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88.qzone.qq.com Mon, 30 Nov 2009 00:47:23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Sun, 30 Nov 2008 03:53:31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8017211
今年年初，林毅夫受邀就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离开了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为第一位非美国或欧洲出任此职的人士，林毅夫将在世行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讨论。

姚洋认为，“从正面总结中国过去的30年，我们做得太不够了、太少了，林毅夫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基本上说一个比较优势，不够，没有说明白我们的体制哪个地方是对的。”基于这样的思想路径，姚洋在奥尔森泛利性组织的基础上引申出“中性政府”这个概念。姚洋认为，中国政府由于吸取了过去搞政治斗争的失败教训，在追求经济发展上寻求其执政的“基于表现的合法性”，为其创造中国奇迹奠定了基础。此论一出，姚洋遭受了不少批评，认为他是在替政府说话，无视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问题。



11月，参加本报主办的时代沙龙讲座的姚洋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坦诚地交流了关于“中性政府”的看法。对于近期中央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姚洋认为此一计划无可厚非，但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警惕账面GDP，需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拉动内需。



警惕“账面GDP”



时代周报：国务院近期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在一周之内，各地政府也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据统计，目前各省市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有人担心，急剧扩大的政府投资往往会带来短期的过热效应。你怎么看这个4万亿计划？



姚洋：这个4万亿刺激计划，是一个短期的、救急的措施，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所以也是必需的。当然，也肯定会出现大家担心的诸如豆腐渣工程、腐败等等现象，但这个问题必须靠监管和审计来降低风险，不能因此否认4万亿计划的必要性。



从中央估算的4万亿到各地报上来的10万亿，膨胀系数不可谓不大，这说明新一轮“跑部钱进”必然异常激烈，为了争挤“四万亿”列车，地方政府不惜放大投资规模以备国家发改委“删减之需”。这对中央审批机关的公正性亦是一种考验。



时代周报：你过去有一篇文章提醒注意账面GDP的问题，即所谓“中国之谜”—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你给出的答案是，“残缺的产权、低效的法治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而忙碌本身创造GDP—我们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无效制度环境所设置的障碍”，现在我们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是否也是在围绕账面GDP做文章？



姚洋：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注意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比如说，大拆大建是促进GDP增长的最快手段，但是，这种增长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拆的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出品，相反，拆本身是在毁灭价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被拆除的建筑的价值很可能被低估。



再比如，“跑部钱进”成了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花费通过航空公司、公路运输企业、铁路局、旅馆、出租车公司以及餐馆转化为GDP。这些活动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品，却因为加大了对交通工具的使用而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花费巨资来恢复生态，但在统计上，这些花费通过对治污服务的购买转化为下一期的GDP。这就好比任由跑在大街上拉着马车的马随地排泄粪便，然后再雇专门的人在后面把马粪铲起来一样。另外，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增加个人的医疗支出，而这些支出又成了医院所创造的GDP。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仅仅视为发展的代价，而要引起警惕。我们不过是创造了可观的账面GDP，与此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中国平均每年9％的GDP增长中，有多少是账面GDP呢？1998年亚洲金融也采取了投资拉动的方式，实际上当时的GDP没有那么高，大概只有4%左右，就报了个7.8%，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个数字，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的。明年的经济增长我估计达不到8%，能达到5%就不错了，因为很多钱投下去，并不能马上见效。总体而言，4万亿作为一个经济复苏计划也无可厚非，这个我不想过多地评论。



“肯定是公务员想涨工资”



时代周报：当然，针对4万亿计划，最近争论很多，其中一种声音是指这4万亿的投资，基础建设占的比例过多，对民生投入不多，老百姓在这轮经济危机中感受到的巨大生活压力未能缓解，也未能从中获益。



姚洋：在经济的低潮时期，多数人感受到经济压力，会有抱怨，估计这轮经济衰退时期要持续两年的时间，这要看美国什么时候从这轮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



但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搞基础建设没有错，难道把钱分给老百姓吗？钱分下去花了就没有了，而基础建设毕竟能够留下什么，比如说修建地铁、高速公路，这些都能够切切实实加速经济增长。当然，你说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改变目前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扩大内需来缓解原来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全球经济危机压力下的困境，那肯定是一个值得长期考虑的问题。



目前来说，出口能够赚钱，为什么不出口呢？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我们都很难改变对出口的依赖，出口还会占很大的比例。



你算这样一笔账，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农民纯收入比今年翻番，12年的增长才翻一番，你可以预见，农民的收入增长仍然是非常缓慢的，农民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



时代周报：也许是因为这样一种民生的压力，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急起草。发改委有关人士称，方案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但关于全面提高社会工资的说法，遭受了质疑，不少专家认为“不现实”。



姚洋：这是肯定的，目前中小企业处境困难，要求他们加工资恐怕是很不现实的。那么，这样的方案最终就变成了只是公务员和国企涨工资。制定这样的方案，肯定是公务员想涨自己工资，这就制造新一轮的不公平，这种方案是要反对的。



在经济的上升时期，企业不想涨工资也得涨，不然就出现民工荒，但目前是经济的衰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民工回乡的现象，企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怎么会涨工资？前段时间还出现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现在他们不吵了，中国目前不可能出现刘易斯拐点。



拉动内需要加速城市化进程



时代周报：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只是一个短期行为，从长远来看，真正能够拉动内需的要依靠什么？此前中央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也被解读为是一种旨在拉动内需的措施，尤其是想要依靠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来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



姚洋：对这个政策，我是比较怀疑的。粮食生产没有办法依靠所谓的规模经营来提高产量或者是提高农民收入，在这一点上，我赞同粮食生产要放开，甚至多进口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国外的粮食生产的成本很低，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进口呢？有的人说是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区，粮食依靠进口可能产生的危机实际上是被夸大了的。这一次的调门拔得很高，强调了适度规模经验，从胡总书记的讲话到这个政策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实际上，所谓的规模经营，农民已经以各种方式在做了，比如说外出打工的农民，把地包给其他人做，农民自行调节的这种规模经营实际上已经有了。必须注意的是，增加规模不一定能增加产量，而是恰恰相反，大农户的亩产还比不上精耕细作的小农的亩产，因为小农的劳动力投入强度高于大农户。所以，想要依靠规模经营来提高产量，提高农民收入，这个空间实际上是不大的。



十年前国家统计局就和我们中心一起做过一个项目，研究如何拉动农民的内需，但十年过去了，没有什么成效。为什么？因为农民的内需是有限的，农业生产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想要依靠农民来拉动内需，是不现实的。



从长远来看，真正能够拉动内需的，我的看法还是靠加速城市化进程，让农民获得进城定居的权利和能力，而不仅仅是流动的自由，流动的自由现在已经有了，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是农民在城市里没有办法安居，面临着一系列生存的障碍，配偶的安居就业、子女的求学就业、个人的养老医疗等等，所以未来应当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让农民全部进城拿低保，目前我们的财政力量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可以通过城市化的进程，让农民在城里能够有工作，这样他所在的单位会为他购买社保医保，另外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让农民的子女在城市里能够平等地求学，现在农民的子女因为户籍的问题，仍然要回原地去高考，仍然不能公平地进入城市里的公立学校，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应当重点解决的。一旦农民能够在城里定居，他们要购房、要改变消费习惯，这些都会切切实实地拉动内需。



“中性政府”不是一成不变



时代周报：加速城市化进程，需要政府有很大的作为，尤其是各个地方政府，是否愿意在财政上有那么大的投入去做好福利和社会保障？而这让我们联想到你此前在总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的时候，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中性政府”，你认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一个中性政府所起的平衡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比如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也许扮演过“中性政府”的角色，但是今后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越来越激烈，如何保证政府能够保持始终中立的立场呢？



姚洋：因此这就说到了一个问题，或者是说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要警惕中国这样一个“中性政府”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在丧失。地方政府的利益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变成一个商业化的政府，而不是服务型的。比如说在做好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比如说房地产究竟救市不救市，这些都在考验政府是不是能够维持其中性的立场，而不被利益集团所裹挟。



就像有传说地方官员到总理办公室拍桌子，说上海人都有两套房子，房价跌了，老百姓的收入就跌了，这纯属瞎说。能有两套房子的人肯定是少的，在上海不会超过20%，即便就是40%，还有60%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他们还是希望房价降一点，而不是希望房价升的。这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经营者串通一气，提高房价。



