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622007929.qzone.qq.com Fri, 27 Nov 2009 22:08:06 GMT Qzone zh-cn Copyright (C), 2005-2008, Tencent Tech. Co., Ltd. Mon, 23 Nov 2009 01:11:22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938682 “中国模式”自然是相对于国际而言，其主要优势也体现在全球经济方面。所谓“中国模式”，是指国家主导下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故其基本要素一是权力的作用，二是市场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掌控主体经济，并在其它经济领域进行干预。而在国际市场上，这种模式借助于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即针对市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价格优势，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型外向经济，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繁荣是一种“搭便车”的结果，也是牺牲弱势群体利益的结果。
因此，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一模式无法学，也不能学。无法学是因为，其他国家要拥有如此低廉的劳动力和如此高的劳动强度是不可能的，劳动者的权利诉求使得以牺牲公平换取效率无法实现，也使得不惜代价地追求GDP不可想象。不能学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超前消费，如果发展中国家都采用“中国模式”，它的低价格优势也就被抵销了，而发达国家在不能降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情况下，要想在经济上不致被挤垮，只能依靠贸易壁垒，近年越来越多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证明了这一点。说到底，这种模式是利用一种不对等的经济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内不断加强国企为主的经济统制，在国际上却要比任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更坚决地维护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
这种模式能在短期内集结起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这在经济起点较低时，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大的自然灾害时，的确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常态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国内经济中，其弊病便很明显，由于市场的主导力量是权力，国进民退便是必然，即国企垄断和掠夺，民企受到压抑，而国企获得的国家投资最多，却又不将其巨额利润回馈社会。权力经济的特点就是权力缺乏制约，官权大于民权，因此必然造成权力出租、官商勾结、贪腐盛行、分配不均、贫富悬殊，公共福利政策付之阙如，社会不公现象层出不穷，造成国富民穷的现象。是的，中国的经济目前仍然发展得很快，但它已经失去了方向。
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西方已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中国试图继续“搭便车”的机遇也永远消逝了，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也无力充当全球的发动机角色，而此前为权力市场的繁荣所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必然随之出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滑，对改革的最终目的产生怀疑。从根本上讲，早期改革的成功在于解放了生产力，这个被解放的生产力就是人民大众，是公众对改革的热情和自主性、创造性，是多元的经济模式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如今，公众在改革中却感到越来越被动，内心充满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严重不满。
就经济发展而言，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也只能靠拉动内需，但拉动内需的障碍恰恰是现行的“中国模式”，是权力市场经济。因此，究竟是用强有力的权力继续支配市场，还是形成一个完全的市场模式，限制权力的作用？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受限止的权力会越来越失控和腐败，造成社会不可化解的矛盾，最终失去经济治理的能力。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建立民主法治，扶持民营经济，才能真正解决抑止内需的体制性障碍，促进普通公众的购买力需求。
如果保持清醒的话，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模式”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任务，目前更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938682#comment 136315392 Mon, 23 Nov 2009 01:11:22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938682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331773 红袖章是一种身份识别，就像制服一样，又比制服简单方便，因而所标志的不是职业性的，而是临时性的，可以看作是一种准执法。当年“红卫兵”的显著标志就是红袖章，戴上它，普通人也顿时变得威严起来，感到后面有一种强大的权力支持。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各种制服多了起来，但红袖章并没有绝迹，公共场所偶尔仍能见到有人戴着它，维持秩序和环境。这是一种中国特色，即发动群众的传统。
