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892.qzone.qq.com Wed, 25 Nov 2009 20:15:11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Thu, 08 Jan 2009 05:55:18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31394010
思想起点和1980年代的“文化热”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文革”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法制荡然无存，制造了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痛定思痛，中国人从最高领导到广大百姓，都决心彻底告别“文革”。
“文革”错在哪里，什么原因造成了“文革”的大破坏和大悲剧？按原来的观念，答案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中去寻找，若是这样，中国只能走老路。叶剑英、胡耀邦、李维汉、邓小平等领导人从左倾思想的长期统治和“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应当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这种认识得到了知识界的共鸣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为全民的共识。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长期、曲折的。克服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注意防“左”的方针并未贯穿始终，“反资产阶级复辟”的声浪不时兴起。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设，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反封建专制思想残余这个目标，以提倡启蒙和新知识、面向世界为基调展开。
在19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了许多民间性的思想学术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有：一、中国文化书院，以复兴国学为己任；二、围绕《新启蒙》杂志的理论家，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原貌；三、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核心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努力结合最新科学成果构建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引介和阐释当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纪文库》等编委会，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书籍。
1980年代“文化热”对各种“主义”兴趣浓厚，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深刻性、基础性、系统性，而较少表现出对现实性、直接性的焦虑，那时的显学是美学。这可以理解，刚从“文革”的非人状况下解脱出来，急需弄清楚的是人何以为人，何以安身立命等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

在19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一时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强行终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之势滚滚前进。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的动力源是利益。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改革的理想光辉和道义感召力大为消退，特殊利益集团羽翼丰满，社会不公正日渐明显，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医疗、教育、住房、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成堆，人们每天面临的、谈论的、争论的都是“问题”，这和1980年代大谈“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1980年代的代表作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那么1990年代的代表作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以及孙立平关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若干著作。
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主流是肯定和追求现代化，那么1990年代喧嚣一时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它早在1980年代就登陆中国，但此时才有合适的气候急剧膨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1980年代“文化热”又重新拾起的启蒙、科学、民主、理性等价值被批判和否定，意义、规则被消解，前卫的青年学人不顾中国基本上处于前现代状况的国情，硬要跳过现代，与西方的最新潮流接轨。幸好，这种思潮只时髦了一阵。
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调是激进的（以及理想主义的、革命的），那么1990年代则有一种批判性反思。有人开始检讨大破大立、天翻地覆的革命的破坏性，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保守、尊重传统等以前被视为负面的价值得到肯定。有人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有人建议革命党应不失时机地转变为执政党。争论没有结果，但反思肯定有好处。
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失落的原因是市场化导致的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和低俗化；还有人避实就虚、舍近求远地主张人文精神失落始于明末清初。王蒙反对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引领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可惜，后来者几乎一致以为，那场讨论已有定论：人文精神失落于市场经济。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社会转型期新的问题、困境、诱惑以及压力，使得在1980年代具有共识的知识分子，立场、观点发生分化，产生对立和争论。
一些人被称为“新左派”是因为，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和乔姆斯基等，有人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这笔“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被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偏重于援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洛克、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学说，其基本主张简单说来有：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双方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社会弊病、社会不公正产生的根本原因”上。
新左派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另一派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新左派认为这样会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中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惟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关于中国国情，新左派有人断言，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另一方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性质。
两派的标签都来自西方，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市场经济肯定不是单单具有正面或负面一种作用，关键是有没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贪污、腐败的主要根源在哪里？
长期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民族主义的崛起

从19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
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初乘虚而入，是因为19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有些人感到出现了信仰真空，意识形态上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人主张，“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一位学者在题为《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此书把爱国等同于反美，其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都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需扭转”。
民族主义的崛起促使一些学者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它的作用，有人指出，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还有学者大力提倡一种基于理性、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当代“国学热”的第一波在1993年发端于北京大学，但受到以正统自居的人士从政治方面发动的大批判，被指责为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因此仓皇消褪、无疾而终。第二波复发于10年之后，2003年夏天，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据说当时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2004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接下来，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为此发表的讲话猛烈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引发争论；此后，关于祭孔，关于是否应该立孔教为国教等等，也有很大的争论。
弘扬儒学的思潮明显包含两种倾向，一种提倡文化儒学，是对半个世纪把儒学完全当成封建主义糟粕加以否定、批判的拨乱反正，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一定的维持日常人伦的作用，这是合理和应该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欠债甚多，补课的工作需要大力进行。
另一种是鼓吹政治儒学，“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选举的现代民主政治，坚持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以及圣人天生教诲百姓，普通人无权运用理性辨析的蒙昧主义。这种荒谬的主张只会给继承和弘扬传统思想文化帮倒忙。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还需要思想解放，30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程，对立和争论带给我们的是丰富与创新。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31394010#comment 136315392 Thu, 08 Jan 2009 05:53:30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31394010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8383888 2008年话“大国”