时代周报：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刚刚开始发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各种利益集团也尚未形成，因此政府更有条件以经济建设为要务，也就是你所总结出来的，这样一种中性的立场，而现在，财富的聚集以及阶层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政府并不天然具备中性的属性，因而随时会偏向某一个利益集团？



姚洋：中国迄今30年来的渐进式改革，是“实践的务实主义”的体现。渐进改革的哲学基础是对单一和终极真理的否定，因此，它是务实的；同时，渐进改革又以不断的试验为先导，因此，它在行动上又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困扰，非常务实地找到了一条不为短期利益所牵制而发展长远经济目标的路子，这条道路，是走对了。



但是现在确实面临很多问题，中性政府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属性，而是一个阶段性的描述。如果中国没有意识到问题，那么就会越来越回归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形态”，就是要么偏向精英，要么民粹化。



时代周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姚洋：可能未来我们必须考虑政治改革如何更深入一步，跟经济的务实主义能够同时协调起来。当然，我们一提政治改革就说民主，这种太笼统，能不能更切实一点。比如说从预算做起，让人大代表提前一个礼拜拿到预算，现在都是提前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得表决，这样就完全流于形式。是不是我们的人代会更专业一些，成立一些专业委员会，对政府的经济预算进行跟踪、讨论。



可能从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入手会好办一些。我觉得不要搞噱头，比如党委书记都是全民选，电视公选，这些都是在搞形式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市政府、镇政府都变成了“市立公司”、“镇立公司”了，而党委书记是“市立公司”、“镇立公司”的董事长。政府完全变成了一个经济机构，而不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这样怎么可能中立？这里也涉及如何监督一把手的问题。我们也许要重提上世纪80年代的党政分开，它是小平同志倡导的，写进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的。



时代周报：无论是政府还是一般民众，无不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建立程序公正？如何实现关于社会分配的公正？这也是化解社会阶层分裂鸿沟的唯一答案，只有实现了分配的公正，才能使各个阶层都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姚洋：我倒不太担心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本身有一些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一个表象，我倒更担心后面精英和民众的分化。



“中性政府”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可以说对它的选择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在这种政府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这样选择对它来说是对的，但是现在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在改变，已经出现这些强势集团，包括国有企业和它们的老总，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强势的势力，亦官亦商，影响政府易如反掌。另外也出现精英与民众的脱节现象，比如像王石在地震捐款这件事上，他的态度就是完全精英主义的，就是“我不理睬你们老百姓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这是危险的，已经有点像印度的精英阶层，印度的精英阶层和印度社会脱节，住在高档住宅区，连投票都不参加。



我们希望向民主平稳过渡。但是，要是我们还没有等到走到那条路上去，矛盾就已经爆发了呢？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对目前存在的危险和问题有所考虑，并且有所改变。



本报记者 彭晓芸 发自广州

本文经采访嘉宾订正并同意发表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8017211#comment 136315392 Sun, 30 Nov 2008 03:53:31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8017211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7770327 一个中性的政府不是照顾某些特殊利益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比较容易关注全社会长远利益
陈晓晨
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们的观点和看法可能是不同的。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是不是存在一个独特的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针对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和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进行了深度对话。
增长、减贫和稳定
《第一财经日报》：在改革开放30年背景下，请你谈谈政府在改革中扮演了怎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对于中国模式独特性的理解，你的主张是怎么样的？
姚洋：我想首先提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我觉得成就有几方面：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过去30年平均增长速度是9.7%,而且持续很久。我们的经济体这么大，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的确是不容易的。
第二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包容性的增长。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的贫困人口下降得非常快，不管按照什么统计方法来看，我们的贫困人口肯定是下降了2亿以上。
减贫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主要的减贫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前面的15年，那时候我们对贫困人口的辅助其实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辅助的力度越来越大与经济增长是相关的。这个在别的国家也是没有发生过的。别的国家也有经济增长，比如在拉美、在东南亚地区，但是他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人还处于贫困线以下。比如阿根廷，它的人均收入已经将近1万美元了，但是你不能想象他们至今还有20%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第三个成就，就是我们平稳地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没有发生很大的动荡。
这三个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要说中国过去30年不是一个奇迹，也是不顾事实的。
《第一财经日报》：确实是一个奇迹。
姚洋：对。但关于这个观点有很多争论。有一些人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原因上没有奇迹可言。因为我们做了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教我们的东西。比如市场对资源配置有利，我们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计划到市场。在过去的30年，我们的投资和储蓄率都保持着30%以上，这在世界上是很少的，可能也只有新加坡能赶上我们。教育是很重要的。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平均教育水平不是很高，但基础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
《第一财经日报》：相对于我们的GDP而言，我国当时的基础教育在全球还是比较高的。
姚洋：对，我们的识字率在发展中国家是很高的，对比印度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文盲率大概是10%；而印度的文盲率是30%左右。
另外，我们的健康水平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我们的预计寿命已经接近或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可以说其他方面，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增长的源泉，我们基本上都有了。我们做得很好。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好像中国奇迹也不是奇迹，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所以发展很快。但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采用了这么一个好的政策，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采用这个政策。
改革成功的关键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中国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和政策组合，而且正好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姚洋：中国同时完成了两件事：高速增长和转型。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又能产生这么高的经济增长，又能使那么多人脱贫，又使社会稳定，这个的确是和我们做对了某些事情有关系。我这里想说的是，这和我们政府的作用是很有关系的。你不可想象这么平稳的转型没有政府(的作用)能够实现，如果说一个政府很弱，或者说政府老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这个转型和发展能成功是不可能的。
《第一财经日报》：就是说政府首先要有力量来做他想做的事。其次，在大方向上不能出错。你最近的一些观点认为，政府在中国模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具体阐述一下？
姚洋：我觉得，中国模式的核心应该把它定位在政府所起的作用。我把它概括成一个中性的政府。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中性的政府还不是经济学意义上原来的那个“中性政府”，而是有一个特别含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姚洋：一个中性的政府是对社会不偏不倚，不是照顾某些特殊利益的一个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比较容易关注全社会的长远利益。因为它不会说我对某一部分人有特殊的照顾。比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要么政府是精英集团的代言人，要么就搞民粹主义的举动，给老百姓承诺一些短期利益，那是非常有害的。
中性的政府关注社会的长远利益。你只有关注社会的长远利益，经济增长才会持续下去，经济转型才能比较平稳地朝着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我们看一下过去30年的转型，基本上是从一个不太有效率的体制转向一个有效率的体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有人或是一个组织引导、进行领导才能完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类似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中国很多改革又是从下往上的。也就是说，两条路径有些互动。那么，我们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并且成就了一个中国模式，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姚洋：在谈原因之前，我想给出一些证据，说明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的30年里是一个“中性政府”，一个为全中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的政府。第一个例子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很著名的口号是“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叫做“增长共识”。这么一个口号看起来好像是很自然，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放在当时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么样一个观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二个例子是企业改制。企业改制的争论是非常大的，因为计划经济有两个支柱：价格和所有制。价格改革基本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就完成了。所有制改革是从1995年才真正开始，到了2005年有了比较大的进步。我的感觉是到现在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改革是一个触及非常多人利益的改革，非常艰难，拖的时间也非常长。其中有两大问题：一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二是下岗再就业的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我们先说下岗再就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各家各户实实在在的利益。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有将近4000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或失业。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改制的成本要由一部分人来负担的，就是由工人阶级来负担。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第一财经日报》：在那个阶段由他们来承担，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姚洋：对。但另外一方面，不改制也不行。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在当时已经全面亏损，我们也制定了很多办法脱贫解困，但仅仅靠一些外在的措施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从机制上解决。所以，改制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好像是一个两难选择。如果要改制，就会有一部分人承担成本，如果不改制，国有企业可能永远亏损。
《第一财经日报》：这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政府在长期和短期利益权衡中选择。我们承担了短期成本，为未来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姚洋：其实，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几个大的争论都是围绕着企业改制。
但现在回头看，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刚才我说我们的所有制改革基本上完成。下岗再就业这个问题我们也解决得很好，不能说完全解决，比如七八年前我们打开电视天天都是再就业工程，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也是我们当时做得比较好，我们一方面加大下岗再就业的培训，另外一方面建立起了失业保险。同时还建立起了城市的低保。一开始建立到现在，基本上有2000万人在城市低保范围。这等于是整个社会的安全网建立起来了，所以才能比较顺利地推进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呢？我们保持了快速经济成长，可以靠服务业、靠其他一些新生产业来吸收当时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的人。
姚洋：没错。它跟我们以前的非公经济快速发展有关系。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们的非公经济快速发展，把这些人员都吸纳过去了。这对于我们缓解再就业的压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想说的第三个例子就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我们过去30年强调经济增长，总的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都是有一定代价的，这代价也包括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不够，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环境的关注不够。这些问题积累起来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一个思路。我们要有一个统筹发展的观念，经济发展仍然很重要，但只是发展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唯一的。
我觉得，本届政府搞新农村建设也好，搞节能减排也好，搞环境治理也好，实际上这个思路都是对过去30年的一个补充。任何国家的前进都是螺旋式上升。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可能有些学者、经济学者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不顾效率，牺牲效率，我觉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长远的问题，我们花十来年的时间，把这一课补上，为的是让我们未来30年、50年有更好的增长。如果我们的环境这么破坏下去，我们的收入分配这么不平衡下去，那会出事。造成环境污染很容易，但治理是很困难的，成本非常高。我刚去昆明调查，滇池的治理100亿元都不够。
“中性政府”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些？比如说是因为我们的中央政府比较强大，比如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机制。按照你的模型，为什么政府能够实现你所讲的“中性政府”的定位？包括最后达到这样的成效和结果？能不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姚洋：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我们认识到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犯的错误，从这些错误中汲取了很多教训。总结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最主要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看看前30年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搞经济建设上，充其量两三年的时间，大多数时间在搞运动。所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认识到再这么走下去不行了。
第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当时的基尼系数是0.28，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改革，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降到了1.8、1.5左右。
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就是从封建社会到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阶段。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变成一个在经济上、社会上平等的社会。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务实的政府。但是光说务实主义可能还不够，因为务实主义可能指对世界被动的反应。但是，我们过去30年的变化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务实主义。我们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实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就不是像苏联那样一竿子插到底。我们实际上还有一定的分权。分权就给了地方政府很高的积极性来进行试验。试完之后再由中央政府全国推广。这样的互动是一种能动的务实主义。
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年走过的路，我觉得我们有几波理论的转型：第一波是从1978年到1987年。1978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这个非常重要，打开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路。整个80年代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1987年我们就有个总结。到了1992年，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打开了整个90年代改革的大门。回想一下80年代我们完成了什么改革呢？我们只完成了一项改革，那就是农村改革。计划经济的两个核心内容我们都没有动，即价格和所有制。这两个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的。价格改革相对容易一些，按照吴敬琏老师的话，就是不知不觉就过来了。最重要就是我们打开了所有制改革的大门。到了2002年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党的方向上的一个重大的调整，从以前强调单一的代表性，到现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这个转变实际上是对90年代发生的转变的总结。到了2006年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对过去30年遗留的问题的一个补充和修改，实际上也和我刚才说的“中性政府”是相关的。所以，现在所处的应该是新的一波理论的转型。
《第一财经日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性政府”的概念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中性政府”的核心概念是怎么覆盖更多数人的利益，怎么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无论是通过经济增长还是通过社会保障。按你刚才梳理的路径，就是我们越来越覆盖更多群体人的利益，这可能也是我们经济改革和各方面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以这也可能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姚洋：对，这个模式对世界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要看一看对世界有什么影响。我想说的是，中国实际上是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在哪里呢？这不仅仅是经济上。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我们必须总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就可以总结出来很多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东西。不仅仅是我们过去30年，也不仅仅是我们过去60年，应该更远一点。如果再过100年，回头再看，我们会觉得中国所走过的路对世界的意义可能不亚于法国大革命，我们现在搞的经济建设可能规模也不亚于法国或者德国。我们总结起这些东西应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这是我参与这个讨论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经验推向世界。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7770327#comment 134218240 Thu, 27 Nov 2008 07:18:47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7770327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2076722 无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体，其政府都可以是中性的，然而，中性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特例。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政府。