当权力想要实现某个压制个人的意图，往往都是借助于群众的名义与力量，这样的群众没有自主意识，需要打上引号。如果说，今天社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那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个人空间增大，“群众”逐渐变小。尤其在得风气之先的大学校园里，每个人更应当拥有自主性。所以在看到南京林业大学的做法时，我感到很惊异。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人对这种红袖章巡查感到兴趣。
我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在公共场所可以不考虑自己的行为，而是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有悖时代。大学生已经是成人了，而且他们的恋爱甚至结婚也已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学生情侣的公开亲密行为，可能主要还在于其自律。何况据报道，过分亲密行为主要指的是一人坐或躺在另一人腿上、长时间拥抱亲吻等。但如果不是长时间打量情侣的动作，又如何判断亲吻的时间？这种红袖章巡查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那个极端不尊重人的过去，即使是那些没有过分亲密的情侣，他们也会“老觉得有双眼睛在不远处盯着”，感到被人偷窥和耻笑，好象是玻璃缸里被人观赏的鱼，一点隐私权都没有了。这样做，校园倒是“清爽”了，而文明却未必。
我特别不赞成让学生来充当维持风化的角色，因为这会使他们养成干涉他人的习惯，对自己将来的恋爱也会造成心理影响。比如，一位担任巡查员的学生就说：“情侣看到我们觉得烦，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更郁闷！”他们与被监视的学生都是同学，可此时他们的角色却是一个监视者，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而权力是会让人异化的。当今中国问题的症结集中在官权太大，而民权太小。中国的未来在于年轻人，在于他们去改变权力社会。所以我认为，对未出校门的大学生，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是权利教育，而不是权力熏陶。对于校园情侣的行为，主要还在于公民权利的教育，包括公德的教育，而不是靠红袖章监督的方式。
如果一个负有教育职责的大学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全社会个人权利的维护与公民道德的提升？我们这个社会，干涉他人私事的事例太多了，而帮助他人的事例却日见稀少。原因之一即在于，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现象，权力者总是采取防堵监控的简单方式，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侵害了个人权利，恶坏了人际关系。像南林大那样，校方对巡查员还不放心，还安排了更高级的监察员，对“放水”的巡查员予以相应处罚。这种管理方式听上去就不止是可笑，而是有点可怕了。
南林大校方应当明白这一点，道德从来不是靠强制实行的，强制实行的道德就是非道德。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331773#comment 136315392 Mon, 16 Nov 2009 00:36:13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331773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103159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江苏省卫生厅和南京市卫生局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认为医护人员对于孩子的治疗没有过错。医院在对孩子的救治中存在失误，对孩子的病情估计不足，但医生不存在玩游戏、发牢骚等情况。但患者家属和网民却不能认同这种说法，认为这是主管部门在有意袒护医生。经过独立调查组的再次调查，终于承认当事医生确实存在着玩游戏和失职的事实，并做出将该医生行政开除、吊销医师执照的决定，医院负责人也受到了处分，下一步当然就是赔偿问题。
问题是，再多的赔偿能买回儿童的生命吗？能买回孩子父母一生的痛苦吗？能买回卫生机构失去的信誉吗？
我由此想到的是，为什么在行政部门或机构与公民个人发生矛盾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多数网民总是站在弱势者一边，并且最后证明他们常常是对的？在此次医患矛盾中，按说许多网民并不知道实情，他们的选边实际上是出于常识判断。这个常识就是，今天的行政部门或机构的信任度是很低的，低于作为另一方当事者的普通公民。
这不是说，弱势一方就一定是对的，更不是什么立场站队问题。无数事实证明，在目前的国情下，公民个人与行政或事业单位发生矛盾，责任往往出在后者。而主管部门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百般辩护，极力维护自己部门或机构的利益，当然也是维护其个人官位。远的例子不说，近期的例子可以举上海的“钩鱼治法”事件，相关部门都是在最后时刻，才不得不被迫承认自身的问题。