徐友渔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一方面可以检阅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必须反思和检讨以社会公正和腐败为核心的种种问题。2008年将以成功地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神七”的成功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尤其是看奥运会开幕式，真有那么一股子“八方来朝”的气势，不论是官员还是小民百姓，不论在商界还是在学界，人们说话的口气明显变大了，不论在话语中还是心理上，无不透露出“我们是大国”的意味。
中国是不是已然成为世界大国，是什么样的大国？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大国？
奥运会的热度还没有降下来，三鹿奶粉事件犹如一瓢凉水，从头淋到脚。一句顺口溜飞快地流传开来：“辛辛苦苦好几年，一下回到奥运前”，刚刚对奥运会发表溢美之辞的外国人也大为困惑，弄不懂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是那个鲜花如海、人浪如潮的奥运中国，还是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健康安全没有保障的中国？
2008年在国人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大国心态”，而不是“大国风范”。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今年3月以来，由于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袭击而在国内爆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在全国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声讨家乐福，一些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阻止顾客进去购物，甚至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顾客，阻止和威胁他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事情的起因却是一条流言，人们得到的只是在网上和手机上广为流传的信息，说家乐福的一个大股东支持藏独。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人任由情绪冲动，却没有人去追问证据是什么，证据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这里表现出来的所谓“大国心态”，潜台词是“我们再也不能受欺负了”，但不弄清楚事情原委的情绪爆发，表露的却不是建立在自信基础之上的尊严，而是扭曲的自尊，过度的敏感，骨子里是自卑，这样的轻率、盲目、狂热，哪有一点大国风范？大国之民应该是成熟的。
也许，许多人的大国心态受一个硬指标的支撑：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位，不是第3，也是第4。应该说，GDP的排位不断提升，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对它的解读，需要全面和理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硬指标，即全世界最大的人口数，两下相除得到的数值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相当靠后的，而这种人均产值或人均收入，才是衡量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幸福来源和国家发达程度的真实依据。
除了人均产值，另外一些指标或数字也足以让我们清醒和警惕。中国医疗健康公平度的排位，在世界上是倒数第几名；反映贫富差距和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中国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标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以上数字说明，中国正急速地变成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
我认为，中国人要有大国的自豪感，不能靠国土幅员和人口这些先天因素，安全、公正、平等、繁荣是重要的条件。看看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家属子女安置去国外，就可以知道他们对自己祖国前途的信心。他们用脚作出的表示，比用嘴作出的表示更真实。
我认为，一个大国必不可少的标志，是它的制度安排和政治文化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值得敬重和学习。如果我们哪一天对外输出的不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廉价商品为主，也有我们的理想和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认为大国。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8383888#comment 136315392 Thu, 04 Dec 2008 09:44:48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8383888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7768333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由三部分组成：一、反犹主义；二、帝国主义；三、极权主义。作者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和成分是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亲身体验过纳粹法西斯的暴政，她的沉思具有出自切肤之痛的实感；她曾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门下学习，她的政治理论蕴涵了德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和深度。这两个特点使得她的学说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中别具一格，与此同时，也许是因为这两种特色过于明显，使得她在独具慧眼的同时，也暴露了相当大的盲区，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对于我们是一个契机，在评判汉娜·阿伦特的回答是否周全和可靠的同时，促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重要因素到底是什么，二十世纪人类最大悲剧究竟起于何处。　　

　　反犹主义

　　初看起来，本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是一部近现代欧洲反犹主义发生、发展的简史，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著作，作者在一些细节上的停留，对某些微妙之处的深入挖掘，使人感到她的兴趣是在反犹主义本身，而游离于分析极权主义起源这个目的。

　　应该说作者并没有偏离主题，在她看来，反犹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中的主要因素，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首先成了纳粹运动兴起和建立第三帝国组织结构的触发因素，随后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暴行，最后又造成西方文明亘古未有的种族灭绝。

　　一般人容易认为，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但汉娜·阿伦特指出，事情根本不是如此，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

　　作者沿袭了托克维尔和伯克的敏锐观察：一般人最仇视的未见得是压迫者，而是丧失政治权力却保有财富的人，犹太人多半不关心政治，少数有政治地位的人随社会变迁被挤出权力圈。当犹太人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达到顶峰。

　　汉娜·阿伦特的独特眼光和思辨能力使她发现一种吊诡的现象：对犹太人的社会歧视产生于犹太人与其他一切民族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平等。在封建时代，犹太人虽被隔离于社会，但由于理财经验、与欧洲贵族的关系，他们也有一定的特权。封建秩序的崩溃，使新的、革命性的平等概念得以兴起，这种平等使“民族中的民族”不再被容忍。条件越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越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因此，犹太人的条件越平等，他们之间的差异越令人吃惊。这种新的意识导致社会嫌恶犹太人，但同时又被他们的奇特之处所吸引。

　　汉娜·阿伦特自身的犹太人身份和敏锐的感觉在她描述犹太人中的精英被同化时充分表现出来。同化即摆脱二等公民地位，被非犹太的主流社会接受，但他们被恭维说，他们是例外，即虽然是犹太人但不像犹太人，他们是被当成“人类的新人种”，当成“一切人都是人类”的人文原则的活生生的例证被接纳的。这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灾难性后果，这些新贵及其后代除了极力讨好别人还能干什么呢？

　　但是，正是这种敏感，这种对于反犹主义的某些复杂微妙方面的精细分析，妨碍了与主题的联系，反犹主义最后到底是怎么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怎么促成了极权主义的统治，本书没有提供清晰的说明。比如，人们可以问，法国的反犹主义同样强大，而且还发生了臭名昭著、极为轰动的德雷弗斯案件，最重要的鼓吹种族理论的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也是法国人高比诺写的，汉娜·阿伦特自己也说，“直到纳粹自称种族精英之前，公开蔑视其他一切民族以法国的种族主义最一贯”，那么为什么法西斯政权和极权主义是在德国而不是在法国呢？　　

　　帝国主义

　　探究极权主义的起源必须讨论帝国主义，汉娜·阿伦特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治，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的两个关键因素——暴民和种族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之内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汉娜·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民族国家制度与工业发展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到了1884年左右，开始其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终结于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与我们熟悉的观点相反，她主张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产阶级开始只关心经济利益而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在帝国主义时代，商人变成了政治家，在资本积累达到其自然的、民族的极限时，他们的信念是权力哲学，“扩张就是一切”。

　　虽然暴民是从资本主义组织过程之中兴起的，但资本与暴民的结合则是帝国主义政策产生之时表现出来的。只有帝国主义政治家才能利用暴民，只有种族理论才能煽动暴民。暴民组织采取将民族转化为种族的形式，这时人性的观念、人类团结的观念没有了，没有人类，只有种族，而种族之间只有征服与战争。“种族主义的确会给西方世界带来末日，因此也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毁灭……从政治角度来看，种族不是人类的开端，而是终结；不是一个民族的起源，而是衰亡；不是人类的自然诞生，而是他的非自然死亡。”

　　按汉娜·阿伦特的说法，帝国主义时期的某些基本方面显示出非常接近于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要说帝国主义孕育或导致了极权主义，那么难于解释的一个反例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最典型的帝国主义，但英国并没有滑向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没有明确地论及这个问题，她在英国式的海外帝国主义和德国、俄国式的大陆帝国主义之间作了区分。与海外帝国主义相比，大陆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公开蔑视法律和法律机构，在意识形态上将无法律性合理化。