中性政府的定义

　　当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中国有一个威权政府，并倾向于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威权体制。但我们的解释必须具有国际上的可比性和可传递性。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应该具有推广价值，即别的国家经过努力也能做到，否则我们的工作的意义就会大大缩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如果能够总结出成功背后可推广的经验，中国就可以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政府。无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体，其政府都可以是中性的，这个概念具备国际的可比性和可传递性。
　　中性政府的第一个性质，是它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可以独立于社会中各个人群之间的利益瓜葛，采取主动的行动。东亚成功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其政府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中性政府的第二个性质，是它更关注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平等地对待社会中所有的群体就是它的最优选择——照顾特定集团的利益不仅不会给它带来额外的收益，而且会增加没有被照顾到的群体的反抗概率。由此也引出了中性政府的第三个性质，即它更关注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中性政府平等地对待社会中所有的团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团体之间对公共资源的掠夺性竞争，对任何团体而言，纯粹的再分配都变得没有吸引力，政府因此可以、也必须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反过来，如果一个政府满足以上三个性质，则它一定不会偏向任何社会集团，也不会受任何社会集团的左右。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中性政府就是一个自主的、关注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政府。显然，这样的一个政府会采纳有利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也会采取正确的路径对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然而，中性政府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逃不出以下四种政府形态：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阶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两种政府都不会关注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前者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这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有关：在一个存在极端社会不平等的国家，政府更可能被少数精英所把持。
中性的中国政府

　　在中国，出现一个中性政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和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合拍。即使是在中央政府内部，各部委也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简单地把它们加总并不能保证顺利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除了像农业改革这样的少数例子，绝大多数改革都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既制造得利者，也制造失利者。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平衡各方的利益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政府在各个方面的表现符合中性政府的定义，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总体而言，在改革和政策制定时，中国政府把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置于首要考虑位置。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每时每刻都想着社会的长远利益，也不是说每个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社会的长远利益。在一些时候，政府政策可能偏向某些阶层，在另一些时候，可能偏向另一些阶层；在一些地方，政府更偏向资本，在另一些地方，政府更注重民生。但是，把过去三十年和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会发现，各个阶层和各个地方都从发展中得到了好处。
　　当然，每个阶层或地方得益的多少是不一样的，收入差距在拉大。然而，收入差距的拉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政策是有偏的，而有可能是经济规律使然。这里的问题很复杂，不是本文所能讲清楚的，但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收入差距听之任之，而是力图弥合这个差距，新农村建设就是措施之一。
　　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利益的协调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党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明显的政策失误。改革开放之后，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向社会利益协调者的过渡。也许其核心信念——建设一个强大而平等的中国——没有改变，但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主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了两波意识形态转变。
　　第一波发生在1978-1987年期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的序幕，放弃了激进的意识形态，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1987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党代会肯定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第二波转变始于1993年并结束于2002年。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进程经历了一些停滞，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之后才重新启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而为1990年代的改革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2002年底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为意识形态的转变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对1990年代改革所完成的工作的总结。
　　可以看到，这两波转变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起始于一个开创性的理论，终止于一个总结性的理论。党在国家内部起的作用，是协调不同政府层级、不同政府机构以及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目标是加速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还有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复兴，而经济增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上观点是从历史和动态的角度给出的总结。当我在学术会议上、或私下与朋友谈论这些观点的时候，往往听到对它们的强烈批评，许多人都认为它们不符合日常观察所获得的直觉。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跃跃欲试、企图俘获政府的现象。
　　但此时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对当前情况的观察而否定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尽管我们可以在这三十年的某个时段或某个局部发现偏离中性的迹象，但是，把三十年和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大体上保持了相对于利益集团的中性位置；在最低层次上，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政府在独立于利益集团方面还是表现得比自己的过去要好，也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好。下面，我选取几个例子来说明，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
　　第一个例子是增长共识的确立。增长共识的本质是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和社会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中共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悄悄地放弃了建立平等社会的信条，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转变。为了赢得支持，邓小平在1978年底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指向表面上看并不是要不要市场化改革，而是在辩论真理的源泉问题。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讨论的结果是，真理的源泉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从那时起，通往改革的大门就打开了。当时可能谁也没有料到，改革最终将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但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领导层清楚地知道，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实现增长的唯一出路。为了防止保守派的反击，邓小平定下的基调是——“不争论”。
　　增长共识把党和国家整合到经济建设这个单一目标上。在“文革”的黑暗年代之后，人们普遍厌烦了政治运动，需要一个新的前进方向。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固然会导致体制上的变化，但经济追赶对中国而言是如此重要，保守派也无法拒绝。

　　增长共识带来了体制的变革。一部分改革是构想并设计出来的，如提高农产品价格最初是为了增加农业产出，但是，许多变革并非经过事前设计。家庭经营、乡镇企业兴起和国有企业民营化都不是计划好的。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出乎他和其他领导人的预料。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兴起颠覆了长久以来“农民就该种田”的认识。国有企业民营化更是触动了计划经济的根本，因为它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也得到推广。

