种关于知识的哲学思想。
“当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被发现后，一切学问都成了政治学。”这是一位朋友写在书中的话，我经常引用。我们对培根的一句名言都耳熟能详，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这句话至少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知识就是权力。这二者的关系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权力，最重要问题的是为谁所用。若干年来，我们都习惯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接受了专利保护的概念，认同了掌握了知识就可以换取利益当个人上人的事实。与此同时，另一种对知识的哲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是一种对作为权力的知识的完全不同的认知：这种权力不能被一部分人所垄断，它应该服从更大的政治，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钱学森就是持这种哲学观念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也许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于是，他不去考虑自己的理论能注册多少项专利，转让的话能卖多少钱，他想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怎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认为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为什么他会在晚年说，他很自豪成为了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和劳动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连在了一起；为什么他对一生的总结是：我只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和领导下，做了一点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事。这不是愚昧，这是一种如今已难以被理解的深刻。
钱学森先生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如今，当北京成到处散落着中科院的大楼，当知识分子长袖善舞跟资本与权贵钩肩搭背，当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跟普通人越来越没有关系，我们对98岁高龄仙逝的钱先生的追念，其实是对一段燃情岁月的怀旧，以及对这个时代腐朽气息的批判。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57745780#comment 0 Mon, 09 Nov 2009 05:34:57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57745780 <![CDATA[转眼一年]]>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2095732 头好些天开始，上网就能看到大地震一周年的回访了。到了正日子，媒体食腐的本性集中暴露出来了，可放眼望去，不过是一场主打悲情和温情的娱乐，那格调跟快男快女在舞台上眼泪汪汪的样子差不多。
震后在四川那些天的感受还记得很清楚。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教学楼倒塌，为什么偏偏是教学楼倒蹋得最惨？个中原因，一目了然，接下来，只想听到一个说法。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央还是四川省，往灾区派出了调查组，调查建筑质量问题。
这个说法很可能不会有，这个在灾区没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官僚集团有强大的动力去掩盖，而中央政府也选择继续利用这个力量去进行统制，进行灾后重建。但有一个希望，就是那些房子倒了，孩子死了家长们，他们一无所有了，他们会施加压力，会豁出去讨个说法。只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刚刚站起来，就有官僚跪下了。
从四川回到北京后，我在乌有之乡的沙龙上讲到要继续呼吁秋后算帐，这是对十万忘灵最重要的祭奠。悲伤淡忘得快，很多就没多少真正关心了，我自己也没做到继续去说这个问题。
转眼一年了，我很想看到舆论认真地追踪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很遗憾，没有看到。于是到网上搜，结果找到了前几天四川省方面开新闻发布会，建设厅长红口白牙说，调查的结果是，“目前没有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校舍”。司法厅长则主张不追究。说是这“几乎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共识”－－这一点都不意外；诲淫诲盗的中国媒体不说正经事，也一点都不意外。有点意外的是，那些要讨个说法的人们呢？官僚集团到底做了什么，就把他们安抚了，或者压制了。
前些天的最后一个讨论课，主题是中国的social movement。当时我还谈到这个话题。如果我重访灾区，最想弄明白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死者已矣，只是，未来的出路在哪呢？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2095732#comment 0 Tue, 12 May 2009 01:43:53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2095732 <![CDATA[ZT司马南:章子怡艳照与长平真相]]>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1198454 Forceful argument, witty rebuttal. I like it as an arresting and enjoyable read. haha...

章子怡艳照与长平真相

司马南
那个著名的长平，又出来吓唬人了。
他摆出一幅智者的架式居高临下地教育读者，“如果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认同的真相与幻觉，每一个真相与幻觉又各不相同，那就能理解人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反应了”——长平先生未免以偏概全了，阁下自己的身份是多变的多样的，别人未必乃与君同。
对自己的身份，中国人大都没有任何怀疑，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出什么幻觉来，不但对中国人的身份不疑，亦复中国之心不变，中国之情不改，斯人、斯情、斯心，乃为生之意义，活之价值。
长平先生拿着电影《天启四骑士》说事。他道，章子怡在影片中扮演的色囚角色被拍下成叠艳照并在洋人面前屈膝调情，中国大陆的人因此愤怒了，中国人认为章子怡丧尽尊严，辱我中华。长平先生自叙自评，认为“这是一个把民族主义情绪用到极端的例子”。
笔者不知道有这部电影的上映，中国观众迄今尚未见到这部片子，长平先生从哪里知道中国大陆的人因此愤怒了，并爆发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呢？
我的一位朋友不无认真地说，长平先生或是在替这部电影做“营销广告”吧？这部片子目前只在台湾地区上映，内地根本没播，依照内地的电影审查标准，该片未必能播出。所谓“中国观众对章子怡在片中给老外下跪拍艳照的事不满，斥责章子怡丢脸损害国家的尊严”，这种说法相当可疑。
笔者以为，朋友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低估了长平先生的志向与境界。长平们绝不是拿一点小钱，就肯给人家做广告的一般意义上的商人。长平们好似《潜伏》中的李涯，胸有大目标，服从大战略，研究大背景，惯于大动作，岂是操枪弄棍混吃混喝的小人物？
君不见自2008年老和尚闹事起，长平先生义旗高举在南方言论率先突破？君不见其受阻后，打悲情牌索性豁出去破罐破摔？君不见《南方周末》每每把评论版的核心位置、专门施与给长平，以此引导舆论？
这一次，长平揪住“章子怡下跪”的事，以批民族主义为借口，对爱国主义进行羞辱，不过是他频繁发起的冲锋行动之一。
长平说，批评章子怡在片子中给洋人下跪，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使然，而对这种民族主义言论进行反批评的言论，也属于极端的民族主义。长平的理由是，这些反批评者仅仅把章子怡的行为理解为演戏是不够的。长平先生令人吃惊极端深刻的见解是，章子怡在生活中真的如此（指对洋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跪而叩之）也不应该遭到批评。
长平先生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在乎个体的和别国的尊严，而只在乎单方面的抽象的国家的尊严”。他的立论是：中国人应该在乎“个体的人的尊严和别国的尊严”，而“抽象的中国的国家尊严”恰恰是不值得在乎的
在笔者看来，即使真有大陆的网友通过某种途径看到了这部电影，并对章子怡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膝、调情下跪提出批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民间自发的影评而已，没有必要上升到“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攻击和嘲讽。
网民难道没有对一部电影的好坏，包括演员表演的成功与否作出评论的权利吗？一向标榜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权利的长平先生，为什么不肯给中国网民一点起码的自由，比如评论一部电影的自由呢？
长平先生为证明民族主义情绪可恶，把显然荒谬的观点巧妙地嫁接到到中国人身上，他说中国民族主义者有这样的诉求：国人不该对外国人下跪。
跪与不跪，实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人自己今天没特殊事情谁也不会下跪。
按照老辈子中国人的传统，天、地、君、亲、师，皆可以成为跪的对象。男儿膝下有黄金，随便跪是不妥的。但是，没有定论说中国人不可以跪外国人，这要看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仅举一例，长平言论不攻自破：此间正在公映的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就有中国人集体给德国纳粹商人拉贝先生下跪的镜头，也有拉贝先生也给中国人下跪的镜头，对这样的画面，哪一个中国观众有民族主义情绪了？拉贝先生不畏日本人的残暴，不顾德国国内的撤退指令，“自作多情”“多管闲事”,设立“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与受伤的中国军人。他的行为感动了中国人民，他本人也被中国人民所感动，互相跪下，情义动天。不知长平先生可从其中发现什么样的极端民族主义？
长平先生有机会经常去美国参加会议。他自己坦言道，在美国，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他学着某些洋人的腔调声言，“因为中国人如此焦虑，所以导致了全世界都为中国人的焦虑而焦虑”。这句话的更平白的解释是，中国人抱团儿，内生凝聚力，外呈自信心，中共主导蒸蒸日上，颇令某些人不安。中国人一日不以西人的价值为价值，一日不以西人之心为心，西方的某些人就永远不会放心。
长平问：“你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是？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又为什么敏感？中国人应该怎样和别国人相处？或者换过来说，别国人应该怎样对待中国人？为什么他们动辄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加入美国国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
自设的一大堆的问题，长平并没有做正面回答。
但是从行文当中可以看到，长平对于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的事件，统统感到焦虑——大约是身份认同出现问题的缘故，他有着与中国人民不同的感受。他不满意、不接受中国人民产生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人自己憋出来的，与外来的压力无关。
在这个世界上，一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难道还少吗？萨科奇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偏偏接见那个披着袈裟分裂中国的政治和尚，某些人罔顾奥林匹克精神肆意损害、拼命阻挠北京举办奥运会，某国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参拜供奉二站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某国多年来将最新的武器提供台湾组织海峡两岸统一，新近闹猪流感某些西方媒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信口胡诌中国为传染源……这一切在长平先生看来都属自然正常，但在中国老百姓看来，这显然是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文中，长平先生自以为得意，挑出来一个反击中国爱国主义的敏感设问：“加入美国国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
笔者不知道现实生活当中有谁认为加入美国国籍是对祖国的背叛。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中国人，对于那些基于个人原因而加入他国国籍的同胞，普遍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对于那些加入外国国籍的炎黄子孙也一律视为亲戚、朋友，统称“外籍华人”“海外侨胞”。想想当年杨振宁、李政道这些“美籍华人”在中国国内所受到的隆重礼遇，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对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都会留下深刻印象，何来长平们所诅咒的偏狭的民族主义？
在此文中，长平先生故意将“文明”与“身份认同”混为一谈，他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这本书的观点说道，“把世界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这个文明和那个文明，然后赋予人们单一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十分危险的做法”，“事实上一个人有多种身份认同，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性别的、经济的等等，而且相互重叠，飘移变换……”。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中所说的那个“文明”，系指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恒河流域文明、阿拉伯文明等，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认同”问题。“文明概念”要比“身份认同”概念大得多。同一文明之下，亦有利益上相互冲突的不同国家。长平含糊其词的论述，旨在论证今天的中国人不必爱国了，因为你“有身份认同上的焦虑”，“幻觉里迷失了方向”，所以变成了“情绪动物”，“从而失去了自由”。