　　照这种说法，单纯的帝国主义未见得和极权主义有直接关系，要加上对法治的践踏才能与极权主义相联系。汉娜·阿伦特的论证思路大概确实如此，她说，有一种倾向将极权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其成分和起源——似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等每一种发生形态都可以说成是“极权主义”，这种谬误会导致在寻找历史真相时误入歧途，在作政治判断时得出有害结论。于是，她对极权主义的性质作了深入分析，对极权主义的特征作了生动刻画。

　　极权主义

　　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制度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它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

　　现代社会的危机使阶级制度和政党制度崩溃，将大多数人转变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极权主义运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兴起。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极权主义运动较少地依靠无结构的群众社会，较多地依靠分子化的、个人化的群众的具体条件。

　　掌握了政权的极权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民族差别，制造一个分子化和个人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极是最高元首如希特勒，另一极是无组织的个人，不存在公民社会，也没有实质性的社会中介阶层。

　　极权主义政府不能用守法或不守法政府衡量，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它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也用不着废除宪法或法律，而是完全忽视它们。

　　在专制下，人与人的政治接触被切断，人类的行动能力落空，但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都未被触动，而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空间。恐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

　　极权统治的基础是人的孤独，孤独与孤立不是一回事，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它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有许多独到、深刻的观察和剖析，比如她说：

　　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

　　极权主义国家的规律是：凡是政府机构，越明显可见，权力就越小，越不为人所知，权力越大；

　　极权主义缺少一个统治集团，这使独裁者的继任问题变得特别麻烦和为难。

　　不应有的忽视

　　极权主义是把一些大国全方位席卷的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可能想象，其起源没有经济原因。事实上，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问世前几年，哈耶克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就对此作出了精到的阐述。汉娜·阿伦特即使不愿意重复哈耶克的话，至少应该在书中提及他的观点。她不这么做显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认同。我认为，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漏掉了第一位重要的因素，这不能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重大缺陷。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指出，高度集中的指令型经济将导致失去自由，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控制人们达到生活目标的手段，控制全部经济的人将控制一切手段，将决定人们应当争取什么，应当相信什么。个体所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如此，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动的人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例证之一，其经济的国有化程度、集中和垄断的程度、按计划发展的程度，在世界各国也是相当高的。早在1931年，在“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基本观点和目标草案”中，德国就提出推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强调“国家应通过对国民经济的监督和领导，确保民族共同思想及其统治”。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纽曼认为，“今天的德国经济有两个广泛的、显著的特征，它是垄断经济，也是命令经济”。

　　汉娜·阿伦特虽然提到，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它宣称自己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但她未能像卡尔·波普那样，由此出发而进一步指出历史主义和乌托邦社会工程论构成了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石。卡尔·波普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说，所谓历史主义，就是主张历史受控于明确的演化发展规律，这使得极权主义者得以宣称自己认识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实施按计划的、大规模的、彻底的社会重建工程，在这样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中彻底控制和改造社会。《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前几年，汉娜·阿伦特没有提到卡尔·波普的观点，看来也是不以为然。

　　卡尔·波普的观点具有明显的长处。比如，他提出，极权主义与人类文明自身一样古老，柏拉图的学说就是鼓吹极权主义的学说，而古希腊的斯巴达的一些主要特点和现代极权主义一致。汉娜·阿伦特则认为极权主义是西方文明内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这就无法解释在这种时间、空间限制之外而主要特征一致的极权主义现象。

　　汉娜·阿伦特的分析还蕴涵，极权主义起源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内在脆弱性，宪政民主、法治等内在缺陷，使得其追随者把产生于现代化和民主过程中的极权主义说成是现代化和民主的产物。她和她的追随者矛头所向，是阻挡极权主义的防线。

　　汉娜·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既有洞见和精彩之处，也有巨大的盲区和明显的误判。她受海德格尔影响很深，思想深处有贵族式理想化倾向，对英美代议制民主怀有轻视与偏见，她的思想和风格容易在当代引起共鸣、得到欣赏，导致与她的初衷相反的后果。对此，我们应留意才是。

　　■　延伸阅读

　　●《通往奴役之路》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英]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7768333#comment 136315392 Thu, 27 Nov 2008 06:45:33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7768333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2574636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学生中表现得普遍，但同时具有虚伪和粗鄙的特征。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在游行示威时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
　　这次抵制家乐福只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低级，比如说，如果家乐福的大股东真有被指控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人经不起理性的考验。
　　民族主义只与传统文化相关，它缺乏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比如个人的自由、权利、法治，由民族主义凝聚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宪政爱国主义凝聚而成的国家，其成员才是公民。
　　民族主义是西方随着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在近代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社会思潮。中国的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中本来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我们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华夷之辩”的概念和“天朝上国-藩属”的关系。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当中国遭到外族入侵，民族生存遭遇危机的时候。“五四运动”起因于青年学生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反对巴黎和会的不公正条约的民族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在内战期间，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不过，自1949年起，民族主义的地位和价值却是暧昧的。当涉及历史时，它得到正面肯定，比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讲到岳飞抗金，讲到文天祥的殉国，都是正面的评价；而涉及现实时，它不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是合法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那样遭到批判和谴责。大约在40年内，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很少在话语中出现，它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藏匿起来了。