　　第二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和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限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使经济激励开始在国有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也导致了众多始料未及的结果，远比其本身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之一是为非国有制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最好的例子是乡镇企业。这些农村企业不属于中央计划范畴，因此改革之前在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方面障碍重重。尽管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有过非同寻常的发展，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价格双轨制为乡镇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之得以迅猛发展。
　　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认为价格双轨制为中国带来了帕累托改进，即在没有伤及任何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了多数人的状况。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价格双轨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价格的差异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在1980年代末，“官倒”成为一个流行词汇并激起了公众的极大不满，当时很多学者担忧，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
　　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0年代初，双重价格开始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到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即双重汇率被取消。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既得利益所限制，而是坚决把改革推向新阶段。
　　第三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从1984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就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尽管当时也有民营化的呼声，但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通过调整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来促进绩效。比如，在农村改革中屡见成效的承包制被引入到国有企业，经理承包成为198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式。但是，经理在承包过程中只能做到负盈不负亏，承包制不能根本解决国企的激励问题。“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从1995年到2005年，约四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化并不一定是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原因。有研究甚至发现，民营化使企业的绩效变好，从而增加就业。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之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多年没领到足额工资。这个问题在改制之前是被掩盖的，民营化只不过是把“烂柿子”的皮捅破了。
　　但是，民营化仍然很容易被当作解释下岗和失业的替罪羊，并成为很多人反对的理由之一。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使之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如果支持民营化，它将失去其权力基础——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放弃民营化，制度转型将会停滞，中国将失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
　　政府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悄悄地进行民营化，同时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如果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工人福利的代言人，则民营化就不可能完成——因为这会动摇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对于一个左翼政党来说，这是自然的；对于一个右翼政党来说，民营把工人进一步推向左翼政党，因此削弱它自身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做其他国家政党不敢做的事情，是因为它具有足够的自主性，其政策选择不受当下政治格局的影响。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增长共识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主调，对于厌倦了文革时期无休止的政治争斗的中国人民来说，经济增长契合了他们的心声；双轨制的取消说明中国共产党可以抵御精英集团的利益诉求，哪怕这个集团的成员来自党内；国有企业民营化则说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民粹主义的呼声而停止改革，哪怕改革会危及它的阶级基础。
　　事实上，在从一个革命党向一个全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革新，包括对目标的修正、组织的更改以及政治基础的重建。正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保持了对于中国社会的中性态度，中国共产党才带领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2076722#comment 512 Mon, 22 Sep 2008 09:45:22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2076722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2076674 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但是，我们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然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几种流行解释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且不说这种解释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4%，而2007年全球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

　　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短视的话，由此带来的好处应该计入国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用。本文的关注点不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想强调，计划经济的失败——如果是失败的话——更多的不是经济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和社会的失败，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权利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的破坏。

　　对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第三个解释，是中国的增长是靠低人权、低福利维持的。这个观点被许多人接受，但是，问题很多。首先，人权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外延，很难找到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因此，所谓的“低人权”也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定义。虽然人权并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却肯定是人权的一部分——少数精英可能可以饥寒交迫地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普通百姓最首先的要求。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增长是包容性的。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让近三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有人会说，这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脱贫是一个自然的恢复过程。但是，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压低人权的结果，因为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人权状况的改善发生的，不管这种改善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得益，尽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收入差距在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把1.4亿农村居民带入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这些农村居民就不会到城里打工。尽管一定的歧视还存在，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但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过去三到五年大大降低。

　　这里有必要提及，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农村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没有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我们知道，入世是促成中国出口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当年的出口量是2662亿美元；此后，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07年，总量达到1.218万亿美元。而农村移民的数量在2000年是七千多万，到2004年就增长到1.2亿。

　　在当今世界，经济开放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还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基本赶上了世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被世界落下。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贸易是这个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因而，中国应该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环境的低质量一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看中国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比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享受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员；相比之下，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总人口的12%享受医疗保险。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却比印度要好，这说明低社会保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同样，比中国环境标准执行更不力的国家大有人在，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低环保标准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较高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环保执行力度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理由。比如，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业加快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等等。

　　那种认为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帮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他们在相伴发生的两个事件当中按照他们已有的逻辑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股票价格上涨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女性选择裙子颜色和股市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第二，他们忽视了福利问题的阶段性。能够成为北欧那样的健康的福利国家当然好，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无疑是揠苗助长。｜

　　以上所讨论的几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多少都带有“漫画”的性质（李实语），即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进行大而化之的处理，仅仅通过一些类比建立某种因果联系。这种倾向有两方面的坏处。一是误导民众，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民众往往倾向于相信，知识分子的结论是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漫画式的解释给民众传递模糊不清的信息。二是妨碍认真的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漫画式分析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清晰的定义，逻辑似是而非，因此可以让分析者躲避别人的批评——当被人批评时，他们总是可以说，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当然和我们比较低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关，但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才更应该时刻保持对自己的警惕，不要沿着败坏的斜坡滑下去。中国奇迹与华盛顿共识

　　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是，改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把改革的三十年和计划经济的三十年进行比较，最大的差别是前者是不断向着市场经济迈进的三十年，而后者是拒绝市场的三十年。同时，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我们也发现，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的国家也是那些像中国一样对原有经济体制——其中多数是以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管制为特征——进行了改革的国家，如印度和越南。因此，用改革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国内外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政策、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挑战，美国记者约什华·库伯·拉莫（JoshuaCooperRamo）甚至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

　　威廉姆森给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拓展税基和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和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减少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规制、保护产权。可以看到，除了利率自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或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其它九条内容，或正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我们一直保持了非常谨慎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占一年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税收占GDP的比例；同时，我们也比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即使是通胀最高的1994年，年通胀率也只有24.1%——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高了，但是，其他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月通胀率动辄达到这个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严重的短缺，一次性地放开价格势必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改革的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认为，通胀是改革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必须忍受，是1985年秋天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扭转了这个观念。在这次著名的会议上，国外知名学者如科尔奈和托宾强烈警告中国不能放任通胀的蔓延，国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重视对通胀的控制。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轮通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年通胀率没有超过5%，远低于前两轮的水平，说明政府对通胀的控制能力在提高。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从来没有被民粹主义的诉求所左右。在1994年税改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弱，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税改之后，各级政府的收入加速增长，但除了必要的工资性支出之外，多数政府收入被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五年，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明显增加。事实上，中国省际的收入转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税收方面，从1978年到1994年，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自主权很大，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政府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即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不会超过17%，也就是说，税改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很低的。税改之后的十多年里，增值税成为最主要的税种，但所得税的分量在最近几年不断提高。随着国家税收的增加，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并轨之后也由33%降为25%；目前，新一轮的减税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在对外开放方面，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建议。中国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是发展中经济体所少有的，时至今日，中国60%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贡献的。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78年至汇率并轨的1994年间贬值了200%，大大刺激了出口。目前，出口已经达到GDP的30%以上，是大国中最高的。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的，当发达国家纷纷抵制自由贸易的扩大的时候，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

　　在产权改革方面，19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见证的最大变化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改制即民营化。而且，对产权的保护也在加强，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等法律的出台，产权保护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最后，在企业规制方面，经过19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企业的注册程序大大简化，注册门槛和注册成本降低；另一方面，破产法的实施为企业的破产创造了条件，并保证了改制中企业职工的妥善安置。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而是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采纳，或者即使采纳，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半途而废？