此处需要提醒读者朋友留心，也顺便帮助长平们提炼一下：凡提到国家利益，凡强调爱国主义，凡论及国人尊严，凡抨击西方强权，凡主张国际社会民主，凡揭穿西洋骗局（类华尔街骗局）……在长平们看来，那便是极端民族主义，那便是“情绪动物”。
我们是否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反反诘长平先生呢？阁下如此处心积虑地，如此冥顽不化地诋毁爱国主义，并将爱国主义妖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这是不是一种“情绪动物”的表现呢？
长平先生引用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语录，不小心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安东尼·吉登斯承认“民族主义在针对殖民主义的民族反抗与独立运动中居功至伟”。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正是在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掠夺屠杀当中才自发的产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是被动的民族主义，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爱国主义，是被逼到亡国灭种地步，不得已奋起反抗的民族主义，此种民族主义，乃天经地义的和平主义生存主义。
长平先生很有创意地引用吉登斯的说法：“民族主义让世界产生了更多的暴力冲突，乃至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巨大灾难”。好嘛，依照长平先生的逻辑，“甲午海战”日本人打进来，我们不应该抵抗，管带邓世昌的牺牲是无谓的不必要的；“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共产党、包括国民党的抗日，也是错误的，因为你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导致了更多的暴力冲突”。中国人民应该束手就擒才对，中国人应该与皇军合作，统统讲日语，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文化建设至多也不过就是象张爱玲胡兰成那样，抑或李安那样搞搞色戒艺术。这样，世界就不会有“巨大灾难了”。
长平先生拟文，并非一裸到底，否则《南方周末》不会重推其文章。在美国某个地方，善于学习的长平贩卖来了一些他自己也未必深解其意的花词儿，比如什么“身份认同的变动不居以及个体生命的认同权利”，这种花里胡哨的新词连于丹都不屑一用，长平把它说成是“自己在美国的讨论中所收获的最大启发”。
这两句不把人忽悠死不肯罢休的话什么意思呢？
长平先生解释道，民族主义的中国人“不承认别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强求所有的人统一思想”。这显然是蓄意对中国人民的栽赃！中国人什么时候不承认别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呢？美国人说，我是美国人，中国人说过“不”字吗？日本人说，我是日本人，中国人说过“不”字吗？俄国人说，我是俄国人，中国人说过“不”字吗？
中国人只是在列强打进来，强迫我们“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逼迫我们做他们的奴隶的时候，才奋起反抗，勇敢的喊出来“我是中国人”，才怒吼道“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今天上午，笔者看到一个关于“九·一八”的记录片，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在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刻，他跑上大街一路忘情地高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强求所有人统一思想”的家伙有没有？
当然有的，但与中国人无关。
长平先生记忆力好，一定不会忘记，当年有罗马教皇的“普世牧主”，后来又有经过包装的“普世价值”，“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敌人一边”（布什语），在这个世界上，谁在实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谁在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谁在今天治这个、打那个，明天拉这个、扶那个，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恃强凌弱？
文章的最后，漫长的铺垫完成了，长平先生终于讲出了他的真心话：“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而不是重点操心别人的态度。假如你对钓鱼岛问题有看法，那么你的主要精力应该用来尽可能大声而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付出行动，而不是整天盯梢邻居随时准备揭发他们。”
长平先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未免太拿自己当回事了。难道只允许你们公开地进行“削弱主体意识”的努力，进行连篇累牍地“反体制宣传”，就不允许别人说个“不”字？对于我们来说，长平们就是“别人”。“别人的态度”恰恰是让我们操心的。别人可以明火执仗地贩卖洋人中“冷战死硬派”的垃圾，我们也可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表达，包括必须对这些无耻谰言进行必要的驳斥。这大约可以叫作，“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复讲解中国人的立场观点，诸如“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也要反驳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日本右派的言论。这种反驳应该是包括历史的、现实的、法理的，也包括逻辑上的全方位的反驳。那位日本邻居，他们对钓鱼岛的每一个行动，我们必须“天天盯梢”，并随时“揭发他们”，将他们的丑行公之于天下。
对那些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对立面的汉奸们，人们更应当百倍地提高警惕，该出手时又出手，这里丝毫没有什么“身份识别上的”麻烦。
选择做汉奸的人，包括做文化汉奸者，应该有勇气学习长平先生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而不是重点操心别人的态度。”（2009-5-1）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1198454#comment 0 Fri, 01 May 2009 17:10:08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1198454 <![CDATA[看看这两位美国人，范跑跑该做何想？]]>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0285888 最近，美国发生了两件事，都在实质上跟范跑跑事件有一比，但结局却大相径庭。我忽然间在想，看到对这两件事的报道，跑兄会做何感想？
头一件事，是1月15日发生在纽约的“哈德逊奇迹”。简单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架空客A320载着总共155人从纽约LaGuardia起飞，升空之后与鸟群相撞，倒致两个发动机同时失去动力，左侧的发动机起火，机内的乘客透过窗户看到了。可以想见，情况是多么的危机。机长，57岁的Chesley Sullenberger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要在瞬间做出决定，采取什么行动避免机毁人亡。他跟航空控制中心进行了简短的讨论，要么返航，要么迫降到新泽西。但他意识到，这两个选择都来不及了，于是告诉航空控制中心，他要降落到哈德逊河。说完这句，飞机跟控制中心的联系也中断了。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到网上一搜，就有相关报道。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几天之后，官方公布了Chesley Sullenberger机长跟地面最后的通话录音，那语调简直是惊人的震惊，就跟正常通话一样，完全听不出一丝慌乱。在迫降河面之前，他告诉乘客，为降落时的冲击做好准备。之后，他检查了两遍机舱，确认每个人都撤离了，然后最后一个被营救出去。
顺理成章的是，Chesley Sullenberger先生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在白宫打包的布什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奥巴马也给他打电话，邀请他携夫人参加就职典礼。等等。有消息说，过段时间会有人给他写传记。总之，对这样的英雄人物，怎么褒奖，也都是不过头的。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esley_Sullenberger 这是wikipedia对机长的介绍。
无独有偶，这几天美国又诞生了一个新的英雄，船长53岁的Richard Phillips。4月8日，他的Maersk Alabama号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当时船上连船长在内共有21名船员。Richard Phillips挺身而出，做了海盗的人质，换取到了另外20人的安全，他则被海盗带走，困在救生艇中在海上漂了好几天。12日，美国海军把Richard Phillips救了出来，他精神状态很好，也没受伤。不得不说，美国大兵还真厉害。
奥巴马在Richard Phillips在挟持的时候就已经表态，说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为所有的美国人树立了榜样。此时此刻，他应该还没回到美国。可以想见的是，若干天后，各种荣誉和褒扬必然把船长包围。wikipedia真快，已经有了一个小词条了，过些天肯定也会加长的，供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Phillips_(captain)。
说相像，是因为在危机关头，范跑跑面对的是一群学生，有的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了，有的还算是未成年人。他的位置跟机长、船长恰好有一比。而美国那两位英雄机长、船长的所做所为，恰好给了范跑跑一个大嘴巴，piapia地响，回音在太平洋两岸游荡。
假想一下，如果是个范跑跑式的人物在架机或掌舵，结果会如何？跑跑式机长肯定第一念头是跳伞跳生，因为他觉得他对乘客的生命没有任何责任，可是民航飞机没有跳伞设备，跑不了，那结果估计只能是同归于尽了，说不定冲到哪个人群密集的地方去，再拉些人同路。跑跑式的船长呢？会挺身而出吗？肯定不会，说不定一脚把大副踢出去了。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是个富强的国家，由这两件事大概可以推想，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各行各业上都有这样有责任感能够担当的人生，平常时候他们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在危难关头显出英雄本色。其实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人也无处不在，这种英雄的精神体现在那些用身趋为学生擎起生机的老师们身上。这样的英雄人物在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称讼，反之，跑跑式的丑角则一定会被钉上耻辱柱。
范跑跑在他自辩文开头便说，他多少次痛苦，没有生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仿佛美国是他这种不要脸主义的天堂。事实会说话，美国不是他想的那样的，那里出产英雄，也珍视英雄。美国的大众文化也没有不要脸精神的容身之处。其实他反该庆幸，他生在了当今的中国，他还有那么多知音，那么多跟他一样不要脸的人——绝大多数是念过书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家伙。不知道他看到这两件事，认识上能不能有所进步。
我们国家当下这种被所谓知识分子们搅和的畸形变态的文化，我相信不会持久。近来，我个人变得更有信心也更有耐心。时间会改变这一切，一年不到，不就有两位美国的平民英雄站出来回击了范跑跑的歪理了么？很多一时认为跑跑还有点道理的人，在更全面的事实面前，也会琢磨过味来。用不了太久，下作反动的小文人们的好日子就会到头了。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0285888#comment 0 Thu, 16 Apr 2009 12:31:53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40285888 <![CDATA[看看他梦想中的美国，范跑跑该怎么想]]>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9685632 要说的第一件事，是1月15日发生在纽约的“哈德逊奇迹”。简单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架空客A320载着总共155人从纽约LaGuardia机场起飞，升空之后与鸟群相撞，倒致两个发动机同时失去动力，左侧的发动机起火，机内的乘客透过窗户看到了。可以想见，情况是多么的危机。机长，57岁的Chesley Sullenberger要在瞬间做出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以避免机毁人亡。他跟航空控制中心进行了简短的讨论，要么返航，要么迫降到新泽西。但他意识到，这两个选择都来不及了，于是告诉航空控制中心，他要降落到哈德逊河。说完这句，飞机跟控制中心的联系也中断了。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到网上一搜，就有相关报道。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几天之后，官方公布了Chesley Sullenberger机长跟地面最后的通话录音，那语调简直是惊人的镇静，就跟正常通话一样，完全听不出一丝慌乱。在迫降河面之前，他告诉乘客，为降落时的冲击做好准备。之后，他检查了两遍机舱，确认每个人都撤离了，然后最后一个被营救出去。
顺理成章的是，Chesley Sullenberger先生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在白宫打包的布什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奥巴马也给他打电话，邀请他携夫人参加就职典礼。等等。有消息说，过段时间会有人给他写传记。总之，对这样的英雄人物，怎么褒奖，也都是不过头的。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esley_Sullenberger 这是wikipedia对机长的介绍。