　　兴起与批判：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表现
　　民族主义话语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冒出来，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去投合需要。在登载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何新宣称 “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1992年年中写到，明智的宣传，是高举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特别应当把宏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它的书名，以及某些章节的标题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比如， “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大谈台湾问题，不满意现行方针，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999年出版了一本《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被称为“新说不”，此书是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反应，作者建议中国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学生中表现得普遍，但同时具有虚伪和粗鄙的特征。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在游行示威时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京大学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本来，和美国人结婚不是错，但她在对媒体讲话时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
　　虽然这段时间民族主义情绪显得盲目、狂热、排外、哗众取宠，但另一种声音还是存在，一些学者主张对中国和外国之间发生的事件和纠纷作理性分析，要理性对待民族主义。
　　王中江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他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一文中总结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它把热爱国家与热爱某一个政党相混淆。
　　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他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文化民族主义：中国文化优越论面面观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衷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我把这种表现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它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轮到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了。我认为这个论点不值一驳，它和算命先生的卦辞差不多。
　　他的第二个论点认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体现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中，强调人类要利用知识认识和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他在文章 “‘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说：“我们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我认为，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更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经济学家盛洪从一种新的、奇特的角度论证中华文明优越于西方文明，他说，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好像是在学西方，其实市场经济的发明权和专利权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教诲中产生出来的。他还说，我们应该跳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窠臼，决不能从中国在近代挨打推出中国落后。他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竞争、崇尚武力，而中国文明的内涵是协作、和睦，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高级。除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以宗教形式出现，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发展为武装冲突，所以中华文明应在未来当仁不让地起领导与整合作用。
　　盛洪的奇谈怪论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他以中国被侵略和被征服证明中国文化是文明的，西方文化是野蛮的。但是，坚持这种不要竞争的文明难道不是还会被低级的文明征服吗？他的回答简直就是走火入魔：是的，中华文明会被征服，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认为中华文明被征服、被毁灭，也就是有了凤凰涅槃，彻底重生的机会。
　　文化民族主义有一个孪生子，那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弄得不好就会滑向政治保守主义，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把民主、法治、人权等当成西方独有的价值，与中国的传统价值格格不入，远远不如中国的政治传统，所以，中国的前途就在于复兴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坚决拒绝近现代发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在国学热中大力提倡“少儿读经”的蒋庆鼓吹的 “政治儒学”就是这样的。蒋庆的政治儒学即是“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 …‘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 ‘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王道政治扬弃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出了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人类政治才有希望。”
　　儒家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蒋庆也公然鼓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说：“在选举制度上，西方贤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为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学识上、能力上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差别，……因此，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要考虑并且尊重这种不平等… …具体到选举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别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的所谓形式平等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极而言之，一个十八岁有选举权的不肖之人与孔子的差别，可以套用尼采的话，‘人和人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

　　走进新世纪：新兴的网络民族主义
　　在2002年和2003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在一些青年中间反日情绪高涨，在一些城市还有一系列小规模的反日游行，但更多的反日情绪和言论是出现在互联网上，由此出现了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有人把这一次的新民族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一、与极左思潮不同，不支持专制主义；二、与锁国主义不同，反对媚外但不排外；三、与暴民政治不同，没有组织形态。
　　“网络民族主义”这个词很有意思，确实，由于网络巨大的、快速的传播功能，它为人们表达和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平台，同时，它使这种表达发生在网络上而不是造成在街头和广场上的聚众和示威，因而有可能显得平和、有节制。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今年3月以来的民族主义，除了是“网络民族主义”以外，还应该加上“手机短信民族主义”，但它表现得并不平和节制，它的匿名特征为不负责任和夸张的激烈态度提供了空间，而且，我认为这种形式的宣泄很有可能对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和心理素质造成坏影响，使一些人的言论和行为不一致，容易获得廉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自我满足，但很少考虑作出实际努力和付出代价。
　　新的民族主义往往只会抄袭原有的意识形态。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节目《大国崛起》，描述西方大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经验，引起争论。一位官员兼学者批评说：西方列强的“崛起”史，就是他们帝国主义的“殖民史”、“ 侵略史”，同时也就是我们的“被侵略史”、“被殖民史”，对这样的历史顶礼膜拜是要不得的，带有盲目崇拜西方的成分；我们应该多宣传我们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也就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思潮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侵略、挣脱压迫、求得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的历史。
　　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施琅大将军》，以提倡儒学著称的陈明以表功的口气说：“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他又表白： “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他鼓吹要有不顾一切攻打台湾的气概，他说： “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我很惊讶，这种疯狂好战的言论怎么出自一个儒家学者之口？这说明，对民族主义的分寸把握不好，是容易走到危险道路上去的。

　　抵制家乐福：为什么经不起理性的考验
　　在具体讨论之前，可能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我的一般立场。我想，我的基本立场和朋友们一样，和中国任何有爱国心的公民一样。我们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我们希望奥运圣火的传递能够顺利进行，任何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愿望不成其为以暴力干扰奥运圣火传递的理由；我们反对西藏独立；我们为在西藏发生的暴力和破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其他暴力事件痛心。
　　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袭击，引起人们不愉快，这是一回事，而以号召抵制法国货，尤其是抵制家乐福表达愤怒，表示爱国，这是另一回事。当一些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阻止顾客进去购物，甚至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顾客，阻止和威胁他们，这已经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违法行为。
　　我常去家乐福超市购买食品，我看到的全是中国产品和中国员工，当我刚一听到抵制家乐福的号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抵制首先损害的是中国人的利益。后来我知道，家乐福在中国的员工99%是中国人，在中国卖的商品有95%以上是中国制造。我想问那些发起抵制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让无辜的中国员工和中国供应商成为惩罚的受害者？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波及面这么大，后果这么严重的行为，发起者绝对有责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但是，人们得到的只是在网上流传的消息，说家乐福的大股东支持西藏独立。我感到惊讶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任由冲动支配行动，但没有人去追问证据是什么，证据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后来，家乐福方面不断作出澄清，对流言加以否定，并重申家乐福将尽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由于发起抵制的人没有反驳这样的声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原来的说法是假的。问题是，那些大叫大嚷的人怎么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凭一条不实的流言就轻率行动？
　　我认为，这次抵制家乐福只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低级，比如说，如果家乐福的大股东真有被指控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人经不起理性的考验。我的意思是说，即使真有家乐福的大股东做过被指控的行为，那也不构成抵制的理由，道理很简单，懂得现代公司制度的人都知道，股东的政治态度并不等于公司的政策。我看到网上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请问这关家乐福什么事呢？你说路易威登犯了错，而路易威登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所以要抵制家乐福，那我引申一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世界第二，可以说是美国的大股东，那是不是说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因此要抵制中国呢？
　　有人即使在知道有关家乐福的传言不真实之后，还坚持抵制是正确的，他们强词夺理地说，抵制家乐福并非单一针对家乐福一家企业，更多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民众的声音。这种说法等于说，宣泄情绪是天然合理的，后果是可以不管的，做一件事是否公正是可以不考虑的。
　　我想起了卢刚事件。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开枪打死系主任、教授和同学。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屠杀，按照上面的思路，美国人可以对其他中国人表达他们的悲愤，实行惩罚。但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相反，最有资格愤怒的一位死者安妮的家属在安葬自己死去亲人的当天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这次家乐福事件使我想起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的评论，他说，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体的情绪简单、夸张、易受暗示、轻信，所以不懂怀疑与不确定性；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众接受，只有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感情，才会产生影响。