　　华盛顿共识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都起作用，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就更应该起作用。信息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和美国的大同小异，一个硕士研究生至少掌握了中级水平的经济学知识。那么，问题只能出在掌握政策制定权力的政府身上；我们的问题因此变成：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合适的改革路径以达到这些政策？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2076674#comment 2097664 Mon, 22 Sep 2008 09:44:34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22076674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8417507 2008年3月20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举办的2008“两会”解读以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论坛召开。以下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发言。
　　姚洋：本来我是想回应一下李稻葵关于政协的看法，跟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刚才王小鲁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两个的发言刚好做一个铺垫，我非常赞成李稻葵对我们政协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看中国的问题看得多一些，对中国正面的事情看得少一些，所以我们不光要总结经济成长的经验，其实我们在政治这分析也做出了对世界整个民主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否则不可想象，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坏的政治的话，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当然不是说政协里面没有问题，也有问题。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国家都在两个极端中间要寻找一个平衡，一个极端就是集权，政治上的集权。另一个极端是，我叫它极端的民粹主义民主。你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摆动，拉美不用说，你看南亚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很清楚的，我刚从菲律宾回来，去过两次时间都很短，关在旅馆里面，这一次接触了一些年轻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菲律宾的，他们都说，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腐败，我说腐败，这是任何国家都有腐败问题，他们说一个笑话，说一个菲律宾的议员到美国的议员家做客，说你们家房子真好，美国的议员拉他到窗户边上，说你看到下面河上的桥了吗？我这个房子是那个桥的20%，美国的议员跑到菲律宾的议员家里去，说这个房子简直是宫殿，问你哪来这么多钱？拉到窗户边上，那个河上的桥就是这个宫殿，但是没有钱，都被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了(笑)。所以民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殖民者留下来的，强加的，我不说民主不好，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路径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殖民者下来的这些东西以后，忘记了一个条件，社会条件远没有成熟，我们看一下全世界主要的大国，在民主之前都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民主意味着不能搞阶级斗争，要调和，所以这很困难。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我认为在探索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如果拿1000年的历史尺度来看，整个世界都在走这一条路，从封建专制向民主转变，民主是人类新的文化，我们还没有采纳，有人说我们未来的21世纪的文化，新文化的希望在东亚，那是胡扯，首先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民主的文化，如果拿这个大的尺度来看，中国是在大的民主化的进程里面，我们并不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落后，只不过我们走了另一条道路，这个我们怎么去总结，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我觉得李稻葵说得非常好，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要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么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府，要么极端的集权政府的一个对照，我叫它中性的政府，在中性的政府之下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但是，这里我也想沿着这个王小鲁的话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就足够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都是最好的制度？刚才我说了，民主是我们一个新的文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之中，所以我非常赞成王小鲁的看法，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走？我们现在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好事，过去30年，由于这个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弱点是逐渐显示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社会的摩擦问题，还有环境问题，还有政府行为的扭曲问题，由于你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看仇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那不可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我们不是把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放在最根本的追求上。再往下说了，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拿着增长作为我们合法性的来源，只要我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的合法性就有了，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见得，弦绷得太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断掉，说回来我们搞民主化建设，其实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有利得多，我跟印度人去谈，当然我是站在中国人这一方面有一些辩护的成分，但是印度人往往把我问住。他说你们中国搞民主的条件远比我们印度好得多，你们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你们有一场社会革命，你们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你们为什么不搞民主？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小鲁共鸣一下，具体怎么走？并不是说我们一夜之间把西方的民主搬过来，但是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去探索，要扩大民主的参与度，从现在开始我们放眼未来10年、20年，我们才能有准备，为民主化的到来做准备。谢谢。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8417507#comment 512 Thu, 17 Apr 2008 07:31:47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8417507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1769517 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它们的人口比较年轻的时候。而中国现在不仅“未富先老”，也“未发展先老”，要想办法避免未来15-20年内即将到来的劳动力短缺

　　纽约的持续繁荣得益于数以百万计的移民

　　1994年我们一家第一次开车去纽约。对于我们这样习惯了威斯康星州缓慢节奏的人来说，纽约太大、太嘈杂了。车一出林肯隧道，只见无数的车辆如水银泻地般涌向各个方向。我们的车被车流裹挟着，过了一条又一条的街，彻底迷失了方向。

　　那时的纽约是犯罪、混乱和萧条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纷纷逃离，扔下一幢幢空楼，任其破败。曼哈顿上城的哈林姆是黑人聚集区，受到的打击更是严重，整条整条的街区被遗弃。监狱里人满为患，政府甚至把哈林姆的一幢楼房改造成了监狱，而且还有人提议把旁边的一座小公园一并纳入，建一座大型监狱。曼哈顿下城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许多工人住宅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屋。

　　十几年之后，纽约完全变了样，经济蓬勃发展，人口大增，房地产价格上涨近十倍。就连哈林姆也复苏了。原来的监狱还原为了住宅，每套房子的价格都超过100万美元。希拉里·克林顿把她的议员办公室选在了哈林姆，更是增强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信心。人们都说，哈林姆在经历第二次复兴(第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黑人音乐的兴起)。高涨的房价正在让纽约经历“绅士化”过程，穷人被远远地赶出了纽约。

　　纽约能够有今天，首先和美国经济的复苏有关。1980年代是战后美国最为困难的年代，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动摇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日本的兴起更是让美国经济举步维艰。到了1990年代中期，随着新经济的兴起，美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强劲的增长。纽约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搭了美国经济复苏的便车。

　　当然，纽约能有今天的祥和气氛，朱里安尼功不可没。在任市长期间，他大大加强了警力，把罪犯从街道上清理出去，并用高额的福利把他们养在家里。

　　但是，纽约的持续繁荣，还得益于数以百万计的合法和非法移民。

　　纽约下城和皇后区的法拉盛有两个唐人街，以前是老一代华人的聚集区。现在，法拉盛的唐人街基本上换成了大陆来的新移民，他们大都有较高的学历，在美国属于中产阶级。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法拉盛的唐人街面貌也大变，就连以前一向亲国民党的《世界日报》也开始倒向大陆。

　　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则涌入了大批的非法中国移民。这些人往往只能在八人一间的小屋子里租一张床，而且每八小时要换一拨人。以往废弃的工人住宅重新启用了，而且又重现了19世纪末家庭制衣车间的景象：从冒着白色水汽的窗户可以判断，房子里面既是住宅，也是成衣加工车间。移民让纽约找回了往日的活力。

　　事实上，整个美国也得益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当其他发达国家在为人口下降而担忧的时候，美国却保持着近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这主要是因为年轻移民的涌入。

　　在任何一个公司里，中国人、印度人和东欧人都是技术骨干。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研究小组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中国人。最近，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实验室成功地用人体皮肤细胞培养出了干细胞，主要实验负责人就是一位大陆来的华人学者。可以说，没有大量年轻和高学历移民的涌入，美国不可能保持世界技术的领先地位。

　　有选择放开一胎政策

　　把眼光再放远一些，我们会发现，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它们的人口比较年轻的时候。

　　人口学和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术语，叫人口红利，指的就是伴随一个年轻人口所获得的好处。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养老负担比较低。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直到今天拿退休金的人口数量也是微乎其微。更重要的好处是一个年轻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多的储蓄，而两者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一个年轻的人口之所以有利于经济增长，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具有更高涨的创新欲望和创新能力。老人守成，这是亘古未变的规律，即使他们能创新，其能力也在年轻人之下。这是自然规律。