无独有偶，这几天美国又诞生了一个新的英雄，船长53岁的Richard Phillips。4月8日，他的Maersk Alabama号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当时船上连船长在内共有21名船员。Richard Phillips挺身而出，做了海盗的人质，换取到了另外20人的安全，他则被海盗带走，困在救生艇中在海上漂了好几天。12日，也就是昨天，美国海军把Richard Phillips救了出来，他精神状态很好，也没受伤。不得不说，美国大兵还真厉害。
奥巴马在Richard Phillips在挟持的时候就已经表态，说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为所有的美国人树立了榜样。此时此刻，他应该还没回到美国。可以想见的是，若干天后，各种荣誉和褒扬必然把船长包围。wikipedia真快，已经有了一个小词条了，过些天肯定也会加长的，供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Phillips_(captain)。
说相像，是因为在危机关头，范跑跑面对的是一群学生，有的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了，有的还算是未成年人。他的位置跟机长、船长恰好有一比。而美国那两位英雄机长、船长的所做所为，恰好给了范跑跑一个大嘴巴，piapia地响，回音在太平洋两岸游荡。
假想一下，如果是个范跑跑式的人物在架机或掌舵，结果会如何？一跑了之？民航飞机没有降落伞，跑不了，那就只好同归于尽了。让跑跑挺身而出当人质？门都没有，哪怕是为了他亲妈，说不定他一脚把大副踢出去了。
各位，请注意，把危机关头的反应进行比较，并不是我的目的，这在以前的两篇博客里说的很清楚了。这也不是其他批评范跑跑的人的关注点。面临危急，反应大部分属于本能，好的值得表扬，不好的也不至于要批判。问题的核心在于，范跑跑在事后对其行为的辩解。那股不要脸的劲头，简直是空前绝后。
跑跑自辩文的开头便说，他多少次悔恨，没生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仿佛美国是他这种不要脸的人的天堂。但事实就摆在大家的眼前，美国的英雄人物是怎么做的，其他的美国人又是如何颂扬他们的英雄的。也许我们可以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强盛，部分是建立在无数个像船长机长这样的平民英雄的勇气、担当和职业精神之上的，不是建立在范跑跑式的不要脸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大众文化里没有跑跑的不要脸精神的容身之地，也许只有在当代的中国，范跑跑才找得到那么多的知音。不过，我相信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很久。
就我个人而言，越来越学会相信时间了，也变得有耐心。随着时间的过往，很多人会慢慢看得清楚，很多事也会浮出水面。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9685632#comment 0 Mon, 13 Apr 2009 15:29:10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9685632 <![CDATA[ZT 张宏良:G20峰会&#8212;&#8212;危机中的世界民主化进程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8447138
G20峰会——危机中的世界民主化进程
——答新华社记者问

张宏良

（这是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G20峰会的几个问题，仅供对国外报道时参考。）
记者：自去年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以来，巴西、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金融改革过程中赢得更大发言权和决策权，以赋予国际金融机构以更大代表性和合法性。您认为本次伦敦峰会会推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举措吗？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方有助于减轻负面影响？
张宏良：指望本届G20峰会能够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举措是根本不可能的，峰会只要能提出几条减轻金融危机打击的有效举措就已经属于奢望了。就当前而言，能够有效减轻目前金融危机的打击，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最大的帮助。虽然本届G20峰会还不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什么积极作用，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和G20峰会成为主角，都说明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不仅适合于国内，也同样适合于世界，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垄断权利的结果，那么G20峰会取代8国首脑会议成为主角，则是世界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初步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金融垄断权利，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他们又无法控制和摆脱危机，便形成了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对付危机的状况，由此便让G20峰会扮演起了主要角色。
如此背景下成为主角的G20峰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眼里自然具有不同作用：在发达国家看来，G20峰会不过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工具；在发展中国家肯来，G20峰会是一个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国际平台。这是G20峰会与8国首脑会议具有不同性质的地方，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斗争和谈判的场所。虽然就长期来看，G20峰会作为世界民主化发展的产物，必然会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民主化方向发展，但是就目前来讲，G20峰会还很难摆脱受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的状况，短期内不要指望它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明显利益。
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问题，应该说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就是灾难永远打在穷人头上；就国际社会而言，灾难则是打在穷国，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头上。这次金融危机的灾难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二是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这两个灾难发生在美国，灾难的结果却是打在发展中国家头上。
首先，就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来讲，美元对于美国自身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意义完全不同。美国手里的美元是美国印刷厂印制的；而发展中国家手里的美元是用资源和劳动收入换取的。美元贬值，对于美国来讲只不过意味着印刷厂多增加些产量而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则意味着十几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付诸东流。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最为典型，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相当于半个中国的经济总产值，是中国60年经济建设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按照众所周知的5%的外贸利润分配比例，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同时，为世界主要是为发达国家（出口发达国家的商品超过80%），贡献了40万亿美元的利润财富，即便利润构成商品价格的一半，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出口的商品量也有80万亿美元，相当于近20个中国的总产值。用如此天文数字的资源和商品换取的外汇储备，一旦发生损失哪怕是损失掉一半，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损失。2007到2008年一年美元就从7.8元贬值到6.8元人民币，贬值幅度近13%，如果按照2万亿外汇的70%美元资产计算，损失近1800亿美元，超过1.2万亿人民币，再加上超过美元贬值损失的投资美国股票债券的损失，财富损失相当惊人。
其次，就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来讲，表面上看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实际上损失的是别国财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产。虚拟经济取代实体经济占据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本来是社会历史的伟大革命，它解决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集中管理和财富共同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了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边界，奠定了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使人类终于看到了消除彼此争斗杀伐的希望。可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虚拟经济基础上的各种金融创新，完全变成了少数精英和资本集团进行金融欺诈的手段。反映在国际经济格局上，就是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控制虚拟经济，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实体经济主要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虚拟经济完全是吸纳商品价值，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财富，而发达国家占有和消费财富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如同国内中小散户与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小散户把钱投入到上市公司，大股东从公司中把钱拿走（即所谓占有上市公司资金），当大股东拿走的钱远远超过中小散户的投资，公司经营难以为继时，就会陷入破产。表面看上去，是大股东的控股公司破产了，是大股东的损失，而实际遭受损失的却是广大中小散户。今天美国大量金融公司的破产，给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自身造成的不同影响也是如此。
比较目前金融危机给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的不同结果，就会明显看出真正遭受财产损失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拥有1.95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拥有相当于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中国社科院统计）。中国拥有的1.95万亿外汇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等虚拟资产；而外资拥有的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主要是工厂、超市、房地产、银行、保险等实际资产。现在金融危机一来，中国拥有的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在不断破灭，资产大幅缩水，据美国外交协会提供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的15%都是股票垃圾债券等虚拟资产，大约2900亿美元，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投资时间恰恰是2007年9月美国股指14100多点的最高峰，目前最低已下跌到6400多点，跌幅近55%，由于中国投资的大都是大型金融类股票，而跌幅最大的恰恰是此类股票，跌幅几乎都在80%以上，像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跌幅超过90%，花旗银行跌幅超过96%，美国银行跌幅超过93%。跌幅90%以上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剩下一个零头，像操控世界金融市场数十年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在此期间已尽数灰飞烟灭。目前中国那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的股票类投资，究竟还剩下多少甚或还有没有剩下，恐怕只有上天知晓。而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却在大幅增殖，因为外资投入的大都是拥有暴利的垄断性行业，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收、法律和行政的大力支持，获利能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结果就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遭受损失的却是中国人；中国实体公司盈利，赚钱的却是美国人。