　　民族主义的出路：宪政爱国主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是不断高涨，一有机会，特别是一旦发生某种国际事件，它就会以极端、盲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实提示我们，在现在和未来，民族主义将是中国社会思潮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需要我们正确对待。
　　从历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负，虽然中国人早已站起来了，但整个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耻辱似乎还没有雪清，对于不少人来说，这100多年来心中憋着的那一口恶气还需要找机会畅快地吐出来。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家快速崛起，很多人心中开始躁动某种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形式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双面刃，它既可以伤害敌人，也可能伤害自己。民族主义只提供动力，而不提供方向，在外敌入侵时，它像战马一样背负我们冲向战场，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也可能带着我们离开正道，去向危险的地方。因此，有必要给民族主义这匹野马套上理性的缰绳。
　　中外历史都向我们说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压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断。20世纪的大哲学家罗素曾经回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同事们都忧心忡忡，关心时局，并共同签名发表声明，要政府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战争。但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态度，丧失理智地变成沙文主义者，狂热地支持战争。罗素因为坚持反战立场被著名作家威尔斯痛骂，他的好朋友、哲学家麦塔格发起运动要把他驱逐出剑桥大学。他说：“作为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鼓动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热爱者，回复到野蛮主义使我吃惊。”
　　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很多中国人平时还是有比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在谈到日常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公正事情时，他们的怀疑、抨击、判断往往是中肯的，但一旦发生国际纠纷，一旦要他们评判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一旦有关的社会文化、法律政治、风俗习惯与我们这边大为不同，他们的判断能力就大大变样了，他们一下子就变得盲目、人云亦云。我认为，民族情绪的狂热发泄，首先是信息缺乏和信息歪曲的问题，对于人们有亲身体会的事情，这种问题不存在，但对于遥远的，跨出国界的事情，人们的幼稚、简单甚至无知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理性民族主义的首要之点，是要意识到信息匮乏的问题。
　　理性民族主义还要求我们，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我觉得，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值得我们考虑。
　　我想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宪政爱国主义，它是说，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作为把不同种族、文化、宗教、语言的人群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东西，不是民族性，而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以主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特性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不足以成为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同时，民族主义只与传统文化相关，它缺乏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比如个人的自由、权利、法治，由民族主义凝聚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宪政爱国主义凝聚而成的国家，其成员才是公民。
　　哈贝马斯的这种宪政爱国主义思想还得到当代另一位政治思想家罗尔斯的支持。罗尔斯指出，在当代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要把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人群维持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必须在这些文化价值之间找到交叉的、共同的东西，以形成共识，作为大家遵循的指导性原则。这种交叉共识不会是宗教、文化性的，只能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国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指导原则都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特征，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不会消失，但立国理念和国与国相处的规则会有新的内容，使得国家的政治生活、公民的个人生活更文明，更美好。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2574636#comment 2097664 Sun, 28 Sep 2008 04:03:56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22574636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6806236
年轻人可能难于理解以前长时间内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即国家财产是第一位的，个人的生命相对于国家财产并不那么重要，情况往往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不论它的价值是大是小——可以牺牲人的生命。各种模范和典型，各种学习运动和事迹报告会，都在树立和灌输这样的价值观。

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树立的一个榜样是向秀丽，青年女工向秀丽所在车间的无水酒精燃烧起来了，厂房设备面临危险，向秀丽没有逃开，她以自己的身躯扑到燃烧的酒精上，壮烈地牺牲了。现在我们回过头看，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当然国家财产也很重要，但是厂房是可以重建的，而一个人的生命一旦失去就不可能有第二次。到了70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意识形态发展到最狂热的时候，树立了另一个典范叫金训华，他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时当地发大水，一些木材被冲到河里，他为了去抢救那些木头即国家财产，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过去我们从来都是把生命放在次要的、被漠视的位置。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把这种观念彻底扭转过来了：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把人的生命放在超过其他一切的首要位置，实际上就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上面那种模范和英雄人物背后隐含的价值观是一种极度扭曲的集体-个人关系观：国家的、集体的东西再小也价值无穷，个人的东西再大也毫不重要，以至于个人最宝贵的生命与国家财产比起来也是第二位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曲折和反复中缓慢地、顽强地改变和进步。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是第一位的；在人的生命和财产、金钱的关系上，人的生命绝对第一。

妨碍人们接受“以人为本”这个道理的，除了人与物的关系上的价值颠倒外，更重要的一个思想上的原因是只承认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不承认事物的共性、普遍性；用扭曲的、极端的阶级性否定人性；用走火入魔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专政”理论压制人道主义；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抗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文明。

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价值上处于迷失状态，因为支配我们的意识形态主张，世界上没有一般的人，只有具体的、带阶级属性的人。本来，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一般地针对所有人的，但一旦用阶级属性来观察人、区分人，关爱就被加上了严格的阶级界限，对于异己阶级的人，就只有仇恨和斗争，就算好一点的，也不过是争取和改造的对象。

在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对同志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照这个标准，这次地震时北川县看守所的公安干警抢救和保护在押犯人就是大错特错了，不但不应该受到赞扬，反而应该受到处罚。这种理念确实造成了道德的迷乱，比如，中小学生原来接受的教导是，乘公共汽车时要为老弱病残孕让座，但现在他们疑惑了：“万一我把座位让给了一个老地主，怎么办？”这种理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造成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少干部、校长、教师、作家被当成“阶级敌人”或“牛鬼蛇神”被殴打，但由于他们的身份，医院拒绝对这些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人施行治疗。医务工作者神圣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职责，由于被加上了“革命”或“阶级”之类的限制词而遭到践踏。