　　按照中国和美国现在的人口老化速度，中国将在2030－2040年间超过美国的人口老化程度。在未来的15至20年间，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紧缺。中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但是，除了未富先老，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另一个难题，即“未发展先老”。这里的“发展”是一个比收入更广义的概念，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未发展”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别上。人的生育观念受收入、机会、社会地位、眼界、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城市里，生一个或者不生孩子已经成为潮流，就连那些政策上允许生两个孩子的双独生子女家庭也往往选择生一个甚至不生。相反，农村地区生两个甚至更多孩子仍然是主流观念。因此，放开人口政策的一个后果可能是，多生的孩子将大部分来自农村；而且，越边远的地方，生育率会越高。中国的发展问题因此会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我们可否把目前允许双独生子女夫妇生两胎的政策，扩大到允许独生子女夫妇生两胎？这个政策既扩大了两胎的范围，同时也鼓励城乡以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居民之间的融合。由于目前全国有1.4亿农村居民在城市打工，而他们中的多数是年轻人，这种融合的机会是存在的。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1769517#comment 2097664 Thu, 31 Jan 2008 08:51:57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1769517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0221234 　　
　　□姚洋　
　　
　　编者按：
　　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印度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
　　　　　　
　　人民运动
　　通常认为，民主能让政府更加对老百姓负责。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不是没有条件的。此次印度之行让我深信，民主制度下民众监督政府的条件之一是社会平等。就总体而言，印度民主能够反映民众的愿望。比如，英迪拉·甘地擅自实行紧急状态法，希望以此建立她个人的权威，但事与愿违，在大选中输掉了选举，并让国大党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最近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失利也说明民主反映民众的意愿。
　　但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上的人群，民主并没有兑现其诺言。这些人群就是为数众多的低种姓(印度仅贱民就有二亿多)和居住在各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人们。此次印度之行，我们参观了老德里的旧街道、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以及孟买市区内的贫民窟，对这些地方的生活状态有了感同身受的认识。
　　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最多，全市1200万人口中，60％居住在贫民窟里。位于市区中部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均面积只有1.8平方米，这其中不仅包括房屋面积，而且还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的面积，拥挤程度难以置信。我们去参观时，先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在一小片空地上居然发现了一座烧制陶罐的土窑！土窑周围是密密匝匝的茅棚，一旦失火，损失难以想象。两个妇女和一个男人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陶坯，就仿佛现代技术从未降临印度一样。其中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们，她就出生在土窑边上的
　　一间茅棚里。看来，达拉维存在已经有好些年头了。达拉维的地理位置很好，不远处就是孟买机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达拉维是这两处地方进城的障碍。因此，孟买市政府早就通过立法，要对这个贫民窟进行改造，办法是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家提供一间20平方米大的房子。我们去参观了一处这样的房子。这座房子还不是政府出资的，政府只给了土地，建筑费用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捐款。这是一座楼房，内部结构类似中国的筒子楼，只是每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每间面积约20平方米，说是住一家人，但往往要挤上两到三家人，也就是说，每间要供8到12口人居住。为什么会挤入这么多人呢？原因之一是物业费太高，一家人负担不起。
　　印度人家的一个好习惯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家也是如此。但是，屋子之外就是另一个天地了。多数街道没有铺水泥，即使铺了，也是坑洼不平的。主要街道上正开膛破肚修下水道，看样子已经开工许多日子了，但完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污水肆意地冒出来，形成断断续续的一条臭水沟。我们访问的时候是旱季，苍蝇、蚊子还在肆虐；难以想象，当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敢肯定，任何到过达拉维的人，都会惊讶人的忍耐力；这里不应该是人居住的地方，它连牲畜聚集地都不如！在中国中西部农村，我也看到过环境卫生极差的村子。但是，农村的好处是可以利用自然的净化能力消化掉大多数生物污染，而达拉维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自然早已不复存在了。
　　贫民窟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前，我以为贫民窟居住的都是不名分文的穷人，他们是因为没有钱才住进贫民窟的。这次印度之行让我了解到，贫民窟里住的不都是赤贫人口。比如，孟买贫民窟的人口中只有4％属于印度的法定贫困人口，而住在达拉维的一些人实际上在半岛南部的写字楼里上班。
　　孟买贫民窟的人口近几年增长迅速，和孟买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实际上，贫民窟人口增长快的城市，都是经济增长快的地方，班加罗尔也一样。住在贫民窟里虽然不舒服，但留在农村生活更无着落。移民们到了城市，找到一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却没有住的地方，就只好流落到贫民窟里。印度学者在正式场合把贫民窟叫做“非正式聚集地”，这是比较贴切的叫法。
　　贫民窟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显然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印度的建筑商不给工人提供住房，工人又往往拖家带口，只能在工地附近搭上临时窝棚度日，时间一长，就形成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分布很广，最差的是那些“人行道贫民窟”，它们就着围墙搭建在人行道上，没水、没电、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实际上，28％的贫民窟居民，即约240万人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排泄只能在露天解决。
　　既然是非法占用公共或私人土地，为什么政府不强行把贫民窟里的人赶走呢？政府的确这么做过，现在也在做，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黑社会的存在。黑帮分子有意在公共土地上修建临时窝棚，出租给外来移民住，收取他们的房租。有些时候，房租可以免掉，只要他们占住土地就行了，因为占有时间长了，到政府下决心改造时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这些钱本应给居住在那里的移民，但自然是归了黑帮分子的腰包。政府来摧毁一次，他们马上又来建新的，一二百卢比就够了。但是，黑帮还不是贫民窟无法铲除的根本原因，像达拉维这样大面积的几乎永久性的贫民窟，其形成和政府糟糕的法律以及政客们的野心分不开。
　　在印度宪法里，保障人的迁徙权和居住权具有比保障公、私财产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自英迪拉·甘地在1970年代末修改宪法之后，“保障私有财产”这一项就已经被从宪法中删掉了。中、印的对比，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无数人的呼吁，中国宪法里终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这一条(尽管还留了一条私人财产必须“合法”的小尾巴)，而印度却走了相反的道路，把这一条从宪法中删除了。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印度则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当我和印度朋友谈到贫民窟改造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如出一辙，认为保护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优先于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他们都对政府的强行拆迁表示极大的义愤。的确，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的确让人气愤。在中国，钉子户对付拆迁的最有效办法是赖在房子里不走；在印度却常有拆迁过程中把留在房子里的人铲死的新闻见诸报端。更为重要的是，拆迁之后，贫民窟里的许多居民就会失去生计。贫民窟里的环境虽然极差，但离开了贫民窟，许多人就无法生存。
　　印度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规就业支撑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要建成世界的办公室。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自我粉饰。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发达第三产业的阶段。印度的软肋恰恰是制造业不甚发达，大量劳动力因此不得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里，不仅收入低，而且受地域影响大。就业安置是妨碍贫民窟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孟买，政府的房租控制法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孟买涌入了大量移民。英殖民政府为保障这些人有房子住，通过了房租控制法，把房租压在较低的价位上。当时的设想是，这个法案是临时性的，几年之后应该废止。但是，那些在这个法案里受益的人不会甘心法案被废止，他们的强大游说活动让这个法案保持至今。不仅如此，法案的条款还得到加强，其中一条近乎荒唐的是，一旦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则他就有优先权购买这处住房；即使不购买，他只要交房租，就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这条法案导致的一个滑稽后果是，每年十月孟买都会出现一支支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原因是，房主为了避免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宁肯在别的地方建临时房子，把房客搬过去住两个月。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私人出租房屋的积极性没有了，更不愿意新建出租房屋。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更为可悲的是，当700多万人挤在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有40万套住房是空置的！以每套住房居住五口人计算，则这些空置住房就可以解决200多万人的居住问题。孟买政府的雄心是为贫民窟的每户人家提供20平方米的住房，但现在的建设速度尚赶不上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
　　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都要把印度建成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种社会主义。这个梦想如今不怎么提倡了，但政府对经济的肆意干预仍然十分常见，房租控制法就是一例。以印度反观中国，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化的程度有多深。中国残存的政府干预是出于政府之手，体现的是官员们的意志。在印度，政府干预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的自为之举。中国的长官意志要不得，但印度的民主意志也不总导致合意的结果。民主政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政府的公地化，即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自我耕耘的场所，而社会的整体利益被抛在了脑后。
　　政府的公地化给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让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挟民众之意，获一己之利。贫民窟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孟买的中产阶级早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许多人选择远离政治，不参加投票，因此，政客们把目光集中在贫民身上。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印度的水、电供应非常分散，是按户来进行的。这种分散的供应方式，非常有利于政客们拉票，也有利于他们对选民进行各个击破。贫民窟的选票来得容易，还因为黑帮的流行。印度多数政党、特别是地方性政党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在贫民窟，黑道控制着日常生活，因此，只要控制黑帮，选票就有着落了。
　　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我们在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地区访问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管中窥豹，对印度市民社会的深度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这个非政府组织叫“人民运动”。印度有许多叫人民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我们中、印一行学者共十几个人，先是坐地铁，然后坐摩的，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人、车、牛混杂的街道寻找，傍晚时分才找到它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分成里外两间，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样整洁。我们和人民运动的四五名积极分子座谈。他们都说不好英语，我们必须借助印度学者的翻译和他们交流。
　　人民运动的创办者阿文德·柯内瓦尔(Arvind　Kejriwal)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轻人，其他到会的人更年轻，其中一位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
　　人民运动创办的起因是这一地区的许多穷人买不到政府的低价粮食。为了解决极端贫困者的食物供应问题，印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元，给他们发放食物券，凭食物券提供低价粮食。低价粮不是政府直接发给贫困者的，而是先发给社区的商店，贫困者拿着食物券到商店购买。这就给了商店老板们可乘之机。当穷人来购买低价粮的时候，他们要么说穷人没有在政府资助的名单上，要么说政府没有下拨低价粮。多数穷人听店老板这么一说，都自认倒霉，只好付市场价格买回粮食，店老板因此挣得可观的赢余。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换了在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印度学者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穷人来说，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运动的几位积极分子决心为穷人讨回公道。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过的信息法。这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查阅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记录。利用这个法，他们到区政府查到社区里所有注册领取食物补贴者的名单，然后拿着名单到商店去对质。这让商店对他们恨之入骨，店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顿。他夺路逃进警察局，店主还在门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来烧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经被人从后面勒过脖子，差点儿丧命。最后，是媒体帮助人民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报纸和电视的宣传，德里地区的民众给了人民运动极大的支持，店主们终于答应他们的要求，开始卖给穷人足额的低价粮食。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印度非常多，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印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的管辖之下，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开始休养生息，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开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于印度，我们的民间社会仍然不够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会得益于民主所给予的宽松环境。既然我们和印度一样，也在经历一场民主化的革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市民社会的建设。