常识告诉人们，除了个别胡搅蛮缠的人以外，大多数公民个人在与具有公权力的机构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傻到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撒谎，以图从中得到好处，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揭穿，失去社会舆论的同情。而公权力则不然，他们往往居于权势地位，知道在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与个人发生矛盾时，政府机构从来都是维护单位利益，故他们才有那种其奈我何的傲慢，撒谎脸不红，羞耻心全无。这样的事例愈多，民众的思维定势就愈明确，而且结果也愈会证明其看法正确。
在儿童家属和广大网民的坚持下，此事终于得出了真相。我感到悲哀的是，网民这种判断是非的经验常识尽管证明是正确的，但并不使人感到有多么高兴，它只是表明政府公信力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当然，这次南京有关部门能够迅速成立独立调查组，最终使真相大白，并对责任者做出处理，除了媒体的介入监督外，相关部门后续的应对还是值得肯定的，体现出责任政府应有的态度。
通过这次医疗事故，我觉得唯一值得期待的是，我们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一个公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为本。在这个方面，行政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认识落在了时代后面，落在了普通公民后面，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断地去推动其改变。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103159#comment 134218240 Fri, 13 Nov 2009 09:05:59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8103159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7500392 98岁高龄去世。在卓著的科学成就之外，他们给国人留下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的教育。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今斯人已逝，但他提出的问题却仿佛成了天问。人们缅怀他的爱国主义，但仅有爱国主义是造就不了一个大科学家的，更重要的是他所受教育的环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高琨还是钱学森，他们最初受的教育都是在民国时期，后来又在美国完成专业教育。如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火箭研究。
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按说我国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不可谓不大，对人才的培养也不可谓不重视，今天的大学校园美伦美焕，甚至超过了许多美国名牌大学，可为什么六十年来就没有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自然科学大师，以致国人每年都会因中国人无缘诺贝尔奖而深受刺激。对此，钱学森曾经就教育现状指出：“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说这番话时，他心里一定很感念自己当年的导师冯·卡门，也了解目前中国的教育现状。但我觉得这样的思考还是不够，因为科学史证明，具有开创性的伟大科学家的产生不单单是一个教育问题。
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除了具有对知识的热爱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外，还要有博大的人文精神关怀。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令世人瞩目，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论证亩产百万斤却是个瑕疵，当然那是个特殊的时代，说明一个杰出科学家仅掌握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是不够的，还得具有人文的价值理性。培养一个自然科学大师亦然。因此，他欠一个反思，而这个反思本来可以使他能够更接近问题的真确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任何一个伟大科学家的诞生都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他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200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一个在大学教书的中国人告诉我，他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美国的教育并不只是为了培养大师，更多的还是人文和科学的普及教育。他说，一个国家的科学精英也就那么几百个，但它针对所有人的教育环境和自由理念，却能使得少数科学精英从大多数受教育者中脱颖而出。
他的话使我深思。反观我们的教育，这几十年来一直都很强调培养“人才”，却从来缺乏对“人”的培养。人才是从人群中产生的，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才。如果一味强调人才培养，缺乏对人的人文精神和自由理念的培养，这样产生的人才最多也就是具有工具理性，不具有原创性，更不具有崇高的价值理性，做不到康德所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包括在受到权力影响的情形下，有勇气坚持科学家的良知，反对违背科学的做法。