至于说如何减轻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于各个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遭受的损失不同，应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没有适合各个国家的统一应对方法，比如东欧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和出口堵塞的困难，中国面临的是内需乏力和外汇损失的困难，各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减轻危机损失的措施。如果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共同任务而言，包括本次G20峰会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关注和解决以下2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要逐步改变二战后由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贸易、金融体制，建立与世界一体化相适应的有利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和繁荣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世界结算货币问题。世界货币必须由世界统一发行和统一监督，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来决定。美元要继续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脱离美国控制，不能由美国单独印刷；美国要继续单独印刷美元，美元就不能继续成为世界货币。世界民主化进程必须从这里开始，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货币必须是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的货币，现在这种一家随便印钞票，大家生产商品换钞票的荒谬制度，完全违背了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荒谬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荒谬制度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不过，在新的世界货币替代美元之前，中国首先要实现美元外汇资产的安全着陆，把现在的美元资产变换成其他资产，最好是资源资产和商品资产。
二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约束精英集团的大众政治制度。农业社会人们遭受政治精英组成的权利集团的控制，工业社会人们遭受经济精英组成的资本集团的控制，现在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开始遭受知识精英的组成的管理集团的控制。但是，与能够有效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法律制度相比较，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法律制度，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掌控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知识精英造成的。突然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将极少数知识精英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塔尖，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和复杂性，又在客观上废掉了传统金融监管制度的制约，不受任何制约的知识精英只拥有权利和享有利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不仅如此，他们为了安排好将来退路，专门制定了“金降落伞计划”，所谓“金降落伞计划”，就是规定公司高管将来离开公司时，有权获得一笔巨额补偿金的计划。如此一来，这些知识精英便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开始了各种闻所未闻的金融欺诈活动，把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推向了金融危机的深渊。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知识精英乘着“金降落伞”飘然而去，不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最后离去时还发了一大笔财。把美国最大的两家房贷公司搞到破产境地、成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两房”高管，就是在没有承担任何责任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携带着上千万美元的补偿金离开了公司。这个月，美国30个洲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席卷法国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就是由精英集团的不负责任引发的，与民众收入下降和劳资纠纷等传统的抗议因素完全无关。由知识精英组成的现代管理集团，越来越类似于中世纪的僧侣阶层，只拥有巨大权利享有巨大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不接受社会任何监督（还没有找到有效监督方法），公众的不满就是由此而来。可以说，能否建立起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监督体制，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能否顺利发展的历史关键。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平安保险老总马鸣哲（年薪6800万，还不包括数倍于此的股权收入）为代表的管理精英超乎寻常的巨额年薪，之所以不能被社会公众接受，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不均”不再是指财富分配不均，而是指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不均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只要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相均等，即便是贫富差距再大，社会也能够接受。中国民众对马鸣哲6800万年薪不满意，但是对于科学家袁隆平的亿万资产却只有钦佩没有不满；美国也一样，AIG公司发放1.65亿奖金引发全国抗议，而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拥有数百亿资产，却没有引发任何社会不满。所以，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的，从来都不是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寡，而是占有社会财富的不良方式，是违背社会基本道义的巧取豪夺。
记者：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均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在欧美一些大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并可能通过加大印钞推动货币贬值的背景下，中国这种负责任的做法会在哪些方面造福其他国家？是否会给中国自身造成压力乃至损失？
张宏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确放过了许多历史机会，有些历史机会如亚洲金融危机，属于主动承担风险，牺牲自己，挽救邻居；有些历史机会如美军侵占阿富汗，则属于战略失策，任凭美国在中国西部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形成了对中国的铁桶包围。但无论怎样，在别国遭受危机和灾难时，中国不乘人之危，不落井下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受灾国摆脱危机，的确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人民币稳定，以及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坚持人民币升值，其实质是向中国转移危机，由中国主动承担危机的风险和后果。这对于外贸比重超过GDP70%的中国来讲，压力和牺牲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崛起的根本特点。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唯独中国崛起是建立在世界共同发展的础上，绝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就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说，换做西方任何一个大国，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贬值货币，放弃保卫港币，让一路凯歌的对冲基金带领国际金融资本，乘胜杀向已经风雨飘摇的日本，迫使日本抛售美债回国救市，让美国这个当时世界唯一的资金避风港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可以乘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可是中国却摈弃了西方社会流行数百年的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丛林法则，主动承担责任和风险，帮助亚洲各国共度难关，对亚洲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中国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大国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正在进入经济民族主义时代。危机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又必然加重危机，这是危机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大家都知道贸易保护主义是饮鸩止渴，会把大家拖入更大的深渊，但是又争先恐后地构筑贸易壁垒，想让危机的浪头打在别人身上。这种时候，正是大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正是G20峰会应该承担协调作用的时候，消除保护主义的群体自杀政策，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目前世界上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保护主义：一种是各个国家能够普遍选择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另一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够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诸如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以及许多国际规则、惯例等，就属于发达国家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目前，不仅要反对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更要反对发达国家拥有的单向保护主义，后一种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更大。因为发达国家拥有的所谓知识产权商品，一般不具有市场定价机制，是垄断方单向形成的的垄断价格，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般贸易商品，则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人为操纵现货价格，或者拉高或者压低价格，人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损失。正是通过知识产权和一般商品的不同定价机制，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财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本国手中。所以，对于目前世界来讲，比垄断美元印钞权更可怕的，是对于规则、惯例的垄断，对规则、惯例的垄断所形成的单向保护主义，已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繁荣的最大枷锁，成为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现代翻版。包括中国在内的俄、印、巴等“金砖四国”，必须联合G20峰会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对普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和改变发达国家单向的贸易保护主义制度。
在当前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西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仍然拒绝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大国。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格局不变，甚至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极大地稳定了世界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这是中国对当今世界努力摆脱经济危机的最大贡献。当今世界经济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预期决定价格，预期决定市场，预期决定经济走向，就稳定心理预期和提振人们信心而言，中国正在对世界克服金融危机做出着巨大贡献。只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中国外贸占GDP比重超过70%，是世界上外贸比重最高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家。西方大国纷纷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至少在结果上对中国的伤害最为严重。中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最根本的出路是改变经济结构，变外向型经济为内需型经济，把目前中国庞大的生产机器转向主要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停止出口退税等补贴出口的政策，出口退税实际上是用中国老百姓的钱补贴外国，在外汇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出口换汇已没有必要，并且还会加剧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人与己都越来越有弊无利，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做法，成立国家贸易公司，包下出口企业的产品，如此一来，企业开工、商品销售、国民就业等问题，都将会一并得到解决。