南方周末　 　2007-04-05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0221234#comment 512 Sun, 13 Jan 2008 10:47:14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0221234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0220553
　　□姚洋
　　
　　■编者按

　　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外界对印度的赞赏之一———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贬低———是印度的法治比中国健全。从政府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来看，中国政府的活动空间显然远远大于印度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法治的确好于中国。但是，法治不是一架自动机器，而是要人来执行的。在印度，恰恰是没有执行法治的人和动力机制。印度法院系统严重缺人，全国悬而未决的案件超过150万，有些案件拖上几十年也等不到判决。在平衡和妥协的过程中，政府也失去了执法的动机。因此，就法治的实质性而言，印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在我访印期间，刚好赶上对一位现任部长锡布·索伦(Shibu　Soren)的审判。索伦曾经是低种姓的英雄，但 1994年因涉嫌杀害他的秘书而被起诉。当时他帮助国大党非法筹备竞选资金，由他的秘书经手操办，预先说好报酬是20万卢比。但是，事成之后，他的秘书嫌报酬太低，并扬言索伦不多给他钱，就要把事情捅出去。索伦因此和他人一起把秘书杀掉了。但是，索伦被起诉之后很快就取保候审，国大党执政之后还当上了劳工部长。时隔十二年之后，索伦终于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的部长虽然不能当了，可是议员资格仍然保留，因此，理论上会出现他被狱警从监狱里押到议会参加讨论和投票的滑稽场面。

　　印度警察队伍的纪律也是堪忧的。印裔美籍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Mehta)出于对家乡孟买(他仍称“庞贝”)的思念，回到那里居住了两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但他找到的是混乱、仇恨、堕落，是一座失去的城市。之后他出版了《极限城市》一书，详细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孟买，尤其是它的地下世界。

　　现今孟买的地下世界是1993－1994年种族大骚乱之后形成的。为了清除地下世界，孟买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法院不能给嫌犯定罪，致使他们逃脱法律的惩罚。更有甚者，一些法官被黑社会买通，某些政治势力也经营黑社会，导致黑白两道的联姻，使司法更加困难。如1990年代末活跃在孟买的极端印度教组织锡那(Sena)，在政治上是印度人民党在马哈拉什塔邦的盟友，同时也经营规模庞大的地下世界，不仅控制底层社会，而且也渗透到上层社会，如印度电影界的重镇宝来坞。在1993－1994年骚乱中因私藏枪支涉嫌参与骚乱而被起诉的著名电影演员桑杰·达特被保释之后便直奔锡那首领巴尔·萨克雷的家，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后者通过黑白两道为达特的保释活动过。

　　既然司法对地下世界无能为力，警察就对背有命案的黑帮分子进行自行解决。他们抓到这样一个黑帮分子之后，就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乱抢打死，然后往他手里塞上一把枪，伪造一起遭遇战的情景。黑帮分子最怕的就是“被遭遇了”，因为那是没有死刑命令的死刑。警察队伍本身也不纯洁，哪怕是最好的警察(如梅塔的朋友阿杰·劳尔)，也对嫌犯任意用刑，手段极为残忍和下流。梅塔采访的一个黑帮分子讲过一个故事。他和旁遮普邦的一个警察是朋友。有一次他到那个警察家做客，酒足饭饱之后，警察骑上摩托车，带上他和另外两个警察直奔乡下一户人家，在枪口下把那家的女主人轮奸了。

　　尽管印度在独立时就在宪法中声明消除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印度同事中有两位出身低种姓，其中一位说了一个他叔叔小时候的故事。在农村地区，低种姓见了高种姓不能抬头看，更不能碰摸高种姓人的身体，而高种姓一旦被低种姓碰摸到了，就必须沐浴净身。我们同事的叔叔有意和村里的高种姓搞恶作剧，等他一出来，就跑去摸他一把。这当然要招致一顿恶揍，但高种姓也不得不回去洗澡。如此反复几次，同事的叔叔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世界银行的一位学者卡拉·霍夫两年前到印度农村做了一个实验。她从六个村子随机挑选了一批十二三岁的孩子，然后每个村抽一名孩子，组成许多六人的小组，让他们按组参加一个数学小测验。她把这些小组分成两类，一类要求孩子当着他人的面说出自己的种姓，另一类则不要求。测试结果是惊人的：第一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印度政府规定的低种姓)出身的孩子比第二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出身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8％；也就是说，仅仅是说出自己的低种姓身份就足以打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高、低种姓的冲突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2006年10月发生在马哈拉什塔邦的一次事件甚至引起了整个马邦的贱民骚乱。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村子要修一条路，需要一户贱民家庭搬家，但这户人家就是不搬。村里的高种姓就策划了一场阴谋，指使流氓强奸了这户人家的所有女性成员，并把全家烧死在家里。事发之后，马邦政府反应迟钝，致使种姓矛盾激化。11月28日，孟买发生贱民领袖安倍卡塑像的头被砍下的事件，终于导致11月底爆发波及马邦大部分地区的贱民骚乱。此时我们正在马邦首府孟买访问。当地学者告诉我们，此次贱民骚乱不同寻常，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比如，孟买郊外一列火车被烧毁，但旅客被事先赶下了火车；整个骚乱过程没有人员伤亡。一切迹象表明，贱民们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将在马邦展开。

　　自1979年之后，尽管印度政治日益平民化和地方化，但有组织的贱民政治参与仍然有限。当年安倍卡博士对印度教深感失望，带领一批贱民皈依了佛教，希望在佛教中找到平等待遇。半个世纪以来，许多贱民脱离印度教，或改信佛教，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显著好转。印度的独立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而且在独立过程中担当重任的也是高种姓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因此被跳过。

　　印度民主继承了所有的旧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一些学者天真地认为，自由民主可以消弭种姓制度；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更严肃的印度学者具有更清醒的头脑。他们认识到，印度民主不可能自动消解种姓制度。印度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民主又把这样的革命排除在社会选择之外。全球化和城市化虽然可以消解种姓制度，但是，印度庞大的农村人口将使种姓制度长期存在下去，并可能迟滞印度的经济发展。贱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彻底打破种姓制度的重要一步。

　　印度民主是一种移植制度。1979年之前它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制度，1979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向普通民众开放。这样，印度民主必须要经历一场“乱”的过程，今天它仍然是在“乱”的过程中。按照印度著名汉学家莫汉帝教授的说法，印度民主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既然是革命，“乱”就是有道理的，但危险是社会永远处在“乱”之中，无法达到“治”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是有信心的。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乱”的好处是民众从开始就享受形式自由，坏处是民众可能失去实质自由；“制”的好处是在转型期间维持了秩序，坏处是民众要忍耐某些自由的缺乏。哪种路径更好？中、印的对比可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历史决定了中、印不可能采用对方的路径。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印之间就不能相互借鉴。当前的问题是，中、印两国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民主是民主的常态。对于印度人来说，既然是常态，也就没有必要向中国借鉴什么了；对中国人来说，既然常态的民主会像印度民主表现得那样“糟”，中国也就无需向印度借鉴什么了。但是，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待续)

南方周末　 　2007-03-29 ]]>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0220553#comment 512 Sun, 13 Jan 2008 10:35:53 GMT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0220553 http://622007888.qzone.qq.com/blog/1200220508
　　□姚洋
　　
　　■编者按

　　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关于中印对比，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条坑坑洼洼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确的，因此车走得虽然慢些，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

　　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印度最大的疑问恐怕也是她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运转的。此次访印，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印度民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可以归结到两点。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

　　从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情形来看，我能理解第一点。自独立以来，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大的骚乱，但民主制度毕竟让印度这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宽容。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够得到意想的结果，但表达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儿，就是发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倾向，即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不能被印度学者的第二点理由所说服。尽管我不认为民主制度一定要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至少应该造就一个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民主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独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国大党控制下的寡头民主制。尼赫鲁以其在独立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得以像君主一样统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英国绅士”。在这位“英国绅士”的统治下，印度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十几年。
　　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位印度学者多次向我们回忆起“庞贝”在1950年代的辉煌。“庞贝”(Bombay)是孟买在殖民时代的旧称，而“孟买”(Mumbai)是当地马哈拉什塔语对这座城市的称谓。为了清除殖民时代的印迹，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将“庞贝”改成“孟买”。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上流社会而言，孟买永远是“庞贝”。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是对印度社会过去的秩序的怀念。