这种反人道、反人性的主张和做法在现代中国源远流长，而且还有一套哲学上的说辞，它的逻辑是：“阶级敌人不是人”。这就和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的诡辩“白马非马”一样，是可以被生活和常识一下子驳倒的。最近，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又拾起了这种诡辩的武器，大讲特讲什么世界上只有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不存在普遍的东西。这是一些假道学家，他们在伪装正统时忘记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主张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的。而且，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恰恰来自西方，而这些假道学家为普世价值捏造的罪名，就是普世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而是西方价值。

说普世价值即西方价值，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曲解。比如，中国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中被视为最基本的规则即“金规则”。它是普世的，不仅是因为在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中有同样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它的真理性是如此显而易见而为各个民族、国度，为世界上不愿自外于人类文明的所有人所接受和遵奉。这样的价值有很多，比如和谐，比如爱护和保护自然。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思想观念上说，这也是中国人淡化和屏弃斗争哲学、克服被围困心理，逐渐认同和接受普世价值的30年。想一想当年提人道主义、人性的理论家是多么小心谨慎、拐弯抹角，想一想那些反人道、反人性的理论家是多么有恃无恐、气壮如牛，再想一想现在人们提到人道和人性是多么自然，我们不由得会有恍如隔世之感。

比人道、人性这种普世价值更敏感的是人权，在80年代，我们的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之类的大批判文章，到了9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开始讲人权，到了1993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人权的普遍性，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人权”写入宪法。可以肯定，要不了10年，人们再谈普世价值时，将把现在的争论和反对当成笑谈。

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就是认同和推行普世价值的中国。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6806236#comment 512 Wed, 23 Jul 2008 09:43:56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6806236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1441695


　　因为相对而言有经验，我一直力图冷静、密切地注视有关方面组织、应对地震的措施，我感到，中央一级做得较好，而其他方面缺陷甚大(当然与经验和物质条件有关)。我觉得，应该有更完备的抗震机制，尤其在信息的收集、传递、分析和发布方面。



　　我想，只有像我这样年龄，了解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人，才知道我们今天在抗震救灾中进步有多大。我清晰地记得，1976年发生死亡破24万多人的唐山大地震后，“四人帮”把持的中央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成全国最大的事情，认为抓抗震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当时抗震既没有经验，更是主张依靠政治觉悟，否定技术的作用，解放军战士赤手在废墟中刨，人还没有刨出来，双手已经鲜血淋漓。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天灾和人祸结合在一起肆虐，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



　　这次汶川地震，破坏力与唐山地震相当，但整个抗灾过程，特别是抗灾的理念，与1976年唐山地震时完全不同。那时是政治运动第一，这次是抗震救灾第一；那时是阶级斗争第一，这次是以人为本；那时是拒绝一切外部援助，这次是接受并欢迎援助，那时是实行新闻封锁，地震没几天就把舆论和注意力转移到“路线斗争”上，这次是让人民了解灾情，动员一切力量抗灾。



　　天灾无情，造成极其巨大的破坏和损失，但也激发和凝聚了我们的力量。平时，我们往往看到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比如人们冷漠、向钱看，等等，但是，当灾难来临时，我们看到了那么感人的英勇行为和献身精神，平时默默无闻的人，为自己生计奔忙的人一下子振奋起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灾斗争，或者不声不响地通过捐钱、献血等方式作出奉献。



　　这种深深埋藏在我们民族之中的伟大力量，我从5月12日起就感受到了，正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更爱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看到了希望。



　　灾难还没有过去，伤亡数字还会增加，但这一切吓不倒我们，战胜了空前灾难的中国人将在灾难的考验中成熟，大踏步前进。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1441695#comment 512 Thu, 22 May 2008 07:34:55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1441695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0572625

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情绪在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当中，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表现得非常强烈，而今年3月以来，由于奥运火炬事件、家乐福事件，更是显得汹涌澎湃。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人们的观点和情绪，媒体上反映出来的看法并不是一面倒。既有激进的口号，甚至喊杀声，也有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想描述和梳理10多年来民族主义的表现，分析它出现的原因，批评其中狂热、盲目的一面，最后，我还想提倡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自己不成熟的主张拿出来和朋友们商量。


民族主义是西方随着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在近代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社会思潮。中国的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中本来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我们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华夷之辩”的概念和“天朝上国-藩属”的关系。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当中国遭到外族入侵，民族生存遭遇危机的时候。“五四运动”起因于青年学生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反对巴黎和会的不公正条约的民族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在内战期间，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不过，自1949年起，民族主义的地位和价值却是暧昧的。当涉及历史时，它得到正面肯定，比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讲到岳飞抗金，讲到文天祥的殉国，都是正面的评价；而涉及现实时，它不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是合法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那样遭到批判和谴责。大约在40年内，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很少在话语中出现，它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藏匿起来了。

兴起与批判：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表现

民族主义话语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冒出来，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去投合需要。在登载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何新宣称“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1992年年中写到，明智的宣传，是高举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特别应当把宏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它的书名，以及某些章节的标题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大谈台湾问题，不满意现行方针，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999年出版了一本《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被称为“新说不”，此书是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反应，作者建议中国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学生中表现得普遍，但同时具有虚伪和粗鄙的特征。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在游行示威时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京大学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本来，和美国人结婚不是错，但她在对媒体讲话时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

虽然这段时间民族主义情绪显得盲目、狂热、排外、哗众取宠，但另一种声音还是存在，一些学者主张对中国和外国之间发生的事件和纠纷作理性分析，要理性对待民族主义。

王中江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他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一文中总结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它把热爱国家与热爱某一个政党相混淆。

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他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文化民族主义： 中国文化优越论面面观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衷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我把这种表现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它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轮到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了。我认为这个论点不值一驳，它和算命先生的卦辞差不多。

他的第二个论点认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体现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中，强调人类要利用知识认识和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他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说：“我们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我认为，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更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经济学家盛洪从一种新的、奇特的角度论证中华文明优越于西方文明，他说，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好像是在学西方，其实市场经济的发明权和专利权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教诲中产生出来的。他还说，我们应该跳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窠臼，决不能从中国在近代挨打推出中国落后。他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竞争、崇尚武力，而中国文明的内涵是协作、和睦，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高级。除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以宗教形式出现，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发展为武装冲突，所以中华文明应在未来当仁不让地起领导与整合作用。