记者：在金融危机肆虐，发达国家日益减少对发展中国投资之时，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方面挺身而出，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并承诺继续免除截至到2008年底最不发达国家未偿还的全部中国债务，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中国在自身面临挑战的时刻为什么会采取这些“反周期”做法？向世界传达了怎样的信号？这些措施会对受援国产生怎样影响？
张宏良：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不是“反周期”做法，所谓“反周期”做法是西方大国思维方式的概括，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典型标志。许多人总以为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是说给西方国家听的，是对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安慰，其实不是，中国和平崛起影响更主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是要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崛起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许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胡锦涛主席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再次回到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穷兄弟当中，其标志就是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那句话：“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一新的外交准则，取代以往“韬光养晦，绝不出头”那个旧的外交准则，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外交史上崭新的一页，重新恢复了新中国曾经拥有的大国尊严和正义形象，再次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信赖的真诚朋友。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也继70年代以后再次形成了新的历史高潮。今年伊始，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就相继出访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反映了中国新的世界经济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和有序展开。
自新中国建立至今，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风雨相伴的数十年，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中国需要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中国。特别是最近数十年的风雨坎坷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穷兄弟往往比富朋友更加可靠！目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商品等，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是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改变造成世界贫富分化的不合理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中国承诺免除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实行零关税，本身就是在带头创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制度和新规则。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决反对那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小人战略，鼠目寸光地以蝇头小利来衡量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关系，绝不能仅仅以经济互惠的要求，来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是要从战略互惠的高度，从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待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记者：商务部今年2月派团赴欧洲采购，达成150亿美元协议合同，为经济严冬下的欧洲国家带来暖意。在一些国家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时刻，中国的欧洲采购之行向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表现了怎样的姿态？
张宏良：在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危机情况下，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的确是引人瞩目。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与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等行为，都在向世界发出完全相同的一个积极信息：就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气定神闲，充满自信，完全有把握很快摆脱危机的困扰。相比之下，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倒是一幅小家子气的显出了暴发户的无底心态，连议会都在叫喊要“购买美国货”，喊得奥巴马都有些不不好意思，表示不同意如此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喊国家崛起，现在比较一下各个国家在危机面前的态度就会发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的开始崛起了。大国如同家长，当所有家人都在危机面前手忙脚乱时，家长必须能够依然有条不紊地布置各自的角色，这样才能形成家长的地位和资格，目前中国就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了这种大国的角色。
谈到这里，肯定会有许多国人不以为然，担心中国不是在扮演大国角色，而是在以身饲虎，引火烧身。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只是目前中国只能率先跨出这一步，防止世界完全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闭关锁国”时代。况且目前中国的大单采购，与数年前大单采购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美元正在贬值，越来越不值钱，并且还以国债的形式攥在美国手里。与其我们挣钱让美国花，还不如买成商品我们自己用，只要大单采购回来的不是高能耗、高污染和用处不大的商品，就是减轻外汇压力和减少损失的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在大单采购、挽救欧洲经济的同时，还可以换取欧洲市场对我们也更加开放，努力维护世界贸易关系的良性循环。
要知道，目前最让中国人举国揪心的，就是手里的美国国债了。一般人往往只看到美元贬值的经济损失，而看不到其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综合损失，很少有人能想到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钱最终会被分成四份：一份变成了美国人的信用卡，到超市去购买中国的廉价商品，增加美国人的日常消费；一份变成了中国周边美国十大军事基地的军费，用来威慑和打击中国；一份变成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用来培养伪自由派颠覆中国；一份变成了进入中国的外资，用来收购中国企业和控制中国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是在欧洲大单采购，即便是在美国大单采购，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把中国的外汇资产，尽可能变成能源和资源资产。
最后，祝G20峰会能够完全取代G8峰会，实现世界历史的划时代转变——由少数发达国家支配世界，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管理世界。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8447138#comment 1 Mon, 30 Mar 2009 20:52:01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8447138 <![CDATA[To what extent is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7886390 To what extent is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Introduction
To deal with this question in a short essay seems a daunting task. The difficulty first comes in that both the key concepts, globalization and imperialism, are notoriously ambiguous. Many use them but few know what they really mean, rather, some scholars just make it clear that they use the concepts in a heuristic way (e.g. Wolfe 1997: p 388; Bayly 2002: p 48).
Globalization is undoubtedly the catchword of the present age; but it was not until in the early 1990s that the emergence and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topic of ‘globalization’ took place (Osterhammel & Petersson 2005: p 19).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globalization is something essentially novel and peculiar to contemporary time. If we see globalization as ‘a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social processes from local or regional to a world level’ (Bayly 2002: p 47), it is not difficult to come to agree that globalization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has a much longer life than ‘globalization’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does. As Osterhammel & Petersson (2005) points out, ‘if there is an indeed turning point at which globalization became the central feature of history and of human experiences, then it occurred in early modern period of discovery, slave trade, and “ecological imperialism”, not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146).
Scholars use different phrases, such as archaic globalization, proto-globalization, and modern globalization, to periodize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is essay, I will use ‘early globalization’ to denote these eras, in order to make them differentiated from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Meiksins Wood 2003: p 131). Promoted by different integrative impulses, ‘early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imperialism in different ways. This essay will briefly go to ‘early globaliz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mperialism, and then turn to a discussion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and its nature.
‘Early globalization’ and imperialism
No one could date precisely from when global integration began to take shape. The historians only can decipher roughly the different periods when the integrative impulses remained relatively active. There have been major integrative thrusts occurred over large areas in the eighth, thir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nd by the middle of eighteenth century, another such advance was under way, which emerged just before the ‘double revolution’ &ndas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dash; and ‘was fuelled by the dynamics of state-building and preindustrial colonialism’ (Osterhammel & Petersson 2005: p 57).