　　尽管贱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标志是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获得了起草印度宪法的机会)，但国大党以及尼赫鲁本人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的意愿。可以说，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但是，19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因此，确切地说，印度的民主始于1979年，而不是1948年。
　　关于印度与中国体制的对比，我感触最深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的泛滥。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能的确是既妨碍经济增长、又搅乱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较低时，民众的预算约束很紧，政客因此可以通过小恩小惠赢得选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个手段是为贫民窟里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实惠，比如通电、通水、修厕所之类。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太穷，一丁点儿的小恩惠就可以给他们解决很现实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政客只会在选举的时候露一次面，其他时候就把他们忘了。
　　民粹主义在印度虽然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演变成灾难，但其负面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主要的表现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甚至也不顾他们的政党主张。

　　人民党在上次大选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7％，形势大好，执政的人民党决定在2004年提前进行大选，希望打国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实和人民党开了一个玩笑，选举结果是国大党获胜，原因在于农村选民对人民党的政策不满，认为经济增长没有惠及他们。国大党组阁之后，为了报答农村选民，很快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诺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这样一个法律，显而易见是无法实施的；它仅仅是迎合选民的一种姿态而已。

　　民粹主义不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孟买纺织厂区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买的纺织工业曾经很发达，但自1980年代之后便走向衰落了。孟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用地非常紧张，纺织厂集中的地区恰恰在半岛中部的黄金地带，仅从用地角度来看，迁走这些工厂也是合算的。孟买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搬迁这些工厂，但围绕着搬迁之后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当地方议会终于在1990年通过法案的时候，工人的安置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关于工厂土地的使用，则采用了一个看似非常公平的办法：每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三分之一用来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为公共用地。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低，且代价过于昂贵，因此，1990年代没有几家工厂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买市政府悄悄重新阐释了1990年的立法，将原先所说的“工厂土地”定义为“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这样，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用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极大不满，近年来抗议不断。

　　我们和孟买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根据她的说法，多数纺织厂主是在殖民时代获得他们的土地的，所付的价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卢比一英亩之类；因此，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纺织厂停产之后，工人的生计没有着落，而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再就业计划。根据她的说法，多数工厂实际上还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关闭这些工厂，完全是因为工厂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结果。最后，她还认为，改造计划破坏了这里的工厂生态和社会生活，而它们是值得保护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和一对在美国读过书、回来以后继承了父亲产业的兄弟交流。座谈是在他们正在改造的一个工厂里进行的，他们给出的说法和女教授的说法的差异很大。首先，他们告诉我们，60％的纺织厂主是从他人而不是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也是市场价。比如，他们正在改造的工厂的土地，是1960年代购得的。其次，多数工厂即使能挣钱，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卖掉划算。孟买的房子非常贵，某些海边的公寓价格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平方米，兄弟俩开发的楼盘每平方米也达到8000元人民币。最后，如果继续执行1990年的法案，工厂改造将遥遥无期，而根据法律，只要工厂不倒闭，哪怕不开工，工厂主也必须付给工人工资。多数工厂债务因此滚雪球似的增长，兄弟俩就给他们改造的工厂的工人付了巨额的拖欠工资。

　　这个故事让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可以想见，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办法似对整个纺织厂区进行重新规划：“三分之一”规则可以继续遵守，但不是针对每一个工厂的土地，而是针对整个工厂区。比较好的地段的工厂可以全部规划为商业用地，较僻静地段的工厂全部划为平民住宅区，其他地段的工厂划为公共用地。实施这个方案需要各方的协调和妥协，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于泛政治化，市场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接触的印度学者——至少那些非经济学者——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述我认为更好的方案说给女教授听时，她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理由让工人们住到僻静的地段去，因为那样会剥夺他们的生计。的确，如果政府不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工人们的生计要受到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在重新规划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划出一部分商业用地，用于低层次的商业活动，保障工人的就业，同时保留大部分用于高层次的商业开发。(待续)

南方周末　 20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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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
　　
　　■编者按：受到一个美国的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兴奋。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大学校长、著名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克里筹集到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学校里成立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克里做过州长，也做过联邦参议员，他看到美国弥漫的对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触会伤及美国本身的利益，认为只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对话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态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办印中学者项目——选择中、印、美各五名学者组成十五人的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共同研究和对话。我有幸作为中方的五人之一参加了第一届的项目。2006年11－12月，我们在印度访问了两周。访问中，我们不仅和印度学者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有机会深入印度基层社会，近距离观察。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语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多次让她濒于动乱和分裂的边缘，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让印度社会出轨。然而，印度民主制度的另一面却是低效和不负责任，集中表现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蚕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却被遗忘。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市民社会的发达，其程度远在中国之上。这不能不感谢印度的民主制度，她的宽容给了市民社会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底层社会里，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虽然有小的扰动，但方向是确定的。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另外十个人说出“不好”的意见。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在印度，对、错是没有界线的。

　　自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06年更是达到了9％。这个势头看来不会停下来。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已是离弦之箭，不可逆转。这多少得益于印度对中国增长的觉醒。1990年代以前，没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而且，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蔑视的(这正是尼赫鲁当年在中印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中国的崛起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印度人醒悟过来，就连那些抱残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经济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会超复杂性的特点注定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帆风顺，争论、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以之反观中国，印度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胜利之城

　　我们于2006年11月24日凌晨三点多抵达新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尼泊尔人阿舒克等人已经在候机厅里等候。戴着主人送上的花环，我们向第一个目的地阿格拉驶去，鲜花在黑夜里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点当然是泰姬陵。但是，我们首先去看的是胜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历史上和阿育王齐名的国王阿克巴于十六世纪中后期为纪念圣人舍克·萨利姆建造的，这位圣人曾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了神灵，以祈祷国王生子。

　　带领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小伙子。他对印度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对宗教的宽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却被同化了，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克巴的宽容表现在不歧视和禁止任何一种宗教。他娶了三个王后，一个信印度教，一个信伊斯兰教，一个信基督教，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齐了。他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还经常邀请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宫里辩论，以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别，除了建筑材质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红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砖和木材———就在于建筑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国导师的说法，当他从午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那些雄伟的建筑让他有一种自觉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觉。法塔堡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尽管从建筑的形式上判断，当时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极尽奢华，但当你走在大小宫殿之间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是庄严，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严，是它极具对称性的建筑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来似乎是毫无规划的，各个宫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选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紫禁城与法塔堡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中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紫禁城表现的是统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现的是多样性和流动的节奏。

　　对于印度来说，莫卧儿王朝算是外敌入侵了。但是，如今莫卧儿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北印度多数的文化古迹，都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印度人对它们珍爱有加，这一点由他们对泰姬陵的称谓上可见一斑。他们不把泰姬陵称为Taj　Mahal，而是亲切地叫它“our Taj”。中国人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伟的宫殿，欧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于教堂的地下室，只有印度人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冰清玉洁的寝宫。泰姬陵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是萨迦汉国王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爱。光脚走在泰姬陵宽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缓缓流过的亚穆纳河，每个人都会试图想象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数印度学者都对印度文化里的多样性赞赏有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是其中之一。自1993－1994孟买穆斯林－印度教大骚乱之后，印度政坛和社会充满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迷雾，以印度教为强大背景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森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家乡加尔各答目睹的宗教冲突和歧视对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并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宽容成分。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爱争论的印度人》。

　　印度历史上允许争论，甚至女性也可以参加。争论意味着宽容，这是森讨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意旨。在与我们的印度同行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了印度人爱争论的一面。每次开会，与会的印度学者都踊跃发言；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多数只听不说。中国人务实，自然让中国获益不浅，但缺少形而上的争论，是否也会让我们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论坛召开期间，森作为特邀嘉宾做主题发言。在事前的一次宴会上，我对他说，他的演讲题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纠正说：“不是复数(Civilizations)，是单数(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讲气势磅礴，以精练而不失翔实的史实向与会者阐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大，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我们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时发言的是北大一位泰斗级的学者，他的演讲核心是开放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条件。这个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证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临近结束时，他话锋一转，认为物质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单就逻辑而言，它明显和教授前面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国只有开放的时候才昌盛，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开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伟大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他国文化的传入吗？更让我沮丧的是，会后一位北大学者对森的演讲大加赞赏，但不是因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为他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让韩国人听听吧！他们总是说印刷术是他们韩国人发明的。”呜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待续)

南方周末　200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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