说到人文精神与原创性，康德还有一句名言：“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除了是对科学家个人提出的要求外，他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也同样至关重要。科学原创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心灵与独立的思考，尤其是对权威事物的怀疑精神；需要的是多元与包容的环境，包括对异端思想甚至后来证明是错误思想的包容。这不仅指自然科学方面，也应当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一个结论包含在大前提中的演绎推理，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命题的。一个只追求科学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社会，同样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
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只有人人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会形成造就伟大科学家诞生的合适土壤。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7500392#comment 134218240 Fri, 06 Nov 2009 09:39:52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7500392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951780 在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人大校长纪宝成称：“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此番话甫出便引起网民的喝彩，虽说博士官员泛滥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一位名牌大学校长口中说出，仍然令舆情莫名振奋。国人总是脱不了感动的习惯，官员争当博士，不过是说明了权力无所不能无所不争的现象，其实看看自己周围，哪一样不是在说明这样一个现实：天下好事官占多。
古代的官员自然也是要讲学历出身的，这是官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汉立经传博士，通一经则可以做官。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更是越来越讲究进士或举人出身，士人通过考试方能进入仕途，致身显宦，读一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当了然。今天官场中的博士群体，我认为应该分清两种情况。博士毕业后去当官无可厚非，只要官本位制度不变，公务员就是趋之若鹜的职业，而在职官员读博士，却会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发生关系，对学术造成损害。古代的官员是先学历而后入仕，今天的官员则是先入仕而后学历。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的现象，这在古今中外都算得上是奇观了。
在职官员当博士，自然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仕途。按说，现代的博士学位意味着一个人在某一专业领域的造诣，需要寒窗十年的苦读，并在获得学位后，继续不断地进行研究。知识的尊严就在于“为知识而知识”，但许多在职官员拿学位，却志不在此，而是另有所图，为以后的升迁打下基础。在一个学历崇拜的社会，学历越高升迁的机会就越大。似乎官员有了高学历，就真的学富五车，有了真才实学，而且还有了很高的行政能力。而官员升迁看高学历，也表明当下的选拔机制处于如何错乱的状态。事实上，许多官员获得博士学位是非常容易的，派个秘书来听听课，做做笔记，论文靠人代笔，那是大有人在。在这种不公平竞争的情形下，不仅官场学历虚假化，而且知识本身的权威也贬值了。那些靠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子，他们如何才能保持对知识的敬意？
在中国，知识从来就没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权力。官员当博士，本身就有权力出租的嫌疑，如果一个人不是握有权力的官员，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考上博士生，轻而易举地读完学业吗？今天的大学早已没有了独立性，其本身就如官场。对于那些大学和教授来说，让官员读博士，进行权学交易，同样也能借此获得权力资源，谋取现实的利益。我就见过这样的教授，为自己的博士中有官员而兴奋不已。正如有文章指出：“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这样的博士研读，不过是官场的权力游戏延伸到大学罢了，权力是获得学位的最佳途径，而学位则是获得权力的最捷方式。
要想消除这种官员博士帽满天飞的现象，就像要消除各种腐败一样，除非官员们放弃什么好处都想得到的欲望，否则手中的权力就会技痒。但这样的指望显然是靠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选拔制度，限止在职官员对高学历的追求。如果真有要想读博士的官员，就请他辞去职务，真正地去做学问，而不是混迹于职务与学业之间，无所作为，浪费教育资源与纳税人的钱。但这样的设想同样是不乐观的。只要权力无所不能，大学缺乏独立性，一顶博士帽算得了什么？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951780#comment 136315392 Sat, 31 Oct 2009 01:16:20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951780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431159 近日来，上海“钩鱼执法”的新闻屡见于报端，继张军因搭载一“胃病患者”而被以“非法运营”名义处以一万元罚款后，另一司机孙中界又因被指开黑车而不得不自残以证清白。所谓“钩鱼执法”，是交通行政执法单位为了抓住无照营运的私家车，雇用一批协管人员作为职业钩饵，假称有急事而搭载车辆，并在预定地点引君入瓮。此类事当然并非上海所独有，所以一经报道，便触动了公众神经，引起社会热议。