It was not accidental that these thrusts of global integration coincided with the expansions of empires, such as the emergence and military expansion of the Muslim power after 800 AD, the reunific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a under Tang Dynasty, and the later Mongolian military conques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enghis Khan (ibid: p 35-7). These great land-based empires, which stretched across Eurasia and Africa, provided a benign context for the long-range trade and thus nourished the archaic globalization. Bayly (2002) sums up three main agents &ndash; al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linked with empires &ndash; of archaic globalization: the periodic irruption of nomadic soldiers, which disrupted old patterns of trade but served to create new commercial links (p 58); the networks of seaborne merchant communities, all belonging to great external emperors and kings (p 60-1); and the networks of land-based merchants which flourished with the rise of Islamic world empire (p 63).
Old globalizing agents gradually lost their centralities as the history entered the age of proto-globalization, which stretched, according to Bennison (2002), from 1648 to 1850. Unlike its precursor, proto-globalization was mostly prompted by the globalizing impulses emanating from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 of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It posed threats to the Muslim empires and encouraged the latter to react by developing a Muslim ‘proto-global’ state system resembling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defined by the Treaty of Westphalia (Binnison 2002: p 81). Meanwhile, outside the confines of the state, the Muslim world adapted to the new economic realities and created together with European networks a shared proto-global system (ibid, p 87).
Then came the age of modern globalization, which has already been exhaustively described as ‘the rise of the West’ (Osterhammel & Petersson 2005: p 19), and part of which is marked as an ‘era of extensive globaliz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history (ibid: p 81). Labelled as the ‘age of empires’ (termed by Eric Hobsbawm), it seems redundant to say more to link modern globalization with imperialism. Characterized by forceful expans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and ferocious partition of the colonies by Western powers, modern globalization finally culminated in two World Wars.
Establishment and degrad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
Now we are living in a postcolonial globalization &ndash; roughly defined as ‘deepening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s countries were more tightly linked as trade, financial flow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re liberalized over the decade of the 1990’s’ (Ostry 2001) &ndash; whose contour appears rather distinctive from ‘early globalization’. There are two contrasting views, whereas the enthusiasts embracing globalization 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the opponents decrying it as the emergence of domination by big businesses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Osterhammel & Petersson 2005: p 6). The activists even launched a war against globalization, beginning with the protests at the Seattle meeting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1999 (Stiglitz 2002: p 3).
The formal beginning of contemporary world order of globalization can be dated and discerned quite precisely &ndash; during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characteriz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the World Bank and lat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eiksins Wood 2003: p 131).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WTO, which came into being 1 January 1995 as the successor of the GATT, constitute the main institutions that govern globalization (Stiglitz 2002: p 10).
There were clear missions for each of these three institutions at the beginning.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the World Bank was reflected from its proper name &ndash;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Founded on beliefs that the market failed often and there was a need for collective actions at the global level for economic stability, the IMF was designed to prevent another global depression. (ibid: p 11-2)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GATT was to reduce or even eliminate the trade barriers.
Things began to change in the 1980s, the era when Ronald Re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 preached the free market ideology in the US and the UK.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were thus transformed into the new missionary institutions, through which neo-liberal ideas were imposed on the poor countries (Stiglitz 2002: p 13). The IMF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to an organization championing market supremacy with ideological fever. When dealing with the crisis-stricken countries, it has been always prescribing the same solution on the basis of a blend of ideology and bad economics, without seeking alternative choices (ibid: p xiii, xiv). As to the GATT (later the WTO), which in earlier days worked quite well under which countries negotiated in conformity with a reciprocal principle &ndash; ‘I’ll open my market if you’ll open yours’, the old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ended in the Uruguay Round marked a watershed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ailed to achieve their original goals and had to accept the inclusion into the trading system of trade in servi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vestment. The results were very much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Southern countries since it required major upgrading and change in the governance which was very costly and likely to lead to chaos. In a word, the outcome of the Uruguay Round resulted in the exacerbation of the South-North divide. (Ostry 2001)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degradation from solution to problem, there stood both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Stiglitz (2002) points out, ‘The IMF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re dominated not only by the wealthiest industrial countries but by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interests in these countries’, ‘The institutions a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tions they serve’ (p 18-9). In Uruguay Round, it was also the case that the big companies in fact set the agenda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stry 2001). As market leaders in the service and high-technology sectors, these business giants benefited the most from globalization.
A new mode of imperialism?
Few with argue agains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the position of the sole hegemony in the world, and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s American-dominated (Watson 1992: p 302). But any discussion about US imperialism will be challenged by the fact that the US does not directly rule or occupy a single country (Meiksins Wood 2003: p 1). It might be determined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e US that it manipulates the world in a way distinctive from its predecessors. As a child of an anti-colonial revolution and a country formed by immigrants, the US lacked both colonial ideology and the capability of sending out Diasporas to establish British-styled Empire which relied on colonization (Hobsbawm 2007: p 60-3). It seems that the US does not fit the conventional definition of empire. The discussion aforementioned, that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ther than the US as a political entity took the most advantage of globalization, also serves to consolidate such an impression. How could imperialism exist even without an empire?
However, if we examine the question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of capitalist pow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it will again become more complex. Evens (2008) is completely convinced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world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whose priority was given to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p 272). It is a system in which the superiority of market as a mean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ideologically unquestioned by the dominant elites (p 276), and the public sectors are predominated by private powers (p 283). That is the reason why many people argue the decline of nation states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globalization. But i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To Meiksins Wood (2003), the withdrawal of nation states was only from social welfare and ameliorative function, and the global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and is still dependent on the social functions performed by the nation states (p 140). The famous remark ‘What’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the country, and vice versa’, made by Charles E. Wilson,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General Motors and secretary of defence of the US, provided a particular perspective of vie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state ( cited in Stiglitz 2002: p 195).
The present globalized world is distinctive from the old colonial one, in which economic power was interweaved with political or military power so tightly that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colonies by imperial power was ‘a transparent business’ (Meiksins Wood 2003: p1). Then current capitalism, however, has experienced a long transformation that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 has finally detached itself from extra-economic &ndash; military, political, judicial &ndash; force, so that the economic hegemony of capital can reach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direct political domination. Thus, through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cceeded in imposing o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unequal global trading system of one-way market opening and an intellectual rights system which is to the detriment of welfare of the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Stiglitz 2002: p 6-8). With the example of newly independent East Timor which had to accept pernicious terms imposed by the West, Meiksins Wood (2003) argues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found various ways of imposing its economic imperatives on ostensibly independent states, without direct colonial rule (p 131).
Meanwhile, the economic power cannot function without the backing of extra-economic force, which is still supplied by the state. The state remains vital to the global flowing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ot directly by interv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bour and capital, but indirectly by sustaining the system of economic power and operation of market (ibid: p 10-4). Attaining and maintaining of monopoly rents, which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uld only be achieved by political means. Fred Block therefore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influences of incumben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is a central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y (cited in Evens 2008: p 278).
It does not, however, mean military force has become expendable; rather, it still plays an essential, or even more essential than before, role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apitalism. When the economic means do not work or the issue, for instance, the Iraqi war, is out of the reach of economic means, the evermore bellicose US would not hesitate to flex its military muscles, driven by a new zeal and ideological fervour of bringing peace to the world (Chatterjee 2004: p150). The overuse of military power will for sure conversely consolidate the ground on which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 is built and furthermore shape the form of globalization we live in.
The global operation of capital without the company of weapons, the ostensible retreat of nation state, and the alleged aim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glob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l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omplexity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Although the present global order dose not corresponds to imperialism properly, one thing we can make certain so far is that it is far from being democratic. Even being bold enough to use the term ‘new imperialism’ freely and associate the US with empire without hesitation, Meiksins Wood (2003) has to admit that ‘we have no theory of imperialism that adequately comprehend a world that consists not of imperial masters and colonial subjects but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hich both imperial and subordinate powers are more or less sovereign’ (p 152).
Conclusion
The association of globalization with imperialism used to be obvious; the expansion of trade patterns and the flowing of capital have long been binding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empires. But an unprecedented form of globalization emerge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nd flourished since the 1980s. It has created unparalleled abundance of fortune, and also broadened the gulf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culture and society (Evens 2008: p 277-9). Failing to fulfil its promises, globalization has succeeded neither in reducing poverty, nor in ensuring stability (Stiglitz 2002: p 6).