盛洪的奇谈怪论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他以中国被侵略和被征服证明中国文化是文明的，西方文化是野蛮的。但是，坚持这种不要竞争的文明难道不是还会被低级的文明征服吗？他的回答简直就是走火入魔：是的，中华文明会被征服，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认为中华文明被征服、被毁灭，也就是有了凤凰涅槃，彻底重生的机会。

文化民族主义有一个孪生子，那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弄得不好就会滑向政治保守主义，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把民主、法治、人权等当成西方独有的价值，与中国的传统价值格格不入，远远不如中国的政治传统，所以，中国的前途就在于复兴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坚决拒绝近现代发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在国学热中大力提倡“少儿读经”的蒋庆鼓吹的“政治儒学”就是这样的。蒋庆的政治儒学即是“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王道政治扬弃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出了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人类政治才有希望。”

儒家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蒋庆也公然鼓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说：“在选举制度上，西方贤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为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学识上、能力上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差别，……因此，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要考虑并且尊重这种不平等……具体到选举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别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的所谓形式平等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极而言之，一个十八岁有选举权的不肖之人与孔子的差别，可以套用尼采的话，‘人和人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

走进新世纪： 新兴的网络民族主义

在2002年和2003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在一些青年中间反日情绪高涨，在一些城市还有一系列小规模的反日游行，但更多的反日情绪和言论是出现在互联网上，由此出现了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有人把这一次的新民族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一、与极左思潮不同，不支持专制主义；二、与锁国主义不同，反对媚外但不排外；三、与暴民政治不同，没有组织形态。

“网络民族主义”这个词很有意思，确实，由于网络巨大的、快速的传播功能，它为人们表达和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平台，同时，它使这种表达发生在网络上而不是造成在街头和广场上的聚众和示威，因而有可能显得平和、有节制。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今年3月以来的民族主义，除了是“网络民族主义”以外，还应该加上“手机短信民族主义”，但它表现得并不平和节制，它的匿名特征为不负责任和夸张的激烈态度提供了空间，而且，我认为这种形式的宣泄很有可能对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和心理素质造成坏影响，使一些人的言论和行为不一致，容易获得廉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自我满足，但很少考虑作出实际努力和付出代价。

新的民族主义往往只会抄袭原有的意识形态。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节目《大国崛起》，描述西方大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经验，引起争论。一位官员兼学者批评说：西方列强的“崛起”史，就是他们帝国主义的“殖民史”、“侵略史”，同时也就是我们的“被侵略史”、“被殖民史”，对这样的历史顶礼膜拜是要不得的，带有盲目崇拜西方的成分；我们应该多宣传我们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也就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思潮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侵略、挣脱压迫、求得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的历史。

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施琅大将军》，以提倡儒学著称的陈明以表功的口气说：“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他又表白：“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他鼓吹要有不顾一切攻打台湾的气概，他说：“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我很惊讶，这种疯狂好战的言论怎么出自一个儒家学者之口？这说明，对民族主义的分寸把握不好，是容易走到危险道路上去的。
抵制家乐福： 为什么经不起理性的考验

在具体讨论之前，可能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我的一般立场。我想，我的基本立场和朋友们一样，和中国任何有爱国心的公民一样。我们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我们希望奥运圣火的传递能够顺利进行，任何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愿望不成其为以暴力干扰奥运圣火传递的理由；我们反对西藏独立；我们为在西藏发生的暴力和破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其他暴力事件痛心。

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袭击，引起人们不愉快，这是一回事，而以号召抵制法国货，尤其是抵制家乐福表达愤怒，表示爱国，这是另一回事。当一些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阻止顾客进去购物，甚至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顾客，阻止和威胁他们，这已经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违法行为。

我常去家乐福超市购买食品，我看到的全是中国产品和中国员工，当我刚一听到抵制家乐福的号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抵制首先损害的是中国人的利益。后来我知道，家乐福在中国的员工99%是中国人，在中国卖的商品有95%以上是中国制造。我想问那些发起抵制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让无辜的中国员工和中国供应商成为惩罚的受害者？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波及面这么大，后果这么严重的行为，发起者绝对有责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但是，人们得到的只是在网上流传的消息，说家乐福的大股东支持西藏独立。我感到惊讶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任由冲动支配行动，但没有人去追问证据是什么，证据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后来，家乐福方面不断作出澄清，对流言加以否定，并重申家乐福将尽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由于发起抵制的人没有反驳这样的声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原来的说法是假的。问题是，那些大叫大嚷的人怎么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凭一条不实的流言就轻率行动？

我认为，这次抵制家乐福只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低级，比如说，如果家乐福的大股东真有被指控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人经不起理性的考验。我的意思是说，即使真有家乐福的大股东做过被指控的行为，那也不构成抵制的理由，道理很简单，懂得现代公司制度的人都知道，股东的政治态度并不等于公司的政策。我看到网上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请问这关家乐福什么事呢？你说路易威登犯了错，而路易威登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所以要抵制家乐福，那我引申一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世界第二，可以说是美国的大股东，那是不是说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因此要抵制中国呢？

有人即使在知道有关家乐福的传言不真实之后，还坚持抵制是正确的，他们强词夺理地说，抵制家乐福并非单一针对家乐福一家企业，更多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民众的声音。这种说法等于说，宣泄情绪是天然合理的，后果是可以不管的，做一件事是否公正是可以不考虑的。

我想起了卢刚事件。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开枪打死系主任、教授和同学。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屠杀，按照上面的思路，美国人可以对其他中国人表达他们的悲愤，实行惩罚。但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相反，最有资格愤怒的一位死者安妮的家属在安葬自己死去亲人的当天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这次家乐福事件使我想起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的评论，他说，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体的情绪简单、夸张、易受暗示、轻信，所以不懂怀疑与不确定性；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众接受，只有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感情，才会产生影响。