“黑车”的问题是因为扰乱了正常的出租车运营秩序，由于很难当场抓住，才有了“钩鱼执法”。但执法难不等于就可以采用引诱人违法的手段，以一种违法行为来处理另一种违法行为。这种行为不可避免会造成冤枉，甚至是很高的比率。而且在我看来，即使是私家车真的非法运营，其为害也远小于公权力的滥用。正如有评论所指出，这种执法既违反了法律，更摧毁了社会道德。也就是说，对于处理私车经营，权力部门选择了一种最坏的方式，最终只能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权利的越界与权力的滥用之间，我们更应当警惕后者。公权力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一种普遍权威性对社会进行管理，保护个人权利，缓和社会冲突。但由于公权力掌握了合法暴力和公共资源，因此也很容易凌驾于社会之上，一旦失控，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积怨和冲突。所以现代社会都明白这个道理，权力的滥用比权利的越界更可怕，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民个人的权益,而且正义更难得到伸张。在“钩鱼执法”的事件中，相关部门一开始表现出来的辩解、推诿，便是一种权力的傲慢，反映出目前公权与人权之间的紧张。
更有甚者，在这种“钩鱼执法”的行为中，还反映出一种可怕的意识，那就是在某些权力者那里，所有公民都可能是潜在的犯罪分子，并且利用了人的善良本能。当今社会，好人难当。善良已经成为可笑的名词和稀缺的品质。这种普遍的道德沦丧不尽是金钱使然，公权力负有更大责任。当好心的路人扶起跌倒的老人，却被判定为肇事者；当好心的司机搭载需要帮助的人，却被课以高额罚款；当官员滥用权力，为所欲为，却能稳住位置，或者换个地方东山再起。试问社会的道德还能靠什么支撑？尤其当某种欺诈行为是由执法部门所组织的，这样的社会还能有安全、信任和道德吗？
权力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否则权力就会侵犯公众的权益，成为公众的对立面。事实上，“钩鱼执法”的动机本身就是出于利益驱动。譬如，两年来仅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该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还特别提到，他们已经“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这已经不是在维持出租车市场秩序，而是在搞产业了。
而从不断披露的内幕看，这背后还存在着一个利益链。据《重庆晚报》载，那些职业“钩饵”已经形成了组织，由“钓头”与执法队联系，一个“钓头”手下有一百多“钓钩”，“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一个“钓钩”每月能挣几千元，“钓头”甚至能挣到上万元。难怪有律师指出，这种陷守法公民于非法的“钩鱼执法”已经“涉嫌有组织犯罪”。
对于如何处理类似事件，公众将拭目以待。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431159#comment 134218240 Sun, 25 Oct 2009 00:39:19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431159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262404 重庆打黑，战果累累。尤其是诸多高级警官落马，令媒体和民众大开眼界。这次打黑的形式或有争议，但也都是出以坚持法治的愿望。打黑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法治，所以手段必须与法治相符。强调维护法治的意义还在于，我们应当认识到，犯罪是一种社会常态，惩治犯罪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黑社会的性质在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渗入政府执法部门，但只要有健全独立的司法，随时随地可以对黑社会组织加以取缔，就不会使黑社会组织坐大，以致打黑高层说出“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一类的话来，让人不由得产生还是人治之感。
重庆原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的犯罪令人心惊，他身居执法部门要职，却成为黑社会组织的后台和保护伞，支持其弟媳开赌场，收受巨额贿赂，强奸未成年少女和胁迫玩弄女明星，被抓后还放出豪言：“要死大家一起死。”一个高级警官如此蔑视法律，可谓莫此为甚。而最让人心惊的是，他手下有“四大金刚”，还有市公安局下辖各总队队长，都是政府官员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中，重庆市民到底能有多少安全感，这是可想而知的。这些涉黑执法官员带给社会的警示是，法律和民主监督在重庆基本上是缺位的。
黑社会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黑。当黑社会组织与有权有势的权力勾结起来，尤其和执法部门勾结起来，法律就会崩溃，普通民众就会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这里，一个常新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强和他的手下能够身居政府要职，为什么官员的选拔常常是劣胜优汰。谁应当负失察之责？也许有人会说，文强当初也是个正直有才干的人，曾经对重庆的治安有功，只不过后来变了。然而，这变化的时间也太长了点，文强在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任上一当就是多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无人知晓，这不正恰好说明，对官员的监督机制已经完全失灵。