Globalization itself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It has the power to do enormous good, but it turned out for many in much of the world closer to be an unmitigated disaster (ibid: p 20). Th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would be that globalization has been distorted into an instrument to serve the special interests of global capital, or Western countries, or maybe both. Therefore, we can argue that globalization is to some extent of imperialism, but we still do not have enoug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 gauge exactly to ‘what extent’.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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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ison, A. (2002) ‘Muslim Universalism and Western Globalisation’, in 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Pimlico.
Chatterjee, P. (2004) ‘Afterword’ in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 (2008) ‘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olitics & Society 36 (2), 2008: 271-305
Hobsbawm, E. (2007)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London: Little Brown
Meiksins Wood, E. (2003)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Osterhammel, J. and Petersson N. (2005) Globalization: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stry, S. ‘Why Has Globalisation Become a Bad Word?’ Alcoa-Intalco Works Distinguished Lecture,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Bellingham WA, October 2001
Stiglitz, J.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Watson, A. (1992)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Wolfe, P. (1997) ‘History and Imperialism: A Century of Theory, from Marx to Postcolon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2), April 1997: 388-420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7886390#comment 0 Sun, 22 Mar 2009 02:19:32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7886390 <![CDATA[Is people&#8217;s democracy a legacy for Chinese future]]>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6899654
Democracy, etymologic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meaning rule by the people, is widely deemed as something both efficient and moral. It is, however, paradoxical enough that democracy as a concept was qualified profusely in various ways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see a brief summarization by Feuchtwang in his lecture note, week 18, p 1-2) on one hand; and is often used in a rather simplified way by scholars, if not merely equated with casting ballots (eg Desai 2007; O’Brien & Li 2000), on the other hand. The question remains that whether or not a non-Western tradition, ie the Chinese tradition, can produce a democrac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and essentially democratic, and the Chinese democratic experiment could nourish a democratized future, so much so that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itself as a concept.
Lin Chun (2006) tried to bring back to the fore People’s democracy, ‘a forbidden “outcast” in the received scholarship’ (p 15). Her book,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summed up by Feuchtwang (lecture note week 18, p4), is ‘a sustained argument, normative and descriptive, for a Chinese democracy, that has not been realized but has real potential. This is a democracy formulated under Mao, distorted as well as partially realized in mass mobilizations, exhausted in the factionalis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bandoned for a lesser democracy that is not even negative freedom in the current period of market reforms.’ Mao’s people’s democracy was betrayed by his successors. Popular sovereignty was relegated and mass participation was suppressed, prominently featured with the removal of the ‘four grand freedoms’ (sida ziyou), namely ‘speaking out freely, airing views fully, holding great debates and writing big-character posters’, from the Constitution in 1982 along with ‘freedom to strike’ (Lin 2006, p 167), and abandonment of mass line for ‘rule of law’, ‘a deformed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f progressive lawmaking’ (ibid, p 184). Lin Chun considers this degeneration fro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into ‘ruling with monopoly’ as ‘one of the greatest tragedi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s’ (ibid, p 159-60). But people’s democracy was not annihilated completely; some of its elements, both institutionally and ideologically, were retained and still function.
Lin Chun seems optimistic towards the resilience of people’s democracy. She emphasizes the legacy of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composed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Women’s federation, Workers’ Union, etc., which she thinks could be view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state as well as an extension of the society (ibid, p 149), and furthermore envisages a possibility that ‘we the people’ rise again through a democratic reordering of the reform rather than another revolution, accompanied a renewal of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ibid, p 203). Substanti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NPC has gained greater autonomy and independent authority from the Party &ndash; featured by its ever important role played in the lasting controversy over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and fair treat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bid, p185), Lin Chun’s optimism seems reasonable.
O’Brien and Li’s (2000) review of the NPC’s long and tenuous endeavor to enshrine village elections into a national law echoes Lin’s observation.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 was first invented by the residents of a few villages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n late 1980 and early 1981. It intrigued Peng Zhen, then vice-chairma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who instructed the NPC and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o carry on researches on it and successfully made villagers’ committees written as elected, mass organizations of self-government into the 1982 Constitution (p 465-7). The years afterward, Peng Zhen propelled the NPC,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branches of people’s democracy founded after 1949, into a real political battlefield on the issue of writing and enactment of the Organic Law of Villagers Committees. The arguments between the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were so heated and fierce that Peng Zhen, at the annual NPC session in 1987, had to make three speeches within 48 hours to seek support (p 474). The authors even used ‘lobbying’ to denote Peng’s persuasion. It shows vividly that how the NPC could accommodate political bargains in the post people’s democracy era.
Also worth noting is that the political rhetoric used in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aoist people’s democracy. As a fervent proponent of village elections, Peng Zhen’s interest in basic-level self-government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his working experiences at Jing-Cha-Ji Border Region in the 1940s (ibid, p 468). His unrelenting argument was riddled with the thought of mass line, insisting that local self-government is the best way to put cadres under supervision and prevent further erosion of cadres-masses relations (p 474).
Formal institutions are not enough to count on to bring ‘we the people’ back to the centre. As Lin Chun point out, ‘democracy and legality are not the same, however, and whether or not a legal order is democratic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the law rather than its mere existence…. Legality alone is no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citizens.’ (Lin 2006, p 185) The realization of a real democracy is necessitated and pushed forward by we-the-people’s struggle which exerts substantial pressure on the neo-authoritarian state. In fact, resistance from below has been rampant and brought a shift of Chinese governance to a head (see Chung, Lai & Xia 2006; Lee 2000; Thornton 2005).
It is firstly necessary for the crippled citizens to overcome atomization and demoralization, the inevitable byproduct of market reform, to make popular resistance possible. Once again the legacies of people’s democracy play a role in both bonding the atomized people together and bestowing them theoretical weapon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and to fight against the neo-liberal market-oriented reform rhetoric. Thornton (2005) argues that there are several repertoires giving Chinese anti-tax protest shape and form, one of which is the organizational and discursive legacies of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Collective activities by farmers and enterprise workers rely heavily upon the class-based language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that were popularized under Mao (p88-9). It is vividly reflected from the slogans used by the struggling people that how the nostalgia of a more effective, equal, and people committed socialism still simulates them, both in critiquing social injustice and envisaging a new picture. For instance,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used by Xinjiang people (p 91); ‘Down with the new landlords of the 1990s’ and ‘All power to the peasants’, from Anhui (p 92); ‘Down with the urban bureaucratic exploiting class and share the wealth of new local landlord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stablish peasants’ own political power’, chanted by indignant Jiangxi farmers (p 93); and so on. Retired state and Party cadres, who are skilled mass mobilizers trained during the Maoist era and could be seen as a legacy of people’s democracy, take an active role in organizing and leading popular protests. According to a statistics, from 1995 to 1997 retired cadres participated in no fewer than 335 collective protests and at least 125,300 petitions against state policies (p 99).
What echoes Thornton includes Lee’s (2000) observation of the labor protests in the Chinese rust belt, from which he found that collective memories of Maoist socialism, enterpris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and enterprise property underlying the rallies (p 217). The narratives of Maoist socialism &ndash; both experienced and imagined (p 227) &ndash; and reference to ‘the days of Old Mao’ (p 225) are still alive elements which fuel the laid-off workers to resist. It is reflected through the chanting slogans, for instance, ‘Workers are masters of the state’, ‘Down with the newborn bourgeoisie’, ‘Yes to socialism, no to capitalism’, and ‘Long live the working class’ (p 220). In daily life, ordinary people keep resorting to ‘the times of the Chairman’ when cursing the present, either the pervasive corruption or the decay of public morality (p 225). And the defunct danwei systems turn out to be a positive factor in the self-organizations of the disgruntled enterprise workers.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factories whose workers lived in close proximity to each other in factory housing compounds and thus enjoy a comparatively easier way to keep contacts are more prone to sustain protests than those without their own residential areas (p218).
When discussing civil society under Chinese context, Metzger (2001) criticizes forcefully the practices of imposing an abstract concept on a certain place without considering its concrete historical process (p 204). The logic is undoubtedly applicable to the discussion on Chinese democracy. If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could find its own repertoire to draw on, it might be Maoist people’s democracy. Although seriously crippled by the reforms, its institutions still exist and fun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More importantly perhaps, the struggling people, invoking alongside with other resources the socialist past as organizational methods and justification of resistance, constitute the real force that will restore popular sovereignty.