民族主义的出路： 宪政爱国主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是不断高涨，一有机会，特别是一旦发生某种国际事件，它就会以极端、盲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实提示我们，在现在和未来，民族主义将是中国社会思潮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需要我们正确对待。

从历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负，虽然中国人早已站起来了，但整个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耻辱似乎还没有雪清，对于不少人来说，这100多年来心中憋着的那一口恶气还需要找机会畅快地吐出来。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家快速崛起，很多人心中开始躁动某种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形式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双面刃，它既可以伤害敌人，也可能伤害自己。民族主义只提供动力，而不提供方向，在外敌入侵时，它像战马一样背负我们冲向战场，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也可能带着我们离开正道，去向危险的地方。因此，有必要给民族主义这匹野马套上理性的缰绳。

中外历史都向我们说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压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断。20世纪的大哲学家罗素曾经回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同事们都忧心忡忡，关心时局，并共同签名发表声明，要政府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战争。但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态度，丧失理智地变成沙文主义者，狂热地支持战争。罗素因为坚持反战立场被著名作家威尔斯痛骂，他的好朋友、哲学家麦塔格发起运动要把他驱逐出剑桥大学。他说：“作为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鼓动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热爱者，回复到野蛮主义使我吃惊。”

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很多中国人平时还是有比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在谈到日常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公正事情时，他们的怀疑、抨击、判断往往是中肯的，但一旦发生国际纠纷，一旦要他们评判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一旦有关的社会文化、法律政治、风俗习惯与我们这边大为不同，他们的判断能力就大大变样了，他们一下子就变得盲目、人云亦云。我认为，民族情绪的狂热发泄，首先是信息缺乏和信息歪曲的问题，对于人们有亲身体会的事情，这种问题不存在，但对于遥远的，跨出国界的事情，人们的幼稚、简单甚至无知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理性民族主义的首要之点，是要意识到信息匮乏的问题。

理性民族主义还要求我们，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我觉得，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值得我们考虑。

我想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宪政爱国主义，它是说，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作为把不同种族、文化、宗教、语言的人群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东西，不是民族性，而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以主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特性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不足以成为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同时，民族主义只与传统文化相关，它缺乏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比如个人的自由、权利、法治，由民族主义凝聚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宪政爱国主义凝聚而成的国家，其成员才是公民。

哈贝马斯的这种宪政爱国主义思想还得到当代另一位政治思想家罗尔斯的支持。罗尔斯指出，在当代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要把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人群维持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必须在这些文化价值之间找到交叉的、共同的东西，以形成共识，作为大家遵循的指导性原则。这种交叉共识不会是宗教、文化性的，只能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国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指导原则都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特征，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不会消失，但立国理念和国与国相处的规则会有新的内容，使得国家的政治生活、公民的个人生活更文明，更美好。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0572625#comment 512 Mon, 12 May 2008 06:10:25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10572625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09360282


　　要讨论“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的问题，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文化，然后要在什么是“中国文化”上达成共识，另外还应该澄清“有前途”的含义。



　　广义地说，文化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所说。显而易见，我们现在不可能在这么宽泛的意义上谈文化，为了目前的目的，我只是说，“中国文化”指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所谓有前途，指能够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其核心是宪政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提供文化资源，以及在应付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时作出贡献。这样定义“中国文化”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前途当然会受到各种批评，但结合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及其争论，在这个范围内讨论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基于两种理由，我对“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抱悲观态度，这与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中国文化将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中国文化将压倒西方文化，转折点很可能就在21世纪。



　　季先生的论据有二。其一，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可能马上就要到了。我认为这个论据不值得讨论，这与算命先生的卦辞类似。



　　其二，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中国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知识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因此，只有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中国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我认为，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天人合一”决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我的两个理由中第一个是内在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没有经历革命性的变化和发展，一直停留在古代形态，所以，人们常说的文化中的“中西之争”其实是“古今之争”。我们当然不能拿古代形态的中国文化与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相比，从而断定二者的优劣，就像我们不能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相比一样。但遗憾的是，我们拿不出现代形态并且和传统有承续关系的中国文化来与西方文化相比较。



　　我的上述看法可能会从两个方面被反驳。第一，中国传统其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受佛教传入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第二，当代新儒家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进行了革命性的创造性转化。



　　回答第一点反驳，我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受佛教传入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但这些刺激和变化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和与西方大规模遭遇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惊呼，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转化为现代形态，为了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1919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靠文化的变革来应付危机。



　　回答第二点反驳，我要说，当代新儒家的成就只能算是作为学者个人的有争议的见解，我们还没有得到公认的、现代形态的新儒学。另外还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家只是力图把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引入儒学，他们未能成功地证明仅仅靠儒学的内在基因也可以生发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我的两个理由中的第二个是外在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下半叶遭到了摧残性的破坏，它很难从这种破坏中得到修复，恢复生机，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恢复生机的迹象。我想强调指出，大多数讨论中国文化前途的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摧残的事实，好像问题只是传统文化在正常状况下的自然发展。



　　谈到这第二方面时，我想具体阐发两点。第一，许多人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对旧文化的批判，不论多么激烈，只能算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内部的争鸣，文化的发展需要争论、挑战、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说到底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表现。真正的摧残是政治权力发动的体制性的、彻底的破坏。分不清这两个方面，或者不敢正视对传统文化的第二种进攻，就不能找到问题之所在。



　　第二，有人可能会认为，当前的“文化热”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迹象和开始，我要对这种看法给予否定的回答。当前的“文化热”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回归，不如说是政治和商业动机的主导。用传统文化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其后果是病态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用传统文化作为招牌，为吸引资本和促进旅游服务，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应该警惕文化因为被低俗地利用而受害。



　　关于中国文化的前途或如何使中国文化有前途的问题，余英时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短文。他在其中说，21世纪的中国人不大可能有光辉前景，21世纪将是中国知识分子赎罪的世纪。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感到悲观，但这并不是极度的、彻底的悲观，而是为了反对盲目乐观、粉饰太平的悲观。我同意余英时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为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源、动力，但是在维系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另外，台湾的经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 ]]>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09360282#comment 2097664 Mon, 28 Apr 2008 05:24:42 GMT http://622007892.qzone.qq.com/blog/1209360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