事实证明，当官员的升迁只是掌握在个别更高级官员手上，而官员本人也只是对上级负责时，就没有不出问题的。尤其当这个更高级官员本身就腐败的时候，问题就会更大，拉帮结派乃是必然，烂一人往往就会烂一窝。比如，文强弟媳的犯罪不是没有被发觉过，也有警察查过，但下面一个公安分局局长对此的反应却是，对忠于职守的下属大发雷霆，因为这会影响他的仕途。这说明，在某些警察眼里，腐败已经是社会的正常状态，甚至在腐败的环境中还更容易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而如果本身负有反腐之责的执法人员都是作如是想，就无怪全社会已经越来越对腐败采取宽容的态度，唯一的期望就是但愿自己运气好，不会遇到黑社会。
重庆的黑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现象，要是我们由此认为，其他地方的治安都是一派升平，没有黑社会，没有文强那样位高权重的保护伞，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如果认真查起来，各地这种现象或多或少都有存在。重庆打黑也表明，黑社会组织最怕的不是官员，而是整个社会的法治轨道。因此，要解决黑社会问题，不能靠人个魅力，靠清官政治，只能靠恒常的法治和民主监督。否则，等到公权力“逼得没办法”才想要解决黑社会问题时，整个社会已经付出了很大成本。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262404#comment 134218240 Fri, 23 Oct 2009 01:46:44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6262404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3576708 正如朱清时校长所说：“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概而言之，要破解今天大学行政化的困局，涉及到三个方面的目标：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对此，我个人抱观望态度，因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这些努力最终都可能会走样。
朱清时校长在接受采访时，实际上只谈到了教授治校，即在未来的校领导中间有一半由教授们直选产生，教授直接参与学校管理。而行政人员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只是为学校、教授服务。所谓教授治校，当是指教授群体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如果只是选出一些教授担任校领导，这样的教授治校其实早已有了，现在许多学官原本都是教师，并且仍然在带研究生。实际上，教授治校并非促进高等教育之唯一途径，当年清华大学在梅贻琦先生领导下实行教授治校，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北京大学在蒋梦麟先生领导下实行校长治校，同样成就卓著。关键还在于，校长个人是不是具有独立办学理念的教育家，今天有没有产生这样的教育家的条件。
至于大学自治，就可以讨论的现状而言，主要还是指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过大。行政干预的结果就是将大学变成了下属衙门。从短期来看，国立大学靠国家财政拨款的现状不太可能改变，必须通过某一政府部门的统筹安排，按说教育经费来自全国纳税人，教育行政部门要做的事就是当好后勤，而不是以教育经费为杠杆，成为大学的直接上级。这些年的公共课程设置、教学评估、职称评定、评级定岗等，看似为了教学，实际上都是在围绕着行政部门的指挥棒转，体现的是权力的自我证明。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大学自治就是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进一步放权，只管经费拨款，对于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则完全交由大学自己做主，而不是全国大学的教学都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起来，使得所有大学都像是一个大学的各个分校，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
无论教授治校还是大学自治，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学术自由。这是由大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大学者，不断探求知识之所也。人类认识若非已经臻于终极，思想就应无限制，学术就应无禁区，而权力干预的实质就是限制学术自由。然而，没有学术自由，何来学术创新？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价值就在这里。今天人们都赞扬梅贻琦先生的治校方略，但他最有价值之处其实是对学术自由的看法，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正是出于这种维护学术自由的思想，以及蔡、梅、蒋诸先生所力挺的制度保证，当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才有了辉煌成就。今天的大学校长，即使有这样的认识，能有这样的权限与魄力吗？
我佩服朱清时校长的改革决心，改革需要勇于探索的有识之士，但我也曾看到许多大学声言改革，热闹一阵，结果却是虎头蛇尾。至于目前所谓的一些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权力对学术的进一步干预，用各种繁琐的科研教学成果检查来体现官员的政绩，限制学术与教学的自由。说到底，教育改革需要大环境。只有当整个社会的体制改革启动之时，大学改革才会真正进入快车道，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才不仅是一句空话，而是成为中国教育的现实。
]]>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3576708#comment 136315392 Mon, 21 Sep 2009 23:45:08 GMT http://622007929.qzone.qq.com/blog/1253576708