Reference
Chin Kwan Lee (2000)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u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1:2 pp 217-237
Desai, Meghnad (2007) Why is India a Democracy in Meghnad Desai and Aitraz Ahsan (eds) Divided by Democracy. Lotus Roli
Jaeho Chung, Hongyi Lai and Ming Xia (2006) ‘Mounting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China; surveying collective protestors, religious sects and criminal organis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56, July, pp 1-32
Kevin O’Brien and Li Lianjiang (2000)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62
Lin, Chun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ke UP
Metzger, Thomas A.(2001) The Western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in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eds)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CUP
Patricia Thornton (2004) ‘Comrades and collectives in arms: tax resistance, evasion,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in post-Mao China’,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pp 87-104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6899654#comment 0 Thu, 12 Mar 2009 21:09:42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6899654 <![CDATA[让谩骂来得更猛烈些吧&#8212;&#8212;重申对茅于轼挨骂的立场]]>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3806415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确信这样做是正当的，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目前对反动派唯一可能的斗争方式。借用已经回德洲吃扒鸡的前美国Bush总统的天才语录："I know what I believe. I will continue to articulate what I believe and what I believe - I believe what I believe is right."
昨天，偶尔到老友子恢的博客上逛了一圈，才知道茅老爷子八十大寿了，有媒体以吓人唬道的《国有一老》为主题祝他生日快乐，搜狐网也把年度财智人物的称号送给了他。这只是两个例子而已，茅老爷子的媒体拥趸可是不少，简直太有话语权了。对茅老爷子的谩骂集中在网络上。对网络言论，我个人主张与责任结合起来，支持实行实名制，让真正的而非虚假的民意影响政策取向。（参见http://linan2048.blog.sohu.com/91452404.html）网上对茅老爷子的谩骂不一定都对，不一定都恰当，但就这个个案而言，网络的表达无疑必传统媒体的立场更接近于真实的民意。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怪现状，老百姓支持的事，传统媒体——或者说主流媒体就一定反对；老百姓反对的事，主流媒体就一定支持。主流媒体跟普罗大众简直势同水火，这说明不了别的，只能说明一件事：中国最反动的一拨小文人全都混迹到媒体圈了。
以一个半路出家鼓吹西方经济学的业余经济学家的身份（既然搞的西方经济学，那么评价标准也该用西方经济学标准吧？茅老爷子肯定不在丁学良说的五个人之内），被捧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学术上的成就。茅老爷子成名很多年了，最近这两三年江湖地位窜升得格外猛，大体是因为几个完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比如“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和不久前的“18亿耕地红线没必要”。普通老百姓骂得越厉害，主流媒体捧得就越厉害，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中国主流媒体的反动性在这个怪圈的形成中越发凸显。
根据捧茅者的说法，茅老爷子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主要功绩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地普及西方经济学。一个人多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多少都值得钦佩，再不济也可以称为“杠头”。但茅老爷子通过普及西方经济学的功劳真的就那么伟大么？我看未必。有些人要盖棺定论，是因为在他生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论。茅老爷子其实很幸运，他活着看到了他多年来一直鼓吹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正是在他所迷信的市场神圣论制造出来的。这套东西现在当然也不能下结论说完全错了，至少可以认定是有严重缺陷的。鼓吹了三十年这种东西，等于自己被忽悠了三十年，同时企图忽悠别人三十年，这有什么了不起么？
可悲的是，迄今也没见茅老爷子对他说迷信的市场至上论做点什么反思，那些拥趸媒体更不要说了。茅老爷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学者，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学者做研究发表观点，至少要按规矩来，可以有理论假设，但要根本实证研究来修订假设，最后得出结论。而在他身上，是看不到这个的，大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凑论据，能多凑就多凑点，凑不起来少点也能将就。最要命的是，任何真正的批评和讨论根本在他那得不到回应，他该说什么还说什么。顶着学者的名义，茅老爷子其实比政客更像政客。他的拥趸们也大抵如此。
以他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论为例：茅老爷子雷打不动的一个前提是中国人“仇富”，而“仇富”是不对的。中国人“仇富”是个挨天杀的混帐话，是腐朽的知识精英为了污名化人民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正当诉求而编造出来的伪概念，是扣在老百姓头上的一顶大帽子。这个道理一点都不复杂，几句话就说得清楚，我当老茅的面就说过这个，这里不再重复。在他的这番论调出炉之前，已经有若干篇文章在讨论“仇富”，把这个瞎话驳得一丝不挂了。按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你不同意对“仇富”这个伪概念的批评，也该对此做些回应，然后在你的前提建立在新的共识基础之上吧？但人家茅老先生呢，只当看不见。我敢打赌，现在你再去跟老茅谈“仇富”的问题，他的调调还是一样一样的。这算个什么东西啊！
再说他的“18亿亩耕地红线没必要”论。有一位网友说出了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说法时的反应：怎么连这种断子绝孙的招儿都想得出来？这一次，他是弄个研究报告的，我以为，要反驳他至少得看看他的报告，然后收集数据做得深入点才行。可是等我看到老茅在媒体上的言论之后，我发现，这完全是用不着的。这是《南方人物周刊》对他的采访中的一个问答：
问：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天则所很穷，这也就是一个二三十万的小课题，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问题都搞清楚了，过去从没人看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不得不佩服老茅的诚实。“不错，是这样的。”说得理直气壮。这他妈的叫做研究？结论都有了，还研究个什么劲呢？二三十万还花他干嘛？你老茅不是要穷人办事么，二三十万能办不少事，至于那个结论，像前一次一样，写篇小短文，有的是媒体会给你发啊。
以这种水平的胡言乱语，能被抬高到熊猫一般的地位，成为“国宝”、“国”老，媒体的反动性和不要脸性可见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一篇吹捧老茅的文章的标题取为《一个真正心系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内容我没看，才懒得看），众所周知，自由派（老茅这么自称）这么多年最喜欢抬的一个杠就是‘谁是人民？’，以此来消解左派政治基础。结果一转身到了“被正确地划为右派”的老茅这里，人民这个概念又被捡回来了。自由派的虚伪，简直让人吐了又吐。
以知识分子为伪装，行政客之实，满嘴荒唐言，实乃祸国殃民。在茅老爷子那里，根本看不到多少理性思考理性探讨的影子，他却对媒体喋喋不休地指责骂他的人“不理性，很可悲”，枉顾他自己先封闭了理性探讨的可能这个事实。对他这种人，唯一可行的抵制也就只剩下谩骂了，这是老百姓最后剩下的武器了。将老百姓的情绪表达（我承认其中有过激的部分，甚至有闲人起哄的因素）诬蔑为“不理性”和“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其实和“仇富”这个概念一样，是无良文人编织出来的遮羞布，是企图控制人们的头脑失败后绝望的哀嚎，是对天理人心进行的丧心病狂的诅咒。
我本人，北大毕业，做了八年的记者，现在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对象的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念书。简单地讲一点个人背景，目的是要告诉那些动辄以“理性”自居的人，你们也不大好意思说我这样的人完全“不理性”，“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吧？我要亮出我的观点，那就是，谩骂有理，挨骂活该（当然仅指老茅这种情况）。而且我要为这种谩骂的存在而欢呼：对歪理邪说的谩骂恰恰是希望所在，这表明，这个民族颠狂了的只是腐朽发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堕落媒体，老百姓眼睛还没有被他们弄瞎，还知道什么是天理公道。
最后，贴一张照片。这是大名鼎鼎的大学者大知识分子Edward Said 2000年在黎巴嫩境内跟巴勒斯坦青年一起，向以色列岗哨扔石头的照片。个人滋味，请诸位看官自己去琢磨。不是所有的谩骂都是坏的，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坏的。对暴力的回应，只能是暴力，别无他选。

2009/2/5 London ]]>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3806415#comment 1 Thu, 05 Feb 2009 03:33:50 GMT http://622007874.qzone.qq.com/blog/1233806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